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她的印象很模糊,有时候很淡漠。很多年里家里没有她这个人,并不缺少什么。她也很少回来,我对她很陌生,甚至有点怕她。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她的人生,与一般的做太太的女性完全不同,她亦中亦西,又非中非西,她以东方的人情世故之心去交结西方,又以西方式的对自由的狂热来抵挡东方给予她的束缚。东方给了她一双小脚,西方给了她以小脚走天下的勇气,在当时,她的行动算得上石破天惊。她是名门之后,却是一个叛逆者,眼界开阔,见多识广,身上也绝没有大家族遗少们那种依赖传统的惰性。应该说她是一个传奇女子,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们一生其实很少在一起,即便在一起也不亲。但是,她还是全方位地影响了我,比如喜爱精致的妆容,摩登时尚的衣裳。比如叛逆的个性,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艺术的热爱——包括她对绘画的痴迷,这一点也影响到我。她和我说过的,当年徐悲鸿和蒋碧微去欧洲举行画展,路过巴黎时,曾和她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们住在二楼,她住在四楼,她学油画很多年,她爱学校里弥漫的空气,爱艺术家的浪漫气息。可是真学起画来,又少了一点狠劲,也没有大的作为。她好像并不太在意这些事,轻易地就将画笔放下,到处跑去玩。她像个无脚鸟,到处飞,到处玩,就是贪玩害了她,她这辈子命该如此,也不必替她遗憾。至少在她那个年代,她一个小脚女人,能逃出婚姻的牢笼到国外,活得这般潇洒这般精彩,这般兴兴轰轰,是没有前例的。我心心念念向往国外的自由,也是受着她的影响。尽管我和她一点不亲,但是她是我的母亲,我的血管里流着她的热血。
自此之后我再没有接到她的来信,没钱去看望她,也没有办法和她联系,我只是心慌意乱地度着日子。有时候焦急得要命,有时候又很无奈。有时候半夜惊醒,有时走在半路上,在一条街道汹涌的人流里想号啕大哭,感到大难来临。是的,人生对我而言是蛮荒的,和赖雅在一起,会有片刻的温暖和安宁。但是只要一个人独处,就会有大难来临的感觉。我觉得活着就是喘息,然后等待大难来临。
大难终于来了,快过新年的时候,邮差终于敲开了我们的门。他穿着绿色的雨衣,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他浑身上下雨水淋漓。他的脚边放着一个很大的纸板箱,他要我签字,我知道大难临头了。还是赖雅镇定,他看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上前帮我签了字。我知道是母亲那边寄来的,赖雅找来剪刀剪开箱子,里面全是母亲的用品,还有古董,还有一些她没有用完的钱,以及散乱的照片。悲伤的气息像烟雾一样充斥着这间小小的房子,我瘫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也哭不出来,就是看着赖雅在收拾那个因漫长旅途磨烂了的纸板箱。
赖雅后来从中翻出一些照片,大多数是我熟悉的。我接过一张,照片中母亲专注地看着我,她的嘴唇那样富有生命活力。还有一些是我和弟弟的照片,有张是我成年后照的,长长的头发,略略低眉,那次回国她看到这张照片说:“这才像个女孩样子。”后来她将这张照片带走了。现在,它们绕了一圈,又回到我这里,物归原主。将来我死了,它们又不知漂到哪里。
赖雅拿起母亲的一张照片,看了又看,轻声说:“就像一部小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后来我一病不起,整整病倒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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