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只有在我的小说进展情况偶然与我这篇记述的发展有联系的时候才提到我写的小说，本着这种想法，我不谈我在这门艺术之中有什么愿望，什么乐趣，什么焦虑，什么成就。我已经说了，我极其认真地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作，把每一份心思都花在了这上面。如果说我写好的那几本书有什么价值的话，再写几本，也会是这样。否则，我的写作就没有意义，再写几本，也不会有人感兴趣了。
有时候，我到伦敦去——在那沸沸扬扬的生活中混上一会儿，或者找特拉德谈点儿公事。我不在期间，他代我料理事务，处理问题极为稳妥，因此我财路颇丰。我出了名以后，就有我不认识的人给我来了许多信——毫无内容，又极难答复——我就同意让特拉德把我的名字添在他的门上。跑这一片邮路的邮递员认真负责，给我往这里投递了成捆的信件；过一阵子，我就到这里来，花点儿力气清理一次，像内务大臣一样，不领那份薪水就是了。
在这些信件中，时不时地会有这样的信，那是老在民法博士协会周围转悠的无数的局外人，不定哪一位写来的，恳求我允许他借用我的名字开业（假如我完成尚未完成的必要步骤，当上了代诉人的话），所得的利益，按比例与我分成。这些建议，我都回绝了，因为我知道，这种冒名开业的人已经很多了，而且我还考虑到，那协会已经够糟的了，用不着我费事把它弄得更糟了。
我的名字在特拉德的门上大放异彩的时候，姑娘们已经都回家去了。那个精明的小伙子整天好像没听说过索菲这个人，索菲则关在后面一间屋里，有时候放下手里的活儿，往下面看一看，下面是一个煤烟熏黑了的狭长的小花园，里面有个水泵。我总看见她呆在那间屋里，她永远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只要听不见有生人上楼的脚步声，她就常哼她那德文郡的民歌，使得那在柜橱般的办公室里干活儿的精明的小伙子听乐曲听多了，都显得迟钝了。
我为什么常看见索菲在一个习字本上写字，为什么我一来，她就把习字本合上，连忙放到抽屉里，起初我是有疑问的。不过这秘密很快就揭开了。有一天，雨雪交加，特拉德刚从法院回到家里，就从书桌里拿出一张纸，问我觉得那书法如何？
“哦，别这样，汤姆！”索菲喊道，当时她正在炉火前为他把拖鞋烘暖。
“亲爱的，”汤姆兴高采烈地答道，“怕什么的？——你觉得这字写得怎么样，科波菲尔？”
“非常合乎法律文件的要求，非常正式，”我说道，“我想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工整的字迹。”
“不像女人的字迹吧，是不是？”特拉德说道。
“女人的字迹！”我跟着重复了一遍，“就连砖头和砂浆也比这更像女人的字迹呀！”
特拉德哈哈大笑，对我说，那是索菲的笔迹；他说索菲断言，他很快就需要一个文书，她就来当这文书；他还说她这笔迹是跟着一本字帖学会的，她写得很快——对开的纸，不记得她一小时能写几页了。这些事让我知道了，弄得索菲很不好意思，于是她说等“汤姆”当了法官，他就不会轻易把这件事儿说出去了。“汤姆”对此矢口否认，坚持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同样引以为荣的。
“你太太多么贤惠，多么漂亮啊，亲爱的特拉德！”等她出去以后，我笑着说道。
“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答道，“她在各方面都毫无疑问，是最可爱的姑娘！她料理家务有办法——做事准时、熟悉家务、精打细算、井井有条——她还性情开朗，科波菲尔！”
“你的确有理由夸奖她！”我答道，“你是个幸福的人。我相信，你们彼此使对方幸福，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个人了。”
“我们的确是最幸福的两个人，”特拉德答道，“无论如何，这我是承认的。哎呀，我亲眼看着她天不亮就点蜡起床，忙着安排一天的事儿，不管天气好坏，趁着学院的文书还没来上班，出去把东西买回来，用最普通的东西做出最可口的简单的饭菜，还有布丁和果子饼，每样物品都放在该放的地方，她自己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晚上不论多晚，她都陪着我熬夜，她脾气老是那么好，老给人鼓劲儿，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哪，科波菲尔！”
他对她刚刚烘暖的拖鞋也很温柔，穿上以后，美滋滋地伸了伸腿，把脚放在了炉挡上。
“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哪，”特拉德说道，“另外还有我们那些乐趣！哎哟，花钱不多，那可真叫绝！晚上，我们都在这家里呆着，关上大门，拉上帘子——那帘子也是她做的——到哪里能有这么舒坦啊？赶上天好，我们晚上出去散步，那街上叫人高兴的东西可就太多了。我们看一看珠宝店那闪闪发光的橱窗，里面摆着一些钻石眼睛的长虫，盘在白缎子的衬垫上，我就指给索菲看，对她说，我要是买得起，就给她买哪一只。索菲则指给我看，那些带着盖儿、镶着宝石的金表，上面有机刻花纹的轮卡，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她对我说，她要是买得起，就给我买哪一只。我们选定了一些勺子、叉子、鱼刀、黄油刀、糖夹子，我们俩都看中了，要是买得起，我们是会买的。我们走开的时候，真觉得好像买下了这些东西。随后我们来到广场和大街上，见到一所等待出租的房子，有时候我们会仰起头来看一看说，我要是当上法官，这所房子怎么样？我们还把房子分配一下——这一间，我们住，这几间，姑娘们住，等等；分完以后，我们感到满意，就说这所房子可以，否则就说不行，这就要看情况而定了。我们有时候花一半的钱，在池座后边看戏——我觉得花这点儿钱，就光是那气味也便宜呀——我们在那里高高兴兴地看戏，戏里说什么，索菲就信什么，我也是这样。回家的路上，我们也许在小吃店买点儿什么，也许在鱼店买一只小龙虾带回来，做上一顿精美的晚餐，边吃边谈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东西。我说，你知道，科波菲尔，我要是当了大法官，我们可就不能这么办了！”
“不管你当了什么，亲爱的特拉德，”我心里想道，“你都会做些叫人快活、叫人高兴的事的。”接着我大声说道，“顺便问一句，我想你现在不再画骷髅了吧？”
“说实在的，”特拉德答道，他一边说，一边笑，脸也红了，“我不能完全否认，说我不画了，亲爱的科波菲尔。因为前几天我在国王法院的后排坐着，正好手里有一支笔，忽然异想天开，想试试看我这份才干保持得怎么样。恐怕在那书桌边儿上就画了一个骷髅，还戴着假发哩。”
我们俩都捧腹大笑，笑了一阵之后，特拉德看着炉火，面带微笑，以他特有的宽宏大量的语气说道，“那个老克里克尔呀！”
“我这里有封信，是那个老——坏蛋来的，”我说道，我这么说，是因为想一想他当年怎么样狠揍特拉德，一看特拉德本人这么轻易地原谅他了，我就更不想原谅他了。
“是校长克里克尔来的？”特拉德惊讶地问道，“不可能吧。”
“有一些人，他们见我越来越有名，越来越优裕，就向我靠近，”我一边说，一边翻腾我的信，“他们还觉得自己一向对我很关心，其中就有这个克里克尔。他现在不当校长了，特拉德。他退了。在米德尔塞克斯当治安法官了。”
我本以为特拉德一听这话，会感到惊讶，但他一点儿也没惊讶。
“你猜他是怎样在米德尔塞克斯当上治安法官的？”我说道。
“哎哟！”特拉德答道，“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也许是他投了某人一票，或者是把钱借给了某人，或者从某人那里买了某件东西，或者以其他方式为某人办过什么事儿，或者为某人拉过生意，而此人又认识某人，这个人就想办法让郡长提名，任命了他。”
“不管怎么说，他得到了任命，”我说道，“我这里有他的一封信，说他愿意让我实地看一看，唯一有效的监狱管理体制是什么样子；要想使犯人真诚地永远改过悔罪，唯一的无可辩驳的办法，你知道，就是单独监禁。你有什么看法？”
“对他那个体制吗？”特拉德郑重其事地问道。
“不是；对我接受他的邀请，和你陪我一起去。”
“我不反对。”特拉德说道。
“那我就写信这么答复他了。我想你还记得就是这个克里克尔（且不说他怎样对待我们），他怎样把儿子赶出家门，他让他太太和女儿过的什么日子吧？”
“记得清清楚楚。”特拉德说道。
“可是，你要是看一看他的信，你就会觉得他对那些无恶不作的犯人倒成了心肠最软的人，”我说道，“虽然我看不出他对待世界上任何别人也用同样的心肠。”
特拉德耸了耸肩，丝毫没有感到惊讶。我本来也没预料他会感到惊讶，而且我自己也没有感到惊讶，否则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这类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也就太少了。我们确定了去的时间，当天晚上我就给克里克尔先生写了封信，告诉他了。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想就是第二天，不过哪一天都无所谓——我和特拉德来到克里克尔先生掌管的监狱。那监狱又大，又结实，花了很多钱盖起来的。快到大门口的时候，我禁不住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哪位仁兄一时心血来潮，提议把修监狱所花的钱拿出一半来为年轻人修一所工业学校，或为应当受到照顾的老年人修一所养老院，不知要在全国引起多大的轰动哩。
我们来到一间办公室，这办公室的墙很厚，盖得很结实，可以充做通天塔[59]最下面的一层。我们在这里见到了老校长。当时屋里有一群人，其中有两三个特别忙活的治安法官，还有他们请来的几位客人。他接待我的那副样子，显得好像他过去指导我逐渐成熟起来的，而且一直对我又疼爱，又关怀。在我介绍特拉德的时候，克里克尔先生又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只是程度上略轻一点，表示他一向是特拉德的导师、哲人和朋友。我们这位尊敬的老师显得老多了，容貌倒并无太大的变化。他还是那么满脸通红，眼睛也还是那么小，眼窝也更深了。他那稀稀拉拉的看上去湿漉漉的灰发，这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地方，也快掉光了；那光头上鼓起的青筋，看上去也不觉得更为顺眼。
我听那几位先生谈话，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给犯人最大的舒适更值得注意，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在广阔的地球上，在监狱的大门之外，是无事可做的。随后我们就开始参观了。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到大厨房，那里正在把囚犯的午饭一份份地摆出来（然后送到囚犯的牢房里），那种机械和准确的程度和钟表里的机器一样。我把特拉德叫到一旁说道，不知有没有人曾经想到，且不去和乞丐相比，即便是和士兵、水兵、工人相比，和绝大多数勤勤恳恳的劳苦大众相比，他们所吃的和这里这些丰盛的美味佳肴竟有天壤之别；他们五百人中也不见得有一人曾吃得有这里的一半这么好。但我了解到，这一“制度”要求高水平的生活；总而言之，我看到“这个制度”，说到底，在这一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消除了一切疑虑，纠正了一切不正常的现象。看来谁也不曾想到除了这个制度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制度可以考虑。
在我们穿过一些金碧辉煌的走廊的时候，我问了克里克尔先生和他的几位朋友，他们认为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无所不包的制度有什么主要的优点。我发现那主要的优点便是囚犯之间绝对不许接触，没有一个在押犯人知道其他在押犯人的情况；再就是迫使犯人保持健康的思想状态，以便真诚悔罪，改过自新。
现在我们开始到牢房去，对犯人进行个别访问，我们穿过牢房所在的走廊，有人向我们解释犯人如何去教堂，等等，这时我忽然觉得很可能犯人彼此非常熟悉，他们通过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来进行联系。在我现在记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相信已经得到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当时如果我流露出那样的怀疑，那就完全玷污了那个制度，所以我就一心一意盼着看到有人悔过自新。
即便是在这里，我也非常怀疑。我发现悔过的形式有一种普遍的格式，就像我在外面看见的裁缝铺橱窗里陈列的上衣和背心的式样一样。我发现大量表示悔过的话，实质上没有多少差别——就连词句也没有多少差别（这一点，我觉得尤其值得怀疑）。我看见许多狐狸，把满园够不着的葡萄说得一塌糊涂，不过凡是能够得着一串葡萄的狐狸，我认为很少是能信得过的。除此以外，我发现最会悔过的人，也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人。他们妄自尊大，羡慕虚荣，无动于衷，酷爱欺骗（在这一方面，他们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只要看一下他们的历史就清楚了），这一切都促使他们悔过，同时也借悔过之机而得到满足。
然而在我们来回参观的过程中，我曾反复听到一位二十七号，他最得宠，似乎真是个模范犯人，所以我决定暂不给他下结论，等见到二十七号再说。二十八号，据我了解，也是一颗特别出众的明星，却不幸因为二十七号光彩夺目，而显得有些暗淡。因为老有人跟我念叨二十七号，说他怎样对周围的每一个人进行善意的规劝，说他怎样经常给母亲写信，那信写得别提多好了（他似乎认为母亲的处境很困难），我竟然非常急于见到他。
不过我还得耐着性子等上一阵子，因为二十七号要留着让他产生大轴戏的效果。后来我们终于来到他的牢房门口。克里克尔先生从一个小窟窿往里面一看，以极其钦佩的心情向我们报告，说他正在读赞美诗呢。
大家一听这话，立刻把头凑过来，看二十七号怎样在那里读赞美诗，弄得六七层人堵在那小窟窿前面。为了方便起见，也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和这个纯洁无瑕的二十七号谈谈话，克里克尔先生下令把牢房的门打开，把二十七号请到走廊里来。这样一来，我和特拉德就大吃一惊，我们看见这个改恶从善的二十七号，原来就是尤利亚·希普呀！
他一下子就认出我们来了，他照例扭动着身子走出牢房，说道：
“你好吗，科波菲尔先生？你好吗，特拉德先生？”
他这样表示认出了我们，使得在场的人都对他非常钦佩。我倒觉得大家感到惊讶，是因为他并不傲慢，而且肯跟我们打招呼。
“哦，二十七号，”克里克尔先生以又惋惜又钦佩的样子说道，“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我很卑贱，先生！”尤利亚·希普答道。
“你一向如此，二十七号。”克里克尔先生说道。
这时候，另一位先生以极其关心的口气问道，“你觉得很舒服吗？”
“是很舒服，谢谢你，先生！”尤利亚·希普朝那边看着说道，“在这里可舒服多了，我在外边从来没这么舒服。现在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先生。这就是我为什么感到舒服。”
有几位先生深受感动；第三个提问的人挤到前面，怀着非常真挚的感情问道，“你觉得那牛肉做得怎么样？”
“谢谢你，先生，”尤利亚又朝这个提问的人那边瞥了一眼，答道，“昨天的牛肉比我料想的要硬；不过忍受是我的责任。我犯过错误，先生们，”尤利亚说着，带着温顺的微笑往四下里看了看，“所以我应该承担后果，而不该有所不满。”
接着就听见有些人低声说话，一方面是赞扬二十七号这种高尚的思想境界，一方面是责怪承包人没有搞好，惹得他抱怨（克里克尔先生立刻把他的抱怨记了下来）。安静下来之后，二十七号站在我们中间，仿佛觉得自己是突出成就博物馆里的主要展品一样。为了让我们这些初入教门的人即刻看到更多的光明，传令将二十八号也放出来。
我本来就已经大吃一惊了，所以等到黎提摩先生念着一本劝善的书走出来的时候，我只觉得虽然惊讶，却也有些无所谓了。
“二十八号，”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说道，他还没有说过话，“你这个善良的人，上星期你抱怨说喝的可可不好。从那以后，情况怎么样？”
“谢谢你，先生，”黎提摩先生说道，“好喝一点儿了。如果我能冒昧地说一句，先生，我觉得可可里加的牛奶不太纯；不过我也知道，先生，伦敦的牛奶掺水掺得很厉害，纯牛奶是很难弄到的。”
看来戴眼镜的先生支持他的二十八号，与克里克尔先生的二十七号相对抗，因为他们各自掌握着一个自己的人。
“你现在有什么认识，二十八号？”那个戴眼镜的问话人说道。
“谢谢你，先生，”黎提摩先生答道，“现在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先生。我想到过去的伙伴犯下的罪过，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先生；不过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宽恕的。”
“你本人现在过得挺快活吧？”那问话人说着，点了点头，表示鼓励。
“我非常感激你，先生，”黎提摩先生答道，“我非常快活。”
“你现在还有什么心事吗？”问话的人说道，“如果有的话，就说出来吧，二十八号。”
“先生，”黎提摩先生头也没抬，说道，“要是我没看错的话，在场的有一位先生，过去是认识我的。我愿意告诉他，先生，我把过去犯的错误完全归咎于伺候年轻人的时候不动脑子，让他们把我引上歧途，而我自己又无力抗拒。他知道这情况，也许对他是有好处的。我希望这位先生能以此为戒，先生，不要因我这样直言而生我的气。这是为他好。我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我希望他能为自己参与过的坏事和罪恶而悔过自新。”
我看见有几位先生用手遮眼，好像刚从外面进到教堂里来一样。
“你做得好，二十八号，”问话的人说道，“我应该料到你会这样做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先生，”黎提摩先生说着，轻轻地抬了抬眉毛，但没有抬眼睛，“从前有个年轻女人，过起了放荡的生活，我试着挽救她，先生，但没有救得了她。我恳求这位先生，如果他能做到，就转告那年轻女人，她对我做的坏事儿，我原谅她了，同时我要求她悔过自新——他要是好心，就请他转告这些话。”
“我敢肯定，二十八号，”问话的人答道，“你提到的那位先生——和我们大家一样——对于你说的这番恰如其分的话，一定深受感动。好了，我们不再多留你了。”
“谢谢你，先生，”黎提摩先生说道，“先生们，我祝你们全天愉快，并且希望你们和你们全家都看到自己坏的一面，悔过自新！”
二十八号说完了，就回去了，回去之前，他和尤利亚互相看了一眼，好像他们通过某种交际手段，并不是完全互不相识。他的牢门关上以后，那群人就小声议论起来，说他是个极为体面的人，是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我来问你，二十七号，”舞台已经空出来了，克里克尔先生和他的人上场，他说，“有谁能为你做什么事吗？要是有的话，就说吧。”
“我愿意卑贱地请求，先生，”尤利亚猛地摇了摇他那恶毒的脑袋，说道，“允许我给母亲写信。”
“这当然可以允许。”克里克尔先生说道。
“谢谢你，先生。我为我母亲担心。我怕她不安全。”
有个人没动脑子，问他怎么不安全？别人一听，为之愕然，发出了轻轻的嘘声。
“长生不老地安全呀，先生，”尤利亚说着，朝问话人的方向扭动了一下身子，“我希望母亲也能进入我这样的境界。我要是不进来，永远也到不了现在的境界。我希望母亲也进来。无论是谁，抓起来，关起来，都有好处。”
他这种心情使得在场的人极为满意——我认为，这比刚才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更使人满意。
“我进来之前，”尤利亚说着，偷看了我们一眼，仿佛他要是能做到，他那一看就能摧毁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常犯错误，不过现在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外面有许多罪过。母亲身上就有许多罪过。没有别的，只有罪过，到处都是这样——只有这里不是这样。”
“你的变化很大呀，是不是？”克里克尔先生说道。
“哦，是的，先生！”这位大有希望的忏悔者大声说道。
“你要是出去的话，不会旧病复发吧？”有人问道。
“哦，不会的，先生！”
“好啦，”克里克尔先生说道，“这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二十七号，你刚才提到科波菲尔先生了。你还想跟他说点儿什么吗？”
“科波菲尔先生，我没进来、没变化的时候，你早就认识我了，”尤利亚看着我说道，那副凶狠的表情，我从来没看见过，就连在他脸上也没看见过，“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我在傲慢的人中间是卑贱的，在粗暴的人中间是温顺的。科波菲尔先生，你本人就待我粗暴。有一次，你往我脸上打过一拳，这你是知道的。”
一片同情声。有几个人向我投来了愤怒的目光。
“不过我宽恕你，科波菲尔先生，”尤利亚说道，他这是以他那宽恕的天性为题目，来宣扬他那极不虔诚、极为可怕的天性，我就不在这里记述了，“我宽恕每一个人。嫉恨别人，我是不干的。我痛痛快快地宽恕你，也希望你今后克制你的感情。我希望威先生悔过自新，还有威小姐，还有所有那些罪恶的人。你已经受到了一些磨难，我希望这对你有好处；不过你最好还是到这里来。威先生最好也到这里来，还有威小姐。我能向你科波菲尔先生以及所有各位先生表示的最大愿望，就是让他们把你们抓起来，关起来。想一想我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的境界，我敢断定，那样对你们最为有利。我怜悯所有没有关在这里的人！”
他就在一些人异口同声表示赞同的情况下，溜回了自己的牢房。他又被关起来了，这时我和特拉德才长舒了一口气。
这次活动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我想问问清楚，这两个人干了什么事儿，才关到这里来的。他们对此好像讳莫如深。我就跟那俩看守中的一位聊起来了，因为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明显的迹象，使我怀疑他们是非常清楚这次兴师动众的活动有什么价值的。
“你知不知道，”我们穿过走廊的时候，我问道，“二十七号最后一个‘错误’是什么罪行？”
回答是此案与银行有关。
“是欺诈英格兰银行吗？”我问道。
“是的，先生。有欺诈，有伪造，还有阴谋。除了他，还有别人。他指使那些人去干。那是个周密的计划，想弄一大笔钱。判刑——终生流放。那一伙人里，二十七号最精，差一点儿叫他溜了，不过还是没溜成。银行还是把他揪住了——刚好揪住了。”
“二十八号有什么过错，你知道吗？”
“二十八号嘛，”给我提供情况的那个人答道，他始终声音低沉，我们穿过走廊的时候，他老回头张望，免得不小心让克里克尔或者别人听见他非法议论那些完人。“二十八号（也是流放）在一个地方当听差，算计少东家，连款项加贵重物品，一共弄了二百五十镑，事情发生在他们出国的头一天晚上。这个案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他是叫一个小矮子逮住的。”
“一个什么？”
“一个矮个子女人。名字我不记得了。”
“不是叫毛奇尔吧？”
“正是这个名字！那个人本来已经逃脱了，准备到美国去，他戴着淡黄色的假发和假胡子，化装化得那个好，你一辈子都没见过，他正在南安普敦的街上走着，碰上了那矮个子女人，她眼睛好使，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冲到他两腿之间，把他绊倒——死命揪住他不放。”
“毛奇尔小姐真是好样的！”我大声说道。
“你要是跟我一样，看见她在审判的时候站在证人席的椅子上，你早就这么说了，”我的朋友说道，“她逮住他的时候，那个人把她的脸都抓破了，还极其野蛮地使劲儿打她，可是她始终不撒手，一直到把他关起来。实际上，她抓他抓得那么紧，弄得警官不得不把他俩一块儿带走。她作证的时候，情绪极为饱满，受到法庭的高度赞扬，回家的时候，一路上欢呼声不断。她在法庭上说，即便他是参孙[60]，她也能独自把他逮住（因为她知道他的底细）。我相信她能做到！”
我也相信，而且我因此十分敬重毛奇尔小姐。
到这时候，我们该看的都看了。对尊贵的克里克尔先生这样一个人，要是想说明二十七号和二十八号完全是依然故我，毫无变化；说明他们原来是什么样儿，现在还是什么样儿；说明那些虚伪的坏蛋不过是叫人用来在那样的地方干那样的营生儿；说明他们至少跟我们看得一样清楚，到了流放的时候，这对他们会马上产生什么效果，具有什么实际价值；总而言之，这完全是一桩腐朽、虚假、值得痛苦地回味的事情——要是想对他说明这一切，那是徒劳的。于是我们让他们按自己的制度办，随他们的便吧，我们就带着疑问回家去了。
“使劲儿骑一匹有病的小马，也许是件好事，特拉德，”我说道，“因为这样一来，它就死得更快了。”
“但愿如此。”特拉德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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