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冠出版公司将十五册《张爱玲全集》出齐的时候，炎樱在纽约去世。得到她先生George的来信我并不难过，后来这些年我们来往很少，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总是劝我买股票，这让我很反感。我不给她回信，但是隔上一年半载，她会给我写信，告诉我她的近况，说George一直宠着她，她仍然像十七岁的少女。我没法再看下去，她的好几封信我几乎不看。通常的情况是我隔上一年，或者隔上三年才看三年前的来信。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概念，死亡或活着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总以为和炎樱的交往是前世发生的事，今生只是一个收梢。

    我放下信没有回，我也是个即将死亡的人，对活着的人没有太大兴趣。我的心里全是死去的人，他们把我的一部分生命也带走了。我活着，是为了一步步走向死亡。所以对信件、电话等一切人生联络，统统没有兴趣。还有那令人烦恼的跳蚤，它们永远都在骚扰我，大概只有等我死了它们才会远离我。即便我将头发剪得很短，短到头皮里，它们也有办法藏到假发套上。

    这一次我有半年没有去取信，狭小的信箱塞得满满当当，想抽也抽不出来。邮局那个冷漠的女员工看着我，袖手旁观：“我不可能为你这样的人服务，你应当换一家离你近一点的邮局，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我告诉她：“我很忙，没时间写信告诉人家我的新地址。”她恨恨地说：“那你就别和他人联系。”我抱着信件离开时对她说：“对不起，我以后再不来取了，随你怎么处理，好吗？”被邮局员工骂对我来说已成为习惯。

    我将信件一一看过，皇冠出版公司的来信打动了我，说很多“张迷”都想看看我，他们计划为我出版一本图文集。另外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给了我一个特别成就奖，让我给他们寄一张近照，要登在报纸上。信来了很长时间，我猜想他们比较急。他们的想法与我的想法也不谋而合，我来日不多，从上海带出来的照片在我死后将不知所终，不如我先印刷出来，也算留下一些记忆。我说过的，照片不过是一地瓜子壳，被人扫去当成了垃圾。但是有人想看，就让他们看吧，我是要把我的东西能留的全留下。

    那半个月时间我就在家里翻检旧照片，从一直跟随着我的纸板箱子，甚至从冰箱夹层里，我把姑姑交给我的旧照片，包括母亲去世时寄来的照片全部翻检了一遍。我是装在防水袋里，怕潮湿，毁了那些我曾经喜爱的照片。那个袋子打开，第一张就是我三岁时肥嘟嘟的照片，再来的是弟弟、祖母、母亲和姑姑，还有我和炎樱装腔作势的青春岁月。往事那么清晰，老电影一样往回放，这是我经历过的生命，我的生命与岁月。我昨天做了什么，现在完全记不清，但是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现在清晰如昨。没有桌子，我把照片全铺排在床铺上。按时间次序排在一起，看了又看，挑了又挑，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应该是现在的照片吧，何况《中国时报》也需要。

    我正在想着应该去拍照，超市送货员提着三袋食品上楼，我连超市现在都很少去了。他们敲门，我将门开了一个门缝，将钱递出去，接过食品。我发现一只纸盒外面还包着一张昨天的华文报纸，上面刊着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大幅标题是：主席金日成昨猝逝——我灵机一动，下午带着它来到照相馆。戴上假发，涂上淡银色的唇膏，将报纸折了又折，只露出那一行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然后拿起来，站到镜头前——

    我后来把这张照片放在《对照记》的首页，并写下了文字说明：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

    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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