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雅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鲸鱼，庞大的身躯令我望而生畏，我即便站在床上，使劲浑身力气也拖不动他，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像一棵苍老的被狂风吹倒的大树，慢慢地衰败、死亡，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现在不怎么吃，有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嘴唇半张微合，如同死了一样。我在卫生间清洗粘着他大便的毛巾，听不到他发出的一点声音，叫了他一声，也没有回应。我赶紧来到床边，用手在他嘴边试试，发现有微弱的气流，证明他还活着，我就稍稍放下心，回到卫生间继续清洗。他可以一连许多天不吃不喝，有时候又清醒一下，轻轻啜泣，认为他拖累了我。他哭泣的时候我也会心酸，也会流泪。我不再安慰他，不再给予温暖，我心憔力悴，有时候甚至巴不得他早一点离开。这样他不必受罪，我也不必受罪。

    来迈阿密转眼就是半年，我几乎没有参加过校方的任何活动，他们会通知我，但是我不去。仅仅是照顾赖雅就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对于任何社会活动我丝毫提不起兴趣。我不拿他们的薪水，连免费午餐也只吃过有限的三四次。除了写作，我对校方没有任何义务。

    这时候有些议论慢慢传到我的耳中，快放秋假的时候，我每星期都会去学校给我准备的办公室，不过我有意错开作息表，一般是等到别人下班时才去。走在长长的昏暗的空无一人的楼道中，我有一种安全感。当然，我也是到这个时候才会有空，通常这个时候都是赖雅昏睡的时刻。这天我正弯腰开门，光线太暗，钥匙总是对不准锁孔。哈维荷斯脱教授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我向他点头问好，他跟着我进了办公室，微笑着说：“张女士一向很忙的，我看了你向学校递交的报告，这半年写了很多作品。”我说：“平时照顾先生和忙着做一日三餐，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真正用于写作的时间，其实很少。”哈维荷斯脱说：“有时间张女士还是应该多参加校方活动，学校董事们因为张女士不肯露面，都有看法。”我点点头，表明我知道。但是我不打算沟通，也不打算改变，我一心想离开这里，已向多个文艺团体发出求职申请。

    半个月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受了我的申请，资助我翻译中国晚清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他们提供食宿和生活补贴。收到信后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终于可以离开迈阿密大学了。人家对你已经很感冒，你却要赖在此地不走，这种滋味实在令人难受。但是我有我的苦衷，不支付薪水，还要我每星期准备好论题与师生交流，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不说我一向不爱抛头露面，即便我是一个口齿伶俐的人，要每周一次准备文学话题，这也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差不多我的空闲时间要全部花在这上面，这是我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项工作适合我，他们完全不干涉我的工作，提供食宿和生活补贴。《海上花列传》又是我极其熟悉和喜欢的，我恨不得马上就赶到基金会。这时候中间插进来一件事，美国另一所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福伦兹教授主办一场东西文学研究会，希望邀请一位资深的中国作家来参加，有人向他推荐了我。想到与迈阿密大学弄僵了的关系，长期这样脱离社会毕竟不好，我破例参加了福伦兹这个研讨会，请了一个小时工来照顾赖雅。

    下车的时候，一位操山东口音的中国男子来接我，他一眼就在人流里发现了我，挤过人群上前说：“张爱玲老师，您好，福伦兹教授派我来接你，我叫庄信正，是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对张老师的作品相当熟悉。”我向他点头微笑，他看上去三十出头，有一种中国人的朴实，令人信赖。我坐着他的车前往印第安纳大学，一路上他谈起《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如数家珍，许多情节他竟然能背诵，令人惊讶。但是他并不卖弄，平静地低调地和我谈着我的小说。

    汽车开进了校园，他停了一会儿，回到汽车时我才发现原来他去他的住处拿来一摞报纸杂志，上面有他发表的研究我作品的论文。他说：“这是我的一己之见，可能不对您的心思，但是我想，您是允许我这样解读的，也许是误读。”我翻看着杂志，心里对他只有感动。只有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写作才有意义。

    福伦兹教授主办的东西文学研究会只开了两天，我也没有发言，只是静静地听着各位教授的讲演。主讲的福伦兹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我，还将我介绍给与会者，我像只大猩猩一样站起来向众人点头致意。结束后庄信正送我上车，把他的通信地址给了我，让我有事和他联系。

    回到迈阿密的当夜，我烧了一桶热水，费尽了力气给鲸鱼似的赖雅擦了身子。洗完后差不多快半夜了，我浑身大汗淋漓，差点累得虚脱。但是我还是咬着牙将他的衣服洗完、烘干。这时候天快亮了，我约好的搬家工人也来了，这是我定下的时间。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像我悄悄地来一样，我拖着赖雅这条大鲸鱼，又悄悄地离开迈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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