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早前，黄绾这个人还没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王守仁说的话他是真能听懂的。可现在的黄绾却连一半也听不懂了，迷迷糊糊地问：“先生说‘悔过自新’能让人起死回生，究竟是何意？”
王守仁笑道：“我刚才说了，心学要旨总结起来只是三个字，叫作‘致良知’，简单地说，就是把良知提炼到极精极纯。而良知不过是知善知恶，知道是善的就维护，知道是恶的就驱除，这是个简单的法门。可宗贤知道世上最难做的良知功夫是什么吗？就是‘悔过’！比如一个人，倾尽一生之力做了一个事业出来，做的时候完全是一番良知，以为此事最好，可做到后来忽然发现，原来这竟是一个害人的事业！到这时回头一看，几十年光阴都虚掷其中了，一生岁月都放在里头了，可事情却做错了，怎么办？若自己说一声‘错’，顿时前功尽弃；可若不认错，咬着牙只管把这错事办到底，却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就这么一直混了下去，那么这个人会怎样选择？是把一生事业荣辱全都放下，坦然认错悔过，还是装个糊涂，继续错下去？在这上头才真能见到他的良知功夫！”
听了这些话，黄绾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王守仁也不用黄绾回答，只管自说自话：“一个真正立下‘成圣贤’的大志，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人生准则去遵守的人，他是必然要下‘致良知’功夫的。当发现自己做了多少年的事业竟是错了，这个人必能拿出天大的勇气做一个自我否定，诚心实意地认错，先对自己的良知认了错，再老老实实对天下人认错。犯的错越大，认错时越要诚恳，要把错认到实处，认到底！这才是‘致良知’。可很多人平时倒有勇气，让他维护善，他敢维护，让他驱逐恶，他敢驱逐，到了让他自己认错、否定自己的时候，他的勇气就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此人心里想：‘我已经犯下如此大错，就算认错，天下人会原谅我吗？到时候天下人人都来骂我，人人都要罚我，父母妻子也要嫌弃我，厌恶我，这可怎么得了？倒不如趁着别人不知道我犯了这个错，装个糊涂，掩盖过去吧。’殊不知，他犯的大错其实别人未必不知道，就算今天不知道，日后也必有揭穿的一日，那时候天下人咒骂他，怨恨他，再也不可能原谅他了！可这个人若能凭着良知诚心认错，顿时由小人一变而为君子，父母家人，亲戚朋友，乃至天下人，一开始也许会责备他几句，可最终都会谅解他。所以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那些有大错而不知改悔的人，已经堕落成了禽兽，可若能诚心改错，只要说一句话，立刻从禽兽小人一跃而为正人君子，不但世人最终不怪罪他，就连天地鬼神都来佑护他，而此人自己更是良知跃然，襟怀坦荡，于是此人或许失了事业，失了金钱，却得了一个精纯无比的良知，直达圣人境界！于是天地造化使其宁静，日月精华使其安详，所得所失互相比较，失去的不过一团污秽，得到的却是一块纯金！你说这‘悔过自新’四个字是不是很了不起呀？”
到这里，王守仁把想说的话都说尽了，黄绾却已变得像个木偶一样，只能呆呆地说：“先生说得在理。”
这时候黄绾也终于明白了阳明先生的心意。
人都有自我意识，良知则是“自我意识”的定盘针。以良知为准绳的自我意识就是人生的志向和意义，“致良知”是我们生而为人唯一的事业。而悔过自新，是致良知的最高境界。
王守仁这话是对所有人说的，天下间无论士农工商百工百业，人人如此，绝无例外。可王守仁这话更是对嘉靖皇帝说的，是对张璁说的，也是对黄绾说的。若嘉靖能悔过，张璁能悔过，黄绾能悔过，善莫大焉……
只可惜嘉靖皇帝、张璁、黄绾都是蒙蔽良知、放纵私欲，死心塌地绝不悔改的人。对他们说悔过，实在也是白说。
到这时黄绾的脸色已经不那么好看，也知道再劝王守仁出来奉承皇帝，谋那个内阁辅臣的位子，根本不可能了，干脆不再提起此事，又和王守仁说了几句闲话，住了一晚，第二天就离开绍兴，到京城巴结他的主子、做他的官去了。
黄绾走后不久，王守仁的弟子方献夫又从京城来信，所说的内容和黄绾一样，也是想请王守仁就“大礼仪”一事发表意见，以此奉承嘉靖皇帝。
方献夫是广东南海人，早年担任吏部员外郎的时候恰逢王守仁在京讲学，方献夫听讲后十分仰慕，就拜在王守仁门下做了弟子。后来因为做官不得志，干脆告病辞职，在家乡读了十年书，做了十年学问。直到嘉靖年间才又复出。正赶上“大礼仪”事发，方献夫觉得是个机会，立刻步张璁、桂萼后尘，上奏支持嘉靖皇帝，由此得到重用，紧随张璁之后做了詹事府少詹事。
作为一个靠着“大礼仪”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员，方献夫很自然地被朝中大臣们鄙视，不得不与张璁、桂萼、黄绾等人抱成一团结党自保。但方献夫的心思与张璁、桂萼略有不同，说起邪恶凶残不及这两个人，办大事的时候倒比这两个东西强些，于是方献夫表面与张璁结党，暗里却想独树一帜，在朝廷中创一个自己的体系，就把眼睛盯上了在家赋闲的恩师王守仁，想把王守仁捧进内阁，他这个学生再以“捧先生入阁”的功劳为资本，在众多阳明弟子中成为首领，然后就以这些师兄师弟为核心，织起一张属于他方献夫的关系网，再和张璁、桂萼争宠，机会到了，自己也做一回阁老，当一回大学士。
方献夫的主意并不新鲜，早在孔夫子活着的时候，他门下就出过这样不肖的弟子，《论语》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却并未注明这不肖弟子究竟是谁，只是以“二三子”这个模糊的说法替代。
对方献夫的心思王守仁看得很清楚。既然前面他已经回绝了黄绾，现在当然也不会顺着方献夫的意思。于是回了一封信，告诉方献夫，自己身体有病，难当重任。也请方献夫不要再为此事来信，给阳明先生找麻烦了。
不得不出山
王守仁打定了主意不肯奉承皇帝，不论张璁、黄绾还是方献夫都拉不动他，难免失望。可这几个人都是削尖了脑袋要往上爬的货色，偏偏又都是下层官员出身，没什么资历，一心想靠王守仁这棵大树——虽然暂时靠不上，毕竟这棵“大树”在这里，对他们多少是个庇荫。加之王守仁虽然不愿意和张璁这些人结党，言辞态度上倒还客气，也没得罪这几个人，所以不论张璁还是方献夫，在嘉靖皇帝面前并没有说王守仁的坏话。而另一个朝廷新宠桂萼，因为是江西人，与王守仁没有任何瓜葛，对这位隐退多年的老臣既不熟悉也没兴趣，倒没想过找王守仁的麻烦。
于是王守仁这位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亲封的新建伯、光禄大夫、南京兵部尚书彻底被朝廷遗忘了，既没有官场上的钩心斗角，也没有公务纠缠，每天只在绍兴的书院里给弟子们讲学，年复一年过着平淡安逸的日子。
其实对王守仁而言，辞官赋闲专讲圣学，是最快乐的日子，能终老林泉，对他是件幸事。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嘉靖六年五月，朝廷忽然来了圣旨，重新任命王守仁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任两广巡抚，前往广西平定思恩、田州两地的叛乱。
自古以来，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总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边患威胁，这些边患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可能被完全解决，于是历朝历代都要把大量军力财力投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中去。
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从建立之初，北边和西边就受到来自蒙古势力的威胁，沿海又时常有倭寇海匪作乱，在广西、贵州、湖广等地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土司势力。这些土司势力都是家族世袭，一方面对大明朝廷表示恭顺，同时又各霸一方，手中拥有私兵，掌握着地方上的捐税收入，俨然成为一个个土皇帝。因为实力甚强，野心颇大，相邻土司之间有的血脉相连互相勾结，另一些却有累世纠结的仇恨，盘根错节，极其复杂，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而大明朝廷也充分利用土司之间的矛盾对他们分而治之，每当土司们有了矛盾，发生了战争，朝廷就出来干预，拉一方，打一方，尽量从中取利，这么一来，地方上的乱象就变得加倍混乱了。
在大明朝西南地区的各路土司之中，有两路土司兵最为著名，一路是湖广湘西一带的彭姓土司，其手下兵马被称为“土兵”；另一支是广西地方的岑姓土司，其手下被称为“狼兵”。这狼兵、土兵都以彪悍善战闻名于世，每到朝廷有事，官军不能取胜，就会借调狼兵、土兵协助官军作战，北击蒙古，南打倭寇，处处都有这两支土司兵的身影。可狼兵、土兵打起仗来很凶，平时军纪也最败坏，每次被调动的时候，沿途总是奸淫掳掠，连偷带抢，名声比土匪还要恶劣，朝廷用他们，烦心，不用他们，又打不了胜仗，也是两难。
在广西的田州府有一个大土司名叫岑溥，此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岑猇，一个叫岑猛，其中岑猇秉性凶残，竟率领部众与父亲争斗，杀了岑溥，夺了田州，可他的残酷引发了手下的不满，手下的两个头目李蛮、黄骥杀了岑猇，推举岑猛为田州土司。可是没过多久李蛮和黄骥又起了内讧，结果黄骥被李蛮打败，带着少主子岑猛逃到与田州相邻的思恩州，投靠了思恩州土司岑濬。
眼看田州发生变乱，朝廷不能坐视不问，就派兵进入田州，击败李蛮，仍然让岑猛回来担任土司。眼看田州事件已经平定，想不到曾经收留岑猛的岑濬看到岑猛势单力孤，朝廷兵马又从田州撤走，觉得是个机会，竟然出兵攻取田州，刚得到土司之位的岑猛连位子都没坐热就成了丧家之犬，只好再次出逃。
田州、思恩两府土司互相兼并，恶战不断，朝廷看到了机会，立刻以帮助岑猛为借口再次出兵，击败岑濬，同时占领了田州、思恩两府。这一次朝廷毫不客气，就在当地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置汉官。而原来的田州土司岑猛则被降职为福建平海卫千户，赶到海边上去了。
可朝廷改土归流的政策还未实施，已经看出情况不对。
田州、思恩两府正是广西“狼兵”的老巢，当地的土司兵极为凶悍，而且这些人只认土司，不认汉官。从前因为土司互相攻杀，这些狼兵无所适从，朝廷讨伐岑濬，他们就追随朝廷，其实内心里是在追随岑猛。现在岑猛被调离，这些狼兵心里不服，当地情势汹汹，很是不妙。总算官府明白得早，在酿成大祸之前改了主意，仍然让岑猛担任田州同知，兼领府事，实际上恢复了土司制度。
岑猛回到田州，地方上的骚动也就平息下来，这一带总算安定了。
对新任田州土司岑猛而言，能收回祖宗基业，全靠朝廷所赐，岑猛自然感恩戴德。自担任田州土司以后，凡有朝廷征召，无不实心尽力，领着他手下的狼兵帮朝廷打了几仗，立了不少功劳，也得到了朝廷的信任。
经过十年苦心经营，岑猛这个田州土司终于又在老家站稳了脚跟。但岑猛心里还不满足，因为在他丢失田州外逃的时候，原属田州府的泗水城被周边土司攻陷。现在岑猛坐稳了田州土司之位，手下兵强马壮，又得朝廷信任，就出兵攻打泗水，想夺回祖宗的基业。哪知就是这一场战争却给岑猛引来了杀身之祸。
岑猛率军攻打泗水城的时候，正赶上嘉靖皇帝在北京城里发动政变，罢黜阁老，镇压大臣，一时间刚登基的嘉靖皇帝原形毕露，早前那个“明君圣主”的形象一时尽毁，朝中大臣们慑于皇帝的大权和特务的势力不敢公开说话，但心里对嘉靖皇帝已经失去了信任，对他任用的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这批新宠既厌恶又鄙视，一时间朝廷内部人心动摇，能臣离散，奸佞当道，闹得很不好看。嘉靖皇帝也知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必须赶紧办几件实事，振奋人心，重新给自己树立一个当皇帝的威信。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田州土司岑猛攻打泗水的消息传到京城。嘉靖皇帝一眼看出这是个打胜仗的机会，立刻抓住这件事不放，下令广西都御史姚嫫领兵八万攻入田州，很快击败了岑猛的土司兵，杀了岑猛和他的儿子岑邦彦，彻底占领了田州府。
田州一战大获全胜，嘉靖皇帝喜出望外，正在大张旗鼓宣传胜利的时候，哪想到变乱忽然发生：当地岑姓土司的旧部田州丹良堡土舍王受、思恩砦马土目卢苏率众反叛。
卢苏、王受这两支叛军全是能征惯战的“狼兵”，而且这场战乱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当地官军被杀得大败，卢苏、王受顷刻之间就夺取了思恩、田州两府。
嘉靖皇帝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战局忽然逆转，早前的大胜变为大败！嘉靖皇帝大怒，立刻命令姚嫫重新上阵，调动周边四省二十余万兵马，甚至从湖广调集了六千名土兵，准备再次对田州、思恩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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