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回到萨伦学堂到生日的来临，相隔足有两个月的时间，这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我只能认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当时的情况一定是这样。否则我就会认定中间并无间隔，两件事是连续发生的。
那一天的情况，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我现在还能闻见当时到处弥漫着的雾气，透过雾气，我还能看见鬼魂般的白霜，我还感到我那湿漉漉的头发黏糊糊地贴在腮帮子上。我还能在昏暗的教室里朝另一头望去，看见晨雾之中稀稀落落点着几只蜡烛，火苗冒着火花，学生们冻得难受，用脚跺跺地板，用哈气暖暖手指，他们呼出的水汽顿时化作缕缕青烟。
那天早饭以后，我们在游戏场玩了一会儿，刚把我们招呼到屋里，夏普先生就进来了，他说：
“大卫·科波菲尔，到客厅里去。”
我以为是裴果提给我捎来了一篮子好吃的，听他这么一说，大为高兴。我连忙站起来，离开座位，跟前的几个同学还向我提出要求，叫我分东西的时候，别忘了他们。
“不要着急，大卫，”夏普先生说道，“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不要着急。”
他说话的语气是很激动的，可惜我当时没有留意，要是留意了的话，我是会感到惊讶的。我急急忙忙来到客厅，只见克里克尔先生坐在那里吃早饭，面前放着那根藤子棍儿，还有一份报纸，还看见克里克尔太太手里拿着一封信，这信已经拆开了。但是没有看见篮子。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说着，领着我走到沙发前，挨着我坐下了，“我特地叫你来，和你谈话，是因为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我当然看了看克里克尔先生，他没有看我，只是在那里摇头，正要叹气，却用一大块抹了黄油的烤面包塞住了。
“你还小，没经历过人世间一天天的变化，”克里克尔太太说，“也没经历过死人的事儿。不过我们都得学呀，大卫；有的人小时候经历，有的人老了才经历，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经历。”
我很认真地看着她。
克里克尔太太停了一下，接着说：“寒假结束，你离开家的时候，家里的人都好吗？”她又停了一下，说道：“你妈好吗？”
我不知怎地，竟然哆嗦起来。我依然认真地看着她，没有回答。
“因为，”她说，“我很难过地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听说你妈病得很厉害。”
在克里克尔太太和我之间忽然升起了一层薄雾，好像她在雾里晃动了一下。接着我感到热泪顺着脸往下淌，她的形象也就又稳定了。
“她的病情很危险。”她又说。
我全明白了。
“她死了。”
这话就不用对我说了。我孤苦伶仃，禁不住哭了起来，偌大一个世界，我竟成了一个孤儿。
克里克尔太太待我很好。她留我在那里待了一整天，有时候就让我一个人待在那里。我哭一阵，哭累了就睡着了，醒了，再哭一阵。哭够了，我就思索起来。这时候，我觉得胸口闷极了，我的悲哀是一种隐痛，是没有办法治好的。
我思绪万千，不限于沉重地压在我心头的这场灾难，不过倒也都与这场灾难有关。我想到我们家的房子，窗户紧闭，寂静无声。我想到那个小娃娃，克里克尔太太说，他越来越不行了，他们认为他也一定会死的。我想到教堂墓地里我父亲的坟，就在我们家附近，我想到我母亲躺在树下，我对那棵树又是那么熟悉。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就站到一把椅子上照镜子，看一看我的眼睛有多么红，我的脸有多么悲伤。几个钟头以后，我想到看来我快流不出眼泪了，我要是真流不出眼泪了，那么在我离家越来越近的时候，——因为我是要回家去参加葬礼的——关于这件失去亲人的事，我应当想点儿什么，最能使我动情呢。我记得当时我就感到别的学生对我很尊敬，感到我虽然遭到不幸，却成了重要人物。
要是说哪个孩子真正深切地感到悲哀，那就是我。记得那天下午我在游戏场上散步，别的学生都在上课，我的这种重要地位使我得到一种满足。我看见他们去上课的时候从窗口朝我看，我觉得自己很特殊，越发显出难过的样子，步子也更慢了。课后他们出来和我说话，我对他们任何人都没显出傲慢的样子，完全和从前一样对待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做，还是蛮不错的。
我安排在第二天晚上动身回家，不是坐驿车，而是坐重型夜班车，车名“农夫”，主要是供乡下人短途旅行之用。那天晚上，没有讲故事，特拉德非把枕头借给我不可，我至今也不明白他觉得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有自己的枕头；不过这个可怜的人也就只有枕头可以借给别人，此外还有一张画满了骷髅的信纸，离别的时候他把这张纸给了我，好为我消愁解闷。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萨伦学堂，没想到竟一去而不复返。一整夜，我们走得很慢，早上九十点钟才来到亚茅斯。我向窗外望去，想找一找巴吉斯，可是他没在那儿，不过倒有一个胖胖的小老头儿，身穿黑色衣服，膝盖下面系着一束束褪了色的带子，脚上穿着黑色长袜，头上戴着宽边礼帽，他气喘吁吁，满脸堆笑，上气不接下气地凑到马车窗口，问道：
“是科波菲尔少爷吗？”
“是，先生。”
“少爷，劳驾跟我来吧，”他说着便开了车门，“我伺候你，送你回家。”
我把手放在他的手里，心里嘀咕，不知他是什么人。我们走进一条狭窄的马路，来到一家商店，门口写着奥默商店，经销布匹，兼营成衣，制作丧服，配料俱全，等等。这是一家又挤又闷的小商店，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做好了的，也有没做好的，有一个窗户里放满了海狸皮帽和女式小帽。我们来到商店后面的一间小屋里，三个年轻女人在那里干活儿。她们加工的黑色料子堆在桌子上，边角碎料扔得满地都是。屋里炉火正旺，有一股黑纱加热的呛人气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一股什么味儿，不过现在知道了。
这三个年轻女人，好像都很勤快，干得挺来劲儿。她们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就又接着干活儿了。一针又一针，一针又一针。同时，窗外小院儿对面的作坊传来用锤子敲打的声音，这声音很有规律，老是一个调子：冬——嗒嗒，冬——嗒嗒，冬——嗒嗒，一点儿变化也没有。
“我说，”带我来的那个人问一个年轻女人，“你们干得怎么样啦，明尼？”
“试样子的时候，准能做好，”她轻松地答道，头也没有抬，“爸爸，你不用担心。”
奥默先生摘下宽边礼帽，坐下喘气。他太胖了，非得喘上一阵子，才说得出一声：
“是啊。”
“爸爸！”明尼顽皮地说道，“看你胖得像只海豚。”
“唉，亲爱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一边说，一边还在想，“我的确很像。”
“你看，你这个人老是那么乐呵呵的，”明尼说道，“什么事儿，你都听其自然。”
“不这样，又有什么用，亲爱的？”奥默先生说道。
“也的确是这样，”女儿答道，“谢天谢地，我们在这儿都挺快活！是不是，爸爸？”
“但愿如此，亲爱的，”奥默先生说道，“我现在气儿喘过来了，该给这小学生量尺寸了。科波菲尔少爷，请到前面店里去好吗？”
我遵照奥默先生的要求，走在他前面。他拿了一卷料子给我看，说这料子特别好，只有死了父母，才用这么好的料子做丧服。接着他就给我量了尺寸，记在一个本子上。他一边记，一边还让我看他进的货，还告诉我哪些式样“正时兴”，哪些式样“过时了”。
“就这样，我们常常要损失很多钱，”奥默先生说道，“不过式样也和人一样，说兴就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兴，为什么兴，怎么兴起来的，说不兴就不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兴，为什么不兴，怎么不兴的。我认为，什么东西都像生活一样，假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它的话。”
我因为很难过，没有心思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我恐怕也讨论不了这个问题。奥默先生又带我回到后面的小屋，一边走，一边喘着粗气。
接着他就朝着门后一小段很危险的楼梯向下面喊道，“把茶点送上来！”我坐在那里，一边往四下里看，一边琢磨，同时还听着屋里做针线活的声音，听着院子那边用锤子敲出来的那个调子。过了一会儿，茶点来了，盘子里放着茶和抹了黄油的面包，原来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奥默先生看着我吃早饭，看了好半天，但是我没吃多少，因为屋里那些黑色的东西影响了我的胃口。奥默先生说：“我认识你呀，年轻的朋友！我认识你已经很久了。”
“是吗，先生？”
“从你出生那时候起呀，”奥默先生说道，“我还可以说从你出生以前哩。我在认识你以前就认识你父亲。他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坟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
“冬——嗒嗒，冬——嗒嗒，冬——嗒嗒……”院子那边传来的声音。
“他的坟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虽然他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奥默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这不是他的要求，就是你母亲决定的，我记不清了。”
“我小弟弟怎么样啦，你知道吗，先生？”我问道。
奥默先生摇了摇头。
“冬——嗒嗒，冬——嗒嗒，冬——嗒嗒……”
“他在他妈怀里呆着呢。”他说。
“哦，可怜的小家伙！他也死了吗？”
“管不了的事，就不要管啦，”奥默先生说，“是的，小娃娃也死了。”
一听这消息，我心里的创伤又发作起来。我丢下几乎没有吃的早点，跑到小屋的一个角落里，趴在另一张桌子上。明尼连忙过去收拾，怕我的眼泪把放在那里的丧服弄脏了。她是个又漂亮又善良的姑娘，看见头发遮住了我的眼睛，就好心地用手轻轻替我撩开，但是她很愉快，因为她的活儿快干完了，时间还有富余，她的心情和我可大不一样。
不一会儿，锤子敲打的声音停了，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穿过院子，进到屋里。他手里拿着一把锤子，满嘴含着小钉子，不把钉子吐出来，他是无法说话的。
“哦，乔兰！”奥默先生说，“你干得怎么样啦？”
“挺好，”乔兰说，“做好啦，先生。”
明尼的脸有点儿红，另外两个女人彼此会心一笑。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我去俱乐部的时候，你又点着蜡烛加班儿了。是不是？”奥默先生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问道。
“是的，”乔兰答道，“因为你说过，要是做完了，咱们可以一块去一趟，明尼和我，还有你……”
“哦！我还以为你们要一下子把我甩了呢。”奥默先生边说边笑，笑得咳嗽起来。
“你既然好心说了那样的话，”年轻人接着说，“我当然就加劲儿干哪，你看。去看看我干得怎么样，好不好？”
“好吧，”奥默先生说着，就站起身来，正要走，却转身对我说：“好孩子，你想不想去看看你……”
“不，爸爸。”明尼出来阻拦。
“我原以为这个主意不错，亲爱的，”奥默先生说道，“不过也许你说得对。”
他们去看的是我最最亲爱的母亲的棺材，当时我是怎么知道的，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没听见过做棺材的声音，也不记得看见过棺材，但是在那声音响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那是什么声音，而且我敢肯定，在那个年轻人进来的时候，我知道他刚才在干什么。
活儿干完了。那两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有听到，只见她们刷掉身上的线头儿和布条儿，到店里去，收拾了一下，等候顾客来临。明尼留下来把做好的衣服叠起来，放在两只篮子里。她是跪在地上干的，一边儿干还一边儿哼着轻快的小曲儿。乔兰进来了，我知道他一定是明尼的情人。明尼在那里忙活，他就趁机吻了她一下（好像对我全不在意），还说她父亲备车去了，他自己也得赶紧去做准备。然后他就又出去了。他走了以后，明尼把顶针和剪子放进口袋里，把一根带黑线的针仔细地别在胸前，又对着门后的小镜子，很麻利地在长袍外面加了一件外衣。我在镜子里看见了她脸上那洋洋得意的神气。
这一切，我都是坐在角落里看到的。我坐在桌子旁边，托着脑袋，想的事情可多啦。过了一会儿，马车来到商店门口，篮子先被放到车上，接着是我，随后是那三个女的。我记得这辆车好像一半是轻便马车，一半是运钢琴的货车，车身颜色暗淡，拉车的是一匹黑马，尾巴很长，我们都上了车，还挺松快。
我和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恐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也许我现在懂的事多了，不觉得怪了），因为我记得他们刚才干活儿的情景，现在他们坐在车上，却这样愉快。与其说我生他们的气，不如说我怕他们，好像我流落到这伙人当中，而和他们的天性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都非常高兴。老人坐在前面驾车，那一对年轻人坐在他身后，他什么时候跟他们说话，他们就探着身子凑上去，一个贴着他这边的大胖脸，一个贴着他那边的大胖脸，一个劲儿地巴结他。他们本来也会跟我说话的，可是我缩在角落里，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因为他们把我吓坏了。他们在那里打情骂俏，嘻嘻哈哈，不过倒也没有大喊大叫，反正他们弄得我心里有些纳闷，他们心肠这么狠，怎么也不得报应呢。
因此，他们中途停下来喂马，他们自己也连吃加喝，享受一番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沾，省了一顿。因此，我们一到家，我就飞快地从车后面溜了，不想和他们一起从窗前走过。那些庄严肃穆的窗户，曾几何时还是一只只明亮的眼睛，现在却像瞎了一样，对我闭了起来。看见母亲卧室的窗户，还有旁边那个窗户，当年光景好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卧室的窗户呀——回到家里，看到这一切，哦，哪里还需要想些什么，来促使我伤心落泪呢！
我还没到屋门口，就扑到裴果提怀里去了，是她把我领进屋里去的。她一看见我，就难过得哭了起来，但她很快就克制住自己，小声跟我说话，蹑着脚走路，好像怕惊动了死者。我看得出，她很长时间没睡觉了。直到这时候，她夜里还是不睡，在一旁守着。她说，只要她那可怜又可爱的美人儿还没入土，她就决不离开她。
摩德斯通先生在客厅里，可是我进来的时候，他根本不理睬，他坐在壁炉前一把扶手椅里，一边掉眼泪，一边想事情。摩德斯通小姐正在书桌前面忙活，桌上放着许多信件和单据。她向我伸出了她那冷冰冰的手指甲，用铁一样坚定的语气小声问我量了丧服的尺寸没有。
我说：“量过啦！”
“还有你的衬衫，”摩德斯通小姐问道，“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了，小姐。衣服全都带回来了。”
这就是她凭着她的坚定性给我的全部安慰。我毫不怀疑，在这样一个场合，她最喜欢显示她所说的她的自制力，她的坚定性，她的脑子多么好使，她处理事务多么合情合理，还有她那倒霉的一整套叫人厌恶的品质。她特别为自己的办事能力而自豪，现在她为了显示一下，把一切事情都加以简化，只用笔和墨水打交道，完全无动于衷。那天一直到天黑，还有后来从早到晚，她老坐在书桌旁边用一支硬笔刷啦刷啦地写，泰然自若；对任何人悄悄地说话，也是同样地不动声色。她从不松弛一下脸上的肌肉，从不缓和一下说话的语气，露面的时候，从不让自己的衣服有一丝一毫不平整的地方。
她弟弟有时候拿起一本书，可是我从来不见他读。他常常是把书打开，眼睛看着它，好像是在读；可是他能这样呆上一个钟头，也不翻页，然后就把书放下，在屋里来回地走。我常常两手交叉坐在那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看着他走，数他的步子。他很少跟他姐姐说话，也从来不理我。在整个这所寂静的房子里，除了时钟以外，好像只有他坐立不安。
安葬以前那几天，我很少见到裴果提。上楼或者下楼的时候，我看见她老呆在停放我母亲和她的小娃娃的屋子附近。每天晚上，她来看我，坐在我床头上，等我入睡。在安葬的前一两天——我现在觉得是在安葬的前一两天，不过我知道在当时那沉痛的日子里，时间是怎么过的，没有留下标记——她把我带到那间屋里去了。我只记得床上蒙着白布，周围是一片洁净，一片清新，十分美好。我感到白布下面躺着的就是这所房子里那肃穆宁静气氛的化身。裴果提想轻轻地把白布撩起来，我说：“别动！别动！”拉住她的手不放。
即便这葬礼是昨天举行的，我也不可能记得更清楚了：我来到家里那间最好的客厅里，一进门就感到那里特有的气氛，那明亮的炉火，酒瓶里那闪光的酒，那杯盘上的图案，那糕点的清香，摩德斯通小姐的衣服的气味，还有我们穿的黑衣裳。祁力普先生也在这里，他走过来跟我说话。
“大卫少爷，你好啊？”他和蔼地说道。
我无法对他说我很好，就把手伸过去，他拉住了我的手。
“哎呀！”祁力普先生说着，谦逊地笑了笑，眼睛里好像什么东西在闪光，“我们的年轻朋友就在我们身边长大了，长得我们认不出来了，小姐。”
这话是对摩德斯通小姐说的，可是她没接茬儿。
“这儿比以前可好多了吧，小姐？”祁力普先生说道。
摩德斯通小姐皱了皱眉，一本正经地弯了弯身子，算是回答。祁力普先生感到没趣，就躲到一个角落里，还拉着我和他做伴，再也不开口了。
我提到这些事，是因为有什么情况，我就记什么情况，而不是因为我就想到自己，也不是因为我自从回家以后就想到自己。现在铃响起来了，奥默先生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叫我们做好准备。很久以前裴果提就常对我说，当年也是往这个坟墓里给我父亲送葬的人，就是在这同一间屋里准备好的。
送葬的有摩德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珀先生，祁力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抬棺材的已经抬着棺材到了院子里，我们跟着他们顺着小路，走过那几棵榆树，出了大门，来到教堂墓地。夏天的早晨，我有多少次到过这里来听鸟叫啊。
我们站在坟的四周。我觉得那一天好像不同寻常，阳光的颜色也和平时不一样——特别阴郁。这里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这是我们和在墓穴里安息的人一起从家里带来的。我们光着头站在那里，这时我听见了牧师的声音，在那空旷的地方，这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但是听得很清楚。他说：“主说，我即是复活，我即是生命！”接着我就听见有人哭。当时我和旁观的人站在一边，看见哭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善良而忠实的仆人，她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里我最爱的一个，我那颗幼小的心很有把握，总有一天主会对她说：“做得好。”
在这个不大的人群里，有许多面孔我是熟悉的，有些人是我在那处处使我惊异的教堂里认识的，有些人是在我母亲年轻漂亮的时候刚来到这个村子里就见过她的。这些人，我都没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的只有我自己的悲痛，然而我都看见他们了，也都认识他们，就连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的明尼我也看见了。她在那里观望，还不时朝着离我不远的她那个情人扫上一眼。
葬礼结束了，土也填好了，我们转身往回走。前面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它还是那么好看，一点儿变化也没有，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它与失去的东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所引起的悲哀远远超过我已有的悲哀。但是他们领着我往前走了，祁力普先生还跟我说话，回到家里，他还拿来水送到我嘴边；我请求他允许我回自己的房间去，他像女人一样温柔地放我走了。
我说了，这一切都像是昨天发生的。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离开我而漂到彼岸，所有忘了的事在那里都要重现，但是这一天发生的事，却像一块巨石，屹立在大洋里。
我知道裴果提会到我屋里来看我。当时就像安息日一样宁静（那一天的确很像星期天，我忘了说了），这对于我们俩都是很合适的。她在我的小床上挨着我坐下，拉着我的手，有时把它贴在自己的嘴唇上，有时又用自己的手抚摩它，好像在哄我的小弟弟。就这样，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我述说了与刚刚发生的事有关的所有该说的情况。
“很长时间，”裴果提说，“你妈一直身体不好。她精神恍惚，也不高兴。她生孩子的时候，我起先以为她会好转，但是她更弱了，一天不如一天。生孩子以前，她老爱一个人坐着，坐一会儿，哭上一阵。后来她就老对着孩子唱歌，唱得那么柔和。有一次，我又听见她的歌声，竟以为那是空中的什么声音，越来越远了。”
“近来，我觉得她越发胆小，越发容易受惊吓了。谁要是说一句严厉的话，就像打了她一样。对我，她倒总是一个样儿。对她这个傻裴果提，她没有变，我那可爱的姑娘没有变。”
裴果提说到这里，停下来拍我的手，拍了好一阵子。
“最后一次见到她和从前一样，是你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的孩子。你走的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再也见不到我那可爱的宝贝了。我有这种预感，挺灵的，我信。’”
“在那以后，她还尽量挺着。好几回，人家说她无忧无虑，不操心，她也就假装无忧无虑、不操心的样子，不过当时已经不是早先那种情况了。她对我说的话，一直不敢对她丈夫说，除了我，她对谁都不敢说。后来，有一天晚上，就在出事以前一个多星期，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觉得我要死了。’”
“‘这桩心事总算了结了，裴果提，’那天晚上我扶她上床的时候，她对我说。‘我的话，他会越来越相信，他这个可怜的人。几天以后，就都过去了。我真累呀。要是这就算睡觉，我睡的时候，你就坐在旁边，别离开我。愿上帝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呀！愿上帝关照我那没爹的孩子呀！’”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离开过她，”裴果提说，“她常和楼下那两个人说话——因为她爱他们；对于身边的人，不爱哪一个，她都觉得过意不去——但是每当他们从她的床边走开的时候，她就转过身来对着我，好像我在哪儿，她就可以在哪儿得到安宁，不这样，就睡不着觉。”
“最后一天的晚上，她亲了亲我，对我说：‘要是我的娃娃也死了，裴果提，请你让他们把他放在我怀里，把我们埋在一起吧。’（后来就是这么办的，因为那可怜的小家伙只比母亲多活了一天）‘让我那最可爱的孩子陪我们到我们安息的地方去吧，’她说，‘你告诉他，他的母亲躺在这里，曾经为他祝福，不是一次，而是一千次。’”
裴果提说到这里，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
“夜已经很深了，”裴果提说，“她向我要水喝，喝完了水，那可爱的人儿呀，她对我微微一笑，笑得多么好看呀！”
“天亮了，太阳也慢慢升起来了，她对我说，科波菲尔先生一向对她多么关心，多么体贴，多么宽容，在她缺乏自信的时候，他就对她说，有一颗爱心比有头脑更好，更有力量，他之所以是一个幸福的人，就因为她有爱心。随后她说：‘裴果提，亲爱的，扶我靠你近点儿，’因为她非常虚弱。‘你真好，快把你的胳膊放在我脖子底下，’她说，‘转一转我的身子，让我朝着你，你的脸离我越来越远了，我要它靠近点儿。’我按照她说的做了，哦，大卫，还真应了咱们头一次离别的时候我对你说的话——她会乐意把她那可怜的脑瓜子再放到这又笨又爱发火的老裴果提的胳膊上——她死了，就像一个孩子睡着了一样。”
裴果提说完了。从我听说母亲去世的时候起，她最近的形象就从我的心目中消失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只记得最初的印象，她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常把自己那光亮的头发绕在手指上，常在天快黑的时候和我在客厅里跳舞。现在裴果提跟我说的这番话，不但没有使我了解后来的情况，反而加深了我先前的印象。这也许有点儿怪，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她这一死，就像插上翅膀飞回她那平静的没有烦恼的青春时代，把后来的日子一笔勾销了。
在坟里躺着的那位母亲，是我幼年时代的母亲，她怀里那个小东西就是我自己，我一度就是那样的，只不过在她怀里永远不再出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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