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从要走，到再来

    一切先进的东西都源于落后。

    承认落后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中国的通信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相当落后的。20世纪70年代，在国内打一次长途电话，常常要苦苦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还未必能打通，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曾领受过的滋味。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航天发射靶场，照理说，通信应该是最先进的。

    但，事实并不尽然。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过程中，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通信。据说，一位美国朋友在发射场的小宾馆向大宾馆打电话，拨了四五次都拨不通，气得扔下电话，冲着司机就喊：“走，开车，自己去！”

    通信问题，几乎成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搞得中方工作人员十分被动，也令美国人大为恼火。

    于是，故事发生了——

    美国人刚到西昌的第二天，中美召开第一次协调会。会议一结束，美国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鲁·马克便给洛杉矶总部打电话，汇报情况。

    电话挂得很顺利。马克站在宾馆服务台前，一手叉着腰，一手握着话筒，脸上洋溢着马到成功的喜悦。

    “喂，洛杉矶吗？”

    “是的，我是洛杉矶。”

    “我是中国，西昌……喂，喂……”

    马克刚讲了两句话，电话突然中断了。

    “喂、喂、喂，我是中国，西昌！喂、喂、喂，我是中国，西昌……”

    马克对着话筒，一个劲儿地“喂喂喂”，但“喂”了半天，“喂”出的却是一连串的“嘟嘟”声。

    马克急了，“啪”地扔掉话筒，冲进宾馆经理办公室，对着经理就发了一顿脾气，还连连挥动手臂，大声叫嚷道：“差劲儿！差劲儿！简直太差劲儿了！”

    经理是河南人，一急，就露出一句河南话：“咋啦？”

    马克咆哮道：“咋啦？电话，电话，电话怎么回事？”

    经理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电话，电话咋啦？”

    马克说：“咋啦，你说咋啦？我在问你，你怎么问我‘咋啦’？”

    经理这才急忙改用普通话：“先生对不起，请您告诉我，电话到底怎么啦？”

    马克说：“你们的电话不通！”

    经理说：“不通？怎么会不通呢？”

    马克更急了：“我是顾客，你是老板，你应该知道怎么不通，也有义务告诉我怎么不通，我怎么知道怎么不通？”

    经理连忙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派人去修，马上派人去修！”

    …………

    接下来，电话不通的故事，在其他美国人的身上也接二连三地发生；几乎每一天，中方都会接到来自美方的关于通信的告状电话。

    2月19日晚，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佩尔捷还找到中国长城公司的高先生，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要马上离开西昌！”

    高先生一听，忙问：“离开西昌？怎么回事？”

    佩尔捷说：“我要回美国去！”

    高先生说：“为什么？”

    佩尔捷说：“我自2月6日到西昌后，你们的通信工作一直让我感到很失望。我曾多次去过法国、巴西等国的发射场，在通信方面从来没见过像中国西昌发射场这种情况。我们五六十名专家在这里工作，却只有三条IDD中继线路，而且就这三条线路还不能保证正常使用。所以，我要马上离开西昌，回美国去！回去后，我再也不来中国西昌发射场了！”

    高先生急忙道歉道：“对不起，佩尔捷先生，我们一定尽快想法解决，一定尽快想法解决！”

    接着，另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艾林·考梯斯少校也找到高先生，表示要离开西昌。考梯斯少校说：“如果今后再在西昌发射场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这次来中国西昌参加‘亚星’发射的项目人员下次再也不会来了。你们今后见到的将是一批新人！来过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再来！我提请你们注意，我反映的意见，是在这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和想法！”

    这两位美国专家都明确表示，他们所说的情况，反映了在西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和想法，特提请中方注意！

    当晚，高先生向卫星发射基地和公司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

    第二天一早，中方有关领导找到“亚星”项目经理歇尔·纽曼先生，首先对中方的通信问题表示了诚恳的歉意，然后说道：“西昌卫星发射场的通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有一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纽曼先生问：“什么情况？”

    中方领导人说：“西昌卫星发射场在去年9月4日凌晨2点30分，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

    “泥石流？！”纽曼先生顿感惊讶。

    “是的，”中方领导人继续说道，“当时情况非常严重！只有半小时的工夫，我们通信团的房屋便纷纷倒塌，所有通信线路全部中断，甚至连公路和通信建筑物也发生了倒塌和崩溃！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的人不仅无法正常吃饭，甚至连喝水都困难。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赶在你们来之前，保证了通信线路的基本畅通。西昌与全球通信，这是第一次，希望你们能够给予谅解。”

    纽曼先生听了后，很感动，连声说道：“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于是，关于两位美国专家要回国一事，纽曼先生表示愿意和他们进行沟通，并答应协助、配合中方解决好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为了保证此次发射顺利进行，中方在通信问题上此前做了很大程度的努力，不光抢建了国际卫星通信地面站，还花高价租用了国际电联的四条国际通信专线。这四条专线可由西昌发往美国詹姆斯堡站，然后直通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同时，还设有七条国际直拨电话线——四条由北京延伸到西昌，三条由成都延伸到西昌。尽管如此，依然无法与美国的通信条件相比，依然无法满足美国人的通信要求。

    于是，中方一方面立即着手解决美方提出的问题，一方面将情况急报北京国防科工委，请求邮电部速派人来协助解决。

    按理说，西昌卫星发射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发射场，通信问题应该不成问题，但除了泥石流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国家通信网络落后。因此，虽然发射场临时增设了一些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却缺乏现代化的布局、现代化的组织、现代化的管理以及通信方面的高级人才；再加上发射场是第一次实行全球性的通信，有的设备又太落后，自然就很难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当然了，中西方在通信的观念上，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西方人重视通信，把通信视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比如，此前在中美关于靶场技术协调的过程中，美方几乎有一半的内容谈的都是通信问题。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住在宾馆里，拿起电话就要直通美国；一拨号码，就能同老婆孩子聊天。

    这样的要求，对领先世界的美国来讲，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说，就困难了。不仅困难，有人对此还不理解，说：“这美国人也真是的，毛病还不少！来发射卫星就好好发射卫星呗，还给老婆情人打什么狗屁电话。真有事，划拉封信，往邮筒一扔，不就完事了，打什么国际长途？我们在这山沟里，十几年没给老婆打过一次电话，不也照样过来了。”

    是的，中国人能过得来，美国人却过不来。中国人打电话，第一次打不通，再打第二次；第二次打不通，再打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直至打通为止。打通了，笑一笑；打不通，点燃一支烟吸上几口，或者拿起一张报纸翻一翻，接着再打，不会有一点脾气。但美国人不行，发射卫星，连一个电话都拨不通，这还了得！

    当我赶到发射场时，因通信问题引起的风波已经平息了。中方经过好一阵艰苦努力，终于满足了美方的要求，让合作得以继续进行。

    我听说，加拿大太列卫星公司高级专家戈比临上飞机时，对国防科工委张敏参谋长说过这样一段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如果通信问题能更好一点，如果能开设一个海关，如果能有一班直达香港的飞机，那这个靶场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发射靶场。”

    我还见到了那位曾经要离开西昌的美国专家佩尔捷先生。佩尔捷先生后来回过一次美国，但很快又回到了西昌。出于好奇，我决定采访一下这位美国的通信专家。

    那是“亚星”发射的头天上午，我在小宾馆二楼娱乐室里同佩尔捷先生相会；替我担任翻译的，是航空航天部外交司副司长钱继祖先生。

    佩尔捷三十七岁，络腮胡，蓝眼睛，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脯，头发与肩几乎平齐，是一个女孩子一见便很容易喜欢上的男人。佩尔捷出生于波士顿，现为美国MPI计算机公司经理。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参加过国内国外二十二次卫星发射任务。

    在两天前的一次会议上，我曾与佩尔捷并肩而坐。我穿一件毛衣；他穿一件短衫，胳膊上尽是又长又黑的汗毛。我俩的胳膊虽然有过几次摩擦，却只有目光的交流，没有语言的交集。他谈到通信问题时，态度真挚，声音轻柔，没有指责，没有呵斥，更没有咆哮，而始终是一种温和的调子和商量的口吻。每当中方人员说明情况后，他总会说上一声“OK”，或者微笑着点点头。

    我俩落座后，出于礼貌，一开始我并没有提及他曾经要离开西昌的事，而是说：“佩尔捷先生，西昌是月亮城，你喜欢这儿的月亮吗？”

    佩尔捷说：“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参加过许多任务，却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美的山野风光。这儿空气清新、透明，月亮硕大、美丽，我非常喜欢。”

    我说：“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你既见过美国的月亮，又看到了中国的月亮，不知道你更喜欢哪国的月亮？”

    佩尔捷说：“我住在洛杉矶，由于那儿污染厉害，很少看到令我喜欢的月亮。这儿的月亮非常清晰、明亮，几乎每晚都能看到；特别是站在发射场看月亮，又大又圆，别有一番诗意。”

    我开玩笑说：“这样说来，中国的月亮比美国的圆啰？”

    佩尔捷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道：“YES，YES！”

    我说：“佩尔捷先生，能谈谈你刚到西昌那段时间的心情吗？”

    佩尔捷说：“我这是第三次来中国，但，是第一次同中国合作。来到西昌后，我能同这么多中国朋友一起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但发射‘亚星’，通信工作十分重要，也非常复杂，不光有生活通信、发射通信，还有各种全球性的数据传输，千头万绪，工作量很大；加上语言的障碍，又是和中国第一次合作，所以我的压力非常大。一遇到通信故障，电话打不通，担心完不成任务，脾气就上来了。”

    我说：“佩尔捷先生，你现在如何评价中国的通信？”

    佩尔捷说：“应该说，这儿的通信网设计是最好的，这是真话。这个通信系统是中美双方去年11月份共同设计的，从洛杉矶运到中国，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中国专家们很有效率，能力也强，帮了我很大的忙。特别是后来通过中国专家们的多方努力，使这儿的通信状况有很大的改善。可以说，没有中国方面的积极配合，我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现在，我在宾馆里拿起电话，就可以打到美国，就能同老婆聊天。所以，我感到很满意。”

    我说：“你感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呢？”

    佩尔捷说：“这儿的人员分散，组织机构太多，每个人的责任不清，打起交道来特别的困难和麻烦，有些问题不知该找谁好。比如，有一份通信方面的图纸，从去年8月到现在，还没填好，不知什么原因。另外，我在这儿最大的不习惯，就是一下班，机房就关电。本来调好的设备，第二天又要重新调试半天。这是很叫人头痛的事情。”

    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下次你还愿意来中国吗？”

    佩尔捷说：“我非常愿意。并且，我愿作为一名经理或顾问来这儿工作。如果作为经理来，我就可以带一批美国朋友一起来。当然，将来若有机会的话，我还愿意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地方，她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这位美国专家从要走，到还愿意来，说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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