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时我发现门洞大开，屋子里东西散乱地扔了一地，包括我的手稿和姑姑让我带着的私家照相簿。很明显，我们遭劫了。小偷可能看我们实在太穷了，相当生气，把放在箱子里来不及整理的东西扔了一地。但是我们还是损失惨重，包括姑姑让我带的那几样老货，全被梁上君子悉数拿走。给我们剩下的，就是一个扔满了手稿的空房子。这个小偷可能也没什么文化，不懂得手稿珍贵，只将它们当成废纸。
我目睹此景几乎瘫在地上，赖雅倒不显得太吃惊，也许在他的生命里，饱经过更为惨烈的天灾人祸。遭遇到小偷，对他来说不值一提。他平静地坐着，看着面色悲伤的我，宽慰地笑着：“女孩，别难过，别难过，好在我们没损失什么，我们的银行，就在我们身上。”他的气色明显好转，坐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试图要收拾屋子。我注意到他的身手，比较灵活，这多少让我安慰。他确实在慢慢恢复，虽然很缓慢，但是毕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想，老天不会总是瞎了眼，他会眷顾着我们。我们也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俩人的好日子，肯定还在后面。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房子重新收拾得整整齐齐，赖雅也配合我干活。几天后，他就能下楼了，帮着我做杂务，比如跑邮局和银行，到杂货店买拖把和水桶、刷子等等。起初我不放心：“还是我去吧，你在家里帮我守着门。”他似乎想逞能，这一点他有点像小男孩，希望得到妈妈的夸赞。他说：“我行，我行的，没事。走了，女孩。”我还想说什么，他已经随手带上沉重的铁门，下楼了。我站在窗口眺望楼下的出口，好半天才看到他出现，原来他手上还提着个垃圾袋，满满一袋垃圾。虽然他的脚步有点摇晃，但他走得相当有力，我一路替他担心着，怕他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但是他很快就走到小区门前，走到马路上去。我缩回来，窃笑着，然后忙着擦抹窗台上的灰尘。有时候我停下手里的活计，来到窗台旁眺望着他，我怕他瘫倒在马路上。还好，一个小时之后，当我擦完两个很大的窗台时，他提着几样东西回来了。他走得比去时更加有力，也许是故意做给我看的，我会心地笑了起来。突然我意外地发现，他手里多了一束花，似乎是玫瑰花。这个调皮的老男孩，这个长不大的老男孩，这不过节又不过生日，买什么花，而且还是玫瑰。省几个钱不如买些面条和面包。对我和他来说，这样的食物更显得重要。我这样想着，心里还是很快乐，因为买花几乎是他的习惯，而且他总是给我买玫瑰。对他来说，买花就如同买菜一样平常，这倒是他的一个良好习惯。
我丢下抹布，亲身进了厨房，然后拿起一只玻璃杯倒满了水，在他进门的一刹那，我就把水杯递到他面前。他孩子气地笑起来：“真是一个调皮的坏女孩，一直在偷偷看着我。”他喘着气，那样子更像一个男孩。他把花插进玻璃杯中，放在我们的桌上，然后大声地说：“我说过不要紧的，我们的好日子重新又回来啦。”
好日子终于来了，我获得Edward Mac Dowell Colony的写作奖金，炎樱在报上看到消息，第二天就赶来看望我们。赖雅把时间让给我们，他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他一走，炎樱就凑近我笑起来：“一个东方女人，绝对和一个西方老浪子过不到一起，你们在一起，就两个字：盲婚，绝对的盲婚。”她得意洋洋地说着。我一看就来气：“盲婚也好，哑嫁也好，那是别人的说辞，只要我和他过得幸福就好，就如同适之先生和他的胡太太，你说他是盲婚，我说他是哑嫁，但是他们一辈子白头到老，就是幸福。你不是盲婚，你也不是哑嫁，你看看，你一个又一个，从日本到美国，你幸福吗？”炎樱不屑地耸耸肩：“哼，我才幸福呢。上海不是有一首歌谣吗？盲婚害人事冇（没）假，强迫包办系爹妈，硬将女儿作牛马，信实媒人嘅（的）大话”。看她那滑稽的样子，我忍不住笑起来。她说：“我是无法想象，一个反封建的斗士，最后怎么会向一双三寸金莲妥协？我同样也不明白，一个贵族——”家里的电话就在这时骤然响起，警察通知我，赖雅倒在公园里，看样子好像中风了，我一下子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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