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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高三那年，全班去华盛顿特区参观了一趟。我回来以后，很快就在里斯本镇的沃伦博纺织厂找了份工作。我并不想干这份工作——活又累又枯燥，肮脏乌黑的厂房就像狄更斯小说里的工厂，俯瞰被污染的安德罗斯科金河——但我需要工资。我母亲在新格洛斯特一家精神病院做清洁工，拿很低的薪水，可她拿定主意让我像哥哥戴维一样去上大学（缅因州立大学一九六六级，优等生）。在我妈看来，教育本身倒是次要的。从德翰姆小学升到里斯本高中，再到奥罗诺念缅因州立大学的这些人属于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都是邻里邻居，有事互相照应，用合并线路四方或者六方讲电话聊天——斯蒂克斯威尔镇那时候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电话线路。而在大世界里，不上大学的小伙子正被派往海外，去打约翰逊先生不宣而战的战争；许多人是躺在棺材里回家的。我妈喜欢林顿的《贫穷之战》（“我打的就是这场战斗。”她有时候会这么说），但不大喜欢他在东南亚做的勾当。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也许应征入伍，到那边去会对我有好处——我说我可以把经历写成书。

    “别傻了，斯蒂芬，”她说，“就凭你那点视力，你肯定第一个被子弹打倒。你要是死了就没法写了。”

    她是当真的，下定了决心，拿定了主意。结果，我申请了奖学金，申请了学生贷款，还得去纺织厂工作。只靠帮《周刊》写写保龄球比赛、肥皂箱赛车

    报道，每星期赚五六块钱显然没法上大学。

    我这样度过了在里斯本高中的最后几个礼拜：七点起床，七点半上学，两点半上完最后一节课；二点五十八分在沃伦博三楼打卡上班，连续八小时给织物打包，十一点零二分打卡下班，大概十二点一刻到家，吃一碗麦片粥，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起床，重复以上日程。我偶尔会值两个班，赶在上学前在我的一九六〇款福特车里睡上一个钟头，然后午餐后的第五和第六节课之间在护士的小房间里睡一觉。

    暑假一到，事情就容易多了。首先，我被分到地下室的印染车间，那里比上头要凉快三十度。我的工作是把麦尔登呢料样品染成紫色或者深蓝色。我想象新英格兰有些人家的壁橱里放着我诚心染就的外套。那算不上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夏天，但我还是小心翼翼，最终没让机器吞掉，手指也没被加工待染布料的重型缝纫机缝到一起。

    七月四日国庆节那个礼拜，工厂停工。在沃伦博工作五年以上的员工带薪休假，工作不满五年的工人可以参加工厂的彻底大扫除。工人从上到下无所不扫，还要把四五十年没人动过的地下室也扫干净。我很可能已经同意参加大扫除了——一倍半工资呢——但所有的活都被人揽下了，轮不到我们这些高中生，反正我们这些学生九月一到就全走光了。休息日结束后，我回去上工时，印染车间的一个工友对我说，我真该在现场，简直太热闹了。“地下室里的老鼠个头像猫那么大，”他说，“还有的啊，妈的，简直有狗那么大。”

    狗那么大的老鼠！哇噻！

    在我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快结束时的一天，期终考试结束了，一切都乱糟糟的，我想起那个印染工友讲的车间下面老鼠的故事——猫那么大，妈的，有的简直有狗那么大——我开始动笔写一个故事，题目叫《墓地轮班》。我当时只是想在那么一个晚春的下午找点事做，但是两个月之后，《骑士》杂志出两百美元买了这个故事。我在那之前卖出过两个故事，但两个故事加在一起才给我挣了六十五美元。我如今一下子就赚了三倍的钱。我高兴坏了，乐晕了。我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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