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盐贩子出身、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政权在朱元璋部的进攻下宣告灭亡。这标志着环顾宇内，朱元璋已几乎没有强大的对手，其统一中国的伟业基本奠定。

    苏州城被围长达数月，因为之前朱元璋已剪除苏州的羽翼，苏州孤城实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之绝境，史籍上描写当时城内“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枯革以食”。但在这种困境中，张士诚仍然拒绝投降，曾多次谋划突围均未成功，最后于城破时上吊自杀，为冲进张府的朱元璋军士所救，然后被作为最大的战利品，送往南京。在凯歌声中，随同张士诚及其文武官员一起被押解去南京的，还有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今上海）等地的官吏家属和外郡流寓的百姓，计二十余万人。在老对手面前，阶下囚张士诚还是颇有骨气的，闭着眼睛，既不说话，也不吃饭，赐给衣冠也不接受，最后被赐死（或曰自杀）。

    张士诚原先统治的以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为主的江南地区，现在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但“江南”带给朱元璋的，却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1368），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厌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整饬就开始了。

    整饬全面而系统，整饬的动机，则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谋远虑。什么样的深谋远虑呢？即削弱这一地区的异己意识，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由于历史视界的狭隘，朱元璋对江南的严厉整饬又带有一种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道德理想，包含着对于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恐惧和仇视。

    朱元璋对江南的整饬，首先是从经济的压榨开始的。

    明初江南重赋之谜

    所谓“江南重赋”，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府，赋税特别苛重的一种现象。时人议论说：“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可知也已！”

    对江南实行重赋，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朝在野的官绅士庶对这一政策都有激烈争论，改革的呼声居高不下，但终明之亡，“江南重赋”并未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开国奠基后，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江南地区科以重赋？这是个历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即此乃朱元璋个人泄愤的产物。在朱元璋夺鼎的艰辛历程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强恃”的陈友谅，就是“以富恃”的张士诚，而苏、松、湖、嘉一带正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消灭陈友谅，移师进攻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城时，向来被视为民风柔弱的苏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认为，为发泄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军民的不满，朱元璋登基后，便故意对张士诚原辖的地方加征重赋以示惩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采信了这一说法。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韦庆远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专家，著有《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种，他所撰写的《明初“江南赋税畸重”原因辨析》就是质疑陈说的一篇论文佳作。韦先生重点从江南赋重的历史渊源、明初社会经济情况等方面入手，力图说明，“江南重赋”政策并不是朱元璋个人主观意识决定下的产物，而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而韦先生反驳旧说，最有力的一个论据是：如果说江南重赋是因为朱元璋对江南军民支持张士诚不满，那么他为什么不对曾经支持陈友谅的江西、武昌军民也一样施以重罚？须知，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

    韦先生的文章，从学理上讲，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那最后一个驳论，更几乎让旧说无立足之地。不过，分析历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锐的识见，但同时应该对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体察，这也就是前人曾经说过的，“论史要能撄人心”。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韦先生的论文又不无可议之处，因为他对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心理缺乏分析。从这个角度看，韦庆远先生的论断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诚如韦先生所说，“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其时陈友谅声势极盛，从实力上讲在朱之上，鄱阳湖双方决战，虽然最终的大赢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时形势之险恶，胜负之反复，朱氏实在只是运气好一点，“幸胜”罢了，对这一点，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饰。而到了朱元璋进攻张士诚的时候，形势却迥然不同，这时只要稍有智识者，就会对战局的走向一目了然：消极应战、苟延残喘的张士诚哪是如日方升的朱元璋的对手呢？这从朱元璋战前的动作也能窥出端倪：他对张是百般劝诱，指望兵不血刃，而对陈友谅，却根本未存劝降的奢望，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以张士诚的实力，只有向自己投降一途。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张士诚硬是在重兵围困之下，死扛了近一年，张士诚本人对他的招降也表示轻蔑！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大战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灭陈，因为是“幸胜”，只会有满心的喜悦，灭张，一个为他所藐视的对手却负隅顽抗，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不令他恼羞成怒呢？这就好比下棋，一个人面对高手，如果赢了，即使胜来不易，他也会非常畅快，但如果一个向来为自己所瞧不起的对手却偏要战至只剩一兵一卒才肯认输，虽同为胜利，那心理和情绪却显然有天壤之别。从这一视角分析，不是陈友谅，而是张士诚及其所辖江南地区让朱元璋感到羞愤，最后连累江南民众背负重赋，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文化的江南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

    自南宋以来，江浙沿海的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元统治者更是趋近“功利”，大力倡导海运，鼓励商业，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元末江浙地区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二是给以“崇本抑末”“重义轻利”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特质。同时，因为元朝统治者管理相对粗疏，对民间风俗变化不太放在心上，清规戒律较少，江南文化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也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元末大乱，张士诚割据江浙，他实行的仍然是元王朝的统治政策，所以，虽在战乱之中，但江南地区偏安一隅，文化并未受到摧残，反倒呈现出一种奇异或曰畸形的繁荣态势。

    提到元末江浙地区的文化，不能不说到两个人物，一个是大诗人杨维祯，一个是从富商到文人，又是文艺赞助者的顾瑛。这两个人又因为顾瑛所构筑的私家园林“玉山草堂”，而紧紧连在了一起。

    顾瑛，字仲瑛，又名阿瑛，别号金粟道人，从小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江苏的昆山界溪。因为统治者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元朝的士风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不再视商贾为恶俗。顾瑛得风气之先，十六岁时就在商海中搏击，不到十年，顾瑛再回昆山时，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

    成为巨富后的顾瑛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将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玉山草堂，草堂内不仅有园池亭榭之胜，更有主人耗费大量财力搜集来的古书名画、鼎彝珍玩，从而使这个草堂成为文人最理想的游赏休憩之所。此后数年间，顾瑛依仗其雄厚财力，广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高会、啸傲山林，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东南。“玉山雅集”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显赫的符号。

    据统计，“玉山雅集”前后有一百四十余位文化人参加，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家众角齐备，另外还有助兴的乐师和歌伎、舞姬，真是高朋满座，胜流如云，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实为空前，以至于“四方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他们或饮酒赋诗，或品鉴古玩，或挥毫泼墨，或清谈名理，或寄情山水，或观赏歌舞，无不兴尽而罢，可谓极世俗人生之乐事。

    参加“玉山雅集”的名士中，就有像诗人杨维祯、画家倪云林等这样的一代文化巨子。杨维祯在玉山草堂所做的最腾播人口，也最让人诟病的一件事是所谓“妓鞋行酒”。当年，这个大才子到底是将酒杯置于妓鞋中，还是直接以妓鞋盛酒，据说曾引来好事者津津有味的考证，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惊世骇俗的动作更像一个行为艺术，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艺术的表演者要借此表示他自己，乃至整个江浙文人对僵硬礼法的蔑视，张扬一种新的价值。什么样的新价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性的包容和尊重。在杨维祯们看来，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欲望实在没什么可耻的。我们看到，过去被文人鄙视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贾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笔下第一次显得那么明丽和健康，昔日总要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规范的男女情爱，也开始回到人性的常轨。“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杨维祯笔下的少女，已不再是娇弱的病态，而更具粗豪、本真之美；“郎去愁风水，郎归惜岁华。吴船如屋里，南北共浮家”，诗中商人之妇流露出的对丈夫真挚的情感，还需要如白居易那样的文人去格外恩赐和怜悯吗？旧文人门槛很高，可是在杨维祯这里，却没有各种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个阶层的人士，和他诗文唱和的，有制笔者，甚至还有替人理发的手艺人，他所编的一部诗集中，某位商贩的作品居然赫然在目。缺乏新的价值观的支撑，没有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文人就会永远自以为高人一等。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商人被贬抑的社会不能称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阶层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热情，不准备使自己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尊重，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元末富商们，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他们不仅舍得为“附庸风雅”而大把花银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个家族真正风雅起来。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终于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而像这样一个“文化的江南”，却是从乡野里崛起的朱元璋所无法理解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风淳朴，士农工商按儒家传统规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农社会。而商业文明发展以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又使这个新天子深深恐惧和仇视，他认为这是不利于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从经济上压榨江南，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工商业而带来的社会富庶与奢华，同时，作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杀的。

    “文化的江南”风流云散

    史料证明，朱元璋对江南的民风和士风早存不满。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明朝建国前，朱元璋就曾经这样训诫归顺的张士诚旧将：我所用的将领多半是濠泗、汝颖、寿春、定远（现均归安徽省）诸州之人，他们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不像你们江浙人，因为富庶就耽于逸乐。现在你们既然归顺于我，就一定要把过去的习惯和毛病好好改掉。

    统一天下后，江南虽然已是新天子朱元璋的“王土”之一，江南百姓也无一不是他的“王臣”，但他对江南和江南百姓的疑惧却是并不隐讳的。

    明王朝对江南实行的重赋政策是其一；在攻下苏州数月之后，朱元璋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临濠（今安徽凤阳），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乡扫祭祖墓，违者受到严惩。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招。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江南人士还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据考证，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三十次，而且这三十人当中，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严厉惩罚者就有十四个。尤其是洪武七年（1374）发生的苏州知府魏观被诬谋反冤案，更牵连大批江南名士掉了脑袋。朱元璋对江南士人的猜忌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洪武二十六年（1393），他下诏：“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个中原因正如明末人谢在杭所分析，因为户部是管理天下钱粮的地方，而江浙赋税又最多，所以朱元璋特别害怕江浙人进入户部当官后给他玩猫腻；史书上说，在朱元璋当政时期，“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

    明朝建立后，作为文化江南代表人物的几个知识分子，除了杨维祯被召见又放还，不久病死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得到善终。玉山草堂的主人顾瑛父子被勒令迁徙后，于洪武二年（1369）在穷困中客死于安徽凤阳；明初所谓“吴中四杰”，高启受魏观案牵连，被腰斩，杨基因别人进谗言，被罚苦工，卒于工所，张羽因事牵连流放岭南，召还，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途中投江自杀，徐贲也是因小故被逮下狱死。与“吴中四杰”交游的尚有其他六人，加起来号称“北郭十友”，也全都没有好下场。

    云蒸霞蔚、活泼泼的元末江南文化从此风流云散。

    许多人对此是不甘心的。“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在世时，曾经向一个朋友打听故乡的情况，朋友告诉他“吴中风景，大异往昔”，他不禁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非常深沉的诗：

    三年身不到姑苏，

    见说城边柳半枯。

    纵有萧萧几株在，

    也应啼杀城头乌！

    这样一个衰败的江南，即使是城头的乌鸦，也要兴起浓厚的今昔之感！

    江南的复苏，要等到明中叶以后了。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萧条已久的江浙地区才重新恢复了活力。一本叫《寓圃杂记》的笔记记载：“吴中自号繁华，自张氏之据，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是一清二楚的：吴中本来就是繁华之地；朱元璋建国后，“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朱元璋后的正统、天顺两朝，略有恢复；而到了弘治、正德年间，才“愈益繁盛”。作者还特别提道，随着经济的复兴，江南“人才辈出，尤为冠绝”。是的，人才无代无之，关键在于统治者采用什么样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弘治、正德两朝，统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们的手下，江南经济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复性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与其说是他们的措施多么得当，毋宁说根源正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统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对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激发民智和社会进步却是充分利好。其中透露的信息意味深长。

    第二节 “不合作即死”：高启被杀传递的信号

    中国历史上，皇帝与文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微妙，又耐人寻味的。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和朱元璋的相遇，也不例外。

    表面看来，探讨皇帝与文人的关系，把朱元璋和高启作为个案，似乎并不相宜，因为这二人之间的联系远非紧密，彼此也没有多少有趣的逸闻。实则不然。窃以为，把朱元璋与高启放到“皇帝与文人”这个话题中，其典型性一点儿也不逊色于汉光武帝刘秀与严光、乾隆与纪晓岚，因为从朱元璋时代起，从高启被腰斩开始，就标志着皇帝与文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洪武七年（1374），即明太祖即皇帝位的第七个年头，在苏州发生了一个大案。苏州知府魏观本是一个才子，在文学上颇有造诣，词作尤工，同时也有事务之才。苏州前知府陈宁待民苛刻，当地百姓呼为“陈烙铁”，魏观赴任，尽改其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颇得民心。魏观鉴于元末混战后城市残破的现状，于洪武五年（1372）到任后，大兴城市建设，疏浚城中河道，又重修过去张士诚曾用作宫殿的苏州府，而就是这个工程给魏观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张士诚在元末是与朱元璋互不相让的群雄之一，苏州城又是朱元璋的部队费了好大力气才得以攻破，现在魏观重修昔日张士诚的宫殿，哪怕本意是用来作新的苏州府治，属于“废物利用”，在朱元璋派出的窥伺官员的密探眼里，却标志着邀功的大好机会的到来。魏观谋反的控告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很快被处以腰斩。在这个耸人听闻的大案中，还牵连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被称为元明两代诗人之冠、后人往往拿来与李白作比的高启。魏观和高启本是旧相识，魏观一直仰慕高启的才华，因此到任后，和高启等当地文士的诗文酬酢十分频繁，这次重修苏州府，按旧时惯例要委托名人作《上梁文》，魏氏便请高启撰文，这也就意味着把高启扯进了同一张巨网。高启没有逃脱腰斩的酷刑，终年三十九岁。

    如此说来，高启之被刑只不过是因为受了魏观的拖累，完全是池鱼之殃吗？非也。其实，一把利剑一直在诗人头顶盘旋，只不过在寻找适当的时机而已。

    自比“仙卿”的高启

    高启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生于苏州。苏州于南宋之后已成为繁花似锦之地，经济和文化发达，浓厚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高启这样一个天才的诗人。高启早慧，十六岁时在故乡已享有大名，许多长辈名士都愿意与他折节相交。和历史上许多天才纵逸的文人一样，青年时代的高启交织着两种理想：一是尽其所学为世所用，希望建立不平凡的功业，“酒醒无限悲歌意，不觅书看觅剑看”，从这个“觅剑看”的动作中，高启心事如见；一是潇洒出尘遁世远居，不愿受到世俗的污染，高启曾自负地自比为“五云阁下之仙卿”，意思是他本来是天上的仙人呢。这两种理想看似矛盾，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端看诗人置身于一个怎样的时代，诗人面对怎样的际遇。而很不幸，高启遇上的是一个失序的时代：随着元朝统治的逐渐崩解，各种豪杰都开始觊觎那象征最高统治权的“神器”，整个中国陷入割据和混战之中。

    元至正十六年（1356），也就是高启二十岁的时候，起兵造反的张士诚占据苏州。这个张士诚虽然出身盐贩，读书不多，却喜欢礼遇读书人，《明史纪事本末》称他“持重寡言，好士，筑景贤楼，士无贤不肖，舆马居室，多厌其心，亦往往趋焉”。他所招募、信任的重臣也往往是才子一流，其中有一个重要智囊名叫饶介，此人很爱重高启的才华，延为上客。张士诚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却能够保境安民，礼贤下士，所以，其治下的苏州在当时的情势中，对文人来说，几乎等于世外桃源。在张士诚统治江浙的十年间，也许是高启一生中最安适最快意的时候。

    高启二十五岁时到杭州、绍兴一带游历了三年，这里是张士诚、朱元璋等割据势力和元朝军队争夺地盘的地方，到处是野草和孤魂，正如高启诗中所描绘：“惊沙四边起，寒日惨欲昏。上有饥鸢声，下有枯蓬根。白骨横马前，贵贱宁复论！”吴越之游给了高启很深的刺激，他开始重新认识那些打着各种堂皇的旗号，以征伐为乐的英雄们。从此他对“爱士”的张士诚的延揽，采取了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消灭另一个劲敌陈友谅后，移师进攻张士诚，苏州城被围困近一年，高启在围城中过着饥寒交困的生活，爱女也因受惊吓而死。城破后，高启回到吴淞江边一个叫青丘的地方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顺帝出奔漠北，朱元璋即皇帝位。

    经过一场大劫难之后，高启日益厌倦世俗繁嚣的生活。可是，已名扬海内的他却注定无法摆脱这种生活。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下诏征集文士纂修《元史》，时年三十四岁的高启也在征召之列。

    新政权下的诗人

    对朱元璋建立的新政权，高启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应该说，起初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因为朱元璋结束了战乱，重新统一了河山，更重要的是这个政权是在蒙元异族统治中建立起来的，恢复了华夏特有的衣冠制度，对汉族知识分子而言别有一种亲和力。所以，高启曾经对朱元璋及其新政权放声歌唱，“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幸逢中国真龙飞，一函雨露江南归”。“圣人”“真龙”，没有证据认为，高启对朱元璋的这些歌颂完全出于谀佞。诗人是真诚的。

    然而，雄猜之主朱元璋所建立的，是一种严苛的统治。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明祖惩元季纵驰，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一个王朝初建，又往往伴随着一场大的利益再调整和再分配，明初的政治架构中，活跃着两大官僚集团，一个是作为朱元璋乡党的淮右集团，一个是非淮右集团，这两大集团在激烈的利益冲突中钩心斗角。在高启入朝的时期，朱元璋对朝臣的大规模杀戮虽然还没有进行，官僚集团的争斗也还没有到白热化的时候，但京城中那种高度紧张、压抑的气氛还是让敏锐的诗人不安了。“强逐车马朝天阍，归时颜色黯如土”，“颜色黯如土”一语中已透露了诗人黯淡的心境。而直接让高启感到精神重压的，还缘于朱元璋对江南和江南文化的摧残。朱元璋攻破苏州后，对吴中世家和富豪们大力抑制，许多文人被迫迁移，辗转流离于道路，其中就有过去和高启极尽诗文唱和之乐的朋友们。从元末张士诚的偏安江浙，到现在朱元璋的一统天下，整个社会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往往是读书人一时无法适应的。在寂寞的京城，诗人日益思念家乡的亲人和恬淡的乡居生活。直至回到家乡隐居，他回忆为官的经历时说：“却忆候东华，朝衣寒似水。”其实，“寒似水”的又岂止是那一袭朝衣呢？可见，短暂的出仕对高启来说，是精神上的一种严重折磨。

    洪武三年（1370）秋，这时《元史》已经修成，高启突然被朱元璋召见，当面授予户部右侍郎的要职。这可是相当于今之副部级的高官，而且户部管理天下财政，职高位尊，然而高启却坚决推辞。《明史·高启传》写到这一幕时说，“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在这简短的叙述中，我们嗅不到任何异样的气味。一个帝王看重文人之才，欲委以重任，而文人出于各种因素，推辞不就，稍知中国历史的人就都清楚，这一幕在皇帝与文人的关系史上，是太稀松平常了。现在朱元璋对高启归隐的请求不但未予留难，而且“赐白金放还”，这一切似乎都还在常轨中运行。看来许多人，包括高启自己，其最大的疏忽就是按老皇历看朱元璋这位新天子。

    那么自负、也曾经想建功立业的高启为什么要把唾手可得的官爵推掉？无疑这与他对刚刚建立的朱明王朝的认识有关，与他短暂的在朝经历有关，其避祸的动机是十分显然的。

    高启有一首咏雁的词极负盛名，结句说：“须高举，教弋人空慕，云海茫然。”他希望自己永远是那高飞之雁，逃脱人间的罗网。现在，诗人弃官回乡，以诗书为乐，是否就真的成了“教弋人空慕”的雁呢？事实证明，到了朱元璋时代，一张弥天大网已经织成，没有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像高启这样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的王国里可以如高飞之雁自由遨游，但只要他本人还活在这个世俗的人间，就时刻面临着数不清的陷阱和暗箭。

    回到家乡的高启是快乐的，也是谨慎的，除了和家人共享天伦，就是与朋友喝酒、写诗、作文，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从那张弥天大网中逃脱。

    高启之罹难疑案

    高启之罹难，表面上看是受了魏观的牵连，实际上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朱元璋处理重修张士诚宫殿的案子，不仅腰斩“主要责任人”魏观，连带将高启和另外一些江南文士网罗进去，一并诛除，隐藏着复杂的心理。

    高启应魏观之请所作的《上梁文》今已不存，据说其中有“龙盘虎踞”四字。“龙”这个字，几乎是帝王的专利，在中国古代是不能随便用的，“龙盘虎踞”也有特定的使用区域，一般特指朱元璋现在作为都城的南京。现在高启却把这个词用在苏州，那不等于称赞苏州的旧主人、朱元璋的昔日宿敌张士诚为“龙”和“虎”吗？

    从明季以来，关于高启之死即流传一种说法，认为高启是因作讽刺诗而遭祸，清人所修的《明史》也采信了这一说法，“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衔之未发也”。是什么诗呢？原来是高启所作的一首七绝《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首诗写宫女的生活，她深夜陪皇帝喝酒解闷归来，已经烂醉如泥，忽闻狗叫声。不禁惹人遐想：这个时候了，重重宫禁之中，还会有谁来呢？最后一句可理解为：宫禁森严，有谁敢来？也可理解为：莫非有人来吗？但不管怎样，读者都可以从中读出讽刺的意味。虽然诗中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给予交待，也为朱元璋所愤怒。那么这一传说是否有据？历代的宫怨诗都有讽刺的内容，朱元璋怎么会如此缺乏度量？明末著名学者钱谦益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在《列朝诗集》中说：“吴中野史载季迪（高启字季迪）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则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讽喻之诗，虽妙绝千古，而因此触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狱，亦事理之所有也。”因为一两句诗，便要大开杀戒，这样的事发生在从来不知吝惜他人生命的朱元璋身上是并不奇怪的。

    除此之外，高启之所以给了明太祖那么深的“印象”，让朱皇帝难以释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高启的“不合作”。朱元璋给了高启一个副部级的职位，诗人却不识抬举，当时朱元璋隐忍未发，实际上已恼羞成怒，杀机就是在那个时候酝酿的。一个文人，仅仅因为不合作不出仕，就要掉脑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新的信号。

    虽说“自由”是个让古人生疏的词语，然而在朱元璋以前，中国的文人们还是有“消极自由”的。也就是说，一个文人只要不公开和现政权对抗，是有不合作的自由的，大可以优游卒岁。古之隐士、逸民多半就是这一族群。而朱元璋却并不认可文人的这种“消极自由”，他在特种刑法《大诰》中创立了一条空前的峻法，“‘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只有两类，要么为他朱皇帝所用，要么不为他所用，对后者，就应该“诛其身而没其家”。这一法令虽然编于高启事件之后，但朱元璋的这种思想却早已形成，并付诸实践了。

    洪武元年（1368），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下诏求贤，有一个叫裕伯的人征病不出，他就下了一道手谕，加以威胁，此人吓得半死，不得不扶病入朝；朱元璋要给名士戴良官做，戴氏以老疾固辞，最后被迫自杀。在朱元璋这里，文人“不合作即死”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希望天下人才都为自己所用，从某种角度说，仿佛是“爱才重士”的表现，然而出身微贱的朱元璋偏偏又从骨子里嫉视文人。官员有小过，戴上足镣办公；名臣茹太素应诏上书，文字长了一些，朱元璋认为“烦琐”，命杖之；在猜忌心理的作用下，朱元璋又“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

    要天下人才为己所用，不合作即死，人才来了后却又以重典待之，更在精神上加以羞辱，这叫文人如何措手足呢？所以，尽管朱元璋实施严刑峻法，还法外用刑，但明初文人“多不乐仕进”。特别是江南文士，代表着与朱元璋无法完全对接的另一种文化系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的高压政策更滋长了江南文士对明朝廷的不满，而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政策的失误，反而恼羞成怒，变本加厉，于是，皇帝与文人的关系陷入了一种“你杀我要躲，你躲我更要杀”的恶性循环。朱元璋拿高启祭刀，也有看重其影响力的用意，他希望借此给对他离心离德的江南文士一个严重的警告。高启之死必须放到这种背景中去考察。

    高启死，天下士大夫无不痛惜。少年时和他齐名的“吴中四杰”都有诗哭悼，四杰之一的杨基诗曰：“鹦鹉才高竟殒身，思君别我愈伤神。每怜四海无知己，顿觉中年少故人。祀托友生香稻糈，魂归丘陇杜鹃春。文章穹壤成何用？呜咽东风泪满巾。”他是把高启拟为东汉名士祢衡的，可是祢衡的疏狂足惊四座，而高启何曾像祢衡那样去击鼓骂曹？纵观高启的一生，他对自己的诗才肯定充满了自负，在文人圈子中或许难免放旷，而一到现实政治领域，毋宁说他相当谨慎。击鼓骂曹的祢衡虽然让曹操下不了台，但最后还是在急性子的黄祖那儿丢掉性命的，而且黄祖很快就后悔了，而谨慎的高启却糊里糊涂遭受了腰斩的酷刑，这只能说明，到了朱元璋时代，随着君权的空前膨胀，中国文人面临着新的难题，其际遇是越来越严酷了。

    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责高启“以诗文召祸，何其不自检耶？”其实这哪里是“自检”与否的问题呢？在毫无节制的皇权淫威之下，文人没有什么自检与不自检，只有幸运与不幸运。

    第三节 在雄主手下讨生活不易：真实的刘伯温

    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两大偶像，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传说中，他们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呼风唤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三国演义》时说，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即使不“近妖”，我看也是“多智而近怪”。

    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神异传说之外的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生，他的家乡青田县南田武阳村（现为浙江省文成县，“文成”二字来源于刘基死后的谥号），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县城有一百五十多里之遥，但读书的风气不衰。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虽非显第，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特别聪明，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这些应该都是可信的。《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以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明史》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两者不可偏废，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地“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成了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清人在修《明史》时已经对这种现象表示不满了，《刘基传》的“论赞”中有这样一段话，“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产，非其至也”。意思是说：刘伯温策划于帷幄中的那些所谓密谋奇策，现在已无法得知详情，世间流传的多是一些神神道道的东西，并不是刘基人生的主要方面。

    作为儒者的刘伯温，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元至顺四年（1336），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二十五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二十六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个佳话。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官阶低倒没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终究是抑制不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他当时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

    作为异族政权，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马上得天下，仍然“以马上治之”，加上其对汉民族的猜忌，故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坏，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上层阶级贪图享乐，文恬武嬉，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其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顺帝当政时期，自然灾害不断，而吏治不良又使天灾进一步演变成人祸，中国大地，一时饥民、流民、盗匪四起。

    饱读诗书，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江西，“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想来颇有政绩，但“豪右数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最后只好离去，于元至元六年（1340）回到家乡。江西五年短暂的仕宦经历，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这之后，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属于从七品。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他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后人于此有所争论，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但他对元政权的灰心，却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从他辞职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离子》中即可见出。《郁离子》是传统的寓言体，通过假托的人物和虚拟的故事，隐含着两层意旨，一是抒发愤世嫉俗之怀，二是告诉乱世中的人们如何明哲保身。后世的研究者从这本书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郁离子》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就是绝口不提忠君。这应该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刘伯温不久后转投朱元璋的人生轨迹。

    “儒者”与“谋臣”的悲剧

    元末衰世中，群雄四起。而在激烈的争夺中，脱颖而出的都是原来为上层阶级所不齿的草莽人物。作为地方上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刘伯温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些人物打交道。

    和刘伯温首先发生关系的不是朱元璋，而是方国珍。方国珍，浙江黄岩人，方家兄弟以在海上贩盐为业，因受官府打压，招聚同党，起兵造反。元王朝对他们时剿时抚，而在这个过程中，刘伯温也发挥了作用，要么参与地方上的防务，要么为政府招降出谋划策。

    在乱世的纷扰中，刘伯温的这种作为是顺理成章的，而与他是否坚持忠君观念关系不大。如果对传统社会中民变的惊人破坏性有所感知，那么，作为缙绅阶层中的一员，刘伯温的这种本能的阶级反应，就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

    等到朱元璋出现在刘伯温的视野中时，事情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元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因为在故乡的声望，刘伯温和当地另外三个著名知识分子叶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应天（今江苏南京）去见朱元璋。《明史》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太祖劳基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朱元璋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态度，向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和安定天下，四人中的章溢回答说：“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业。

    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充当谋臣的人生新路。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刘伯温，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念中的“乱臣贼子”，其中当然有多层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传一个“西湖望云”的故事，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今江苏南京）有所谓“天子气”，所以决心“辅之”。这无疑是无稽之谈。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其次，此时的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期待。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朱元璋本人比较能够礼贤下士，朱元璋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而对刘基这样的知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驱除异族政权为号召，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要想统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坏是不行的，还必须着手于建设，而要进行建设的工作，又必须依靠缙绅阶层，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早在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他就在《郁离子》中说，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而此时的朱元璋，颇有一些“明法度，肄礼乐”的气象，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兴起的“王者”，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吗？

    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的作用，史籍中有两种倾向各异的记述，要么夸张至极，刘伯温仿佛是言无不中的神人，要么贬低，认为刘伯温只是一个普通的谋士，并没有什么卓越的功勋。我以为这两种记载都有必要审慎看待。以刘基的才华，他当然会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主要体现在大的制度设计、攻取方略上，比如引导朱元璋恢复后方的生产，建立稳固的统治机器，建议朱元璋及早出兵北伐彻底推翻元王朝等等，至于某次战役的细节，恐怕非刘伯温所能决定。像《明史》上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刘伯温忽然要朱元璋赶快换船，刚换原来那条船就被飞炮击中，“立碎”，这些传闻都只能姑妄听之。

    虽然刘伯温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帮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是值得历史肯定的。过去史学家喜欢说就是这群知识分子使坏，使原本“革命”的朱元璋政权“蜕变”成了又一个地主阶级政权，现在只能让人莞尔一笑了。谁说一个安定的秩序，就只是缙绅阶层，而非平民百姓的渴望？

    朱元璋统一天下，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这就是“导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就是在这方面，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伯温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他先后几次受封，又几次被打发回乡。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伴君”确实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求雨也没有效果，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寡妇营”，不许外出；二是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尸体暴露不收；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就不适宜充军。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做出了“刘基还乡为民”的处罚。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恢复了其官职。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他在得到封爵之后，再一次被赐归。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更因为他对“圣意难测”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刘伯温到底是读书人，尽管他感觉面前这个曾经与自己共过患难的人越来越难以琢磨，但在反复放归、召还的过程中还是要战战兢兢地尽儒者的本分。他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不应动辄羞辱，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对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将王保保不能轻敌妄进，结果也被他不幸而言中，名将徐达在追击王保保的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但善于占卜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

    死因成谜

    隐居的刘伯温，竭力洗尽铅华，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他知道，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明史》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家乡的父母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所以换上便服求见，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不好拒绝，生火做饭以待客，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刘伯温马上变色，自称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刘伯温还是出事了。

    在温州、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险要，所以成为奸人躲藏之所，刘伯温便派儿子刘涟入朝反映这一情况，建议在此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巡查，但刘涟绕过了中书省（当时明王朝政府的中枢机构），直接向皇帝奏陈，引起了执政大臣的嫉恨，他们诬陷刘伯温看中了谈洋这块地方，准备作身后之墓地，只是由于谈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儿设立机构，以此驱逐百姓。中书省准备借此兴起大狱，这时的刘伯温虽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说个明白。

    刘伯温面对朱元璋，“惟引疚自责而已”，意思是什么辩解的话都不说，只承认“我错了我错了”，朱元璋没有再穷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还是给了刘伯温一个下马威。朝廷祭奠孔子，仪式结束后，祭祀用的肉分给重臣算是一种荣誉。刘伯温没有参加祭奠仪式，却接受了肉。朱元璋说：刘伯温是学圣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参加祭奠却享受祭品？学礼学到哪里去了？下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发一个月俸禄也是小事，关键是皇帝行动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他就是想让刘伯温没面子。由此可见最后一次入朝的刘伯温，其处境之尴尬。

    处境和心情都恶劣，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知其病重，赐归田里，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刘伯温卒于家。

    刘伯温的死因，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说朱元璋是毒死刘伯温的主谋；三说系病死。对这三种说法，当代学者杨讷在《刘基事迹考述》一书中有过考证，他认可第三说。杨讷的考证是比较有力的。其实从情理上思考，刘伯温当时已经患病，而且又不是当权派，朱元璋和胡惟庸有何必要多此一举？胡惟庸毒死了刘伯温的传闻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后来朱元璋为除掉胡惟庸，有意给其罗织了一条新罪名。他没有想到，后世同情刘伯温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为满足，又还会怀疑到他自己头上，这真是一种讽刺。

    与刘伯温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刘伯温死的前后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

    在刘伯温还在朝的时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赐给了李善长、胡惟庸、宋濂三人，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这反映出朱、刘君臣关系在刘伯温死前，已比较冷淡。刘伯温病重被赐归，朱元璋颁发了一纸诏书，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中既责备刘伯温当年不早早归附，也称扬其功绩，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当皇帝后，对刘伯温的安排和处置都是符合“国之大体”的。对刘伯温来说，得到这样一份诏书，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在身份认识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谋臣”甚至“术士”，但他更自居为“儒者”，然而让他沮丧的是，朱元璋也更多愿意把他当成“谋臣”和“术士”。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像宋濂、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大儒”？

    朱元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刘伯温为“儒者”？原因很简单，儒者都有“导君于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传统观念中，应该是帝王师。做“帝王师”，这堪称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刘伯温也不会例外。问题是，这种理想很多时候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自信心太强的雄主们是不承认有什么“帝王师”的，否则那岂非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他更高明吗？朱元璋是这样，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这样。一个迂腐的读书人尹嘉铨写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汉书·张良传》中的一句话“学此则为帝者师矣”，虽然他一再说明“不敢以此自居”，却在一场文字狱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愤愤地责问：“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你要做帝王师，那把我往哪儿摆？”这就是雄主们从心底里讨厌帝王师的关键要害了。乾隆还有一句痛斥纪晓岚时脱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畜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意思更为透彻，原来在帝王眼里，所谓国事其实不过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义上的老师，都不过是他养着好玩罢了。至此，“帝王师”这顶纸糊的桂冠被乾隆轻蔑地吹了口气便破碎了。

    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刘伯温的“儒者”“帝王师”之梦最后破灭了没有？不知道。我们清楚的是，他临终时留下遗命，告诫子孙不得为官。

    第四节 争当“教主”的明太祖

    读中国历史，当代人常会奇怪，传统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君王淫威之下，那时的人们肯定是极度缺乏尊严，天天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在自尊方面比较敏感的文人，但事实是，旧时代的士子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活得有多么窝囊，哪怕要直接面对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们也并非总是那么一副谦卑可怜的贱相，自认为该争的也还是要争个不亦乐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些“藐视”君权的狂人，虽然难免结局凄凉，有的要被打屁股，有的会被杀戮，甚至遭遇灭门灭族之祸，但民间的清议，也就是今日所说的“社会舆论”，还是公然站在他们的一边。被君权打压甚至消灭了其肉体的，虽败犹荣，虽死犹荣。即便是要啥有啥的皇帝，对这样一种状况，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那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死扭着“一根筋”。这根“筋”就是：他们倔强地认为，“治统”在皇帝那儿，但“道统”却在我们手里。

    “治统”与“道统”的纠葛

    简而言之，“治统”，就是指控制社会的实际政治权力的传承，“道统”，则是指管理社会、指导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思想和理论。用现在的话来说，“治统”是一种统治权，而“道统”，则更像一种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治统是由掌握强大国家机器的君王们传承的，像军队、监狱等都是“治统”的外在化，它的威力人们随处可见，道统似乎比较虚幻，然而它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源远流长的，小到后辈们在家长面前说话的语气，大到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由它所规定的。而对治统来说，道统更决定着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古代中国，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帝王们，他的统治权并不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要披上合法而又神圣的外衣，就必须依靠道统对臣民们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教化和宣导。

    古人非常重视治统和道统。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统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他认为这两者的作用都不可或缺，可以交替对社会发生影响，天下只有在“道”的指引下，再摊上一个贤明之主，才会达到盛世。而相比之下，道统的作用更大，因为这样的盛世毕竟不多，君王颟顸地不遵行“道”的轨迹，治统就会衰绝，但这时候道统却依然还在，“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基于这种认识，作为具有民本色彩的思想家王夫之，强烈主张以道统制约治统，在他看来，道统由圣人一脉相传，它的正确性无须检验，而治统却常常会因摊上一个坏皇帝而出问题，所以，绝不能让治统脱离道统所设置的既定轨道。

    现在我们看王夫之的议论，好像颇有点自恋，但古时代的读书人将道统这个东西看得极为神圣。因为自觉掌握了道统，他们既有自豪感，也培育了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的使命感。很多读书人，住在穷乡僻野，吃了上顿愁下顿，但物质上的困窘却并没有消磨其胸中的激情，一有机会还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旁若无人，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是道统的继承人。

    中国读书人的这种自豪感从何时起的呢？肯定是从孔夫子。孔子最景仰夏商周的“三代之治”，那时候的统治者，如夏禹、商汤、周公等人，既掌握了治统，也是道统的拥有者，所以能至理想之境。但到了孔子时代，天下秩序已乱，所谓“礼崩乐坏”，就是指道统的衰微，孔子显然认定，自己有拯救道统的责任，也具备这种能力。不过，看样子，和孔子同时的人，特别是那些忙于征伐的诸侯们，似乎并不认可这一点，否则孔子不会在春秋末期的各国游说，却处处碰壁，他自己也不会悲观地宣布，准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了。

    孔子在身后却时来运转，经过汉朝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终于确立了其“教主”般的地位。从那以后，历代帝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他们是按照圣人之道来治理国家的。那么圣人之道是从哪里来的呢？孔子已矣，只能是子思、孟子以下，依靠儒生一代代地传下来。传承“道统”的大儒是很气派的，汉代的董仲舒，住在一个陋巷里，中央官员们断案碰到疑难问题，还得去请教他，虽然董仲舒本来并不是一个法学专家，但他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上的几句话，略作申论，就将审案、判案的大的原则定下来了，这就叫“春秋决狱”。帝王们为表示对道统的尊敬，要专门聘请儒家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接班人即“太子”，灌输圣人之道，尊称太子的老师为先生，给予很多礼遇。这也是表示道统不在自己手里的一个动作，否则他何不自己教育儿子算了呢？

    帝王之统是为“治统”，儒者之统则是“道统”，二者的领域里各有各的“国王”，读书人坚持这一点，皇帝们也一度是认可的，可是，到了朱元璋这里，这一套行不通了，他不仅要当掌控政治权力的皇帝，还要当意识形态的“教主”。

    羞辱宋濂和“衍圣公”

    元明之际，宋濂是公认的大儒，又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都是经由宋濂之手建立的。在社会舆论中，宋濂无疑是道统的传承者，朱元璋表面上好像也不得不认可这一点，所以，他要找人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师，首选仍然是宋濂。

    但从实际考察，明太祖是并不怎么尊敬这位“宋先生”的。宋濂在子虚乌有的胡惟庸谋反案中，如果不是马皇后力保，就差点受牵连掉了脑袋，这且不说，我们只要看看朱元璋对宋濂的评价就清楚了。

    《明史》中记载，朱元璋召见一个叫桂彦良的儒生，当面夸奖他说：“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彦良颇有自知之明，加上他也不懂朱元璋的心思，连忙答道：“臣不如宋濂、刘基。”这时候，朱元璋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言外之意是，这两个人哪配称“大儒”啊？

    不知这句话是否传到了宋濂的耳中，如果传到，想必宋濂会气得吐血，因为宋濂的志向是穷究“天地之理”和“圣人之道”，本来就以做“文人”为耻辱。我们现在理解的“文人”和古代知识分子所说的“文人”有很大区别。在古人眼里，只要能耍几笔，就可以做文人，一个人被冠以“文人”的称号，意味着你可能没有操守，权力的拥有者可以把你当戏子一样调笑。像汉代的东方朔和司马相如，尽管也很有才，但君王明显是“以倡优畜之”，放在身边取乐的。而“儒”则大大不同，他是要传承道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二十四史中对儒者和文人区别甚严，什么人能够进“儒林传”，什么人则只能进“文苑传”，那是有很大讲究的。所以宋濂对别人把他视为“文人”本来就非常排斥，他在一篇自叙文中，曾经愤怒地质问：“吾文人乎哉！”

    朱元璋在上述这段话中，表面抬举桂彦良，实际是打击宋濂和刘基这两个公认的当代大儒，否定其道统传承者的资格。朱元璋难道真的认为名不见经传的桂彦良是大儒？笑话！公认是大儒的刘基和宋濂在朱元璋眼里都没有资格，“余子何堪共酒杯”？

    朱元璋不仅要从精神上羞辱自认为是道统传承者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仰仗强大的国家机器，胁迫以道统自命的人在他所代表的“治统”面前低下头来，诚惶诚恐。他坐上皇位不久，就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即逼迫病中的“衍圣公”到南京来朝见他。

    “衍圣公”是一个封爵名，它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各朝皆置。被朝廷封为“衍圣公”的人，即成为孔氏全家族的大宗主。因为汉以后“独尊儒术”，孔子家族在各朝都受到特殊优待，从而使孔氏嫡裔子孙特别是坐落于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孔府）成为“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圣人之家，以孔府为代表的孔氏家族因此号称“天下第一族”。衍圣公作为这个特殊家族的代表人物，当然也享尽风光和荣华，很少有一个新成立的政权会逼他去朝见的，帝王登基后去孔庙祭拜倒是屡见不鲜。

    《明史》记载，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达攻占了山东济宁，这个时候虽然战事远未完全结束，但新皇帝既已登基，大势已定，衍圣公孔克坚看来根本就不想让新政权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观感，赶忙派遣儿子孔希学来拜会徐达。徐达将孔希学送到南京，孔希学上奏，解释父亲因病不能前来朝贺新主，朱元璋很不高兴，给衍圣公下了一道“手谕”，其中明确要挟对方“称疾则不可”。圣人的后裔当然体会得到“不可”这二字的力量，孔克坚“惶恐兼程进”。事实证明孔克坚并没有说谎，洪武三年（1370）春他再次以疾告归，结果在途中就病死了。

    在千百来一直号称以孔子思想为道统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圣公来向他这个新主朝贺，是对斯文的严重侮辱，当然也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的，孔子早就说过，治国的理想境界是“近者悦，远者来”，哪有以暴力作后盾，逼别人来的呢？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事物的利害关系上分析，孔府已经表示了合作的态度，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不会给他带来实质的好处，只会让天下读书人侧目。但朱元璋既然已经这么做了，那他肯定自有他的算盘。窃以为，朱元璋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圣人后裔对他所建立的新政权的表态，他用一种公开粗鲁的方式，羞辱一切代表旧道统的符号，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知道，看老皇历是不行了。

    从精神上羞辱了以后，物质待遇上，朱元璋自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老一辈衍圣公孔克坚死后，他的儿子孔希学被续封为新一代衍圣公，明朝廷为他修了十分豪华的宅子，授予光禄大夫（正一品），百官朝会时居文臣之首。他虽然羞辱了孔子的后裔，但却不妨他像前代帝王一样高举儒学，声称“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这再一次证明，他是知道圣人之学的妙用的，原来也根本没想和圣人及其后裔过不去，他需要的只是“未杀猴，鸡已怕”的效果。

    “删孟”：建立“新道统”的标志

    朱元璋否定宋濂等人道统传承者的资格，当然有自己的目的：你们这些儒生都不配来传道。可道统还是要绵绵不绝地传下去的啊，谁来传呢？朱元璋当仁不让地认为，这个道得由他亲自来传了。现在，随着朱明王朝的肇建，道统不仅到了他朱元璋的手上，而且他还雄心勃勃，要建立一种“新道统”。

    朱元璋对孟子的强烈不满，和其“删孟”的举动，就是他建立“新道统”的标志性事件。

    作为亚圣，孟子的火气很旺，思想中也颇有一些原始民主主义的元素，他并非无原则地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相反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名言。历代的帝王，面对这些话不可能多么舒坦，不过他们更愿意装聋作哑，因为你孟子宣扬的是暴君非君，而我是明君圣主啊，何必和这些话过不去呢？

    然而，朱元璋却不干了。他读《孟子》，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的时候，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能够说的话？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说：“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了一些，没有处罚钱唐，不久也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终究余恨未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删孟”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个因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而膨胀者的狂妄，更反映出他不以“旧道统”为然，极欲按照他个人对君王与臣民关系的理解，建立一种“新道统”。这种“新道统”的要害唯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是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的。不仅不准反抗，连消极躲避做一个隐士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孔子认为读书人在天下无道时可以做隐士，而朱元璋则执行“不合作则死”，连这种消极自由也蛮横取消了。

    从此，朱元璋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世俗政权里的国王，而且还要做“教主”。他对臣民思想的钳制是无孔不入的，他的发号施令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连臣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器皿、居处、往来称谓、婚丧嫁娶的礼俗等，都要过问和监管。比如他特制一种束头发的网巾，取“万发皆齐”“万法皆齐”相谐，正与其专制心理相合，遂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又如他因为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不满，便下令学校里不得诵读《战国策》。

    以君王兼教主面目出现的明太祖究竟有没有资格和儒者争道统的话语权？

    这个问题，他自己当然认为是毋庸怀疑的。在《明太祖集》中，他毫不谦虚地自称得了“先王之道”的奥妙。他是怎样得来的呢？他说自己绝不是从儒者那里得来的，儒者只不过是圣经贤传的学习者，这些儒者又都是凡胎，学习的过程中屡有迷误与过错，而他自己则不同，通过“中积群言，加以比较是非”的艰苦努力，从圣经贤传中直接体认，终于把“道统”接到了自己手中。在朱元璋自己看来，他简直就是“天纵之圣”。

    这个以乞丐、游民起家的人，突然成了建立“新道统”的“天纵之圣”，我们现在看颇有点滑稽，世界上哪有基本不读书而敢自居为“教主”者？但爱拍马屁的人说话了，如清代的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就认为，明太祖虽然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此固其聪明天擅，然亦勤于学问所致”，意思是，朱元璋底子肯定薄了点，可这人聪明啊，加上勤奋，你看他留下来的诗文，也许有词臣润色，其中的“英武之气”可是掩饰不住的呢。

    我不知道赵翼所谓的“英武之气”何所指，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津津乐道的朱元璋的诗文，臣下所做的工作绝非简单的“润色”而已。其实，要判断朱元璋是否真通文义，那本《明太祖集》是靠不住的，最有参照价值的是《明大诰》，因为这是朱元璋自己编写的，记录的是朱元璋发布命令时的原话。而就在这本《明大诰》里，文理不通的话堪称比比皆是！

    一个没有上过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文化，虽能诌几句诗也是全无文采的人，他越是对中国文化典籍一知半解，却越爱好把自己装扮成传统文化的正统维护人，这的确是一件好玩的事。

    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们握有权力。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彻底颠覆。

    “国王即教主”“权力即真理”的格局正式形成了。不过若要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应该是明太祖。

    第五节 洪武朝：“没有私生活”的一代

    “隐私权”，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才兴起的概念。

    尽管如此，却并不能说，古代中国人对“隐私权”的实体就全无感知，就丝毫没有这种意识。中国有一句古话“天高皇帝远”，用来表示一种很自得的状态，为什么自得？因为那个权力至高无上、威严仿佛无所不在的皇帝管不着自己，他们有了自己的空间。

    上古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显然，这个老头儿在他的那块土地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快乐。

    而与百姓对立，官方对百姓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权”则非常不满。秦始皇任用的宰相李斯，就给秦始皇献策，要以严刑峻法消灭百姓的私人空间，在他眼里，老百姓在这样一个私密的空间里，“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所说所为都是对皇帝和朝廷不利的，应该禁止才行。

    然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崇尚法家的秦始皇到底代表着一种被否定的符号，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所以，自秦始皇以后，尽管古代中国人没有“隐私权”的概念，但并不代表他们在皇权之下，就没有一点儿自己的私人空间，皇权也很少公开宣示，他们准备把臣民的这点儿可怜的空间也尽数剥夺。

    事情到了朱元璋这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仿佛对臣民的私生活充满了兴趣，希望普天下每一个角落里都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以便窥知臣民们在原属私人空间里的一切言行。于是乎，“没有私生活”，便成为明初人们的一个显著特征，对在朝做官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

    生活在窥伺中的官员们

    关于朱元璋对官员无孔不入的窥伺，有这样几个有趣的故事：

    宋濂，这个开国功臣，又是文人领袖，明朝的典章制度都是经由他手制定的，朱元璋很宠爱他，还专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有一天晚上，宋濂家里来了客人，他招待客人，陪其饮酒。次日上朝，朱元璋问他，你昨晚在家喝酒没？宋濂是个朴厚君子，以实对。朱元璋接着又问，和谁在一起喝的？你为客人们准备了哪些好菜？宋濂一一作了如实回答，但心中究竟不免诧异。等宋濂回答完毕，朱元璋哈哈大笑，说宋爱卿真是老实人，没有欺我。宋濂这才知道，他即使退朝居于深宅大院中，也逃不过皇帝的眼睛。

    宋讷，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之国立大学校长，某日在学校里因学生打碎了茶器，很不高兴。次日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了什么事情生气？宋讷大吃一惊，道出了原委，说皇上您怎么知道我昨天生气了？朱元璋丢给他一张图，原来，那是皇帝派出的画工，画的一张宋讷生气图。

    一个儒生钱宰，被朝廷重召，编《孟子节文》，退朝回家，思念故乡，文人积习不改，便作了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没想到第二天和皇上一见面，朱元璋就说：你昨天的那首诗很不错，不过你说“午门朝见尚嫌迟”，我可没有嫌你“迟”啊，你这是冤枉我，把这个“嫌”字改一下，改作“忧”怎么样？钱宰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磕头谢罪。

    上面几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因为其中既有大员，也有一般小臣，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监视官员下了多大的功夫。尤让人称奇的是，朱元璋对已经退休回了老家的官员，也并没有放松窥探。吏部尚书吴琳，这是正部级官员了。《明史》记载，他退休返乡后，朱元璋特地派人前往察看，使者隐藏身份，偷偷来到吴琳的家乡，看见一个老农正在田中拔草，使者上前询问：这里是吴尚书的家乡，请问他在哪儿住呢？老农非常恭敬地回答：我就是。使者回报皇帝，朱元璋大为赞叹。

    朱元璋为什么对窥探官员的私生活如此上心？又为什么有意要将他监视官员的行动透露无遗？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严防官员对自己玩猫腻。朱元璋骨子里是不信任自己豢养的官僚集团的，这种无孔不入的窥探可以保证双方在并不信任的框架下，达成一种妥协。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即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官员背着他欺民。这么说也没有什么不对，只要我们不过分机械地界定君与民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这两个貌似天差地别的答案，实质上也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第二个问题有些让人琢磨不透，世界上热爱偷窥的人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在达成目标之后，还要把自己的行动透露给对方的，否则还能叫什么“偷”呢？但朱元璋不同，他的窥探也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时候进行的，是名副其实的“偷”，可他在“偷”完之后，还要告诉你，你被他“偷”了，这真是一个另类。我来告诉你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另类的奥秘。很简单，他握有让你发抖的权力。世界上的其他偷窥者如果像他这样干，轻则会挨一顿老拳，重的还会吃官司，可朱元璋不会，不但不会，他正要借此明白宣示：你在我面前永远是透明的，没有必要和我玩心眼儿。

    为了让臣子们在自己面前永远透明，朱元璋有一套周密的办法，最主要的是建立特务制度。关于明朝的特务制度，一个叫丁易的学者，在民国时期写过一部专书《明朝特务政治》，那本书虽有影射史学之嫌，但其中的材料绝大多数还是可靠的。说起明朝的特务，因为电视媒介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那些秉承宦官旨意，穷凶极恶到处抓人的锦衣卫，都“安放”在明朝下半叶的武宗、熹宗时期，仿佛这是明朝快衰败的时候才有的乱象，其实不然。建立锦衣卫组织的正是明太祖朱元璋。起初，朱元璋设立了“检校”这样一个职务，但因为只赋予了检校侦听、侦伺，而无扣押人犯和处刑之权，于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特设“锦衣卫”。检校专门负责察听各级官吏的日常行动，史书上说还包括“风闻之事”，意思是捕风捉影的事他也要费心收集，而锦衣卫则更厉害，它无须通过司法审判机关，对所有臣民均可径行抓捕和审讯，而且它不隶属于中央各部，直接由皇帝指挥调遣，完全是一个权力无边的特别法庭。

    锦衣卫经常对落在他手里的官员施加酷刑，而有些官员，皇帝还只是想略施惩戒，并没有准备让他彻底消失，这样，锦衣卫的所谓诸多“不法”之事就传到了皇帝那里，于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演出了一场怒烧锦衣卫刑具的好戏，他说：审问犯人是司法机关的事，我有时让锦衣卫先问问，不过是要他们先把情况摸一下而已，怎能随意入人于罪？这话有点像说单口相声。我不相信朱元璋对自己授予无边权力的锦衣卫的“不法”之事真的一无所知，他之所以要演这样一场戏，不过是因为锦衣卫的民愤（准确地说应该是“官愤”）实在太大，他面对官僚集团，权且做出一种安抚的姿态罢了。

    绑在土地上：朱元璋的治农秘笈

    朱元璋对官场事务控制极严，那么对民间又如何呢？

    农民在田里种什么作物，他要管。从他建国开始即用严刑强迫人民依照朝廷需要种植作物，“各户务要依照号令如法栽种桑株、枣柿、棉花，敢有违者，家迁化外”。

    民间风俗，他要管。早在洪武元年（1368），即朱元璋即帝位后的第一个年头，有一个叫高原侃的官员进言，认为京城百姓遇到丧葬，均设宴席，聚亲友，“作乐娱尸”，“无哀戚之情”，这样的风俗极坏，应该禁止。朱元璋即命令制定丧服制度，让天下遵照执行。

    百姓的生活方式，如婚姻礼节穿衣戴帽等琐事，他也要管。以服饰为例，洪武初，朱元璋主要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罗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多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

    在民间事务上，朱元璋为什么如此苛细？因为这契合他的建立小农社会的理想。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强制性的移风易俗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朱明王朝是建立在蒙元异族统治基础之上的，按照儒家传统观念，风俗和人心密不可分，因此推翻蒙元“冠履倒置”的旧制，重树“汉官威仪”是其要务。同时，明定制度，使民间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回到为儒家所规定的“礼”的轨道上来，也部分寄托着崇俭去奢、人心归厚的淳朴愿望。然而，如果超越儒家伦理，以今人的视角观照，又不能不说，明王朝的移风易俗中，又肯定包含着一种蛮横而无知的东西，更不用说对个人权利的肆意侵犯了。

    怎样评价朱元璋对民间事务的严密控制，今人角度不同，难得一致，以现代眼光施以道德评判，也殊难让历史中人心服。也许更值得讨论的是，他依靠什么来完成他对民间的这种严密控制？中国疆域广阔，加上造物主又赐给人一双脚，今天在天南，明天在海北，要想严密控制实在是戛戛其难。

    怎么办呢？朱元璋的秘笈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百姓牢牢地绑在土地上，使你的脚不能随便乱跑，要跑也在他划定的范围内，这样，你就永远在他的控制之中。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九年（1384）四月，朱元璋对全国发布了一个命令，要士、农、工、商这四民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命的不得远游，百姓凡出入、作息，乡邻都必须相互知道，如果偷偷跑到他乡就算违法，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带。这一规定在朱元璋于该年所编的《大诰续编》中又有了详细的演绎与发展，其中说道：邻里之间，家里有多少人，从事什么职业，互相都要知根知底，乡里的甲长和县、州、府衙门对这些也要一清二楚；不论城市和乡村，绝不允许有游手好闲之人，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出现闲人，而甲长们坐视，邻里亲戚也不捉拿，而该闲人又有犯法之事，闲人一律处死，其所在地的甲长和四邻都迁到边远地区。洪武二十七年（1392）三月又下发命令，规定若有离开本土者，乡邻不仅要知道他去了哪里，还要知道他靠什么为生，如果不知其下落，这人久去不回，乡邻们都要受到惩罚。……

    光靠惩罚和连坐犹嫌不足，为了让农民安于本分，使其永远不能离开其所耕种的土地，除有黄册、鱼鳞册登记户口和土地外，朱元璋又设置了“路引”的制度。所谓“路引”，大概是加盖了官印的一个纸片，农民在百里之内可以自由通行，若要出百里之外，就由官府核查，发给“路引”，作为外出的凭据。官府在各条要道上设立一个叫巡检司的机构，专门负责盘查往来之人，如果你离开本土百里，而又没有“路引”，巡检司就会将你擒拿送官。

    据考证，“路引”制度在洪武初年（1368）即已施行。这一制度的威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洪武六年（1373）八月，江苏常州的一个百姓，祖母病危，急于外出求医，仓促之间不能申领路引，为当地巡检司拿获，要送到司法机关问罪。这时佳话出现了，“朱元璋闻而释之”。的确是佳话，但这是怎样让人心酸的佳话！

    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巨著《国榷》中说，明初规定夜晚不能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村子里深夜里不能有人行走，所以，人们常常稍有不慎就会因“口语细故”而被流放和充军，他的家乡为此而充军的就高达六千余人。谈迁生活在明末清初，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情不自禁地说：“言之至今心悸也！”

    从控制力的强弱看“盛世”

    在朱元璋的努力下，人们的私生活被消灭，洪武朝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控制臣民最为严密的王朝。略翻史料，对这一点都会有清晰的印象。但这只是一种感性的东西，而要论到理性层面，我们又常常听到另一种观点，即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至少是明朝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他一手奠定了朱明王朝的盛世……

    据说，以上这种观点是“辩证地”“历史地”看朱元璋的结果。可我实在不明白，一个控制臣民最严密、臣民连私生活都没有的王朝，怎么会成为盛世？如果说那就是盛世，真应该把号称“辩证地”“历史地”看朱元璋的人投放到明初，让他们体验一下没有私生活，近乎裸体的生活。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是在混淆辩论的语境，因为他们只是在讨论明朝这一个特定的时段，而在这个时段里，朱元璋无疑是伟大的皇帝，洪武也肯定是明朝的盛世。他们也许还会自以为有力地反问我：如果朱元璋的洪武朝不是明朝的盛世，难道以后的宣宗、孝宗甚至更昏庸的武宗时代才是吗？

    然而，我要说，即使是回到这样一个具体的语境和特定的时段，我也无法同意洪武是明朝的盛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大概在对“盛世”的界定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我当然承认朱元璋是一个手段非常高明的皇帝，否则他也不会对他的臣民具备那么强大的控制力，在其治下几乎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可是仅此一点，似乎只能说明洪武朝是朱元璋这个雄主的盛世，而不是他可怜的臣民们的盛世，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没有人会把自己总是“裸体”的朝代称为盛世。

    把目光投到中国历史，硬要论定哪朝哪代是盛世，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称为盛世，肯定言人人殊，但我们可以从最容易让人理解、最容易得到当代人认同的角度入手，比如，能不能说：一个臣民的私人空间越大的王朝，离盛世的标准越近？

    因为今人已不存在私人空间大小的问题，这样一个标准或许卑之无甚高论，但放在中国古代，那意义可就非同凡响。试想一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怎样才会导致臣民的私人空间变大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王权的铁爪已经松动。不论这只铁爪是没有能力握紧，还是有意放松或是被迫，其客观上带来的变化将是石破天惊的。不仅会有人性的苏醒，民智的复苏，更有社会的进步。

    以明朝为例。开国的明太祖朱元璋和后来的明成祖朱棣，都颇得历代史家的好评，公认其手腕高明，王朝根基稳定。然而，这种稳定是以什么作代价的呢？是对民众的强力控制！史家告诉我们，从明成祖朱棣开始，越往后，明朝皇帝的治国能力越差，一蟹不如一蟹，可是从史料上看，明中叶以后，因为朱氏皇权的控制力已经无法恢复到他们的祖宗朱元璋的水平，整个社会反倒迸发出了洪武朝无法想象的活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一个控制力太强的王朝，绝不是民众和社会的福音。如果硬要我在洪武朝和明中叶以后的所谓“衰世”中选择其一，老实说，我宁愿选择后者。

    第六节 八股、文祸与学校同兴

    考察朱元璋和文化、教育的关系，颇让人挠头。

    这个没读过几天书的草莽皇帝，虽然历来有人捧他是“天纵之圣”，加上刻苦勤奋，据称在文化修习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能够熟练地吟诗作文，但究其实，那些留传下来的御制诗文都是靠不住的。唯一能够确凿证明出自朱元璋之手，未经词臣润饰的《大诰》，不仅暴虐乖张，还充满了大量文理不通的内容。

    可是说朱元璋的文化水平不高是一回事，说他对文化教育是否重视又是另一回事。这个草莽皇帝，即使放在历代所有帝王中，他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也应该排在前几位。

    正因为朱元璋对文化教育的重视，这种重视催生了不少带有明显朱氏色彩的措施，而这些措施究竟结出了怎样的果实，却又是一个让人一言难尽的问题。

    兴学校：伟大的善政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政府举办的官学和民间举办的私学是并存的。由于政局的动荡和执政者的认识不同，官学时兴时废，而且即使在官学兴盛时期，一般也只局限于京师，在郡县等地方，则只能看地方官员是否重视，否则就全赖民间力量，以个人名义和“私塾”“书院”等形式传承文化。

    朱元璋不同，他平生重视两个东西，一个是农桑，另一个就是学校，将这两者作为立国之本。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刚刚即位，一个叫周宗的人上疏，请天下府州县开设学校，朱元璋非常欣赏这一建议，立即采纳。从此明朝的教育网络遍布全国，中央有国子监，各地的府、州、县则有郡学、社学等等。洪武朝堪称中国历史上遍设学校之始。

    教育是个需要大投入的事业，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毫不吝惜。对教官，待遇优厚，地位尊崇，严禁地方官员差遣教官，干得好的，可以提拔到中央和地方任职，如上海的一个教官就从一个未入流的学官，一跃而为户部侍郎，成为正三品的中央大员。对学生，保证其衣食无忧，专心向学。据史料记载，国子监（相当于今之国立大学）学生的伙食由朝廷免费供应，服装按季节颁赐，有家眷的，还允许带家眷入学，由马皇后给这些家眷提供粮食，逢年过节，朝廷对学生例有赏钱，朱元璋本人也常常特赐学生财物。府、州、县等地方学校的学生，每月定量供给米、肉，同时除学生本人外，还免除家里两个成人的差役。为了保证学校财政不会出现困难，朝廷专门拨出一定数量的官田，田租收入全部用于办学。

    自唐末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北方教育落后，教育机构奇缺。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选派国立学校中的优等生去北方从事教育，并给予物质鼓励，颁发书籍给北方学校等。

    为了鼓励书本文具的生产流通，朱元璋又规定，书籍笔墨等物，免收商税。

    以上办法，在很多方面都是前无古人。所以，明代的教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明史》中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又说“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这并非溢美之辞。

    当然，作为一个专制王朝的帝王，朱元璋的大办教育难免带有他个人和旧时代的阴影。最严重的一点是，对学生的管束过于苛刻。学校的禁例甚多，大的方面，如禁止学生对所谓“军国政事”发表言论，不许代人打官司，不许为民间冤情越级申诉，小的方面，更规定，“生员不得擅入厨房，议论饮食美恶，及鞭挞膳夫。违者笞五十，发回原籍，亲身当差”，“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学生饮食由朝廷免费提供，但饭菜既是给人食用，就应达到起码的水准，如果当事者不认真不精心，草草供应，学生却连私下议论的资格都没有，不仅不近人情，而且可能助长那些敷衍塞责者的气焰。果然，后来就闹出了乱子。国子监第一任祭酒（相当于今之大学校长）宋讷对学生单靠严厉立威，伙食很差，动不动就处罚，甚至出现学生饿死的惨状。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受不了虐待，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壁报抗议。按照校规，这是“毁辱师长罪”，应该打一百大板充军，但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却认为学生向师长抗议，此风不可长，竟法外用刑，把赵杀了，并且在学校前立了一根长竿，将赵麟的头挂起来吓唬其他学生！说来好笑，这个血淋淋的竿子一直竖在那儿，居然要等到明史上以荒淫出名的明武宗出场，才被下令撤去。史籍上说，明武宗南巡，到了南京的国子监，看见这个竿子感到奇怪，说这是做什么用的呢？教员回答是挂学生脑袋的，武宗大不以为然，说了一句很朴实的“名言”：学校岂是刑场！撤掉吧。这根血淋淋的竿子一共竖了一百二十六年。

    今人对上述问题当然不必避讳，但只要承认人总是难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就不会作无谓的道德批判。明朝教育事业的普及无法否认，各级学校也为朱明王朝输送了大量人才。后来清军入关，明朝已亡，仍然涌现了大量忠义敢死之士，为此，一位明遗民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明朝大兴教育，学校教养的恩泽深入人心，由此而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这是站在明王朝立场上的一种评判，而我，更愿意正面评价朱元璋倾国家之力举办教育事业的意义，因为这样的意义是超越一朝一代，而能传诸久远的。

    八股：“英雄入彀之术”，“焚书坑儒之心”

    朱元璋煞费苦心、不惜成本地培养人才，但其选拔人才的方式，即以八股取士，后来却受到了最猛烈的抨击。

    把科举考试的内容限定在圣贤的几部经书之内，本来不是从朱元璋开始的，宋朝的王安石是始作俑者。朱元璋的“创造”在于，他和他的文臣们（据说主要是刘基）一起，把科举考试的文体格式僵硬地固定了下来，文章怎么起头，怎么转折，怎么结尾，都必须一丝不苟。这样一来，文章立意早已是圣贤的，格式又是统一的框框，逼迫天下读书人把才思浪费在“八股”这个小小的螺丝壳中，只能在螺丝壳中看谁的道场做得漂亮，徒然耗费青春，这与其千方百计造就人才的初衷不是截然相反吗？这是为什么？

    清末著名改革派思想家冯桂芬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他在林则徐公署中听到的对朱元璋以八股取士用心的评述：

    当时有多位读书人在林则徐公署中喝酒，谈到八股文时，一位说：“用八股取才，难得真才。”另一位则笑道：你这简直是一句废话，考八股，本来就不是准备选拔人才的嘛。明太祖首创八股取士，其初衷就是唯恐天下豪杰起而与他为难，所以竭力要禁锢读书人的心思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把读书人限制在八股中无疑是最好的办法。过去秦始皇怕读书人厚古薄今，非议朝政，焚书坑儒，唐太宗实行科举，看到应举人很多，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明太祖更进一步，把读书人限制在八股中，等于将秦始皇和唐太宗合二为一，其办法是唐太宗的“英雄入彀之术”，其用意则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心”。

    这样一种看法在明末以后的思想界是非常普遍的。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痛下断言，“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在他看来，朱元璋的这一招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厉害，后果也更严重。

    但也有人对此并不认同。现代著名史学家钱穆痛恨八股文，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八股“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朝下半期到清朝末期这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断丧人才的”。但他同时又认为，今人并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专制皇帝有意愚民，一开始就想出这么个东西来摧残人才，因为八股格式的完全确立不是一个时期的事，而是慢慢形成的，开始时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

    综合以上两种看法，一个说朱元璋创立八股的目的就是压制和摧残人才，另一个说不然，其初衷还是想录取真人才，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在我看来，二者所讨论的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说？

    认真思考一下，便不难发现，以上争论双方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即在讨论问题之前，没有把他们要用到的概念进行厘清，而因为连概念都没有首先统一，双方表面争论热烈，实则是自说自话，几乎成为一种“鸡同鸭讲”。

    这个必须厘清的概念就是“人才”。认为朱元璋创立八股是为了摧残人才的人，他们心目中的“人才”，就是能够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哪怕其思想不能为一国君王之所容的人，这样的人才观超越了一朝一代的限制；而后者心目中的人才，则是符合君王之意、效命于君王，并为其王朝稳定发挥作用的人。

    于是以上两种看似针尖对麦芒的观点就都可以成立了。确实如钱穆先生所说，朱元璋创立八股，并不是存心要压制人才，还是想得到真人才，不过，这里的“人才”应该加一个限制，即符合朱元璋圣意、能够为他所用的人才。而要选拔、录取这样一类人才，又必然和“超越一朝一代限制”的要求发生冲突，于是，后世的人们因此而不断感叹：八股对那些能够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人才真是一种巨大的摧残！就现代社会里的人而言，这样一种判断应该是一个常识，即一个王朝君主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并非一种全同的关系。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准确理解八股对朱元璋和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意义。

    “以文字疑误杀人”的背后

    朱元璋一方面努力培养人才，另一方面用八股来束缚人才，其目的都只有一个，这就是让天下人才顺着他指定的模式和方向生长，最终为朱明王朝效力。他的大兴文字狱，同样也是服从于这一目的。

    前人关于明初文祸，有很多论述。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

    今人顾颉刚在《明代文字狱祸考略》中说，明代文字狱祸，最严酷的“莫甚于明初”。

    当代一位史学家更认为：就残酷程度和屠杀的人数之多来看，明初文字狱远远超过清代。

    明初文字狱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

    逢喜庆节日，或朝廷有什么恩赐，臣下应该上表谢恩或歌功颂德，按说，这完全是一种走过场的文字游戏，然而如果稍不小心，上表的文字就会触犯朱元璋的忌讳，弄得人头落地。如浙江人林元亮，因朝廷增加官员的薪水，上谢恩表，用了“作则垂宪”的成语，被诛；北平人赵伯宁，因皇上大寿，作《万寿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的词句，被诛；福州人林伯景，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四字被诛；常州人蒋镇，元旦上《贺表》，以“睿性生知”四字被诛。朱元璋为什么要忌讳这些东西呢？原来，“则”字与“贼”谐音，“生”字又和“僧”音相同，而朱元璋早年作和尚，后投红巾军，他认为是臣下有意讥笑他当过和尚、做过贼呢。

    君王忌讳一多，拍马屁就成为了一门高难度的艺术，因为风险性大大提高了。有一个人逢节日照例上贺表，其中“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个成语让朱元璋寻思起来：他说“天下有道”，是不是讥讽我不善于治理天下，而国有“盗”贼呢？“万寿无疆”，莫非说我大明疆域不保？下令逮来审问，那人辩称：臣有一言，皇上能否听我说完，再治我死罪？朱元璋答应了。那人娓娓说道：皇上您不是不知道，“天下有道”这个词语，是至圣先师孔子的格言，“万寿无疆”则是《诗经》中臣下对天子的祝福，如果这都涉嫌诽谤的话，那天下人还怎么说话和写文章呢？朱元璋一时语塞，悻悻地说了一句：这老头子还嘴犟。放他回去了。满朝文武大为惊异，纷纷议论：好几年了，这可是第一个被宽容的人啊。

    文章篇幅长了，容易被抓住小辫，但写短短几行诗也一样会出娄子。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认为这是指斥他不体恤戍边的将士和家属，将其投于水；元末一位高僧一初和尚，夏天来了，写了首律诗，其中有一句“热时无处可趁凉”，朱元璋大为愤怒，招其质问：你这诗是什么意思，天下之大，连趁凉的地方都没有，难道不是说我法网太密刑法太严？将其治罪；朱元璋一次微服私访，到一寺中，见壁间有首专咏“布袋佛”的诗，诗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因为当时正是朱元璋大搞严刑峻法和法外用刑的时期，此诗颇有针砭之意，朱元璋当然也读出了诗的意思，命令将全寺和尚尽皆杀掉。

    以上这些故事，多半出自野史笔记，未必都很可信。当代，有香港的史学家撰文考证，确认某些传闻并非事实，这本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但作者又由点及面地进而推论，认定朱元璋并没有大搞文字狱，关于明初文祸的记载多是文人对朱元璋政策不满，而生造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又是典型的“真理向前一步便成了谬误”。一两起个案的被否定，怎么就能够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就拿明初臣下进表惹祸来论，《明史》这样的正史中也有清清楚楚的记载，如《文苑传》中的浙江金华人苏伯衡，就是“坐表笺误，下吏死”。试想一下，饱读诗书的人，绝不可能在给皇帝的贺表中真弄出多大的纰漏，而现在居然因此致死，毫无疑问是因为很琐细的缘故，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文祸又是什么？只不过，正史不像野史那样，将此人因文字罹祸的细节交待得那么清楚和富有传奇性罢了。

    更重要的，明初文人之祸，史籍昭彰，远非一桩两桩，像著名诗人高启的被腰斩，牵连文人甚多，尽管说法不一，但得罪的缘由之一还是高启的诗文，这是毫无疑问的。像这一类事件，罹难者究竟因为哪一篇具体的文章和哪一首具体的诗惹上了麻烦，我们也许很难遽而断定，但既然是因文而起，而且罹难者死非其罪，说其是“文祸”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朱元璋“以文字疑误杀人”的背后，透露出了两种隐秘的心理。一是自卑和狂妄自大混杂的畸形心态。他出身微贱，从小失学，过分敏感，生怕别人，尤其是读书人瞧不起他，因此处处要显示他君临天下的威风。怎样显示最有效？那就是对社会上向来地位很高的读书人进行羞辱，施以屠戮，这样既可以立威，又可以得到一种“我终于主宰你了”的快感。二是总觉得文人狡狯，对读书人充满了疑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向他进言，要提防文人诽谤，并给他举例说，比如过去割据江浙的那个张士诚吧，他对文人那么好，但还是被戏弄了，文人给他起名叫“士诚”。朱元璋说这名儿好啊，那人说：好什么啊，《孟子》中有一句话，“士，诚小人也”，文人这是讽刺张士诚是小人哩。据说就是在此之后，朱元璋“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矣”。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且放在一边，不过，考虑到汉字的复杂和巧妙，和朱元璋在传统文化方面的那点底子，故事中揭示的朱元璋疑忌的心理还是可信的。想想看，朱元璋既然知道文人爱弄文字游戏，而他自己偏偏又对此道一知半解，那么在他拿着文人献上的文章和诗词，左看看右瞧瞧的时候，当然难免觉得这也不对劲那也不对劲了。一个可怜的人。

    第七节 枭雄也有幻灭时：暮年朱元璋

    “幻灭”？这个词用到朱元璋身上似乎过于离奇。口含天宪、主宰天下的皇帝怎么会产生幻灭感，何况是在皇帝系列中以强悍著称的朱元璋？

    但幻灭作为人的一种正常心理，并不随权力大小而转移。

    从朱元璋亲审卖毒药案说起

    在朱元璋晚年所编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一个奇特的案子。

    医生王允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又要其交待解毒之方，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才枭首示众。先看这段原文：

    本人持药在手，颜色为之变，其态忧惊，犹豫未吞，督之乃服。既服之后，随谓之曰：“此药以何料成？”曰：“砒霜、巴豆，饭粘为丸，朱砂为衣。”曰：“服后何时人丧？”曰：“半昼。”语既，允坚泪堕。朕谓曰：“尔所以凄凉者，畏死如此乎？眷念妻子如此乎？”曰：“一子见军，一子在外，故悲焉。”呜呼！其王允坚初卖毒药以毒人，不行反顾，推眷恋妻子之心，径以毒药毒人。及其自服也，药方入腹，眷恋之情，畏死之道，一时发见。呜呼愚哉！至此而若此，亦何济哉！然终不以此药致本人之死，何故？若督令服此药而死，是药之也；解而后刑之，法也。随问允坚：“此毒还可解乎？”曰：“可。”“何物可？”曰：“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愈。”朕谓曰：“此解不速，余何速解？”曰：“粪清插凉水。”“粪清用多少？”曰：“一鸡子可。”于是遣人取凉水半碗，粪清一鸡子许，候至毒作，方与之解。少顷，允坚身不自宁，手搔上下，摩腹四顾，眼神张皇。朕谓曰：“毒何尔患？”曰：“五脏不宁，心热气升。”谓曰：“此毒身死，伤何经络？”允坚对曰：“五脏先坏。命死矣，身墨黑。”谓曰：“几时可解？何时不解？”曰：“三时候不解。”朕见毒兴，令人与之解。本人痛利数番，其毒洁然，人复如初。明日，枭令以正其罪。

    这段话文理不是十分通畅，反映出了明太祖真实的文化素养，所幸事件本身很明朗，读者不难读懂。那么读懂之后，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太祖？一个高度好奇的人，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实验者。好奇不是坏事，对未知领域的探求渴望推动着人类进步，而科学实验更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只不过，成为明太祖实验品，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挣扎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明太祖所好奇的，是一个人吞服毒药后究竟会有何种反应。

    在“服毒及其反应”这项测试中，不能不承认，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整段文字，给人的感觉是细致入微绘声绘色，完全能够想象，当事人明太祖从中获得了多么大的心理满足，以致可怜的医生王允坚经过一番服毒、解毒的折磨，最终被砍头示众之后，明太祖想起此事，似乎还是那么兴致盎然回味无穷。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当然，被其鉴赏的客体，不是自然风光也非艺术品，而是人面对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恐怖与痛苦。

    中国古代精神医学不发达，对心理疾病缺乏基本的洞察，所以，很多时候某个人行为乖张，却常常只被视为修养欠佳，极少有人想到这也是一种病变。以现代观念看上面这桩奇特的案件，看暮年朱元璋的惊人之举，实际上很容易得出一个答案：暮年朱元璋在心理上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要以为我是在说怪话。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在解读朱元璋时早就有了相似的结论。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七十岁，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明王朝发生了一场地域差别所导致的科场冤案。由于南方和北方文化水平不一，在科举考试中南人往往比北人具有优势，录取者更多，这一年也不例外。参加科考的北人不满，攻击主考官偏袒南人，朱元璋命人彻查，结果证明并无徇私舞弊行为，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奉命复查的人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给皇帝看，朱元璋大怒，立即将复查的多个官员赐死，原主考官也被发配，同时他亲自考试，重新选拔了六十一人，均为北方人士。“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西方学者所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述这一科场冤案时直截了当地评价说：“这种种事件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在现代医学中，“偏执狂”就是一种精神疾患。西方学者认为，朱元璋长期患有这种疾患，自然是有根据的，不过，细读史料，可以认为，朱元璋的精神疾患和心理病变发作最为严重的时期，无疑还是在他的晚年。

    无法摆脱的幻灭感

    剖析朱元璋晚年心理，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随着年华的逝去，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居然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幻灭感。

    这种幻灭感，一个很显要的表现，就是他仿佛突然意识到了“帝力之微”，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虚弱，屡屡发出人生的悲鸣。这在向来信心满满，自起兵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的朱元璋身上，是非常不寻常的。比如他铁腕反贪，重典治国，一度相信，只要帝国的政治机器按照他制定的轨道运行，就能“复先王之治”，自己就能做一个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然不那么乐观，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自谦”自己“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给以近乎致命一击的，是太子朱标的早逝。朱标是马皇后所生，按传统观念，是所谓“嫡长子”，朱元璋对他寄予厚望，延请名师，悉心调教，但太子生性比较仁弱，和父亲在治国理念上存在一定差异。据野史记载，太子为了求父亲不杀自己的老师宋濂，曾经投水自尽，又劝谏喜欢滥杀的父亲，说“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便把一根荆条放在地上，叫太子拾起，太子见荆条上布满了刺，面有难色，朱元璋趁机训导他：恶人就和这些刺一样，我现在杀人就是除刺，我替你除了刺，未来你这个皇帝才好当啊。可是太子却并不买账，顶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正是因为摊上不好的皇帝，才有不好的臣民。惹得朱元璋大怒，抓起一把椅子就砸过去，太子赶紧逃走。尽管如此，朱元璋对这个没有什么邪行的儿子基本还是满意的，特别是从情感上，较之更像他性格的其他儿子，如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他对知书识礼、宅心仁厚的太子更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当洪武二十五年（1392）五月，太子病逝时，他就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时，一边大哭，一边悲叹：“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在臣下面前大哭，无遮掩地表现自己的软弱，这于朱元璋是非常少见的。

    太子的早逝，加上前几年马皇后的死，对朱元璋都是沉重的打击。在艰难困苦中蛰伏，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后，朱元璋就几乎未碰到什么强有力的阻碍，即使有，也是很快被他消灭。久而久之，很容易生成一种幻觉，即“人莫予毒”，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对自己造成真正的威胁，也没有什么自己办不成的事。但随着身体一天天衰老，目睹最亲爱的人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自己却毫无办法，他才突然想到，原来，一个拥有再大俗世权力的人，也不能对抗疾病、衰老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所无法掌控的。

    太子死后，衰病之中的朱元璋做过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即于太子死的那一年十月，下诏征求能掐会算的阴阳家，“试无不验者，爵封侯”。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表明，支撑其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而一个处于迷茫之中，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是最容易被焦虑感所困扰而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的。

    使朱元璋产生幻灭感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治国理想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熟悉朱元璋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他虽然文化素养并不高，但依靠他对传统儒家文化一知半解的认识，在其心中，是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图式的。简而言之，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完全的自然经济，一个男耕女织、没有游手、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是他心目中的盛世，从其登基之日起，他就一直在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然而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却不是蛮横的人力能够生硬阻止的，经过宋元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朱元璋却偏要开倒车，把人类天生聚敛财富、向往奢华、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遏制，虽然其严刑峻法一度能够发挥作用，但也注定难以持久。就像他为反贪煞费苦心，贪官仍然层出不穷一样，民间社会在其政治高压之下，仍然不断出现所谓“僭越”“奢靡”等怪象。而他对人性和社会规律又缺乏基本的宽容与理解，这样就越发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其实大多数人还不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发愁。关心这个问题的，只能是超越了果腹暖身层面的人士。作为从布衣中崛起的一代帝王，朱元璋无疑是世俗人眼中的成功者，但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帝王，晚年的他是并不自信的。也许垂暮之中的朱元璋曾经一次次自问：我究竟会以一种怎样的面目进入历史？而最终的答案会是什么，他显然存在很大的疑虑。

    一个被幻灭感折磨却又掌握巨大权力的老人是可怕的，加之他天性中本来就有嗜杀的成分，晚年朱元璋行事不可以常情常理揣度，就是一种必然了。

    患得患失而生的忧虑

    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仅仅有幻灭感，还有一种因患得患失而生的浓重忧虑。

    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的江山，对他来说太沉重了。如果他只把这个江山看作他一个人的江山，那倒好办，随着死神的逼近，问题会自然解决，但他显然把江山视为他老朱家的私产，渴望世世代代永传下去。这样烦恼就来了，因为他虽然不相信在其有生之年，有人能撼动这座大厦的根基，可一旦自己撒手西归呢？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选择的是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作继承人，“皇太孙”年幼柔弱，更加重了朱元璋怕江山在其身后一朝易手的心理负担。

    于是，他强烈地感到，为了确保朱家天下的稳固，必须和时间与死神赛跑，抓紧做好防备江山易主的工作，就如他对太子朱标打的比方，要把荆条上的刺全部清除，把一根干干净净的荆条交到后代手中。然而喜欢读史书的朱元璋分明又知道，要确保这项工作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历代帝王，百密一疏，常常会因看上去非常微小的一个纰漏，就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朱元璋起早贪黑，废寝忘食，还不惜大开杀戒，为确保江山无虞争分夺秒地工作，而与此同时，以朱元璋的智商，他自己又清楚知道，他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纰漏，因此也不可能在自己去世之前就替后代将这些漏洞全部堵上。这就使朱元璋愈发焦躁了。

    在幻灭感和忧虑感双重夹击下的朱元璋，暴虐和攻击性在晚年达到了极致。没有人替他分忧，也没有人使他放心，他喜欢恭维，却又害怕奉承背后隐藏着阴谋，他痛恨强谏，认为是对自己轻蔑，但有时又想从臣下的倔强中寻找一点支持的力量。他对臣僚们才信又猜，已赦复罪，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就是其妃嫔——那些王子的母亲——也常常会无端成为他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据清初学者查继佐所著《罪惟录》记载：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没有任何凭据，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乃亲手杀死，弃尸郊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母郭宁妃、唐王母李贤妃和伊王母葛丽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元璋怒气平息，想给予棺木进行埋葬时，三具尸体已腐烂不能辨，只好立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

    纵观朱元璋一生，他的天性雄猜好杀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这种性格的发作，在不同的时段显然又有不同的表现，即早年有所抑制，而越到后期，发作得越厉害。这实际上可以用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我，是人的本能的冲动，包括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因为客观环境的制约，人的这种本能，即“本我”常常要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所以，很多时候“本我”是潜藏的，难为人窥知的。“超我”则是在“自我”上面的最高层次。朱元璋虽然天性嗜杀，但过去为了在群雄逐鹿中争取人心夺得天下，其“超我”发展得较好，能够适当注意节制自己的本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礼贤下士、约束军纪、声称“唯不嗜杀人”的朱元璋，但随着其帝王基业的肇建，他的“本我”开始显现出来，而到了洪武中后期，朱元璋的“超我”和“自我”退化得更加严重，几乎丧失了压抑冲动和欲望的自制力。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基本上就是一个“本我”的朱元璋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朱元璋。

    “本我”肆虐的晚年朱元璋喜欢杀人，在杀人的过程中，固然可以缓解其焦虑，得到某种病态的心理满足，像亲自观看服毒者挣扎一样，但这显然不表示其内心的强大，毋宁说更是内心虚弱的外化。史书上描写朱元璋晚年生活状态时有这样两句话，“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这样一个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无法入眠者，怎么会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呢？老实说，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对朱元璋的憎恶减轻了许多，油然生起的，倒是一种深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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