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把话说到这里，众弟子们皆有感触。欧阳德在旁边问道：“既然圣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为什么朱熹又专门做一个效验之说呢？”
王守仁略想了想：“朱子提出这个‘效验’之说，大概是补他自己学说上的漏洞吧。因为朱熹以为圣人之学‘知先行后’，重‘知’而轻‘行’，如此一来，以此学说为基础的读书人就容易犯‘关起门来读死书’的毛病，读书人读成死书，坐困斗室，一生尽毁，这可不是朱熹想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专门强调一个‘效验’说，让读书人除了做那个‘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书呆子学问之外，还记得要走上社会努力一番，成功成名，追求一个‘效验’。说穿了，这是朱熹发现‘先知后行’有病，就给自己开了这么个‘效验说’的方子罢了。可病对身体不好，药这东西对身体也不好，先给自己弄出一个‘病’来，再吃些药来‘治病’，结果是病没治好，药毒倒进了身体，又引出别的病根子来了！”
王守仁这么一说，弟子们都笑了。
王守仁自己却没有笑，而是郑重其事地说道：“其实圣人之学最重视‘良知功夫’，从来不重视‘效验’。孔夫子周游列国之时何等艰难，别人笑他糊涂，骂他是‘丧家犬’，孔子说什么？只说了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思是说：这套道理或许在当今天下行不通，我已经知道了，可这道理是对的，是救天下百姓的大道理，我自当奉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诸位想想，这‘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功夫还是效验？”
其实‘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句话从头到尾已经否定了“效验”二字，只剩了一个“功夫”在里头，否则明知“不行”还要继续做下去，孔圣人岂不成了疯子？阳明先生随便举一个例，就是根本不可辩驳的，学生们听了个个点头称是。
说到此处，阳明先生也有些兴奋起来，提高了声音：“孔子说‘重功夫不重效验’的话又岂止这一处？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怎么个任重？‘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怎么个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一个‘仁’——在孔子就是追求一个‘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直追求到死那天才罢，不是到这时候就不做了，而是因为人已经死了，实在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这才罢手！这是功夫还是‘效验’？显然是个功夫！再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一个‘仁’的理念，这是个功夫还是个效验？若依‘效验论’来说，那天下读书人都应该是‘用无耻以求官’才对吧？天下的买卖人都应该是‘用奸诈以求财’才对吧？‘成仁’这两个字岂不是不提也罢？什么是‘仁’，良知之诚爱恻怛处就是仁！这种地方要是出了错，世人都只重‘效验’不重‘功夫’了，好吧，那良知咱们也都抛弃了吧……这还得了吗？”
王守仁把学问讲到这个地步，学子们对于“重功夫不重效验”再无疑问，欧阳德想了一会儿，又忍不住问道：“我记得《论语》里有一句‘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以前看了这话不太能理解，今天听先生讲学，隐约觉得孔子这句话似乎与‘重功夫不重效验’的说法有关联，先生以为如何？”
王守仁点点头：“你这话问得好。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和‘重功夫不重效验’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夫子认为早前的学子们做学问是为了提炼良知，下一番‘克己’功夫，可孔子生在春秋末年，天下大乱，物欲纷纷，读书人做学问全是为了求‘效验’，是要炫耀自己的学问给别人看，用学问做敲门砖去博功名富贵，于是士人学子争先恐后奔走于诸侯之间，卖弄学识，摇唇鼓舌，为求富贵不惜代价，所谓‘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卖的既是学问，更是良知，结果天下越来越乱，百姓越来越苦，就连那些出卖自己的士人也大多不得好死。孔子正是有感于时事，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惜孔夫子想劝天下人，天下人却不听劝，孔子也没办法，叹息而已！”
欧阳德听得连连点头，半晌却又问：“孔子如此哀叹，似乎对‘今之学者为人’之弊深有体察，难道说孔子门下弟子中也有这种不成器的货色吗？”
欧阳德这话实在有趣，王守仁笑着问：“你觉得呢？”
欧阳德正色说道：“我觉得孔子时代人心淳朴，还不致利欲熏心到如此地步。且孔子一生教育弟子三千，贤者只有七十二人，想来这七十二贤者总不至于如此吧？”
王守仁冷笑一声：“你这话就错了！天下人的私欲之深，古今都是一样。孔子只看到他那个时代的学子是些‘学而为人’的货色，故此发出感慨，我们这些人只看到我们身边的学子利欲熏心，倒以为孔子时代的人就不是这样，这叫什么？这叫一厢情愿。你刚才说孔门弟子皆是大贤，不至于此？那你知道子思讽子贡的故事吗？”
确实，古书中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子思、子贡同为孔子门生，子贡做了大官，家资极富，子思安贫乐道，穷困潦倒。一次子贡来拜访子思，见其家破败不堪，子思衣衫褴褛，扶荆杖而出，就笑话了子思几句，不料子思反唇相讥，说道：“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一番话说得子贡无言以对。后人虽然不知道子贡为官时做了些什么事，可子思如此讥讽，似乎空穴来风，未必无音。
这些古圣先贤的典故欧阳德当然知道，低头想了想，喃喃道：“子思之言虽然偏激，但子贡追随孔子多年，一起遭绝粮之厄，又为孔子守墓六年，如此大贤，想来也不会做什么不良之事吧？”
儒生们一辈子读圣贤书，把孔孟当成圣人来崇拜，对于孔子身边的弟子们也敬佩有加，不敢存一丝怀疑。现在王守仁说出一个典故来，欧阳德也知道，可他心里成见太深，没法轻易改变，仍然固执己见。
王守仁也不和学生们争论，淡淡一笑：“《论语》里还有个故事：孔子有一个弟子名叫冉求，曾任孔子家宰，又有一个弟子名叫公西赤，也在鲁国为官。后来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求来见孔子，说公西赤远行，老母无人看顾，想送一批粮食，孔子说可以送一釜，冉求以为太少，孔子又加一庾，以为不少了吧？想不到冉求一次送给公西赤家小米五秉！孔子所说的一釜不过六斗四升，一庾不过两斗四升，而五秉之粟却是整整八百斗，超过了几十番！孔子知道后责备冉求，说了句：‘君子周贫不济富。’你想想，孔子这么说，是因为他心疼这些小米吗？显然不是，孔子是看不惯他这些当官的弟子互相拉拢结纳的歪风。”扫了众弟子一眼，又说：“孔门弟子又如何，当了官之后照样互相拉拢。再看看今天的官场，认座师，攀同乡，拉帮结派互相勾连，比孔子时代更加污浊十倍了，这都是‘效验’之说害人。”
《论语》是一本明明白白的著作，只是后人的心智都被历朝文人所做的各种“注解”约束，很多事明摆着，却读不透。现在王守仁这么一解，学生们都觉得很新奇，欧阳德笑着说：“先生说的这些事，我们平时虽也读到，却未留意。”
读圣贤书却未“留意”，这是天下儒生大毛病。今天既然讲到此处，不妨多说些话，让这些“不留意”的学生听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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