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说的又是一句大实话。
确实，这世界上充满了冥顽不灵、教化不得的人，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主见，有一个固执的“坏主意”在心里，“致良知”的哲理再好，总不能趴在耳边给他们讲，拉着他们的手让他们去做吧？
想到这儿，陈九川忍不住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每想到此，王守仁自己也难过，一口浊气到了唇边，只是没有叹出来罢了：“良知本是‘灵明’，一触即发，一问即明，关键是，要让天下人知道有这个‘良知’在，有这个‘致良知’的功夫在，叫人们知道要去找‘良知’，同时也知道该怎么去找，怎么去下功夫磨炼，等大家都把‘致良知’明白了，到那时候，愿意提炼良知的人自然就去下功夫了，那些不肯下功夫，硬要埋没‘良知’的人，我也没办法了。”
陈九川点点头：“所以先生这些年不管多忙，多累，多苦，总不忘了讲学。”
“想让天下人明白‘良知’，只有讲学，大讲特讲，让这世上知道‘致良知’功夫的人越多越好！懂道理的人越多，肯下功夫的人也就越多，这样善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强，最终善才能战胜恶。”
陈九川又低头想了一回，喃喃道：“原来讲学是比做官更要紧的事。只是在我想来，把道理讲给天下人听，必然是个很长的过程——也许要一百年呢。”
听陈九川说这幼稚的话，王阳明忍不住笑出声来：“一百年？孔夫子讲学为什么？就是为了唤醒天下人！他讲的是什么？总结起来只有八个字，叫作‘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所谓‘克己’，其实是个‘致良知’的功夫，所谓‘复礼’，意思是说要维护对百姓最有益的社会秩序，总结起来，也就是致良知，斗邪恶，护百姓，最终实现一个‘天下为公’的境界！你看看，孔夫子当年讲的也不过就是这套‘良知’学问罢了，可是从孔子到今天过了两千年了！先有孔子、孟子，又有韩愈、程灏、程颐、张载、朱熹这些名儒，以至本朝的陈石斋、娄一斋、湛甘泉……个个都在讲学，讲的也尽是‘良知’学问，一直讲到今天，天下人被唤醒了吗？一个醒悟的人都见不到！你想用一百年就把道理讲透，把天下人唤醒？我看你这说的是梦话……”
王守仁这些话顿时把陈九川惊呆了：“这可怎么办？”
王守仁也叹了口气：“孔子说‘上智下愚不移’，本是一句牢骚话，哪知天下人实在是不争气，‘上智’贪婪不肯回头，‘下愚’冥顽不肯觉醒，两千年搞下来，竟把孔圣人的哀叹变成了一句诅咒，再也解不开了。要想找个出路，只有在‘上智’和‘下愚’之间另辟蹊径，生出一大批既非上智也非下愚的学子儒生来，这些人就像孟子说的‘有恒产，有恒心’，能致良知，敢斗邪恶，有足够的力量把国家往正路上引领，这么一来天下才有希望。”
王守仁这么一说陈九川又不懂了：“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可这话学生看了却不能理解，那些无产业的人容易‘放辟邪侈’变成无赖盗贼，这我知道，可有产业的人私心也重，守着土地房舍、买卖铺户、金银财宝不肯放手，其中不乏嘴脸卑鄙之辈，先生觉得这些人真就能觉醒过来，把国家引上正路吗？”
陈九川问的，确实是个极深极大的问题，若在旁人，只怕这一问就解不开了。可在王守仁听来，陈九川这话实在幼稚得很，忍不住抬手指着他的鼻尖儿笑了起来：“你这话好糊涂！”
陈九川忙问：“学生怎么糊涂呢？”
王守仁并不直接答他，却反问了一句：“你说的土地、房舍、金银确实是产业，可这些只是‘小产业’罢了，我且问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产业’？”
王守仁这一个反问，陈九川顿时傻了眼，半晌说了句：“我不知道……”
“学问！”王守仁用手指“嗒嗒”地敲着桌面，“天下最要紧的‘产业’就是学问！种田的人要把田地种好，就得懂一套种田的学问吧？买卖人要把买卖做通，就要懂一套做买卖的学问吧？持家理财做得好，算账总要算得精吧？这不都是学问吗？譬如一个买卖人，精通一套做买卖的学问，却还没有自己的铺面生意，那这个人算不算‘有恒产’呢？若依你说，房屋、铺面、金银才是恒产，那这个人就‘无恒产’了，‘无恒产，无恒心，’这个人岂不是要去做盗贼吗？实则不然！这个会做买卖的人不会轻易做盗贼，而是要用他做买卖的本事去赚钱活口，因为‘学问’才是最大的恒产，这个会做生意的人虽然还没发达，却已经有了‘恒产’，于是有了做买卖的恒心，久而久之，他这买卖也就慢慢做成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给王守仁这么一说，陈九川回头再想，也不得不点头：“先生说得在理。”
陈九川嘴上承认先生之言有理，其实心里还有一半糊涂。王守仁又笑着点了他一句：“我问你，学问之中什么是最要紧的？”
王守仁的问题，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可心学弟子却体会最深。陈九川略想了想，立刻说道：“天下的学问林林总总，数也数不清，其中又以‘良知’这个学问最要紧。”
陈九川这话说得好，王守仁点点头：“我早就说过：‘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道一个良知；圣人无所不能，只是能行一个良知。’所谓‘恒产’就是永远不会失去的产业，可金银、田地今天归你，明天归他，说失去就失去了，这怎么会是‘恒产’呢？唯有良知在人，无论如何，不能泯灭，这才是唯一的‘恒产’。而且良知又是一个灵明昭觉，是我们心里的定盘针，有了良知这个‘大恒产’，虽然为官清廉，家徒四壁，一样能成圣贤；虽然白手创业，苦苦经营，一样能成事业；没有良知这个‘大恒产’，家里有几百间房舍几万两银子又能怎样？照样放辟邪侈，做小人，做盗贼！你说是不是？”
王守仁把良知认成“恒产”，这个想法倒也出奇。陈九川略想了想，缓缓问道：“若依先生的道理，这世上的人岂不是个个皆有‘恒产’了吗？”
王守仁点点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永不泯灭，所以你说人人皆有恒产，这话对。”
“那孟子说的‘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又怎么讲呢？”
陈九川的心思很细，提的问题极有道理。王守仁笑着说：“你往‘放辟邪侈’四个字上看，就明白了。”见陈九川一脸茫然，显然并不明白，不得不说得更直白些，“所谓‘放辟邪侈’就是‘放任恶行’的意思。所谓放任恶行，也就是这些人故意蒙昧了良知——不是没有良知，是故意把良知蒙昧了！我曾把良知比喻为‘万镒纯金’，可有些人偏要昧了良知，非要放任自己的私欲，做一个‘放辟邪侈’的傻子，这就像把‘金子’埋在土里，伸着两手去讨饭一样，这样的傻瓜，咱们只能拿良知之学去劝他，让他把良知这个‘恒产’捡起来好好使用，听与不听在他，若他一意孤行，你我又能如何？”
王守仁这些话真可谓振聋发聩。可内里的含义太深，陈九川一时没有听懂，忽然又问：“先生真的认为那些种田、做买卖的本事也算‘学问’吗？”
人在钻研学问的时候很有趣，有时候前进两步，又会倒退一步，甚至有进一步退两步的。
现在陈九川就犯这个毛病，本以为道理渐渐讲明，哪知他一下子又退回来了。王守仁肚里暗笑，却郑重其事地答道：“当然算！”
陈九川摇了摇头：“学生听过一个典故：孔夫子门下有个弟子叫樊须，去向孔子请教种田种菜的本事，孔子不告诉他。樊须刚走，孔子就对人责备樊须说：‘小人哉，樊须也！’以为种田的本事是‘小人之术’，可见孔子并不认为种田是个‘学问’……”
不等陈九川把话说完，王守仁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头儿：“你这话越发大错特错，不但把典故讲错，甚而把孔子的心思都理解错了！”
想不到自己随口一句话，竟引出先生这么严厉的批评，陈九川心里顿时惶恐起来。
王守仁也知道自己把话说重了，略缓了缓，又说：“我且问你一句话：什么是‘儒生’？”
王守仁忽然间问出这话来，陈九川张嘴就要答话，低下头来再一想，却又愣住了。
“儒生”两个字的意思好像很明白，可细一琢磨又让人糊涂。想了半天，陈九川竟不敢回话了，怯生生地问：“先生觉得什么才是‘儒生’？”
陈九川这个人诚恳，正派，颇有勇气，在守仁的弟子中间是位俊杰。在他面前王守仁说话也直率，微笑着说：“要问‘儒生’究竟是什么，就必须从你刚才说的那个典故讲起：孔夫子责备樊须的话并不只‘小人哉’一句，他的全句说的是什么，你记得吗？”
《论语》是读书人的命根子，这里面的话陈九川哪会不记得：“孔子的原话是：‘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王守仁点点头：“你看，孔夫子在此处连说三句‘上好……’，所谈的是礼、义、信三件事。礼者，秩序而已；义者，良知而已；信者，用诚而已。孔夫子认为君王守秩序，有良知，能用诚，则天下归心。可你想一想，孔子周游列国，见过鲁定公、齐景公、卫灵公、陈缗公……对这些人大讲‘克己复礼’，真是费尽了口舌，这些人有一个肯听的吗？可见此辈的私心私欲最多，最顽固，他们怎么会忽然就‘好礼、好义、好信’了呢？你在这上头多动动脑筋。”
被王守仁一说，陈九川不由得琢磨起来。好半晌，忽然眼睛一亮，抬起头来高声答道：“君王本来并不愿意守礼法，用良知，有诚信，是孔夫子把他那‘克己复礼’的功夫用在君王们身上，使君王们不得不去好礼、好义、好信！”
王守仁抬手在桌上一拍：“这就对了！孔夫子一生的志向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要逼着君王们遵良知，守礼法，重诚信，最终的目的是要克制天下私欲，拯救万民于水火！可孔夫子一人力量有限，所以他一生到处讲学，就是要教化出一批与他一样有良知有勇气的儒生来，大家一起‘克己复礼’，克制君王，拯救百姓，这是何等要紧的大事呀！谁知道这个樊须身为孔子的弟子，学的是‘天下归仁’的大道理，却不在这上头用功夫，反而琢磨着如何种粮种菜。种庄稼虽然也是个本领，可我问你：是种庄稼救的人多，还是克制君王救的人多？”
阳明先生的问题根本不用想，陈九川立刻答道：“一个人种庄稼，最多养活三四个人，可劝谏君王却能救天下人，当然是克制君王救的人多了。”
王守仁点头微笑起来：“对呀！所以孔子才骂樊须是个‘小人’，并不是骂他邪恶，而是责备他的志向太小，不懂大道理，不能在拯救百姓这上头着实用功夫。”
被王守仁这么一说，陈九川有些明白了：“原来孔子责备樊须，不是瞧不起种田的农夫，只是责备樊须这个儒生立的志向不够大……”
王守仁点点头：“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儒生’了吧？所谓儒生，就是立下了人世间最大的志向，把拯救百姓作为自己一生唯一的事业，认真下一番‘克己致知’的苦功夫，把自己心中的良知培养起来，然后出来考科举，做官，一心克制君王权臣的私欲，专门替天下百姓奔走呼号，真心实意为天下人请命，替百姓们做事，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投进去，受屈受苦，无怨无悔，死而后已！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这个意思了。”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夫子这段话重逾千钧，再被王阳明这么一解释，分量比以前更重了。
听了这些话，陈九川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气：“原来‘儒生’两个字是这么讲的。”
“是啊，‘儒生’两个字不得了，一般人配不上这个称呼。那些读过几本圣贤书，却没有立下大志向的人，只能叫‘读书人’，不配称‘儒生’。‘读书人’里头又分两类，一类是迂腐不堪的废人，关起门来读死书，一辈子知而不行，做什么事也做不成；另一类是急功近利的禄蠹！就像我早前说的，这些人的心早就被邪念塞住，所谓‘铜铁铅锡纷然杂投’，一点纯而又纯的良知也不剩，满肚子都是邪恶念头，让这些人考了进士做了官，当然是一心维护自己的利益，却不能为百姓着想，替百姓请命，这种货色哪配称为‘儒生’？说得客气些，只是个‘官僚’，说难听些，皆是嗜血的虎狼、害人的禽兽而已。”
王守仁这几句话说得陈九川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水，低头细想，自己读了半辈子圣贤书，也曾立过拯救百姓的志向，可这些年来在这上头用功未必够勤，平时所想的大多是如何忠于皇上，怎样维护朝廷，真正替百姓们着想的时候并不多。就算为民请命之时，心也未必坚定，若用孔子“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的标准去衡量，真不知够不够呢。
这么看来，自己这个读书人配不配称为“儒生”还难说得很……
陈九川的疑惑王守仁也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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