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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从留校教室放出来不到一个礼拜，又被请到校长办公室。我在去的路上心情沉重，想不明白自己这次又惹了什么新官司。

    至少这次找我的不是希金斯先生，而是学校的心理导师。他说，他们讨论过我的情况，商议过如何把我那支“不安分的笔”引向建设性的用途。他请教了《里斯本周刊》的编辑约翰·古德先生，发现古德需要一个写体育报道的记者。校方并非坚持要我接受这份工作，但校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接这差事就别活了，导师的眼神似乎在说。我当时也许因为害怕，所以才会这样想，但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觉得自己没看错导师的意思。

    我暗自叫苦。我好容易摆脱《戴维小报》，差不多摆脱了《鼓》，结果又来了个《里斯本周刊》。我就像《大河恋》里一辈子被水缠着、不得脱身的诺尔曼·迈克里恩，少年时光算是跟报纸纠缠上了。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又看了导师的眼睛一次，然后说我很高兴去面试。

    这位古德不是新英格兰那位著名的幽默作家，也不是《绿叶之火》的作者，但我想他跟上述二位是亲戚。他带着几分戒备和几分兴趣接待了我。他说我们可以尝试相处，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不是在里斯本高中的管理层办公室了，觉得可以鼓起勇气坦白说话。我对古德先生说我对体育了解得不多。古德说：“酒吧里的醉汉都能看懂比赛。你只要愿意，肯定能看明白。”

    他给了我一大卷黄纸，让我把稿子用打字机打在黄纸上——我想我到现在可能还留着这些纸呢——然后跟我说稿费是一个单词半美分。这是头一次有人答应给我开稿费。

    我交的头两篇稿子写的是同一场篮球比赛，里斯本高中的一个球员在比赛中破了学校得分纪录。一篇稿子直接报道比赛，另外一篇是关于破纪录的罗伯特·兰森的追加报道。比赛结束后第二天，我把两篇稿子拿给古德看，赶星期五出报。他看了那篇比赛报道，做了两处小改动，就把稿子毙了。随后他拿过一支粗黑笔，改我的那篇特稿。

    我在里斯本高中剩下的两年里，把该上的英语课都上了，在大学里又修了不少的写作、小说和诗歌课程，但约翰·古德教给我的东西比所有这些课教给我的东西都要多，而且不出十分钟就教完了。我真希望没丢掉那份稿件——我该把它装上框，把所有改动的痕迹全留着——但我还清楚地记得稿子是怎么写的，也记得稿子被古德用他的黑笔改过一遍之后的样子。具体如下：

    原稿：

    昨晚在里斯本高中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馆里，杰·希尔斯的队友和粉丝都为一位运动员创造校史的精彩表现震惊不已。身材小巧、投篮精准、人送美誉“子弹鲍伯”的鲍伯·兰森一举拿下三十七分。事实如此，你没听错。他动作优雅，速度惊人……还有一种奇怪的谦恭姿态。他像骑士一般超越从朝鲜战争那年起里斯本运动员一直未能有所突破的纪录的过程中，只有两次个人犯规。

    修改后的稿子：

    昨晚在里斯本高中体育馆里，杰·希尔斯的队友和粉丝都为一位运动员创造校史的精彩表现震惊不已。鲍伯·兰森一举拿下三十七分。事实如此，你没听错。他动作优雅，速度惊人……还有一种奇怪的谦恭姿态。在他超越一九五三年以来里斯本球员一直未能有所突破的纪录的过程中，只有两次个人犯规。

    他改到“朝鲜战争那年”时停了下来，抬头看我，问道：“上次的纪录是哪年创下的？”

    我很庆幸自己做了笔记。“一九五三年。”我说。古德咕哝一声，继续工作。他像上面示意的那样改完我的稿子之后，抬起头看看我的脸。我想他大概错把我脸上的表情看成是惊恐了。其实我并不惊恐，只有两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想，英语老师为什么从来不这么做呢？这份新稿简直就像生物老师老奸蒂尔桌上的那个人体模型。

    “你知道，我只是把不好的部分删掉了，”古德说，“大部分还不错。”

    “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话有两层意思：大部分的确还不错——好吧，总之说得过去——还有，他的确只是删除了不好的部分。“我不会再犯了。”

    他笑了。“若果真如此，你不需要找工作了。你可以做这行。你能看懂所有的修改标记吗？”

    “是的。”我说。

    “你写故事时，是在给自己讲故事，”他说，“你修改时，主要工作是拿掉不属于故事的内容。”

    我交上头两篇稿子那天，古德还说了些别的很有趣的话。他说：写作时要关上门，改稿时要畅开门。换句话说，你开始写东西时为自己，往后东西就要出门见人了。你一旦有了个故事，把它写好——总之尽力把它写好——它成形之后，就属于所有想要看故事的人。或者想批评它的人。你如果运气好（这是我的想法，不是约翰·古德的，不过我相信他会赞同这种说法），会有很多人喜欢读你的故事，而不是批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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