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龄最小的“天子门生”
宋希濂又名荫国，是湖南湘乡县谷水溪口人。在他考入黄埔军校之前，只是一个中学生。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并不算太富裕。他有一个大哥名叫宋仁楚，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湖南省武岗县县长。后来因为该县地方势力林拔萃要当县长，就把他撵走，并想在宋归途中把他杀了，幸而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正迁往武岗，他得该校主任李明灏之助，才得安全脱险逃离武岗。因此缘故，后来1949年李明灏曾通过他劝说其弟宋希濂起义，惜事无成。宋希濂还有一个哥哥名叫宋尚鲁，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抚恤委员会何键那里当过处长、主任等职。
我自1935年即在酉阳春元中学念书，与他的亲侄子宋承舜为同班同学。一次，他的侄子把宋希濂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作战时之画册带来学校给同学看。当时他还是一个旅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宋希濂其人。后来又因蒋介石对江西红军进行“围剿”，他又被提升为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年龄算是最小的，但却深得蒋的信任，因此年纪虽轻升迁却很快。三十六师在江西、福建一带也是“赫赫有名”的。到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后，瞿秋白留在福建长汀一带工作，不幸被三十六师俘虏。当时该师参谋长是向时，湖南长沙人。瞿秋白的被害，他是直接执行者。这是后来1949年4月他在湖南常德，我听他说的。他对当年捕杀瞿秋白的情况，谈得眉飞色舞扬扬自得。解放以后终于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1951年，他在湖南长沙市被湖南省人民政府镇压了。
三十六师在福建杀害瞿秋白一事，在国民党中央的“功劳”簿上当然是记下了一功的。所以在“西安事变”时，国民党调动亲信嫡系部队准备进攻西安时，又有三十六师在内。他的部队也已向潼关开拔，剑拔弩张准备进攻西安。当时幸得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前往西安，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希濂调升为七十一军军长。不久，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南亚盟军总部的指示下，成立了远征军，派出四个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都是蒋介石的亲信黄埔第一期学生。宋希濂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大理圣麓公园。下辖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第六军，军长黄杰。还有三十九师，师长洪行；预备第二师，师长陶晋初。其余另有两游击纵队，司令是杨文榜、董仲篪。这些部队远的已经渡过了怒江，在腾冲、龙陵、潞西（芒市）畹町，紧接高黎贡上和缅甸一带。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指挥所也推进到了保山，其目标是准备进军缅甸。在滇西以缅甸为进军目标的另一个集团军，则是霍揆彰的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祥云以南的弥渡，作为第二线。
另外在针对越南方面的亦有两个集团军，是杜聿明集团军和关麟徵集团军。他们的部队主要驻在滇南，沿滇越铁路沿线。
这四个集团军，上设一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是卫立煌。卫立煌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的资格老，又是上将，还是能孚众望的。其实蒋介石也非常明白，这四个黄埔学生，都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这些人自己也是以“天子门生”自居。他们历来都是直接受蒋介石的指挥，旁人是指挥不动的，所以在他们上面虽设一个顶头上级机关，那也是等于虚设。这个，他们上下彼此明白，心照不宣。因此卫立煌在这职务上，对一些例行公事、命令上画个“行”，倒还可以，如果到紧要关头，恐怕连信都问不到。他们不仅对卫立煌，对龙云也是这样。远征军进入昆明时，是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打先锋，一到曲靖，龙云的部队就想抵抗，把国民党部队拒之于云南之外，所以就打响了。当然，以龙云的那些旧式武器，加上那些双枪兵（另一支是鸦片烟枪），哪是杜聿明机械化部队的对手，真如以卵碰石。于是杜军前面用坦克车领路，后边步兵、骑兵紧跟，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地开进了昆明城，把总司令部设在翠湖公园。并且到处派出警戒岗哨，连龙云驻在五华山的省政府也实行了包围监视。龙云当然也敢怒而不敢言。其实蒋介石早就想吞掉龙云，只是无以借口，而且因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今天既有此冠冕堂皇入滇的良机，哪有不好好利用的呢？
宋希濂的部队，也是随杜聿明部队之后，经过昆明开到滇西一带的。因此，滇西一带都成了他的防区。龙云经常用汽车派武装部队护卫贩运鸦片烟土，有时被宋希濂部队拦获，龙云派人送来亲笔书信，请他通融发还。宋希濂一怒把信烧了，鸦片烟也全部没收充公。龙云只好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得！但却怀恨在心，种下了后来他怂恿卫立煌千方百计要把宋希濂赶出云南的根由。
宋希濂在大理时，前一时期没有另觅公馆，老婆孩子都住在圣麓公园总司令部二楼上，下面就住着参谋长成刚。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处都住在外面。成刚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现在是中将。最早当过三十九师师长和其他一些军职。因为他也是湖南宁乡人，和我是小同乡，加上又都是军校学生，因此，除了上下级关系而外，加上同学同乡关系，所以非常接近。我有一次听成刚说：宋希濂还在昆明时，他老婆怕他有外遇，在外边搞女人，对他管得很严。有一天他很晚才回来，老婆问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他说打扑克去了（当时打扑克是赌钱的，名叫“唆哈”）。他老婆还不信，宋希濂顺手从兜里掏出一把票子给她说：“你看，我还赢了这么多钱呢！”他老婆一气之下，一把抢过来，扔到炉盆火里烧了。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的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去了。听说蒋介石还骂过他，说：“你老婆把票子都烧了！你们有多少钱？给人家影响多不好啊！”
除了这些小事以外，主要是他自恃是蒋介石的亲信，不把卫立煌放在眼里，这是他之所以最后被调离总司令职务的重要原因。有一次，成刚对我谈起宋希濂为什么会被撤掉总司令而去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当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的事。据他说，主要是因为卫立煌和他的矛盾。因为卫立煌感到宋希濂完全不听他的指挥，虽然其他三个总司令也是不听他的命令，但比较起来还能表面周旋。加上龙云与宋也有夙怨，更从旁怂恿，使得卫立煌怒不可遏，所以告到蒋介石那里，甚至以辞职归家不干为要挟。蒋介石在这种压力之下，怕引起众怒，才不得不采取把宋希濂调走的办法。
宋希濂自1944年底被撤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以后，即去了四川重庆。总司令由第六军军长黄杰升任，并仍兼第六军军长。宋希濂到达重庆后，在张治中公馆里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后来才搬到菜园坝十一集团军办事处。我到1945年5月底才从昆明去重庆的。见到他以后，他问了我一些情况。我对他说：“我本想马上去新疆的，但因我母亲和妹妹从湖南家乡逃难来重庆，暂时还没安置好，走不了。”他说：“那你就在重庆先找个工作，照顾你家吧，反正我也不能长在那边。”他就当即给我写了一封信到重庆大坪军官总队少将大队长陈采夫那里；并另外写了一个条子给财务科科长汪香山，叫他发给我五十元，作为生活补助费。还说如果再有困难，再去找他。那时的五十元，在重庆还是可以维持一两口人一月的生活。陈采夫是湖南醴县人，是宋希濂的老部下，看到宋希濂的信以后很欢迎我去。后来因为我一位表姐夫潘华国是青年军二〇一师师长，我就上他那里去了。宋希濂一直在重庆住到秋末冬初，才跟张治中一块去新疆。当时张治中是西北行营主任，因此任命宋希濂以九分校主任兼行营参谋长。
1949年我离开青年军回到湖南老家以后，一天在《湖南日报》上偶然看到他在宜昌常德之间任十四兵团司令的消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回信叫我去常德。我到常德后，正好又碰上他的叔伯兄弟宋展翔，他和我是军校的同学。我在云南大理任干训团区队长时，他是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营副营长，可以说经常在一起。现在他是十四兵团司令部警卫团副团长。我想利用宋展翔，还有他的随从副官黄海云等一些接近他的人，从旁怂恿宋希濂准备起义。殊知宋希濂却是满脑子的封建道德“忠君”思想，一切说法都没被接受。
湖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湖北向宜昌、沙市一带进击，宋希濂乃撤退至恩施。立足未定，又向四川重庆败退。经过重庆时，当时蒋经国适在重庆，他连重庆也不敢进，怕蒋介石要杀他的头，只得偷偷地走江津绕过重庆沿长江西上，还企图与贺国光会合，跟解放军顽抗。可是他刚到金沙江即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当我在西南军政大学教导总队学习时，大约是1949年12月底的一天早晨，正值我们集合要去礼堂听课时，忽见有十多个解放军战士押着一个身材高大穿灰色布面皮里大衣的人。我们回头一看，就认出他是宋希濂。可是他的头低得很厉害，几乎使人看不清他的脸。接着解放军战士要他脱下军帽，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下时，他坚决不肯，也不肯照相。正在争执未决时，我们的队伍走动了。我们也不知道最后究竟怎样结局。
宋希濂虽然是追随蒋介石的一个顽固的人，但在客观上他还不能算是一个卑鄙、腐化、为害人民极甚的人。如我在云南大理看到的几件事来说，当时他自认为是中国的青年将领，前途远大，所以在治理军队方面还是严格要求的。在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饭后，天还很早，他领着一个卫士到洱海边上去乘凉散步，刚走到海边的村子旁，忽然听到一声枪响，他就叫卫士沿枪声响处去查看。走不多远，就发现是司令部一个士兵持枪打死老百姓的一条狗。当时他火冒三丈，从卫士身上拔出手枪就把那个打狗的士兵枪毙了。并查明了他的单位，给所属官长予以管教不严的处分。因此，后来部下都不敢做违犯军纪的事。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一些人背后议论，说他作为一个总司令，不应该自己亲自枪毙人，应该交军法部门处理。以后，大概是1944年，总司令部副官处派了一部分人去鸡足山打柴火，然后用船经洱海运回大理分配给各部应用。可是这些派去的人，以为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了，就胡作非为起来。那个鸡足山是云南的著名佛教圣地，传说是唐时印度大僧迦叶讲经、圆寂的地方，寺庙很多，和尚也很多，去游的人也不少。当时的和尚也不是那么遵守清规戒律的，在闲得没事时却打起麻将来。这些人认为是敲诈勒索的好机会，又仗着手里还有枪，于是就打着总司令部的招牌，在和尚打牌时，他们就去抓，抓到后，不仅没收了他们的赌款，另外还要罚款勒索和尚。和尚们虽然不服，可是在那个大山里，又没有地方政府去管，只好敢怒不敢言，含愤在心。一天，预备第二师师长陶晋初去游鸡足山。住在和尚庙里，和尚在与他深谈之后，就向他告发了这件事。陶师长派人去调查后，才知道是总司令部派来打柴火的，为首的是总司令部副官处一个姓周的中尉副官，是湖南湘乡人，离总司令家很近。陶师长一看是上级机关的，不好处理，只好把他的经过事实录成口供，连同周副官本人一起带回大理交给宋希濂。宋希濂的部下几乎全是湖南人，特别是湘乡人更多。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后，来为这个姓周的说情的人，真是此去彼来，宋希濂一概含糊支吾过去了。这些人又向军法处讲情说好，想为周开脱。这样搁了好长时间也没消息，宋希濂也没把这个案子批给军法处。可是突然在一个纪念周上，谁也没料想到宋希濂宣布为了维护军纪将周立即枪毙。这一突然当众宣布，使得别人没有为周说情的余地。大家也深知总司令既然在纪念周上当众宣布，就难以收回成命，遂于当日中午将周枪毙了。这在作为一个将领，为了制止部下危害老百姓，维持军队纪律，枪毙这样的人还是应该的。
他在云南时期想在各方面为自己打好基础，延揽知识分子，培养干部，控制宣传等都做了很多工作。如在西南联大请来冯友兰、费孝通等有名教授到大理干训团讲演，并将讲稿印成单行本。我记得其中教授就有十多名。另外又找来西南联大毕业生王某担任总司令部的中校秘书，后来又由王某再找来国立师范大学毕业生彭祖年也任总司令部中校秘书。并叫王某兼任云南大理三青团分团部主任。还叫王某、彭祖年等在大理办一个《滇西日报》控制滇西的舆论。为了培养他自己的干部，又在大理创办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西南干训团大理分团”。主任是宋希濂自己兼任，副主任是原三十九师少将副师长夏日长。教导处长是欧阳春圃少将，总队长是黄埔四期生蔡谟忠少将。下面除设有军官队、缅语队外，还有学生总队。学生大部分是从湖南招收的高、初中学生，和在云南招收一小部分。教育方法、学制、课程和手段，基本上和中央军校差不多。1942年以后又从盟军总部聘来了一些美国军官，办了一个新兵器训练班。后来因他调离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七十一军和第六军当排长，干训班也结束了。当时看来，他似乎是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出来似的。除此以外，他还利用各种机会联系国内有名人员来部队讲演，如他曾在1943年请了中国著名军事家杨杰、宗教界主教于斌到干训团和部队讲演。
他很注意军队纪律，如1949年4月，宋希濂奉命收编湘西的地方武装，兵团司令部在常德设一指挥所，主要是办理收编事宜。当时指挥所具体负责的是兵团司令部少将副参谋长孔方，下面有一个上校处长叫法正松，另一个上校处长叫朱性初，分别负责军事、后勤领导工作，名义上都叫处长。在与湘西地方武装势力初步联系后，就成立了一个点验组，查点他们的人员枪支数目，以便给予番号。第一次组成的点验组组长是萧剑秋上校，下面有两个中校副组长，一个是张威，一个是张建忠。其余还有几名少校和上尉参谋。那时我是该组的少校组员，当时宋希濂派人和他们协议是编成五个暂编师。为了安排人员，下面还有旅。其实他们的人枪都是不足的。我们去点验时，他们对我们的招待上虽然是很周到的，但是他们的人枪都有互相借替和虚报的情况。我当时就向组长副组长提出了怀疑，表示其中颇有问题。可是他们都不置可否。在我们还没点完两个师时，就接到指挥所命令，说天气太热，暂停几天。于是我们全部回到了常德。第二天，我去了张威家，他妻子告诉我，说张威被司令部指挥的宪兵队押起来了。原因呢，有人说他在点验时受贿被人告发了。过了一天萧剑秋、张建忠也被押起来了。别人说是他们分赃不均互相告发的，究竟如何就弄不清了。这时，正是宋希濂的老婆在宜昌去世不久，可是没几天由宜昌兵团司令部调来了一名姓谭的少将，也是湘乡人，来代替萧剑秋担任点验组长。另外还有两名参谋处的上校科长，一个姓武，一个姓沈，还有几名参谋来到了常德。改组了点验组。原来点验组人员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上尉参谋了。宋希濂也由宜昌来到常德，并特别召集点验组全体人员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严肃地指出了前点验组有一部分人贪污受贿，已经撤职在押，但案情尚未彻底查清，还不能确定处分。一俟查明后，一定严惩不贷。接着告诫我们这次新改组的点验组所有人员，一定要奉公守法，洁身自爱，连招待吃饭都不要接受等语。由此看来，宋希濂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
（伍蔚文）
二、奉命调新疆，再次获信任
宋希濂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溪口的一户小康人家。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还到日本士官学校深造过。他早期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离了组织关系；在蒋介石部下，成为黄埔一期学生中少数几个有名将领之一。
1945年宋希濂曾到新疆，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主任。他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等职务，1948年才被调回内地。他前后在新疆达三年之久，名噪一时。
悻然去职 颓然受命
1942年3月8日，日军占领了缅甸仰光。5月初进入我国云南省的畹町、芒市、龙陵。5月10日占领了腾冲，保山告急，大理、昆明震动。此举，不仅中断了国民党与西方的唯一国际通道，大后方的国门也被闯开了。
蒋介石急令宋希濂亲率所辖第三十六师前往堵击。宋率部在怒江惠通桥对岸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挡住了日军的攻势，取得了凭怒江天险的对峙局面。这次宋希濂很得蒋介石的欢心，被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但由此他也滋长了骄傲情绪，加以他自以为是“天子门生”，所以把他当时的顶头上司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和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都不放在眼里，时常与他俩顶撞。
1944年6月1日宋希濂率第十一集团军所辖各师，强渡怒江，反攻龙陵、芒市等地。由于日军利用滇缅边境崇山峻岭的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并在松山等重要据点所有山头的阴阳坡面都构筑了暗堡，真是上山不易下山难，这时恰好又碰上滇缅地区的雨季，因此部队打得非常艰苦，龙陵久攻不下。卫立煌为了挟嫌报复，就趁机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宋希濂的坏话。因而以作战不力，免除了他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宋希濂一气之下悻悻地飞回重庆，住在菜园坝26号的一栋两层楼房里。
1945年5月，蒋介石又任命宋希濂为中央军校迪化（乌鲁木齐）第九分校主任，还当面勉励他要学左宗棠立功边陲，努力培养干部。以一个指挥十几万部队的集团军总司令，去担任带几百个学生的主任，这对宋希濂讲来当然不是一个惬意的差使。虽然，他一面责成办公处处长刘臻在重庆菜园坝筹组班子，但宋氏本人却仍在徘徊观望，等待其他的机会。
不料，是年8月上旬的一天，军校九分校部分学生前往迪化市的新疆剧院看戏，与八战区长官部警卫团的士兵发生冲突。一个叫朱矩民的连长，是湖南湘乡人，仗着他哥哥在长官部当机要科长的势力，开枪打死了第九分校的一个学生，引起该校学生的极大愤怒。他们利用教练武器，围攻长官部。司令长官朱绍良气急败坏地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宋希濂不在，学生闹事。”9月4日蒋介石召见，见宋希濂严厉斥责他为什么没有去新疆，还说：“过去龙主席、卫长官都说你不服从命令，我就不信。今天我的命令，你也不服从了！去不去！”那时宋希濂满腹怨愤，可能顶撞了几句，蒋介石一怒之下，手令撤职查办，并责令他不得乱跑。
宋希濂又气又恼回到寓所，扬言要买几百亩地，带着跟着他的一些人回乡种田去。碰巧，这时候新疆发生了“伊宁事件”，张治中将军负责去新疆和伊宁方面谈判。张治中原任第五军军长的时候，宋希濂曾是第五军所辖一个旅的旅长，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中，宋部在庙行蕴藻浜一线屡创敌军，很受张治中的赏识。因此，张治中在蒋介石面前极力为宋希濂说情，请求带宋入新，得到蒋的认可，宋希濂就是这样到新疆走马上任的。
危机四伏的新疆
1942年新疆督办盛世才趁德国进攻莫斯科的时候，为了投靠蒋介石，勒令苏联驻在新疆的“红八团”出境。这支部队撤到中苏边境，有一部分骨干隐蔽在我国边境的牧民中，扶植了一些力量，等待时机。
1944年8月在新疆的巩哈县，发生了一起群众性的暴动，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枪，11月占领了伊宁。爆发了震动中外的新疆“伊宁事件”。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胡宗南的四十万部队包围陕甘宁边区，新疆边陲却兵力空虚。1945年4月，伊宁方面组成了一万多人枪的“民族军”，在苏联支援下配合了飞机大炮，很快攻下了额敏，进驻了塔城，与阿山连成一片。9月，“民族军”进攻乌苏、精河，到达玛纳斯河西岸，直接威胁新疆省会迪化。另一路越过天山，进驻拜城和温宿，阿克苏被围。南疆的莆犁也爆发了暴动，蔓延到英吉沙、喀什、叶城、莎车等地。兰新公路沿线也时常有游击队出没，严重威胁国民党军事补给线，天山南北烽火弥漫。当时坐镇在迪化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急调马呈祥的骑五军和罗恕人的四十六师增援。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也在外交上积极活动。美国杜鲁门政府也表示对中国在新疆发生的事件极为关注。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强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允许苏军进入东北，让苏联参与中长铁路的管理，把大连旅顺让苏联享有三十年的特权，蒋介石不仅不反对，反于1945年8月14日派遣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飞赴莫斯科，以上述条件为基础，签订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换取苏联政府“关于新疆最近发生的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中苏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的口头保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也向重庆国民党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内称：“苏联政府关切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的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的局势。”在苏联的授意下，伊宁方面停止了新的攻势，进入谈判阶段。宋希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到达新疆的。
上条陈 重获信任
宋希濂到达新疆不久，即给蒋介石发了一份较长的密码电报，条陈言事，开头一句，就是：“俄人凯觎新疆蓄谋已久……”建议：“趁修兰新铁路、加强战备、扩充部队，在统一指挥下划分三个警备区，加强空军力量、屯垦戍边……”等。深得蒋介石赞赏，回电：“所见甚是，已交有关各部研讨实施。”
1945年底蒋介石手谕：撤销对宋希濂“撤职处分”，正式任命为军校九分校主任。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授给宋希濂“青天白日勋章”（国民党最高荣誉勋章），在新疆省府西大楼召集驻迪化的军事机关和部队少校以上将校级官佐举行了近千人的盛大的授勋大会。由张治中将军主持授勋，在张治中授勋后的讲话中表彰了宋氏在北伐抗日及其他各战役中立下的功勋，特别指出：“宋希濂同志早在一二八淞沪战役就应得到青天白日的勋章，由于当时我是第五军军长因而授给了我。今天授给宋希濂同志最高荣誉勋章，不仅是宋希濂同志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体武装同志的光荣。”这次授勋大大地提高了宋希濂在新疆部队中的威望。
1946年4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销，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张治中任行营主任，宋希濂任参谋长。这就为他联系部队感情、了解新疆军政情况提供了方便，也为他日后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就任新疆警备总司令
1946年8月，陶峙岳将军升任西北行营副主任，到兰州主持行营日常工作，宋希濂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
由于关内内战的影响，及外来势力的干扰，宋希濂接任后，面临的新疆局势是异乎寻常地复杂而尖锐，主要是外来势力的干扰，但在新疆各民族各阶层内部，确实也有一些人把蒙古当做自己憧憬的奋斗目的。当然，也不乏一些有历史眼光的有识之士，只要求较多的民族自治，而不愿把新疆变为别国的仆从。而当时，宋希濂对新疆局势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不让新疆从祖国统一范围内分裂出去，在政治上赞成给予地方较多的自治权益；在军事上，他认为一定要保持优势，以防止“伊宁事件”的重演。
宋希濂在接任以后，采取了这些措施：
一、彻底掌握部队，加强领导力量。当时驻在新疆的有三个军，赵锡光的四十二军，叶成的新二军，马呈祥的骑五军，这些部队和它的领导人过去与宋希濂都没有多少渊源关系，而且各有来头。尤其是那个叶成，他既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夭子门生”，还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干过。马呈祥是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的外甥，封建军阀气息很浓厚，1945年与一个汉族姑娘结婚时，在《新疆日报》上登了整版的红色双喜字，1949年5月，马步芳接长西北军政长官时，骑五军单独开了三天庆祝会。至于赵锡光他思想倒是比较进步的（在后他是支持陶峙岳起义的主要人员之一）。宋希濂为了要掌握住新疆部队，把他的主要干将张绍勋调任四十二军副军长，丁柱中调任新二军副军长，顾葆裕调任五十二师师长，夏日长调任新疆供应局局长，把军校九分校的大部分教官、队长、区队长等调充各部队营、团级干部，军校九分校第二十期学生毕业后分配在各部队担任下级军官。然后把九分校改为驻新军训班，分期分批地调训各部队营连级干部，这样不仅提高了部队素质也增进了部队感情。宋希濂本人是个傲上而不慢下、不玩弄权术、善于团结干部、颇有点大将风度的人，由于这些因素，宋希濂在新疆不仅完全能掌握住部队，指挥也是得心应手的。
二、扩充部队、充实兵力、加强训练。宋希濂接任以后，即着手成立新疆师管区，在回汉族中征募兵员。在甘肃武威成立了一个旅，此外还成立了边卡营大队和各后勤机关的监护营，从关内调拨了一个辎重兵团，增拨了美制卡车，加强了运动力量和部队的机动性，调拨了一个炮兵营、一个通讯兵营，成立了军垦处，修建渠道、开设农场，为屯垦戍边作出了示范。
在部队训练上，宋希濂也是抓得很紧的，除调训干部外还派检查组到部队督促检查部队训练。他本人也时常下部队视察，有一次天亮不久他就来到了直属战车连，那个连长还睡眼惺忪的，因而受到了宋的一顿训斥。
三、兵力布置方面。新疆地形，以天山为中轴，分为南疆北疆两个自然条件有显著差别的部分，古称南北两路。北疆为准噶尔盆地，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疆为塔里木盆地，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天山南北山麓和盆地边缘的冲积平原构成互不相连、面积不等、靠高山雪水灌溉的绿洲，以此划分为县、市、镇，在军事上造成兵力分散补给不易的弱点。
宋希濂接任后，采取“重点设防，扼要把守”的战略方针。把两个军的兵力部署，以迪化为重心，在左翼的呼图壁、昌吉、绥来玛纳斯河东岸一线划归新二军防守，与“三区民族军”隔河对峙；在右翼的阜康、奇台至北塔山中蒙边境一线划归骑五军防守。四十二军布置在南疆，以喀什为重心，阿克苏、焉耆、哈密都有重兵把守。各师防区内的重要战略据点都构筑碉堡，加固工事，加强配备，部队长期处于戒备状态。
四、整饬军风纪。驻新部队与少数民族杂处，宋希濂对部队纪律的约束是相当严格的，很少发生扰民事件，还进行过两次整风。国民党的所谓“整风”，就是杀人，借以树立主官威信。第一次杀了新疆兵工厂的一个中校科长和其他几个贪污犯。其中有一个是军狱的小勤务兵，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受犯人委托接了一块钱去买生活用品，碰上查监的总部军法处李处长（湖南宁乡人）硬说是贪污，判了死刑。第二次“整风”，杀了两个带“黄鱼”（收款载客）的军车司机，杀鸡给猴子看，使那些发新疆财的贪官污吏收敛了一些。
和谈成功不和平
1945年10月17日开始，张治中将军与伊宁三区代表的谈判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夫的斡旋下，几经周折于1946年6月6日就有关“十一项和平条款”、“省府组成问题”、“部队改编问题”全部达成了协议。前后历时八个月的谈判，算是取得了成功。随即着手改组省政府，由张治中兼任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各厅、处主管和省府委员，大都由各少数民族担任，汉人所占比例极少，基本上是各族的联合政府。7月1日新疆省会迪化市万人集会，庆祝新疆全省实现和平和省政府成立。
正当全省人民沉浸在和平统一团结欢乐的时候，省府派到塔城的监选人员突然遭到暗杀。在三区暴动时逃往苏联避难的汉人一行三十余人，在新疆实现和平后返回家园，路过塔城时也全部惨遭杀害。和田禁止两千多汉回族人参加选举，一个空军飞行员在迪化南梁街上被一个维族人刺杀，凶手被捕后移送地方法院，在开庭审理时被一伙暴徒劫持还在街上游行示威。和平条款中明确规定取消“东土尔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名义，但从伊宁来到迪化的军人仍然佩着星月肩章领章，还挂着许多勋章奖章，叮叮哨哨在街上大摇大摆耀武扬威。
1947年2月20日，一个叫阿不都艾海提·马哈苏木的维族青年在迪化“维文会”召开全市的“自由大会”，号召打倒国民党，“国民党滚出新疆”。5月21日他们组织了五千多人的示威游行，高喊“拥护和平条款”、“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游行后拥至省府请愿，要求罢免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密专员尧乐博士、和田专员努日伯克、莎车专员周芳刚。5月23日省府召开紧急会议，阿合买提江通过了罢免和田专员努日伯克、莎车专员周芳刚。
2月25日在新疆警备总部政务处处长黄锡恭的策划下，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方针，以“汉文会”、“回文会”、“哈文会”为中心与为三区所控制的“维文会”相对抗，组织了近万人的游行示威队伍，其中有少数军人换上便装参与，沿途高喊“拥护中央政府”“反对三区特殊化”等口号，冲击了省政府，发生斗殴，伤亡了一些人。警备总部宣布宵禁，收缴了一些民间私藏武器。这就是“二二五事件”。
1947年4月张治中率阿合买提江等视察南疆后，回到迪化，仍然希望维持新疆的和平局面，召集了省府主要领导人开了三天座谈会，但未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张治中只得辞去兼新疆省主席职务，由麦斯武德出任主席。
北塔山战役
北塔山位于新疆的奇台县向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中蒙边境线上，是一座长而较大的沙积山丘，坐落在我国境内。山的北麓是蒙古的一片大草原。
1947年5月，蒙古边防部队驱赶我方牧群，与我驻防的骑五军边防部队发生冲突。这一情况发生后，宋希濂随即命令骑五军急派一个连进入阵地，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把挑衅者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扩大了战果，缴获蒙军军刀、徽章、肩章、望远镜、枪支子弹等战利品多种。
这次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报纸就纷纷颂扬宋希濂是塞外长城，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件也如雪片一样飞来，宋希濂的名声一时大震。参加这次战役的那个骑五军的连长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离开新疆的内幕
1948年春末，张治中将军特地从外国进口一辆黑色新型小轿车，送给宋希濂私人使用。轿车由上海启运，因为陇海铁路被解放军截断，改由登陆艇水运武昌，然后经鄂湘、黔、川、陕、甘诸省沿公路开往新疆。车子还只到达兰州，就传来了宋希濂内调的消息，人们不免有点蹊跷。
自古以来的“筹边者”都不外乎采取“战、守、和”这三种策略。清朝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首先着重在一个“战”字，然后求得三者的统一，这在当时叫做“先剿后抚”。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却着重在一个“和”字，宋希濂负着“守”的责任，但时常要发些“能战能守”、“能战能和”的论调，这就不免成了“鹰”派。在1946年冬天，在军校九分校第二十期学生毕业典礼上，张治中曾大念其“和平经”，宋希濂接着讲话，他引用了张治中曾任军校教育长时讲过的一段话：“军人要保持气节，要准备为国牺牲，要准备打仗。”张治中一听，不是滋味，看了一下手表，边走边说：“我还有事去！”愤愤地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48年秋，蒋家王朝大势已去，济南、洛阳相继失守。张治中早与中共有局部和平的默契，张治中虽不兼新疆主席，但新疆仍属西北军政长官管辖的范围，宋希濂留在新疆对日后的局部和平可能是一个障碍。碰巧这年的夏季，蒋介石到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张治中也参加了。当时，蒋介石征求张治中的意见：“把宋希濂调回内地打共产党怎么样？”张治中顺水推舟，一口承诺，还连说了几个“好”字。
但是，张治中与宋希濂的私人感情始终还是存在的。宋希濂驻在沙市宜昌的时候，与兰州长官部的电台每天有一次联络时间，互通情报。据说当解放战争尾期宋希濂在四川沙坪被俘以后，张治中还请求毛泽东主席去电给在西南的刘邓首长，给予宋一定的优待。
（潘云）
三、川湘鄂扩军和走向履天
宋希濂集团一再扩编的概况
一、第十四兵团的组成
1948年秋宋希濂从南京乘军用飞机到汉口后，即住德明饭店二楼。此前，其先头人员已由兵团副参谋长罗开甲、高参董惠等率领来汉，并设兵团部于汉口模范区和三教街附近；兵团办事处则设在六渡桥街口。该兵团的组成如下：
第十四兵团兼司令官宋希濂，副司令官钟彬（1949年2月宋任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后，即由钟彬接任该兵团司令官）、沈静（由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调任），参谋长彭迈，副参谋长罗开甲，兵团第一处处长夏泉源，第二处处长张之若、副处长余诚，第三处处长廖蔚文，第四处处长王某，政工处处长蒋支本，总务处处长周闺。
第十四兵团到汉后，南京政府国防部即配属驻应城之第二十八军代军长顾心恒，所部辖三个师，师长有李西开和朱某等；驻襄阳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所部辖两个师，师长李介立、陈亲民等；驻荆门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所部辖三个师，师长龚传文、肖炳寅、朱声沛等。另配属有辎汽第二十团一个营、工兵第二团一个营，宪兵第十二团派有一个宪兵区队（加强排）为宋希濂负所谓警卫勤务。联勤总部就汉口第九补给区配属该兵团第二十七兵站监部，以罗文山充兵站监。
第十四兵团在汉组成后不久，即得以补充了大批粮弹装备，宋希濂十分高兴，于1948年9月间率部开赴鄂中沙市，兵团驻地为沙市二马路中学校内。
第十四兵团在到达沙市后不久，为了研讨当面解放军和所属军、师活动的情况，宋希濂召集会议，由兵团部处长以上人员进行军事汇报（第二十七兵站监罗文山和我参加了这次汇报），第二、三两处处长分别就当面解放军和兵团所属各军、师及友军活动情况作了如下汇报：
一、在平汉路两侧地区亘南阳附近之叶县、鲁山、嵩县迄洛阳之线，现为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根据地，其主力已进窥徐、蚌，并以一部出没于南阳、唐河和襄阳之间，与兵团所辖第十三、十五两绥靖区的作战地境滋扰，其目的在“阻滞我军的西进”。
二、襄阳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杨干才所部第二十军主力控置于襄樊之间，一部配置于双沟镇和吕堰驿之线，采取防御攻势。
三、兵团当面七十九军与二十八军战地辽阔，沿亘应城、皂市、天门、沙洋迄荆门之线形成纵长地带，附近湖沼纵横，在这方面有解放军江汉军区部队，进出于钟祥、瓦庙、旧口、石牌镇之间，并以少数部队于襄沙公路之东乡铺、石桥驿和汉水沿岸之岳口、多宝湾一带。不时破坏我后方交通，阻挠补给。同时，襄沙公路沿线桥梁年久失修，塌坏很多，对兵团当前的活动和尔后运补造成困难。
四、友军方面，平汉路信阳地区为张轸第五绥靖区，所部扼守武胜关要隘，其南广水、花园至孝感铁路之线，有第五十八军鲁道源部担负沿线护路任务。
兵团参谋长彭迈根据上述情况，作出了如下的情况判断：
一、当面之敌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一部，其主力目前正会同华东野部军向淮海地区推进；其目的将于徐、蚌之间与我军在淮河北岸展开一场大会战，一举歼灭“国军”主力，乘胜渡江南进，胁迫我作城下之盟。
二、目前平汉路两侧和襄阳、南阳当面，虽有中野之一部，其兵力并不雄厚，并联合该地区组成的民兵部队，图牵制本兵团之出击。
三、出没于襄河沿岸和襄沙公路的江汉军区部队多系当地游击队，利用湖港交汊，乘隙进袭，以阻碍兵团各军的活动。
兵团基于各种情况，当分电十三、十五两绥靖区和所属各军。其电令要旨概略如下：
一、兵团以整军备战、北出襄宛、“扫荡”中原解放军的目的，拟进出于陇海、平汉两路的东侧，并确保荆、襄，俾尔后会同徐、蚌方面邱（清泉）黄（维）诸兵团，以聚歼该地区解放军，进而平定中原、收复华北。
二、第十三靖绥区王凌云所部应向南阳以北诸地严密戒备，并堵截解放军的南进；同时，就地组训民众，充实兵源，待机出动。
三、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十军杨干才主力应控置于襄樊附近，一部配置于双沟镇、吕堰驿之间，向枣阳、唐河方面警戒，并与南阳王凌云部切取联系。
四、驻荆门第七十九军方靖所部应确保襄沙公路线运输的通畅，另派有力部队分驻沙洋、石牌镇，进出于杨家隔，与应城方面第二十八军谋取联系；另以机动部队逡巡于石桥铺、建阳驿之间，维护兵团今后运补和交通的安全。
五、驻应城的第二十八军顾心恒部速将襄河流域和附近的鄂中游击队封锁于汈汊湖沼泽地带，以一部分驻天门、皂市之间，以维护汉宜路和汉水间的交通无阻。
兵团部就当前敌我状况和所属兵力做了一般的部署后，鉴于襄沙公路是兵团尔后唯一的交通动脉，第二天宋希濂和彭迈便要我组设襄沙公路整修处，负责整修全线路面和沿线桥梁工程。限定在三个月内完成。
二、两个军长被俘
1948年9月间第十四兵团开抵沙市不久，第二十八军就在应城受到江汉军区部队的突然袭击，代军长顾心恒被俘，该军直属部队亦被歼灭了一个团，与此同时，所属各师还被解放军吸引到随枣山地予以重创。华中“剿总”看到该军已溃不成军，便将其调到鄂东蕲黄附近整补去了。
11月间，国防部以徐蚌军情紧张（解放军已将黄维兵团包围在淮河北岸宿县地区）电调驻襄阳第二十军杨干才部开赴安徽图解黄维之围，但远水难救近火，黄维兵团被解放军歼灭不说，而杨干才军尔后也在驰援途中被解决了。
正在这紧张阶段，南阳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也溃退到襄阳，解放军乘胜一举而下樊城，襄阳解放也不过是时间问题。1948年12月底，王凌云终究守不住襄阳，败退后不敢直向荆沙撤退，间道经荆门斜插董市渡江避往枝江。
1949年2月4日，驻在荆门的第七十九军方靖所部又为鄂中解放军以擒贼先擒王的战法所击破，方靖张皇失措，束手被擒，军属特务部队不战溃散，随军驻荆门担任城防的李朔一团，仓促应战也遭到惨重的伤亡。十四兵团初抵荆、襄，就被俘了两个军长，这对于扩军好战的宋希濂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这时宋希濂兵团所配属的各军，垮的垮，俘的俘，溃的溃，很有点“出兵未战军先丧，光杆司令难久长”的味道。
三、拼凑游杂组成新军
宋希濂分向国防部和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要番号重组新军，国防部给宋以一一八军、一二二军的新番号，白崇禧也答应给一二四军的番号，条件是以原华中“剿总”副参谋长赵援充军长，另配属二二三师师长陈瑞鼎，很明显赵援是白安插在宋兵团里的一个“监军”。宋希濂也有自己的主意，他在一二四军随后由汉开到宜昌时，即委派兵团第四处处长王某为该军参谋长，又将其最亲信的第六十师师长易瑾配属该军。两方旗鼓相当，各有用意。
一一八军是在武昌组成的，军长陈希平、副军长方墩（后代军长）均为湖北人。宋希濂将其最亲信的董惠派充该军为五十四师师长，另以其老部属谢某为该军一六七师师长。董惠师系由鄂西建始县的一个保安团和兵团二处副处长余诚在其家乡天沔一带纠集游勇凑合而成。谢师为在湘西澧县、石门一带编凑的两个团而成。陈希平名义上是军长，但因部队都是由宋一手组成的，以致他无法插手（他只在天沔收编了一个独立团）。该军由武昌开到鄂西后。宋又委派绥署干校教育长彭迈（原兵团参谋长）兼该军副军长，准备取陈而代之。
一二二军的编组有部队的底子，宋希濂选新疆四十二军的副军长张绍勋充军长，以丁树中为副军长；将驻沙市的湖南保安旅以乡土关系编为二九八师，以该旅旅长张际泰为师长、傅碧人为副师长（张走后，宋即发表傅碧人接充该师师长）。随后，又将王凌云从南阳带下来的地方团队黄鼎新部编为该军三四五师，以黄充师长。
宋希濂新组成的这三个军（一一八军、一二二军、一二四军）兵员素质极差，其中多是地方土著游杂或保安团队，编组后也很少训练，防地又辽阔，因而战斗力不强。像一一八军驻恩施后，除五十四师集结建始训练外，而一六七师则远驻湘西，直到1949年冬随同一二二军在湘西龙山、永顺、大庸之间被击溃，从来就未与军会合在一处，其他各军、师也多类似此种情况。这样的乌合之众，自然无士气可言。
按说兵团有了新组成的三个军，加之原属的七十九军（该军军长方靖虽然在荆门战役中被俘，但所部三个师损伤不大）及国防部又调归的南阳第十三绥靖区的第二军陈克非部，在当时情况下，一个兵团有五个军兵力也就不算薄弱了。但宋希濂野心不足，又继续在鄂中、湘西一带大编地方游杂部队，并予其旧部周上璠兵团副参谋长名义，把当地团队临时编凑为第七纵队；以一二二军副军长丁树中为纵队司令、周上璠为副司令。
同时，宋希濂又在湘西常德设立兵团指挥所，以周磐为主任，指挥就近收编的地头蛇陈子贤为新一军军长兼第三师师长、田载龙为第一师师长、周庆卿为第二师师长、罗文杰为第四师师长、汪援华为第五师师长。另又收编湘西事变祸首张玉霖为暂二军军长，并以当地支队石玉湘、陈泽勋、颜梧等分为师长，随又加委龙山著匪瞿伯阶为保六师师长。宋希濂在湘西收编的部队号称十万之众，但宋仍不以为足，认为兵团战斗地境主要在湖北，因而他这次扩军在湖北还显得不足。
1948年10月底宋希濂约我到兵团部谈话，告我他拟以彭善充兵团副司令官兼五十四军军长，如能成功则派我充该军师长。我便同参谋长彭迈到汉口彭善家中转达宋之意见，彭以有病在家休养为辞。这个军未编成，我的师长也落了空。
四、挤走王凌云，吓跑孙震
1948年12月，驻南阳的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本就孤军突出，又以所指挥的第二军陈克非由国防部电调第十四兵团归宋希濂指挥开赴荆、襄，守军更为薄弱。此时，其当面人民解放军中野一个纵队正沿许、宛大道推进，两军接触后，王部溃败，王凌云乃弃南阳，走新野，溃窜至襄阳。
王凌云满以为退到襄阳后，有汉水之阻，可以设防相持，不料立足未稳，隔江之樊城即被解放，王部遂成惊弓之鸟，无心应战，王见大势已去，只得令其辎重行李和其眷属先行撤退。在樊城之解放军似有预见，在王部撤逃之时加紧炮轰，襄阳城满城军马夺路乱窜。
这时，我正在襄阳城南欧家庙（距城约三十华里）架修一座桥梁甫毕，时天已晌午，便拟入城小憩。车行襄阳城郊即遇载满王凌云之妻室行李的汽车踉跄南奔，紧随其后的是该部直属部队和服装弹药等笨重军品车辆。我入城后即将所见情况电话告诉荆门兵团前进指挥所。时司令官宋希濂、参谋长彭迈正在荆门，即马上将新从南阳调来的第二军一部开赴宜城为王增援，并电令王凌云坚守襄阳，不准后撤。
后来，由于解放军攻势猛烈，王凌云部最终于1948年年底农历春节前后弃襄阳而南逃。但王不敢直奔荆沙，故行经宜城之南，即斜插观音寺、清溪河撇过荆门，绕道河溶向江口经董市渡江退枝江县城附近暂屯。
宋希濂料到王凌云守不住襄阳，也由荆门回到荆沙。宋认为襄樊为鄂北重镇，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又为兵团北出宛洛、会师徐海必由之道；襄樊失，荆沙则无险可恃。而此时宋新成之军，兵员尚未充实，又少有训练，有的还分散四处，一时也难于参加战列。以故，宋十分忧虑；又见王部退下来的溃兵形同散沙各不相顾，尤其是在河南收编的地方团队，纪律全无，走到哪里均烧吃一光，人民怨声载道。这更令他十分生气，决定以此大做文章，给王难堪，遂严令王凌云查究具报。
王凌云撤退到枝江后并未与宋谋面，王认为自己以前身为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在南阳执掌军政实权，何等威风；如今守地已失，“绥区”名存实亡，加之所指挥的基本部队陈克非之第二军被宋扯走，而第十五军军长刘平也趋向于宋，自己是再无多大盼头了，于是乃于1949年春某夜携同妻室只身出走。
宋希濂在王凌云走后不动声色，他一方面电报蒋介石要求查办王临阵脱逃之罪，另一方面则电报国防部将王部第二军、第十五军及河南地方团队统统拨归其指挥。至此宋希濂挤走王凌云、归并其部队以扩张“军力”的目的如愿以偿。
接着，宋希濂便是谋据宜昌。当时驻宜昌、当阳间的孙震川鄂绥靖公署之六十师师长易瑾，伙同兵团派在远安县境的“清剿”指挥官周上璠，分向驻在宜昌的孙震诓报军情，佯称襄樊解放军乘王凌云溃逃之际，会同江汉军区部队跟踪追逼，已分向荆沙和宜昌挺进；并称解放军系四野林彪所部，兵强马壮，来势凶猛，他们已抵挡不住了。易瑾更称已率部向宜昌后撤，周上璠率残余之众向沙市溃逃；请求孙震速做准备，或电请宋希濂从沙市抽派有力部队，侧出荆、宜、当阳之间，腰截解放军，以解宜昌之围。
孙震接到易瑾从当阳来的电报后不知所措：宜昌守兵不多，一时无兵可派；万一解放军进到宜昌，江南岸又无兵防守；一旦解放军渡江西进，责任更是难当。遂仓促决定，将绥署西撤到三斗坪。易瑾一看孙震绥署人马撤走，乃一面虚张声势，佯为戒备，以掩孙部耳目，一面密电请宋希濂从速进驻宜昌。宋得易电后，悄然由沙市乘“同穗”小炮舰驰赴宜昌；当派易瑾兼宜昌防守司令，另电国防部称孙震绥署未战后撤，自己是率队援驻宜昌。国防部明知这是宋诈取宜昌，但已成事实，遂将计就计，电派宋希濂兼川鄂边防司令官。
川湘鄂边区绥署组设前后的种种
一、设置机构
1948年冬宋希濂在其兄宋仁楚到沙市出谋划策离沙后，亲自到湘西常德指挥所召集在湘西收编的军、师长，点验新收编的部队。这时，我同兵团部参谋长彭迈由沙市同船到汉口。其间彭告诉我说，宋这次去常德后，计划间道赴长沙，并与黄杰密飞奉化见蒋介石，他们一定要谈兵团今后的扩张问题。随后，宋由长沙返汉，我和兵团驻汉办事处处长冷某迎接于武昌宾阳门车站，并同宋一块驱车到湖北名流但衡今家中吃午饭。席间谈到国事和尔后局势的演变，宋透露蒋介石下野乃一时权宜之计。但衡今说，今后大局的关键一是在东南和西南两地的防守，以待国际形势之转变——这是国府的大计，也是司令官（指宋）需考虑的重要决策；当前兵团的作战地区是荆、襄重镇，如两阳（南阳和襄阳）不保，荆沙背负大江，无险可守，恐难操胜算；宜昌为四川门户，扼长江三峡之口，屏藩西南，形势险要，为司令官计，似可相机进取，以为退守和进攻的基地，必要时可确保三峡，退据鄂西依险以待，徐图长策，这应早为着手。但说罢相顾而笑，颇为自得。宋在一旁点头称赞，大有相见恨晚之态，当面恳请但出为幕宾，但亦乐于相从。
宋在汉期间，还约见了一些所谓能在地方扩充兵力的人。据我所知，有华中“剿总”少将参议陈秉钧（湖北监利人）和湖北保八团少将团长熊瑞华（湖北安陆人）等。
宋希濂回到沙市后，按计划挤走了王凌云和骗走了孙震，1949年8月31日被国防部任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设绥署于宜昌。
宋希濂将兵团扩组为绥署后设立了如下机构：
——军政委员会，由宋希濂自兼主任委员，其他人选由绥署有关人员兼任。
——军政大学校，由宋兼校长，并内定湖北省主席朱鼎卿为副校长，绥署高级顾问但衡今为教务长。
——干部学校，仍由宋兼校长，调派兵团部参谋长彭迈充教育长，绥署高参孔方为副教育长，下设学生总队和军官总队。
宋希濂还另在宜昌组设干部训练班，朱自兼班主任，以陈克非为副主任，廖剑文为教育长。训练班地点在铁炉坝，曾召集第二军、十五军、一二四军、七十九军等各军营长以上军官训练了一期。
宋希濂接任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后，以原兵团副司令官沈静为绥署副主任，并自除十四兵团司令官兼职，以兵团副司令官钟彬任兵团司令官，设兵团司令部于宜都，配属第十五军、第七十九军、第一二二军于该兵团。另电国防部以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为第二十兵团司令官，以第二军、一二四军配属于该兵团，兵团部设于巴东。绥署直辖第一一八军和在湘西收编的陈子贤新一军及张玉霖的暂二军，还有龙山瞿伯阶的保五、保六两师及在荆沙的第七纵队；另编成绥署特务团、工兵营、通讯营、辎重营等直属部队。
绥署各处就原兵团各处扩组外，另增设政务处、财经处、民政处、物资供应处。以朱玖莹为绥署秘书长兼民政处处长、但衡今为绥署高级顾问、顾葆裕为绥署参谋长、董仲邑为绥署中将总参议（派驻常德指挥所）、田植为财经处处长、绥署总务处长王秉文兼物资供应处处长、绥署高参陈康黎兼第十四兵团副参谋长，只政务处处长一职因但衡今不愿兼任而未曾补人。
另设招待所于宜昌中央银行，收纳从东北及淮海战役中逃出来的一般将级人员。又假宜昌农民银行地址筹设边区农工银行筹备处，由绥署财经处处长田植主办其事。
二、荐专员设分区，暗斗激烈
1949年1月，兵团驻汉办事处冷处长持宋希濂电要我陪同但衡今由汉乘船到沙、宜一行。到后，宋对但礼遇备至，辟宜昌交通银行行长的别墅为但下榻之所，日常驱车到但处纵谈局势和边区发展的未来。但曾私下对我说：“宋聘我为高级顾问，名可就而薪金不可纳，我非为名利而来，以重其兄仁楚之推荐耳。”又说：“这次携眷来宋处，随带现金若干，维持一两年生计无问题。”
有一天，宋希濂和我在但的住所谈白崇禧为谋夺汉口联勤第九补给区军用物资、电保第九补给区司令朱鼎卿为湖北省新主席，已得到中央明令发表事宜。但说，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宜昌只能为战地指挥之所，绥署组织庞大，须有一个良好的后方为今后积草屯粮和训练部队的基地；恩施山区在抗战期间为战区和省府所在地，有公路沟通西南和川、湘、滇、黔各省，地势险要，万一军事有变，绥署可移驻恩施；不如趁热打铁，趁朱鼎卿新任伊始将更换专员、县长之际，一面去电祝贺，顺便电保陈副参谋长康黎兄任恩施专员——有了专区地盘，对于绥署后方业务自可兼顾。宋很赞同但的建议，一面电朱祝贺及保荐陈康黎为恩施专区专员，一面专函着我亲赴武汉见朱鼎卿以速其成。
宋希濂认为以一绥署主任电荐一专员，且湖北又是绥署辖区，此事当是毫无问题的，而事实并不如宋所想的那样容易。原来朱鼎卿之出任湖北省主席，不仅是他自己梦想不到，就是当时湖北一般军政人士也都认为是一个冷门，朱的堂兄朱怀冰几掌民政，在陈诚任湖北省主席时代一再兼代主席而未能“真除”到手，今见堂弟由一补区司令而跃为省府主席，便对省府的一切人事安排于幕后代庖。
朱怀冰在省府见宋希濂电荐我任恩施专员，便提议撤销恩施专区而改为省府鄂西行署，在省府未迁移之前由他出任行署主任，以婉拒宋。朱怀冰与我见面时说：“恩施专区省府另有计议，对兄之事别想办法。”我的企图在带兵，对任这个专员与否则无所谓，于是携同家小回到宜昌。宋希濂和但衡今等都责骂朱鼎卿太不通情理，我便建议他们在边区绥署之下设置若干个绥靖分区，以此分夺鄂省地方行政权。宋气愤之余，当即采纳了我和但的策划，着绥署一、三两处编拟五个绥靖分区司令部，随后又增设了六、七、八分区。这八个绥靖分区的驻地及主官如下：
第一绥靖分区司令部设宜昌，以一二四军军长赵援兼分区司令，以宜昌专员鲁坚兼副司令。
第二绥靖分区司令部设沙市，以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分区司令，以第七纵队司令丁树中兼副司令。
第三绥靖分区司令部设枝江，以第十五军军长刘平兼分区司令，以绥署少将高参黄恹亚和湖北保五旅旅长兼宜都县长傅锡章为副司令。
第四绥靖分区司令部设湘西，以第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兼分区司令。
第五绥靖分区司令部设恩施，以第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兼分区司令，以绥署高参兼第十四兵团副参谋长陈康黎、一一八军参谋长黄涤生兼副司令。
第六绥靖分区司令部设松滋，以第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兼分区司令。
第七绥靖分区司令部设远安，以绥署清剿指挥周上璠兼分区司令。
第八绥靖分区司令部设兴山，以鄂北行署主任李朗星兼分区司令。
另由边区绥署通电湖北省府查照，一面又电令边区各县遵照。在“军事高于一切”的权威下，这于湖北省府确是一个下马威。
三、派员勒索，要粮又要金
宋希濂自但衡今到宜昌后，朝夕相从，常作通宵之谈。他听从但衡今的建议并在宜昌某大盐商的怂恿下，下令加征食盐军事附加税。但曾对我说，不要看轻了这食盐附加税，将来边区农工银行的基金和年饷的筹划都将取之于它。我问他是否还有比这更大的来路，但笑着说：“要晓得食盐是每个老百姓一天也少不得的东西，边区绥署据有偌大的地盘，管辖的老百姓多，如果行通了，几十个县的收入就大有可观。”1949年3月间，宋又拟派员到鄂中各县勒派军粮。他认为只要粮款有了着落，纵然一旦中央接济不上，以边区之大，三十万人马也可求得一时的自给。
这期间宋希濂还分别在沙市和宜昌召集边区绥署所在地各县县长、专员及各军、师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政联席会议，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都是要求军政协作巩固政权。在宜昌会议上，宋并要求各县把一切税收缴交绥署，推行食盐军事附加税，设立食盐专卖处并统一销购；宋还要各县增强江防工事（搜集民间木材沿江构筑碉堡）及各县县长接受边区绥署的指挥。
我从武汉回来后，有一天在绥署副参谋长罗开甲的房间看到了宜昌军政联席会议记录，其中有已为宋希濂同意并在会议上通过的由罗开甲草拟的所谓实行“青白区”计划。所谓“青白区”是指边区绥署范围内荆、宜和沿江两岸的宜都、松滋、枝江、石首这一带未被解放的地区，而已被解放的如襄樊、南漳、保康、宜城等县则划为“半青白区”。罗对我说，共产党的解放区还有新、老解放区之分，所以我们也把凡绥署政令能达到的地方划分为“青白区”和“半青白区”。
不几天，宋希濂、但衡今和我及兵站监罗文山等在绥署谈及部队麇集沙、宜一带，给汉口第九补给区对军粮运补带来困难时，但、罗两人说松滋、枝江各县都是产粮区，可以派专人前往“筹派军粮”，并建议由我前往。宋当即点头笑问我之意见，并说可再加派宜昌鲁专员从旁帮助。
1949年4月上旬，我同宜昌专员鲁坚乘小火轮经宜都、枝江在洋溪镇下船转赴松滋，松滋县长王开荣接到郊外并在县银行为我们安排了住处。随后，我们召集各乡乡长开会。我在会上说：“在共军所到的解放区，凡是有田地的不仅要把所有的田地财产都拿出来，最后还要开斗争会和扫地出门。今天，宋主任指挥的三十万大军住在大江南北两岸，保卫着大家的财产，但部队官兵不能饿着肚子打仗。松滋是产粮区，又是富饶的县份，因此边区绥署预定在松滋征派一万石军粮，希望各乡长以身作则，努力完成征派的任务。限期一个月征齐，将来由驻军派人到县接收；违误和顽抗者，在军事时期是要按军法办事的。”鲁坚也在会上强调了军粮的重要，并表示可以作“预征粮”来交。他讲完话后即示意王县长休会，让各乡长开个小会，以便登记各乡能派出多少粮食。
一个多小时后继续开会。在登记各乡完成的征派粮食数字时，有的报三五百石，也有的报一二百石，统计下来还不到三千石。有个乡长还说他的乡因灾派不出多少，就是作为“预征粮”也难办到。王县长说他是有意刁难，主张严办。我也附和着说：“他违抗军令，破坏派粮任务，应即关押惩办。”后经县商会会长和其他乡长讲情，他答应回乡摊派三百石粮食才了事。我们就这样在会上强行勒派了约五千石军粮（限期一个月交齐，由该县指定几个储粮地点接收）。
继松滋之后，边区绥署在枝江、宜都各县也搞了“派粮”，并扩大为“献粮”运动。见老百姓无粮可献，便又伙同地方劣绅要老百姓将粮折成现金或银元缴交（美其名曰为“献金”），弄得天怒人怨。
四、宋希濂夜奔回宜昌筹退策
我和鲁坚在松滋“派粮”结束后回到宜昌，即同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去恩施筹设边区绥署第五绥靖分区司令部，并为绥署勘定屯粮练兵的基地，同时开征所谓“食盐军事附加税”。陈希平想趁机捞一把，主张由分区直接征收。当时川盐到鄂西山区，一是沿黔（江）、彭（水）到恩施这条公路进口，二是沿万县、利川和夔州、巫山、建始入境。据恩施商会人说，每年入境食盐为数颇巨。边区绥署财经处要派专人来恩办理，并电话阻止分区提前征收，陈希平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干预分区军事行政权，故仍旧派人照样征收，又要我去宜昌面见宋希濂陈述一切。
6月底我到宜昌，适宋希濂已去湘西参加白崇禧在常德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我便与绥署副参谋长罗开甲和顾问但衡今讲述陈希平对食盐军事附加税征收的意见。罗、但认为在绥署未派人往恩之前，可以由分区司令部直接征收，尔后也可会同绥署办理。边区绥署财经处同陈希平的争执，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随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局势方面。但衡今认为随着南京、武汉的相继解放，蒋介石不可能待在奉化，势必飞临重庆重整旗鼓，宜昌为入川咽喉，又有川江之险，正是宋希濂效忠之时。从全局和个人前途设想，只有将川湘鄂边区绥署改隶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归张群指挥，这样不仅粮袜武器的补充可保无虞，就是形势有变，也还可退入峡口移驻巴、恩凭险以待，并与西南各方面取得密切的联系。
果然，宋希濂回到宜昌后，即按这一计划办事。不久，国防部准将边区绥署改归西南长官公署指辖，同时将第二十七兵站监部扩大为联勤第四补给分区司令部，仍以罗文山充分区司令。
7月上旬，绥署接到驻沙市第七十九军龚传文部电报，略称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协同湖北军区独立师沿汉宜公路直逼荆、沙，并分路会同襄樊解放军进取宜昌。同时，又接到驻当阳、宜昌间的一二四军二二三师师长陈瑞鼎电话，称该部在宜、当间慈化寺附近与解放军先头部队接触，此刻正激战中。
这时陈克非的第二军也分驻在宜昌附近，第一二四军赵援部六十师担任宜昌的守卫，在枝江、宜都还有刘平的第十五军。在宜、沙这一水相连的地带，有这么多的军队，按说是可以抵挡解放军一阵的，但由于部队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已毫无战斗力，以致荆门战役中解放军将七十九军军长方靖俘虏，而从南阳撤退下来的第二军、第十五军也成强弩之末。
7月15日中午，宜昌市内枪炮声清晰可听。停靠宜昌江岸的大小轮船、拖驳和木船，顿时都被宋军各部分别封扣，市内商店关门停业，有些大商店还将物资抢运到南岸乡下，以逃避宋军溃退时劫掠。
是日午夜，宋希濂乘“同穗”小炮舰回宜昌。据其随从云，船经宜昌下游的古老背时曾遭到截击；江边停靠的木船很多，解放军似有渡江之势。这时，宜昌东北方向的枪炮之声已逼近市郊，陈克非的第二军已有一部撤退到宜昌对岸，各军笨重物品行李都装到被封扣的船上，绥署后勤物资也分装上了几个登陆艇，宋军乱成一团。
宋希濂回到绥署后，连夜召集陈克非、赵援两位军长及各师师长面商应对之策。宋谈到白崇禧在湖南无久留之意——恐湘省程潜主席长沙有变，后路有被截之虞。在问了罗开甲宜昌布防的情况后，宋即与陈、赵决定就宜昌现有兵力加强城防工事暂予固守，同时电令枝江刘平率第十五军渡江，协同沙市七十九军龚传文部沿拾回桥、河溶抄袭到宜、当间解放军的侧背，其后宜昌守军即从正面全线出击，以收夹击之效。
夜色深沉，宜昌市郊枪炮之声响彻云霄。据报解放军已逼近市区，各部队纷纷溃遁。宋希濂催我速回恩施为绥署觅好驻地，我当即登上登陆艇，绥署及各军在宜的眷属也纷纷上了船，宋令靠宜船只在拂晓之前都驶进峡口向巴东撤退。船至南沱、平善坝之间不能上驶（因前面滩险不能夜航）。这时天又热，人又多，加之风声鹤唳，更难使人入睡，我跑到甲板上，仰见天光一线，大有天小之感。天明船驶抵三斗坪，本应就地待命，但此时顾问但衡今已不顾不问携眷去重庆了，无人再予指示，只得继续前行。船到巴东，绥署后撤人员也来到了。据说解放军7月16日解放了宜昌，但并未跟踪追击，而宋希濂则步孙震的后尘逃到了三斗坪。
渐入末路
一、黄杰飞恩施会商逃亡之事
1949年8月初，鄂省府主席朱鼎卿和其各厅处人员一路从湘西常德辗转到达恩施。此后，省府住地粉饰一新，朱并在其办公大厅的两壁柱上，写上了“与民更始一切从头做起”的标语联。
宋希濂弃宜昌驻巴东后，便把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设在巴东、野三关之间扼守水陆两路险要，在江防上则配置赵援军的两个师，还在江北兴山、秭归、巴东之间，设立哨卡并构筑工事。8月中旬，宋经巴、施公路来到恩施，设边区绥署于清江河畔一所中学校内。
一时间，山城恩施骤然增加了许多军政机构。清江河东岸地区为边区绥署、干部学校、第一一八军及其直属部队和第四补给分区，军政人员的家属也分别住在城区和市郊。粗略估计市区新增加五千人，加上鄂省府的保安团队和边区绥署直属部队等城区计三万人以上。
国防部人事司司长阮祺这时也来恩施为宋希濂、朱鼎卿二人打气，说宋、朱二人是“党国的台柱”，希望他们密切配合，把大门看好。不久，钟彬、陈克非两兵团司令官和各军、师长也都先后来到恩施。
省府与绥署分住在恩施的东西面，相距虽仅几华里，但因有清江河之隔，来往不方便。抗战期间陈诚曾在清江上修建了一座四百余米长的木桥，过去很少车辆行驶，倒也未出什么问题，而宋希濂、朱鼎卿等来恩后，汽车往来整日不断，情况便发生了变化。8月底某夜，大桥西端第三孔桥面突然整个陷塌下去，一时议论纷纷，说这是“不样之兆”。一天，我和阮祺、曹勋、陈希平等人在宾馆看望立法委员张文和等人谈到此事时，阮向张笑着说：大桥断了，还可以修，军政上的桥断了就麻烦了。因此要赖各位人为之力，而使荫国（宋希濂号）、鼎卿（指朱）密切协作；兄乃党国之贤，须大力斡旋，以促其协调，才是党国之幸云云。
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黄杰跑到湖南邵阳另组新省府，9月上旬的某天，他突然飞临恩施北门外小渡船机场，宋希濂亲自驱车往迎。下机后，黄与宋即在机场密谈甚久，然后原机飞返邵阳。事后，据绥署副参谋长罗开甲透露，宋、黄会晤是商量他们今后军事上的退路，如万一在湘、鄂都站不住脚，即沿川黔西窜云南（那里有滇缅公路可通，是国际孔道，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然而还未等他们行动解放军就解放了湘西，黄部不得不沿广西南逃，而宋则西走四川。
二、盘踞鄂西，“两雄”难并立
宋希濂、朱鼎卿在恩施，表面上有商有量，而骨子里则是各搞一套。朱鼎卿自第九补给区任上带下来不少新武器，企图扩充势力，并以湖北保安团队为基础，先后扩充成为两个军。国防部人事司司长阮祺离开恩施去重庆不久，即发表朱鼎卿为湖北省绥靖总司令。这样一来，朱鼎卿认为宋是绥署主任，他是绥靖总司令，他俩半斤八两，无分上下。绥靖总部的组织也非常庞大，副总司令三人，即袁亮甫、孙定超、杨达（兼参谋长）。总部下设八大处，另设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的黄天玄为教育长，以黄涤生为副教育长负实际责任。朱还在陈诚系统张振国的策划下，密拟设置恩、巴警备司令部，内定张振国为警备司令，以图牵制宋的军事行动。
宋希濂见朱鼎卿主鄂事事与他掣肘，便与高级顾问但衡今在渝商筹对策，提出以第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出任鄂省主席，并密电国防部和行政院，后以陈在鄂省人物中声望不孚而搁置。宋又想以徐会之继任，因徐与他同是黄埔一期学生，又任过战区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还担任武汉特别市长多年，在湖北人事中有些分量。宋在渝征求徐的同意后，即电国防部保徐先任川湘鄂边区绥署中将副主任过渡，待徐到恩后再取朱而代之，这次国防部即很快发表徐任边区绥署副主任。徐在重庆一面准备到恩履新，一面筹划接任省政的人事安排，因而迟迟未行。不久恩施情况有变，宋、徐的好梦成空，直到恩施解放，徐还在重庆徘徊。
三、争设警备，组训民众
宋希濂听到朱鼎卿密组恩、巴警备司令部并内定张振国为警备司令的消息后，大为震怒：朱虽是湖北绥靖总司令但毕竟只是一个省的“绥总”，而边区绥署则总揽三省军政实权，不言而喻自在一省之上；恩施虽是临时省会，但也是绥署驻地，省府不能撇开绥署而密拟设置恩、巴警备司令部。于是，宋找到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要他把边区绥署第五绥靖分区结束，然后尽快着手组织恩施警备司令部，仍要陈兼警备司令，着我兼副司令；并面示陈要我负责筹备一切，开办费用统由绥署拨给。
1949年农历中秋节前夕，陈希平匆匆回来告知我说：“恩施警备司令部一事主任（指宋）决定要你负实际责任，内部人事由一一八军和绥署调用。警备司令部首要任务是治安，其次是组训民众，抓取民间武力。”以后，宋与我见面时，也总是强调这些问题，并一再要我亲自下乡，到实地组训民众。于是，我夜以继日假恩施东门大街旧法院地址为恩施警备司令部筹办一切。中秋节后不久，警备司令部正式挂牌，陈希平和我分别就任正、副司令兼职，宋希濂亲自主持仪式，要我们把恩施山城的治安负责搞好，动员全县民众参加组训，并另通电鄂省府查照，这无异给朱鼎卿颜色看看。
恩施警备司令部的组成如下：
司令，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兼）；副司令，边区绥署高参陈康黎（兼）；参谋长，边区绥署高参魏尚武（兼）；办公室主任，一一八军参议王彬（兼）。另设置参谋组、副官组、政工组、军法组、经理室、军警督察组、警卫连，附设宪兵区队。
恩施全城从此进入戒严时期，并实行宵禁。在这期间，每天入夜10时左右，恩施全城即路断人稀，各街道口岗哨林立，巡逻队到处乱窜，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至于军政机关高级人员的公务往来等，则由警备司令部配发通行证。
宋希濂增设恩施警备司令部的主要企图是为了控制恩施地区民间武力，还在筹备期间他就对我说，恩施警备司令部组成后应首先调查民间武力，并拟订组训民众计划。宋还通知干校教育长彭迈选派干校学生队部分青年学生给我做组训民众的干部。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恩施民训工作做好了可以扩大到鄂西整个山区，警备司令部的区域也可随之逐渐扩展到巴东、建始、咸丰等县。
四、表面上的协作
宋希濂、朱鼎卿到恩施后，各自力求在军政上扩大组织，虽然各不相谋，但在表面上还是虚与委蛇，以求协作，其做法是利用两集团中一些人事关系从中周旋。如宋希濂方面的干校教育长彭迈、绥署总务处长王秉文、副处长范宗义、一一八军五十四师师长董惠、一二四军六十师师长易瑾等，与朱鼎卿方面的恩施县长彭某、省银行副行长范遂如等，既有军校派系关系，又都是湖北人，亟愿宋、朱融洽无间，因而积极从中做工作，致使二人有一个短时期的协调合作。
宋希濂又另派其副参谋长罗开甲、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每周参与鄂省府召开的军政座谈会，与朱怀冰、彭旷高（省民政厅厅长）、孙定超（绥总副总司令）等人纵谈时局。有一天，陈希平到警备司令部和我聊谈，称座谈会上推测共军西进宜昌后可能暂时会以守待攻。因为程潜在长沙起义后，共军将在大力追歼白崇禧残部外，还要全力肃清湘西大股土著势力以纾后患。同时，大军西调进展不易，且时值隆冬山路崎岖运补也有困难，再则张治中在北平和谈未归，新、甘局势情况不明，胡宗南尚在西北也是问题。蒋介石到重庆后，势必集中所有兵力，寻找共军弱点突击以求一逞。因此，只要绥署与省府协调团结，把重庆的大门——恩施和巴东守住了，时间一长，国际间将有新的变化。我说：“你们这个座谈会谈得很好，但愿形势真正如此。”
这时，来凤和巴东之间频传解放军有新的军事行动。边区绥署希望鄂省府把它新扩编的地方团队分布在来凤和巴东方面，或者担负一方面也可，而朱鼎卿早已把他先后扩编的团队向利川方向集结整训，恩施、巴东这一线的防务，则完全推在宋的肩上。据朱鼎卿的军政干校副教育长黄涤生尔后逃到重庆同我谈，当时朱认为宋虽有两个兵团，但新兵多、战斗力差；陈克非兵团虽打得几下，但从他在宜昌不战后撤来看，已对宋的指挥不满，因而到时是否卖力很成问题，故朱不愿与宋在一起，以免拖泥带水一块垮下去。相反，朱却通过朱怀冰与驻万县的孙震有联系。原来朱怀冰与孙震均系保定军校学生，他为朱鼎卿设想，解放军如沿恩、巴西进，鄂省部队只有经利川向万县撤退，这就势必与孙震会合，从而既可与解放军避免正面冲突，又可保存实力作政治上的资本，还可沿夔、万折向鄂北竹溪、竹山、房县、郧西大山，一旦得手，于川鄂陕边区扎下脚打游击，再看大局的演变。
宋希濂集团的覆灭
一、座谈会上
1949年秋的一天晚饭后，宋希濂在绥署院内草坪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会的有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绥署参谋长顾葆裕、副参谋长罗开甲、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和副军长方墩、第四补给分区司令罗文山等，我作为恩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也参加了。会上，宋希濂说他对沙、宜的失守早已预料，因此，部队转移损失不大。并侈言绥署放弃宜昌的目的，是为了集结兵力依险设营，诱敌深入以老其师。接着，他要大家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陈希平说：鄂西山地毗连川湘，西接云贵，地势险要，是一个很好的反攻根据地，绥署应即召集各军、师参谋人员和各团团附等组织一个参谋旅行演习，实地熟悉鄂西山川形势，针对解放军将西进的路线，依据地形部署兵力；这些人员演习完毕后，即赋予实地训练部队的任务，这样才能长期应战。绥署兵力分散在这广阔的山地，只能作重点的防御，建始方面对巴东、野三关这一线应配置有力兵团扼守其间；来凤方面是湘西入川的孔道，咽喉之地，不可不预为防范。钟彬很同意陈的说法，并认为各兵团初退人山地，须给以养精蓄锐和整训的时机。
顾葆裕说：与共军作战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密切配合，恩施警备司令部要搞好地方治安和民众组训，经济上除了设法开拓财源外，还应尽量筹集物资，做到自足自给，以便长期打算。
最后，宋希濂着罗开甲依据座谈情况拟订实施方案。会后，宋飞抵重庆，再转飞西安与胡宗南会晤。
在这期间，宋希濂经常策马去干校对受训学生讲话。有一天，宋在归途中落马受伤，住五峰山下天主堂医院治疗。宋在病中还很注意警备司令部的民众组训工作，在我去医院探视他时还问我何时可以亲到各乡去组训，我说一俟干校学生拨到，即亲率他们到恩施芭蕉乡组训。宋听了很高兴，并说现在我们这些随他从新疆来的人不多了，他会为我们的前途着想的。
回部后，我即着第四补给分区参谋长熊瑞华去召集王天培、袁某等人到他家中，面商有关组训事宜。与会人员有边区绥署第一处处长夏泉源、二处处长张之若、警备司令部督察组组长陈康直、总务组组长王树纲，以及王天培、袁某、恩施县自卫大队大队长等人。会上，我告知大家说，宋希濂病好后即要召见他们并听取组训民众武装的具体报告。我又指示熊瑞华和陈康直、王树纲三人，草拟一个成立恩施警备旅或边区绥署警卫师的编制计划草案；计划暂定两个团，分别指定安排在绥署新组成的各军、师编制内。熊、陈等又提出组训民众的计划应提前付诸实施，说这既符合宋的意图，也能达到早日组成部队的目的。
二、风声鹤唳话山城
1949年10月中旬，宋希濂集团留在湘西的张绍勋一二二军和谢师在桑植、大庸一带全军被歼，张绍勋被俘。紧接着湘西龙山瞿伯阶来电称，解放军在解决张绍勋部后，即沿龙山进袭来凤，他无力抗击已转入深山打游击去了。
这都是宋希濂没有料想到的事。来凤若失，西逃四川的归路就要被截断，虽然恩施只有一一八军董惠这个师，宋也只好把它抽调至来凤御敌去了。
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临走前来到警备司令部，对我说他走后警备司令由我兼代；因兵力有限，警备司令部调用的一一八军官兵也都要随军离开。我很不高兴地说：“这一来警备司令部就成了空城，我又不是诸葛亮，到时能唱空城计。”陈说：“好在还有绥署干校的两个总队留给你，你好自为之吧。”还说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要去重庆就医；军里的事暂由方副军长负责。不日，陈就这样金蝉脱壳、携家眷飞重庆去了。
宋希濂送走一一八军不几天，某夜又接二十兵团陈克非电称：解放军湖北军区部队由巴东绕道麻沙坪奇袭野三关后，迂回到兵团驻地高店子右后方的花草坪，有进窥建始和恩施之样；沿公路线龙潭坪、大茅田的一二四军顾葆裕部也被解放军阻截，情况不明。宋接陈电后，绕室彷徨，顿足连呼：“糟了，糟了！怎么办？怎么办？”即要副参谋长罗开甲赶快与陈克非通电话。后来，电话未接通，宋十分着急，一整夜没睡觉。
野三关失守的消息传到恩施后，满城乱成一团。这天晚上，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魏尚武来到司令部向我说，解放军快到建始了，省府和绥总准备向利川方向撤退，军用物资和眷属今晚已开始撤离。并告诉我他的家眷也将经利川去万县，办公室主任王彬也来说他的家室拟同魏参谋长的家眷同去万县。我说：“你们都走吧，反正警备司令部已是一个光杆了，这块牌子也该摘了。”
情况越来越紧张，建始、巴东的电话也不通了，一二四军顾葆裕部从龙潭坪、大茅田撤下来，两天没有与绥署取得联系，宋希濂焦急万分，拟让顾军开到恩施接防（这样绥署才好撤离转移黔江），并要我将城防交顾葆裕接替，但在未离开之前继续维持恩施治安。
正在宋希濂要离开恩施的头一天，国防部新派到边区绥署任参谋长的陈以忠由重庆飞来恩施，他向宋传示蒋介石的命令，要宋守住恩施，万一不行也要在黔、彭一带依险设防，不能再退。陈与宋见面后，看到绥署已做好撤退准备，便私下对我说：“早知是这样，我大不该来。”
三、“放野火”，设警备，徒唤奈何
1949年10月底的一天拂晓，宋希濂率着绥署一部人员从清江河畔来到警备司令部。宋神态沮丧，与参谋长陈以忠谈了一会儿后对我说：“你能不能留在恩施打游击？我给你留下一个电台，再给你一些现款和武器，就把你常说的王天培他们组织起来成师、成军，到时由你自定报上来，你看怎么样？”我说：“主任这句话说得太迟了，王天培和袁某等见主任召见后一点下文都没有，就卷起铺盖回乡了。先前是他们求我就容易办，现在去求人家，我手中又无本钱，处处仰人鼻息不好办。不过，恩施县自卫大队大队长还没有走，可以找他来谈谈。”宋点头说：“你斟酌办吧，我先走了。”
宋希濂走后，我即着总务组长王树纲去示意恩施自卫大队大队长来请求我给予名义。王说：“主任走了，司令也要离开这里去黔江，现在可以从权处理，即以恩黔警备司令名义委派王天培和他二人分别为恩黔警备地区一二两支队司令；组成后就地搞游击，他们都是当地人，手中都有枪支，又能纠集一些人，地形熟悉。如果成为事实，司令成新军就不成问题，不成也只不过费了两张白纸。”
事实也正是这样。恩施县自卫大队长与我见面后，我告诉说，边区绥署撤到黔江主要是因野三关为共军所有，恩施距前线太近，不便于指挥大兵团作战，因此绥署有必要把主力转移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之线；恩施警备司令部奉命移驻黔江改为恩黔警备司令部，所有恩黔一带民众组训统由本部负责统一指挥。我走后你以恩施县自卫队为基干，扩编为恩黔地区第一支队，你任司令；另委王天培为第二支队司令，委状也交你收转。你们可妥为协商，即日编组，将部队带至适当地点，尽量向黔江方面靠拢，便于与我联系，我好转报宋主任核算。他表示接受我的命令，并要求在组成后给他拨派一部电台。就这样，我在逃亡前夕给地方放了一把“野火”，后来他们在地方窜扰了一两年。
第二天上午，顾葆裕来到恩施，我将恩施城防交给他后即驱车沿川鄂公路经咸丰于第二天晚上赶到黔江。在黔江，副参谋长罗开甲对我说，一一八军董惠师在来凤被解放军吃掉了一个团。来凤不守，绥署住黔江太受威胁了。半夜，罗又用电话告知我，绥署明天继续向彭水转进。
彭水背山面江（乌江），沿河是一条很长的街道，绥署设在一个大会馆内。我到后不久，第一处处长夏泉源拿着宋的手令对我说：“主任着你在彭水继续设警备司令部，由你兼警备司令，并将绥署特务团、通讯营统拨归你指挥。乌江抢运军品物资也由警备司令部负责，渡口应设一指挥所，派一得力人员在渡口照料。”我一面布告安民，一面分头部署。在抢运军品物资时，我们遇到了很大困难，原来这几天乌江正涨水，沿河船只听说宋军要拉船架设浮桥抢运物资后都开跑了，除了公家一艘汽艇和载运汽车的船外，其他什么木划也没有；乌江水大流急，摆渡一次，往返需一小时以上，岸上待渡汽车摆成一字长蛇阵，渡口塞得水泄不通。陈以忠找我说这件事很重要，彭水无险可守，现在河水大船只少，物资、车辆还有部队都得渡河。他还要我到渡口视察一下，想想办法。
入夜，我到渡口一看，只见那里乱哄哄的：汽车抢着渡，军品物资抢着运，人也争着过，木船、汽艇根本无法开动，而且每船所规定的运载人数、物品，也完全失去控制。情急之下，我拔出手枪朝天放了几枪，总务组长王树纲站在我身旁高声喊道：“大家再不听指挥，司令要枪毙人了。”这样才勉强把秩序维持住。夜半，军车人马总算抢运了一半，我刚松了一口气，就见绥署高参室主任向贤矩带着妻女来到河边找我说：“赶快给我想办法渡河，我要先去重庆。”汽艇开过来后他又对我说：“你何必守在这里，赶快同我一道过去吧，不然就来不及了。”我看情况不妙，把渡口的事嘱总务组长王树纲照料后即同向一道过了河。到岸后，我们同到四补分区罗文山那里休息。忽然外面又叫喊起火了，我出来一看，只见彭水火光连天，红成一片。罗文山说：“你这个司令在我这里不行，彭水这么大的火你得想办法去扑灭。”我说：“我刚来到，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还无从知晓。这件事你当补给司令的也有责任，现在正是严冬季节，又连日阴雨，北风怒号，许多官兵还没有穿上棉衣服。他们乱抓乱烧，说不定这场火就是他们烤火失慎烧起来的。”此后，我不再理他。天刚亮，宪兵区队郑队长跑来报告说，彭水沿江一条街都烧光了，起火原因是十五军工兵营在河边扎门桥时士兵烧火取暖所致，夜里风大，很快便蔓延到全河街，黑更半夜无人抢救，幸喜天下大雨才把火扑灭，听说死伤了十多个老百姓。
11月初绥署又从彭水继续往下撤，到江口镇时，蒋经国来这里找宋希濂，他们密谈了很久。事后据绥署第一处处长夏泉源说，大太子奉命不准宋再往后退，一定要在綦江、南川以东地区阻住共军的西进。我听后觉得小蒋给宋希濂的题目难度太大，根本无法办到，因这时宋希濂的部队已似无笼缰的马，完全失去了控制。尤其是钟彬途中被俘后，两兵团便放羊似的直往下垮。
11月中旬的一天，陈以忠又要我去南川继续组设南川警备司令部，并拨一二二军一个加强步兵团归我指挥（作为警备部队）。我说：“这样跑着组设警备司令部太不是事，不如组设綦（江）南（川）警备司令部，地区大，好办事，也有一个伸展的余地。”陈说：“你先到南川设好了，名称、地区都好办，绥署就要移驻南川。”我随即登车到南川见该县杨县长，杨告诉我，他刚才接到綦江电话，说罗广文兵团要开来南川；其前站人员已到綦江，明天就来南川设营，綦南地区统归罗布防，将接替宋希濂部的防务。我咽下组设南川警备司令部的话，并电话告诉陈以忠有关情况。陈回话中说宋希濂已接国防部电报，绥署将开重庆附近整休。我说：“那样我就先去重庆。”当天下午，我就驱车经綦江跑回了重庆。
四、分金银，载飞再逃
我逃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在第四补区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商业银行楼上见到罗文山和他的副司令谢某，他们正在筹商领取黄金白银事宜，原来这时联勤总部对各军的经费一律折发黄金白银。在大客厅内，还有绥署物资供应处处长王秉文、绥署高参室主任向贤矩等。王秉义是在恩施撤退前由恩飞重庆筹购物资的（宋希濂曾指示罗文山在重庆由军费内拨给五亿元银币抢购物资运送到恩施作长期打算，此事即由王具体运作），我和王很熟，便问他：“事到如今，你的物资供应处怎样办？”他说：“一切都完了，我也不准备再走了；共军到了，我转回贵阳老家。你怎么办？”我说：“我们能到的地方共军也能到。我决定不走了。”途中，我又遇见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和他的军需处处长黄济民，我问陈的病好了没有及他什么时候回军，陈苦笑着说：“还回什么军，让他们干吧。”说完，二人便匆匆走了。后来陈将该军的经费抓走了一部分，然后携着妻女飞逃到了香港。随后，我又碰着但衡今，但对我说，陈走前曾以五百元银洋相赠但他没有收。我说：“这是你的清高，如果是因为你曾向宋推荐他任鄂省主席，送这点款那就太浅薄了，事虽未成但总算有这回子事。”他又说：“总是有钱的好，朱鼎卿花十条金子包一架飞机让他妻子载着大批黄金飞逃香港，这还不是钱能通神嘛！”这天晚上，我又在大梁子遇着朱心持。朱从长沙转逃到重庆后即在国防部任少将部员，他说：“不能再跑了，国防部有命令，不愿走的每人发给资遣费黄金二两，明天就去领。”他问我怎样打算，我说坚决不走，共产党广播的八项注意，不会说了不算的。
第二天，我又碰着向贤矩，就便向他探听宋希濂的行踪。向说，宋已来到重庆附近，并见到了总统（蒋介石），其他情况就不知道了。他还对我说，罗文山到重庆后，终日跑后勤总部洽领边区绥署军事经费（据说连日领到了大批黄金白银），我去看他未遇，他的妻子在为他看守刚领到的一批黄金白银及金圆券、银圆券等。
五、走投无路求自首，隐藏佛后终被俘
国民党退出重庆后，重庆空了两天城，街上关门闭户，行人稀少，看不见汽车和人力车。我换上便装到街上溜达，表面上很安逸，但内心却像热锅上的蚂蚁。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我跑到重庆市公安总局自首登记，同时还交了一支加拿大手枪，在交代职务时只承认是高参，不敢坦白是四川彭水警备司令。这时，我还隐藏了长短枪五六支，之所以不敢上交，是怕公安局追查一个高参携带这么多枪支的原因（这些枪支后来我都分解拆卸、分批扔在重庆四德里的大厕所和街道的阴沟内了）。不久，上级安排我到二野政治学习一个月。在这期间，突然接到原绥署总务处长王秉文自歌乐山写来的信。王信表面上是向我索要棉被、扑克，实质却是要诓我上山，如不理睬，他们就会向解放军报告我的真实身份。我左思右想后，决定离开重庆，于是，便向二野政治部申请准予回汉口家乡。
离开重庆之前的一天，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有关宋希濂被俘的报道。原来宋希濂率残部经沪州西窜偷渡长江时为解放军所围歼，其后，宋藏匿于一山上之神庙中，解放军搜寻至此时，发现庙中佛龛帏帐无风飘动，一查，宋即举双手从佛像后走出；问其身份，宋答以军需、书记人员，但观其行态，大有可疑；后解放军集合俘虏，要他们坦白身份，宋当时神态不自然，由此被解放军查出。
（陈康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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