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

    1978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闭幕，停顿十余年之久的人民政协各项工作开始全面恢复。文化组是五届全国政协开展经常性活动的13个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之一，当时“文革”遗留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委员们关注的自然是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拥有文化、艺术、新闻、社科等方面知名人士的政协文化组的组长是周扬，副组长是张香山、魏传统、陈翰伯、姜椿芳、林默涵。就政协而言，一个组的负责人名气大、资格老、水平高，是工作开展得活跃而有成效的先决条件之一。文化组的组长们当时还具有其他的共同点，例如都在“文革”中受过冲击，都意识到“文革”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至今未能彻底解决；而且都知道是彻底否定“文革”，还是仅限于揭批“四人帮”，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持否定或肯定态度，在中央高层仍存在着分歧。丰富的政治阅历告诉他们，只有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能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重振权威，把党和国家引向新生之路。组长们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安排本组活动的。自1978年4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政协文化组敢于触动一些当时十分敏感的题目，其中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是最突出的一桩大事。

    文化组的漫谈会一开始出席率就高，发言踊跃，全组成员70余人，每次到会都在50人以上。会议经常由周扬主持，万一他不能出席也要委托魏传统等副组长到会召集，鼓励委员们畅所欲言。在1978年6月8日以前的几次例会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任之提出为吴晗平反，为“三家村”平反，为“二月提纲”平反。杜任之的意见获得与会同志的赞同，会后由工作组办公室写成简报向中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反映。尽管此次呼吁早于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一年，但政协文化组这个呼吁行动并没有遭到追查。委员们由此形成一种印象，在政协的会议上发出呼吁——或称之为批评、意见、建议，是政协委员的权利和职责。杜任之率先提出为吴晗平反的举动，有力地推动了漫谈会的活跃气氛。

    1978年6月8日，文化组在政协礼堂东厅召开例会，原定内容是由周扬向委员们传达结束不久的第五届全国文联大会的盛况，因此会议由副组长魏传统主持。在周扬将近一个小时的传达介绍中，讲到他本人在大会主席团会上见到丁玲时抱头痛哭，委员们听着都动了感情，有的甚至举手拭泪。周扬本人既是“文革”中受难最重者之一，又是“文革”前17年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对“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他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十年“文革”更沉重的灾难，使1957年被打击的丁玲和1957年打击了丁玲的周扬都醒悟到历史性的惩罚是何等无情，这恶性扩大化错误的代价是何等沉重！周扬紧紧握着丁玲的手，半天才说了一句：“我对不住您！”丁玲立即答复：“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您在‘文革’中受的苦难不比我轻啊！”他俩紧紧拥抱，唯有让泪水来表达内心难言的创痛……

    周扬传达结束，会场沉默片刻之后，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他一副严肃沉重的表情，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缓慢深沉地说：“周扬同志的传达介绍十分感人，重要之点仍然是‘文革’十年对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事业的摧残和破坏！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发言之后，如果各位赞同的话，我们应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报》的同志在一年多之前即1976年12月就写出题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报送中央。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我们《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这桩大事的拨乱反正，他们要我到政协会上来呼吁呼吁，我就来了，我本人也有此强烈的愿望。由于我是政协委员，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地方，又是内部的会议，我以为敞开说说是无妨的，有积极意义的。这是我的开场白。”

    余焕春的发言，组长们事先不知道，来不及讲几句表态的话，会场就响起一阵掌声代替了语言的赞同。

    掌声一停，余焕春开讲，因为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心的大事，而会场又在政协常有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穿行的东大厅，因此会场的人数不断增加，竟至多达七八十人，不少人是没有位子站着听的。

    “1976年天安门事件自然要从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谈起。1月9日早晨，周总理病逝的噩耗在电台广播后，全国人民立刻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当天，姚文元即指示，《人民日报》对总理逝世除发中央批发的通稿外，没有其他报道任务；各国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标题要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设灵堂’，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的字样，等等。11日，姚文元下令改变《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姚文元为此电话指示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不许刊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多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14日，是举行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已达到高潮，首都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广场寄托哀思，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从一版到三版竟没有出现一个周总理的名字，而在头版头条，则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通讯报道。文章一开头竟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弥天大谎自然激怒了正处在巨大悲愤之中的人民群众。14日这一天，报社从早到晚接连不断地接到广大读者的抗议电话，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报道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指出代表人民群众心情和愿望的决不是什么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而是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哀思。有的电话甚至痛斥《人民日报》倒行逆施，已经不是党报，不是人民的报纸了。但姚文元却得意地称‘这是一篇在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清华大学的迟群、谢静宜则说：‘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重要。’鲁瑛等人还将广大读者来电话的记录整理成内部情况报送姚文元。姚文元则删去群众对报纸提意见的部分，集中保留对报纸声讨的词句，并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的标题印发，并且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实际上是为着手镇压群众制造舆论。”

    余焕春的发言，一开始就吸引着全体与会者，历来气氛比较自由活泼、插话甚多的政协文化组漫谈会，这一次变得非常肃穆。余焕春在众人的注视期待下继续发言。

    “到了清明节前后，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再一次掀起高潮。从南京开始，迅速遍及全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再一次成了小白花和花圈的海洋，那一批批从早到晚不间断的悼念队伍，那一篇篇匕首般锋利的诗词和悼文，使‘四人帮’如芒刺背，如坐针毡。王、张、江、姚一齐出动，策划制造一个大阴谋——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反革命事件。从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张、江、姚给鲁瑛打电话24次，多时一天3次。”

    余焕春念完上述电话记录后，提高嗓音，强调说：“我刚才念的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这些内容如概括起来，已足够说明‘四人帮’用心所在：一是给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二是打击敢于起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群众；三是诬陷邓小平同志；四是制造他们的反革命舆论。当时《人民日报》编发的12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正是按照上述结论，经姚文元修改后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的。”

    余焕春接着强调说：“我还要着重补充一下1976年4月7日那天的情况。天安门事件发展到4月7日，形势急转直下，其速度出人意料之外。这天早晨，鲁瑛奉‘四人帮’之命，带了几名专写天安门事件的记者和那几份《情况汇编》清样赶到人民大会堂。这里的气氛与外头截然两样，一见面姚文元就劈头对鲁瑛说：‘大好事！这下子你们可以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汇编》，编成公开报道见报了！’鲁瑛一听，就知道情况骤变，但此时人民大会堂外依然群情激愤，如火山喷发的岩浆，矛盾还在激化，群众是不会知道一场打击反革命的镇压行动即将来临的。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鲁瑛等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当面赞扬：‘你们有功劳！’江青喜形于色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的贡献！你们记者搞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反映，在现场挨打了没有？’江青的慰问使鲁瑛等人受宠若惊。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词，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姚文元接着说：‘这次事件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鲁瑛等人饭后即着手将最新几期《情况汇编》改写成公开报道，把张春桥、姚文元的现场‘指示’统统写了进去，特别强调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张、姚当场拍板定稿。4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这篇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道。尽管当时对天安门事件已经定了案，邓小平同志已被罢官，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广大读者仍然不畏风险，他们不仅把这张《人民日报》撕碎寄回报社，还有的在一版上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机关报’，在信封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余焕春委员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才转换口气继续说：“我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委员披露上述情况，是因为不论当时还是今天，许多同志都认识到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而不是反革命事件，但‘四人帮’把它搞成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究竟搞了多少阴谋诡计，许多同志并不十分清楚。我认为要揭露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有两个单位责无旁贷，一个是《人民日报》，一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情况我不直接了解，但《人民日报》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是作了清查，并把核实了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反映了的。今天，如前所述，天安门事件事实上已经搞清楚，党中央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但对于这个事件总的政治性质，至今仍没有彻底平反。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案翻不得，彻底翻了这个案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说不对！因为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写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如果彻底翻这个案，不但无损于毛主席的旗帜，反而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鲜艳！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尽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我的话就到这里。”

    一阵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再一次对余焕春委员的发言作了肯定和赞同。此时会议时间已超过，但委员们还抢着说话。科学家孙家昶颇为激动，他说：“近年来出差外地多次，无论到哪里总有人问起天安门事件怎么解决，问的答的都很动感情，可见这件事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我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四五’运动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孙家昶委员还建议，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词应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不是现在的由群众和各单位出版的“诗抄”。李初梨、杜任之等老同志都纷纷发言，虽然话讲得不长，但态度明朗，都对余焕春委员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政协应该为此事呼吁。年过花甲且平时发言不多的红学家吴世昌委员还建议，政协应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平反委员会”，把这个大事件彻底查清楚。

    6月8日政协文化组漫谈会的结果是，责成办公室迅速编写简报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反映，尤其是余焕春的发言，要详尽些，其他委员的若干意见、建议也不要遗漏。第二天还有委员给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再开一次漫谈会，让大家继续议论议论。

    1978年12月，天安门事件终于由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平反。在1979年6月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提交审议通过的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上，则把文化组这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的小组会作为政协工作的一项成绩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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