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一个贫苦的农民，由于对元朝腐朽政权的不满而投入农民起义，渐渐在义军里脱颖而出，最后夺得政权建立新王朝，随之蜕化变质为“地主阶级总代表”……

    在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中，这就是朱元璋的一生。但是这样习以为常的概括是否准确？

    “标签”不可乱贴

    朱元璋是“贫民”的苦出身，乱世里从一支造反的部队中脱颖而出，最后登上皇帝宝座，其前后人生角色的转换过于强烈，这一点对特定时期的某些论史者来说，堪称利弊参半。

    好处在于，朱元璋早年的揭竿而起、经略四方，可以用来论证一个革命阶级的强大能量和超迈的精神；坏处在于，伴随这个人成功的，居然是一条几乎完全循环的旧路，禁不住使刚刚大赞其革命性、先进性的论者，感觉有些尴尬。

    为了从这种尴尬中摆脱出来，于是，有了“蜕变论”。按照这种理论，早年造反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地主阶级利益坚决的挑战者和农民兄弟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但当他一朝功成，坐上帝位以后，就“蜕变”了，发生了“质”的变化，转而成了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领袖人物，成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关于朱元璋，我们就笼罩在“蜕变论”的巨大阴影里。试翻几十年中关于朱元璋的林林总总的论文，十篇中间大概有九篇会用到“蜕变”这个词语，会运用“蜕变论”解释朱元璋人生角色的转换。专著更不例外。史学界公认，1949年后，历史学家所撰的朱元璋的传记较好的有两种，一是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一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两本大著都非常重视朱元璋统一天下前夕，发出的讨伐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那篇檄文。在这篇檄文中，朱元璋所列举的张士诚的八项罪名，除两项是说二者发生武装冲突外，其他六款都是张氏背叛元朝的罪状，如“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称改元，其罪三也”。诚如吴晗所论，“不看头尾，使人容易误会成是元朝政府的讨伐令。”檄文中还说：“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吴晗先生认为这一段文字极其重要，因为“这一段文字明确声明他的立场的改变，从反对封建地主凸变为维护封建地主的既得利益，他的根本立场改变了。……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吊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向地主阶级的领袖的转变”。而陈梧桐先生也认为，“这篇檄文是朱元璋公开背叛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朱元璋已经发生根本的质变，由农民起义领袖彻底蜕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人物了”。至于朱元璋为什么会有这种蜕变，学者们则归咎于投奔朱元璋的儒生，一本论著就说：“陶安、李习、刘基、宋濂等这一地主儒生集团几年来所起的作用，到这时候明朗化了，具体化了，公开化了。”

    面对朱元璋的人生剧变，“蜕变论”似乎颇能自圆其说，可是细细思考，却也有很多让人困惑的地方。所谓“蜕变”，它是指一种根本的、质的变化，如果按照质变定理，任何事物发生质变之前，都会有比较长期的量的变化，那么在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过程中，他就肯定不是一下子发生质变，应该是一点一点“变坏”，一点一点累积，最终蜕变的。可是，在朱元璋的史料中，能不能找到这种明确的量变的痕迹？哪位史学家能够告诉我们，朱元璋在哪一年变得有一点坏，然后又在哪一年变得更坏，最后终于坏得不可收拾，彻底背叛了他原属的阶级？把朱元璋的“质变”归咎于儒生集团，也是非常荒谬的。这些儒生无一不是劝朱元璋在乱世中“止杀”、“安民”、恢复占领区的生产和秩序的，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要乱杀、大破坏才符合农民的利益，才不叫“质变”？

    我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人，但我知道，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先贴阶级标签，然后根据这个标签去找史料”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无他，这种方法常常在一些很常识的问题上都说不通。

    讨论历史人物，还是应该首先回到史料本身，公平地对待一切史料。史料需要考辨真伪，但不能怀揣一种既定的理论，对史料根据个人好恶去挑挑拣拣，合自己口味的则取，不合口味的则视而不见，或一律施以“歪曲”“诬蔑”的恶谥就万事大吉。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对朱元璋自也不能例外。

    子虚乌有的“蜕变”

    既是“蜕变”，从此事物变成了彼事物，那么就应该先把这个人在质变之前的身份厘清。

    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造反，逐渐脱颖而出，自领一军后，就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一般我们都是这么说的。这般定义当然会遇到一些麻烦。朱元璋究竟算“农民”还是“流民”，跟着他驱驰的究竟有多少农民，这些暂且放过不提。“义”者，不论怎么解释，都应该是一种崇高的东西，代表着正义；“起义”者，就是以一种崇高、正义的东西为号召。然而，朱元璋自己也多次承认，他造反的目的既单一又明确，就是乱世中“仅图自全”。早年，即使是在口头上，他也很少以“义”作号召，“吊民伐罪”“救民水火”云云，都是刘基等地主知识分子加入以后，对朱元璋的诱导，而朱元璋之所以欣然接受这种诱导，原因也非常简单，这让他看到了比“仅图自全”更诱人的前景。

    不过我虽然对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这个判断有些疑惑，但鉴于任何概念都是不完满的，所以，为了叙述的方便，此处姑且从旧，先把这顶冠冕送给他。可是接下来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不得不辨，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造反者，是不是天然就代表农民兄弟的利益，一定是农民利益坚定的维护人和捍卫者？

    先看动机，朱元璋自己也说，参加造反是为了在乱世中图自保，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为了不满农民利益被严重盘剥，才决心起而维护和捍卫之，恐怕起朱元璋于地下，也会感到匪夷所思吧？再看其行动和效果。在造反、自保，和各路群雄逐鹿的行动中，他是否真的对农民利益给予了比别人更多的关照？即使朱元璋确有此种仁人之心，事实上恐怕也很难做到。无他，这是兵荒马乱的末世，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朱元璋的部队一样要吃饭，要征集粮草，要扩充部队，要攻城夺寨，要以杀立威，除非你愿意在此消彼长的争雄中自缚手脚，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骑绝尘，否则像刘备那样不忍舍弃难民的好戏是万万不能多唱的。所以，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于乱世中崛起，我们通常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造反者，他们不仅很难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几乎铁定是农民利益的损害者，至于区别，只能说有的损害得凶一些，有的损害得稍轻一些罢了。读者也许会问这般立论可有史料依据？太多了！关键在于，面对这些海量的史料，我们用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去看。用有色眼镜一照，看出“诬蔑”“歪曲”的险恶用心，把这些史料挥到一边，那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史料就是史料，它不会因为使用者的态度就自动消失。在你表示轻蔑的时候，它很可能躲在角落里冷笑。

    具体到朱元璋，综合各家之记载，可以认为，和别的豪杰相比，他的部队军纪稍好一些，但千万要注意，对这一判断不能肆意夸大，否则跨过真理半步就是谬误。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朱元璋必然会损害包括农民在内的无数平民的利益，战乱之中，这两种利益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调和的。《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条歌颂朱元璋初起时关心民瘼的资料，说有一天他走出军营，看见一个小孩可怜，上前询问，原来其父母都被他的部队征用了，孩子没地方去，于是朱元璋发布命令，让被掳掠到军中的夫妇团聚，民皆感戴云云。这是典型的“反面文章正面做”，可惜修史者技术尚欠纯熟，在今人眼里，这何尝不能读出与修史者预期相反的意思？

    “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既然本来就不是农民利益的维护人和捍卫者，那么他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即使真如论者所说，“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也不能用上“蜕变”一说。

    朱元璋只有这一个，不论是开始做“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后来当皇帝，都自有其一贯的内在逻辑，所谓“蜕变”，实不知从何说起。

    谁的代表？

    上面已经分析清楚，“农民起义领袖”时期的朱元璋并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坐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是否就成了处处与农民利益对着干的“地主阶级总代表”？也值得探究。

    我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只要稍想一下，无论是胡惟庸案还是蓝玉案，被朱元璋杀掉的都高达两三万人，而如此庞大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又属于缙绅阶层，与平民无干，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当“总代表”的吗？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朱元璋的“抑豪强”历来为史家所艳称，而所谓“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大地主阶级，这样的强力抑制，怎么会是自己的“总代表”之所为？

    除此以外，如果我们硬要说，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因为要做“地主阶级总代表”，又因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天然不可调和，所以，明太祖在施政上必然损农民利益而去肥地主阶级，在史料上恐怕也会遇到极大困难。因为史料清清楚楚地表明，建立明朝后的朱元璋鉴于战乱后海内残破的现实，为稳定秩序和恢复生产，劝农桑，修水利，抑豪强，赈贫乏……这些重农的措施都是实实在在，并颇具效果的。过去人们喜欢说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代表着农民的利益，事实却是，由于要积蓄力量夺取政权，战乱中的朱元璋代表农民利益云云，即使有，也注定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倒是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更有意愿和能力来维护农民的利益，也不乏一些具体的行动。

    那么，我们能否因为现在明太祖的一些重农措施，就一下子倒过来，把当上皇帝的朱元璋称为农民利益的捍卫者呢？肯定不能这样荒唐。哪有农民利益捍卫者还豢养那么庞大的特权集团，动辄赏赐一个勋贵几百亩良田的？

    分析至此，问题荒谬之本质已经呼之欲出：就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乱贴标签，先就把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判定为“地主阶级总代表”，认定他必然盘剥农民，大力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所以，在面对看似矛盾的史实时，便不免进退失据，尴尬起来。

    为了弥缝理论的破绽，我们的史学家又制造了一个“让步论”，企图自圆其说。所谓“让步论”，意思是说，在农民战争后初即帝位的人，虽然已蜕变为“地主阶级总代表”，但因为历史的教训，不敢过分盘剥农民，所以不得不在初期采取一些安抚农民的措施，但这种表面上对农民的仁慈掩盖不了其压榨农民的实质。不知别人对这种理论观感如何？我的第一感觉是咱们的史学家真是太辛苦了！为了让天生破绽百出的理论看上去完满一些，只好勉力去东缝西补，左支右绌！然而尽管劳神费力，破绽还是一望即知。“让步”的精义应该是以初期的让一步换来随后的进两步，可是朱元璋显然并非如此，这个小农思想极重的帝王，他的一些重农政策是贯穿其始终的，对缙绅阶层的高压也是至死方休，晚年时期的户部侍郎郭桓贪污一案，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许多大地主，中产以上地主破家的不计其数，被杀者更高达几万人，其中颇多冤滥，舆论沸腾，面对此境，他自己只好将主审法官抛出来作为替罪羊杀掉。如果套用“让步”理论，那明太祖几乎可以说终生在“让步”，而一个终生“让步”的帝王，又怎么去做“地主阶级总代表”？

    在对朱元璋身份的认定上，我现在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了。一言以蔽之，朱元璋从来不是农民的总代表，同时也不是地主阶级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

    认清了这一点，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都可以得到合理而圆满的解释。

    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的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三者之间肯定不会是完全同一的，但前者和后两者之间也并非就没有丝毫的交集。专制王朝里的平民，固然希望政治清明，秩序井然，贪官污吏少一些，自己日子好过一点，而一个君主，只要智商和情商不在正常线以下，不是特别昏庸，平民的这些诉求难道不同样也是他的目标？平民日子不好过，民穷财尽，他所要的赋税就会存在征缴上的困难，就会影响他王朝的长治久安，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至于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与地主阶级利益的交集，更是一望即知，地主阶级在下希望租种其土地的都是良民，安分守己，在上希望政局稳定，以维护自己在王朝利益分配中的特权地位，这些也是朱元璋想要的。

    在看待三者利益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过去有一个绝对化的倾向，即一方面总是认为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以及地主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又总是认为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平民的利益是完全排斥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按这种理论去僵硬界定和划分，必然碰到许多让人困惑的史料。

    如果我们知道，朱元璋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那么事情就一点儿也不复杂了。因为朱元璋的利益和平民、地主阶级的利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所以，他也会有一些重农、发展生产的政策，会对地主阶级赋予一定的特权。然而，这三者的利益也有互不相容的时候，比如，平民如果对朱明王朝不满，抗粮抗税，不守“法度”，甚至想揭竿而起，那朱元璋除了铁腕镇压还会动别的脑筋吗？至于地主阶级，安享朱明王朝赋予的特权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硬要越界，比如在朝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下完全不恤民情，横暴不法敲骨吸髓，弄得天怒人怨，朱元璋也一定会痛加收拾的，因为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王朝的根基。

    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不是农民的代表，造反成功的朱元璋也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究竟代表谁，其实是个清楚不过的问题。一些与实际大有出入的帽子，该给他摘下来了。

    第二节 帝国深宫中的“小农”

    鲁迅讲过一个故事，说农妇幻想皇帝的生活，以为肯定是这样的：中午睡了一觉起来，有些饿了，于是叫一声，太监，拿一个饼来！

    农妇的可笑处就在于，她再怎么幻想，也注定摆脱不了她固定的生活圈。

    一个长年住在穷乡僻壤的农妇只有这样让人可怜的想象力，不足为怪，可是作为一代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他的想象力似乎也十分有限，就难免让人诧异了。天子富有四海，在物质享受上，称帝后的朱元璋，其场面肯定是无与伦比的，身旁的儒生也早已给他制定了一整套象征帝王权威的礼仪，他的举手投足，乡土味都越来越淡，但其视野还是不出他少年时代的那个乡村，其治国的理念仍然牢牢建立在小生产者理想的基础之上。他终究不过是一个住在帝国深宫中的“小农”。

    佳话中的角色错位

    史籍上记载着朱元璋的一些佳话，而这些佳话，即使到了现代史学家那里，也是常常要被传颂的。先不妨看一下：

    佳话一：朱元璋军攻克元朝都城大都后，负责气象天文方面的官员进献了一个名为“水晶刻漏”的战利品。刻漏是古人用来计时的，元朝人的这个刻漏设计很精巧，里面设置了两个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朱元璋认为这个东西完全无益，当场打碎了它。

    佳话二：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广平府（相当于今之河北邯郸市）的一个官员王允道给皇帝上书，说磁州（今河北磁县）临水镇盛产铁，过去元朝时，曾在这里专门设置了“铁冶都提举司”这样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冶铁，工人达到一万五千多户，每年能收铁一百多万斤。他建议，咱们现在能不能也仿照元朝办法，在这里置炉冶铁呢？朱元璋认为这个方案惊扰百姓，对上书的王允道施以廷杖，流放到海外。

    为什么会成为众口流传的佳话？很简单，在这里，朱元璋表现了他弃绝奢华、不愿扰民的美德。在他眼里，一个计时的东西嘛，有必要花费那么多心思，浪费那么多人力物力，弄得那么精巧吗？仅仅为了军事需要，就要组织那么多人进行冶炼，以此加大铁金属的产量，他也认为很不值得。粗粗看去，这的确是一个朴实、爱民的皇帝。

    然而我却不能不提醒，观者应该注意佳话中的角色错位。以我的理解，如果朱元璋是一个平民，对周围人群不具备示范和强制效应，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当然是很好的，的确堪称个人修身的美德。即使他是皇帝，但要是只针对他个人，没有上升到治理国家的层面，也很不错。可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现在是一国之君主，他的这些想法显然不是准备烂在他自己肚子里，而是已上升到国家意志，成为一种人人必须遵照执行的国策，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中国的科技一直世界领先，后来却被西方远远甩在了后面，一个转折点就是在明朝。而我们从朱元璋对那个备极工巧的水晶刻漏的厌恶，颇能窥出一些端倪。在一个望天收的农民眼里，科技上的一些发明，既不能作饭吃，又不能当衣穿，有什么用呢？而在统治者看来，所谓“奇技淫巧”，除了实际效用太低以外，还可能诱导人心变坏，由朴实而变为复杂，不利于其愚民的大计，就更要极力抵制了。

    而第二个佳话，则完全暴露了重农主义者朱元璋对工业的无知。他轻视矿冶，认为炼铁仅仅在制作兵器上有用，殊不知炼铁技术的发展，也将大大有利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对提高包括农业在内的生产力，都会有莫大好处。至于扰民与否，根子并不在工矿事业本身，而是看官方怎样组织，怎样实施，如果组织和实施得当，则这样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会给升斗小民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啊。

    人们往往称赞朱元璋对“扰民”的敏感，然而，仅仅有一个比较好的愿望，却忽视社会和经济的基本规律，则这种愿望只能成为空想，不能从实质上解决扰民的问题。朱元璋因担心扰民，罢斥了那个提议开矿的王允道，但是就一个国家而言，却终究不能不要铁金属产品，因此，在此之后，明王朝还是不得不渐渐恢复矿冶，不过，因为皇帝的不够热情，史载“岁输铁额，则较前稍减”，也就是说，生产的规模、产品的数量和工艺等方面，与过去相比之下，不但没有提升，反倒下降了。这当然于国家无益，而对百姓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错批古代理财名臣

    洪武十九年（1380）三月，朱元璋面对负责财政的户部官员，感叹道：“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并进行了这样一番教诲：真正善于理财者，都是以富民来增加国家财富，而不是使人民穷困来富官。前代那些为朝廷理财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只知剥削百姓，与民争利，如桑弘羊的重视商贩，杨炎的推行两税法，当时自以为深通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现在我朝赋税已有定制，量入为出，自然不会出现财政困难。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手好闲的人都在种田上用力，则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多，消耗的人少，国家自然就富强安定了。

    朱元璋嘴里的“戕民之贼”就是他上面所提到的桑弘羊和杨炎。

    桑弘羊和杨炎均为古代理财名臣。

    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掌管财政大权，汉武帝穷兵黩武，在位五十四年，进行了五十年大大小小的战争，每次出兵动辄数万到数十万，钱、财、器械、粮食、马匹消耗巨大，再加上修筑工事、开辟道路、给养降卒、犒赏将士，费用更是无法计算，致使“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为挽救财政危机，朝廷实行卖爵令、货币减重、增加租税等，尽量搜刮民财，仍无法缓解。桑弘羊积极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钱等政策，迅速把生产和流通中的巨大经济权益，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不仅满足了武帝对外用兵、对内大兴工程的浩大开支需要，而且还为汉武帝亲率十八万骑出外巡狩之赏用，提供了帛百万余匹和钱数万万，政府仓库还存帛五百万匹。桑弘羊在不增加百姓赋税负担的情况下，使特定时期西汉财政的浩大开支需求得以满足。司马迁不喜欢桑弘羊，但他在《史记》中也不禁赞赏，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杨炎则是中唐时期的著名理财家。他所推行的两税法改革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要点是把过去分别征收的多种名目的赋税统一，简化为按户分等和以资产多少为依据，只收户税和地税，每年于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不但简便易行，更重要的，它按贫富资产来规定征收的标准，与过去按人口和劳动力多少为征收标准相比，是赋税思想的一大进步。杨炎的改革，顺应了唐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减弱的现实，后代虽然不乏批评的声音，但两税制却一直存而不废，就是明朝张居正推行的广为人知的“一条鞭法”，也有两税制的影子。

    桑弘羊、杨炎的财政改革，无不是在政府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现在朱元璋不把他们放到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去考察，一律称其为“戕民之贼”，不公正是一目了然的。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朱元璋究竟是站在一种什么角度，秉持一种怎样的心理，称桑弘羊和杨炎是“病民”“害民”，是与民争利？

    稍加思索即不难发现，朱元璋的批评中包含着他对商人乃至商业活动深深的误解。

    且以桑弘羊为例，他有一个运用商人的独特思维改革赋税制度的杰作，就是推行“均输”。当时各郡国要向中央贡纳实物，有些离京城较远，不远万里送到京城，沿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运抵京师后，按市场价格计算，有的还不足抵车船费用。桑弘羊对此进行了改革，即为均输法。办法是设立均输官，各郡国应上缴的物品，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当地出产的既多又廉价的土产品，缴给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往其他欢迎这些土特产品的地方出售，这样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品入京的烦难，同时，中央政府通过辗转贸易，又获得了巨大利润。

    同样一个东西，到了不同的地区，就会卖出不同的价钱，对这样一种现象，不仅是终年累日在深山里待着的老农，一些读书人也常常不能理解。对从事商品流通获得贩运之利的商人，指责其“不劳而获”、靠欺诈获利的声音在中国古代一直不绝于耳，如果批评者只是坐而论道，说说也就罢了，但如果他是一个掌握国家大权的皇帝，则会有怎样的灾难性后果？

    朱元璋虽然也知道，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商人，但他对商人的恶感根深蒂固。他的“厚本抑末”政策虽然带有传统农业社会不可避免的阴影，但其个人色彩仍然是极其浓厚的，表现在他对商贾阶层和富人的压制与前代相比，是空前地增强了。

    “仇富”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从上述朱元璋对户部官员的训诫中，我们似乎发现，他除了反对与民争利，还是主张“藏富于民”的。所以，有些学者在论述朱元璋的经济思想时，也很乐于褒美这一点。

    可惜，这是一个美丽的误解。问题出在我们和朱元璋对“富”的理解上有很大的偏差。在朱元璋看来，百姓们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是富裕了，农闲时节，一家人于酒足饭饱后，能够围着一个火炉唠唠嗑，就是太平盛世了。他所谓的“富”是指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最低层次的需求，这仍然契合一个深山老农的期望，而一旦越过这个层次，则富人就成了他王朝稳定的一种威胁，是他的打击对象了。

    朱元璋对富人的压制，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强制性移民，二是罗织罪名。

    早在朱元璋攻下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不久，新朝就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朱元璋的老家临濠（今安徽凤阳）。为防止这些富户逃回原籍或移徙他处，明政府还颁布禁止逃亡的法令，规定“富民私归者有重罪”。甚至被禁止回乡扫祭祖墓，违者受到严惩。后来这种强制性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还有：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徙江南民田淮南”；洪武二十四年（1391），又命令工部把各地富民五千三百户迁到南京。

    他运用法律打击大户更是不遗余力。富豪们稍不小心，就会招致横祸。有的因触犯新的法令，有的因亲友犯法而连坐，常常是一人得罪，合家遭殃，而一旦罪名成立，则其财物田产都将充公。洪武朝发生了许多大案，而这些大案中，都有许多豪强势家受到牵连。各种史籍上对此有不少惊心动魄的记载。如后来被朱元璋之子朱棣灭了十族的方孝孺，就曾经在文章中说“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另外一个文人吴宽则说，三吴地区“豪民巨族，刬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影灭，荡然无存”。

    为了躲避打击，富人们有的被迫将巨资奉献于皇室，有的主动将财产充作军需，有的则散财以图自保。可是主动申请破产，也不能保万无一失。著名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捐资助修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朱元璋大怒，说“一个匹夫，居然想犒劳天子之军，这是乱民，应该杀掉！”好歹经马皇后劝解，将沈流放了事。

    朱元璋为什么如此“仇富”？

    首先当然有传统的渊源。虽然以今人对财富、对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理解，都会认为私人财富的增长是国家的幸事，但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一个百姓的财富如果超出了基本的物质需求，甚至富可敌国了，那一定会动摇王朝统治的根基。“富可敌国，不祥”，这样一句话，当代以跨国集团为荣的人们肯定很难理解，却又是为古人所深深信奉的。正因为此，朱元璋抑制富人的方略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继承了传统的“治国智慧”。比如强迫移民，秦始皇、汉高祖均曾迁徙富民于都城和其他地区。他们都一致认为，富夺其基，人夺其势，这样连根拔掉，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会使实力不弱、可能的异己者失去经济和社会支柱。

    其次，就朱元璋个人来说，他的历史视界非常狭隘，其治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应该符合下列特征：人人有田种，男耕女织，没有闲人，民风淳朴，相携互助；在上者实行轻徭薄敛，官员守法，在下者安居乐业，按时上缴赋税。这样一种治国理想，是天然排斥商业活动的，他不仅认为放纵商贾聚敛财富会使老百姓弃本逐末，心术大坏，工商业发展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更让他仇视和恐惧，因为这种趋势显然不利于其对臣民的强力控制。

    朱元璋的“仇富”究竟带来了什么？

    这可以分两面来谈。对朱明王朝，当然是有好处的。其对臣民加强控制之利且不用说了，就是经济上的收益，也十分丰厚。富人财产充公，数字庞大；由于大批地主的私田被没收，明初江南官田数量因而激增，明政府的田赋收入也得以大量增加，有一组数据：苏州府在元末应纳秋粮米八十八万二千一百石，到了明初，就一跃而变为二百九十余万石，松江府也从六十六万余石骤升为一百四十余万石。

    那么，从另一方面，朱元璋的“仇富”对一般百姓是不是充分利好呢？

    过去，史学家们谈起朱元璋建国后的“锄豪强、抑兼并”，很少有不眉飞色舞的，因为据说这是有利于缓解阶级矛盾，减轻富豪地主对人民的剥削的。从这一结论出发，有的学者们还认为“朱元璋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只限于那些违法乱禁的豪强势族，对于那些遵守法纪的地主则是采取保护和依靠的政策”。很可惜，这位学者在他的大著中仅举出了一个富人历洪武之世，“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因而“独能保全无事”的例子。毫无疑问这样的论证是没有说服力的。且不说正面例证太少，相反的例证又太多，就是在这一个“独”例中，一个守法百姓居然要靠“每戒家人闭门”才能平安无事，这究竟证明朱元璋打击面有限还是相反？

    朱元璋把地主的私田收归为官田，对百姓也未必就是好消息。在传统生产方式里，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固然要不可避免地遭受盘剥，可是当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的时候，农民能不能不种地了呢？不能，还是要种，只不过，他过去从地主那儿租种，现在变成了从官府那儿租种而已。那么，他是不是不再遭受剥削了呢？不是，他依然要为租田上缴赋税，而史料证明，官田的税赋比民田还要高数十倍！也就是说，农民遭受盘剥的程度不但没有减轻，相反还加重了！

    这样一种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难索解。农民过去租种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选择余地大，而现在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在不租就没有饭吃的情况下，你不乖乖就范还能怎么办呢？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告诉我们，一个雇主很多的市场，对受雇的一方总是有利的，如果市场上只剩下了一个雇主，你就只能接受这唯一一个雇主的开价，因为除此以外，你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务贾之家，只许穿布。这是对农民的一种特殊优待。类似的政策明初还出台过不少，不能不说出身乡野的朱元璋对农民是有一种朴素的感情的，可是综上分析，在这个帝国深宫里的“小农”统治下，洪武朝并不是一个能让农民得到实惠、欢欣鼓舞的盛世。

    第三节 海禁：寻找虚幻的安全感

    华夏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秀的文明之一，然而，在人类文明的赛跑中，它却逐渐落伍了。落伍到什么程度，只要看看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的不堪一击就知道了。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败的？

    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很多人在为这个问题困惑。英国学者李约瑟潜心钻研中国科学史，他在著作中回答这个问题，说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的，而此前的中国古代在包括科技等许多方面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在李约瑟之前，于十六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刚刚感叹“中国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不久，便看到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的欧洲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在和人通信中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

    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中国的掉队发生在明末，倒不如说是因为到了明末，中西文明才给了像利马窦这样的有心人一个比较的机会。严格地说，中国在明初就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至少可以认定，中国在明末掉队的深层原因应该追溯到明初。

    这一切都源于明太祖的海禁。

    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处于十四至十七世纪。现在，有了一点全球眼光的中国人终于知道，在这一段历史里，世界面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西方大踏步地跨入了近代社会，而我们却把辽阔的海洋拱手让给西方，关起门来寻找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所以一个叫博克塞的人，说了这样一番让我们听来哭笑不得的感谢话，“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

    “海禁”：中国前进的重大挫折

    什么是海禁？作为一项官方政策，无非是两项：一是不许外国海商通过海洋来华进行贸易活动；二是禁止本国公民出海经商。

    海禁是明太祖的一项既定政策。自明王朝建立，在整个洪武年间，每过两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记载：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这些都是自唐朝以来就存在，中国各王朝负责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下令严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二月，命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诸城，“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又想从根本上取缔“番货”在中国的市场，禁止百姓使用外国物品，当时香木多来自海外，为防止混杂，甚至连广东、广西自产的香木也不准到外地贩卖；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朱元璋晚年主持制订的《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这就是说，不但不许出海，而且连人民造船都有苛酷的规定，造得稍大一些，就是违法！

    朱元璋并不是不知道沿海一带居民以海洋为生计的事实，为彻底消除海禁的隐患，他还强制实行移民政策，于洪武二十年（1387）逼迫福建舟山岛城区和镇外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四十六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其罔顾百姓财产、性命的野蛮性随处可见，比如硬性规定迁移以三日为期，岛上居民一时难以在规定时限内筹集到那么多船只，只好“编门户、床箦为筏”，淹死者很多。明初在沿海负责军事的是信国公汤和，他移民时则规定，“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过了午时没来得及迁出的，就要被充军！

    尤堪慨叹的是，“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朱元璋的这些思想和措施都被立为“祖训”，要后世子孙奉行不渝。在朱元璋身后，海禁终明之世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松动，但始终未予废除。

    明初的海禁，是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挫折。

    在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实行过海禁，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据史学家考证，宋代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宋王朝疆域狭小，又兵额庞大，单靠农业税无法维持巨额财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将目光投到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宋高宗就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因此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招徕外国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统治者更是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和对外出口（在特定时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为时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征税制度愈加完备，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因为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中国的舰船制造技术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元末陈友谅攻击朱元璋部队占据的南昌城，陈的大船上下三层，高与城齐，每层都有走马棚，整船可载军士高达三千人，住在上下层的人互相听不见说话，那一幕真让人印象深刻。

    回首这段历史，正如当代学者晁中辰所说：“如果宋元时期这种海外贸易的势头得以保持并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历史的面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子。可惜的是，这种势头在明代发生了逆转，从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行海禁，对内易，对外难，为了安抚和笼络其他国家，于是又有了“朝贡贸易”，即允许其他国家以官方名义带一点商品过来，又在中国换一点东西回去。来华的人员、时间、所带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贸易了，因为其本身全无经济意义，尤其从经济价值上分析，中国完全是“亏本买卖”，别人“朝贡”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而我们的“赏赐”却格外丰厚，这就是所谓的“厚往薄来”，用朱元璋的话说，那些不知礼仪的小国既然万里迢迢地来进贡，诚心表示倾慕，则在赏赐的问题上就不要斤斤计较了，“以示朝廷怀柔之意”。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晚年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为由，这种没有商业价值，纯出政治目的的“朝贡贸易”也被其叫停，只允许周边两三个小国照常“入贡”。对外交流的大门就此彻底关上了。

    关起门来就安全了吗？

    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海禁？主要有这样两种说法：防御倭寇的需要，加之后来发现宰相胡惟庸通倭，企图里应外合造反，所以决心禁海；“自恃中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外国商品”的自大心理。

    关于第一种说法，当代历史学家们早已用史实雄辩地证明，“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而商人之所以要冒险到运用武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要害在于朝廷的海禁政策断送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是说，是海禁酿就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而并非相反，是海盗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至于胡惟庸通倭云云，那只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罢了，说这是他实行海禁的原因更是荒唐，因为早在胡惟庸案发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在进行海禁了。

    关于第二种说法，我疑心论者是对清朝皇帝对外交往过程的表现印象太深，因此在这里产生了错觉，以为朱元璋也是一个“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自大狂。

    按我对史料的了解，以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朱元璋在对外交往，尤其是与海洋国家打交道中，有一种自大的狂妄心理，毋宁说他多的倒是对海洋的深深恐惧。

    朱元璋出身田野，后来一步登天，但尽管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其身份意识却还是牢不可破的，他的言行表明，明太祖虽然穿上了龙袍，仍然不过是一个“小农”，一个帝国深宫里的小农。

    长久在内陆生活的人，初见浩瀚的海洋，都会有一种眩晕感。而对一个企图控制他人的统治者来说，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里，太不可测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还对自己拥有的力量信心满满，现在他却陷入了迷茫。就朱元璋个人而言，又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加深他这种沮丧的感觉。元末朱元璋削平群雄，濒海的一支力量方国珍部虽然多数投降了他，但还有部分则扬帆海上，继续与他为敌。对陆地上的负隅顽抗者，朱元璋可以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可是面对海洋，他却只有“望洋兴叹”，海洋让他既恼怒又恐惧。在明朝之前，元朝大军远征日本，因突起的飓风几乎全军覆没，也使朱元璋印象深刻。所以，尽管日本国王曾经多次在外交文书中使用挑衅性语言，他还是一忍再忍，并作为祖训，一再告诫子孙不要对海外用兵。

    海洋既无法掌控，怎么办呢？朱元璋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强海防，另一方面关起门来，自顾自地经营原有的“一亩三分地”。在他眼里，只有这样，他的家天下才是安全的，他的臣民才是能够被他完全控制的。

    对他这种寻求绝对安全的想法，今人当然不必进行无谓的道德批判。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朱元璋的海禁，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于他王朝的安全呢？

    事实是清楚的，虽然朱明王朝在海防建设上十分用心，虽然在明朝前叶，因西方触角还未伸展到东方，中国人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但明中叶以后，这种安全感则越来越不可靠了。1524年，到澳门来开拓东方殖民地的葡萄牙人就对明王朝的海军战术作了这样轻蔑的描述：“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中国海洋力量为什么衰落得如此之快？根源还是在于海禁。因为严禁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民间发展舰船制造技术和远洋水平的动力完全消失。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朱元璋竭力加强海防，海禁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然而海禁却又从事实上严重削弱了王朝的海防。

    以朱元璋的智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缘木求鱼的蠢事？一言以蔽之，一种出于个人和家天下需要的隐秘的目的遮住了他的双眼，这个目的就是他不希望任何臣民脱离于他的强力控制之外。他对百姓，对民间深深疑虑，他要遏制民间智慧和力量，而不是激励、支持民间智慧和力量的发展。他根本不懂得，没有民智的发达和民间力量的壮大，他要建立强大的海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关起门来的朱元璋住在深宫里，终于无须面对变幻莫测、让他眩晕的大海了。他寻找到了一种安全感，可惜，事实证明，这种安全感只是建立在他个人的臆想基础之上。

    回光返照的“郑和下西洋”

    说海禁是朱元璋所规定的朱明王朝的家法，也许马上会有人质疑，因为明成祖时期，三宝太监郑和的七下西洋不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吗？

    我不想否定郑和下西洋所凸显的赫赫武功，对将郑和视为民族英雄的人们的心情也非常理解，不过，我坚定认为，郑和下西洋和明王朝的海禁几乎是互不搭界的两件事，因为“海禁”的要害唯在于禁止民间出海通商。称颂明成祖派遣郑和完成了下西洋的壮举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就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明成祖仍然是“禁民间海船”的，据《成祖实录》记载，他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头船还怎么去搏击海浪？后来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又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这对面对海洋心有不甘的沿海居民来说，堪称釜底抽薪。不能不说，在禁海的具体措施上，朱元璋子孙的“智慧”还在代代进步。

    那么如此兴师动众的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何在？

    或曰为了寻找被明成祖推翻而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或曰意在耀我国威，总之，说它是一项与商业和贸易没有什么关系的官方活动，是没有疑问的。许多人在为明王朝未能将下西洋继续进行下去而大感遗憾，可是，一项耗费巨大、缺乏经济内驱力的官方活动，真的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从世界航海史就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有丰厚利益的召唤，才激发了冒险家们的贪欲，从而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而欧洲的国王们也乐得让冒险家分一杯羹，因为他们知道，得大利的终究是自己。双方的交易清晰记录在哥伦布和西班牙女王于1492年4月为海上探险而签署的《圣大非协定》上，按照协定，哥氏一旦发现新的土地，那么这块地上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就是他的了，只不过其主权属于西班牙国王。

    没有社会基础、缺乏经济原动力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注定难以维持，由于耗资过于庞大，还让民众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的被停可以说势在必行。

    经过好几个朝代，到了明宪宗时期，又有太监向皇帝建议，恢复官方的下西洋。可是出人意料，郑和七下西洋积累的档案资料却找不到了，当兵部尚书（相当于今之国防部长）责问时，兵部侍郎（今之国防部副部长）刘大夏顶了他一句，说昔日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这是弊政啊，做大臣的理应谏阻才对，不见了就不见了吧。恢复下西洋的动议遂无果而终。

    郑和七下西洋档案资料的失踪，对中国航海事业来说，无疑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今人因此而集矢于刘大夏，认为是他故意烧毁了档案，并给他冠了顶阻碍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保守派”代表的帽子。在我看来，这个刘大夏实在够冤枉的。

    刘大夏是明朝的名臣，以当时情况而论，谏阻恢复下西洋并没有多少值得非议的地方。皇帝和宦官们希望恢复下西洋，只不过是想借此在海外搜寻奇珍异宝。仅仅为了供他们个人享受，就让民众付出巨大的财产和生命代价，难道不应该受到一个有责任感的大臣的反对？更重要的是，以为当时恢复下西洋，中国的航海业就不会停滞，不过是今人误解历史条件而滋生的一种想当然。还是那句话，没有经济内驱力的推动，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没有民间智慧的勃发，就一定没有航海事业的发达，这已经为世界航海史所证实。

    于是，对中国的航海事业而言，郑和空前的七下西洋，就成了可怜的“回光返照”，只剩下了这样一种积极的意义：提醒后来居上的外国人，切莫因为中国后来的封闭，就轻视中国人曾经在海洋上取得的成绩。李约瑟博士就这样为我们愤愤不平地说：“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

    可是，叫屈，无论外人，还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呢？

    第四节 个人业绩与历史功罪：朱元璋究是几流帝王

    明太祖朱元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毁誉不一的人物。有人称赞他是历代帝王中的卓越人物，也有人把他分成“几截”，肯定这一截而否定那一截，当然更有人抨击他雄猜嗜杀，实为暴君；至于其历史功罪，既有人颂扬他推动了历史前进，也有人斥责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众说纷纭，议论未定，盖由于论者都先有理论，各具诉求，然后秉此理论去套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而理论又往往若隔云泥，诉求则常常大异其趣，所以，历史上仅此一个的人物，就有了千般面目，让人莫衷一是。

    不能混淆“个人业绩”与“历史功罪”

    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免身后之议论，都会受到后人的各种审视，贵为天子的朱元璋也无法例外。从其“驾崩”至今，论者多矣，当代，也有吴晗、陈梧桐这两位明史学家先后撰写的《朱元璋传》，对朱元璋的史实进行了基本的梳理，然而，我们却缺乏对史料不以个人好恶为取舍，在平等对待所有可信史料的基础上，以当今世界多数人认同的普世价值为支点，运用大历史的眼光，从当代人的视角，对朱元璋进行观照的作品。这是我读明史和有关朱元璋传记、文章多年，所深以为憾的。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已通过前面十几万言的文字，作了一个大胆而又粗浅的尝试。陆游说“尝试成功自古无”，而胡适又说“自古成功在尝试”，至于我的这次尝试能否成功，则非所计也。

    读者在翻阅了我前面十几万言的文字之后，心目中会留下一个怎样的朱元璋形象？这个问题是我极感兴趣，却又不敢妄加揣度的。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啰唆了这么多，仍觉意犹未尽，愿意作一点最后的补充。

    要对朱元璋作盖棺之论，不能不说到我们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混淆的两个问题，即“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这两个问题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一个人具备杰出的才能，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却未必对别人对整个国家有利，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常识。

    一个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当然与其个人业绩有关，但却绝对不能脱离历史功罪去单单放大他的个人业绩。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明太祖朱元璋，其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究竟如何呢？

    说到个人业绩，则我毫不吝惜对朱元璋施加任何惊佩之词。

    以一个游方僧人、乞丐，没有任何凭借，一举登上皇帝宝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依稀能够和朱元璋相比的，只有一个汉高祖刘邦。而在“没有凭借”这一点上，朱元璋又无疑比大小是个亭长的刘邦过硬得多。

    朱元璋之取得天下，有机遇的垂青，但不应讳言他个人的杰出才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能够在机遇降临时紧紧抓住，不使其溜走，本来也是个人才能的一部分。

    刘邦坐上皇位后，因为他的老爹过去偏爱老老实实在家中种田的二哥，不喜欢刘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曾经戏弄父亲说：爹啊，你看现在二哥和我谁置下的产业多？刘邦的这种得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平民，无尺寸之封，甚至常常还要饿肚子，现在除了天上的东西，居然要什么就有什么，所有的土地都可以说是他的私产，这样的产业，几人能够置办？“士农工商”，不论做哪一种行当，谁能有这么好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以前，在别人的白眼下讨生活，也许连恶狗挡道都不得不避着走，而现在，天下人的命运都在自己主宰之中，今昔对比，怎么可能不像刘邦这样，为巨大的成就感而陶醉？

    刘邦、朱元璋主要依靠个人奋斗，走上了人生巅峰。如果古时候时兴励志书的话，他们堪称绝好的励志榜样。

    然而，毕竟朱元璋他们积攒的不是一般的产业，而是和国家、民族、历史等一系列宏大的词语紧密相连，那么我们要综合考量其业绩、功罪，所用的标准当然不能和评价一个白手起家最后攒下万贯家财的富翁一样。

    要评价朱元璋的历史功罪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沉重而又复杂的历史遗产

    朱元璋留下的历史遗产，沉重而又复杂。先说其功绩和较容易得到正面评价的东西：

    一、结束了元末的战乱，使国家又得统一，重建了强大的国家机器；

    二、劝农桑，修水利，使社会生产秩序得到了较好恢复；

    三、稳固边防，同时推行一种不具侵略和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比如他手定“不征之国”，虽然表面上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但实则就是睦邻友好，不主张穷兵黩武；

    四、兴学校，重视教育和文化的作用。在朱元璋即位的第一年，有人上疏，请天下府州县均开设学校，得到了朱元璋的嘉奖和采纳，这是“天下遍设学校之始”。明初，不仅各级学校普遍设立，印刷书籍也享受免税优待，教育事业较以前历代都有很大发展。

    以上是各种历史书评价朱元璋时都难免要提到的，我就不多费笔墨了。除此之外，我还想说自己在阅读朱元璋史料过程中一个很突出的感受，也是朱元璋应该得到正面评价的一点，就是他对农民和穷苦人有一种朴素的感情。

    朱元璋出身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的农家，连母亲病死都无钱安葬，他对农民的穷苦无告和一旦揭竿而起时蕴含的惊人力量都曾经感同身受，从而成为一个“重农主义者”。他有许多同情农民的话语和行动，如建国前就带着长子遍历农家，告诫说：你知道农民的辛劳吗？农民身不离田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劳，不得休息，而他们所住的不过是茅屋，穿的不过是布衣，吃的不过是粗饭和野菜羹，却要供应国家所有费用。登上皇位后，还常常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少年时代的饥寒交迫，某一年各地大旱，至次年春仍未缓解，朱元璋和皇后一起减少膳食，在父母灵位前喃喃自语：过去父母大人遭遇凶年用草夹在米中吃，我哪里敢忘呢？现在老百姓又遇上了灾年，这都是我治国无能啊……同年五月的一天，朱元璋从钟山归来，步行了很长一段路程才改步为骑，对侍臣感慨地说：我很久没有农事的经历了，刚才看农民顶着酷暑耕地，非常同情，不觉徒步走了这么远。农为国家之本，国家所需都要从农业里来，农民这么辛苦，我们当官的，不应该多想想他们的辛苦吗？

    不应该简单地把朱元璋的上述话语视为“作秀”，因为他并非只说漂亮话。他执行的一系列重农政策众所周知，不再赘言。而洪武朝对穷苦百姓的抚恤也是实实在在的，随便从史籍中摘几条：洪武五年（1372），他下令：饥寒交迫的人，乡里富户要给予援手，孤寡残疾者，由官府收养，不能任其流离失所；洪武八年（1375）二月，命有司寻访贫民无告者，给以衣食屋舍，对臣下说：过去我在民间，目睹鳏、寡、孤、独饥寒交困痛不欲生，常常为之恻然，现在我当了皇帝，代天管理万民，如果百姓还有流离失所者，不仅背离我的初衷，更有违上天要我管理万民的职责。你们要多多体念我的心思，不可使天下还有一人哀哀无告；洪武十九年（1386）七月，他命官员对年龄大的、无亲无靠的人进行慰问，并规定：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除这些物资以外，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鳏寡孤独者，全部免去赋税，也不用服役，每年给米五石，如果是孤儿，令亲戚邻里收养，长大后再另立门户。（均见《明实录》）

    正因为对农民和穷人的痛苦有很深的感受，所以，又产生了朱元璋的两个优点：一是在古代帝王中，他能够感念物艰，个人享乐方面相对俭朴。洪武元年（1368），蕲州进竹簟，他命退回，又告诫官吏：没有命令，蕲州就来进献竹簟，这个先例不能开，如果一开，天下都会争着进奇巧之物以讨好，“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潞州贡人参。朱元璋说：人参得来不易，过去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我都制止了，国家的任务就是养民，为什么要贪口腹之欲而使人民劳困呢？二是非常憎恶官吏上下其手欺压百姓，甚至为此定下了“不许官吏下乡”的荒唐制度，在他的重典治吏措施中，也包含着一些借民众力量监督、惩治贪官污吏的良好愿望，如允许民拿害民官吏进京控告等等。

    然而，朱元璋的历史遗产又非常复杂，其复杂性就表现在，其功和过、较易得到正面评价和较易得到负面评价的东西，往往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比如我们刚刚在上面说，他结束了元末的战乱是其一大功绩，可是他在战后对江浙地区经济上的盘剥、政治上的高压、文化上的歧视，却使当地人民在摆脱战乱之后，又陷入了新的痛苦。难怪苏州百姓在明朝建立之后，还怀念割据称雄时期的张士诚。

    我们刚刚说他重建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可是在其治下，君权的肆意扩张侵蚀着官僚机构的正常作用，更给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我们刚刚说他对农民有朴素的感情，推行重农政策富有成效，可是由于他的历史视界过于狭隘，对因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动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和仇视，始终把人民牢牢绑在土地上，坚持厚本抑末，排斥工商业活动，从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束缚着整个社会的活力。

    我们刚刚说他有借助民众力量监督官僚阶层的良好愿望，然而，他有这种愿望的根本在于，他对整个官僚集团怀着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这未必是社会之福，也注定难以取得成效。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出台后，除了极个别的案例，这一措施无法普遍施行就是明证。

    我们刚刚说大兴学校、发展教育是他的一大善政，但其厉行思想文化专制也是不必讳言的。科举专以八股文取士，逼着读书人死钻经书，文网严密，使知识分子不敢乱说乱动，严重制约着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在他看来，朱元璋的这一招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厉害，后果也更严重。当代学者晁中辰更认为：“自明王朝建立后的两个世纪内，既没有什么杰出的思想家，也挑不出杰出的文学家、戏剧家或诗人，在科学技术上也见不到什么明显的成就。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个时期甚至还赶不上以野蛮著称的元王朝，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这是一个平淡而又平淡的时期。”

    又如我们刚刚称赞他的外交政策不具侵略和扩张性，但他实行的海禁政策却使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失去了机遇，恶劣影响绵延几个世纪，洪武朝的海禁，正是中国积弱的源头。

    面对这样沉重而复杂的历史遗产，究竟该给朱元璋一个怎样的盖棺之论？

    因为朱元璋是举手投足都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大人物，所以，我们平常所用的“好人、坏人”的两分法肯定是用不上的，一般都喜欢用“是否推动历史前进”这样一个标准来进行衡量。

    我得申明一句，对这个通行的标准我并不以然。原因很简单，一个历史人物究竟是推动还是阻碍了历史前进，很不好讲，也太难判别。比如秦始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他推动了历史前进，功大于过。然而我们如果紧跟着问一句：如果没有秦始皇，没有他的这种所谓“推动”，中国社会又会如何演变？对这样一个问题估计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也没有人敢作非常自信的大胆预测。既如此，那么“推动”云云又从何说起？

    可是评价像朱元璋这样的历史人物，对其“是否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作一判断似乎又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我在这里也姑且从俗。

    朱元璋究竟是推动还是阻碍了历史前进？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是这么说的：“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陈梧桐教授的《洪武皇帝大传》则说：“综其一生的活动，主要还是起了促进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是功大于过的。他的缺点错误虽然也十分严重，但与他的历史贡献比较而言，还是次要。”不同的年代，两位学者，调子如出一辙。坦率地说，对此我很难认同。

    朱元璋固然也有一些善政，也有一定成绩，但起到的显然都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作用，而其“缺点”的负面影响，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专制等等，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须臾忘怀的。这样一个人物，还怎么去推动历史前进？如果这样一个人物，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那么中国历代帝王中，还有多少不曾推动历史前进？

    君主的个人魅力之毒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不仅很受学者的赞誉，寻常人等也对他颇有好感。这是我一直深以为怪的。

    细细想来，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我前面所说的，没能将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区分开来，仅仅把这个白手起家的皇帝当成了励志典范。除此之外，应该还隐藏着一种深刻的大众文化心理，即很容易被大人物表面的“个人魅力”所迷惑。

    朱元璋当然是很有个人魅力的，英武果断，雄才大略，是个名副其实的一代雄主。用西方思想家韦伯的理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克理斯玛光环”，这种光环常常让一个普通人眩惑，从而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之后，中国人便常常滋生一种我所说的“雄主情结”。“雄主情结”的要害，就是将“雄主”理想化，并期盼其来拯救自己。

    可是，从中国历史上看，一个具有浓厚个人魅力的“雄主”的出现，未必是普罗大众的福音。秦始皇不用说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雍正乾隆时期的严苛峻密，对一个不关心宏大问题只注意庸常生活的平民百姓来说，其值得欢欣鼓舞的地方又在哪里？

    耐心查究一下，喜欢将“雄主”理想化，对“雄主时代”津津乐道、向往不置的，其实往往并非曾经的感同身受者，而是异代的人们。就拿朱元璋来说吧，明前期和中期的野史笔记中，提到朱元璋就心有余悸的人比比皆是，可是到了明末的衰世，借古抒情、对明初盛世大唱颂歌的人就突然多了起来。试想一下，如果把明末这些作者“空投”到明初，让他体验一下那种战战兢兢的生活，他可还会这般兴奋？

    回头审视中国历史，除了超过常轨的昏暴之君，与所谓的“雄主”相比，毋宁说在那些“庸君”的治下，百姓的幸福指数还相对高些。为什么？我曾经写过一篇《末世礼赞》，阐述这种现象时认为：在衰世和末世，“庸君”不具备“雄主”那种强大而又可怕的控制社会能力，专制的铁爪不得不有所放松。

    中国历史上颇有一些上述的“庸君”，他们自知缺乏雄才大略，也没有什么奇思异想和狠辣手腕，只准备老老实实守着祖宗的基业，能够不出大乱子就行了。就以明朝而论，仁宗、宣宗、景帝和后来的孝宗，其个人魅力显然无法和明太祖、明成祖相比，但这几个朝代的百姓，其承受的种种压力无疑又比太祖、成祖时期小多了，幸福指数理应会高一些。

    综上所述，我现在可以回答“朱元璋究是几流帝王”这个问题了。他肯定不是一流帝王，就是放到二流帝王中，因为有上述这样一些“庸君”的存在，他也无法占据前列位置。

    这一判断大异前人，未必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这是我阅读史料和独立思考的结果，我只能坚持，这是没办法的事。

    写完此书，搁笔寻思，首先跳进脑海的居然是梁启超先生用宋词集的一副对联：

    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

    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

    寥寥数字，已道尽我胸中块垒，再说什么都属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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