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王”胡宗南揭秘
胡宗南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重要头子，胡军是反革命武装的主力之一。这里所写的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关于胡宗南以西安为其活动中心的片断资料，提供参考。
长当不成，投考黄埔；富贵不认父，作势装腔
“黄埔系”实力派的首领、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当年蒋管区人称“西北王”的战犯胡宗南，原籍浙江镇海，于三岁时随其父叔迁居于浙西孝丰县城西十里之鹤鹿溪。
胡宗南幼年与王微（字显之）、章云（字旭初）等同学。他就学湖州中学（旧制中学）时，系由章云所资助。
胡宗南于湖州中学卒业后，曾在孝丰一所小学校教书，后来他的部属中有许多孝丰人，如他的左右刘大钧、蒋竹三、程开椿以及曾任国民党“空军华北军区司令”的徐康良等人，都是他的学生。那时他嗜赌如命，通宵打牌，输得满身是债，不敢出门。
他和王微争夺小学校长位置，结果因王是孝丰本地人，他系过江人（既钱塘江以东的客籍人）竞争失败，王微当了小学校长。胡不甘心屈居王下，负气出走，跑到上海；在章云家所开设的毛竹行，赖以寄身。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胡在失意中忽萌投笔从戎之念，乃由章云赠他路费，到广东投考。因他身材矮小，体格检查时即被淘汰；幸遇当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他先生，听他说话激昂，有一定文化程度，就手谕准其参加考试，终于侥幸被录取了。
胡宗南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役，曾在胡公冕部下当过营长。胡公冕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副官长时，保胡宗南接升他的团长职务。是以胡公冕和胡宗南有长官部属关系，并且胡公冕有恩于胡宗南。后来胡宗南、胡公冕和章云三人曾结为金兰之交。
1936年，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时，驻徐州。有一次他的父亲从孝丰老家到徐州去看他，找到他的司令部。营门卫兵进去报告，胡宗南却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胡父，胡父听了十分诧异，对卫兵说：“你一定传错了，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老子，他怎会不认识我呢？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的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不敢违拗，只好再进去报告，胡宗南立刻翻脸说：“哪里来的混账老头，这样无赖，快把他撵走！”一面他马上派一心腹副官去跟踪他父亲。等副官回来报告他父亲住在哪个旅店后，胡才化装着便衣去旅店看他父亲，对他父亲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现在给你三百块钱，你快快回家吧！”把他父亲气得要死，大骂儿子势利，富贵不认亲生之父，一怒之下，钱也没拿，向孝丰同乡借了点盘缠就回了老家。从此他只当自己没有这个儿子，在孝丰“粮柜”（后称田赋征收处）上做小吏，一直到颈上生“对口癕”，不治而死。
常败将军关中坐大，包围边区西北为“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胡宗南接替刘峙任国民党第一师师长职务，其部队驻甘肃，师部驻天水，曾参与堵击北上抗日的红军，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8月，胡宗南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在上海参战，吃了败仗，退到河南信阳。日寇进犯时，胡军一触即溃，信阳失守。自此以后，胡军撤到陕西，盘踞西安，名为扼守河防，拒阻河东、山西日寇；实际上是屯兵西北，执行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对陕北构成数道“碉堡城”，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后来胡宗南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擢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为朱绍良，长官司令部驻兰州，下设两个副司令长官司令部：一为胡宗南的副长官部，设在西安，代字为“秦”；另一为傅作义的副长官部，设在绥远，代字为“绥”，胡的部队分布于陕西、甘肃两省。其势力向西远远渗入新疆，宁夏、青海“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队虽不隶属于胡，但亦受其挟制。朱绍良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徒负虚名，只当傀儡而已。这是因为胡宗南系黄埔一期生，在当时就任战区司令长官，尚嫌“资望”不够，故以朱绍良挂名，其实胡当时的实权已大大超过一般司令长官之上。
在1942年到1945年期间，胡宗南的副长官部，参谋长罗烈（后为盛文），副参谋长李昆岗（后为沈策），下设参谋处、情报处、军务处、副官处、经理处、人事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机要处等处。所辖的正规军有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后由李文任总司令）、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曾一度调任副长官部参谋长）和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外加不在集团军“战斗序列”的直属军、师及直属炮兵、工兵、骑兵、装甲兵、通信、汽车等特种兵旅、团。那时胡军一般编制，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有炮兵营、辎重团、工兵营、通信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师有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通信连、搜索连、特务连等直属部队；胡军番号和部队长姓名就所记得的有：第一军（军长张卓，后为罗烈）、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第十六军（军长董钊，后为李正先、袁朴）、第九十军（军长李文，后为严明）、第三十六军（军长钟松）、第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第七十六军（军长廖昂，后为李日基）、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等（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曾将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总计胡宗南所指挥的正规部队有四十多个师，连直属部队共四十五万人左右；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等还不算在内。
另有归胡宗南领导的各军事学校和训练班等计有：设在西安王曲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由胡兼主任，邱清泉、洪士奇等曾任副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由胡兼副团长，黄埔一期生浙江浦江人葛武棨任教育长）。这两个单位编制都很庞大，各在万人以上，每年都派人到浙江设招生办事处，招考浙江学生入校（团）受训。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向往陕北延安，追求光明，要求进步和抗日，想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幸经过西安大部被特务拦阻，拉进了“七分校”和“战干四团”。此外有金典戎主持的“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游击干训班”，设在天水的“骑兵学校”、宝鸡的“特种兵联合分校”、汉中的“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原为“洛阳分校”）和西安的“军医分校”、“警官分校”，以及轮流培养反共思想的“将校训练班”和训练美式兵器为主的“中美训练班”等短期训练班，总共算起来也不下五万人。除某些中央分校的训练、教育计划由“军委会军训部”及国民党中央各有关专业机关负责外，所有人事、经理、政治思想等都由胡宗南掌握。这许多学校、训练班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分配在胡军中充任干部。
在干部方面，蒋介石赋予胡宗南有独断的“人事权”。凡胡以下，各集团军总司令的去留，大多决定于胡。蒋介石对胡意见无不言听计从，所有军、师长皆由胡报请任命；有时由胡先发表“日令”，再报请加委；团长一级更不用说了，都由胡派充。国民党中央主办的军事学校，如“陆军大学”及各特种兵学校的每届毕业生，分配给胡军的人数总比分配给其他战区为多，而各军事学校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往往为胡宗南是“青年将领”、是“校长”最得意的学生、是“黄埔系”的首领等等所迷惑，并认为胡军是中央嫡系部队，部队多，单位多，从自己的升迁发展前途打算，一般于填“志愿”时希望能分发到抗战的大后方——西北去。
胡宗南所采取的“干部政策”是“黄、陆、浙、一”四个字，即必须是：1.黄埔军校毕业；2.陆军大学毕业；3.浙江人；4.第一师的老干部（胡宗南是由第一师起家的）。如果这四个条件都沾不上边，在他所属的部队中就站不住脚。因此，胡军中干部很少行伍出身，部队军官排、连长大多系“第七分校”毕业学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军校”或相当的各特种兵专业学校毕业学生；军、师长大多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全系黄埔一期生（军长中也以黄埔一、二、三期毕业的为主），且大半曾进陆军大学的“将官班”或“特别班”镀金；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军大学本科毕业学生或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学员。在他那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先后都调在副长官部或军以上司令部当高参或副职；东北、云南等“讲武堂”出身的为数极少，有则也被排挤，调为高参或附员，有的甚至闲着无事，光拿份“干薪”度日而已。在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中，胡安排了不少浙江同乡；特别是他的副长官部中，很多处长、科长都是浙江人。
胡军在补给方面，西安设有西北军需局，局长汪维恒；后扩充为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司令程开椿，系胡宗南同乡，曾充胡的随从副官及“七分校”的办公厅主任多年。关于武器弹药各种军事器材，蒋介石优先供应胡军，胡军装备在国民党一般军队水平之上。据当时“第八战区副长官部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曹仲侯谈，他听军政部军需署署长陈良说，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关中八百里秦川，原是著名粮区。盛产小麦、棉花，胡军粮袜及被服等补给充裕；加上铜川、耀县、白水一带产煤，燃料无虞。胡宗南在宝鸡设有规模宏大的仓库。宝鸡仓库库长是胡的小同乡周世承；他私人在宝鸡开设澡堂、旅馆，人称“宝鸡王”。设在兰州的“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同样也是为胡军服务的。关于兵员马匹的补充，胡军不仅保有陕、甘两省的兵源，而且还经常得到河南、四川新兵的补充。西北地区本产骡马，胡军向“军牧场”调拨或向地方征补马匹都极方便。
总之，蒋介石在各方面蓄意培养胡宗南的实力，给胡宗南以各种有利条件，使其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坐大，成为嫡系部队中的反共“王牌”。因此，在这一时期，胡宗南声势显赫，反动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蒋管区人竟称他为“西北王”。
凭“两统”做掩护，运权术并杂牌
胡宗南与国民党两大法西斯特务组织“军统”、“中统”的关系，是相互利用，互为依托，共同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效忠”的。
军统头子戴笠，字南农，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胡宗南在刘峙部任团长时，戴笠曾充胡团部的中尉副官；那时团部的另一个上尉副官，为后来曾任胡军第七十八师师长的浙江桐庐人黄埔军校五期生许良玉。戴笠跟胡当了几年副官，胡认为他机警灵活，有“异才”，乃推荐给蒋介石。戴初在黄埔同学会担任毕业生调查登记等工作，由此四方笼络，渐露头角，为蒋介石所赏识。后参加搞蓝衣社，一跃而为蒋介石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成为复兴社的元凶，负责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因胡的推荐而得蒋介石的赏识重用，因此凡力之所及，均在各方面替胡帮忙。那时国民党军队中所有将领，提起军统和戴笠，无不谈虎色变，即使是中央嫡系、黄埔同学，亦要讨好戴笠，到处买他的账，不然戴笠向蒋介石来个“小报告”就吃不消。唯独对胡宗南，自戴笠而下，所有军统分子都称其为“胡先生”，一如胡的部下，到处为胡宣扬吹嘘，替胡造成有利声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对胡也是隐恶扬善，只讲胡的好话，不说胡的坏话，使胡的地位越巩固，则戴自身亦愈得蒋的信赖。
胡宗南则利用与戴笠的关系，将自己势力打入军统，企图向华东发展。例如军统最大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是抗战开始时戴笠与杜月笙合作搞起来的，在苏、浙、皖边区专门袭击和对付新四军革命抗日武装，与日伪勾勾搭搭，祸国殃民，声名狼藉；又与“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互相攻讦。蒋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以顾全顾祝同的面子；戴笠求救于胡，胡便趁机推荐马志超（马为黄埔一期生，曾任西安警察局局长，后来在胡部下当师长），到安徽广德接替周伟龙当总指挥，“忠救军”乃得保留，这是1943年春天的事情。又如警察系统是军统的另一个重要部门，胡宗南乃通过戴笠的关系，推荐赵龙文（浙江义乌人，在胡任第一师师长时期当过胡的秘书）任杭州警官学校的教育长。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把赵调回西北任甘肃武都专员，以加强胡在甘肃的特务统治。此外，连胡宗南自己的老婆和侍勤队长，也都是由戴笠给介绍的，关系之亲密可以想见。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以二陈（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分子为核心的特务组织；在各省、市、县党部和行政机关设有“调统室、科”或“专员”等。中统的头子陈立夫直接对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负责。而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曾在湖州中学任教，是胡宗南的老师。一个党根，一个军阀，两者之间原有师生关系。陈立夫有意扶植自己的小同乡和门生飞黄腾达，拥有军权，以巩固CC在整个国民党中的地位，使自己的“身价”“威望”更高，同时使“江浙财团”的资本有了可靠的实力做后盾。因此，胡宗南黄埔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直线上升，掌握庞大的反革命军队，这与中统陈立夫对他的上下各方面关顾支持是分不开的。
胡宗南与军统、中统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亲密无间；部属师生，互派干部，在各个系统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国民党反动派本是一丘之貉，蒋介石的正规军队和特务都是一胎所生，一个篓里的烂货。
胡宗南既得蒋介石之绝对宠信，又利用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为其吹嘘掩护，再加他的矫揉造作，对国民党“元老”及军界中“资望较深”的“前辈”伪装出一副恭顺谦虚的样子，博取好评，因而其反动事业蒸蒸日上，终于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头等战犯。
胡宗南统御部队，除以“黄、陆、浙、一”为核心，并以特务组织做耳目，纵横监督，层层控制，有一整套的“制度”、方法之外，还采取阴险毒辣的两面手法，运用狡诈权术，以排除异己，并吞杂牌军队。例如以冯玉样的亲戚李宗毅为他长官部的副官处处长，以通过李来联络和拉拢归他指挥、原来属于西北军的一部分军队。又如日寇投降后，胡派遣第三十四集团军到华北去劫收受降，因该集团军在河北曾一度归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胡即聘孙的女婿夏新华充自己私人秘书，以取信于孙连仲，表示同孙友好。又如对鲁崇义部三十军，马法五部四十军及高双成二十二军等非嫡系部队，一经归他指挥，都采取了先拉拢，在经济物资等方面给他们些好处；俟对方消除隔阂，失去戒心后，就派干部去，逐步调整人事。或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原有主官调到嫡系部队去当高一级的副职（如调团长去当副师长等），使其失去实权，另派自己人去接替，加强控制。最后将部队拆散原建制，逐步进行整编，就达到完全掌握。那时，这支部队就被他并吞了。
搜集情报，特务统治；肃清异己，歃血结盟
胡宗南统率四五十万大军，势力范围及于西北诸省，既要执行反共反人民的任务，又要巩固自己这一独立王国中的统治权，因此建立了一套血腥的特务制度和组织，以对付他的“内外敌人”。
一、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以下简称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后改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下均同）第二处（即情报处）：这是国民党军队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处长为湖北人军校八期生刘庆曾。其任务为搜集日伪军及八路军的军事情报、审讯战俘、检查交通邮电、侦察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纵的关系向上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后改为国防部第二厅）联系，向下指挥集团军、军、师各级司令部参谋处的第二处、第二科（情报处、科）及各地警备司令部的军警稽查处。在各级部队设有“搜索营、连”及“谍报队”，在各交通要点如飞机场、车站（铁路的、公路的）、码头等设有“检查站、哨”。其活动方式公开与秘密相结合，而以便衣侦察为主。
二、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战地服务总队：由胡宗南在小学校教书时的学生孝丰人刘大钧任队长，其任务为刺探河东（山西）日寇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情报。在陕东各黄河渡口如禹门口、夏阳渡、榆林渡、大庆关等处及陕北封锁解放区的“碉堡线”盘查行人，走私贩毒，劫夺解放区物资，拦捕投奔解放区希望进“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等革命学府追求真理和光明的抗日爱国青年学生。名义上属长官部第二处，实际上刘大钧直接对胡本人负责。在1944年五六月间日寇沿陇海线西犯时，该总队曾有一部进入豫西活动。
三、西北特种拘留所：名义上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该局西北调查处有联系，实际上受胡宗南指挥。这是一所最惨无人道、暗无天日的真正活地狱，专门拘禁残害革命同志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刑讯逼供，活埋枪杀，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在这里牺牲的仁人志士不可数计。这个灭绝人性的秘密监狱原设在西安太阳庙门，当西安解放时，随胡后撤，移设于汉中地方法院看守所内。那时的所长系浙江永嘉人林植。
四、第八战区副长官部侍勤队：它的任务是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工作和胡宗南本人的警卫工作，并监禁有“问题”的将领和重要人员。如汉奸郝鹏举在胡部任高参时因散布对胡不满言论，胡的随从副官唐西园因奸污蒋鼎文的干女儿（外号小白兔），均曾在该队秘密禁闭达一两年之久。“侍勤队”是胡专门对付内部的秘密组织，有武装（全系手枪），有便衣，人数无固定编制，其人员薪饷由“特务团”支给，但不受特务团领导，直属胡本人指挥。队长初由长官部副官处副处长刘大钧兼任，后由胡的随从副官唐西园接充。
唐西园系浙江嵊县人，是戴笠所办特务训练班的学生，为戴所赏识。介绍给胡当随从副官，此亦戴有心报答胡将他保荐给蒋介石的恩德。胡之用唐，相随左右，因系特务头子戴笠推荐，自必具有特务专长，极为放心；而戴笠则以为在胡左右安了一个心腹，亦于己大有方便。当唐西园奸污蒋鼎文干女儿后，蒋亲自打电话向胡揭发，胡因尊重蒋的资望地位，不得不表示从严惩唐，一面电告戴笠，同时将唐禁闭于“侍勤队”。一俟蒋鼎文离陕，胡即释唐，并任其为侍勤队队长，对唐备极宠信。唐之于胡，其地位不亚于戴笠之于蒋介石，特务统治，真是衣钵相传。胡军将领闻刘大钧、唐西园之名，亦有不寒而栗之感。
当时胡宗南住西安东仓门一号和汉下马陵“官邸”，侍勤队设在东仓门城根营舍。西安解放，胡部撤至汉中，该队设在汉中城隍庙内，那时它的任务已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镇压和残害革命同志为主了。
五、青年劳动营：这是集中营的化名，在西北设有西安、天水两处。在西安的劳动营营长是蒋介石的同族奉化人蒋坚忍（曾任陕西大荔行政督察专员）。其任务为监禁解放区军民被俘人员，及一部分被捕经过审讯的地下组织革命同志和大专学校的进步师生等，残酷地施以侮辱迫害，通过各种威逼利诱手段，妄想使这些“政治犯”屈服、投降，供其奴役。最恶毒的是企图利用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叛徒分子来为胡军“剿共”充当“顾问”或“向导”，并利用他们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这个营名义上属陕西省政府，实际由陕西全省保安司令部及“三青团陕西支团部”负责，总的受胡宗南领导。
六、“铁血团”：这是胡宗南为确保个人威信，维护部队军令，肃清内部异己分子，监督归其指挥的杂牌部队，以巩固其绝对指挥权及“独立王国”统治的秘密团体。它在平时考查军官思想言行，起核心领导作用；在战时执行督战任务，使所属官兵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利益无条件效忠卖命。其成员为所属部队中师（旅）长以上出身于黄埔军校的高级军官，入团形式亦须经过考核和两人以上介绍，举行秘密仪式，歃血为誓。铁血团的骨干分子有李铁军、李文、罗烈、袁朴、罗泽阚、盛文、李正先、许良玉、陈鞠旅、钟松、李日基、王应尊及王微、程开椿等人。他们可直接向胡密告他人，并有保荐各级部队长直到和自己同一级的部队长的特权。
七、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机要处：处长王微，此人早年在孝丰时曾与胡宗南争夺过小学校长，但后来却成为胡统治部队的心腹耳目，得力助手，起着“军师”的作用。机要处的主要任务是掌管所有部队的无线电通讯，师（旅）以上各级部队都设有机要处（科）和译电室（组），虽由各级部队长指挥，但却自成一独立系统。所有机要工作人员和译电员，都须轮流受训，经过王微的亲自教育训练，由王微提请任免（可说是清一色的浙江人），在业务上他们对王绝对负责，所有译电本密电码都由王微编发。因此，各级部队包括部队长个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王微的耳目，完全为王微所掌握；而王则直接对胡宗南负责。故胡军将领对王均甚恭维，逢节送礼，不敢得罪；他们同称呼胡宗南为“胡先生”一样，尊称王微为“王先生”。这是胡宗南控制部队的又一法门。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上下离心，互不信任的反动本质。
华岳养病，与陈诚争宠；潼关出战，吹牛皮升官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有人把陈诚、胡宗南、戴笠，称为蒋介石王朝的“三鼎甲”。陈诚在1938年至1939年时期，曾一身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总司令等要职，蒋介石对其宠信培养，无以复加。当时国民党军中流传陈诚将为蒋介石“事业”之继承人。但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八期炮科，竟揽大权，深为黄埔系所不满。胡宗南与戴笠关系密切，对陈都有意见，乃联合黄埔系政工派贺衷寒、曾扩情、邓文仪及特务头目康泽等内外一哄，蒋介石就把陈诚的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两个全国性的职位交给张治中接任。张治中虽亦保定军校出身，但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多年，与黄埔系关系极深，蒋介石对他也很信任。这样，陈诚在国民党军队系统和蒋管区广大青年中受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1944年春，陈诚被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电令一到，胡大伤脑筋。虽然并未降职，但胡深知陈诚和朱绍良不同，朱是挂名司令长官，一切可以由胡独断专行，陈诚一来，定要掌握实权。胡一向只服蒋介石一人指挥，对别人概不买账，这一次重划战区，不但未晋升司令长官，反派来了个对头，要受陈诚节制，怎不气恼。于是马上秘密召开军、师长会议，商定对陈策略，主要内容有三点：（一）凡陈之一切命令、指示，未经胡副署概不生效；（二）如接到陈的一切电令指挥调动部队，都须请示胡同意后方得执行；（三）部队人事任免必须由胡亲自决定。是年4月底，陈诚到陕就任，曾在陕东朝邑县河防上召集第三十四集团军所属各军（第一军、第十六军、第九十军）团长以上指挥官训话。而胡宗南不等陈诚到西安，就打了个电报给蒋介石，佯称身体不好，上西岳华山养病去了。
1944年3月间，日寇出动五六万人进攻河南，蒋鼎文、汤恩伯的部队一触即败。汤的主力十三军等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郑州、偃师、洛阳、渑池相继失陷。日寇沿陇海线西进，先头已抵陕州，潼关告急，西安震动，所有军政机关及军官家属开始向宝鸡西撤。胡宗南在抗日战争初期连吃败仗，得了“恐日病”，本不想打，但这时一看老巢已受到战火威胁，潼关为豫陕咽喉，关中门户，万不可失，于是再顾不得与陈诚之间的争权夺利、互不服气，以及在蒋介石面前的争宠撒娇，于是年5月从西岳扶“病”下山，设前进指挥所于华阴，只好硬着头皮亲临指挥。命其精锐部队一六七师出潼关迎击日寇，战于陕州虢略镇之线。此时汤部溃不成军，散兵游勇，充塞于南山亘黄河的狭长地带。6月初，十六军预三师（后改为九十四师）出关增援，扼守函谷关亘灵宝虢略镇时家山阵地。这时，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已被日寇打通，由于日寇看见欧洲战场上以苏军为主的盟军节节反攻胜利，太平洋上盟军也发动越岛进攻，在南洋的战事陷入泥淖；更主要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大地区的牵制袭击，日寇兵力分散，补给线过长，攻势已成强弩之末，进犯豫西之敌遂到此停止西进。事后胡宗南大肆吹嘘，说他的部队“英勇善战”，“将士用命”，东山潼关，“小试牛刀”，就“大败”日寇，“挽救了”豫西局面，真是恬不知羞。凡参与此役的营长以上指挥官都被记功晋级，传令嘉奖，军、师长和总司令还因“抗战有功”获得国民政府颁给的“勋章”。
这一仗，胡部出兵不多，损失不大，因时机凑巧，侥幸占了个便宜，不仅贬低了汤恩伯的威风，抬高了自己的身价，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因此而改派陈诚为军政部部长，将胡宗南晋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样一来，胡宗南自然是春风得意，精神百倍。更有一层，胡不仅升了官，而且还扩充了势力范围。从此以后，他的指挥区域向东越过了潼关的地境线，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军队符号队标”开始插到了河南省的军用地图上。
趁火打劫，假道晋省抢地盘；进攻人民，自食恶果遭歼灭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时胡军十六军之预三师刚攻占解放区陕西淳化县之爷台山，部队集结于三原城，即奉命东开。因胡宗南已奉蒋介石密令，准备“受降”。据胡左右透露，当时胡的野心极大，准备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收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枢纽；以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入晋，沿同蒲路、正太路向北沿京汉路挺进保定、平、津受降；还企图派出先遣部队出山海关染指东北。为此，胡宗南以陶峙岳据新疆，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李文挺进华北，窥伺察、绥，第一师去晋南，董钊留关中，高双成踞陕北，祝绍周、文朝藉、谢辅三等守陕南。胡自镇西安，准备时机成熟进驻北京。趁日寇投降之良机，借收复失地之美名，调兵遣将，劫夺中国人民英勇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同时野心勃勃，极力扩张，将自己势力伸向四面八方，企图独霸北中国，以遂其狂妄野心。
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一梯队——由李正先率领的十六军于这年8月下旬由陕东平民县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陆，沿同蒲线经运城（日寇第三十七师团部驻地）、临汾北进，一路遇到阎锡山的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的百般阻挠，不让胡军入晋。前卫司令官乃一再向阎军交涉，说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胡军系奉“中央”电令开往河北，只是假道晋省，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请王部电告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过了临汾一到平遥，王靖国又派人持阎锡山电报找李正先，谓阎长官已同意假道，但无论如何不得进太原城。胡军自东渡入晋以后，阎军不仅不以友军态度表示欢迎，始终严阵戒备，如临大敌。而胡军所到之处，凡同蒲路南段沿线城市及据点的日寇，全部向胡军缴械投降，光十六军就接收了日寇不少的马匹、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这些行动，虽瞒不过阎军王靖国部的眼睛，但因他们装备低劣，官兵老弱，军容不整，与胡军相比之下，自惭形秽，只得忍气吞声，不敢自惹麻烦。
晋南日寇投降后，奉令向太谷集结，然后开往阳泉，和十六军在同一公路上以两路纵队并肩行军，竟做了好几天的同路人。并且胡军还利用日寇担任行军间和驻军间的警戒，以对付八路军与民兵。八年来，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昨天还是烧杀淫掠蹂躏我国土地的民族敌人，一霎时胡军竟把它当成了亲密战友，反过来一同和中国人民为敌。这正好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
胡部三十四集团军部队挺进河北、假道山西以后，不久其第一师又从潼关开到晋南接防。至此，阎锡山以“窄轨”著名的“门罗主义”，独霸山西三十余年的封建割据状态，乃被突破。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势力就伸入山西，晋西南已不复为阎锡山的天下。
日寇投降后，尽管胡宗南向东向北伸出了他的两只触角，把势力范围扩张到豫西、晋南，但历史发展的规律总不是随反动派的主观意志转移的。同年10月底，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在邯郸起义，马法五的四十军和鲁崇义的三十军在安阳至邯郸地区就歼。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反人民内战后，胡的第三军在河北石家庄附近全军覆没；第一师（后改称整编第一旅）在晋南被歼；十六军在京绥线屡遭失败，最后除军长袁朴（接替李正先）、副军长陈鞠旅、参谋长于厚之、九十四师师长周士冕等先后逃回西安外，全军在冀察地区被解放军所消灭，剩下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只身带着家眷坐飞机逃回西安。胡宗南在东北方面后来也布过一着棋子，范汉杰统率了一个兵团在关外，但在辽沈会战中遭到了同样命运，范本人亦在锦州被活捉，这是后话。总之，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利用受降接收的机会，梦想独霸中原、华北及至东北整个中国的北部，结果枉费心机，只是欢喜了几天，便像肥皂泡似的幻灭了。
国难不结婚，借词拒“孔”；平生“不爱钱”，化公为私
关于胡宗南的婚姻问题，曾在蒋管区传说纷纷。他在去黄埔之前，曾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个农村妇女，本人虽不十分中意，也还勉强过下去。后来胡离家从戎，竟扶摇直上，官儿越当越大，当同事友人们问及家庭情况，胡从不提及家中有妻之事。其妻在家想夫情痴，竟变成歇斯底里，每日洗被涤帐，见人便说：“我们先生明天要回来了！”但胡得意忘旧，早把糟糠之妻丢诸脑后，数年之后，胡妻便在家中病死了，生前未育子女。只有在胡部工作的孝丰人，才知道这段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胡驻西安，国民党不少要人曾关心胡的婚姻，有的还主动为胡介绍对象，促胡结婚。其实那时胡本人对此并不着急，每隔数月，便以“医牙”为名，到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教会办的）去找他的“安琪儿”小住几天。但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CC头子陈立夫，却以师生关系来关心胡的婚姻问题，准备把蒋介石的姨甥女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俊介绍给胡做“太太”。孔祥熙一贯掌握财政大权，四大家族中除陈家外，蒋、宋、孔三家原是“裙带亲”；这样一来，胡宗南与四大家族发生了血统关系，胡的实力就更可靠地为四大家族效忠；而同时孔的钱财、胡的军队与陈的“党部”密切结合起来，为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治服务。
但这桩婚事并不顺利，胡先向戴笠了解，据说“孔二小姐”生活浪漫，品行不端，已大不惬意；当孔二小姐亲自到西安“相亲”时，胡心生一计，不正面相见，却化装至孔寓邸先去看了一下，见孔举止粗蠢，面目可憎，更为失望。而且据部属所知，这位孔二小姐经常女扮男装，短发西服，雌雄莫辨；攀一小狗出游，昂首阔步，十足市井恶少、流氓阿飞打扮，见到令人作三日呕。胡遂借故推说军务紧张，避不见面，并写信向陈立夫婉言谢绝。信中有“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等语，一番冠冕堂皇的门面话，内中实在充满着如此“名门闺秀，不敢领教”的抱怨心情。陈立夫碰了一鼻子灰，对着胡宗南的这些漂亮话，弄得在孔祥熙面前十分尴尬，下不了台。孔则因此对胡一度不满。
此后胡宗南对人说：“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我将在北京太和殿结婚。”其实在日寇投降之前，戴笠已给胡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人是浙江松阳人，名叫叶霞翟，系由军统培养，送往美国留学多年。1946年底，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伪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以挽救其垂死的反动独裁统治；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胡宗南居为己功，受到国民党政府颁给的“河图勋章”，并被晋级为“陆军上将”（原系上将衔）。当时的胡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其反动气焰达到了顶点；就在那时，他在西安和叶霞翟宣布结婚。
在蒋管区，盛传胡宗南为青年将领，而最为掩饰欺人的是所谓“廉洁可风”，以及标榜他和他的部属都“不贪污”，“不要钱”。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胡的系统中，大小军官更以此自炫，拿胡作例子。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且看胡宗南对其左右亲信的讲话：“要钱干什么？我平生不爱钱，身上从不带钱，箱子里也从不放钱，在我的驻区内，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哪家银行，只要我写个条子签个字，就可拿到钱。”再看胡对其部下的“政策”：在胡领导的部队、学校及所有单位中，都有秘密规定，准许各级主官（即指挥官）吃“空名”，例如连长每月留三个士兵的空名，营长五名，团长十五名，师长三十名等等，以此类推，官儿越大越多；副职及幕僚人员比照等级补贴空名，还每月送若干袋面粉。有骡马的部队主官，还可留空名（骡马册子上每匹都有它的名字）吃“马干”（马的饲料）。这些美其名统称为“补贴办公费”和“特别费”，其实是公开的合法的贪污。其方法是把逃跑或阵亡的士兵不向上报，在“花名册”上不予注销，仍保留空名，取其粮饷以饱私囊。认真说来，事情的实质远不止于此，胡军除公开地吃空额“合法”地贪污粮饷以外，其他贪污还有各种方式、手法。例如，平时在河防线上走私放渡，贩毒；战时多报“损耗”，盗卖武器、骡马、被服、装具，以及在后方城市经营投机商业，等等。1947年冬，胡宗南见西北形势危急，乃命其心腹秘书徐先群秘密到上海去经营一家规模宏大的贸易公司，借此收罗美金，准备后路。这种巧取豪夺，不知要比吃空名多到多少倍。这就是胡军“不要钱”和胡宗南伪君子的真面目。
（孟丙南）
二、我所知道的胡宗南其人其事
胡宗南的发迹
胡宗南，别号琴斋，原籍浙江镇海。三岁时，随其父迁居浙江孝丰城西十里鹤鹿溪。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因好赌博，负债累累。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章云的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口试时被淘汰，经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参加考试，才得录取。
胡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在胡公冕部担任营长。1930年驻防开封时，曾和冷欣、萧洒、马志超、陈质平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对政治抱有很大野心。
蒋介石用人唯亲。胡宗南是浙江人，又是黄埔第一期，以后又是黄埔系的秘密组织“复兴社”的领导骨干，“十三太保”之一，因而成了蒋介石亲信黄埔系中天字第一号的人物。
胡宗南带兵，从来没有打过好仗，但却官运亨通，先从第一师师长爬上第一军军长；1937年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后又升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战中曾任驻西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升任西安绥靖主任，统辖二十九、三十四、三十八三个集团军，直辖部队有第一军、十六军、二十二军、二十七军、三十军、三十六军、三十八军、四十军、六十六军、九十军，凡四十多个师，拥兵四十五万人。控制着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被称为“西北王”。他以重兵布防数千里，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围封锁得密不透风。
当时胡宗南气焰十分嚣张，阿谀者为之捧场，说什么在洛阳掘出一方古碑，碑上刻有诗句“一轮古月照中华”，应在“胡”字上。胡宗南从此变得更为骄傲，野心也就更大。他在西安兼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主任，该校校址在王曲青龙岭，传说青龙岭是后汉光武帝刘秀兴隆发迹之地，胡宗南也想在这个地方“兴隆发迹”，因把青龙岭改名为“兴隆岭”；把青龙脚的皇甫村，改名为“黄埔村”；把终南山改为“宗南山”，梦寐以求继承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衣钵。
胡宗南的秘密组织及其驭下权术
陈诚、胡宗南、戴笠是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分别统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各四五十万大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胡宗南一心想继承蒋介石的衣钵，以实现其野心，因此秘密组织了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铁血救国团”。其中主要骨干有赵龙文（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陇南行署主任）、李铁军（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罗烈（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第一军军长）、袁朴（第十六军军长）、罗泽阙（第三十七军军长）、盛文（第三军军长、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李正先（第十六军军长）、许良玉（第七十八师师长）、陈鞠旅（第九十四师师长）、钟松（第三十六师师长、三十六军军长）、李日基（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振西（第三十八军军长）、王应尊（第二十八师师长）、廖昂（第七十六师师长）、何文鼎（第十七师师长）、王微（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室主任，与胡宗南为孝丰小同乡）、程开椿（补给司令）等人。
胡宗南以这个组织为核心，笼络收罗了一批人，给以高参、参议等名义为他效劳。又以“黄、浙、陆、一”为用人标准，即集团军总司令都是黄埔一期同学；军长都是黄埔一、二、三期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师参谋主任以上都是陆大本科或陆大参谋班毕业生；各军师司令部的幕僚长，大都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
我是浙江浦江人。远在1928年，当我在浙江省防军工作时，在杭州昭庆寺黄埔同学会里偶然碰到胡宗南，只见他浓眉横脸，短小精悍。他忽然问我：“你是三期同学，为什么贪生怕死，不到前方去？”我被问得莫名其妙，随口答了一句：“到前方什么地方去？”胡说：“过江到浦口，到第一师第一旅去。”原来这时胡宗南是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驻在浦口，他要的是黄埔学生，就这样我到了第一师，当了营长。
1932年，胡宗南升任第一师师长，驻扎在安庆，当时胡部正和工农红军徐向前部作战，我仍充第一师独立旅的营长。胡宗南又看中了我，指定我这一营归师部直接指挥，叫我打前锋。我受宠若惊，在桐城晓天镇，死力卖命。当时我写给胡宗南的军情报告，称徐向前部为“红军”或“共产党军队”，竟被胡宗南骂了一顿，责备我没有政治头脑，为什么不称“共匪”、“奸军”。
那时我的顶头上司独立旅团长周士冕，克扣军饷，盗卖军用物资，搞得官兵满腹怨气，人言啧啧。周士冕为了压制官兵，召集全团官兵训话，命令原地坐下，故意问营、连长：“对团部的经理（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有意见吗？”按国民党部队的传统习惯是不敢有人提什么意见的，猛不防我站了起来回答：“有！”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有什么？”我激于一时气愤，便大声回答：“团部克扣军饷，变卖士兵短裤。”周士冕怒火冲天，骂一声“浑蛋！”我也怒不可遏，举起拳头猛击他一拳，所有营、连长都被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地上的士兵却都站了起来，不由得喊“打得好！”“做得对！”周士冕见事不妙，盛怒之下，悻悻而去。
我知道闯了大祸，但自命硬汉，便硬到底，自己做事自己当，决不逃跑，听候处理。随即胡宗南把我押解到安庆师部，单独禁闭在他住的司令部楼下。傍晚，师部中校参谋胡受谦拿着胡宗南的命令，来到禁闭室对我宣读：“张新在全团官兵集会之际，有意侮辱直属长官，蛮横不法，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为了整饬纲纪，着即……”胡受谦平素和我有点交情，读到这里，就没有读下去。我着急地问：“着即什么？撤职，还是枪毙？”胡参谋还是待着不说，最后说了一句：“反正你自己明白。”事后知道，下面四个字是：“着即枪决。”他没有念下去，就走了。当胡参谋走后，我镇定了一下，想自己行为虽然鲁莽，但事情没有做错，死也不怕。便向胡宗南的随从副官程开椿要了一张纸，一支铅笔，写了两句话报告胡宗南：“死而无怨，死后请安葬烈士墓。”程开椿把报告拿给胡宗南，胡在楼上大发雷霆，我听清一句“该死的家伙”。半夜，禁闭室加上双岗。事后知道，副师长彭进之、旅长丁德隆，都曾极力保我；甚至周士冕也去保，说我勇敢善战，杀之可惜。后来，我竟没有被杀，而我为报不杀之恩，更要为胡效死了。
过了些日子，胡部开赴甘肃天水，我被押解到武昌留守处，禁闭了四十天，便开释了。先置我于死地，后又加恩开释，都是胡宗南网罗死党的权术。开释后，他命我押解辎重去天水。胡见到我，便以罕见的温和态度对我说：“有勇无谋，不成大器呀！”就介绍我到九十二师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我任五五二团团长，参加台儿庄战役负伤，在长沙陆军医院养伤；伤愈后，胡又派人接我回西安，任一三八旅旅长。
胡宗南笼络部下，收买死党的手段，有时是很奇特的。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有徐保其人，是有名的赌棍，后在解放战争宝鸡战役中被击毙。徐当团长时，有一次他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饷，一夜之间，输得精光。早晨蒙蒙亮时回到团部，军需主任前来请团长把钱交给他发饷，徐保说：“叫值星官把队伍集合起来，今天团长亲自发饷。”军需主任带了官兵名册，跟随团长准备去发饷，一到集会场，徐保对全团官兵讲话，先说道：“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士兵听到团长亲自发饷，喜形于色，徐保嬉皮笑脸地说下去：“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统统把钱输光了。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全团官兵一下子被他搞得糊涂了，竟齐声答应“好！”就这样过了关。
事情很快被胡宗南知道了，胡立即把徐保找去，气呼呼地对徐说：“徐保，我问你一个问题。”徐保站着不敢做声。胡拍桌问道：“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你答复！”徐瞠目结舌，答不上来。胡哼了两声，就一脸怒气走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见徐保还是站立原地，丝毫未动，胡不觉暗喜，呵责道：“答不出吗？没有用的东西。去！向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徐保这才笑嘻嘻地走了。可想而知，徐保对于胡宗南，能不拼死效命？
胡宗南和白崇禧暗斗的一幕
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集团之间明争暗斗，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各怀鬼胎，遇有机会，立即短兵相接，互相拆台。
1940年秋，正当抗日战争中期，胡宗南不谈抗日，专事反共，招兵买马，坐大西北。当时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主办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便是他培养反共下级军官的大本营。分校巧立名目，到处招收所谓“学生总队”、“入伍生团”，人数多达一万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军校总校学员人数，胡宗南自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时，白崇禧是军训部长，有权管七分校。白崇禧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七分校招考来的学员进行甄别。胡宗南一时手忙脚乱，他一面亲自出马，为白崇禧接风洗尘；一面差人连夜组织人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白崇禧耍了一个花枪，规定所有学员，要对照片入考，这一下把胡宗南的部署打乱了。胡宗南又派人到西安把各中学的学生拉来应试，想应付过关；白崇禧知道了又下令既考学科，又考术科。胡宗南没有预料到这一招，那些临时拉来的学生在操场上大出洋相，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笑话百出。白崇禧站在检阅台上，风言风语，挖苦这些学员“乱七（七分校）八糟，糊（胡）里糊（胡）涂！”甄别考试的结果，被淘汰了两千多人，白下令遣散。
这一来，白崇禧给胡宗南制造了一些麻烦，被淘汰的学员，集结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进了七分校校本部，捣毁了大礼堂，然后向西安进发，西安为之戒严。其时我正在杜曲养病，胡宗南急召我去说：“赶快去收容这批学生，第一头皮要硬，第二说话要软。”我一去就被乱哄哄的学员打得头破血流。胡宗南教我“头皮要硬”，我是做到了。我裹好伤口，又去了，一路对学生大喊：“该打的不是我，应该打白崇禧！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不是白崇禧的学生。白崇禧不要你们，胡先生是要你们的！你们不靠白祟禧吃饭，胡先生这里有铁饭碗！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发给你们，由七分校发毕业证书给你们，保证都有工作！”这一喊果然灵光，风潮平息了。这批被淘汰的学员，仍由胡宗南全部收容，补发了七分校的毕业证书，由胡宗南一一分发安置在部队里工作。
进犯延安
1946年蒋介石一手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反人民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了二十余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署了十五个旅分兵两路，向延安进犯。
当时我是整编二十四旅旅长，以我旅为先锋，决定先进攻马栏囊形地带，缩短碉堡封锁线，向解放区进犯。一出封锁线，进入解放区，本来预料可能有一场大战，却没有料到部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解放区军民早已坚壁清野，走得一干二净，到处一片寂静。军到马栏，扑了个空。胡宗南电话里问我战果，我答：“部队已占领了马栏，一无所获。”心中极为惶惑。胡宗南当时意图，控制边区两翼，急速进犯延安，令我旅和四十八旅何奇部两个整编旅转攻陇东庆阳。我们进入庆阳，立足未定，胡又令急速进兵延安，千里跋涉，疲于奔命。退出庆阳，我旅和何旅兵分两路，相辅而行，当晚何旅宿营于赤城西华池。到了半夜里，突然好似天崩地裂一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赤城，全歼了何旅的四十八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两个精锐旅，就被消灭了一个。胡宗南在电话上命我旅火速驰援。我部已经急行军一百八十里了，半夜得到这命令，只得又急行军全力赴援，深夜仓促渡河，淹死一百六十余人。我部队未到赤城，又见何旅败兵抱头鼠窜，纷纷逃命而来。我赶到赤城，解放军不见了，我满腹疑团，率兵进城，总算找到了何奇的尸体。胡宗南电话问我：“救出何奇没有？”我答：“总算完成任务，赶到赤城，找到何奇，是死的，不是活的。”胡宗南硬着头皮说：“不要紧，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命我旅连夜火速进取延安。这时，先锋变成了后队，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受到国民党政府颁给的“河图勋章”，并晋为陆军一级上将。胡宗南得意忘形，在西安和戴笠介绍的女特务叶霞翟结婚了。
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不久，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小部兵力，诱敌深入，把胡宗南五个旅吸住在安塞，而解放军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当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青化砭进犯时，西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25日，一举歼灭其旅部及一个团共三千余人，旅长李纪云被活捉。胡宗南的指挥部获悉解放军的主力在延安的东北地区，3月25日，胡的主力由安塞转头，东进沿延榆公路，推进到清涧。
到清涧的部队有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和由我率领的整编二十四旅，两个司令部的前进人员（师旅部人员大部分留守在西安），二十四旅所属七十团两个营（其中两个连已派往守护清涧至延安北段的运输线，另一个营驻在延长、延川），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旅属七十一团（团长方振东）已被刘戡拉去，七十二团（团长高宪岗）驻守瓦窑堡。孤军深入，兵力分散，时刻处于被歼灭的威胁之中。在清涧时，屡次接到胡宗南“死守”的电令。廖昂成天坐镇在城内十分坚固的窑洞中，用牌九卜卦，问吉凶祸福，廖打听到清涧城内有个黄翰林，家藏古书很多，就派人强索了一部分古籍，满载两卡车，派武装押运到西安；以后又转运到四川老家去了。我则忙于侦察地形，选择据点，构筑碉堡，妄图固守。
清涧是陕北的一个中等县城，有人口两万左右，但我们占领的清涧，却是一个空城，街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小菜也弄不到，只能靠西安运来的罐头食品和火腿佐餐。我们在街上贴了一些胡宗南亲拟的标语：“分来的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却没有看见老百姓回城；准备了几万块所谓“救济金”也无处可发。这里的日子实在不好过。
清涧战役
清涧城防，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阵地坚固，粮弹充足，加上地形易守难攻，所以战斗开始前五天，虽然打得激烈，总以为可以坚守，既不向胡宗南告急，也不讨救兵，只在电话上告诉胡宗南“万无一失”。但是隔了三天，前沿阵地一一失守，随即陷入四面楚歌。为了保存实力，我主张突围，廖昂坚决不同意，说：“胡宗南已经电令刘戡、陈武星夜驰援，大军指日可到，何必冒此大险。”我们多次争执，廖昂硬是不肯，坚持到最后两天，清涧孤城被围，弹尽粮绝，局势十分危急。此时，解放军张宗逊将军来信敦促廖昂起义投诚，廖昂和我，面面相觑，一言不发。若不起义，解放军便下最后攻击令，生死关头，迫在眉睫。我百感交集，埋怨胡宗南指挥无能，被共产党诱兵深入，上了大当；埋怨刘戡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埋怨陈武畏缩不前；埋怨廖昂犹豫不决，坐失良机。我埋怨这，埋怨那，精疲力竭。我拿起报话筒对胡宗南报告：“我已经坚守了十天十一夜，看来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是夜枪声稀疏，廖脱下军装，换了便衣，带领卫士准备突出重围逃跑，我一时气愤极了。当初，言不听，计不从，生路变成绝路，我坚决阻挡了他。最后时刻，终于来临，翌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清涧城被突破。我对廖昂说：“时间到了，‘不成功便成仁’，你、我、刘学超（师部参谋长），自己动手吧！”廖涨红了脸，默不做声。刘学超说：“何必呢！”随后廖拿了一些木棍，把窑洞门结结实实地顶住，坐以待毙。过了片刻，窑外有人喊话：“张旅长！我们是你的学生！”卫士打开了门，几个解放军拥了进来，大概有几个是过去在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所以自称是我学生。我见了他们，便说：“带路，走！”清涧解放了。我也跟他们走了。
延安重光
4月14日，胡宗南部整编十五师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南进中，全部四千七百余人被歼于瓦窑堡以南羊马河。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被俘。胡宗南军以为解放军主力已转移到绥德地区，胡宗南又急忙结集了九个旅约五万人，由蟠龙青化砭向绥德挺进，5月2日占领绥德。解放军主力突然向驻在蟠龙的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发动猛烈进攻，全歼该旅六千七百余人，生俘旅长李昆岗。当胡宗南在绥德扑空，发现解放军主力袭击蟠龙补给站时，5月5日，又放弃绥德，主力南援，回到蟠龙，却又受到解放军的伏击，损失惨重。胡宗南被解放军运用“蘑菇战术”牵着鼻子走，陷入陕北人民战争的海洋中，疲于奔命，进退维谷，被动挨打。8月15日，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七个旅由延安再度进驻绥德，企图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于绥德、米脂地区。当整编三十六师进驻米脂地区沙家店时，8月15日即全部被歼于沙家店，被击毙生俘六千余人。刘戡残部落荒南逃。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七战七捷，共歼胡宗南部三万余人。1948年4月22日延安重光了。至此，胡宗南进犯延安重点进攻计划，也被彻底地粉碎了。
我是清涧战役中被解放的，这算是第一代；继我而来的是旅长张汉初，算是第二代；不久，旅长于厚之也来了，算是第三代。我们都在解放区一起学习，可谓“三代同堂”了。
我被三次传见
1949年春，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总部联络部（敌工部）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护送胡宗南部队中的被俘军官和整编起义的地方团队。5月20日胡宗南的老巢西安解放了；胡宗南和他的部队，西窜宝鸡，联合马鸿逵，企图反扑咸阳，被解放军迎头痛击。7月14日宝鸡解放了；胡宗南部逃窜汉中，人民解放军一野主力转向西北，与胡部对峙于秦岭。
这时，我接到军区首长指示，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与胡公冕多次研究如何争取胡宗南起义（胡宗南是胡公冕的旧属，私交较深）。9月23日，我奉令南下，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信，密藏在特制的鞋底里，目的是要争取胡宗南起义投诚。
我由西安出发，经宝鸡向川陕公路直奔汉中，在通过秦岭双方对峙的封锁线后，10月8日到达陕南褒城，被国民党特务查获，拘留在“稽查处”，当晚囚解到汉中，关押在“侍勤队”内（队长为唐西园，浙江嵊县人，原系戴笠特务系统“电讯训练班”毕业的学生，由戴笠介绍给胡宗南当侍从副官，以后接替刘大钧为侍勤队队长，负责胡宗南的警卫工作和监视胡部的官兵。）。经过全身搜查，西安组织上给我准备的一点财物，全被没收。幸而藏有文件的鞋子穿在脚上，没有被发觉。
到第三天的后半夜，胡宗南在汉台，将我传去问话，由唐西园和两名武装人员乘吉普车解去。下车过汉台（相传是刘备进汉中驻跸的地方），四周寂然无声。一见面，见胡宗南已经不是昔日的“胡先生”了，胡开口便问：“你回来了吗？”我开门见山回答说：“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胡问：“派你来干什么？”我答：“你大概会知道的，我只要见到你面，就算完成了任务。”胡问：“为什么？”我将脚上穿的一只鞋给他，胡追问我：“是谁派你来的？”我答：“是胡公冕先生要我专程送来的，鞋底里有文件，有信，内容我不知道，请你自己拆开来看。”胡宗南似乎一怔，又追问：“胡公冕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我动身时在西京招待所。”胡又问：“胡公冕有什么话吗？”我回答：“他只交代我，只要把信送到，见到你的面，就好了。”胡接过鞋子，走进卧室，随即又出来。我先开口说：“惭愧得很，清涧之役，我没有完成胡先生交给我的任务……”胡马上站了起来，摇头说：“不谈那一些。”我随即转了话题：“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我是话中有意，胡宗南强笑了一下，又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我们漫无边际地对话了两个小时，胡宗南才叫我回去休息。我被押解回狱。
隔了一天，还是后半夜，胡宗南二次传见，地点仍在汉台。胡态度上对我很客气，叫我坐下，摸摸我的手，摸摸我的背，问我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睡眠好不好。这时天气并不怎么冷，我身上穿着一套棉衣。我回答说：“谢谢胡先生对我关心。”我反问了一句：“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胡宗南笑了一笑，问道：“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已去打兰州了吗？”我回答说：“是的，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我们就不能再在汉中见面了。”胡又问我：“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我回答：“既往不咎。”我谈了一些共产党政策的实际体会。胡故作镇静，爱听不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时擦擦脸，有时哼哼哈哈，又漫谈了两个钟头，没有结论。照旧把我押回原处。
事隔两天，第三次被传见，时间、地点和前两次相同。胡请我坐下，态度更加和蔼，问我：“彭德怀身体好吗？”我答：“彭老总很好，抗日战争初期你们不是谈过话吗？也算老朋友了吧！”胡又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我答：“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胡又问我：“那边怎样称呼我的？”我答：“称胡宗南。”胡笑道：“不是叫我胡匪吗？”我说：“你站过来，那就称你胡将军了。”我又乘机试探了一句：“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胡显露怒色：“我哪半个是军阀？”我说：“不要说你是军阀，连我也是小军阀。”我作了一些分析，胡感到有些新鲜。
胡又问我：“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我听出话中有因，答：“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这一下可刺痛了他，他浓眉竖立，狠狠地盯我两眼，用郑重的语调问我：“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校长没有？”空气显得异常的沉寂。胡一时感情冲动，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我由唐西园“奉陪”回狱。
从此，胡宗南再未来传见，我被解到正式监狱。唐西园的态度也变了，显得格外凶恶。
从此以后，听说胡宗南在汉台，整天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不脱衣，不脱鞋，不盖被，日夜不安。不久，飞赴台湾，过了八天，又飞回汉中。胡宗南自绝于人民。人民解放军越秦岭，向大西南进军，胡宗南南逃。蒋介石在重庆，征集了四百辆汽车，到广元接运胡宗南部队。胡宗南只调了一个军、两个团到了重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仓皇向西逃至成都。胡宗南主力向西昌逃窜，蒋介石坚持要胡宗南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解放军已由贵阳经毕节、沪州、宜宾，挺进乐山、蒲江、邛崃，截断了胡宗南军南窜的去路。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的三十万人，几乎全部被歼，仅留数千残部，逃到西昌。胡宗南、罗烈、丁德隆、周士冕，由成都乘飞机仓皇逃往海南岛三亚机场。蒋介石以其擅自撤逃，派顾祝同查办；顾碍于情面，劝胡飞回西昌，继续为蒋卖命，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不久，胡宗南的残部在西昌被彻底消灭，胡再逃海南岛转飞台湾，终因受陈诚排挤，不久死在台湾。
我由汉中、绵阳、成都、广汉，最后押解到金堂县，趁国民党部队混乱之际，途中逃狱，幸脱虎口，到了成都。12月30日，解放大军解放成都时，胜利地举行了入城仪式。
（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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