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迷上了经营旅馆这一行业，经营旅馆是我唯一的追求。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爱情是盲目的。一旦我看中了某一家旧旅馆，我总爱花钱替她整容一番，打点门面，却不管她青春几何，装扮如何过时。我相信我有能力发掘其内在美——即赚钱的潜能——否则，我就不会对她如此动情。但，事实上我却是看中了其陪嫁物，不然的话，不论如何盲目，我是不会对她动心的。只有当确定了陪嫁物这一点后，我才进一步去追究她的背景、帐目、地点和价钱。弄清楚了这些，我就奋力去追求，直到把她弄到手才善罢甘休。
这时，我当然得央求银行家和工商界人士成全我的追求。但他们在借钱给我时总不相信我所追求的旅馆会出现“第二春”的美景，而喜欢把那些钱称做“奠仪”。但是我对自己的判断却是颇具自信的，如果这些朋友真的始终不相信我的话，我就只好另觅财东了。
我一连娶下了三位这种“再嫁妇”，由于她们良好的地点和背景，在一年之中便为我的投资者（包括我自己）赚回了本钱，因此，从这以后，我在金融界的信用确立了，而且不断加深。
席斯可的毛比来是我的第一位“恋人”，这里可以说是我的发迹地，她不但为我和屈吕安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所，而且我们也从对她的经营活动中，得出了尔后经营旅馆的赚钱之道。
在毛比来，我学到了经营旅馆的两个原则，并在以后的每次拓展业务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些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从一场恶梦中得出来的。
屈吕安和我同睡一个房间。他是个颇有管理才能的人，而且非常负责，以致于睡梦中仍然喃喃不停，思考着白天的问题。诸如：来了客人没有房间怎么办？加一张床，请3位将就住上一个晚上如何？这使我也时常作起恶梦来。
我梦见毛比来手持一根撞球杆，命令那3位客人睡到撞球桌上去，同时转身对我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只要你希望，他们是愿意出钱睡在客厅里的。”这时，父亲出现了，他对我说：“你在白白坐失机会，象这样经营旅馆，还想赚钱？”
我猛然惊醒，全身汗透，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不禁推醒屈吕安，激动地说：“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旅馆空间。”
“所以我才挤到这小盒子里来呀！”他抱怨道。
“起来，我指给你看。”我把他拉到客厅里，被吵醒的店员愕然地望着我们。“柜台太长了，可以撤掉一半，餐厅里也可以加放20张床铺。”我告诉他。
“那你是叫客人吃床铺，睡柜台罗？”屈吕安还没理解我的意思，他说，“唐尼，你疯了是不？”
“等到明天你就该知道我如何发疯了，好吧？”
“可以，现在我可要回去睡觉了。”
屈吕安又去睡觉了，我却没有，仍旧察看着大厅。对我们来说，多一张床铺就多一份利润。因为在席斯可，人们不太讲究装饰，愿意将就过夜的人多的是。所以我叫木匠把餐厅隔成了只够容纳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小房间。然后，又把大厅的柜台截成一半，剩下的空间做成一个卖香烟、报纸的摊位，还把大厅的一角腾出来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几周以后，我们的毛比来就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是“装箱”的技巧，如果你想要充分利用一个箱子，你就得把它塞满。当然，充分利用旅馆的空间不能让人觉得拥挤，为此就要把空间切割成小块。我找不到不这么做的理由，真的，把被浪费的空间节省利用起来是旅馆赚钱的不二法门。
其实，这也并不难。即使在“最大的旅馆”——华尔道夫——我也能找出一些被浪费的空间。华尔道夫——亚斯陀利亚的那座富丽堂皇的大厅内，什么都好，只是那四根巨大的柱子，纯粹是为了装饰用的，而对大厅的建筑没有什么用处，对投资的股东更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我们把它们换成玻璃橱，展览各种珠宝及化妆品，这样四根柱子就发挥了莫大的作用。
对毛比来的第一步改进完毕以后，我又起了第二个念头，也就是说以后我经营希尔顿旅馆的第二个原则。我与屈吕安商量，准备引进团队精神这个法宝，使我们的旅馆比别人的更出色，更能赚很多的钱。屈吕安马上表示了赞成，并且问我：“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引进团队精神呢？”
我告诉他：“我是在当兵的时候学到的，团队精神就是荣誉感加奖励。单靠薪水是不能提高店员热情的。”
正如我所料想的，当我要集合起20个店员来讲话时，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不过，他们还是希望受到重视的。我告诉他们毛比来的好名声全靠他们来创造，他们是唯一能用干净的毛巾、肥皂、地板和笑脸来迎接旅客的。如果有朝一日对于旅客来说，席斯可即意味着毛比来，那么功劳全属于他们。我还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表现良好，工作可永保稳固，加薪；奖金也不成问题。
自私之心，人皆有之，自私心加上荣誉感即可导致高效率的工作热情。我们就是在这种“团队精神”的鼓舞下活跃起来。我、屈吕安和所有的店员都象换了一个人。当然，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另一个合伙人史密斯。
这个错误是我们在买下旅馆前就犯下的。本来，一个经济合伙人不一定需要有经营旅馆的能力，这点无可非议，然而讨厌的是，史密斯既无才能，又喜欢四处指指点点。
史密斯不喜欢人。他甚至不愿意付给我们的店员工资，尽管他不愿承认。每次我出去吃饭而让他留在柜台里，都让我提心吊胆。有一回，屈吕安就告诉我说：“我回到柜台边时，发现他正手里拿着一大串房间钥匙，在大骂旅客。”更令人生气的是他的咒骂毫无理由。
在经营毛比来时，我们还有一项宝贵的发现。那就是顾客对于纯社交性的礼仪仍十分讲究。有一次，居然有一位女客人坐在餐桌前问我们，吃“烤阿拉斯加”应当用什么叉子？我们旅馆才刚开张，能够饭后供应一道点心就不错了，哪里考虑到用什么叉子？但我们不可能这样回答客人，因为他们都希望在我们眼里是上层人物，我们当然要特别小心，尽量满足他们。
还有一次，我们在油漆洗手间时，由于没有注意修辞，有位工人在门上分别漆了“男人”、“女人”字样。结果，油漆还未干，就有一位妇女向我们提出了强烈抗议，说她是“女士”而不是“女人”。同时，有一位男士也来和我们说，那上面的字破坏了他对整个旅馆的良好印象。从此以后，我们洗手间的辨别标记就选用了“男士”、“女士”。
可是，史密斯的想法却与我们完全相反。一天晚上，我正在大厅里听一位石油工程师倾诉他的生平；屈吕安也在听一位客人说他如何从旅馆主人沦落为推销员的遭遇。这时，史密斯趾高气扬地踱入大厅，手里夹着一根雪茄。我作了一个明显的手势，请他过来与同我说话的工程师相识。他却扬起头，不屑一顾地说道：“我不必要再与什么人相识了。”至此，我们的紧张关系上升到了极点。
我们终于决定和史密斯分家了。我们通知银行付给他一万元，尽管他只投资了5000元，我们都愿意为这次教训偿付这个代价。对我来说，这个代价甚至是够便宜的了。
一家旅馆的经营已上了轨道，我就动脑筋想要第二家。这次我理想的伙伴是鲍尔斯，但他现在住在芝加哥，于是我去芝加哥拜访了他。
运气不错，我很快就找到了鲍尔斯，我们在黑石旅社共进晚餐。我用当年对付华海先生的功夫来对付他，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他与我合伙。
“德州可以使你成为大富翁。”我告诉他。但我说的完全是事实，丝毫没有夸大。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邀请竟使他招致杀身之祸，这一点是我和他都始料莫及的。
“赌注不小，不过值得一试。”我又说。
那时，华海先生已经去世。可是泰丝的经济顾问认为拿出那样一大笔钱来投资太冒险了。这一点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想的。因此，我实话实说地告诉鲍尔斯。
“没关系。我的资金不多，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我们可以从华斯堡开始，”我接着说，“那儿是德州最大的石油城。请你到那里去看看有没有旅馆要卖，然后打电报告诉我。”
第二天，鲍尔斯果然动身去了德州。我则留在芝加哥留心市场行情，以免以后在经营活动中受中间商的欺骗而吃亏。
1919年，芝加哥可以说是飞速发展。每天都有往来班机直飞纽约。毛猪价格贵得惊人，高达100镑23.5元。了解到这些，我考虑到想要在大都市发展事业，时机还不成熟，就我们所有的资金而言，德州已经够大的了，况且它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
我可能是当地最幸运的人，那时我就这么想。现在更是有这种想法。我相信“人在福中”这一论断，我的“福”在我与人们发生关系时产生，天时、地利、人和，加上我能吸收新观念，一切都为我带来了“福”。我的福来自与华海先主的友谊，来自鲍尔所这样志同道合的伙伴，来自屈吕安这样的推心置腹的朋友。我的福来自母亲和伊拉对我的精神支持。我还相信，军队中交下的朋友将是一个人一生的朋友。在军队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靠许多朋友忠实地执行任务来保全。我同样相信，伙伴对一个人的价值是无法言传的。在德州办旅馆时，我就坚信合伙人比自己更重要。直到现在，我的事业越槁越大，职位越升越高，也越来越觉得同事的重要。我把我的同事称为“同僚”，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能永远与同僚相处愉快，合作无间。因为，我的福就来自他们。
鲍尔斯真的找到了一家要卖的旅馆。在我离开芝加哥南行经过俄亥俄州的多拉多时，他打来电报告诉了我这一消息。我不得不放弃原定观看的一场世界拳王争夺战，因为我赔不起那么多时间来等待三个回合的拳赛以见其分晓。我决定马上去华斯堡。
一到华斯堡我就找来屈吕安商量，他对那个名叫“梅尔巴”的旅馆印象不佳，就和当初见到毛比来一样。
“这也是旅馆？”屈吕安说。
“孩子，莫要以貌取人吗？”鲍尔斯上校很不高兴，“你看，她有68个房间，帐薄也很可观。”
屈吕安仔细地看了看帐薄，也承认其价值，但他还说：“这68个房间能维持多久，说不定明天就会倒掉。而且这地方又脏又乱，卫生局一关就很难过了。我看，我们还是不买为佳。唐尼！”
“我们也并不是一定要买下来，”我这样安慰他，“除非他们的要价在2.8万以下。”
的确，梅尔巴算得上是我们买下的最难看的二手货。整个墙壁已蒙上了一层污泥，房间里面也有一层厚厚的油垢，地毯已经磨到地板见光的程度，窗帘也是漆黑的，毫无生气的外表显然说明了主人好多年的时间没有修理它了。
“我确实看不出它美在哪里。”屈吕安这样说。华斯堡的德州银行也这么认为。“不要企望你有好运气，这里发不了财。”银行的经理轻蔑地对我说。
我沮丧地走出了银行，去电报局另找救兵。母亲再次帮了我的忙。我又想起了在丹佛的伊拉，他曾对我说过：“等事情完了，我们一起好好干一番！”几天之后，他果然回电支持我的第一手事业。屈吕安也从毛比来弄来一些现款。我们和对方谈妥了2.5万的价格，凑足了钱，买下了梅尔巴。
我对鲍尔斯说“梅尔巴需要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类型的经理。”
我们和雇来的工人一样工作，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一段时间以后，梅尔巴重又恢复了“人”样。鲍尔斯对经营旅馆也很内行，梅尔巴和毛比来一样，业务也蒸蒸日上起来。
3个月后，梅尔已的老保险箱就已装满了钱，我们决定去银行开个户头。找的仍是曾拒绝过我们的那家银行，他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赶忙抓住了时机。事实证明，我们当初买下梅尔巴完全正确，这条船已在深海中浩浩荡荡地前行了。
我所买下的第三家旅馆名叫“华尔道夫”。我们给她取了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希望能带给我们好运气。
我的第一个“华尔道夫”设在德州达拉斯城的市中心区，是一幢六层楼半防火性的建筑，独立浴室除外，有150个房间。那时候，这样的一家旅馆对于我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所以我决定亲自任旅馆经理。仍采用我所总结的两个管理的墓本原则：把每一个角落、空间充分利用；在同仁中发扬团队精神。
情形十分令人满意，“福气”又一次降临在我的身上。需要说明的是，仍得感谢母亲和伊拉在我需要时再次伸出了援助的手，更难得的则是达拉斯郡州立银行贷给了我一笔款子。这笔款子是年轻的银行家桑顿提供的。在“大不景气”的时候，生性保守的桑顿仍然借给我55000元的一大笔钱，实在是一个大手笔。也就是这笔钱帮助我完成了生平最大的一次赌博。也就是这个桑顿，在我开创事业的过程中位居要角，帮助我完成了很多交易，他是我的一个忠实的朋友。
在这次交易中，我还结交了另一位朋友——乔格尔。我们从他的合伙人那儿取得了租用权，最后，他又设法把这权利赎回。6年以后，就是这件事，使我的整个事业免受损失，甚至是免了我一次可能的牢狱之灾。
华尔道夫这个响亮的名字也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好运。在达拉斯经营华尔道夫时，我在军队中的最亲密的朋友欧文也人伙了。他放弃了他在旧金山的事业，决定和我们一起创业，共赴前程。此后，我们在德州披荆斩棘，共同奋斗。对我们的成功，他是功不可没的。
在华尔道夫的那间原为经理所有的套房里，我有一个不小的收获，那就是一套书——胡勃先生所写的《伟人小传》。这是我意外地从一个不知名的人那里得到的。年轻时，我曾有意抵制过书本的诱惑，不使自己埋首其间，自己也说不出当时究竟为了什么理由。现在，年纪不小了，工作也很繁重，却产生了一种求知的欲望，想通过书本知道更多的东西。当时，我想了解一些伟人的生平，胡勃先生的书正能使我得知伟人是如何成为伟人的。这大概也是我的“福气”吧！
欧文来达拉斯后接管了华尔道夫的柜台业务，我就安下心来拜读胡勃先生的那套好书。这是一套趣味十足而又激动人心的书，展阅之下，使我受益无穷。我读了许多成功的商人传记，象钢铁大王卡内基；也看了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卢梭等人的传记；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和演说家们的；还有我最热爱的美国的政治家们和那些热爱民众的人士们的。这些激励了我对成功的渴望，开拓了我的视野，使我酝酿出新的梦想来。我梦想有朝一日能为祖国效忠尽力，渴望遇见一位知心的终身伴侣，正象凯蒂和爱尔兰名将纳尔逊的忠贞爱情一样。自从十多岁时知道海伦·凯勒以后，我一直很崇敬她，现在，胡勃先生也同样令我十分感动。
我一边读书，一边接待顾客，也算计着旅馆的盈利，此时，我又有了一些新的主意。我一心一意想扩大我的事业，即使在1921年石油业急速萎缩，德州工商业情况不佳的时候，我还是想每个月再筹集6000元的资金，投注在我的旅馆业上。
我不认为石油业的盛衰会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我决定进一步扩展我的事业。然而，这回我却未能如愿，有些人、事、物牵制住了我前进的步伐。这回绊住我的是家，还有那枚不适宜的钻石。
那是一枚大胸针，我所见过的最光珠的一枚。我决定买给母亲作礼物，珠宝店里的一位专家也极力赞成我买下来，我就买下来了。
当然，这也难怪，他一定认为所有的妇女都会喜欢这一珠宝。我也自认为能够买下旅馆了，看中的珠宝大概也不会很差。看着这样一枚深受妇女钟爱的精美珠宝，我不禁想象到佩带上它而受人夸奖的那种滋味。因此，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枚蓝绒布上光芒四射的钻石别针，赶忙乘车回沙卡洛老家。
希尔顿夫人的大儿子，买了钻石回来送她了。
显然，那枚钻石对一位老年妇人来说是不很适宜的，但我却没考虑到这一点，只知道自己喜欢。我那时已是34岁的人了，却还是这样毛毛糙糙的，在德州染上了这种毛病以后，更是难以改变了。我知道在旧金山长大的欧文有意改进我的作风，但毫无作用。我心中只有高远的计划，而根本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后来有一批知名人士竟选我为“十大衣着讲究的男士”之一，若他们知道我那时的作风，量不致如此。我的衣着全是速成的，以最快的速度买下来，穿脱清洗，也全以不耽误事情为主。我有两套很不错的服装，可从未被熨平过，因为我常穿着在办公室里睡觉。到如今我仍时常这样。我就是这样一个马马虎虎、不拘细节的人。
我回到了沙卡洛，没想到全家人都聚到一起了。卡尔从海军里放假回来，小弟也在家。母亲告诉我：伊娃快要有一栋“有私人游泳池”的房子了；露丝玛丽投身股票市场，还蛮成功的；小妹海伦也快毕业了，一直在家里勤练毕业讲辞。总之，在我母亲眼里，我的姐妹们都很成功。
卡尔问我在德州是不是发了财，他说他听说德州的人个个是百万富翁。
“没有，”我一本正经地答道，“不过我给妈妈买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说着，我轻轻地把那小宝盒放在她的膝头上。母亲打开了盖于。
“哗！”卡尔惊叫了起来。
想不到母亲热泪盈眶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里，我愣住了，赶忙问卡尔：“我做错什么了吗？”
“很难说，”卡尔说，“或许是她太兴奋了！不过也未必。等会看她会不会佩带上胸针去睡觉就知道了。”
可是母亲一直未戴过它。不论在什么场合，上教堂或是参加宴会，都从未戴过。我问过她是否喜欢，她这样回答：“我喜欢！比以前别人送给我的礼物还要好，我会珍藏起来的，但我恐怕不会戴它的，因为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这唔，太华丽了！”
她真这样做了，整整26年只是珍藏却从没戴过一次。后来我才明白。我挑的只是自己喜欢的，却不见得能让她也喜欢。后来我又送了她一串珍珠项链和一只旧式的挂表，这回我深信她可以戴着上床睡觉了。这以后，我懂得了送人礼物既要让人喜爱又要适合对方的身份、投其所好，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这就如同你送一盒糖给正在节食的太太，或是送一瓶威士忌给从不喝酒的人，结果必然自讨没趣。这次送钻石的经历，使我又得了个教训。
母亲也知道我对这件事有些耿耿于怀，为了表示歉意，她主动提出愿意和海伦到德州去做一个月的客。
达拉斯的同仁们发挥“团队精神”，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了她们，露丝玛丽也赶到了，场面热闹至极、宾主尽欢。希尔顿家族的三位女性驾到，真成了当地一大盛事，达拉斯艺术协会在华尔道夫饭店举行游艺会，我们自己的旅馆也安排了丰富的茶点，以示款待。亲人来访，使我感到快乐无比。
苏德曼这个名字，我是从鲍尔斯打来的电话中第一次听到的。那时他在华斯堡，他说这个人很好，象个“天使”。
“我又找到了一家好旅馆，”鲍尔斯在电话里兴奋地说，“规模很大，有后台老板，你快来看看吧！”
在华斯堡的终点站，我终于找到了这家共有200个房间的旅馆，它孤伶伶的，象个被抛弃的老妇，只是风韵依然。
苏德曼是个长着一头红发的小个子。他以前是个厨师，后来办了几家连锁钣馆，如今想拓展业务，于是看中了旅馆经营。他看起来的确很象天使，勤俭、刻苦，买下他的旅馆应该是一桩不错的买卖。
“我们用6万元买下来，”我提出初步的意见，“一部分钱去银行贷款。”
“这样不好，”鲍尔斯面露难色，“要我出1/3的资本，我非先卖掉梅尔巴不可鲍尔斯回达拉斯当经理，欧文和我留在了华斯堡的梅尔巴。”
苏德曼终究不是干这行的好材料，他可以烧一手好菜，但却管不好一家旅馆。因此旅馆一交到他手里，业务就马上开始走下坡路。当他实在撑不下去时竟又来向我哭诉，希望我把旅馆再买回去。我心里很不愿意与他再打交道，可禁不住他一再央求，井把开价压到3.5万，终于还是答应了他。但他却出尔反尔，硬说我该忖3.85万元。
苏德曼终于离开了华斯堡。
我再见到他是几个月后在艾尔帕索。他浑身肮脏，喝得烂醉，对我胡言乱语，说那笔交易他上当了，又说我们负债不还，我急忙穿过街道，避开了他。
终于有一天，他来找我们的麻烦了。那是1922年4月18日，他到达拉斯的华尔道夫，给鲍尔斯打了个电话，约他出来。几分钟后，鲍尔斯走下电梯，苏德曼站在大厅中举枪便射，一颗子弹穿过鲍尔斯的太阳穴，他立即倒了下去。
我在华斯堡听到噩耗后，’立即前往达拉斯。在车上，我觉得象做了一场恶梦，不相信这是真的。到了达拉斯，事实就摆在眼前。鲍尔斯太太悲痛欲绝，我尽可能地安慰她，井准备打官司。在法庭上，当我看到那红头发的被告时只想作呕，我们都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案件审理中，陪审团认为他犯有谋杀罪，但他的辩护律师坚称这是酒后丧失理智所致。最后，苏德曼被判5年徒刑。
不久，鲍尔斯的太太莉娜告诉我，苏德曼竟交保出狱了。我告诉她，我们正凑钱买下鲍尔斯的股份，让她不必为钱担心。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她说，“倒是你自己应该小心，苏德曼已经出狱了，他正要找你呢！”
我提高了警惕，但我不认为躲躲闪门是好办法。
“我想找他当面谈谈，”我告诉欧文，“你能不能找个人转告他，我就在这儿等他。”
欧文很快回来了：“我找人转告他了，倒是你，能不能做些防备。你有枪吗？”
我有一管当兵时用的左轮手枪，放在办公桌下面抽屉里。我看了看这柄枪，想起父亲曾在一个醉鬼的枪下脱险的事，他后来告诉我：“如果那时我也有枪，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个会丧命。”于是，我又关上了抽屉，并把桌子移开了。我要面对面地跟他谈。过了很久，他没有来。第二天，我对欧文说：“他大概不来了。”欧文告诉我，他会来的。
果然，11点时苏德曼出现了。令我惊奇的是，他满脸微笑，没有一丝敌意。
“我对你并没有坏印象，唐尼！”他好象在解释。
我一言不发。
“我想求你帮个忙，”他说。
我开口道：“我不能帮你任何忙，鲍尔斯是我的好朋友。”
他一脸蠢笑，好象领悟到了什么，慢慢地走了出去。
我大概错了，他出狱时的确对我并无恶意，可是要求没能达到后，情况就不同了。“唐尼，当心他找你算帐。”好些朋友警告我。“不，不会是现在。”我总是这样回答，“他还醉着呢，我有我的事，哪有闲心管他？”，的确，自己旅馆发生了谋杀案，总不是件好事，好在这并未影响到业务，客人仍；日源源而来，房间几乎满了，有时不得不在大厅搭临时床铺，用幕布隔开。我代表鲍尔斯主掌了一切。卡尔向海军请了长假，回来帮我，我将华尔道夫交给他经营。
我重又开始留心是否有旅馆要出让。在可堪纳，我以2万元租下了比顿饭店，调屈吕安去当经理。屈吕安是个出色的人才，他管理得法，比顿饭店生意日益兴隆，使这家可堪纳小镇上的小饭店居然也开始赚起钱来。每过10夭屈吕安就寄一张千元支票给我，说是我的红利。这个生性保守的人从未想过要占为己有。
我在可堪纳开了一家旅馆，因为有人说这里可能有油，可井凿成后，冒出来的却只有盐水。于是我的旅馆门可罗雀、好不冷清。
我满怀苦恼地回到沙卡洛。这时卡尔打电报来，说华尔道夫202室有人跳楼。我事后去查看了一番，发现这些房间早该封闭起来了。我怀疑就是这种房间使那个人自杀的。试想一个不幸的本就厌倦了人生的人来旅馆投宿，又看到住处也如此孤立僻静，怎能不寻短见呢？卡尔也认为此时若再不封闭那几个房间，势必激怒大家，他建议重新改装整个旅馆。
这件事后我想了很久，发觉自己已经厌倦于再接收这种二手货的旅馆了；有一次，我正坐在母亲房里胡思乱想，突然一幢高耸人云的大旅馆隐约出现在我脑海中，上面还标着“希尔顿”几个大字。我只觉得眼前一亮。母亲问我想些什么？我对她说：“我有个新的美梦，妈！我要大刀阔斧地干一场，第一件事，我要集资100万元。”
“假如真要这样，孩子，首先要做的是祷告，10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好的，妈。”我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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