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美国人钱多，中国人会多。
其实，不仅中国人会多，美国人会也多，中国人和美国人凑在一起，会更多。
在发射场，中美间每天都有技术方面的合作和生活方面的接触，所以每天都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一旦发生了矛盾，或者需要技术协调，怎么办？
开会。
自美国人到达西昌起，发射场每天都有一个会——上午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固定在发射场附近的小宾馆一楼会议厅举行，风吹不散，雷打不动，如同法律一般。
这个会被称为“中外首脑协调会”。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准备过程中的所有大小问题——不管是发射卫星的重大决策，还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全在这个会上协调商量，签字画押，拍板定案。
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外共有七方代表。中方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万源公司和长城公司。外方是：美国休斯公司、亚洲卫星公司和加拿大太列公司。因此，有人又把这个会称为“中外七方协调会”。
在全国各地奔赴发射场的数十名记者和作家中，我是唯一参加了这个会议的人。在发射场为期一周的紧张采访中，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坚持参加这个协调会，所以有幸亲眼见到会议的种种内幕，并有机会同不少中外大专家和知名人物相识。
据说，中外七方协调会一开始，就很“热闹”。美方每天向中方提出的问题，竟多达数十个。双方每次一开会，就是扯不完的问题；而且常常一扯就是几个小时！会议从开始到结束，总能听到美国人响亮的“NO、NO、NO”的声音。有时就为某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双方互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听说有一次，双方还拍起了桌子。
后来，情况逐步开始好转。由几十个问题，变成了十几个、五六个问题；由争吵变成了欢笑，由“NO”变成了“YES”。等到我参加旁听这个协调会时，已经时过境迁，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外首脑协调会，的确很有意思。
中方说汉语，美方说英语。在未经翻译翻译之前，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但常常是，一方用汉语或英语津津有味、侃侃而谈时，另一方却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表示在洗耳恭听。虽然一句也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玩意儿，但脸上还得挂出微笑，不时点头迎合，始终装出一副句句都明白的样子。等到翻译译出后，这才恍然明白，原来对方讲的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甚至说的是反对意见或者对你表示不满，但当对方下轮发言开始后，需要微笑还得微笑，需要点头照样点头，因为实在听不懂对方到底讲的是什么——万一对方讲的内容应该微笑应该点头呢？
由于参加协调会的七方代表各自都代表自己的国家或公司，因此每位代表都相当注重自己形象的塑造。一旦置身于会场时，每时每刻，脑子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生发出一些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或者公司意识。
特别是中方代表，发射国内卫星时，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中国人同中国人打交道。虽说每次发射前也要召开无数次指挥部会议，每次与会者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部门，但与会者毕竟都是中国人。穿戴可以随便，说话可以随便，风度举止也可以随便，甚至双方一见面，拍拍肩膀，逗逗乐子，开开玩笑，也没什么关系。若是遇到矛盾，碰上问题，我克服一点，你谦让一下，问题也就解决了；即使出现磕磕碰碰，激烈争吵，也无关痛痒——反正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
“亚星”的协调会不行。中方每位代表，都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每时每刻推销、展示的，都是中国的形象。因此，中方的代表从服装穿戴到语言交流，从举止风度到礼节礼貌，从思维习惯到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昨天的司令脱下了军装穿上了西服，往日的将军摘下了领章打上了领带，司令成了“先生”，将军变为“老板”。一夜之间，发射场变成了生意场，你、我、他，都干起了买卖的行道。
过去，中方人员在称呼上都习惯叫“同志”，现在则不同了，男的称“先生”，女的叫“小姐”或“女士”。刚开始时，有的中方人员，不仅对别人称自己为“先生”感到别扭，对自己叫别人“先生”也同样感到不习惯。但过上一段时间，多叫上几次，也就习惯了，并开始体会到，称“先生”或“小姐”，是比叫“同志”要“那个”一点。特别是把“女同志”与“女士”这两种称谓一比较，便不难发现，后者真的很有人情味。于是，自然也就成了习惯。
过去，中方人员一见面，总是习惯问：“吃饭了吗？”如果是熟人或老朋友，还会来上一句：“咋啦，又想老婆子啦？”分手道别时，也习惯说：“没事来耍！”“空了来玩！”“有事找我打电话！”
但现在不同了。中方人员每次与“老外”相见，不再说“吃饭了吗”，而是说“先生，您好”“小姐，见到您很高兴”。并且，还特别注重“您”字的发音。或者，一见面便右手一举，干脆用洋腔来上一句：“哈啰！”道别时也不再说“没事来耍”“有空来玩”“有事找我打电话”，而是讲“先生，再见”“小姐，晚安”；或者微微一点头，潇洒地说上一句“古得拜”。
过去，发射场开会时，都是中国人，而且大都是老熟人老朋友老搭档，讲话时多说几句少说几句，讲得好一点讲得差一点，甚至“啊”“呀”“嗯”地来上几句，也没啥关系。
现在不行，中方人员是面对世界讲话，这讲话还要翻译出去，如同一个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对着麦克风讲话，要求你必须思维清晰，语言流畅，逻辑性还要强。否则无法翻译，难以翻译；即使翻译出去，也很掉价。倘若你偶尔“啊”上一句“嗯”上一声，还情有可原；但如果你老是“啊”“呀”“嗯”的没完没了，翻译恐怕就很是为难了：译出去不是，不译出去也不是——鬼知道你那“啊”“呀”“嗯”的是什么意思！
因此渐渐地，每当讲话时，中方人员再没有拖泥带水的语言，也没有“啊”“呀”“嗯”的官腔，而是观点明确，见解分明，一字一句，言简意赅。虽然还是昨天那个中国人，但讲话风格，而今却判若两人。
中外首脑协调会，是相当严肃的会。
出于保密和责任的原因，凡参加会议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次入会都必须签上自己的姓名，我这个旁听者更不例外。
会议一般由休斯公司的人主持。程序大致如下：先互通情报，再由美方提出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方能当场答复的，立即给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会后研究后改日答复。最后，中方再提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双方展开讨论。若无异议，照章执行。
会议原则性极强。凡属重大决策，如新闻发布、发射日期，一旦取得一致意见后，必须经过七方代表签字画押，方能生效；若一方不同意，便不能执行。
倘若涉及技术敏感问题，双方谁也不会吐露半句；如果有的技术问题必须共同讨论，双方先是兜圈子，然后才逐步涉入；一旦发现情况不妙，立即“撤兵”。
为防止卫星技术外流，美国政府专门派了国防部四位官员来到西昌，意在监督美方人员是否严格按合同执行。这四位政府官员每次开会，肯定至少有一人到场；若临时因故未到，会议暂时停止。
有一次，中美双方在会上讨论卫星与火箭对接中的某项技术问题。休斯公司一位技术人员刚说了一句较敏感的问题，政府官员立即要求会议暂停。然后将美方全体人员叫出会议厅，在外开了个短会。等统一了讲话的口径之后，再入会场，继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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