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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十一月，扬州之乱消停下来，刀枪入库。从李敬业占据扬州，向天下宣布起兵，仅仅过去四十多天，一切又恢复平静。

    裴炎参与谋反一事，也尘埃落定。武则天对平叛胜利是非常得意的，为庆贺这次胜利，她召集群臣于武成殿，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与大臣们举杯共饮。她本来是不大喝酒的，而这一次，或许是因为兴奋，她喝了过量的酒，脸色泛红，头脑昏然。但这样一来，倒显得年轻了，六十一岁的老妪俨然风姿绰约的中年妇人。

    或许是醉意醺然，她借着酒意向群臣训话：“朕于天下，无所亏负，汝等可知？”

    武则天接着又道：“朕辅佐先帝，二十余年，为天下忧劳，竭尽忠智。公卿爵禄富贵，全系朕所赐予。天下安乐，全系朕休养生息之功。自从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朕从未将自己放在心上，只知爱天下苍生。叛军兴起，首魁竟皆出自将相大臣，何负朕之深也？似伉扈难制，谁能胜似裴炎？将门之子，谁能胜似李敬业？宿将善战，谁能胜似程务挺？彼等皆系人杰，不利于朕，朕能戮之。汝等如果自以为才略胜过彼等，尽可早日起事；如若不然，忠心事朕，切勿自作聪明，为天下耻笑。”

    群臣顿首，不敢仰视，说：“唯太后所使！”

    这番话字字千钧，如重锤一样敲击在大臣们的心上。在武则天想来，一群中下级官员登高一呼，居然能号召十余万人造反。朝中官员竟然遥相呼应，以此相威胁，由顾命宰相带头逼宫，这种情势让她感觉心为之寒。对武则天来说，叛乱虽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但让她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武则天和裴炎曾经是帝国权力场上的一对最佳拍档，然而这次叛乱让他们彻底走向决裂，并以惨烈的结局而告终。更让武则天耿耿于怀的是，那么多朝廷重臣站出来支持裴炎。

    支持裴炎，就是支持裴炎的观点——只要太后能将政权奉还皇上，不用出兵，贼军就失去大义名分，扬州之乱自然就会平定。

    作为太后的武则天知道，除非她依照传统惯例还政于已成年的嗣君，否则“先帝以天下托顾于朕”的说辞，群臣是不会相信和心服的。然而以她的性格，如今难得独享大权，又怎能轻易放弃？现在满朝文武大臣虽然一时慑服唯唯，富有权术和斗争经验的她并不相信眼睛所看见的一切。

    以事理而论，武则天是在代子临朝。她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天下人宣告，自己并没有失当之处，更没有背叛李唐皇室。在没有将自己的面具完全撕破之前，她仍然是仁慈之主，她仍然是自认“不爱身而爱百姓”的女人。

    当下的武则天君临万民，至于将来会发生什么，她也无从把握。不过她始终相信一点，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要做千年万载女中魁元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变为现实。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武则天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也相信自己的治国才略不输给古往今来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

    武则天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她想着即将过去的一年，没有多少收获的喜悦，感觉到的却是阵阵的寒意。总结起来，她有“三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像李敬业这样的中下级官员，随便找个假太子，就能煽动十万余人造反；

    二是没想到裴炎和程务挺作为自己的人，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带头逼宫；

    三是没想到竟有这么多大臣对自己拍板的事一再反驳。

    三个没想到，像是武则天内心世界燃烧的三把火。如果她不想放弃权力则必须面对巨大的压力，甚至要面临残酷的权力斗争。她必须使用手段，越过法律，破格用人，并从中拉一群人来严厉打击另一群人，才能制造长期的震慑效果，也只有成功地营造这种政治环境与气氛，才能收到有效的统治效果，而不管臣民们是真心臣服，还是假意“革心事朕”。

    武则天要继续清洗，她要用一些手段警告那些有事没事给自己找麻烦的老臣。

    宰相刘景先、郭侍举被重新审理，贬为外地刺史；

    胡元范流放琼州，死在当地。

    当年高宗亲自去嵩山请出来的隐士田游岩，也被扣上一个结交裴炎的帽子，放还嵩山。

    夏州都督王方翼为废后王氏的亲属，是个政绩突出的好官，立过战功，多次大败突厥。武则天也借着清洗，一并办了。罪名是结交程务挺，于是流放崖州（今海南三亚），时间不长，他就得了大病。

    这场清洗，天罗地网。文臣倒下去，罪名是结交裴炎；武将倒下去，罪名是结交程务挺。总之让你躲得了初一，也绝对躲不过十五。只要有幸上了武则天的死亡名单，只有回家写好遗书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整个朝堂空去了大半。有人贬就有人升，有人哭就有人笑，这就是权力世界的真谛。

    第一个站出来揭发裴炎“有异图”的监察御史崔察，以五品官被提拔为宰相。

    主审此案的左肃政大夫骞味道，被提拔为宰相。

    一直坚定地认为裴炎必反的凤阁舍人李景谌，仅仅是中书省的五品官，就破格提拔为宰相。

    五品官提拔为宰相，创下了大唐开国以来最低级别官员拜相的历史纪录。在权力这方舞台上，只有不敢想，没有不敢做。

    记录仅仅保持了半年，武则天又再度抛出重磅炸弹，提拔起居舍人沈君谅为宰相。而这一次，沈君谅的级别只是从六品，也就是把一个副厅级干部直接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沈君谅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能够一步登天。

    在一片惊叹声中，大家知道，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到了，要想继续在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他们必须适应武则天的这种玩法。武则天也知道，如果自己不想放弃权力就必须面对巨大的压力，甚至要直面刺刀见红的残酷斗争。

    她必须采取手段，越过法律，破格用人，并从中拉拢一帮人来打击另一帮人，才能达到长期的震慑效果。只有成功地营造了这种政治环境和氛围，才能收到成效。

    不管天下臣民是真的臣服于自己，还是为了生存，假装臣服，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大局。

    2

    几十年来，她一直在政治风浪中颠簸起伏，险恶的环境锤炼了她坚强的意志。表面上她对一切都视若等闲，但她内心却是一个极不平静的世界。她时刻都没停止过精心勾画，每天都在思考着如何防范对手的致命一击，如何给对手以无情打击，以便清除任何可能潜在的威胁和危机。

    她知道，依照自己的性格，退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稳固自己的权位，就必须用自己人。

    按照唐朝组织部门用人条例，干部的使用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每年根据政绩考评，称为考课，最后的用人权在宰相手里。这套程序虽然烦琐死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僚队伍的质量。

    武则天把人事权直接从宰相手里抓了过来，动不动就玩破格提拔的游戏。由此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是兼而有之的。

    好处是打破了以家庭成分取人的弊端，不管你是不是出身地主还是贫下中农的后代，都有资格。

    弊端是武则天一个人的能力和才智是有限的，在官员的使用上，免不了凭主观好恶取人。就拿这次用人来说，才能是居其次的，权力均衡的政治需要才是第一位的。

    李景谌在拜相的当月，因不能胜任而被罢。崔察也在半年后被罢，这位首先告发裴炎谋反的“言官”，后来还被秘密除掉。

    武则天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朝臣们认清一个现实：我才是决定你们命运的第一人！

    做宰相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容易，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危险。容易是因为天上掉馅饼的机会随时砸到你的头上，让你一辈子可能都捞不到的政治资本，瞬间实现。危险是因为，你在踩别人上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踩的危险。

    当年许敬宗踩掉长孙无忌，坐上当朝第一宰相的交椅；今天的崔察和骞味道又踩掉裴炎，走马拜相。朝臣们这才发现，踩一踩，原来前途是可以更美的。

    武则天以超常规的手段平息了这场风波，面对文武大臣组团群殴，武则天貌似武林高手，见招拆招。事实证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团结不是力量，团结有时候等同于集体自杀。

    同样的事情，武则天不会允许发生第二次。所有朝臣都深切地感受到，武则天变得空前易怒，使得朝堂上空弥漫着浓浓的肃杀之气。

    也就在裴炎被处死的第二天，武则天下诏，废除李敬业祖父——李勣的官爵，并掘其坟墓，将他早已腐朽的遗骨连同棺椁一切粉碎，同时剥夺了当年太宗赐给他的李姓。这不免让人想到，李勣在临终病床上，将后事托付给弟弟李弼的遗嘱。

    由于长孙李敬业的缘故，使李勣的愿望，连同腐朽的尸骨，一起被粉碎殆尽。

    嗣圣、文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要结束了，新年新气象。武则天在平定李敬业叛乱之后，决定改元“垂拱”。她登上紫宸殿，女人的翩翩裙袂也可以卷起男人世界的万丈雷霆，整个帝国在她的脚下战栗。

    紫宸殿上，淡紫色帷帐随风而动，轻盈曼妙。佛曰，旗未动，风也未吹，是人心在动。整个朝堂在动静之间让人的内心笼罩上一层恐惧和绝望。对武则天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挑破紫帐正式走上前台。

    新年伊始，武则天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依然大权独揽，她要逐步消除裴炎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裴炎两袖清风，程务挺过分张扬。相对而言的是李景谌、崔察、主审此案的骞味道等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尽管武则天利用他们扳倒了裴、程二人，但在心里看不起他们。

    令武则天苦恼的是，朝中越是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越会反对她，只因她以女主身份走到前台指点江山，这与儒家传统道德相悖。

    武则天并不想搅得天下秩序大乱，借此机会，她要在人事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

    李敬业的叛乱，虽然在短期内得以平定，没有导致严重后果，但叛乱本身给武则天内心带来的强烈冲击，和她表面上的故作冷静并不成比例。

    裴炎的确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宰相，不然武则天也不会将其视为自己的左右手。

    这次叛乱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并最终走到你生我死的地步。在此之前，许多重臣在朝堂的会议上，以极其热烈的口吻支持裴炎，这让武则天很不满意。随着叛乱事件的深入，裴炎的态度，群臣的呼应，都成为引发武则天采取风暴般措施的催化剂。

    李景谌拜相不到一个月就被武则天拿下，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开始的三个月内，刚提拔上去的几位宰相沈君谅、崔察、骞味道，一个也没有留下。

    有人走，就会有人来。新提拔上来的几位宰相为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这些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到武则天的提拔重用，只能说明一点，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表现，取得了武则天的信任。

    就算他们内心一百个不赞同武则天执政，但只要没站出来把话挑明，都是可以利用的干部。武则天除了对赏罚区别十分严格，也能迅速辨别人才贤能以及是否适才适用。武则天对官员们才能的评分，和以前相比越来越严格。

    对那些自信有才能、有作为的人而言，武则天的务实作风使他们产生了无穷的希望；反之，对于那些毫无实际能力的人来说，武则天的凌厉作风实在是可怕的状况。

    文官被折腾得差不多了，该轮到那些知识水平不高、荷尔蒙乱飞的武官们登场表演了。

    首当其冲的是李孝逸，这个平李敬业之乱时颇受重用的李姓武将，现在已被武则天弃而不用。理由很简单，他是李唐宗室。

    武则天的一个眼神，武承嗣就站出来诬告李孝逸谋反。武承嗣指使人诬告李孝逸说自己“名字中有兔，而兔是月亮上的吉祥之物，当会有做天子的名分”。为什么又是谋反？因为只有谋反之罪见效最快。

    武则天借力打力，很快就将李孝逸拿下，念在他有功的份儿上，将其流放儋州。不久，他就死在流放地。突厥克星程务挺被除掉后，大唐边境形势一度吃紧。这时候，武则天手里可用的武将少之又少，就算是有，她也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

    虽然高宗朝留下的武将不少，但大多深受李唐厚恩，比如百济名将黑齿常之、靺鞨酋长李多祚、高丽权臣后裔泉献诚。

    黑齿常之号称名将杀手；泉献诚射箭的技术堪称天下第一，每次朝廷举办的武将射箭比赛都拿金牌，最后他都不好意思再参加了。后来他脖子上挂着金牌，专门来到武则天跟前炫耀。他敲着大拇指说：“太后，我老是拿第一，恐怕从今往后，汉将不会再有机会拿金牌射手了（臣恐自此以后，无复汉官工射之名）。”

    李多祚是个直肠子，一等一的杀人王，不战斗到最后一刻都不歇气的勇猛之人。三人接过程务挺的枪，抵御突厥，捍卫北疆。

    武则天给了他们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取消了原来的御史监军制度，让他们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安心保家卫国。

    那个时代虽然看重武功，但是朝廷对领军之人也有制约。监察御史就是皇帝的耳目，替皇帝收集军事情报，监视在外的武将。武则天解除监督，鼓舞了士气。黑齿常之和李多祚于黄花堆一战，大破突厥，一口气追敌四十余里。

    安抚完文臣武将，剩下的就是李唐皇室。

    为了安定人心，武则天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她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一边血腥压制，一边虚伪尊崇。她下诏从今后凡是祭祀天地，也要配坐高祖、太宗等历代帝王，并于洛阳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长安宗庙的礼仪。

    睿宗的几个儿子，也得以封王。后来开创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就是在此时被封为楚王的。他的几个兄弟，李成美为恒王，李隆范为卫王，李隆业为赵王。

    封归封，管归管。在宫里画个圈圈，告诫那些不守规矩的李唐皇室成员：你们都要在里面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别给我生事，不然后果自负。

    武则天的一系列举措，还是收到了效果，冰冻的朝政开始慢慢有了复苏的迹象。武则天已经五十七岁了，可是超越实际年龄的飞扬姿态以及有力的动作、不见衰老的美貌和充满旺盛精力的声音；加上大胆的构想、机敏的头脑以及掌握三十年大权，由政治手段所产生的信心和威严，使她在群臣之间，营造出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拜女神的气氛。在李敬业之乱平定后，这种气氛变得更加浓厚。

    在内宫中，太后武则天的日常生活一如过往，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同时又具有开明英主的气度。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抽调精通法律的韦方质等人，对唐初以来国家法律条文进行拾遗补阙，本着约法省刑的原则，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

    一年内制定那么多法律条文，显露出武则天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天大的笑话。一直以来，她强调以德服人，不要挑动人与人斗，更不能滥用刑法。可在现实世界里，这些充满仁慈的话语像是一个讽刺。

    何谓政治家？不说谎，不耍阴谋还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吗？大臣们不装傻，不糊涂，连最基本的生活形态都无法复原。这些法律条文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大力倡导女权，男女平等。

    早在上元年间，武则天就已经在她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做过类似的阐述。其中有一条，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服（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

    当时武则天提倡母权，是针对太子李弘，为她今后掌控政权打下基础。虽然当时的建议并没有正式实行，但这次却正式编入朝廷法令，全国推行。

    这一年的正月，大唐的著名军事将领一代名臣刘仁轨驾鹤西去。武则天长叹一声，从此朝堂之上再没有人能够牵绊自己，她会飞得更高。

    随着李敬业叛乱的平息，帝国权力系统内部也逐渐进入自我修复阶段。可每个人的内心并不平静，这件事留下的阴影在武则天的心中也久久未能抹去。

    虽然武则天已经通过剿平叛乱，大肆剪除异己分子，可李唐门阀的根基并没有真正受到冲击。那些世袭显贵和遭受贬谪的旧臣们暗中勾连，并与朝中权臣幽通款曲。

    让武则天日益感到不安的是，她在朝中的影响力和权势正在受到无形的钳制，一些有血性的朝臣更是各行其是，对她的革新计划置若罔闻。

    真正让武则天害怕的并不是李敬业这个人，而是由叛乱事件所传递出的信息。几个书生居然能在一夜之间集合十万人马兴兵举事，而朝廷在此之前竟然毫无觉察。由此可见这个庞大帝国的中下层机构已千疮百孔，如果不能及时了解各地的隐情，防患于未然，克敌于未发，类似的凶险之事还会不断发生。

    要理顺这个积重难返的陈旧体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即便武则天决意清理，朝廷各部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亦会竭力抗拒，他们或阳奉阴违，或敷衍了事。

    武则天意识到，到了利用民间势力发动一场自下而上革命的时候了。

    武则天决定全面实施自己的“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她要巩固自己的权位，让帝国官员都成为自己的拥趸。

    第二步，她要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造神运动，她要让上天告诉世人，她才是真正的圣王。

    第三步，她要拉拢天下的知识分子为自己造势，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最懂得如何给世人洗脑。

    武则天的称帝之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平李敬业叛乱，杀裴炎、斩程务挺，这些都是铺垫，下面才是实质性阶段。

    3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正月，武则天下敕：御史没有自行处分的权力，也不可以让当地官员处理，必须上奏朝廷。也就是说，量刑定罪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由武则天一人裁决处分。

    二月，武则天又专门调整现有的登闻制度：“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登闻鼓和肺石是供人鸣冤的用具。

    按照唐朝制度，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申诉重大冤情的机会，在西朝堂设登闻鼓，东朝堂设肺石。不夸张地说，鸣冤者如果击鼓立石，可直接传到武则天的耳朵里。但以前设有专人看守，一般人要想击鼓立石，不想办法疏通皇宫安保人员，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

    现在撤除防守，只要有冤情，击鼓之人就可以随便敲。如果学过打击乐的，直接敲出曲调，那更是妙不可言。此举无疑是鼓励臣民上言，打通了民间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

    这样御史的权力就大大地削减，只有接受申诉的权利，然后直接上报中央，处置权在武则天一人手里。武则天成功将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全面收归，可以说，唐朝的君权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集中。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武则天曾经颁诏宣称自己作为皇太后不再临朝称制，朝纲大权皆由皇帝定夺。这一年的正月，武则天真就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还政皇帝！

    这本来是每个人都希望的，朝臣们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反应最大的当数李旦，三位兄长的命运，两年宫中的囚禁生涯，让李旦早就死了心。如今武则天居然突破游戏规则的玩法，让他大感意外。如果让他选择，在当皇帝和安全地活着之间，他宁愿选择活着，也不愿过把瘾就死。

    果不其然，那些敏锐的官员很快就察觉到这纸诏告不过是武则天做出的一番伪姿态。李旦素来敬畏母后并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是绝对不敢借机收还皇帝大权的。他也知道母后还政绝非诚心，不过是试探自己和那些大臣们的态度。

    内心平静下来后，淡泊而温厚的睿宗李旦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不要皇权。李旦无意改变傀儡式的地位，三次恳求武则天改诏继续紫帐称制，他连夜写出表章，第二天就上表，请武则天收回成命，自己不愿意收回执政大权。在收到睿宗的上表时，母子之间曾经有过一番轻柔却又肃杀的谈话。

    武则天试探着问：“外面有人攻击我抢了皇帝的大权，现在我把它交还给你，你为何又不要了呢？”李旦平静地说：“母后深知儿臣生性淡泊，无法担负如此重任，社稷之事唯有母亲执掌才可令我高枕无忧。”

    几天后睿宗李旦写的表章被驳回，武则天不同意他的想法。皇权是皇帝的，而我不是。

    睿宗李旦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母亲是在用行动敲打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皇权在谁手里，谁就是真正的皇帝，而他别无选择。母后敲打他，是因为他做的还不能让母后满意。一时间睿宗李旦陷入慌乱，不知道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睿宗李旦又接连上了两道表章，把自己糟蹋成一个毫无能力的昏庸之人，如果君权交到自己手上，只会祸国殃民，只有太后的雄才大略才能给大唐帝国带来风调雨顺。

    武则天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之，她继续道：“我知道你语出真心，但我不知道你日后会不会后悔？”

    睿宗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了母亲的试探，他看见母后骄矜的笑容难掩欣慰自得之色，他知道他的拱手让政是母亲等待的结果，现在他们母子双方都可以松口气了。

    而朝野之上对太后弄权的攻讦和讽刺从此会大有收敛之势，一些血气方刚、仗义执言的皇族和朝臣的嘴将被堵上。李旦了解母后的百般手段，所以他不会为了当这个皇帝，与之玩命。他三次奉表辞让，让武则天很是满意。

    武则天装出很无奈的样子，重登紫宸殿召见皇帝：“如今皇帝服丧期满，叛乱也已经平息多年，我也是时候把朝政交还给你处理了，你为何还要推辞？”

    睿宗李旦一脸的虔诚，万分地诚恳：“母亲应该知道儿子，生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李唐社稷只有在母亲的执掌之下才能长治久安。”

    李旦的这番话得到了武承嗣、韦方质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表示，皇帝工作太辛苦，作为母亲不能这么狠心折腾自己的儿子。太后为天下计，为皇帝计，都应该继续执政。

    武则天怜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李旦，无奈地说：“既然皇帝决意辞政，那朕只好继续辛苦下去了。”

    朝臣们的心中都有一句同样的感叹，太后真是一个演技派啊！

    武则天收回成命，王者归来！

    武则天手戴魔戒，宣布大赦天下，让老百姓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她的执政成果。大赦天下的欢呼声直入云霄，老百姓并不关心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他们衡量一个君王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让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太后武则天暗自高兴，自己总算渡过了信任危机。而李旦对自己的表现很是满意，可以说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对平日里舌灿莲花的大臣们来说，他们失去了攻讦武则天的理由。说什么呢？人家母子情深，母亲为皇帝儿子分忧，人之常情，谁的儿子谁不疼。对李旦来说，常常受这样的刺激并不是愉快的人生经历。

    紫宸殿不属于自己，他只想躲进洛阳宫里那间小小的殿宇，那里才是自己的避风港。

    垂下的紫帐继续笼罩着大唐帝国，武则天早就厌倦了世人对自己女性角色的定位：李治的寡妻，李旦的母亲，武家的女儿。

    经过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的休养生息，武则天向着自己的目标发起了新一轮的冲击。武则天开始拿出她的看家本领——织网，她要织的是一张可以覆盖天下的大网——情报网。

    当年扳倒王皇后，她就是依靠这张网，但这一次她需要一张更大的网，更结实，要捕获更多的鱼。她要在全国范围组建自己的情报网，掌握更多的民间动向，进而主宰社会舆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一步鼓励民间上言。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这就有了铜匦上书。铜匦类似于今天的检举箱，用铜浇铸，咬不烂撕不毁。

    提议设置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承审裴炎一案的侍御史鱼承晔之子。李敬业举兵反武则天，鱼保家还曾为李敬业效力，制作武器。李敬业兵败，他却被赦免。技术型工人，在人才市场上永远都是“香饽饽”。

    两年以后，鱼保家又迎合武则天“欲大诛杀以威之，盛开告密之门”的心理，设计了这个新产品。不用说，武则天很中意，买断专利。这位侍御史之子脑筋相当灵活，转变也够迅速。学有所长，术有专攻，鱼保家会搞设计。但他就不懂成语，尤其那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在他制作的铜匦里，有一封来信是告他的，当年为李敬业做兵器，杀伤官军甚众。

    鱼保家被搞得没脾气了，史书用“遂服诛”三个字，就让他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其父鱼承晔也被贬为仪州司马。

    鱼保家设计的铜匦，分为四格，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无法收回，只有武则天可以拆看。

    东方为延恩匦，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可以把自己的马屁文章投进去自荐。

    南方为招谏匦，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有些话可以说，有些不可以说，分寸自己把握，后果自负。

    西方为申冤匦，喊冤者专用信箱，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太后给你做主。

    北方为通玄匦，鼓励人们为朝廷出谋划策，有治国良策别憋在心里，憋坏了身子事小，耽误了国家振兴事大。

    这种类似邮局信筒分本市、外埠两口投信，以利分拣的办法，能够较快地区分效忠信和举报信，然后用特快专递送达武则天，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

    后世有人简单地将其称为告密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告密，或称上变，古已有之。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算缗令，对顶有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准许别人告发。告发者将被赐予没收财产的一半。这时候的告发是一种经济性的，而隋唐之际的告密是政治性的，被告通常是朝廷官员，被告发的问题通常与谋反有关。

    贞观年间，发生了奴告主的现象。太宗李世民不喜欢这种现象，他曾对侍臣说，奴告主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是大恶之行，必须禁绝。如果今后再发生这种事，不需经过官府受理，直接将告发人斩杀。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李世民出征高丽，到达定州。有人向西京留守房玄龄告密。房玄龄问他：“你要告发谁？”来人说：“就是你。”房玄龄不再追问，派人把这个人送往定州。太宗听说有告密人要来，说来人一定是告房玄龄的。告密者到达以后，果然是告发房玄龄的，李世民立刻将此人腰斩，并封了两把刀，交给房玄龄说：“以后如果有类似事件，你把来告密者腰斩好了，不必送来我处。”

    在太宗李世民看来，告密的内容是以下犯上的谋逆之罪，而告密本身同样是以下犯上的忤逆之行。如果让告密者一再得逞，那么就会导致以乱治乱。对于一个政治生态和谐的帝国，告密显然是不可取的。

    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主要是为了“媚众”，取媚士族地主。武则天的本意是希望以匦检制度广开言路，掌握民情动向。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发生了质的转变。

    自从李敬业谋反后，武则天就怀疑天下人都在找机会对付自己。加上自己忙于政务，忙着与面首们颠鸾倒凤，李唐宗室和大臣们内心不服，她掀起的清算风暴不能刮一阵就消停，要常刮，刮得天地变色，血雨腥风。

    她要造成一种人咬人、人咬狗的大乱之象，大乱方能大治。扬州事变之前，李敬业的叔叔徐景文派人到东都，揭发李敬业的谋反活动，其实这也是一起告密事件。扬楚事变中，刘仁轨托姜嗣宗带表疏与武氏，说嗣宗知反不告，也带有告密性质。但这时的告密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广大的下层告密者还没有被发动起来。

    在武则天看来，要把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发动起来，则必须使告密制度化，同时要解决告密者的政治待遇。告密者的目的，往往是想从中捞取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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