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进去后，袁世凯也不再问他的家事了，只问他：“你早上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没起来呢，到底什么事那么重要？”蔡锷于是说了些需要袁世凯首肯的小事。袁世凯听了松了口气：“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这件事你选几个人给我过目一下就可以了。”蔡锷点头应下了。
袁世凯又问王、朱二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得怎么样了？”朱启钤回答说：“近来接到了很多省的来电，都已经在筹备选举了，应该不久就可以完成。”袁世凯督促说：“附近的省份没问题，那些偏远地方要抓紧些呀。”说完，转头盯着蔡锷看了好一会儿，王揖唐伺机说：“最远的省应该是云南了，松坡在云南呆过几年，不是和唐、任他们是好朋友吗，何不让松坡写信催催他们呢？”
蔡锷接口说：“正是，蔡锷马上去发密电催他们快点行动。”但袁世凯又想起另一件事：“我还听说上海的亚细亚报馆屡次被人扔炸弹，很多人被炸死炸伤，这分明就是有乱党在扰乱治安，这也要尽快处理了。”王揖唐说：“报馆总主编薛子奇给我们发过急电，十月十一号晚上发生的炸弹案总共有三人丧命，四五人受伤，不过幸好没有重要人物。最近又发生了第二次炸弹事故，不过没有人受伤。他们已经加强防范了，还派了人巡逻值班，应该不会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了。”
袁世凯点点头，又问道：“上海各报对帝制都有些什么看法？”王揖唐回答说：“都是赞成帝制的，没什么不同意见。”袁世凯于是拈着胡须笑了：“人心所向天命所归，乱党又怎么能挡得住我呢？”蔡锷实在听不下去，只好说还有事情要办就先出去了。朱、王二人又奉承了袁世凯好一会儿才告辞离开。
蔡锷走出总统府，连忙赶到电局发了一封密电给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两人：“帝制将成，速即筹备”。这八个字，其实是让唐、任开始筹备起义的，并不是筹备选举。大家不要误会了。蔡锷是奉了袁世凯的命令发电报的，别人当然不会怀疑了，而且只有“筹备”两个字，根本不会被人察觉。密电发出后，蔡锷就匆匆赶回家，让王伯群赶往云南亲口告诉唐、任两人准备起义，说自己也会马上来云南支援。王伯群出门后蔡锷才稍稍放下了心，开始准备伺机出京，这些都后面再说。
再说国务卿徐世昌。袁世凯一心称帝执迷不悟，于是徐世昌也想像李经羲、张謇等人一样辞官回乡，免得被后人唾骂。但徐世昌知道袁世凯的疑心很重，要是让他以为自己另有心思的话就麻烦了，因此徐世昌想了一个办法。
他向袁世凯称病要告假还乡。袁世凯这下没有理由拒绝了，只好命他去天津静养一段时间，等病好了再回来。这正中了徐世昌的下怀，他只想脱离污浊之地做个闲人呢。但袁世凯让他去天津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他是怕段祺瑞和徐世昌联合起来叛变，否则何必连地方都给徐世昌定好了呢。于是国务卿的职务就由陆征祥代替了，陆征祥是个好好先生，袁世凯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过了两三天，总统府里又派了董康、蔡宝善、麦秩严、夏寅官、傅增湘等人下来检查国民代表选举的进度，一方面又催促各省尽快决定投票的日期，各种书信和电报也不断地下来。董康、蔡宝善等人在等各省回复的期间又让事务局通知各省，限定两次投票日期要在十月二十八日和十一月二十日之间，不能推迟；并颁布了两条最重要的法令：
按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原咨，内称：本月十九日开会讨论，佥以全国国民前后请愿，系请速定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应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票面应印刷君主立宪四字，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即写“反对”二字。至票纸格式，应由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拟定，转知各监督办理。当经本院依法议决，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施行等因，奉交到局。除咨行外，合亟遵照电行各监督查照，先期敬谨将君主立宪四字，标题印刷于投票纸，钤盖监督印信，并于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示国民代表一体遵行。
前电计达，兹由同人公拟投票后，应办事件如下：
（一）投票决定国体后，须用国民代表大会名义，报告票数于元首及参政院；
（二）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
（三）委任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
此三项均当预拟电闻。投票毕，交各代表阅过签名，即日电达。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投票后，三日内必须电告中央。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祝书，亦请预拟备用，特此电闻。
各省都接到了通知，有些人乖乖照办，有些人虽然对此不甚苟同，但也不敢有异议，于是都开始准备起来。谁知消息都还没有传遍全国呢，国外就突然有了异动。先是日、英、俄三国的公使到外交部进行干涉，后来法、意两国也来加入了，新的外交问题出现了。
大家本来就怀疑五九条约是袁世凯私通日本导致的，因为他想让日本支持帝制，做他的护身符，所以才默许日置益回国签下条约。但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曹汝霖并没接到袁世凯的指示，他们听到这种谣言后，就在开会期间宣布说：“中日交涉才刚结束，帝制问题就出现，恐怕外人都担心是我们策划好了的吧，但这么明显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做呢？”这一番话替自己是撇清了。但袁世凯听说后就赏了两人一些鸡肋勋位，然后对他们说：“外交方面我已经办妥了，你们就不用管啦。”陆、曹二人便不再过问此事，对外面也说已经安排妥当。
谁知十月二十八号下午一点，日本公使和英、俄两国的公使就一同来外交部拜访外交总长了。陆征祥连忙接见，众人坐下后，日本公使便开口了：“贵国最近在筹办帝制吧，真是忙碌得很呀，但贵国国内反对的人应该也不少，倘或帝制实行的话，恐怕还会发生事变呢。而且现在欧洲战争还在继续，各国都希望保持和平，万一贵国发生变动，那不仅是贵国的不幸，我们也会受到影响的。本人接到我国政府的文件，所以特来劝告贵国政府不要轻举妄动。”说完就从袖子里拿出了警告文件递给陆总长。
陆征祥接过交给了翻译员，就听见英国公使慢慢说：“本公使很同意日本方面的话。”俄国公使也接过话说：“日本代表和英国公使的话，本公使也非常同意。”陆征祥正要答话的时候，翻译员把译文递给了他，只见纸上写着：
中国近时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当竭力遏阻，借杜新纠纷之发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无可讳饰者也。反对风潮之烈，远出人意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
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之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
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全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政府，并询问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并此声明。
陆征祥看完以后，不禁愣了半晌才说：“我国的国体问题还在和国民一起解决呢，并不一定会改变。就是大总统也不敢草率决定啊，还请大使转告贵国政府，不要多虑了呀！”日使哼了一声，说：“袁总统的想法本大使早就了解了。中国要帝制还是共和我国都管不着，不过实行帝制的话一定会有大动荡，要我看，袁总统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而且陆总长的责任重大，难道要袖手旁观吗？”
陆总长被他一讥讽，不由得脸上一红，英国公使又接着说：“只要贵国政府给我们一个答复，能保证全国太平，那我们各国自然不会再来多加干涉。”陆总长连忙回答“是”，日、英、俄三国公使这才起身告辞。
陆征祥送别他们后回来对曹汝霖说：“总统曾说外交那边已经办妥了，为何又出了这么个大乱子？我真是不解。”曹汝霖说：“三国都来警告，我们一定要禀明总统再来定夺呀。”陆征祥说：“这个自然，我和你去走一趟怎样？”曹汝霖点头，于是两人就一起赶往总统府了。
袁世凯正坐在怀仁堂检阅各省的电文呢，直看得笑容满面。一听陆、曹来了，立即召见并说：“各省都请求君主立宪，已经有五个省的电文来了。”陆、曹两人都暗暗觉得好笑，只好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还是袁世凯开口问他们来所为何事，陆征祥说出了三国的警告之事，并将译文递给袁世凯看。
袁世凯瞧了一遍后皱着眉头说：“日置益已经答应此事了，为什么又变卦呢？”陆征祥说：“他还要我尽快答复他呢。”袁世凯说：“要答复也不难，就照现在的情况说就行了。而且我也不想称帝的。”还要自欺。陆征祥问：“那先要外交部写好稿子然后拿来给总统定夺怎样？”袁世凯说：“就这么办。”陆、曹二人退了出去，马上让秘书拟稿，两人稍微修饰后再送给袁世凯去看。袁世凯又让他修改了几处，然后正式答复日置益，公文是这样写的：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完全系中国内政，然既承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
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端，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业，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之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
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时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诫各选举监督，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府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又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
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做，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未据有里面反对炽烈，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信，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并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此一辙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政府为荷。
过了几天，日置益又到了外交部。他说，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的回复不够明白清楚，还请再给个明确的答复。陆征祥只好当面对他说：“现在已经有十多个省在进行改革国体的相关事宜了，总之这是民意所趋而不是政府能左右的，我国政府如果能够阻止的话，怎么会不这么做呢？”全是谎言。日置益听完就走了。
不久，外交部又陆续接到了法、意两国的警告书，意思大致与三国的警告相同，外交部只好继续拿民意做挡箭牌：“政府一定会慎重行事，绝对不会有意外发生，就算有乱党乘机挑事，我国政府也完全有能力应付，请不必担心。”各国大使这才回去，这场小插曲就此过去。选举的各种事宜也依次进行着，全是按政府说的做，强迫各省的国民代表赞成君主立宪。袁世凯的一颗心这才安安稳稳地放下来。
就在十一月十号晚上，上海突然传来了急电，郑汝成被刺丧命，刺客是王明山、王晓峰两人。袁世凯得知消息不禁大吃一惊。郑汝成是袁世凯的得力臂膀，袁世凯现在格外器重他，怎么突然遇刺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民国四年十一月十号正好是日本天皇登基，郑汝成身为上海长官理应去日本领事馆庆贺。当天上午十点钟，郑汝成整理好行装后，带了一个副官坐着汽车就朝着日本领事馆去了。路过外白渡桥时，只听见“嘭”的一声，就看见一阵黑烟朝着郑汝成的方向直扑过来，不过失了准头，并没有击中他。
郑汝成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看向旁边坐着的副官，副官也安然无恙，还勉强坐着，郑汝成正要开口和他说话时，又有一枚炸弹朝他们丢过来了，正巧从头皮上擦过，郑汝成连忙把头一缩，侥幸躲过去了，炸弹却没有掉下来，反而直接飞过汽车朝租界滚过去了。
见两次都没有打中自己，副官也马上反应过来了，立马从怀中取出手枪准备装弹还击，没想到的是，扔炸弹的刺客竟然跃上了汽车，一手抓着车栏，一手就胡乱朝里开了数枪，一阵枪声过后，副官已经身负数枪。躺着抽搐了几下就死了，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同时中弹的还有司机，也跟着副官一起去找阎罗王报到了；郑汝成身中了一弹，却还没有死，他还想逃走的时候，发现路上的行人早都纷纷跑开了，就连中西巡捕也不知去向，他无从呼救，只能惊恐万分地看着一个刺客跳进车内，手里拿着最新的手枪朝自己猛击。子弹颗颗都朝着郑汝成而来……过了几分钟，郑汝成就躺在了血泊之中，毫无声息了。
两名刺客得手后，便跳下汽车夺路而逃，但是警笛呜呜地响起来了，一群中外巡捕已经闻讯赶来，将他们重重包围了。他们两人都只剩下了空枪，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几个外国巡捕就已经伸出蒲扇般的手掌来捉了，双拳不敌四手，两人很快被抓住带进了牢房，中西法官立即开始一同审讯。
两人对杀人一事供认不讳，自称叫王明山和王晓峰，还说：“郑汝成不只对袁世凯阿谀奉承，他还滥杀好人，我们两个早就想杀了他了，今天终于完成了心愿，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们尽管来枪毙吧。”法官又问谁是主使，两人却齐声说：“是中国全体国民叫我们来打死郑汝成！”说完就闭上眼一言不发，不管法官再怎么问都不说一个字了。
上海地方只好如实上报中央。袁世凯深感惋惜，马上给上海方面下达指示，王明山、王晓峰两个犯人在上海高昌庙执行枪决。郑汝成的抚恤金是二万块加若干田地，并加封他为一等侯爵。大家注意了，袁世凯的五等分封就是从郑汝成这里开始的。
郑汝成死后五六天，日本东京赤坂又有一个叫蒋士立的华人被击受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下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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