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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角度来看，两个孩子对大学刚毕业的小夫妻来说实在太多了，小两口一个在洗衣房干活，另外一个在唐恩都乐甜甜圈店上中班，勉强维持生计。我们仅有的额外所得是免费赠送的杂志，《绅士》《公子》《亚当》《炫》这些——我姨父奥伦管这些叫做“奶子书”。到一九七二年，这些杂志不仅呈现裸露乳房这么两点，小说也在渐渐淡出，但我很幸运，赶上了末班车。我下班后写作。我们一度住在格鲁弗大街上，离新富兰克林很近。我中午吃饭休息的工夫也会写一点。我的话可能难以被人相信，有点头悬梁锥刺股的意思，但那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我乐在其中。我写的某些故事虽说很阴郁，却让我暂时逃离了老板布鲁克斯先生和工头哈里。

    哈里在二战期间跌进衣物搅拌机，失去了双手（他当时在机器上方清扫房梁，不慎跌落），装了一对钩子代替手。这家伙爱搞怪，心底很有喜剧气质，有时候会偷偷溜到浴室里，开冷水冲一边的钩子，开热水冲另外一边的钩子，然后趁你忙着往机器里塞洗涤件时溜到你背后，用两只铁钩子钩住你的脖子。我和洛奇曾经颇费了些时日，琢磨哈里到底怎么完成某些特定的个人清理工作。“这个嘛，”有一天，我跟洛奇在洛奇的车里喝酒当午饭时，洛奇说，“他至少不需要洗手。”

    有些时候，尤其是夏天的下午，我吞盐丸时会想，自己无非是在重复母亲的生活。这种想法通常会让我觉得很可笑。但是我如果碰巧很疲惫，或者如果又多出些账单我却没钱付账，我想到这里会很难过。我会想，我们的生活不该这样过。然后我又会想，半个世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从一九七〇年八月我收到《墓地轮班》的两百块稿费直到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那个冬天，我卖给那些男性杂志故事的所得仅够让我们的生活跟救济站之间，时大时小勉强拉开些距离。我母亲一辈子都是位共和党人，把她对“靠县里吃饭”的深切恐惧传授给了我，塔碧莎对此也多少怀有同样的恐惧。

    我对那些日子最深切的记忆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那天去德翰姆我妈家度完周末，回到我们在格鲁弗大街的家里。现在想来，要了我妈妈命的癌症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出现症状的。我还有一张那天的照片。妈妈看起来疲惫又开心，坐在门廊里，腿上抱着乔，娜奥米作坚强状，站在她身边。可是娜奥米到了星期天下午就没那么坚强了。她耳朵发炎，病倒了，发烧，温度很高。

    那个夏天下午，我下车往自家公寓艰难行进，那是个低迷的时刻。我抱着娜奥米，拎着满满一袋子婴儿用品（奶瓶、润肤露、尿布、睡衣、内衣、袜子），塔碧莎抱着刚往她身上吐过口水的乔，身后拖着一包脏尿布。我们俩都知道娜奥米需要那种粉红玩意。我们管阿莫西林药水叫粉红玩意。粉红玩意很贵，而我们破产了，完全破产。

    我费劲地一手抱着女儿，打开楼下的房门，一边尽力安抚她（她烧得厉害，像块小火炭一样靠在我的胸膛上），然后发现信箱里有个信封露出个头——一封难得的周末来信。小两口信件不多，除了煤气和电力公司，其他人似乎都忘了他们还活在世上。我撕开信封，在心里祈祷不要又是一张账单。的确不是。是我在度臻出版公司的朋友们，《绅士》和许多其他高级成人杂志的出版商。他们寄来支票买我的故事《他们有时回来》。那故事很长，我以为没有人会买。支票面额是五百美元，是我收到的最大一笔钱。我们突然之间有钱去看医生，买一瓶粉红玩意，还可以好好吃一顿周日晚宴。我记得，孩子们一睡着，我和塔碧莎大概就亲热了一番。

    我想我们那时候有过不少快乐，也经常担惊受怕。我们自己比孩子大不了多少（俗话是这么说的），亲热帮助我们暂时忘却可恶的赤字。我们尽己所能照顾自己、孩子，还有对方。塔碧莎穿上粉红色制服去唐恩都乐甜甜圈店里上班，要是有醉鬼来店里喝咖啡闹事，她就叫警察。我替汽车旅馆洗床单，坚持写我的单轨恐怖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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