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距发射场约六公里的指挥控制中心，早就宾客满座。
指挥控制中心坐落在一个群山环抱、溪水缠绕的山坳里，与发射架对峙相望。指挥控制中心主要担负火箭和卫星发射时的指挥控制、数据计算、数据传输、时间统一和安全控制等多项重大任务，号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大脑”和“心脏”。
指挥控制中心内设有一个相当豪华的指挥控制大厅。大厅的正面，装有一个长五点三米、高四米的大型彩色电视屏幕；屏幕的两侧，设有无数个像大火柴盒似的信号显示板。通过大屏幕和这些显示板，发射指挥官们和各个系统的专家以及中外来宾便可随时直观地看到发射场区的现场工作情况，以及火箭、卫星的各种参数和各系统设备的运行状态。而中外高级指挥官们，均在此运筹帷幄，发号施令。
指挥控制大厅的后方，是外宾观礼台。观礼台上的数百名外宾早已热血滚滚，拭目以待，可由于发射程序突然中断，他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们一看大屏幕就知道，发射场肯定发生了异常情况，但又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于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有的则索性离开观礼台，爬上楼顶，站在风雨中，面对发射架，仰望苍天，为今晚的发射默默祈祷！
江·可达先生是下午5点40分进入指挥控制大厅的。他自然穿上了那套他夫人特意为他精心设计制作的褐色的花格子西服。然而，当他匆匆冒雨跨进大厅时，这套富有传奇色彩的西服，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和惯有的神韵。
尽管如此，坐在前排位置的江·可达先生仍不失大将风度。与他身边的几位同僚相比，其表情的老练程度非同一般。不过，当发射程序突然中止后，稍加注意还是可以看出，在他镇静的外表上，惶惑与不安还是显露无遗。
是的，尽管这位国际航天界的风云人物曾成功地组织过世界上十多次卫星发射，但碰上今天这种倒霉的气象，这种恶劣的发射条件，恐怕也是第一次。何况，这是他第一次代表加拿大来中国参加组织卫星发射，即便再神通广大，也无法预料今晚究竟能不能发射，到底能不能成功，更没想到发射程序会突然中止。因此，此刻的他一边专注地凝视着大屏幕，一边不时地转过头去看看坐在观礼台上的各国贵宾，一双忧虑重重的目光似乎总想传递点什么。
坐在江·可达先生旁边的，是亚洲卫星公司技术总负责人邱雅惠。
邱先生是台南市人。197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1973年去美国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去年初应聘去了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大学毕业时，邱先生曾在台湾金门岛当过两年兵。不难想象，十几年前的某个雨夜，当邱先生身披雨衣、端着步枪直挺挺地站在金门岛上，用一双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大陆时，肯定不会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会与大陆的同胞一起坐在指挥控制大厅发射卫星。
一阵骚动过后，邱先生焦虑的心情似乎比刚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他推了推眼镜，望着坐在身边的亚洲卫星公司大老板薛栋先生。
薛栋先生是今天中午才乘坐飞机赶到发射场的。此刻，他的手指在沙发的扶手上不停地敲击着，面部表情比任何人都显得更为严峻，更为焦急，更为不安。
邱先生与薛先生的目光短暂对视后，邱先生拿起了直通发射场胡世祥的电话。
邱先生：“胡先生，现在天气情况怎样？”
胡世祥：“邱先生，老天不讲理，情况很不妙啊！”
邱先生：“胡先生，我们老板很着急啊！你知道，本公司邀请的客人全都到了，今晚要发射不成……”
胡世祥：“是啊，我早就说过，中国的气象专家不是吃干饭的。邱先生，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邱先生：“胡先生，这毕竟是第一次嘛！”
胡世祥：“邱先生，请转告你们老板薛栋先生，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叫他放心吧！”
邱先生：“好的，我们很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胡世祥：“不过，你告诉薛先生，今晚我的火箭要是点不了火，我可要他赔我十万美元哟！”话音刚落，话筒里便传来胡世祥爽朗的笑声。
胡世祥的每一句话，坐在边上的薛栋先生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他知道，这位爱开玩笑的胡先生刚才给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但他身为亚洲卫星公司总裁，心情无论如何还是轻松不起来。两年来，亚洲卫星公司苦心经营，历经艰难，耗资一亿多美元，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自去年年初，他从香港专程赶到北京签署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正式合同后，公司的全部资产以及前途命运便与“长征三号”火箭紧紧绑在了一起，而他自己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很显然，成败在此一举。万一今晚不能发射，或者发射出现万一，不仅他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按合同规定，公司必须要赔十万美元！
想到此，薛栋先生坐不住了，起身向指挥控制大厅门外走去。
走到门口，他刚一抬头看天，天空突然响起一声雷鸣。不知怎么搞的，西装革履、一脸斯文的薛老板竟脱口骂了一句：“他妈的！”
指挥控制大厅旁边的休息室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此刻正饶有兴致地在听著名航天专家孙家栋翻来覆去地讲，什么叫“发射窗口”。
荣毅仁的旁边，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等人。
采访荣毅仁先生不易，但几经争取，荣先生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
荣先生披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身材魁伟，满面红光，虽然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精神依然饱满旺盛。
六年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刚刚成立时，邓小平便送去八个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但如何创新、怎样多做贡献，是作为公司董事长的荣先生，一直挂在心上的一件大事。
1987年年初，当投资问题成为能否发射“亚星”的重要条件时，经中信公司技术开发部与有关部门口头商谈，荣先生决定：由中信公司同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合资创办亚洲卫星公司，然后购买、经营“亚洲一号”卫星，并由中国的火箭发射。
显然，荣先生要用行动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火箭不仅能发射自己的卫星，也能发射外国的卫星！
然而，正当中信公司积极参与筹划此事时，去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发生了。西方某些国家因此对中国实行了所谓的“经济制裁”，使中信公司的筹措资金工作一下陷入困境。于是，有的国外客商乘虚而入，企图迫使中信公司退出亚洲卫星公司，以便从中挖走“亚洲一号”卫星。
面对如此困境，中信公司怎么办？
退出去，国家的利益，必将受到损害；不退出来，一大笔巨款筹备不起来，怎么办？
荣先生思量再三，最后向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明确表示：中信公司参股，就是要让中国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绝不能让其他人挖走这颗卫星！接着，荣先生四处奔波，八方活动，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和各界友好人士的鼎力支持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筹资问题。
因此，今晚的发射成功与否，对荣先生来说，同样事关重大。难怪他总是反复问孙家栋，什么叫“发射窗口”。
荣先生问完了“发射窗口”，我问荣先生：“‘亚洲一号’卫星的成功，对中信公司意味着什么？”
荣先生笑了笑，说：“我作为股东之一，非常希望国家的科学技术发达兴旺。我今天来看发射，很高兴！‘亚洲一号’能有今天，非常不易，是国内外朋友们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我想，‘亚洲一号’今晚一旦发射成功，就能沟通亚洲和世界的联系，这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情！”
这时，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位领导递过一张发射“亚星”的首日封，对荣先生说：“荣先生，我们这儿有一位孕妇，现在岗位上下不来。听说您来了，她想请您给她签个名。”
“好，我签，我签！”荣先生急忙掏出笔来，工工整整地在首日封上，写下“荣毅仁”三个字。看得出，荣先生很为这位孕妇如此坚守岗位而感动。
这时，窗外忽然响起一声雷鸣。荣先生慌忙提着笔，几步走到窗前，趴着望天。
指挥控制大厅的楼顶上，站着香港著名大亨李嘉诚。
六十二岁的李嘉诚先生是香港知名爱国人士、著名企业家，也是著名的亿万富翁。他是今天上午，从香港乘专机赶到西昌卫星发射场的。
作为亚洲卫星公司的股东之一，李嘉诚先生对这次“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自然也是再关心不过了。一到西昌，他便怀着急切的心情，要去观看卫星发射场，以至于我想多和他聊上一会儿的时间，都被打了折扣。当他迈着微颤的步子走进发射场，抬头凝望着那高高矗立的发射塔和发射塔上那银光闪耀的“长征三号”火箭时，一种豪情似乎顿时溢满老人的胸间。接着，他又观看了卫星测试大厅和其他发射设施，并不时关切地向有关人员打听航天发射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下午，当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两小时时，他才来到指挥控制大厅就座，等着观看火箭那腾飞的壮美景象。
然而，没想到发射程序突然中止。当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了他这一消息时，他一下急了，显得难以置信：“怎么会呢？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他冷静下来后，面对现实，不得不沉默了。他坐在那儿，愣了半晌，才慌忙站起，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匆匆登上了楼顶。
此刻，天空仍不停地飘洒着毛毛细雨，头顶不时有雷鸣阵阵滚过。站在雨中的李嘉诚先生，焦虑不安。他举着雨伞，在湿漉漉的楼顶上来回走了好几趟，然后才停下脚步，目光穿过雨幕，投向约三公里之外的发射场。
此刻，刚才轰轰烈烈的发射场已显得异常平静，除了少许人员仍冒雨在发射场上跑来跑去外，几乎见不着什么动静。或许是不忍心看到如此冷清的场面，李嘉诚先生忙将焦虑的目光转向左侧的荒山野林。
一阵山风裹着雨丝刮来，李嘉诚先生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索性放下雨伞，仰面抬头望天。天，依然乌云滚滚，细雨纷飞。他推了推已被雨水浇湿的黑框眼镜，禁不住发出一声长长的喟叹，仿佛积蓄了几十年的报效祖国的滚烫热情，今天全被这雨水给浇凉了。
李嘉诚先生出生于广东潮州市书香门第。1940年，他随父母举家流落到了香港。只上过两年学的他，从工厂的一个推销员做起，经几十年的苦苦奋斗，惨淡经营，终于成为“20世纪的香港风云人物”“最有敏锐政治眼光的经济学家”“气势如虹的超级亿万富翁”。
据香港1986年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986年香港的十大财团中，李嘉诚先生排名第一，成为香港十大财团的首富。他所控制的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记黄埔公司、香港电灯有限公司、香港水泥有限公司的总市值，已高达三百四十二点八八亿港元，他从而成为香港地区第一个控制英资财团的中国人，故有“天皇巨星”“商界巨子”之称。
然而，“发达不忘家园，作为中华儿女，必须奋斗自强，报效桑梓”是李嘉诚先生的家教和他人生的信条。他并不希望以自己的家财去荣耀祖宗，福荫儿孙。他的大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给人家捡高尔夫球；而他自己脚上穿的鞋子，也只有三十港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中华儿女，永远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中国人”。而对内地同胞，他却慷慨解囊。据统计，他对家乡潮州市的捐赠已达三百三十万港元，而且为创办汕头大学，他先后七次捐资二点四亿港元，把汕头大学建成了东南亚一流的校园。
尤其是听说自己国家的火箭要发射美国的卫星，李嘉诚先生更是激动难抑。当美国特雷公司和美国泛美公司先后倒闭后，他和荣毅仁先生一起，共商大计，决定为改变亚洲地区落后的通信面貌再助一臂之力。
于是，他的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和中信公司以及英国大东电报局，三家很快联合组成了亚洲卫星公司；并不惜巨资，购买了美国生产的“亚洲一号”卫星，还明确表示：就是要让这颗卫星由中国的火箭发射！
然而，此时此刻，当望着前方南山坡上成千上万冒雨观看卫星发射的人时，李嘉诚先生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起来。
指挥控制大厅背后的南山坡上，是历次群众观看卫星发射的地方，人们把它称为“参观台”。
其实，参观台就是一块高高的荒坡地，距发射场大约三公里。参观台与发射架对峙相望，又是居高临下，故火箭腾飞的情景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
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参观台时，发射场的四周，漫山遍野，早已挤满了人；参观台上，更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且弯弯的山道上，仍有滚滚人流从四面八方不断拥来。
早在一个月前，西昌不少市民便用书信的方式，向天南海北的亲友们传递了西昌要发射美国卫星的信息；特别是4月3日晚，当中央电视台正式发布了这一重要新闻后，西昌，便成了全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热点。
于是，外地各界人士，昼夜兼程，纷纷赶往西昌。有亲戚的投靠亲戚，有朋友的依赖朋友，想方设法，寻求参观发射证；无亲无友的，便四处“流浪”八方转悠，到处找关系，托门路。一位从宜宾来的退休工人，为了敲开进发射场的“后门”，还专门带来两瓶五粮液。他在西昌转悠了两天，最后两瓶五粮液也不知道该送到谁的手上。
于是，西昌市所有的旅馆，在两天前便挂出牌子：客满！
于是，从这天上午10点起，从广州、香港和北京等地起飞的专机，开始一架接着一架地在西昌机场降落。美国麦道公司和回声公司代表团，阿拉伯卫星组织代表团，以田上将为首的泰国代表团，以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还有投资界代表，香港知名人士、和记黄埔公司董事、总经理马世民，以及英国、新加坡、蒙古、缅甸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商界、保险界和科技界知名人士等三百多名来宾，怀着激动的心情，纷纷踏上了西昌这片热土。
于是，从这天下午3点起，五六百辆大小汽车载着数千名观众，如同潮水般涌进了“神秘的大峡谷”；而另一支没有车证和参观证的“游击队”，则以步当车，争先恐后，从四面八方奔向发射场。为躲过哨兵的检查，不少人竟忍着饥渴，不辞辛苦，翻山越岭，绕道而行。
此刻，天空依然细雨霏霏，乌云滚滚。黑压压的人群里，有的抱着大衣、雨布，有的提着干粮、小凳，有的搀扶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搂抱着牙牙学语的孩童。尽管风雨交加，冷风飕飕，不少人的衣服已被雨水浇湿，冻得瑟瑟发抖，但他们还是坚持眼睁睁地望着发射场，谁也不肯离去。
“完了，今晚肯定搞不成了！”一位中年教师仰天长叹。
“看来老天爷今晚是在故意作对。”一位小伙子一边捂着照相机，一边发着牢骚。
“哎呀，万一今晚发射不成，咋办啊？”一位女大学生急得用手搓着自己的辫子直跺脚。
一位七十多岁的彝族老人刚爬上山顶，还在呼哧呼哧地喘气，人们呼啦一下便围了过去，七嘴八舌，问这问那——
“大爷，你说这天会晴吗？”
“大爷，头上这片云，待会儿还能挪一挪吗？”
“大爷，你看晚上还会不会打雷啊？”
好像今晚的希望，全都捏在这位彝族老人的手上。
彝族老人很老练，不慌张，不着急，只顾喘气，谁也不理；等气喘匀了，再从布袋里摸出一块烤土豆，在袖口上熟练地抹了几下，然后塞进嘴里咬了一口，这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话来：“等等看吧，我也说不清楚！”
人们大失所望，只好无趣地散去。
忽然，一个小伙子穿着西装，提着篮子，从人群中冒了出来：“喂！快来买嘞！鸡蛋，刚刚煮熟的鸡蛋！每个只要五毛，吃饱了好看发射卫星！”
人们似乎这才想起，从早上到现在，不仅没吃饭，连一口水都没喝上，饥肠辘辘的肚子早该“加注”了。由于今天来的人太多，当地服务社里凡能进嘴的东西，都被抢购得一干二净。所以，明知小伙子的鸡蛋是在乘机抬价，但为了看发射火箭，也不得不忍痛去买鸡蛋。
我又见到了本文一开始就写到的那个从遵义赶来的个体户的小女孩。我简直无法想象，他们全家是通过什么办法“混”进参观台的。小女孩依偎在妈妈的腿上，软软的身子，明显已经很累了，但一双纯真美丽的小眼睛依然死死地盯着发射塔。她的衣裤淋湿了，头发也淋湿了，一条粉红色的手绢系在她的头发上，在山风的吹拂下，像一面飘动的小旗。
我走过去，把一瓶矿泉水和一袋方便面递到了小女孩的手上。
指挥控制大楼左侧的一块草坪上，是“亚洲一号”卫星直播现场临时指挥部。
担任现场直播的全体工作人员，此刻也正处于紧张的忙碌中。
直播卫星发射实况，这对中国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射史中，无论是发射导弹，还是发射火箭、卫星，都是在秘密的面纱掩盖下进行的；不仅外国人不能观看，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同样不能光顾现场。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参加发射试验的人员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绝对保密的。部分中国人有幸去发射场观看发射实况，则是近两年的事情。
如果我们稍加回忆，还会记起这样一段历史：1969年，美国发射“阿波罗”载人飞船时，向全世界进行电视实况直播。那天，这个星球上至少有十亿人坐在电视机前兴奋地观看了人类的脚步如何从一个星球跨上另一个星球。全世界却有四个国家没有转播这次实况：中国、越南、阿尔巴尼亚和朝鲜。
而今天——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第一次发射美国卫星，便要进行现场实况直播；而且直播的范围不仅是中国内地，还包括香港地区——纵然失败，也要面对世界！
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气魄。
当然，事情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两个月前，在北京龙乡饭店召开的关于“亚星”发射的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这次“亚星”发射，建议进行一次电视实况直播。
这个建议激起与会者强烈的反响。国防科工委、广播电影电视部、航空航天部、通信部、邮电部等，当即纷纷表示支持。
但是，西昌卫星发射场地处偏僻的西南大凉山峡谷，距离遥远，环境闭塞，要把发射时的图像和声音高质量地传输到北京，再发射到全国包括香港地区，技术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时，中央电视台当时正忙于七届全国人大及亚运会实况转播的准备工作。因此，若是真要下决心搞实况直播，为保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就必须得有一个经中央正式批准的红头文件。
于是，国防科工委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当天便联名起草了《关于发射“亚星”对外现场直播问题的请示》报告，随即呈送中央。
很快，经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的红头文件下发了。于是，一支由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联合组成的五十多人的“亚星”直播队伍，于半月前匆匆赶到了西昌。
为了让亿万观众看清发射场面，直播组在发射场附近想方设法安置了八个机位，使观众可以从八个角度看到火箭发射的真实画面。
为了防止各种意外情况发生，直播组还制订了六套直播预案：正常发射如何直播，推迟发射如何直播，发射失败又如何直播……
此时此刻，一张巨大的电视直播网已经缓缓张开，担任发射现场解说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张宏民，已坐在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远离发射场的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数亿观众，也围坐在了电视机跟前。有的百货商店中断了正常营业，售货员和顾客一起围在柜台前等候观看；有的街道因民众太多，还造成了交通堵塞。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在一幅专门设置的巨型彩色电视屏幕前，被亚洲卫星公司邀请的政界、金融界、工商界、新闻界和文化界等四百多位名流也早已入座；甚至香港电视台还中断了正常广播，专门转播今晚火箭升空的壮丽实况！
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载有美国卫星的中国火箭，今晚到底能否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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