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李纯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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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各省的军阀家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看见唐继尧、刘显世两人发了电报,于是由曹锟、张作霖领头,给云南和贵州的首脑回了电报,说得也很动听。文中说:

    接读通电,尊重和平,促成统一,语长心重,感佩良深。就中要点,尤以注重法律外交为解决时局之根本,群情所向,国本攸关。锟等分属军人,对于维持法纪,拥护国权,引为天职,敢不益动初心,勉从两君之后。所希望者,关于和议之进行,务期迅速,苟利于国,不尚空谈,精神既同,形式可略。

    此次西南兴师,揭橥者为二大义,一曰护法,一曰救国。南北当局,但能于法律问题,持平解决,所谓军职问题,民治问题,均应根据国会,及国会制定之宪法,逐渐实施,决不宜舍代表民意之机关,而于个人或少数人之意思,为极端之主持,致添纷扰。是法律问题之研究,当以国会问题为根本,即军职之存废,及民治之施行,亦当以国会为根本。现在新旧国会,怠弃职务,不能满人民之希望;复以党派关系,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无期,而时效经过,尤为法理所不许。值此时局艰危之际,欲求救济,舍依法改选,更无他道之可循。果能根据旧法,重召新会,护法之义既达,则统一之局立成,此宜注意者一也。

    至于中国国家,实因列强均势问题而存在,国际关系,与国家前途之兴亡,至为密切。前次沪会停滞,实以外交问题为主因,即北方内部之纷争,亦由爱国者,与专恃奥援,不知有国,只知有党之军阀,为公理与强权之决战。试问自己良心,果能爱国否?差幸公理战胜,违反民意之徒,业经匿迹销声。嗣后中央外交之政策,应以民意为从违。谈何容易?在南北分裂之际,无论对于何国所订契约,皆应举而诉诸舆论。国本既固,庶政始成,此应注意者二也。若夫和议方式,允宜以早日观成为旨归,军事收束,特设委员会,尤为施行时所必要。此皆中央屡征同意,期在必行,毋容过虑者也。

    总之时局日艰,民困已极,排难解纷,当得其道。凡我袍泽,果能及早觉悟,不事私争,所谓护法救国之宗旨,均经圆满解决,则同心御侮,共谋国是,人同此心,何敢自外?两公主持和议,情真语挚,敬佩之余,用敢贡其一得,希即亮察。

    这电文写得倒也合乎情理,平心静气地看,南北双方只要确实按此法彼此接近,和平应该不成问题。但是若再细心观察语意,才知道并没有想象的容易。北方主张解散新旧国会,新国会为段派的人员所组成,这本就是南方所反对的,而且旧国会分布在云南和广州,刚刚想要恢复立法权,又怎么肯解散呢?这是肯定做不到的事。

    段氏主张武力统一,南方向来与之抗拒,这时段派虽然失势,但是曹、张两人还是军阀,又怎么能让南方信服?更何况徐总统也是新国会推出来的,南方并不肯承认,想要南北和平统一,还需要改选总统,这也是不易办到的事。所以双方通了电,但仍然是僵持着,没有进展,如此这般又怎能迅速实现和平呢?这样一解释,就相当明白了。

    这时候,湖南第七师及暂编一旅炮兵各有一营突然在武袕骚动起来,冯玉祥率兵过去镇压了叛乱,乱兵被缴械遣散。旅长张敬汤是张敬尧的兄弟,以前就在湖南败逃,遭到中央明令通缉,现在武袕兵变,他便在暗中煽动着,眼看没有成功,便逃到汉中躲起来,被湖北督军王占元知道了,派兵把他逮住,将罪状上传中央,中央命令处以死刑,于是就地枪毙了。而张敬尧以前的手下刘振玉等人,曾经在宁乡、安化、新化等县,纵使士兵抢劫放火,被各地的灾民告发,由湖南总司令部派兵抓获,审讯属实,也被处死。

    这两件事都证明了张敬尧不能担任他的职务。此外,像保定、通县、兖州等地方,偶尔有兵变,大多是安福部的余波,经过地方长官的剿杀与抚慰,都已经平定下来了。只有张勋逃脱了罪责,去了天津,因为以前段氏的檄文中,曾说过曹锟私自勾结张勋出京,于是张勋便在津门发电报进行声辩。他有张作霖的保护,又想在军阀界中占一席之地,所以有了这次辩论。其实人都已经老了,应该看到自己这辈子大运已去,还要什么富贵呢?复辟原本就违背时代潮流,虽然不忘故主的这份忠心情有可原,但这番辩论真是多此一举,无非自添丑陋而已,这又何苦呢?

    再说外蒙古取消自治,已将近一年了,自从徐树铮到了库伦,剥夺了前都护陈毅的职权后,陈毅自己也不想做事,索性离开库伦南归。后来徐树铮还京主战,失败后无暇顾及外蒙,政府觉得陈毅驻守库伦的时间久,称得上是熟手,便仍然任他为西北筹边使,按约定的日期上任。哪知陈毅还没来得及到任,外蒙又开始谋划独立起来,竟然在九月十三日晚上,大放枪炮来庆祝。幸亏驻守库伦的司令褚其祥派兵镇压了这次庆祝会,抓住了两个首犯,遣散了众人,并发电报给巡阅使曹锟,详细地报告了当时的情形。曹锟便转告中央,请求拨饷救济,并催促陈毅莅任,政府自然照办。

    听说外蒙的叛变是俄国人暗地里唆使的,俄国的新政府虽然已经战胜了旧党,但国乱还没有平息,列强也没有承认他们,而且俄国还四处拓地,侵扰波兰,窥伺印度,早被列强所仇视,所以列强劝告中国与俄国绝交。中国政府因为有列强的帮助,倒也乐意照办,于是由外交部出面,呈请徐总统,徐总统因即下令说:

    据外交部呈称:“比年以来,俄国战团林立,党派纷争,统一民意政府迄未组成。中、俄两国正式邦交,暂难恢复。该国原有驻华使领等官,久已失其代表国家之资格,实无由继续履行其负责之任务,曾将此意,面告驻京俄使,并请即日明令宣布,将现在之驻华俄国公使领事等,停止待遇”等语。查原呈所称各节,自属实在情形,惟念中、俄两国,壤地密迩,睦谊素敦,现虽将该使领等停止待遇,而我国对俄国人民固友好如初,凡侨居我国安分俄民,及其生命财产,自应照旧切实保护。对于该国内部政争,仍守中立,并视协商国之趋向为准。至关于俄国租界暨中东铁路用地,以及各地方侨居之俄国人民一切事宜,应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区长官,妥筹办理。此令。

    驻京俄国公使库达摄福听到这个总统令后,立即致牒外交部,抗称中国违背约定,并责成中国政府妥善保护侨民。政府没有答复他,却将各处所有的俄国租界一律收回,并向驻京各国公使声明,各国公使都没有异议。俄国公使无可奈何,只能恳求法国公使代管俄国的租借,法国公使不同意,于是俄国的租界就陆陆续续被中国长官收回了。天津本来有俄国的租界,俄国侨民虽然无力抗拒,却提出了抗议的条件,想要与中国政府交涉。东北三省、哈尔滨、海参崴的俄商纷纷改挂法国国旗。俄国的道胜银行,也托词归法国保护,不许中国接收。于是外交部特意约见法国公使,提出了三件事,希望法国公使履行,大纲如下:

    (一)根据于九月二十四日法使拒绝俄使库达摄福请求法使代管俄产之事,证明法国并非希望接管俄产之意。

    (二)哈尔滨之法旗,系出于俄人规避接管之一种作用,对于法政府,未为何等让渡之手续,故事实上不彻底。

    (三)俄商滥用法旗,若吾国前往接收,转涉及法国国徽尊严,故先行声明,希望转告其撤收法旗,以免因俄人关系,损及中、法完全无缺之睦谊。

    见面以后,再由交通总长叶恭绰,与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兰德尔,改订涉及中东铁路的合同。提出以后中东铁路,纯属商办,中国得加入管理,直到俄国政府统一,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后,才能另行议定。兰德尔即作为该铁路代表,签字立约,于是哈尔滨道胜银行及中东路公司所悬挂的法旗立即撤去。法国公使也发布公文要求撤下法旗。假如俄国人民愿意悬挂法旗,那就让他们自行决定。驻京公使团与中国政府马上进行照会,正式承认中国收回俄国租借的行动,只是商议俄国使馆的房屋仍然交给前俄公使库达摄福管理,外交部只能同意。因此这位前任俄国公使,继续在中国的京城里住着,只不过在国际上没有了代表资格,成了一个中国寓公罢了。

    俄国的事情刚解决,东南的江苏省突然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大事,让人很是惊疑,什么事呢?原来是李督军突然自杀了。笔锋转到这里固然突兀,因为事情来得就是这么突然。

    督军李纯,因为和平协议多年都没成功,愤怒压在心中,成了心病,特意保荐江宁镇守使齐燮元为会办。齐燮元正处壮年,曾经担任第六师师长,很会拍李纯的马屁,被李纯当作心腹,遇到军国重事,往往召见他秘密询问,让他做参谋。

    到了段系失败后,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倪嗣冲,也是段系中的人,因为有嫌疑,加上年纪也大了,于是自请辞职回家休息。徐总统便命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并且将长江巡阅使一职交由李纯担任。长江巡阅使本来就是个虚衔,并没有实权,李纯不愿意担任,派参谋长何恩溥赴京代表自己,晋谒总统,请辞长江巡阅使这一职位,包括议和总代表的兼差也愿一并辞了,请徐总统另派重员。

    徐总统没有应允李纯这一请求,他看透了李纯的想法,于是特意将长江巡阅使裁去,改命李纯为苏、皖、赣的巡阅使,齐燮元为副使,李纯于是受命就任。但是江西督军陈光远,本来与李纯比肩共事,突然听到李纯的权力高于自己,并且还要听他指挥,心中很不服气,于是发表宣言称“情愿归鄂,不愿归苏”。新署皖督的张文生,一直掌管着兵符,向来是张、倪部下的健将,也不愿服从李纯。江苏的士绅也说:“李纯生平,素称不预民政。”因此乘机拍电,请他移驻九江、当涂等处。电文中有许多讽刺的言辞。李纯因此受了许多刺激,心中烦躁,越来越觉得不安,身处高位越发危险啊。

    江苏财政厅长俞纪琦让苏州人感到厌恶,多次嘲讽议论,省长齐耀琳由于与李纯意见不一致,呈请中央请求辞职。苏州人也非常不满李纯保王克敏为省长,说王克敏只是一个嫖赌的好手,怎么能够担任苏州的长官呢?所以反对的函电纷至沓来。政府为了顾全民意,只好不任用王克敏,好在推荐书上还有王瑚。王瑚曾经是京兆尹,符合人民的愿望,政府任命王瑚为江苏省长,群众的议论才平息。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纯以俞纪琦未孚物议为由,保张文龢为财政厅长,惹得苏人又开始议论纷纷。相传张文龢原籍江西,素来工于谄媚,当年李纯督赣时,张文龢受族人介绍,得到进入都督府拜见的机会,参见李纯后马上呜咽不止。李纯惊讶地问其原因,他哭泣着说:“督帅貌肖先父,故不禁感触,悲从中来。”李纯竟还说他真是有孝心,马上认他为义子,委任他为烟酒公卖局局长,又推荐他担任两淮盐运使,现在又推举为财政厅长,未免有着私心。苏州人向来工于言论,并且有“苏人治苏”的意见,乘现在抓住了这个由头,便大加呼斥起来,不但痛斥张文龢,而且力诋李纯,拍发到府院的电文络绎不绝。其中有两篇电文最为激烈,记录如下:

    一篇是江苏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的电文:

    直、皖战起,李督借词筹饷,百计敛财,其始违法越权,委议会查办劣迹昭著之俞纪琦为财政厅长,人民惊骇,一致反对;近又报载力保文龢。查文龢为李督干儿,其为人卑鄙龌龊,姑不具论,而秉性贪婪,擅长谄媚,若竟成为事实,以墨吏管财政,恃武人为护符,三千万人民生活源泉,岂可复问?报纸又迭载:“李督派员向上海汇丰银行等,借外债一百五十万,以某项省产作抵”等语。借债须经会议通过,为法律所规定,以省产抵借外债,情事何等重大?

    如果属实,为丧权玩法之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用特明白宣告,中央果循李督之请,任文龢为江苏财政厅长,文龢一日在任,吾苏人一日不纳税。至借债一节,如果以江苏省产作抵,既未经过法定手续,我苏人当然不能承认。江苏人民,困于水火久矣,痛极惟有呼天,相忍何以为国?今李督方迭次托病请假,又报载其力保文龢,以去就争,应请中央明令,准其休息,以苏民命而惠地方。江苏幸甚。

    另一篇是南汇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财务部的电文:

    报载李督力保文龢财厅,以去就相要,苏民闻之,同深骇异。文龢为李督干儿,卑鄙无耻,不惜谓他人父,人格如此,操守可知。财政关系一省命脉,岂堪假手贪鄙小人?如果见诸事实,苏民誓不承认。且江苏者,江苏人之江苏,非督军所得而私。李督身任兼圻,竟视江苏为个人私产,并借以为要挟中央之具,见解之谬,一至于此,专横之态,溢于言外!既以去就相要于前,我苏民本不乐有此夺主之喧宾,中央亦何贵有此跋扈之藩镇?应请明令解职,以遂其愿。如中央甘受胁迫,果徇其请,则直认江苏为李督一人之江苏,而非江苏人之江苏,我苏民有权,还问中央果要三千万人民为尽义务否?三千万人民为之豢养否?博一督军之欢心,失三千万人民,孰得孰失?惟中央图之!

    以上两篇攻击李纯的电报,语言十分犀利,自然令当局难受。但是古人云:“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现在这些热心利禄的人,常拿这两句话当秘诀,李督军却不谙此法,只知道自己的好,却不懂得修正退让,或者把张文龢舍去,或者自己解除职务回家种田,也都不算太坏,为什么要像那些匹夫匹妇一样地怄气去寻短见呢?

    根据督军府中的传言:李纯元配是王夫人,出自普通民家,两人生活得很和谐。因为叔父膝下无子,李纯就肩负两家的任务,取了两房,娶孙氏为次妻。王夫人生下一女后不育,孙氏也未能生子,李纯于是又陆续纳了四名妾,名为春风、夏雨、秋月、冬雪。这几个人中春风最受宠,长得也最好看,识得几个字,能够帮助李纯处理公务。可惜这四个妾也没有谁能生下男孩。而李纯与元配王氏,却始终和谐安好,无人不知。苏、浙一役几至开战,幸亏王夫人从旁边劝解,才让步罢兵了。不要说世上没有贤妇啊!

    李纯的弟弟字桂山,受兄长提拔,当上了中将,与哥哥的情谊十分深厚,有汉朝姜肱遗风。平时李纯崇尚俭约,对名誉非常看重,督领江西时深得当地人爱戴,到了江苏,也按部就班不曾改变。每次听到国家乱事,就唏嘘不已,尤其留心京、沪各报,说报纸中所记载的毁誉的言语,有警示的作用,值得一看。到了他保荐省长、财长这两件事,遭到了苏州人强烈的反对,很多骂人的话都记载在报纸里了,看得李纯每次都想流泪。

    十月初旬,他的弟弟桂山由京返苏,李纯与他说家里的事,并且将产业的布置说得很清楚。王夫人的弟弟、李纯的小舅子王某,正当着某旅的营长,李纯召他过来,呜咽着说:“我的督军不能做了,你的营长也干不下去了。现在我给你拨七千元,让你回家,你购置田产,也可以活下去,不必在这里和我一起遭罪了!”王夫人在旁听这话跷蹊,免不了细问他。李纯叹息着说:“如今的人心就是这样,这世上没有公道了,我活不下去了,你不要多问。”王夫人不敢再问,只是觉得他气色不正常,只能随时小心罢了。

    十一日上午,李纯问身边的人说:“我有勃林手枪一支,曾送机器局修理,现在修好了吗?”身边的人马上联系机器局。不一会儿,就有人送枪过来,李纯检查后,藏在一个小皮箱里。下午三点,李纯又叫人拿来上海各家的报纸,看到上面都是批评斥骂自己的文章,大哭着说道:“我在苏州在任数年,摸着良心,实在对得起人民,现在就因为保荐财政厅长不合他们的意,就这样毁坏我的名誉,让我有什么面目见人?人生名誉为第二生命,这样无端地侮辱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王夫人一见这状况,知道自己不能安慰他,急忙命人去请齐夑元等人来过来。大家苦苦劝慰,可李纯始终不说一句话,齐夑元他们也就走了。

    黄昏后,李纯又召见了秘书,指示给北京发一通电报,说自己病难痊愈,推荐齐燮元暂代江苏督军。秘书答应了出去。李纯自己又写了很多书函,放在抽屉里,这才睡觉。到凌晨钟敲四下之后,突然从床上传来一声怪响,王夫人从梦中惊醒,叫李督军,却发现他已是面色惨白,不省人事,只有眼睛睁开,脸上还有两行泪痕,急得王夫人魂飞魄散,忙叫别人来看,都不知道是什么疑难病症,于是派人请军医来诊治。

    军医叫须藤,六点钟才到,解开李纯的衣服,察听肺部,猛然看见衣服上血迹淋漓,才知道是中枪毙命的。在床上检查,在枕头底下看到一支勃林手枪,就是白天从机器局取来的那危险品,须藤验视李纯的脉息及口中的呼吸,发现已经没了声息,就这样呜呼哀哉了。他才四十六岁,连个儿子都没有。

    李纯死后,谣传有很多。有说是仇人杀害的,有说是他妻妾中出了暧昧的情事引发的,连齐帮办也不是没有嫌疑。究竟什么原因,我们无从知晓。李纯所有的遗书以及中央的恤典,都待下回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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