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一周之内并无新事，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处理业务，但碰巧业务很少。一天早上卡恩组织的乔治·彼得斯给我打电话，说他路过塞普尔维达峡谷，出于好奇，顺便造访了韦林杰医生的地盘，但韦林杰医生已经离开，有六七个勘探队为土地分租的事情正在测量地块，那些和他聊天的勘探员从来没有听说过韦林杰医生这个名字。

    “那可怜的家伙因为一纸信托契约停业，”彼得斯说，“我查过了，他们用一千美元让他放弃了对那块地的权利。这样省时省力，通过把地划分给不同的房地产开发商，有人可以轻松赚得一百万美元。这就是犯罪和生意的区别，想做生意你得有资本，有时我觉得这就是两者唯一的区别。”

    “恰如其分的冷嘲，”我说，“但是滔天大罪也要花不少钱。”

    “那钱从哪儿来呢，伙计？可不是从那些打劫酒铺的家伙那里，再见，回头见。”

    周四晚上十点五十的时候韦德打给我，他的声音粗重，嗓子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不知为何我觉得很熟悉，接着我听到了电话那头短促沉重的呼吸声。

    “我的情况很糟，马洛，糟透了。我撑不住了，你能赶紧过来吗？

    “当然，先让韦德夫人接下电话。”

    他没有回答。接着是一声撞击，然后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什么东西丁零当啷地四处乱撞。我朝着听筒大吼，但没人应答。时间在流逝，最后嗒的一声，听筒被放回原位，传来电话未接通的嘟嘟声。

    五分钟之后我已经在路上，半小时之后我就赶到了他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我飞驰过山口，一上凡吐拉大道就闯了红灯，在不该左拐的地方左拐，从两辆卡车中间挤过去，总之出尽了洋相。我穿过恩西诺的时候时速接近60英里，大灯照着停在路边的车辆外缘，让任何突然想从车里钻出来的人吓得立马打住。只有当人无所顾忌的时候才会有我这种运气，没有警察，没有警报器，没有警报灯。我脑子里闪过一幅幅韦德家里的景象，一定不怎么令人愉悦。可能她独自一人在屋中面对一个喝醉的疯子；可能她脖子折断躺在楼梯的底部；可能她躲在上锁的门后，外面有个人嘶吼着想破门而入；也可能她在月光下的公路上光脚狂奔，一个大块头的黑人拿着剁肉刀紧追不舍。

    情况截然相反，当我的老奥兹甩尾进入他家车道的时候，灯火通明，而她站在大敞的门口，嘴中叼着一根烟。我从车里出来，穿过石板路，来到她面前。她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开领衬衫，平静地看着我。除了我自己兴奋不已，这里的一切都静如止水。

    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和我的行为一样荒诞不经。“我以为你不抽烟。”

    “什么？不，通常情况下我不抽。”她把烟从嘴中拿出，端详了一会儿，扔到地上踩灭。“偶尔为之，他叫了韦林杰医生。”

    声音疏远而平静，就像从夜间的水上滑过，彻底放松。

    “不可能，”我说，“韦林杰医生搬走了，他叫的是我。”

    “哦，真的吗？我刚才听到他打电话，叫人赶紧过来，我以为是韦林杰医生。”

    “他人在哪里？”

    “他摔倒了，”她说，“一定是把椅子往后仰，他以前就这么干过，头磕在了什么东西上，流了一点血，不多。”

    “好吧，那就好，”我说，“我们可不希望看到一大摊血。我刚才问你，他在哪里？”

    她凝重地看着我，然后指了指，“那边，路边或者是栅栏旁边的灌木丛里。”

    我向前逼近她，“老天爷，你没去看看吗？”这下真的吓到了她，我回望草坪，什么也没看见，但是靠近栅栏的地方有一片深深的阴影。

    “没，我没看，”她非常平静地说，“你去找吧，我受够了，这已经超过了我能承受的范围，你去找他吧。”

    她转身走回房子，没关门。没走多远，大概走了一米她就倒在地板上，躺在那里，我把她抱起来，平放在两张隔着血红色长条鸡尾酒桌的沙发床的其中一张上。我摸了摸她的脉，不是很微弱，也没有不平稳，她双眼紧闭，眼睑发青，我让她躺着，走出了房子。

    他就在那儿躺着，就像她所说。他侧身躺在木槿的阴影中。他的脉搏快而沉重，呼吸也不太正常，后脑勺黏糊糊的。我对他讲话，摇了摇身体，甚至拍拍他的脸，他只是咕哝，并没醒过来。我把他拉着坐起来，将他的一只胳膊拽到我的肩膀上，让他靠着我的背支撑起来，我一手去抓腿，没成功，他简直和一块水泥板一样沉。我们都坐在草坪上，我歇了口气，又试了一次。最后，我用消防员的肩背式举起他，艰难地穿过草坪，这段路简直像往返了一趟暹罗。门廊的两层台阶宛如有十英尺高，我踉跄地走到沙发旁边，跪下来把他放平。我再次直起身子的时候感觉脊柱好像要裂成至少四节。

    艾琳·韦德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我。我疲惫不堪，无暇顾及其他人在哪里。我坐下看着他，观察他的呼吸，然后看了看他的脑袋，有些血污，头发上也粘着血迹。看起来情况不是很好，但头部创伤一向不好说。

    然后艾琳·韦德来到了我身旁，安静地低头看着他，脸上带着不变的冷漠表情。

    “对不起我晕倒了，”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猜我们最好打给医生。”

    “我给洛林医生打了电话。他是我的医生，你知道。他不想来。”

    “那换个人试试。”

    “噢，他会来，”她说，“他是不想来，不过他会尽快赶到。”

    “坎迪在哪里？”

    “今天他休息，周四。厨师和坎迪周四休息，一贯这样。你能把他弄上床吗？”

    “一个人不行，最好找一床厚毯或被子。今晚很暖和，这种情况下容易得肺炎。”

    她说她会拿一条毯子来，我想她人可真他妈的好。不过这想法不太明智，因为背他背得太累，我变得头脑不清。

    我们盖了一条毛毯在他身上，十五分钟后洛林医生来了，还是老样子：浆过的衣领，无框眼镜，脸上带着要清理狗的呕吐物的表情。

    他检查了韦德的头部。“轻微的划伤和挫伤，”他说，“不可能有脑震荡，应该说他的呼吸很好地说明了他的情况。”

    他伸手去取帽子，拿起他的包。

    “给他保暖，”他说，“可以轻轻地用水冲洗他的头，把血污洗掉，他睡一觉就会恢复。”

    “我一个人没法把他弄上楼，医生。”我说。

    “那就别动他，”他一脸漠然地看着我，“晚安，韦德夫人。你知道，我不治疗酒鬼，就算我肯医，你丈夫也不会是我的患者，我确信你能理解。”

    “没人叫你治疗他，”我说，“我只是请人帮忙把他弄进卧室，这样我就能给他脱掉衣服。”

    “你又是谁？”洛林冷冰冰地问。

    “我叫马洛，上礼拜我来过，你妻子介绍过我。”

    “有趣，”他说，“你是怎么认识我妻子的？”

    “那他妈的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

    “我对你想要什么不感兴趣。”他打断了我，转身看着艾琳，简短地点点头，开始向外走。我用背抵着门，挡在他面前。

    “就一分钟，医生。估计你很久没读那篇叫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文章了。这个男人打电话给我，我住得不算近。他听起来情况很糟糕，为了赶过来我把在这个州里能违反的交规都违反了。我发现他躺在草地上，于是把他抬进来，相信我，他可不像什么羽毛一样轻盈。家仆不在，没人可以帮我把他抬上楼，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别挡道，”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或者我会给县治安分局打电话，让他们派个警察过来。作为一名职业人士——”

    “提起职业的话，你是一坨跳蚤屎。”我说，然后慢慢走到一边。

    他脸色发红，虽然很慢但是的的确确发红了。他因为自己的怒气说不上话来，然后，他打开门走了出去，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掩上门的那一刹那他盯着我，那是一张前所未有的狰狞脸上的狰狞表情。

    我转身离开门口的时候艾琳在笑。

    “有什么好笑的？”我厉声嚷道。

    “你。你说话口不择言，是吗？你不知道洛林医生是谁吧？”

    “知道——而且我清楚他是什么东西。”

    她看了一眼腕表，“坎迪现在应该到家了，”她说，“我去看看，他在车库后面有一个房间。”

    她穿过拱形门廊走了出去，我坐下看着韦德。这个大作家呼声大作，他的脸汗涔涔的，但我还是给他盖上了毯子。一两分钟之后，艾琳回来了，坎迪跟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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