我正在收拾房间，赖雅来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头发梳理过，但是因为有风，稍稍有点零乱，脚上一双宽大的半旧的帆布鞋被露水打湿。他手里握住一把刚刚采下的野花：“女孩，早上好。”他微微笑着站在门外，早晨明亮的光线从他背后照过来，花白的头发，明亮的眼睛，有点落拓，也有点浪子的洒脱，再加上手中那一束野花，还是我最喜爱的水手蓝的野花，真有点让我喜出望外。我惊叫起来：“啊，好漂亮的野花。”他说：“你不知道吗？这是美国最有名的野花，蓝帽子花。你看看，像不像一顶顶女孩子们喜欢的蓝色小帽子？”我凑近了一看，像，真像蓝色的小帽子。他快步进来，找了一只玻璃杯，灌满了水，将那束蓝帽子花放在我的书桌上，木屋内顿时生动起来。我在后面看着他，心里却在想：这老家伙玩起浪漫来可一点不输小伙子，他这漫漫一生，在美国，在好莱坞，面对无数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不知起过多少花心。我喜欢这样浪漫不羁、经历丰富的老男人。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满足我伤痕累累、同样历尽沧桑的心。

    春天已经来到这片山野，冰雪融化，松林间野草野花疯长起来，没几天时间就是青绿色一片，到处充满勃勃生机。我和赖雅去木屋外的松林间散步。这条路我们走过很多次，慢慢就在青草间踏出一条小路。这是六月的午后，因为季节的关系，这里春天才姗姗而来，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与上海的三月感觉差不多。也许，全世界的春天都是一样的。只是这里没有杨柳，看不到柳絮纷飞如雪的样子。我心情很好，微笑着走在他的身边。有时候快步上前，弯腰采下一朵野花，那就是蓝帽子花，我把花贴在鬓边比一比，然后又放下。

    赖雅快步走上来，额角沁出密密的汗水。我们走到一处平坦的草地上，我解下围巾铺在地上，然后一同坐下来。赖雅看了我一眼：“你在香港，或上海，都做过什么职业？”我说：“我一直是作家，全职作家。在香港，我做过一阵临时性的翻译，很短的时间。”他点点头，然后说：“我做过记者，我怀念那样的时光。那时候我年轻，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你一定没有出生。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作，写报道，写杂文，也写电影剧本。后来在好莱坞混过一段时间，我写过很多剧本——”我转过脸看着他：“这和我太相像了，我也写过很多剧本，在上海。你的剧本都拍了吗？说不定我还看过呢。”赖雅说：“拍了呀，当然拍了，不拍的剧本，放在抽屉里，那不算。拍我电影的，米高梅，雷电华，好莱坞的七大制片公司都拍过我的电影。”我专注地看着他：“那你报出名字看看。”他想了想，说：“很多都是几人合作的，《世界、肉体、魔鬼》是由我一人编剧，但是米高梅公司一直还没有发行。这个片子阵容最强大：黑人歌星兼影星贝拉方德、梅尔菲勒等出演曼哈顿被炸毁后仅存的几个人，这部影片是近似科幻片的灾难片。我还有至少六部小说搬上银幕，只有其中一部《等一会儿太阳就要出来了，耐莉》不是我编剧的，这部影片由二十一世纪福斯公司发行。”我说：“是吗，那你在电影创作上是我的老师，好莱坞的大牌编剧，你肯定挣了不少钱。”他抬起目光，眺望着远处：“嗯，挣了太多的钱，一个时期，钱多得花不完，夜夜狂欢，身边朋友多得数不清，大家都花我的钱，连德国共产党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也来找我，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说：“布来希特？他现在可是大名鼎鼎的名人。”他说：“那是，他太有名了，来信让我去德国跟他混，我很高兴，变卖一切去了德国找他，他又冷淡我，不太理睬。”我摇摇头，说：“那你，不是很生气吗？”他转身好像无所适从的样子，手揪着地上野草，然后说：“男人嘛，算啦，这是命中注定的，奈何不得。我现在无家可归，流落到这里，也是命中注定，我不在意，谁让我攒几个钱就玩，花光了再挣。所以我的太太和女儿离开我，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还会再写小说的，我有十年不写小说了，来文艺营就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说：“我很想看你写的小说。”他说：“我手头已没有，我最后一部小说是十年前出版的，叫《我听他们歌唱》，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仍然有，我借出来看过，可能看的人很多，那本书就翻得有点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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