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对皇权的贪恋，朱厚熜与死去的朱厚照不相上下，甚至可以说，朱厚熜对皇权的执著比朱厚照更甚。为了取悦天下，刚登基的朱厚熜也曾做出一副“明君”的假象给天下人看，为了控制皇权，他又毫不客气地对大臣们痛下杀手。但与朱厚照一样，朱厚熜也是利用特务的力量迫害大臣，而与朱厚照不同的是，朱厚熜迫害群臣所使用的代理人不是太监，而是一帮小人。
朱厚照是弘治皇帝的独子，是以皇太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从小时起他身边就被一群太监包围着，于是当他需要发动政变的时候，这帮受宠信的太监自然成了杀人的酷吏，替朱厚照杀人揽权无所不为。而朱厚熜本是藩王之子，在京城里没有根基，身边也没有这么一个亲信的太监集团，于是朱厚熜不得不任用张熜、桂萼这些卑鄙小人，让他们充当酷吏，迫害群臣。
但在重用酷吏，借特务的力量迫害大臣这些事上，朱厚照和朱厚熜的做法毫无区别。而一旦皇权巩固，大权独揽，皇帝又把早先培植起来的酷吏拉出来当替罪羊，以图洗清自己，在这上头，朱厚熜的做法也和朱厚照不谋而合。
当皇帝的人其实没有多少智慧，他们治理国家的独裁手段看上去也很单调，无非是一手拉，一手打，受宠之人鸡犬升天，乐呵呵地替皇帝当打手，弄到最后却有可能被皇帝杀了灭口。而遭打击的人立刻坠入地狱，先夺其职，再毁其名，如有必要就将其杀害了事。就是这么一套简单粗暴毫无人性的手段，人人知道它的邪恶处，不管当时人，还是后世人，没有不咒骂这皇权暴政的。可这套手段偏就在大明朝却屡试不爽，每次都能轻易获得成功，也真是一件怪事了。
古人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大明王朝刚建立的时候，皇帝们还勉强可以把满朝文武当成“大臣”看待。可从正德皇帝开始，皇帝开始把大臣们视为奴仆，任意打杀，嘉靖皇帝更是把“任意打杀大臣”推而广之，竟成了一条规矩，一条祖制。从这天起，大明王朝江河日下，情况越来越坏，后来，真就亡国了。
还是古人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这场恐怖的政治风暴中，那位在嘉靖皇帝一登基就受到重视，差一点被招到京城入阁拜相的大功臣大能臣王守仁却完全置身事外，未受到任何波及。原因很简单，因为朝廷里大闹大杀的时候王守仁正在家乡守丧，根本没有参与朝政。
“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
曾经盛极一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转眼工夫就被嘉靖皇帝碾成了齑粉，而被人阻挠未能进京的王守仁却置身风暴之外，安然无恙。王华老先生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
狂者，狷者，乡愿
朝廷里天翻地覆，鬼哭狼嚎，千里之外的浙江绍兴府却风轻云淡，水波不兴。王守仁每天到光相桥下的书院里讲学，师生和乐，无欲无思。
自从冤屈昭雪，官复原职，在京城大兴隆寺讲学至今，王守仁已经把讲学当成比做官更要紧的事，走到哪儿就把学堂办到哪儿，早先提出的良知、立志、知行合一等学说内容也渐渐被天下学子们接受。现在王守仁在绍兴开讲，天下学子纷纷慕名而来，一时间绍兴城里学子云集，书院之中人满为患。
这天两个弟子王畿和钱德洪一起来找王守仁，一见面就说：“我们想在先生面前请教一个问题：孔子赞扬狂者，以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我们读《论语》之时对此处每每不能理解，先生对此怎么看？”
原来《论语》里有这样一段话：“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孔子觉得中庸至圣的高人平时很难遇到，那么交朋友的时候宁可选择“狂者”和“狷者”来交往。同时孔子也对这两种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认为“狂者”应该不断进取，而“狷者”至少应该保持道德底线，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于孔子这段话古人的解释倒也清楚，其中朱熹的说法最有代表性，认为“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意思是说狂者志向高远，行为坦荡，毫不掩饰；狷者志向不够高，能力也有限，比狂者保守得多，但狷者至少还能做到洁身自好，不与身边的坏人同流合污。
狂者有志向，坦荡而真诚，狷者虽然平凡一些，至少懂得道理，有原则底线，不肯与世俗之辈同流合污，这两种人是孔子所欣赏的。
话虽是这样说，其实对于“狂者”二字古来争议颇多，主要是因为中国人讲究一个谦逊，对于志向高远而毫不掩饰的人有些不能理解，甚而厌恶他们，于是学子们虽然知道孔子欣赏“狂者”，对这位至圣先师的话不敢提出异议，可私下里却往往不以为然，认为“狂者”嚣张浮躁，不可理喻，所以世上敢以狂者自居的人极少。
王畿和钱德洪都是阳明先生的同乡，年纪不大，追随阳明先生求学的时间也不长，在阳明门下弟子中都是出众的人才。可这两人对孔子的“狂者”一说也不太认同，所以就此事来向阳明先生请教。
对弟子们的想法王守仁是知道的，笑着问他们：“你们说不能理解孔子的意思，究竟是对‘狂者’、‘狷者’都不理解，还是唯独不能理解‘狂者胸襟’呢？”
王守仁这一问甚巧，两个弟子略想了想，同声回答。王畿说：“都不理解。”钱德洪却说：“‘狷者’好懂，只是‘狂者’不解。”
只这一个回答，王畿和钱德洪性格上的不同就显示出来了。
王畿这个人头脑聪明，思维敏捷，平日对阳明先生讲的道理领会得快，但言行之间略显虚浮些。钱德洪老诚沉稳，思路上略显保守，但品性极厚重，有什么说什么，一点也不会打埋伏。现在王畿说他对狂者、狷者都不理解，其实是对这两者都有所理解，只是解得不透。钱德洪却说“狷者好懂，狂者不解”，这是一句老实话，毫不掺假。
王阳明笑着说：“在孔夫子眼里，世人原本只分为两类，不是狂者就是狷者。然而假如狂者不能锐意进取，狷者不能坚守准则，就有可能堕落而为‘乡愿’。所以要解开这个谜，不能单讲‘狂狷’，还要加上‘乡愿’两个字才好。”看了两个弟子一眼，故意问：“孔夫子对‘乡愿’之辈是怎么说的？”
钱德洪忙说：“孔子骂乡愿一句话，说他们是‘德之贼也’。”
王守仁点点头：“‘乡愿，德之贼也。’可这道德之贼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后汉三国时候曾出了一位著名的水镜先生，为人处世特别圆滑，见人总带三分笑，不管别人对他说什么，他只回答四个字：‘你这话对。’到后来连他老婆都看不下去了，责备他说：‘这些人大老远跑来和你说事情，请教学问，都是诚心实意的，可你却只用‘你这话对’四个字敷衍人家，实在有些过分了！’水镜先生听了这话一点也不生气，照样笑眯眯地说：‘你这话也对。’把他老婆气得没话说了。”
王守仁讲的故事有趣，钱德洪和王畿都笑了。
王守仁却没有笑，反而正色说道：“孔子所说的‘乡愿’就是这么一种人：见了忠信廉洁的君子，他们就装出一副忠信廉洁的样子，嘴里说的全是忠信廉洁的话儿；见了卑鄙邪恶的小人，他们就说些无耻下流的话来迎合小人。这么一个人，你想找他的毛病，找不到，想斥责他几句，也没话可说。可是细想想，这些人在君子面前假装忠信，是想取悦君子，与君子结交，至少别让这些君子责备他道德败坏；他在小人面前卑鄙下作，同流合污，是要取悦小人，免得小人恨他，害他。这种圆滑奸诈的货色，他的心早就被污染了，你再和他说什么立大志，做‘致良知’功夫，完全是白扯！这样的人，看似有用，其实早就废了；看似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就像水镜先生之辈，其实他也有学问，也有见识，完全可以出来做事，可他却选择了圆滑，为什么会如此？只因为这些‘乡愿’心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志向’二字。他们是自己把自己放弃了。”
听王守仁提起“志向”来，两位学生似有所感。钱德洪低头想了想，笑着说：“先生平时常对我们说‘人人皆可成圣贤’，就是鞭策我等要立大志。现在先生认为‘乡愿’之所以成为‘德之贼’，就是因为志气消磨，自误自毁。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少年时立下的大志？”
钱德洪这一问倒把王守仁问笑了：“你也知道我小时候‘立圣贤之志’的事？”
其实钱德洪追随阳明先生的时间还不长，只是从别人那里听来一些关于先生的奇闻轶事。现在阳明先生一问，他倒不好意思说了，嘿嘿地笑着不言语。
王守仁却把笑容收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学生们说：“我这个人小时候与众不同，淘气得很，今天讲到这里，就说给你听听吧。”
听阳明先生说要讲小时候的故事，钱德洪和王畿都来了兴趣，凑过来细听。
王守仁又想了片刻，这才缓缓说道：“想必你们也知道，我父亲是状元出身，极有学问，我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读书比一般孩子早，学问上比他们明白，诗词文章也算过得去，别人或是觉得我聪明，或是看着我父亲的面子，个个都夸我，人人都惯着我，惯来惯去的，就把我惯坏了，不知道天高地厚，只爱说些大话。有一回在学堂里问教书的先生：‘什么才是人生第一等事？’那位先生知道我父亲是状元公，就说：‘像你父亲那样读书中状元，就算是天下第一等事了吧。’哪知我当时说了一句：‘读书考状元不算什么，‘做圣贤’才是人生第一等事！’先生吓了一跳，就把这事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听了就笑话我，说：‘你也想做圣贤吗？’我当时嘴上不敢说什么，心里很不服气，心想：凭什么我就做不得圣贤呢？”
听了这话，钱德洪立刻高声说道：“先生这话没有错！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又说‘人人心中有仲尼’。先生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圣贤呢？”
“人人皆可为尧舜”本是阳明心学一段要紧的内容，钱德洪毫不迟疑地说出这话，可见颇有胆量。王守仁最欣赏这种胆魄，微微点头：“你这话也在理，可细想想，却只有一半的道理，另一半还不足。”
阳明先生平时讲学，常对弟子们提起“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话来，近些年提出了致良知的口号，更是常用“满街都是圣人”的话给弟子们励志。现在钱德洪把这个见解提出来，本以为先生一定会赞同，哪知王守仁却说“只有一半道理”，钱德洪忙拱手说：“学生愿闻其详。”
王守仁微笑着叹了口气：“这件事还是在我身上说吧。我小时候对人说‘做圣贤是第一等事’，别人听了有的赞我有志气，有的笑话我吹牛皮，这倒不要紧，因为我自己是认真的，后来我也曾经下苦功‘格竹子’，又狠狠读过几年圣贤书，苦苦钻研昼夜不息，结果几年下来怎么样？累得病了好几场，到最后竟留下一个咳血的病根子！现在一入春还犯病呢。”
是啊，王守仁年轻时候为了实现自己心里那个“格物穷理成圣贤”的傻志向，在做学问上头真正下过一番笨功夫，因为用功太狠，老父亲都看不过去，命人把他读书的蜡烛收起来，不让他夜读。可王守仁不听劝，自己把蜡烛藏起来，等别人睡了，照样秉烛苦读，一连苦了几年，“圣贤”没学成，倒生了一场病，养了两年才好，还落了个病根子。
这些年轻时的糊涂事儿，王守仁平时不对别人提起，他这些学生也不知道。现在王守仁把这些说了出来，钱德洪和王畿听了都唏嘘不已。
天下读书人个个十年寒窗，谁没下过苦功呢？像王守仁年轻时吃的苦头，钱德洪和王畿未必没吃过，所以他们知道阳明先生的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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