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公使都来探听消息，还劝中国政府和平解决此事，尽量不要开战。强国总是帮强国说话的。袁世凯其实也很为难，只是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五月六号，日使派人到外交部提出了警告书，说再不签署条约就马上开战。于是当天夜里，袁世凯让曹汝霖以个人名义找日方交涉，又承认了好几条。但日置益不肯就此收手。曹汝霖回去后，日置益又在第二天下午到外交部迎宾馆会见陆、曹两人，亲自递上了最后通牒。牒文上写着：
今回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所以开始交涉之故，一则欲谋因日德战争所发生时局之善后办法，一则欲解决有害中日两国亲交原因之各种问题，冀巩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之基础，以确保东亚永远之和平起见，于本年一月向中国政府交出提案，开诚布公，与中国政府会议，至于今日，实有二十五回之多。其间帝国政府，始终以妥协之精神，解释日本提案之要旨，即中国政府之主张，亦不论巨细，倾听无遗。何时倾听，我未之见。其欲力图解决此提案于圆满和平之间，自信实无余蕴。自信已深，何肯退让？其交涉全部之讨论，于第二十四次会议，即上月十七日，已大致告竣。帝国政府统观交涉之全部，参酌中国政府议论之点，对于最初提出之原案，加以多大让步之修正，于同月二十六日，更提出修正案于中国政府，求其同意。同时且声明中国政府对于该案如表同意，日本政府即以因多大牺牲而得之胶州湾一带之地，于适当机会附以公正至当之条件，以交还于中国政府。五月一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修正案之答复，实与帝国政府之预期全然相反。且中国政府对于该案，不但毫未加以诚意之研究，且将日本政府交还胶州湾之苦衷与好意，亦未尝一为顾及。查胶州湾为东亚商业上军事上之一要地，日本帝国，因取得该地，所费之血与财，自属不少。
既为日本取得之后，毫无交还中国之义务。然为将来两国国交亲善起见，竟拟以之交还中国。何其客气？而中国政府不加考察，且不谅帝国政府之苦心，实属遗憾。中国政府，不但不顾帝国政府关于交还胶州湾之情谊，且对于帝国政府之修正案，于答复时要求将胶州湾无条件交还，并以日德战争之际，日本国于胶州湾用兵所生之结果，与不可避之各种损害，要求日本担任赔偿之责，其他关系于胶州湾地方，又提出数项要求，且声明有权加入日德讲和会议。明知如胶州湾无条件之交还，及日本担负因日德战争所生不可避之损害赔偿，均为日本所不能容忍之要求，而故为要求。且明言该案为中国政府最后之决答，因日本不能容认此等之要求，则关于其他各项，即使如何妥商协定，终亦不觉有何等之意味，其结果此次中国政府之答复，于全体全为空漠无意义。且查中国政府对于帝国政府修正案中，其他条项之回答，如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就地理上政治上商工利害上，皆与帝国有特别关系，为中外所共认。此种关系，因帝国政府经过前后二次之战争，更为深切。然中国政府，轻视此种事实，不尊重帝国在该地方之地位，即帝国政府，以互让精神，照中国政府代表所言明之事，而拟出之条项，中国政府之答复，又任意改窜，使代表者之陈述，成为一篇空言，或此方则许，而彼方则否，致不能认中国当局者之有信义与诚意。此段直是训令。
至关于顾问之件，学校病院用地之件，兵器及兵器厂之件，与南方铁道之件，帝国政府之修正案，或以关系外国之同意为条件，或只以中国政府代表者之言明，存于记录，与中国主权与条约，并无何等之抵触。然中国政府之答复，惟以与主权条约有关系，而不应帝国政府之希望。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惋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平和之帝国，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纷纠，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陆、曹两人看完后不由得怔住了，看得目瞪口呆也不怪他们。还是曹汝霖反应比较快：“第五号所说的五项‘应立即脱离’究竟是哪五项？”日置益回答：“就是聘用顾问、学校和医院租用地、中国南方各条铁路加上兵器及兵器厂还有日本的布教权。这五项允许脱离管辖的话那么就还有商量。”“还有商量”四个字后来又是话柄。陆征祥道问：“我国与贵国关系一向亲厚，难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日置益说：“通牒里已经说明，我们不能再让了。我就是有意也爱莫能助。”说的像真有情有义一样。说完日置益就要走。曹汝霖送他出门：“您是全国代表，凡事还请您通融一点哪。”日置益边走边稍稍点头。于是第二天，又有一份说明书送到，日本将几个不痛不痒的条件改为了“亦无不可”，如借外资这些。但其他条件没有大变化。
袁世凯立即连夜召开会议，但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直到第二天上午还是不能做出决定。下午两点，袁世凯又召集了国务卿、各部总长和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还有熊希龄、赵尔巽、梁士诒、杨度、李盛铎等人，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会上陆征祥先报告了情况，但众人都没有确切的办法。陆海军总长段祺瑞和一些参政员主张拒绝签署条约，宁可和日本决裂。袁世凯只是沉着脸淡淡的回答说：“山东、奉天一带满是日本兵，宣布决裂他们就会长驱直入，我们拿什么来挡？没有实力，空谈又有什么用？与其战败以后再求和不如先忍下眼前的委屈，甲午战争不就是惨痛的例子？”呵！试问甲午战争又是谁引起的？你之所以甘心受辱，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吧。徐世昌也同意袁世凯的话：“越王勾践破吴归之前也曾忍辱偷生，现在只能和平了事，而且这次外交失败如果能促进国人奋发图强的话，未尝只是件坏事呢。”话虽是这么说，但如果全国上下不肯卧薪尝胆的话怎么办？大多数人都不敢主战，所以多数赞成了求和，决定承认二十一条。
于是，袁世凯等人再三讨论后，就拟定了回复，派外交员施履本带去给日置益。日置益看完后，强烈要求在第五项下面再写上“日后协商”四个字。施履本说不过他，只好带回来再改：
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起见，允除第五项五款，应俟日后另议外，所有第一、二、三、四项各款，及第五项关于福建交换文书之件，照日本二十六日修正案，及通牒中附加七条件之解释，即日承诺，俾中日悬案，从此解决，两国亲善，益加巩固。中政府爰请日使择日惠临外交部，整理文字，以便早日签定。此复。
五月九号，陆征祥和曹汝霖赴日本使馆，将一纸回复当面送达给日置益。真正可怜的是还要我国代表亲自送去。十五号，日置益又来到外交部迎宾馆开条约会议，无非是在日本修正案再加入七个条件的解释。双方终于商定好了这次的中日合约。二十号公文就造出来了，并商定二十五号在外交部迎宾馆请双方签字。一方是日本特使日置益，一方是中华民国一等嘉禾章外交总长陆征祥，一个是使者一个是外交部部长，尊严何在？
正文共三份，前面已经摘录过就不再多说了。袁世凯早就做好了国民暴怒的准备，为了平息躁动，他除了密电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维持秩序外，还下令约束军民：
环球交通，凡统治一国者，莫不兢兢于本国之权利。其权利之损益，则视其国势之强弱以为衡。苟国内政治修明，力量充足，譬如人身血气壮硕，营卫调和，乃有以御寒暖燥湿之不时，而无所侵犯。故有国者诚求所以自强之道，一切疲玩之惰气，与虚骄之客气，有邱山之损，而无丝毫之益，所宜引为大戒。我中国自甲午、庚子两启兵端，皆因不量己力，不审外情，上下嚣张，轻于发难，卒至赔偿巨款，各数万万，丧失国权，尤难枚举。当时深识之士，咨嗟太息于国之将亡，使其上下一心，痛自刻责，涤瑕荡垢，发愤为雄，犹足以为善国，乃事过境迁，恬嬉如故，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处其上，酣歌恒舞，民怨沸腾，卒至鱼烂土崩，不可收拾。予以薄德，起自田间，大惧国势之已濒于危，而不忍生民永沦浩劫，寝兵主和，以固吾圉。民国初建，生计凋残，含垢忍辱，与民休息，而好乱之辈，又各处滋扰，为虎作伥。予以保国卫民，引为责任，安良除暴，百计维持。
不幸欧战发生，波及东亚，而中日交涉，随之以起。外交部与驻京日本公使，磋商累月，昨经签约，和平解决。所有经过困难情形，已由外交部详细宣告，双方和好，东亚之福，两祸取轻，当能共喻。虽胶州湾可望规复，主权亦勉得保全，然南满权利，损失已多，创巨痛深，引为惭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顾谋国之道，当出万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骛虚声。
近接各处函电，语多激烈，其出自公义者，固不乏人，亦有未悉实情，故为高论，置利害轻重于不顾，言虽未当，心尚可原。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譸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此辈平日行为，向以倾覆祖国为目的，而其巧为尝试，欲乘国民之愤慨，借簧鼓以开衅，极其居心，至为险很。责人不责己，如公道何？若不严密防范，恐殃及良善，为患地方，尤恐扰害外人，牵动大局。
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乱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并随时晓谕商民，切勿受其愚惑。至于自强之道，求其在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群策群力，庶有成功。仍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我国民务扩新知，各尽义务，对于内则父诏兄勉，对于外则讲信修睦，但能惩前毖后，上下交儆，勿再因循，自可转弱为强，权利日臻巩固。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此令。
外交部也发布了说明，并颁布了条约全文。陆征祥声明说：“征祥身负外交使命，但一片爱国之心不能表白于天下，特地恳请大总统允我罢职，另选贤才。”参政院院长黎元洪也发表了一封长长的电报，除了自责引咎外，还表示愿意辞去参谋总长一职。陆军总长段祺瑞说：“我始终主战，无奈各部长和参政院诸位多半主和，众多我寡，因而造成这种国耻。我宁愿辞职不愿再受污名。”
还有很多公文，不胜枚举，总之目前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华民国以来的第一国耻，全体官民都须时时记着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我中华民国才不至于灭亡。只希望国民的热度不再是五分钟！经过此事，众人也直说袁世凯终于有心开诚布公了，不再鬼鬼祟祟行事，而是有心开始整顿官场，众人也应该励精图治、图谋兴国才对。
可谁知总统府里根本还是一派乌烟瘴气。文武官员依旧攀龙附凤，对袁世凯歌功颂德；之前要求推翻政府的人，早变成了墙头草；申请辞职的达官贵人，有些依然做着寄生虫。事情风头还没有过去呢，北京城里竟然又出现了一个筹安会。这筹安会的宗旨，乃是主张变更国体，它的发起人还是几个不新不旧的大角色呢！顿时又惹起了一股新风潮，闹得人民头昏脑涨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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