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说到这里，一旁的王畿忽然笑道：“这个我倒听说过，先生当年参禅有了境界，曾经在杭州虎跑寺里遇到一个和尚，三年不出房门，也不和别人说话，先生见了就大喝一声：‘这和尚眼巴巴在看什么，口里絮絮在说什么！’那和尚听了，急忙起身和先生见礼。”
王畿的话还没说完，王守仁已经连连摆手：“不提这些啦，说起来自己脸都红。”话锋一转又回到正题：“我十来岁就在人前说下大话，要‘成圣贤’，可年轻的时候并没真正在这上头努力，一下子做这个，一下子做那个，弄到最后什么也没做成，只做成了一个‘纨绔子弟’！整天浪荡闲游，一点也不踏实——后来我的老友湛若水说我年轻时有‘五溺’之病，就是在拿这个事儿说笑。那时若有人问我：‘你那做圣贤的志向还要不要了？’我必然无言以对，因为我小时候立的大志，到成年之后早就抛荒了。”把两个弟子看了一眼，缓缓问道：“你们说说，我年轻时明明立了大志，为何不能成事呢？”
阳明先生这一问十分深刻，钱德洪和王畿都不知如何回答，皱着眉头想了好久，还是王畿脑子快，忽然答道：“先生那时候年纪小，对学问理解不深，脑子里只生出一个‘成圣贤’的空念头，却并不知道‘圣贤’是要做什么，怎么做。就因为这个志向过于空泛，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弄得长大之后无所适从，慢慢就把路走偏了。”
王守仁抬手一拍大腿：“说得对！我只说要‘做圣贤’，却不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大道理，没弄明白‘圣贤’是干什么的，以为‘圣贤’就是出人头地，就是读书读出别人不懂的道理；写诗写出别人没见过的句子；谈佛讲道，让别人以为我高深莫测，结果弄了一肚子私心，满脑子杂念！这么个糊涂人，哪能成‘圣贤’？现在回头一想，真把人笑死了！你们说，我当时犯的是什么毛病？”
不等王畿说话，钱德洪已经抢着说道：“先生这是‘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毛病吧？”
王守仁点点头：“你说得对，我年轻时叫嚣空谈，全不成才，变成了无用的纨绔，就是犯了这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毛病。”说到这里，看着王畿，忽然问：“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眼看阳明先生把话说到要紧处，却忽然换了话头儿，王畿一愣，半天才想起来：“我问先生‘狂者’的含义。”
王守仁点点头：“‘狂者’究竟是怎样的人，几句话说不清楚，现在我把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讲给你听，你或许能明白。其实我年轻时就是个‘狂者’，头脑中虽然只有一个‘空念头’，可这念头毕竟也算是一个大志向，我胆子又大，敢于对别人说起，甚至敢于去实践理想，这么一来，我这个人就直率坦荡，心里没有不可告人之事，这时候的我就是孔子说的‘狂者’，只要弄懂了‘圣贤’二字的真意，明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再一努力，就能真正走上成圣之路了。就算我一时没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只要有这个‘狂者胸襟’在，至少不会沦为卑鄙的乡愿。”
王守仁把道理讲到这里，钱德洪这才明白：“这么说来，‘狂者’是个成圣贤的坯子，虽然还不成器，毕竟清白干净，未被世俗污染，但要真想成圣，还需要认真在炉火里淬炼一回，这才成器。”
王守仁微笑道：“对呀！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就是这个意思。狂者，是个还未烧成器的坯子，只要烧得好，立刻成器，所以狂者一定要有进取之心，敢入炉火，自我烧炼，千万不能把个‘空念头’放在嘴上，光说不做，就像我年轻时那样，自己把自己耽误了。狷者又不同，他们老实本分，天性固执，没有狂者那样的大志向，这样的人虽然平凡了些，却也不能苛责他，孔子认为：‘狷者’只要守住道德底线，不要失去原则沦为乡愿，就已经很好了。但孔子这话里有一个伏笔，你看出来没有？”
王守仁的问题时时出人意外，钱德洪忙问：“是什么伏笔？”
在阳明先生这些弟子中，狂者、狷者、乡愿都有。其中像王艮、陈九川那样的是狂者，黄绾之流后来沦落成了乡愿，而钱德洪，是个典型的狷者。
因为钱德洪的悟性不是很高，阳明先生对他讲道理也不得不讲得更直白些：“孔子在这里讲了，狂者必须有进取之心，狷者必须守住原则底线，那么狂者若失了进取心会怎样？狷者若守不住原则底线又会怎样呢？”
钱德洪想了想：“只怕会堕落成乡愿吧？”
王守仁连连点头：“说得对！‘乡愿’不是天生的，而是变化出来的。很多人年轻时本是个志向远大的‘狂者’，可惜他们空言‘志向’，却不能明白‘立人、达人’的重要，结果努力多年，一事无成！到最后志向全变成了空喊，变成了叫嚣，自己十分郁闷，不知出路在哪里，旁人也觉得这个人只会吹牛皮说大话，眼高手低，毫无用处，甚至觉得他吹牛皮的样子很讨厌，把他视为败类。久而久之，这个人的志向渐渐摧折，人也颓唐不堪，到最后，有不少人都沦为乡愿了。我们看一些人，年轻时说话做事灿然一新，蒸蒸日上，仿佛只要稍一淬炼就能成器，可到中年以后，竟沦落成了可耻的‘乡愿’，实在可惜得很。‘狂者’不能进取，会堕落成‘乡愿’，可‘乡愿’们媚俗已深，恶习已成，很难再变成狂狷之辈，所以世上‘乡愿’极多，‘狂者’甚少，就是这个缘故。”
阳明先生一席话，把古往今来无数有志有为的年轻人最终堕落的缘由给说透了。钱德洪和王畿听了这些话，心里暗暗惊讶，略一反思，更觉得震撼。
王守仁叹了口气，又说：“就说我自己吧，年轻时是个狂者，虽然还没有明白‘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道理，毕竟有胆量，敢于上奏劝谏皇帝，哪知竟因此挨了打，贬了官，眼看忠而见弃，满心都是委屈，脑子里只想着如何隐退，回老家去做个田舍翁。后来被贬到龙场做驿丞，侥天之幸，被我悟到了圣学真谛，这才得以自救。要是让我三十五岁回绍兴做了乡绅，以我当时的心境，只怕早就成了‘乡愿’了。”
半晌，王畿喃喃道：“原来狂狷之辈堕落成‘乡愿’竟是这么容易……”
王守仁看了他一眼，点头说道：“对！狂狷者很容易沦为‘乡愿’，所以《尚书》里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这个意思。要想不沦为乡愿，就要做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惟一’就是立下一个远大的志向，‘惟精’就是下一番‘致良知’的功夫，‘允执厥中’就是孔子说的‘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只有真正立下大志的人，才能一路坚持下去，死而后已。若只空谈‘志向’，却不能落在实处，不能下‘致良知’的苦功夫，年轻时立的志向变成了空喊，成了大话欺人，等到中年以后，就难免蜕变为乡愿。”
听到这里，两位学子耸然动容，钱德洪低声说道：“原来‘惟精惟一’是这么个道理……”
王守仁在旁说道：“是啊，‘惟精惟一’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惟务求仁’！什么是仁？就是利他，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咱们这些读圣贤书的儒生而言，‘克己复礼为仁。’先在自己心里下一番致良知的功夫，再用这良知去劝谏皇帝，为民请命，替百姓办事，这就是咱们这些人要讲求的‘仁’，能把这个志向放在心里，一生追求，死而后已，这就是儒生们成圣贤的路。”
到这里，阳明先生把狂者、狷者、乡愿之间的区别讲透了，把怎样由“狂”入“圣”的道路也指明了，剩下的，就看他的弟子们怎么去做了。
悔过自新
早先王守仁讲学，主要讲的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但随着阳明先生不断提炼良知，学问日益精进，到嘉靖三年，又提出一个“致良知”的口号来，把“知行合一”更升华了一步。从此王守仁讲学的内容渐渐由“知行合一”转为专讲“致良知”的学问了。
至于北京城里的那场政变，以及嘉靖皇帝怎样打人杀人，王守仁只是略有耳闻，连详细情况也弄不清，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就这么过了些日子，这天忽然有一人登门拜访，正是当年在北京城里结识的老朋友黄绾。
正德五年王守仁平反昭雪，重新回京城做官的时候曾经和湛若水、黄绾一起在大兴隆寺讲学，湛若水在学问上见识高超，与王守仁不相上下，黄绾则略显不如，而黄绾这个人又谦虚，就拜在王守仁门下做了学生。但王守仁不好意思把黄绾当成学生看待，只把他视为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后来王守仁外放滁州管理马政，黄绾则一直留在京里做官，这十多年两人再没见过面，一开始常有书信往来，时间长了，因为离得远，又都忙，渐渐信也写得少了。想不到王守仁在家赋闲的时候黄绾忽然上门拜访，故友重逢十分欢喜，王守仁忙把黄绾请进内室对坐倾谈。
说了几句闲话，话题渐渐谈到学问上来了。王守仁问黄绾：“宗贤这些年在京城事忙，还有时间与人讲学吗？”
黄绾笑道：“我那点微末道行哪敢在先生面前卖弄。自从在京城听先生讲‘知行合一’的道理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关起门来痛下了一番克己功夫，十多年积累下来，也略有所得。”
王守仁是个上进不息的人，最喜欢听这些话，忙问：“你是怎么用功的？”
黄绾笑着说：“学生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天理良知最容易蒙昧，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家里专门修了一座小院，平时不准别人进来，院里又建一所静室，室中不设灯火，只有一桌一凳，墙上悬挂至圣先师孔子画像。每有空闲的时候就进入静室，关闭门户，不受外人打扰，也不点灯火，只管一味静思，把平时所作所为都细细想上一遍。又在桌上放两本簿子，一本叫作‘天理簿’，一本叫作‘人欲簿’，静坐冥思的时候想起一件事，觉得符合天理，就在‘天理簿’上画一笔，觉得自己处事之道不合天理，就在‘人欲簿’上画一笔。因为室内不见灯火，自己也不知道是‘天理’多还是‘人欲’多。等静坐够了时辰，把自己心里的事都想透了，这才点起灯来细数簿子上的笔画。如果‘天理簿’上的笔画多，也就罢了，如果‘人欲簿’上的笔画多，就说明人欲压过了天理，这时就要自我谴责，在孔圣人像前罚跪，或跪一个时辰，或跪几个时辰，甚至彻夜长跪不起。若觉得人欲太盛，难以克制，就自己禁食，或一日不食，或两三日不食，非要逼得心里邪念退去才罢。有时候邪念太强，竟不能制止，这时就脱了衣服拿荆条抽打自己的身体，一边打一边在心里自问自责，以求一个正心正念，自我觉醒。”
黄绾说出来的这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办法，竟与宗教中崇拜神主自我悔过的仪式极为相似。用罚跪、禁食、自伤自残的办法打击自我意识，强调意念上的绝对服从，照这样搞下去，不但找不到内心深处的良知，反而有可能极度压抑人性中的自我，培养出一种可怕的偏执，甚至对精神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黄绾所说的这套东西并非他首创的，其实古今中外有多少无知无识的迷信者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崇拜偶像，折磨自身。只是黄绾竟把这套迷信荒诞的东西用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上来了，这是要把儒家学说从实用救世的正途引向“儒教”的邪路！
自从儒家学说被官方垄断之后，早就离经叛道成了邪说。其中，把孔丘这位哲人当成“神仙”去敬拜，与天下人崇拜皇帝这个“活神”是异曲同工的。黄绾这套莫名其妙的做法正是强化了“儒教”这个概念，真正把儒学当成宗教来搞了，这与王守仁倡导的在现实生活中做“致良知”的功夫，分辨善恶、提纯良知、勇于护正、敢于驱邪的心学理念格格不入！
早年黄绾与王守仁、湛若水在京城讲学的时候，虽然见识不如另两位高明，可也不至于堕落至此，想不到十来年不见，黄绾竟搞出这么一套“学问”，王守仁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了。
王守仁在外地做官，哪里知道京城的事。其实黄绾是个喜欢追求名利的人，这些年他在京城里一直都在讲学，讲的也就是他刚才所说的这套恐怖的“学问”，而且信众颇多，黄绾也因此成了一位名人，甚至也有人称其为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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