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说的话顾璘驳不倒，而且越听越信服。可南宋大儒朱熹数百年来被奉为学者楷模，他的一部《四书集注》更是天下学子考科举做官的敲门砖。顾璘是个饱学之士，《四书集注》早已烂熟于心，对朱熹的崇拜自然极深。听王守仁责备朱熹的学说，心里又觉得难以接受：“朱子之言精辟明了，一向被认为至理名言，就算有些错漏，也不至于成为‘害人之物’吧？”
对于朱熹理学误人害人之处，王守仁知之甚深，立刻说道：“东桥先生以为朱子之言精辟，我却以为未必。举个例子：古人说‘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朱熹也在这句话上做文章，说是‘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认为只有把学问做到极处，到了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的程度，这时候自然处处皆通，事事皆明。这个说法表面看似有理，其实真正是胡说八道！”
王守仁向来说话直率，现在喝了两杯酒，说出话来比平时更强硬了。顾璘笑着问：“朱子之言怎么就成了胡说八道呢？”
王守仁冷笑一声：“天下的事物多不胜数，其中蕴含的道理更是无穷无尽，就算是个神仙，怕也不可能处处皆通、事事皆明吧？朱熹拿这话唬人，无非是想让学子们断了成圣贤的念头。要是依着朱熹所说的，圣人什么都知道，见了一朵花，就知道这是什么花，见了一棵草，就知道这叫什么草，见一只鸟飞过，就知道是个什么鸟儿，见了打铁的，就知道铁是怎么打的，见了盖房子的，就知道房子是怎么盖的，见了耍杂技变戏法的，就知道戏法儿是怎么变的……这不成了废话了吗？若世上真有这么一个怪异的人，我倒想见见——东桥兄见过这种怪人没有？”
王守仁一句话把顾璘逗得哈哈大笑，半天才止住笑，摇手说：“这种人我也没见过。”
王守仁把心气略沉了沉，这才又说：“其实圣人‘无所不知’，只是他们心里知道一个良知；圣人‘无所不能’，只是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良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凶险，什么样的诱惑，也绝不肯蒙昧良知。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圣人心里有良知，又能坚守良知毫不动摇，做事就不会出错。于是他们办大事的时候就能办成。这才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于具体事件，另当别论。比如，圣人去盖房子，他会凭着心里的良知把房子盖得最好最结实，让百姓们住得安心；圣人去办河工，他会凭着心里的良知把大堤修得坚固如铁，让百姓们不遭水患。只要有这个‘良知’在心底，圣人干什么事都能干好，至于细节上，他不懂的，不会的，可以去向别人请教，可以去学。这个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向别人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又是个良知，你说对不对？”
顾璘仔细想了想，用力点点头：“你这话对！”随即又笑着说：“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笑话来，《论语》里有一条：‘子入太庙每事问。’朱熹在《四书集注》里解释说：‘礼者，敬而已矣，虽知亦问，谨之至矣。’我年轻时读朱子的书，看到这句就忍不住笑。”
给顾璘一说，王守仁也笑了起来：“孔子父亲早亡，自幼贫苦，又只是个士人的身份，虽然好礼勤学，却哪有机会到鲁国太庙这样的地方去观礼？后来因为与大司空孟孙氏交往，才有机会进太庙观礼。孔子好学，对太庙中的礼数仪式处处留心，事事问人，惹得主持祭礼之人厌烦，对孟孙氏说：‘谁说这姓孔的有学问呀，啥也不懂，处处问人。’这才有了‘子入太庙每事问’的典故。可让朱熹一解释，变成孔子明知故问了。哦，明明知道了，还故意在边上问个不停，惹得主礼之人厌烦，这叫‘谨之至矣’？依我看呀，这是朱熹老夫子吃饱了撑的，胡思乱想，倒把孔子解释成‘怪人’一个了。”
到这时，一顿简单的酒宴已至残席，外面的弟子们有些听到先生在屋里高谈阔论，渐渐被吸引过来，有些则仰慕顾璘的名气，想见他一面，就挤在门口往里看。王守仁干脆招手说：“你们都进来坐吧。”
只这一句话，屋里顿时挤进来三十多人，座无虚席，多数人只在人堆里站着，都听阳明先生讲学。
王守仁把众人看了一遍，这才说道：“中华本是文明之邦，礼乐之源，可是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法家霸术横行，正道日渐衰弱，孔子于春秋末年首倡儒学，孟子于战国之初将其发扬光大，可到战国末年，圣学已经衰微，到了秦汉之际，圣学中的‘仁义’根脉已失，邪说横行天下。那些专以霸道诡术为能事的法家之徒窃取儒学之名，把一些看似儒学的东西拿来充数，表面上假仁假义，其实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于是有了一种东西，古人称为‘儒术’，其实这种邪说是儒家之皮，法家之骨，所推行的尽是法家霸道之类，首倡此说的就是战国名家荀况，而率先把这‘儒术’推行天下的就是汉武帝刘彻。”
听到这里，顾璘忍不住插了进来：“‘儒术’这一说我也知道，可是儒术和儒学都一样是教人向善的，这上头能有多大区别呢？”
王守仁冷冷地说：“东桥先生这话就错了。‘儒术’和‘儒学’不但毫无相同之处，而且还是一对死敌！孔孟儒学讲的是仁义良知，就像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依着孔孟的本意，人们只要在提炼良知这方面下功夫，到后来人人可以成尧舜，个个可以做圣贤！可‘儒术’是个什么东西？这种学说完全抛弃孔子孟子所奉行的‘仁义良知’，专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教条，把‘忠孝’二字摆在前面，‘仁义’两个字早扔进了粪坑！所以这‘儒术’与佛教、道教一样，也是一个‘教’，可以称为之‘儒教’。这儒教专以皇帝为教主，奉孔子为‘大神’，以朱熹的《四书集注》《性理大全集》为‘圣经’，把‘圣人境界’搞成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国’让读书人膜拜。不尊教主，不拜大神，不读圣经的人考不了科举，做不了官，只有完全信了这一套的人才能中进士做翰林，当大官。这样的人当了官，当然一心维护儒教，推崇儒术，这么个搞法，世上还有孔孟仁义之学的立足地吗？”
王守仁这番话不但顾璘听得惊心动魄，就连追随在王守仁身边的弟子们也是闻所未闻。
阳明先生讲透的，是中华大地上最沉重的一块黑幕！这些话若传出去，给皇帝知道了，立刻就要杀人灭口。今天阳明先生与故友论学，又喝了点儿酒，话说得太直了。幸亏对面坐的只是一位顾东桥，身边围着的都是阳明先生的弟子，这些话不管他们听了之后信也好，不信也好，到底并未流传出去。
话说到这里，王守仁满脑子都是想法，实在不吐不快：“自从‘儒术’横行以来，天下人都把这邪说当成了儒学正道，人人为求一时之利，极尽倾诈之谋，攻伐之计，欺天害人，斗争劫夺，不胜其祸，结果怎样？中华礼仪之邦渐渐沦为禽兽夷狄一般，人心败坏，天下大乱，朝代更替，百姓被屠，这都是霸术带来的祸害！”
“儒术邪说有这样的危害，那些大儒大贤又怎能不知？自汉唐至今，这些大儒搜集前辈典章，掇拾修补，也算是尽了心力。可惜圣学已经衰微，霸术邪说流传已久，积习已深，就算那些大儒大贤，往往也不免被邪说污染，本想恢复孔孟儒学的真面目，谁知反而助纣为虐，做了霸术的代言者。于是有了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辞章之学……纷纷杂杂乱七八糟，一个个都想争奇斗巧，夸耀自家，贬低旁人，简直不是做学问，不是用功夫，而是耍猴儿给天下人看！后来的读书人也全被这些训诂辞章之学所骗，闷在家里做空头学问，千年以来害了多少人！如今孔孟的‘仁义’之学越来越衰败，社会上到处是追逐功利的邪人邪说，功利之毒已深入脏腑，人人都背弃良知，不讲仁义，就连做手艺的工匠也要掺假，做买卖的也学会了欺诈贿赂，当官的更是无耻，不去为民造福，只知道削尖了脑袋往上爬，当县官的想升知府，升了知府又想升按察，升了按察就想当巡抚，巡抚还没当上呢，只怕已经生了当阁老的野心。这帮人心里邪恶无比，嘴上却假仁假义，说什么‘我当官是要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其实他心里全是私心私欲，哪有一点儿为百姓的良知？社会危机到了有目共睹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后果会是什么？真不敢想像了！”
“我所说的这个‘正本清源’的道理很重要，如果不能把这个道理讲透，儒学就会被越搞越偏，天下读书人想真正理解孔孟儒学就会越来越困难。因为社会上教给人的是一种蒙昧良知、贪图私欲、追求功利的坏学问，在这上头功夫下得越足，人就变得越坏，最后，读书人全成了禽兽畜生，干着最混账的事情，还以为从事的是‘圣人事业’！这个正本清源的办法讲不透，天下人就没有救！就算我豁出这条命不要，拼命去讲学，也救不了别人。”
阳明先生的话声声血泪，把社会积弊一语说尽，坐在对面的顾璘耸然动容，听讲的弟子们也都唏嘘不已。
王守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缓缓说道：“幸亏良知在人，无论如何，不能泯灭。圣人之学讲的就是一个良知，所以圣学的火种仍然深藏在人们心底，无论如何不会泯灭，这个‘不能泯灭’就是有救的意思。如今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社会的病根，开出一剂正本清源的良药，把这儒术邪说、功利思想清扫干净，这才能正风气，挽危局，救万民，于你于我于天下人都是大好事。”
顾璘在一旁问道：“你所说的‘正本清源’的良药是什么？”
“自然是个良知。”
王守仁平定心神，对众人说道：“良知本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是人生之准则，是我们心里的一根定盘针。孔孟倡导圣学，成仁取义，都只是‘良知’二字罢了。君王心里有了良知，他的心就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他看待天下人就没有内外远近之分，把所有人都当成兄弟儿女一般，平等相对，赤诚相待。学子心里有了良知，就能知道‘仁义’，远离训诂辞章之类无用的学问，凭着心底固有的良知体认社会，知行合一，自然能有一番成就。学校里注重培养人的品德，既而分门别类施以教化，不看学校要教什么，而看学生们想学什么，因材施教，使学生各有所成。官员们心里有了良知，就只知道为百姓做事，其他杂念私心自然消除，于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只为使百姓安居乐业。做工的人心里有了良知，就把工作当成乐趣，繁难之时不觉得累，平凡琐碎亦安之若素。做官的不因自己是官员就高高在上，弄权欺人，百姓们也不自卑自贱，这就好像眼睛能看东西，却不能提东西，手不能看东西，却可以提东西一样，眼睛和手虽然分工不同，其实意义相同。官员是眼，百姓是手，有眼无手不行，有手无眼也不行，所以大家皆是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知道兢兢业业，不会互相攀比，也无虚荣争竞之念。”
阳明先生所描述的是一个由仁义良知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君王仁德爱民，官员不能弄权，百姓不受役使，所有人亲如一家，各安其业，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状态，又有一个说法，叫作“大同”。
这个天下大同的社会状态，是中国人追求了两千多年的精神家园，可两千年走下来，“大同”离我们越来越远，到后来人们都不再相信有这回事了。其实中国人无法实现精神理想，最大的原因就是：讲求仁义良知的孔孟儒学，早已被讲求霸道独裁的“儒术”邪说掩盖了。
现在王守仁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里里外外只是围绕着“良知”二字，简洁明了，而且无可辩驳。因为即使最邪恶最奸诈最卑鄙的人，当着众人的面，他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良知，不讲仁义——虽然背后他可能会这样做，可当着大家的面，他绝不敢这样说。
于是从理论上说，良知之学真的可以确立，仁义之道真的可以传扬，君王、官员、学子、商人、手艺人、农夫人人都可以把良知当准绳，凭良知去做事。若真如此，则“大同”境界必能实现，“天下归仁”必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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