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工作是陈世骧先生帮助我获得的，陈先生就在柏克莱大学教书，一直关注我的创作与生活。我给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递交的申请书正好落在他的手里，他当然求之不得，认定我做这份工作再合适不过。我重新回到洛杉矶，住进了柏克莱大学提供的宿舍。对于洛杉矶我自然很熟悉，从前和赖雅在这里生活过，但是现在孤身一人，也不会再有心思出门看风景。陈世骧先生待我很好，经常会来看望我。我们总是在办公室见面，他很安静，不多说话。每次我把做好的工作文案交给他，他总说好。不知道是发自内心还是言不由衷，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我也习惯了这种生活，以为会一直持续下去。到了第二年，陈世骧先生因病去世，换了一位负责人，我感到他对我不喜欢抛头露面的行为相当反感，这个是我固有的习惯，我没有办法改变，这时候我再度萌生离职的念头。就在这时候，我收到一封王祯和的来信，他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的地址，借着出差美国的机会，要来看我。
我想起当年台湾的花莲之行，虽然恍如隔世，但是记忆告诉我那是美好的东西，值得珍惜。王祯和从台大毕业后进入国泰航空公司工作，每年有多次免费来美国的机会，他后来也写出了许多很不错的乡土小说。我在报上看到评价，很为他高兴，当然也想见一见他，我还为他安排好旅馆。我们约定了时间，但是我在柏克莱大学等了整整一天，也没有等到他。后来收到一封他从台湾发来的信，原来那天他迷路了，找不到我说的那条路。他为什么不叫一辆计程车？我不能理解他，只好放下这件事。因为当天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头痛剧烈，几乎要呕吐。
和离开迈阿密大学一样，我再度悄悄离开柏克莱。这时候我已无处可去，只好租住在洛杉矶。这些年我一直在美国各地飘零，从来没有固定住所，就在洛杉矶各个低档的住宅小区间游荡。搬家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平均一个礼拜要搬一次。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搬家，是因为要躲避跳蚤，南美种的跳蚤。我多年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人生是一件华美的袍子，爬满蚤子——这个蚤子，应该就是我在加州遇到的那种无法摆脱的南美种的跳蚤。
我不知道该如何来描写那种跳蚤，它们小得用肉眼根本看不见，但是无处不在，任何牌子的杀虫剂根本杀不死它。我常常将被子、床单、枕头全放在浴缸里，烧上滚烫的开水倒进去。然后再清洗晾干，以为会睡上一个安稳觉。后来发现根本不行，一到半夜，被窝睡暖了之后，先是身上某个地方发痒，那是跳蚤在蠢蠢欲动。不一会儿，这里那里，各个角落都有跳蚤在活动。翻身起床又找不到，只见身上处处红包，到最后染上痛苦无比的皮肤病，不流血，也不结痂，只是那个地方钻心地痒，皮肤变粗变厚，如同猪皮或牛皮。我没有选择，只有搬家。搬到最后，只能住到汽车旅馆里，所有的东西全抛弃了，只有几只纸箱子跟着我。
我最后发现美国的汽车旅馆太适合我了，因为是汽车旅馆，它一般都在城郊，比较便宜。另外有服务员打扫卫生，不用我费心，而且它提供洗漱用品，都是一次性的，这一点让我喜欢。我差不多尽可能地使用一次性用品，包括拖鞋和袜子。吃的方面我很早就不开伙了，都是去超市买面包和牛奶、奶酪等速食。因为搬家次数太多，我丢弃了不少东西，甚至把呕心沥血写成的《海上花列传》英译稿也弄丢了。紧接着，我的护照也搞丢了，这份护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在身边，放在一个纸袋里，就压在枕头下。我那天外出买食品，只有清洁工进来房间，我断定就是她们拿走了我的那个纸袋，但是她死活不承认，我也没有办法，唯有报警。
来了两个年轻漂亮的警察，做笔录时问我：“纸袋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有我的美国公民身份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一部书稿，是我几年工作的结果。”警察问我：“您是作家？”我点点头，他又问：“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我说：“我不能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就做这项工作，差不多十八年。”警察听得一头雾水，却只能照实把它记录下来。
正好当天接到庄信正的来信，我叨唠着，把这件事说给他听，并对即将到来的搬家充满恐慌。很快，我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上说：“没事的，今后你搬家再不用操心。我给你介绍了一个在洛杉矶的好朋友，他叫林式同，是著名的建筑师，就在洛杉矶造房子，你的困难全由他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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