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果断进入，断然抽身
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可有贪心，更不能贪得无厌，这个道理李嘉诚从开始创业之时就懂得。
李嘉诚是靠一招鲜，赢得了事业的辉煌发展。但如果他一直靠着一招鲜，那么，今天的李嘉诚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他的成功就在于及时放弃了帮他成功的塑胶花产品，而选择了另一种产业。
在塑胶业界经历了一番风风雨雨的李嘉诚，终于在商海中站稳了脚跟，并且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美誉，赚得盘满钵满。
然而，物极必反。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以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是社会快节奏的产物，只能风行一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将趋向于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怎样也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卉。
处于全港塑胶业领先地位的李嘉诚，空闲之余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间会结束呢？虽然长江公司拥有稳固的大客户，同时又是塑胶业的龙头老大，不用发愁市场问题。但如果整个行业在走下坡路，长江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着警钟。香港塑胶厂已是遍地开花，塑胶花简直都快泛滥成灾了。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为1900家，1972年则猛增至3358家。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由1960年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上升到1972年的13．21％。并且，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或兼营塑胶花的。
李嘉诚深知，塑胶花业之所以这样兴旺，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产品本身所具备的某些优点，另一方面是它迎合了人们追求时髦的心理，甚至后者才是最为主要的因素。曾几何时，富人穷人，全都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可是没过多久塑胶裤带便逐渐地无人问津了，因为人们发现还是真皮裤带好。
塑胶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尽管塑胶花可以变幻无穷，但无论怎么变最终还是塑胶花，绝对无法完全替代充满自然气息的植物花。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又重新种上了天然的植物花。在国际塑胶花市场，发达国家的需求量日益减少，已形成了严重积压的局面。市场已开始逐渐地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倾斜了，而这些国家，也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塑胶花。
在香港，劳工工资逐年递增，劳动力不再低廉。由于塑胶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一定不会长远。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生产过滥和欧美市场的萎缩。虽然积压并没有造成大灾难，也还不至于直接影响到长江，却引起了李嘉诚的高度重视。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分析，李嘉诚未雨绸缪地采取了应变行动。他的未雨绸缪，不是增加投资，强化竞争能力，而是采取一种方式，即渐渐从塑胶花市场中淡出，慢慢放弃这个使他成名的产业。他渐渐开始把全部精力投注于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也是他从商以来，在心中渐渐酝酿成形的宏伟抱负。与塑胶花相比，后者在他的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也正是由于他后来实现了这一抱负，舆论界才给他加上了“超人”的桂冠。
识时务者为俊杰，拿得起，放得下，李嘉诚正是这样一位商界奇才。李嘉诚是第一个进入塑胶花领域的商人，赚了一大笔之后，他又审时度势，激流勇退。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他都占尽了先机。
做生意就是这样，该投入时就要果断投入，该撤离时也不能有丝毫犹豫，要义无反顾地离开。从某一方面而言，只有勇于放弃的投资人才会大有作为。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自然也适用于投资界。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着该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拿得起”，但真正到了需要“放下”的时候，就会犹犹豫豫，不甘不愿。实际上，没有永远赢利的业务，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应该学会放弃，利用从事前一种业务所积蓄的力量，可以轻松地开展下一个业务。业务不断转移更换，但保持赢利这一核心不变。
在商场中，勇于撤退的实例很多。例如香港“假发之父”刘文汉发现美国盛行“假发热”，于是断定善于跟风赶潮的香港必定会步其后尘，所以抢先在香港成立假发制造公司。结果真如他所料，大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料定假发热只会维持一时，不会长久，于是在市场攀到高峰时，他又及时退出假发市场，并携资移居澳大利亚，开创新的事业。没过多久，事实就证明了刘文汉判断的准确性。美国的“假发热”消退，香港的假发制造厂家也纷纷倒闭。此时，香港假发业的开拓者刘文汉，却在隔岸观火。
尽管李嘉诚果断收手，退出了塑胶业，但无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到怎样庞大，获得的盛誉有多少，他都永远不会忘记从事塑胶花生产的那段岁月。是塑胶花把他引入了辉煌事业的大门，给了他实现远大抱负的信心，也使他的意志力得到了磨炼。
李嘉诚回首这段岁月说：“虽历经坎坷，但从未徘徊不前。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信誉、诚实也是生命，有时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李嘉诚在后来的创业中一直牢记这些经验和教训，使他的事业走向了更大的成功。
所以，无论我们目前正在做什么，不管是不是我们最终所愿意干的，都应该尽力干好它。人生的征程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走，每一步都可能是决定未来成功的因素。脚踏实地，善待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投资金律]
“鹰立似虎，虎行似病”这都是动物为捕获食物而麻痹猎物的一种手段，但一日时机成熟就立即出动。一个人有把握确信一个行业的美好前景时，就应果断地进入。不然，就会丧失先机。反之，当你看到正从事的行业前景不妙时，就应断然抽身。
2．激流勇退，善于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很多像太古船坞、黄埔码头和九龙仓这样的沿海重要口岸都被英资占据着，其潜在的巨大利润华人商行都无法插手，只能眼睁睁看着英资商行在那些黄金口岸修建住宅区大赚特赚。当时，李嘉诚已经在和置地公司的交锋中获得胜利，再加上他获悉中国大陆要搞经济改革，香港华资应该会有良好的发展，于是便确立了全面进攻英资领地的发展目标。
要对英资进行挑战，哪里才是最好的突破点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嘉诚决定将九龙仓码头作为自己的首要进攻目标。应该说，选择九龙仓是比较明智的选择。首先，因为九龙仓的地理位置优越，不管用来发展货柜码头业务还是从事房地产，九龙仓都是一个绝佳的地方。其次，九龙仓当时的股价还非常低迷，一直到1977年底，都在每股13～14港币左右徘徊，而资产值却为每股50元港币左右。并且，当时九龙仓的大股东置地公司，对于九龙仓的股权持有还不到两成。李嘉诚看准这个时机，开始不动声色地收购九龙仓的股份。
谁知，就在李嘉诚聚集力量准备把置地杀个措手不及的时候，精明的置地也闻风而动，开始在市场上购回九龙仓的股权，进行反收购。在你来我往的争斗中，九龙仓的股价在1978年底已经被炒到了每股46元港币的历史最高价格。
若要与置地公司竞争取得绝对的胜利，李嘉诚心里也算了一下，必须要取得九龙仓50％以上的控股权。而当时李嘉诚和他的长江实业能力如何呢？李嘉诚自己心知肚明，凭借自己当时的能力，根本难以和置地公司在九龙仓这个问题上抗衡。
当时，汇丰银行大班沈弼来做说客，请他及早退出争夺九龙仓的商战。李嘉诚因为明白自己的实力和水准还对别人够不上威胁，而且拖下去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今后的发展，那才真叫“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所以，面对沈弼的游说，李嘉诚很快就决定从九龙仓的争夺战中抽身。
后来，因为了解船王包玉刚对九龙仓争得厉害，从双方的利益考虑，李嘉诚把自己所持有的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票转让给包玉刚。当时买进的价格为每股10～30元港币，脱手转让的价格为每股30多元港币，李嘉诚一下子就在包玉刚那里赚得数千万港币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李嘉诚还通过包玉刚，从汇丰银行那里接到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开始转为策划对和记黄埔的收购。
后来的局势是怎么变化的呢？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自己已购得20％左右的九龙仓股票。于是，九龙仓负责人纽必坚不得不允许自己的眼中钉——包玉刚和他的女婿正式加入九龙仓董事会。接着，李嘉诚又陆续将自己手中剩下的九龙仓股票全部转让给包玉刚，估计获利在5900万港币左右。而包玉刚也不停地到市面上的公司或者在幕后吸纳九龙仓股票，使自己的控股权最后增加到30％，大大地超过了置地公司的股份。
包玉刚此举令纽必坚感到大为惊慌，1980年6月中旬，他趁包玉刚赴欧洲开会时发动突然袭击，正式挑起了九龙仓大战：置地公司采取换股的方法，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所持的股权增加到49％的安全线。具体操作是用100元港币的置地公司股换取市价77元港币的九龙仓股，这对于股民来说，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没有谁会不愿意。
包玉刚闻讯后马上回到香港，对置地公司进行反击。他先是从汇丰银行得到22亿港币的贷款保证，然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每股105元港币的现金吸纳市面上的九龙仓股票。当然，对于股民来说这个条件更为优厚，于是李嘉诚又将自己到手的九龙仓股转手卖给包玉刚。星期一股市开盘不到两个小时，包玉刚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补足了2000万股九龙仓股，获得了九龙仓49％的控股权。但是，在这两个小时之内，包玉刚也为此付出了21亿港币的现金，同样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对于此次商战，有人这样评价：“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也不是没有道理。
从这件事的最后结局看来，我们才明白李嘉诚当机立断的决策是多么明智。就算李嘉诚能够在置地觉醒之前把九龙仓的股票购集到了，但是，凭借当时长江实业的规模和资金，置地一旦进行反扑，李嘉诚就很难有还手的余地，要像包玉刚这么大手笔地进行保卫战，李嘉诚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将九龙仓股票转手，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利润和新的发展，对于李嘉诚来说就够了。
所以，投资要想获得成功，除了需要自身的勤奋和善于把握机遇以外，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理想虽然美好，但有些时候却不能因此而操之过急，在任何时候对于企业都应该做到量力而行。
[投资金律]
投资把握适度的原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实力。判断自己的实力是否足够的问题；若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完全的把握，就不要贸然行事。
3．力助中资，能进能退
李嘉诚曾说过：“我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在李嘉诚看来，能进能退方能体现出投资家攻守策略的高明之处。局势有利则乘胜追击，情势逆转则全身而退。智者于时局涨落之中而能辨其利弊，眼光开阔、从容应对方显商界奇才的睿智。
美丽华酒店是杨氏家族的祖业，但创始人却是一批外籍神父。50年代初，九龙尖沙咀有一家教会小旅店，专门收容被驱逐的内地教堂的神职人员。1957年，中山籍商人杨志云，因一次偶然机会购得这间小旅店。后来几经扩充，到70年代，美丽华已经是拥有千余客房的一流酒店了。
1985年，杨志云逝世，其子继承父业，美丽华仍风生水起。但是好景不长，1989年，香港旅游业空前萧条，到1991年美丽华入住率还未突破50％。杨氏兄弟遭众股东指责，集团元老何添出任美丽华集团主席。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香港旅游业转旺。至1993年，美丽华已恢复元气，渐入佳状。然而，各大股东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融，并且杨氏兄弟也不是团结得如钢板一块，大哥杨秉正坚决不放弃祖业，而其弟杨秉梁则主张去美国发展。这正是外强“入侵”的天赐良机。
外中之强，首推香港首富李嘉诚与中资强豪荣智健合组的新财团。从1990年初，李嘉诚辅佐中信收购泰富起，香港中资和内地国企，纷纷扯超人衫尾，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以长实的财力与中泰的背景欲得美丽华，简直如瓮中捉鳖。一位财经评论家说：“满香港，再也找不到第二对这么强大的黄金拍档。”
当时，美丽华集团的主要物业有三个方面：一是美丽华酒店，位于九龙尖沙咀商业旅游区，估值24亿港元；二是深圳蛇口南海酒店，估值12亿港元；三是柏丽广场，第一期估值10亿港元，第二期估值47．5亿港元。这三项加起来，总估值93．5亿港元。1993年6月5日，长实与中泰各占一半股权的新财团，向美丽华提出收购建议，每股作价15．5元（认股权证8元），涉及资金87．88亿港元。
美丽华集团于9日申请停牌，停牌前市价为14．8元。李嘉诚15．5元的收购价，溢价不到一成，一般要溢价二成方可生效（即为众股东接受）。市场普遍认为，李氏荣氏的出价太低。李嘉诚是股市收购的老手高手，他应当深谙此理。也许他是过于自信，认为不会再有强手跳出来与其角逐“猎物”。
据李嘉诚自己说，他们此番收购，是美丽华的一名大股东主动提出洽商，该股东有意出售其所持股权，并且持股数不少。这会是谁呢？难道会是杨氏家族掌门人杨秉梁？
1993年6月14日，美丽华董事总经理杨秉正发表公开信，声称全部董事均未与长实、中信达成共识，美丽华物业发展潜质极佳，资产净值为20元每股。信中提到，6月8日晚才接到李嘉诚、荣智健财务顾问的电话意向，而次日早上9时，收购建议书就送到美丽华董事局，“这么庞大的收购行动，未给予当事人适当时间去了解，而突然采取行动，那当然算不得友好和善意。”杨秉正显然对买主的15．5每股的价格不满。
市场传闻，主动与李嘉诚接洽的股东，很可能是美丽华董事局主席何添。据估计，何添所持的股权不及杨家的零头。李氏、荣氏欲获成功，杨秉正才是关键。
6月22日，杨秉正又刊启事，称公开信可能有不适之辞，致使公众对李嘉诚、荣智健两位先生产生误解，谨向两位先生深表歉意。
杨氏家族只持有3成多股权，李荣集团全面收购仍取胜有望。不料，“半路上杀进个程咬金”——李兆基的介入，使局势完全逆转了。
谁会想像李兆基会公开与李嘉诚“为敌”呢？二李交情之深，路人皆知。他们是地产老拍档，曾去温哥华共同投得并发展世博会旧址，总投资百亿。他们是高尔夫俱乐部的“波（球）友”，每周相聚一次，形影不离。更令人称道的是，不久前，他们共同推出一个“嘉兆台”高级地盘，把两个人的名字合成物业名，成为两人友谊的永恒象征。
原来，未陷债务泥淖的杨秉正，完全可抓住所持股权不放，但他真的担心“怀璧惹祸”，就寻找第三者为其“藏璧”。这个人必须是先父的至交，并且财力在香港10强之列，这只有李兆基了。
李兆基碍于李嘉诚的情面，开始十分为难。但现在至交杨志云遗孤有难，不帮又说不过去。杨志云在商界名声卓著，深得同仁尊敬。眼看杨家祖业行将被外强“吞噬”，身为杨志云生前的世间挚友，必会遭外人指责。
不过，真正促使李兆基下决心的，还是杨秉正的“送璧入怀”。美丽华前景广阔，谁不垂涎欲滴？商场无父子，就更不会有友谊。于是，李兆基就给密友李嘉诚致命一击，与杨秉正私下签订协议。
杨秉正以极优惠的条件，让李兆基保证只做股东，从杨氏家族购得略超过3成的美丽华股权。李兆基保证只做股东，管理权仍为杨氏家族所控，从而解了杨秉正的心头之患。杨秉正最担心美丽华一旦被另一家财团控得，杨家被清扫出局。
李荣集团一时方寸大乱，一贯不抱买古董心理的李嘉诚，一反常态，把15．5元的收购价提高到17元，与李兆基的同等收购价对撼。一位证券经纪商称：“头脑冷静的李嘉诚，也会情绪冲动，在古董拍卖会上竞价了”。
到7月12日，以杨秉正为首的8名董事，仍拒绝百富勤（长实与中泰委托的财务顾问）的收购建议，他们手中还控有7．61％美丽华股权。而以何添为首的5名董事持有5．37％的股权，他们主张接受收购。
7月16日，百富勤宣布全面收购截止。至此仅购得13．7％股权及9．2％认股权证，股权未购满50％以上，承认收购失败。而李兆基通过市场吸纳，使其所持股权增至34．8％。因未过35％全面收购触发点，无须发起全面收购，却保持第一大股东地位。
证券分析员说：“李兆基攻守兼利。如果李嘉诚再要发动全面收购，李兆基可以从杨秉正等股东手中买入股份，超过半数不太难，李嘉诚又可能徒劳无功。如果李嘉诚按兵不动，他也不动，稳可控制整个集团”。
李兆基敢挡李超人，轰动全港。舆论一直认为：超人之势不可挡，其锋不可争。圈中人道：“一帆风顺的李嘉诚，在美丽华一役铩羽而归，是超人在本埠走下坡路的起点。”事情真如这位预言家所说的那样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商场上你争我夺，硝烟弥漫，有闪失、有挫折都属正常状况。李嘉诚虽在收购美丽华酒店一役中失利，但他力助中资，与荣智健、首钢等企业的合作则又是他过人的精明之处。这一合作，必将为他事业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纵观全局，李嘉诚的事业不仅没有走下坡路，反而蒸蒸日上，前景非常良好。
[投资金律]
大商人的眼光总是开阔的，总希望能从大局出发，把生意做活做稳做大。一定的道理投资也体现了商人的君子之风，为他的下一步埋下了伏笔，奠定基础，这样事业才会顺风顺水，商机处处。
4．学会选择，懂得放弃
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
李嘉诚一向主张善意收购，面对复杂的商场，并不是每一次交易都能赚钱，也不是每一次目标都能实现的。当他无法在善意的氛围中收购一家公司，他宁可放弃股权，套取现金。对于他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胜利。
1987年，怡和置地公司惨淡经营，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外界对于财大气粗的华商集团有意向置地公司收购的传言四起。在这些被传会收购置地公司当中，像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包玉刚的环球集团、郑裕彤的新世界发展、李兆基的恒基兆业等，也的确都是实力不容小觑的角色。
其中被人们传得最多最广的还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据说，李嘉诚也为此拜访了西门·凯瑟克，他所提出的方案也是以每股17港币的价格收购25％的置地股权。虽然这已经比置地公司当时每股10港币左右的市价高出了很多，但是西门·凯瑟克还是不满意，并留下一句让大家感到模棱两可的话：“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虽然李嘉诚当时对置地公司股权的收购表示出了意愿，也有迹象表明他确确实实已经开始行动，但是他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股市投资运作中，可以说有了良好的时机就等于有了一切。那时香港股市形势一片大好，很快便攀到历史最高峰。李嘉诚知道这对于低价购买置地公司的股权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他一直按兵不动，静静地等待最佳时机到来。
1987年10月19日，扶摇直上的香港恒生指数因为受到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开始暴跌420多点，并在重新开始后继续狂泻1120多点。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概就是指的当时股市愁云密布、投资者痛苦不堪的惨状吧！这次股市的大幅下滑令香港商界人人惶恐不安，大家都在想办法尽最大努力恢复元气，当然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参与其他的收购活动了。当时，置地公司的股票又下跌大约40％，凯瑟克家族的人也为此感到惶恐不安。
幸而这次股灾来得突然去得也快，1988年3月底恒生指数就开始慢慢回升。同时，银行调整了贷款利率，房地产的经营状况逐渐好转，股市也渐渐恢复了繁荣和兴旺。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收购置地公司的传言又再次被扬起。据一些媒体报道，李嘉诚在1988年三月间，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级参谋包伟世。当时股灾已经结束了近半年，置地公司的股价从最低点回升后，仍然在每股8港币左右的水准徘徊，还是比股灾前的水准低很多。这个时候不管谁对置地公司进行低价收购，都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
本来对于李嘉诚来说，这已经是放手一搏的大好时机，但是事情却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怡和公司的一干人，面对华商的挑战，不愿意束手就擒，凯瑟克和包伟世急忙进行磋商，开始着手计划反收购行动。4月28日，怡策与他所控股的文华东方发布了一则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以每股4．15港币的价格，发行10％的新股给怡策，使怡策持有文华东方的股权比重由35％增加到41％。
这对于做好充分准备以期收购置地公司的各路英雄好汉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李嘉诚从变化的局势中立刻看出：这虽然和置地公司没有什么关系，但这绝对是怡和公司对置地公司反收购的信号。怡和公司随后还可能采取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收购置地公司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为了有效地防止置地公司走上文华东方的路子，5月初，李嘉诚和郑裕彤、李兆基以及荣智健等一起决定：趁怡和公司另一波反收购行动前向怡和公司摊牌。面对西门·凯瑟克和包伟世，李嘉诚开门见山地说明了长江实业收购置地公司的诚意，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每股12港币的价格，收购怡和公司所持有的置地公司25％的股权。
早已有所准备的凯瑟克毫不客气地表达了自己否定的观点：“不成，必须每股17港币。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公司只是市价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有半点损失，如何能从每股17港币降到12港币呢？”
对于凯瑟克的精明老到，李嘉诚显得很平静，他反问凯瑟克说：“每股17港币的价格，并不是当初双方商谈的最终价格，大家都对此表示了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是商场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目前置地公司的市价才每股8港币多一点，以每股12港币这样高出近四元的价格收购，怎么能算是收购价下跌？”可惜，随后郑裕彤咄咄逼人，对包伟世挑战说“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财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币的价格全面收购。”对此，包伟世强硬地表示愿意奉陪到底。
至此，局势对于李嘉诚来说已经明朗至极，收购置地公司的大好时机已经不复存在，而适时放手才是当务之要。分析此中原因，主要是怡和面对华资财团的收购并没有坐以待毙，如他们真的像处理文华东方一样对待置地公司，华商反而会处于一种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因此，若要成功收购置地，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李嘉诚并不是一个逞一时之能的人，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是他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而选择放弃的时机也同样尤为重要，过早也许会失去挽回局面的机会，过晚则会在僵持不下的时间里消耗大量元气。
在收购置地公司这件事情上，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和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随后怡和策略宣布以每股8．95港币的价格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以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份由25％左右增加到33％；同时，协定中还有一项附加条款，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内除了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就这样，一场数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置地公司收购战终于宣告结束。很多看好华商集团的媒体对这个结果都非常失望，称此为“一场不成功的收购”、“华商滑铁卢”。但实际上，虽然李嘉诚等人没有获得最后成功的收购，但是在出卖股权后，他们仍然能获得大约1亿港币的税后利润。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避免了恶意收购将会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更惨重的损失。
商场如战场，谁胜谁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李嘉诚并非是神，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再正常不过。但这其中，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弃，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
[投资金律]
人生在世，有许多东西是需要不断放弃的。在仕途中放弃对权力的追逐，随遇而安，得到的是宁静与淡泊；在生意场中，放弃对金钱无止境的掠夺，得到的是安心和快乐。古人云：无欲则刚这其实是一种境界，一种修养。只有我们学会了放弃，我们才会拥有一份成熟，才会活得坦然、充实和轻松。
5．正当利益，该争则争
曾几何时，以地产骄子为中坚的华资财团，打败了老牌英资。华资大显神威，华人扬眉吐气。然而，还是这些地产骄子，炒地炒楼，使香港的楼价以火箭速度上升，并且云雾山中，居高不下。据说，有一篇报道以“一将功成万骨灰”为喻，来讽刺地产商的辉煌业绩是由置业租房市民的血汗堆砌而成，击碎了民众对地产骄子的偶像崇拜。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说，商人皆为利，自然也包括李嘉诚。香港一位知名地产记者，在其系列地产楼市的文章中涉及到李嘉诚，他写道：
“爱美高于1992年8月时，通过内部认购形式，向长实购入第二期（嘉湖山庄）赏湖居第四座单层数的半幢单位，估计达152个，而内部认购较公开发售价，一般便宜约5％。
“除爱美高外，嘉湖山庄第二期赏湖居第3座，是另一幢以内部认购方式转手的单位。上周初，该批为数2％个单位的现货单位全幢公开推销，20层楼以上的18层单位，买家一次认购3至4个单位才可交易（注：只有炒家才会一次买几个单位）。
“嘉湖山庄内部认购猖獗，复式单位加80万至100万，普通单位加几十万，一个单位未到家，已有几个人经过手，赚过几次钱，其中第一二手‘特权阶级’，自然赚得最厉害……
“‘特权阶级’炒完嘉湖山庄，又去炒海怡半岛。但怎料，上周四李超人一声令下，吩咐立即‘叫停’，说嘉湖内部认购做得太扬。海怡和下一个楼盘都要收敛。长实嫡系人马可以内部认购，但只能转让给直系亲属。
“（海怡花园）示范单位挤得水泄不通，门口亦有地产代理商兜客，加10万、加15万出售内部认购单位！照人计算卖楼反应不会差。难怪好多人一向说李嘉诚最照顾炒家，近期多个楼盘中，炒家在此赚钱。”
尽管这样，香港新闻界人士认为，“与那些与公众对着干的地产商比，李嘉诚则算有分寸、有节制。”从盈利的商业角度来看，炒地炒楼可以更多地搜取利益，只是苦了买楼用户。从长远的角度看，拂逆顾客的做法最终都会招致恶果。整个地产界大势如此，李嘉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也不好多作评论。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财政司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据说，李嘉诚虽知悉此事，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如期开盘。次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浩荡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20多倍。
据传媒报道：“麦高乐对此大为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布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七成”。
李嘉诚一贯谨慎从事，最忌树大招风。这次却不慎撞到枪口上。地产同仁都为李嘉诚捏一把汗，原以为咄咄逼人的麦高乐会枪打出头鸟，却不料麦高乐一竹筒打翻一船人——地产商均挨五十大板。
银行按揭的比例，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都要栽进去。
李嘉诚毫不示弱，11月21日在其“家店”——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卑诗省总督。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何鸿、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有人认为，这是向港府“示威”，如果逼人太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一贯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通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的“对台戏”异常恼火。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恒生银行主席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浦伟士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7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过招，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作策略上的退让。
按照李嘉诚的一贯性格，是不会自己撞在枪口上的。但是这一次他撞上了，李嘉诚敢于与港府“对着干”，显示了华资尤其是地产华商日益强大的实力。此外，李嘉诚也不是故意作对，日期凑巧相同，而改期不利。因为有不怕的心理，李嘉诚便我行我素。
对付港府的打击措施，众地产群豪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在共同利益下结成统一阵线。然而，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与政府作对，终究是要吃亏的。在麦高乐请出汇丰大班强硬相对时，众群豪亦适时识趣地作战略撤退，因为众群豪与港府针锋相对，已经达到了显示实力以警告港府的目的。
地产商炒地炒楼，令市民怨声载道。港府措施严厉，然而却打击不力，原因在于地产商握住了港府的痛处。香港人多地少，港府奉行高地价政策，造成地价居高不下。并且长期以来，地产收入一直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80年代以后更是如此。以1993年为例，政府卖官地和更改用途补地价收益达422亿港元，加上地产方面的各类税收，差不多占政府总收入的70％。
在地产收益上，港府与地产商同样不厌其多。那么，各界为何只谴责地产商，而纵容政府呢？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浩大的公费开支，英国政府未向香港抽缴财政收入，香港政府靠卖地的收入维持其低税制。政府也建公房，一类是学校之类的公益建筑，另一类是公建住宅楼宇非盈利建筑，售予或租予超低收入者。好人给政府做了，恶名让地产商承担。
不少地产商指责政府对土地囤积居奇，好卖高价。楼价高，首先是政府地价高。打击炒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增加土地供应量，适当调低地价，以量多保证政府收入。
李嘉诚以和软的口气表示对打击炒风的看法：立法管制固然起一定作用，但管制太多不利楼市的发展。这恰恰是港府最害怕的，李嘉诚不愧具有超人智慧。常言道，打蛇要打七寸，李嘉诚言语不多，但一语击中要害。
其实，地产商与港府在收益上已是连理共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怪乎李嘉诚有恃无恐，敢与港府唱对台戏。关键在于要敏锐地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抓住要点，就掌握了主动，掌握了命运。
1994年7月的《资本家》杂志中有一篇题为《地产商反弹香港》的文章写道：“在香港本财政年度第二次政府土地拍卖会上，出现了罕见的现象，逾10家地产发展商联手竞争投土地，土地虽然卖出，但收入却远逊于当局原先预期，使库房收入大为减少。
“那次拍卖在5月底举行，共有两幅土地待沽，第一幅地皮由12家公司（长江实业、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恒基、恒降、太古地产、信和、新加坡发展地产、嘉里、南丰、中国海外及百利保）组成联盟，以20．4亿港元投得；另一幅土地由上述12家发展商，再加上广生行及应士国际，以51亿港元投得。那次成交额约低于现时市价格15％至30％。
“分析家相信地产商的联合行动，是基于香港政府当局在过去半年来，不断收紧对买卖楼宇的限制，使房地产价格较去年底跌了约15％。由于当局表示还有进一步行动，所以地产商才联手投标土地，向当局提出警告，不要进一步进逼。”
过去，各家仅仅是小联合，互相间在拍卖场上较个你死我活，可以让政府大把捞钱。如今大地产商联合变相垄断官地，无疑是李嘉诚的威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见，面对港府的威胁，李嘉诚率领的地产群豪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争取主动。
[投资金律]
商场如战场，每一个商人皆为利来，俗话说：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面前，没有善罢甘休的商人，他们都要为自己争取主动。
6．利益之争勇者胜
在逆境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当我自己逆境的时候，我认为我够！因为我勤奋、节俭、有毅力，我肯求知及建立信誉。
有君子之风的李嘉诚素以为人谦和著称，但他也并不是一味退让，在必要的时候，他甚至也会跟人争个头破血流。人生是残酷的，竞争是激烈的，并不因你曾取得过辉煌成绩，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表面上看李嘉诚的事业是一帆风顺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就没有对手了呢？事实上，李嘉诚同样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9号码头发展权的争夺战，李嘉诚大意失荆州，败给了对手李兆基的财团，二李之间的这场大战随机爆发。
其实，商业界最看好的，是李嘉诚财团于80年代后推出的大型屋村计划，步入90年代进入收获旺季。以茶果岭的丽港城为例，第一期工程于1989年3月开工，第一批楼于1990年5月推出，每平方英尺售价为1700港元，而到次年5月底，每平方英尺飚升到2100港元以上。这个大型屋村是长实与和黄共同发展的，地产经纪商估计，发展商在此项大型工程中获利润约56亿港元。
1991年财政年度，长实公司盈利48亿多港元；1992年盈利62亿多港元。1993年8月19日，长实集团宣布上半年（截至6月30日止）盈利情况，长实盈利45．3亿港元，和黄纯利则为25．2亿港元。李嘉诚表示，下半年盈利会优于上半年。
据《资本》杂志1993年1l期刊文估计，长实公司的售楼收益，1994年将达70亿，1995年可达87亿。而据《资本》杂志1990年2期公布的资料又显示，1979-1989年10年间，长实盈利112．4亿，和黄盈利139．2亿。
香港楼市的涨幅，远远高于物价的平均涨势。香港各业，形成千军万马“攀楼”的汪洋之势。财大气粗的新手加入，使竞争激烈的楼市竞争愈加激烈。
“售楼团”风起云涌，有冷气专车接送，还提供免费饮料午餐。所看的楼宇自然在新界，有不少“闲情者”借此作“一日游”，这项“亏本”项目，各商家仍乐此不疲。一位地产经纪商一语道破天机：“只要有一个买家，全团费用就可捞回。”楼市看好，一团岂止一个买家？
李嘉诚的楼宇单位，一部分由公司售房部直接发售，一部分派给多家代理商包销。一处屋村就有若干代理商，李嘉诚多管齐下，售楼风头之劲，一时无两。但是，“吉屋白蜡烛”事件，却使得楼市大赢家李嘉诚满脸“黑糊糊”的。
事情是这样的，李嘉诚在风水颇佳的海怡半岛屋村兴建的住宅楼宇信誉良好，看楼者多，自在常理之中。然而，当买家去参观吉屋（香港称空屋为吉屋，含吉祥之意），突见吉屋里燃有几支白蜡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疑神疑鬼。香港人迷信，联想起死人丧礼上的白蜡烛，吉屋何有吉气？乃死屋也。
此事不止发生一次，也并非海怡半岛一处。谁碰着，谁倒楣，传媒一渲染，会吓走一批置业者。是何人所为呢？未查到肇事人。有人说是发展商，有人说是发展商委托的几家代理商。但无论如何这至少表明，同行业进入了恶性竞争。
1994年10月，一位资历颇深行内人士表示，过去蓝筹发展商（注：均是进入恒指成份股的大地产公司）的竞争阵地在广告宣传，在减价促销，现在他们转移到提供的按揭方式上。他们先对抗银行自办按揭，接下是同行业比拼。你七成，我就八成；你八成，我就来个九成。这样，买家所获的最优按揭，首期大约只付一成楼款。这只有长实这一类的地产巨头，具备这般雄厚的实力。有的发展商，按揭比例虽不高，却在供款期限上提供优惠。
9号码头一役失利，李嘉诚心有不甘，于是准备在房地产上与李兆基展开对决。李嘉诚的长实与李兆基的恒基，在新界马鞍山均有大型商居楼盘，长实的叫海柏花园，恒基的叫新港城，两个楼盘群仅隔一条马路，二李在经过先前的较量后，这番再次比拼。
第一回合始于1994年底，李嘉诚先声夺人，减价推出海柏花园，在很短时间内就卖出800余个单位，致使李兆基的新港城客户锐减。李兆基急忙还招，也来个减价售楼。
1995年夏，恒基兆业将推出第四期最后一座楼宇，李兆基精心策划，秘密筹备，准备打得对手措手不及，闹个满堂红。7月13日，恒基宣布以先到先得方式开售248个单位，售价仅为1100元/平方英尺，比二手价还便宜。此外，恒基还推出九成按揭，住户只要交一成的楼价就可以入住。更新鲜的是恒基搞幸运抽奖，1/10的中奖率，中奖者可得十足黄金。
装修示范单位，是效仿长实的一贯做法，但恒基另有创新。聘请著名设计师萧鸿生推出八款装修，可供买家任意选择，最便宜的一款仅4万多元一套单位。八款各具特色，最贵者也不至于贵到离谱，极易为买家接受。
7月14日恒基安排开盘，公司安排免费巴士，不停往返于沙田广场至新港城之间。私车买主，可获3小时免费泊车，并且免费享用早餐晚餐。
毋庸置疑，是日必有大批买家涌至新港城。聪明的李嘉诚，岂会错失马鞍山买主如云的良机？他做了一个非常合算的安排。13日晚，长实从媒介获悉恒基的楼价后，马上将新港城对面的海柏花园定价电传给各传媒，每平方英尺仅售4040元，较新港城的平均楼价要低许多。
本来，长实还没这么快推出新楼单位，但担心欲在马鞍山置业的买家会被恒基抢去大半，故在14日，火速请名师高文安设计监做示范装修单位，好赶到15日开放。由于时间太仓促，示范单位非实楼，而是模型。
14日晚，长实董事洪小莲出席一个酒会时向记者表示：“我们的海柏花园比新港城优胜好多好多。”一般竞争对手在公众场合，尽可避免过激语言，尤不宜直言不讳褒己贬他。壹周刊评议道：“这个破天荒的评论，掀开了李嘉诚和李兆基马鞍山之战序幕。”
两强对撼，在售楼现场更呈剑拔弩张之势。恒基造声势到16日星期天步入高潮。周一起，就有买家提前排队，等周二正式发售。长实见势不妙，又出“新招”——周一晚11时左右，就在排队候新港城发售的人龙前（已有180余人连夜排队），挂出一条醒目的长幅：“海柏花园每尺仅售3275元起！”
这大概是同业竞争最可怕的情景——顶烂市。一时间，新港城排队的人龙缩了一大截，跑掉很多人。据《二李决战马鞍山》一文报道：“翌日，新港城248个单位开售，恒基只派出寿号（注：凭寿号可购单位十个）过2亿，反应不及嘉湖的楼宇，首天只卖出七八成单位，较预期逊色。”
单位公开发售，本是黄牛党赚钱的好时机，真正的买家须从黄牛党手中购买二手、甚至三手四手的寿号。如此淡市，黄牛党叫苦不迭，内部认购的代理商也怨声载道，李兆基更是有苦难言。记者采访李兆基，李氏尽可扮出轻松状，表示不会再减价与海柏对撼：“我都平了许多啦，对面实际上还只是平几十文一尺，只要楼盘好，买家就不会计较这几十文。”
李兆基总算沉住气，不再与超人顶烂市。几天后，249个单位好歹推了出去，人们联想起美丽华收购战，李兆基力挫超人，胜券在握。这次马鞍山比拼，长实虽未令恒基铩羽，也总算杀了杀李兆基处处与超人争锋比肩的气焰。
在这场争战中，双方招数迭出，甚至出现互相诋毁和顶烂市的情况，实在不像两位商界大亨的所为。李嘉诚还有失一贯的君子作风，一反其不抱买古董心理的经商常态，在这一役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必胜。
其实，这里有一个背景，继9号码头争夺失利后，李嘉诚在对美丽华的收购中，李兆基又半路杀出，令李嘉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超人无往不胜的风头受挫，对其形象及信誉度都有影响。如果马鞍山战役再落败，就难免令人对超人产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疑问。其负面影响会立即显示在股市上，并波及其所有事业。
股市的号召力来自于股东及股民的信心。小股东及股民的信心又来自于大股东的形象、信誉及实绩。所以，李嘉诚誓要挫败李兆基，从商业角度考虑，属精明之举。
[投资金律]
人生在世，一味无原则地退让，只意味着失败，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动摇。“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有懂得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控制他人，以硬碰硬，长自己胆色，灭对手威风，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7．理智进取，青胜于蓝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不是留下一大笔钱让他们挥霍，而是教给他们自己赚钱的本事，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父亲的指点下，李泽钜、李泽楷也不负众望，均闯出了一片天。其中，李泽楷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事业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数码港”计划的推行。
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李泽楷，对位于该校附近的硅谷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自然十分熟悉。
硅谷原本是一块种植桃李、西梅的农地。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FrederickTerman鼓励学生留在硅谷工作或自行创业，他认为替大公司打工，远不如自立门户前景光明。在他的号召下，他的学生、惠普创办人WilliamHewlettx与DavidPackard于1939年设计出一部声音震荡器，与迪斯尼合作拍出电影《Fantasia》（幻想曲）。他们成为硅谷科技产业的第一代。
Terman担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后，于1951年成立斯坦福研究园。当时美国政府正大力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并以廉价的租金吸引企业家在硅谷长留。
硅谷的特色，就是不断有新的公司诞生。硅谷成功的要诀，就是创意和企业精神。不少在大公司工作过的年青人，都跳出来自行创业。附近的大学斯坦福、柏克莱及工程学校，每年为硅谷提供1000多个硕士、400多个博士，另外还有2000多个优秀的本科毕业生。人才源源不断，加上美国公司放在科研的投资是成本的两成，这些令美国高科技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能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美国高科技的发达很令李泽楷心动。1998年初，他开始构想在香港如何建立像硅谷一样的工业城。为此，他曾亲自跑到薄扶林、渣甸山和西贡等区视察。最后，他觉得在香港大学旁边又近中环的薄扶林，最有条件成为“香港硅谷”。
1988年3月，李泽楷与美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Intel的大老板AndyCrove谈妥发展亚太区数码互动资讯的合作计划，此后，他更加雄心勃勃。一来，他已成功在美国高科技界打出了名堂，有利于日后牵引高科技公司来港；二来，他也更有条件向政府推销这个宏图大计。于是，他开始行动起来。首先他非正式地向港府建议建设“科技城”，但当时官员穷于应付亚洲金融风暴，对他的建议一口拒绝。
第一次推销失败后，李泽楷并没有放弃，他在等待时机。三个月后，他向刚上任的资讯科技及广播局局长邝其志提交了第一份正式建议书。他建议政府负责所有兴建“科技城”的资金，而他的盈科集团只是负责牵头租用，并介绍其他公司进来。不料邝其志的反应十分冷淡，因香港正值经济低潮，如此庞大投资政府承担不起，同时他也怀疑香港发展高科技是否一定能行。
第二次推销眼见又没了成功的希望，可“小超人”仍不气馁，因为他明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于是他自己花了400多万港元，聘请了数家顾问公司，就财务及工程等完成可行性报告，一份接一份送给政府参阅。
到8、9月间，李泽楷再提一个新方案，他这回的建议是：如果政府不想全面负责去做此事的话，他可以参与投资。言下之意是，盈科可以拿出资金，但政府则把区内的住宅发展权交给盈科。
邝其志这次虽然没有拒绝提议，但也不想让盈科包起来做，以免公众觉得政府偏向李氏家族。
“小超人”一方面自聘顾问公司研究数码港计划，另一方面在香港和外国物色财团参与。可是经一番接触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承担整项发展。
“小超人”李泽楷深信只有高科技才能救香港，但参观过深圳的华为后，觉得“土炮”高科技也行得通。
很多人以为香港没有条件搞高科技，搞高科技没有好下场。李泽楷却不信这个邪，相反，他觉得以香港之环境，不设法利用内地人才搞高科技，根本就是浪费资源。所谓的内地，其实也就是隔条深圳河而已。华为公司就坐落在深圳河的北面，是一家专门研究、生产通信设备的公司。华为是家民营机构，只不过10年光景，就已经成为全国四大通信器材生产商之一，1998年销售额高达人民币35亿元。
给“小超人”印象最深的是，华为8000名员工当中，有六成具有大学学位，而博士更近200名。凭此人才优势，搞高科技，岂不是轻而易举？
“小超人”为什么对这家公司这么有兴趣？除因为其“土炮”高科技有成就外，他自己的和记电讯就帮助华为不少，故此印象深刻。
1998年10月，事情出现了转机。董建华发表施政报告，强调香港要推行资讯高科技。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如何重振香港金融、贸易、服务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香港在未来的实力，已成为倍受港人关注的问题。为迎接下一波信息产业的来临，香港政府终于认识到要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奋起直追，“数码港”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李泽楷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的商机，为了建立个人的“高科技”形象，他经常与国际媒体打交道。早在1993年10月，他就被《财富》选为亚洲青年新星。1996年上了该杂志的封面，介绍他的衣着品味。1998年10月，他又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50个重要科技精英之一（盖茨排首位，杨致远排第六，李泽楷排第三十）。接着，他又替全球首富盖茨出的书中文版写序；盖茨访港，他更是亲自招呼。
盖茨一见到李泽楷，立即主动提起盈科集团发展“数码港”大计，并大赞这个计划非常好，可以对香港走上资讯高速公路起到促进作用，盖茨随即列举了一连串数字支持自己的看法。
“印度有30万人从事电脑软件出口工作，这方面中国少于印度，其实香港可充当桥梁的角色。”他认为李泽楷的数码港，绝对可以发挥作用。
“小超人”当面被全球资讯科技的头号人物盛赞，感到心花怒放。他以美国高科技城硅谷的概念做包装的这个计划，连软件泰斗盖茨都认同，证明的确可以成功。“小超人”更开心的是，在座听盖茨说话的人当中，还有一名高官——香港资讯科技及广播局局长邝其志。
因为李泽楷1998年6月首次向邝提出计划书时，邝表现冷淡，对搞“香港硅谷”并不热心。盖茨都说好，邝其志还能不动心？“小超人”借此时机，还向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分别提交了几份香港应发展成为软件工业中心的意见书，希望打动他们。特区政府一方面有感于高科技的滚滚浪潮，另一方面为“小超人”百折不挠的诚意所打动，开始重新考虑他的计划。
碧瑶湾住宅群前的大幅荒地，就是“数码港”的选址，将来在那里兴建高级住宅，大有盈利潜力。“数码港”的特点是可应用各种新资讯科技，进行多媒体创作和内容创作（如电影、立体图表及动画制作），以及发展软件应用系统。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了解计划详情后，觉得实施这一计划，一来可给香港“冲喜”，二来也合董特首走高科技的施政方针。于是，曾司长从中央政策组借调郑汝华到资讯科技局任副局长，专门责协助邝其志处理数码港计划。
郑汝华曾长时间在财政司办公室任职，借调到资讯科技局后，很快便成为了政府与“小超人”谈判的主力，对整个计划甚至比邝其志更了解，因而使谈判进展快很多。
但是，谈判在随后有关政府拨地的作价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双方就此争执不下。因为董建华政府作价愈高，将来摊分利润占的比例就愈大，盈科分得的收益便愈少。李泽楷的数码港计划又一次遇到了考验。
1999年1月底，事情出现另一次转机。董建华出访以色列，参观当地的高科技发展项目，李泽楷有幸与其他商界人士随团。李泽楷利用三天以色列之旅，向董建华进行游说。
知情人士透露，李泽楷在行程中除与董建华有密切接触外，每天同车的不是别人，正是身兼工业及科技发展局主席的行政会议成员钱果丰。李泽楷有机会向钱果丰推销他的数码港大计，亦有助于水到渠成。
果然，董建华1999年2月初出访归来后，数码港的谈判便出奇地顺利，政府不再在地价上强硬，钢线湾26公顷土地作价60亿港元做资本投入，占总投资额46％。
这个障碍消除了，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小超人”也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出资70亿港元建数码港及住宅，另外又愿意降低住宅物业的地租比率，共建2500个住宅及密度较低的独立洋房。
“小超人”在该区发展高级住宅的赢面甚高，建成后如全部售出，与政府摊分后估计仍可赚到37亿港元。
有关协议本来要在较后时间才签订，但曾荫权发表财政预算案在即，他希望能在该财政预算案中公布一些庞大的发展计划，以振奋人心，于是督促有关官员尽快与“小超人”签订协议。
最后，李泽楷于预算案公布前一周，成功取得了“香港硅谷”的开发权，成为又一宗超级大买卖的开发商。
[投资金律]
只要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性。当生意更上一楼的时候，绝不可有贪心，更不能贪得无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