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正本清源

    在庐陵县当县令的时候，王守仁依着良知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上了一道公文请官府免除庐陵县的捐税。一个小小县令竟敢做这样的事，原本注定了要倒霉，哪知公文递上去久久没有回复，王守仁正在疑惑，忽然接了京城来的圣旨，命他扔下县令的差事回京等待任命。

    到这时王守仁才隐约听到个消息：大太监刘瑾垮台了。

    刘瑾是早年正德皇帝为了镇压大臣选出的一个酷吏，或者说得直白些，是一条专门替皇帝咬人的恶狗。可刘瑾的有趣之处在于他竟不知道自己只是皇上脚边的走狗，还以为手中那些权柄都是真的。掌权五年来，这个太监上蹿下跳，一手打击文臣，一手拉拢亲信，忙忙活活，一刻也不闲着。

    就在刘瑾闹腾不休的时候，正德皇帝也悄悄忙着他的事儿。先是打击重臣，夺了朝廷的实权，接着在皇城西内的太液池西南岸扩建了一座“豹房”，于正德二年八月从乾清宫搬到豹房，在这里安了家，从此摆脱了母亲张太后对他的管束。之后又把早年当过詹事府詹事的亲信能臣杨廷和提拔为内阁首辅，稳住了朝局。三件事做下来，正德皇帝已经大权独揽，再也用不着刘瑾这条走狗了，加上刘瑾在掌权的几年里广布冤狱，培植党羽，收贿索贿，卖官鬻爵，聚敛金银，名声太臭，得罪的人太多，这种东西留在身边只能给正德皇帝脸上抹黑。于是正德皇帝不动声色地布了个局，明里重用首辅杨廷和，疏远刘瑾，暗中培植与刘瑾有仇的大臣杨一清和大太监张永，借着宁夏安化王谋反一事搜罗证据，向皇帝告发刘瑾想要“谋反”。

    听说刘瑾这个阉奴居然想造反，正德皇帝勃然大怒，只一抬手，就把被称为“立地皇帝九千岁”的大太监刘瑾关进了死牢。之后毫不客气地判了他一个凌迟之罪，于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把刘瑾当众千刀万剐，由此把“祸国殃民”的罪责都推卸在这么一个太监头上，正德皇帝自己被洗得干干净净，重新成了万民膜拜的圣主明君。

    刘瑾既死，早先被他迫害的大臣们沉冤昭雪，死了的由朝廷给予抚恤，活着的重新召回京城做官。作为遭遇迫害的忠直大臣之一，庐陵县令王守仁也被列在第一批官复原职的名单之中。这种时候吉安知府哪敢追究王守仁那道胆大包天的公文，只当没这回事罢了。于是早就做好丢官下狱准备的王守仁侥幸躲过一劫，坐着小船晃晃悠悠进了京城，被分派到吏部验封司，时隔五年之后又做回了他那个六品主事。

    这时王守仁的父亲原礼部左侍郎王华早已致仕退休，回家养老去了。王守仁在京城里没有一个亲人，也没个住处，就借住在大兴隆寺里。此时的王守仁虽然官卑职小，心里却已良知充沛，对孔孟儒学领悟极深，于是会同早年间认识的朋友湛若水、黄绾一起在大兴隆寺讲学，所讲的学问被归为“心学”一脉，时人称为“知行合一”之教。甫一开讲，立刻震动京师，听者如云。

    在京讲学两年之后，王守仁由吏部验封司主事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是个五品官职。但此时的王守仁早已无心做官，只想辞官回乡，一心讲学。

    儒学，是个“克己复礼”之学。这“克己”二字包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层道理。儒生们先修炼自身，克制自己心里的私欲，然后就要去克官府、克朝廷、克皇帝。但皇帝好比一头大象，儒生好比一只蚂蚁，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克朝廷、克皇帝，正是蚍蜉撼象，晃动不得。此时唯有讲学，才能把这良知之学教授给百人、千人、万人，到最后，成千上万的儒生都懂得了“克己复礼”的真义，明白了“知行合一”的道理，人人修、齐、治、平，大家一起来克朝廷，克皇帝，才能达成那个“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境界。

    对阳明先生王守仁而言，做官当然要紧，讲学也很重要，两者不可兼得，则官可以不做，学，不能不讲。在其后十多年间，无论官当得多忙多累多苦，王守仁从没忘了讲学。即使在家赋闲不做官了，良知之学仍然每日讲习，一生不辍。

    就在王守仁讲学讲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忽然有一位老朋友到大兴隆寺来访他。

    这位老友名叫顾璘，自号东桥居士，江苏长洲人（今江苏吴县），弘治九年中的进士，是大明朝一位出了名的大才子，在家乡时就以才华闻名乡里，进京之后又因诗文出色，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齐名，称为一时俊杰，也是王守仁年轻时交下的一位故友。

    明朝弘治年间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京城的文坛上也出了一批年轻俊杰。其中以陕西才子李梦阳、河南才子何景明为首，又有顾璘、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王九思等人相唱和，都是气节之士，反对流行一时的“台阁体”诗风，崇尚复古，成为一时的文学领袖，名气极大。那时候王守仁刚刚中了进士，正在工部、刑部担任闲职。王守仁从小志大才高，可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对良知之学一无所知，心里的私心私欲太重，空谈志向，光说不练，整天游手好闲不干正事，老想争光露脸出人头地。听说京城里一帮大才子结了诗社，觉得有趣，想办法挤进了这个诗社，可是动起笔来才知道，原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自己这点儿才气与那些真正的大才子相比差得太远，根本不能望其项背，没待多久就觉得没意思了，干脆找借口退出了诗社。

    王守仁年轻的时候虽然不怎么成器，毕竟还是个有大志的“狂者”，和李梦阳、顾璘这些大才子私交很深，后来这些人各自都做了官，但他们的交情从未中断。

    再后来正德皇帝登基，胡作非为，王守仁斗胆上奏劝谏，挨了廷杖贬了官，倒因此博得了一个“直臣”的名声，那些早年结交的朋友对他十分敬佩，交情也就更深了。

    其后王守仁龙场悟道，创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在北京城里广收弟子，大讲学问，名声越来越响，他的“知行合一”之教渐渐传播天下，顾璘当然也知道了这事，早就想找机会和王守仁仔细探讨一番学问。可惜身不由己，始终没有碰面的机会。这次顾璘因事进京，就抓住机会跑来和王守仁见一面，叙叙旧。

    故友相逢欣喜异常，王守仁赶紧烫了壶酒，备了一桌简单的菜肴给顾璘接风洗尘。

    喝了两杯酒，说了些闲话，两个人渐渐把话题扯到学问上头来了。顾璘笑指着王守仁说：“自从京师一别多年没见，想不到你的学问越做越好，名声越来越响，已是一代宗师，可以和娄一斋、陈献章相提并论了。可惜我这些年都被困在官场，整天操心劳神，竟没时间钻研学问。”

    听了这话王守仁立刻说：“东桥这话可不对！咱们所说的学问其实是孔夫子的‘克己’功夫，这套功夫是随时随处都可以做的。尤其做官的人责备重大，每每要以良知判断是非，又要护善去恶，若能把处理公务看成克己功夫认真去做，肯定比一般人收获更大。”

    王守仁的说法很新奇，顾璘笑着问：“当官的人该怎么做学问？”

    王守仁略想了想：“你看，审案的官员牵涉是非曲直，一句话说错，一件事办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官员们不但要公正清廉，还要冷静沉稳，不能因为案子复杂就起怒心，不能因为原告或被告会拍马屁就起喜心，不能因为原告或被告走了后门就刻意重办人家，不能因为原告或被告哀告乞怜就忽视了法律，不能因为自己事忙就随意乱判案子，不能因为怕别人说他判案不公，或者希望老百姓赞一声‘青天大老爷’就依着大众的意思去判案，上述种种都是私念，这些私心杂念都藏在这个当官的心里，别人不知道，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如果这个官员能认真下一番良知功夫，把这些私心邪念克制掉，这不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的道理吗？格的什么‘物’？就是日常工作、日常事务；致的什么‘知’？当然就是提炼良知呀。”

    王守仁这番话说得极好！由此推之，做官的人可以在处理公务时提炼良知，生意人可以在买卖之中提炼良知，工匠艺人可以在做手艺时提炼良知，农夫可以在种田时提炼良知，学生可以在学习功课时提炼良知。由此推之，世上的人随时、随处、随事都可以提炼良知。

    “这就是你平时讲的‘知行合一’的境界吧？”

    听顾璘动问，王守仁坦然答道：“知行合一，本该如此。”

    顾璘笑道：“你那个‘知行合一’的道理我早听人说了，可在我想来，这个道理未必讲得通。”

    这些年王守仁宣讲“知行合一”之道，常有人来找他辩论，现在顾璘也这么说，王守仁丝毫不觉得奇怪，只是笑道：“你说说怎么讲不通？”

    顾璘略想了想：“请问：有这么一个人，他嘴里整天说‘孝顺’，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回到家里却根本不孝敬父母，这样的人是有的吧？单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知’和‘行’根本就是两回事，你说对不对？”

    顾璘是个大才子，他说的道理一般人驳不倒。可王守仁经过龙场悟道之后，这些年一直苦学深思，于“知行合一”四个字已经彻底领悟，再无疑问，马上说道：“你说的这个人，我只送他八个字，叫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守仁说出的这八个字，是他自己苦苦求索，吃了很多苦头才慢慢领悟到的。可顾璘没有这样的经历，对这八个字也就无从理解，忙问：“这八个字究竟何解？”

    王守仁微笑道：“我说的知行合一，这知是个‘良知’，这个行，就是‘践行良知’。你刚才举的是个‘孝’的例子，这孝是个‘良知’没有错吧？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嘴里总谈一个‘孝’字，可真正到了父母面前却不能尽孝，因为他嘴里所说的并不是心中所想，这个人对别人说‘孝顺’，不是他想孝敬父母，而是用这些话骗人，让别人以为他是个孝子，得到别人的敬意和信任，然后从这上头捞取好处。其实他心里并没有产生‘孝’这个良知，良知没有产生，怎么去践行呢？当然就没有行动了，这叫‘知而不行’。为什么此人心里没有产生‘孝亲’这个良知呢？因为孝只是一个‘亲情’，偏偏他心里对父母并没有生出亲情来，他从根子上就不知道什么是‘孝’，这叫‘只是未知’。”

    王守仁这话很有道理，顾璘却还有疑问：“一个人嘴里说‘孝顺’，心里却没有亲情，这我倒能相信。只是这个人为何会如此心口不一？又是一件怪事了。”

    王守仁摆了摆手：“一点也不怪！此人心口不一，口是心非，只因为他心里的良知已被私欲隔断，被邪念蒙蔽。你以为这个人完全不知道‘孝’为何物吗？也不是！他心里自有良知，知道‘孝’是什么，可他的私欲邪心太重，‘孝亲’这种良知已经被私欲蒙蔽，以致‘知而不行’了。这样的人很多，也不止一个‘孝亲’的问题。比如，官员嘴里说要廉洁，底下却在贪污，不是他不知道廉洁，而是他人太软弱，邪念太强，硬把‘应该廉洁’这个良知给遮蔽了；商人说要诚信，底下却在欺诈，不是他不知道诚信的重要性，而是他私欲太强，太喜欢银子，把‘应该诚信’这个良知给蒙昧了。良知一蒙昧，做人做事必然口不对心，自欺欺人，如此看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实在是世人身上一个顽疾，多少人病入膏肓，却还在讳疾忌医呢！”

    王守仁这么一解释，顾璘也听懂了，可紧接着又生出一个疑问来：“如今世道恶浊，贪婪腐败之辈比比皆是，要按你说的，这些人都是自己蒙昧了良知，任由私欲横行，才堕落至此。我想问你，一个人若是良心不被蒙蔽，纯而又纯，会是什么样子？”

    顾璘这一问却不好回答。王守仁想了一会儿才说：“一个人的良知未被蒙蔽，纯而又纯，那他必然是心里有个良知，立刻就去践行，没有丝毫犹疑。打个比方说，一个人知道疼，必是身上有地方疼了；知道冷，必是身子已经觉得冷了；觉得饿，必是因为已经饿了。这些疼痛、寒冷、饥饿都是人的本能，在这上头没有私欲隔断，没有邪念蒙蔽，所以在这些事上‘知行合一’做得最明白最透彻，一觉得疼，就赶紧躲闪；一觉得冷，就赶紧添衣；一觉得饿，就赶紧找东西吃，在这些事上每个人都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无法分开。同样，一个人知道孝，必是先有了与父母之间的亲情，知道悌，必是先有了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若没有与父母的亲情，说一百个‘孝’字也是假的，没有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说一百个‘悌’字也是假的。所以说，我们只要说一个‘知’，就已经有‘行’的内容在里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两点是分不开的。若有人心口不一，嘴上说‘良知’，却不见他行动，说明他嘴上说的是假话，心里的良知其实已被蒙蔽。良知一蒙蔽，就成了‘不知’，没有良知指引，践行也成了‘难行’，两个全误了，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究其病根，还在于良知被蒙蔽，所以说这个人知而不行，‘只是没找到良知’。”

    听了这些解释，顾璘心服口服。半晌问道：“这‘知而不行’的毛病怎么治呢？”

    王守仁微笑道：“病根已经找到，病就好治了。‘知而不行’的病根就是良知被私欲蒙蔽，只要把良知提炼出来，病也就治好了。”

    顾璘是个大才子，也是个好官，他心里的良知倒没被蒙蔽得很厉害，听了这话连连点头。又想了想，忽然问道：“既然知与行本是合一的，那古人为什么又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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