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终于挨过去了，时间是最好的健忘药，再大的天灾人祸，总会被光阴之水渐渐冲淡。两个月后，我从病中康复起来，赖雅也慢慢好起来。我们开始整理母亲寄来的纸箱子，赖雅像个小男孩一样，对我和我母亲这样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女人十分好奇，他把那些古董拿起来，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女孩，这些都是怎么来的？”我没有兴趣回答他，他有时候就是个孩子，有十万个为什么，你要是回答起来就是没完没了。那时候我们的日子仍然难以为继、捉襟见肘。赖雅只有四十美元的社保，还有偶尔的一点版税。这点钱根本不够我们的开销，而我的《粉泪》遭到拒绝，不知道下一笔收入在哪里。宋淇先生帮我张罗的电影剧本成为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母亲的古董还是帮了我们大忙。我先卖了一件，得到620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我们很兴奋，赖雅决定到波士顿看望他的表兄弟哈勃许塔脱，顺便把我介绍给他们，我知道他是想把我当宝贝一样展现在他的亲友们面前。

    哈勃许塔脱的妻子露芭开车过来接我们，我盘着爱司头，穿着母亲的枣红色披肩，四周都是拖拖拉拉的流苏。她一眼见到我面露惊喜，然后对赖雅说：“摩登的东方女人，令人惊艳。”她以为我不懂英语，她过分的赞美让我不太舒服。但是看得出赖雅很得意，似乎他从来不曾在亲友面前如此得意过。露芭是个热情的女人，至少比赖雅的女儿菲丝热情，我很快就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在波士顿市中心的派克旅馆（parkerhouse）一直谈到深夜。送她走的时候我顺便和赖雅一起欣赏市容，那里是波士顿最古老的城区，老房子老街道，有一种独特的欧洲情趣和魅力。我带着赖雅到最老版的餐馆牡蛎饭店和邓琴饭店去吃饭，那里金碧辉煌的吊灯和穿燕尾服、拉小提琴的侍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赖雅说：“我三十年前在好莱坞走红时，曾经和几个朋友到过这里，纯粹是来胡闹、玩。几十年过去了，这里一点没变。如今我又坐在这里，应该感谢你，女孩。”我说：“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感谢我母亲。”他突然幽默地说：“那么，也应该感谢李鸿章和张佩纶。”我笑起来，他倒是说到根子上。不管是李家，还是张家，我对这两个家族都没有好感。但是无论我母亲，还是我，都切切实实地享受到这两个家族的庇护和福荫。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肯定会过得更加窘迫，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我就是上海街头那些卖草炉饼的穷人。

    侍者停止了拉琴，菜上来了，都是美国殖民时期的菜，每一盘都是结结实实得多。可想而知，那时候美国还是穷人多，吃饭只求数量不讲质量，像乡下人。起码对我来说，那些菜都不对胃口。赖雅也吃得不多，只有一道草莓蛋糕令人喜爱。这也不奇怪，蛋糕一向是我的最爱，草莓刚刚上市，很新鲜。在上海或香港，是很难吃到这么新鲜可爱的草莓。

    吃完了饭我们去逛了唐人街，在眼镜店里又各自配了一副眼镜。在卡泼莱广场，我买了四磅咖啡，满满一大包，还采购了别的一些物品，然后将它们托运到彼得堡。我和赖雅两手空空，十分自在。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去拜访了哈勃许塔脱的家，享用了露芭亲手做的午餐。顺便拐进了康桥的哈佛图书馆看书，借阅了一些参考资料。最后又回到邓琴饭店，享用了一次最后的午餐。我是不太感兴趣，但是如此著名的饭店，今后肯定难以再来，我愿意陪着赖雅再来一次，只为这种殖民的情调，只为了让他高兴。

    回彼得堡的路上我和赖雅起了争执，我只要一提离开彼得堡，赖雅肯定不开心。他说：“我漂泊游荡了四十年，彼得堡像一个避难所庇护着我，可爱的彼得堡，乡村一样安静，我离不开它。”他这样的话说过很多遍，我一听就很反感。他在这方面很自私，根本不考虑到我。我反驳他：“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我喜欢城市的热闹，对这种和乡下差不了多少的小镇生活，我是难以忍受的。我忍受了好几年，再不离开，我可能要死在这里。”赖雅不说话，我又补充了一句：“在这个小镇，你说有什么机会？一点机会也没有，我为什么要来美国？”赖雅不说话，偷偷瞄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委屈和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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