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求发达，使尽浑身解数
1932年春，汤恩伯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师师长，我由第三独立旅第三团团长拨归他指挥，直至1948年淮海战役，对汤恩伯有些了解，现在写在下面。
汤恩伯的出身和经历
汤恩伯出生于浙江武义县一个地主家庭。读过私塾和中学，当过小学教员，后到日本，在东京与人开一小饭店，不久考入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毕业。在学习期间，结识了陈仪的外甥女黄竞白，后成为夫妇。但汤在家乡实已结婚，并生有儿女。
汤恩伯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初在湖南陆军第一师贺耀组部学兵连任少校连长，后任程潜的第六军第十八师张轸部当少校团附。汤在南京利用与蒋介石士官同学和浙江同乡的双重关系，谋与蒋接近，当上了蒋介石的侍从参谋。1928年，调中央军校担任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校受知于当时的教育长张治中。后来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由军校选拔干部，经张治中提名，汤调该师以团长任用。据说蒋介石以团为经理单位，说汤不会管钱，致未批准。但不久却升他为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一般推测，此乃蒋介石借以观察汤的器识，后闻汤并无怨言，即给予不次之迁。这段历史，李金铭言之甚详，确否待证。但检阅场的履历表上，没有当过团长，却是事实。
1931年，汤恩伯由旅长调升为第二师师长，在豫南潢川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作战，被徐向前部一战击溃，受到蒋介石的撤职处分。未及一年，又复起为八十九师师长，在卫立煌指挥下，参与鄂豫皖边区“围剿”。后于1933年调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升充纵队司令，旋兼任第四师师长。从此一帆风顺，由第十三军军长升任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39年又兼任南岳游干班教育长。在屯兵中原时期，并兼任苏鲁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44年夏，汤恩伯中原战败，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仅受撤职留用处分，仍保留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头衔。1945年春，又发表汤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汤任京沪警备总司令。此后曾调任参谋本部陆军副总司令，兼首都卫戍司令，其间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因指挥临沂战役（即孟良崮战役）失败，再受撤职处分。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到1949年1月汤最后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直至上海解放，才悄然逃遁至台湾。
汤恩伯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汤恩伯的第二师师长被撤后，是以戴罪立功再任八十九师师长的。该师以陈明仁的第三独立旅和钱大钧的武汉江防部队编成。据邓文仪向陈透露的消息，最初蒋介石曾内定以陈明仁任师长，经汤恩伯利用陈与第三师师长陈继承的矛盾（时陈明仁归第三师指挥），通过陈继承向蒋介石活动，夺取兵柄。嗣在江西汤又兼任第四师师长，即以这两个师奠定了他当十三军军长的基础。在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过程中，军事骨干主要从八十九师、第四师选拔。新进人员要想带兵，多用在收编的杂牌部队中。其所属兵力计拥有汤恩伯自己兼任的三十一集团军（后交王仲廉接替）及陈大庆的十九集团军、李仙洲的二十八集团军、何柱国的十五集团军。各集团军所指挥的各军，其基本部队有第十二、十三、二十九、七十八、八十五、九十二、九十七等七个军，及暂编第九军，杂牌部队计有暂编第一军、暂编第十五军和第九十八军，加上何柱国自兼军长的骑兵第二军。汤恩伯对骑二军虽甚依赖，但心目中并不以嫡系对待。其余还有些独立旅及独立团、营，因随时编并，非固定单位。
除上述各正规军外，汤恩伯又派陈又新为挺进军总指挥，在泛东泛北收编游杂部队。国民党中央原只核准他收编二十个纵队，经费亦只按二十个纵队发给，汤却放手扩充，命令陈又新发展到四十个纵队以上，有时甚至达到五十个纵队。另又在漯河成立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整训委员会，汤自兼主任委员，叫我兼副主任委员，又收编豫西地方武装共十个纵队。至于新兵补充机构，计有南阳、唐河、镇平三个师管区和第二十一补充兵训练处。综合上述各单位，除各师管区拉来而未经训练的壮丁不算，汤恩伯集团在全盛时期，实拥有大军六十余万人。
在我经手收编的十个纵队中，宛西别廷芳的自治军是值得一提的。别盘踞宛西二十多年，其团队的武器装备，比正规军队有过之无不及。他设有兵工厂、被服厂和粮袜机构，有部分机械化装备。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国民党政府无法对他干涉。后别在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以开会名义被诱到洛阳，被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大加训斥，回去不久即气病而死。我们去收编时，正值别的儿子在父死后另谋出路，便顺利地将其武装收编为挺进军。王韵五的第六纵队、薛钟村的第七纵队、陈舜德的第八纵队，这是汤集团收编的游杂部队中比较精锐的部分。此外，我在毫州、蒙城各县所收编的鲍汝澧、洪显成、杨坤元、刘则白等七个纵队，在补充训练后，即编成正规军，为后来组成陈大庆集团军的兵力主要来源之一。其原任司令以鲍汝澧为汤的旧部，得到长期信任，余则陆续被淘汰了。陈又新在黄泛区收编的纵队，不拘素质，不问装备，尽量收编。花费的经费和补充的械弹，绝大多数都用在这部分人身上，训练也比较吃力，但汤集团其所以扩充那样迅速，实以这部分人为其最大来源。
汤恩伯发展实力需要的军费，如只靠中央补给，是远远不够的。他又顾虑无止境的请领，既不一定邀准，且恐因经费问题坐受限制。同时在人事上既要大事扩充，也非固定编制所能容纳。他想出的解决办法，一是通过俞飞鹏和后方联勤总部军需署长陈良按其所报编制的数目，实足发给；二是找机会直接向蒋介石请求；三是调动大批人员，成立专门机构，从事投机买卖。汤集团在界首设的“四省边区物资管理处”，实即汤恩伯独资经营的贸易公司。这个公司的主办人员是军需补给部门抽调的韦鲁斋、骆东藩、胡静如等人。经营的项目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经常不断地派出大批人员，深入敌伪区，分途向上海、天津等处采购货物，转运到大后方抛售，再由后方套购物资转去资敌。如此轮番往返，市利千倍。汤集团的另一财源，是在自己管区内的水陆交通要道私设关卡，周口设有船舶管理处，泛东泛北设有好几处检查站。
汤集团的武器装备等补充办法，也有他独立经营的一套。他所部武器，由中央拨给的美式装备并不多，收编的游杂部队，枪械又多破旧不全。汤提出了“自力更生，长期打算”的口号，将原修械所扩充为兵工厂，并在漯河、临泉、叶县等处筹设好几所制革厂及锯木铸铁等工厂。漯河兵工厂的厂长是汤的胞弟汤克仁，厂里的经费由他一手包办，不受预算限制。原设在宛西的别廷芳的兵工厂，在接收其自治军的同时，亦由汤克仁接收过来继续生产。这些自产武器，主要是配给各杂牌部队，其基本军则是向中央联勤总部领用。
军服方面，同样是以多领、购换和自制三种办法解决。在军中筹设大小被服厂、军鞋厂及染织厂等，需用的技术员工，部分由士兵中挑选原学缝纫、染织等技术者担任，对驻地的民间手工业者，有时也以抽丁方式，强迫拉走。我们在军中看到身着草绿色服装的部队，便知是杂牌队伍。至于汤的基本队伍，则一向是着草黄色军服。
汤恩伯对干部的训练，一贯是同扩充实力结合得很紧的。他自当师长、军长到集团军总司令，除分批保送干部到各军事专门学校外，自己举办的各种训练组织从未间断。在河南的三年中，对政治训练专由特务们另行组合一套。军事训练，计在镇平菩提寺办有干部训练班，由马励武、廖运周等负责；在叶县焦庄办有三十一集团军整训委员会，派我和石觉等负责；在漯河办有挺进部队干部训练班，由我负责。训练内容以军事为主，也讲三民主义等。
汤集团所属各军，大多办有官兵子弟学校及妇女训练班。妇女训练班由军师长及其他高级人员眷属领导，设有简单的教室，供给书籍文具，指派军中文职人员和文化较高的眷属投以政治常识以及防空、卫生、救护等知识。随军妇女，不分老少均可自由报名入班学习。后来，各军长官子弟学校由总部统一组成为“三一子弟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迁驻无锡，一切设备和员生食用，为京沪线上一般学校所望尘莫及。其在校适龄子弟，又常在毕业以前，由汤恩伯分批保送中央航空学校，或转送其他专门技术学校。全国解放前夕，汤恩伯把这所子弟学校迁往台湾。
汤恩伯集团的人事情况及其上层人事关系
汤恩伯复起任八十九师师长时，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师旅团长，已经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汤一开始掌握兵权，首先就以黄埔系统奠定他的人事基础。八十九师师长离职，接替他的先后是黄埔教官钱大钧、黄埔学生王仲廉。第四师师长让位，接替他的是黄埔学生王万龄。在此以前，对于可以升官而自己军中无官可升的黄埔学生，又想方设法向外推荐。1934年，汤在南昌向蒋介石力保八十九师二六五旅旅长张雪中为江西保安第二师师长，又将八十九师副师长冷欣升为第四师师长（上述汤恩伯曾任第四师师长，是继冷欣之后，以纵队司令兼任的）。此后军长、司令官、总司令等一系列的官职，均一步步地落到黄埔学生手里。其间十三军军长曾一度交给张轸，但不到半年，即由张雪中接替。一些比较能干的黄埔学生如王仲廉、陈大庆、张雪中、石觉等升迁得最快。汤通过他们来维系黄埔的中下级干部，因之汤集团打出的旗帜，和胡宗南集团一样是一纯粹的黄埔团体。一般的将领，总是自己上去之后，再转手来提拔部属；汤恩伯却是先让部属升得快，以水涨船高的法子让自己的部属把他推到更高的一层。他自己还在师长地位，即保张雪中、冷欣同样地当师长，以后又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再保何柱国一起当总司令。
为了互相牵制，汤恩伯对于其他军事派系如保定、士官及云南、贵州各讲武堂毕业的和行伍出身的，也养收并容，但原则上是“给官不授权”。对他们的安排，一是不关重要的幕僚职务，二是在各军或师部极其有限地增设副军长、副师长等；比较宽一点的门路，是派到补充机构去接收新兵。还有一种人，牌子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如陆军大学或步兵、炮兵学校毕业来的，但过去同汤没有私人关系，对于他们，不管是国防部派来或其他要人介绍，汤恩伯把他们视为后备力量，没有被排斥的危险。汤的人事簿上总是高参、参议、附员等等，将校成堆，实际上这些人不过是将军门下的食客，绝少脱颖出头的。
汤恩伯对于非黄埔系统人员的歧视和打击的事实，多得不可胜数。他的参谋长宋涛，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原是一六〇师师长。自该师拨归汤指挥，汤便将宋的师长职位调换给黄埔一期的马励武。宋离开后，又让宋回去当军参谋长，旋升为集团军总部参谋长。汤明知宋能够带兵，又是带着兵来的，但一直任参谋长多年，到汤升为第一战区副长官时，宋只调为副长官部的总参议。十三军副军长鲍刚，过去任军长甚久，当然不安于副职，就因其无正式出身，久不升迁。鲍时表不满，致于1939年冬遭到汤的暗杀[1]。还有个叫张麻子（忘其名）的旅长，亦因出身行伍，汤以保送步兵学校深造为名，冀其一去不返。到张毕业再来，复职数月，便被迫离去。
汤恩伯对收编的游杂部队的干部，首先亦以封官许爵，招之使来，一到部队整编以后，即陆续清洗。具体办法，有先将其中下级人员撤掉一部，使其上层陷于孤立，不敢恋栈；也有先由上层下手，将其高级主管官调开，促使下面失去依凭。1938年川军李宗鉴的一九三师拨归汤指挥，不久李即被调为补训处处长，全师被缩编为一个团，并入汤的基本部队一一〇师（时我任该师师长）。原任团长杨宗凯虽暂时保留，鉴于汤集团的歧视，率部逃走，在浙川境内被汤密令地方部队包围缴械，杨宗凯被送回总部执行枪决。
我是贵州讲武堂毕业，在汤集团里是要受排斥的，但终汤恩伯之势，不但得以保全，且同黄埔学生一样地按级升迁。最初我曾认为是自己对汤有过解围救命之功（1932年冬，汤在黄安被红四方面军围攻，已濒绝境，我曾出死力为之解围脱险，他对我说过许多好听的话），或者也是他标榜“用人公开”的一点表现。通过许多事实，才发现我之所以孤立独存者，是汤恩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法。他经常对那些游杂干部说：“像吴绍周还不是行伍出身吗，我还是要保升他的。”
汤恩伯的上层人事关系，直接到蒋介石的内层，如他同蒋左右的侍卫之臣俞济时、陈布雷及曾任侍从室主任的钱大钩等均为密友。此外是依靠何应钦的支持。对何的联系，经常由陈又新担任（陈与何为贵州同乡）。军中的人事、军需补给诸方面，可说是有求必应。他平日嘴里称呼得最响亮的，除了他的“委座”外，就是“何敬公”（何字敬之）。对陈诚则若即若离，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汤恩伯在河南发展为“中原王”以后，引起陈诚的侧目。汤发出的电文，除一般的事务向国防部联系外，余均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这曾引起国防部不少责难。
汤恩伯同蒋鼎文比较亲近。原因是蒋鼎文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除指挥孙连仲、孙桐萱、李家钰、庞炳勋等杂牌部队外，自己并无可靠的基本军，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汤恩伯这个集团。他在中原战场上，与其说是拉拢孙桐萱、庞炳勋等孤立汤恩伯，毋宁说是团结汤恩伯以对付孙、庞，这是蒋鼎文当时所处形势的必然决定。张雪中调任战区政治部主任，是蒋鼎文授意的，后通过张的努力，曾起过一定的团结作用。蒋鼎文常到汤总部所在地的叶县，离去时，汤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铭三（蒋字铭三）先生是个老好人。”对蒋轻视是很明显的。蒋鼎文是一个没有什么远图的人，他知道要撇开汤恩伯去直接抓汤的部队是不可能的。汤也深知，如欲取代蒋鼎文的职位，除取决于蒋介石，其他办法是没有的，同时，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除汤恩伯之外，还有胡宗南也是不好惹的。蒋鼎文实际还起着缓冲的作用。不过当时也出现过这么一些情况。蒋鼎文常在汤外出时，对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发号施令，留在总部负责的参谋长宋涛，并不让他那么如意，时常引起两方面参谋人员的争执。据宋涛对我说：“我们既要对付洛阳（蒋鼎文的长官部驻地），又要应付老河口（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这两方面，我对李宗仁是比较客气一些的。”汤恩伯是同意这样应付的。
汤恩伯对张治中、陈仪有着感恩知遇的关切，对俞飞鹏、顾祝同等也有互相利用的要求。汤对待这几个人，一贯是亦师亦友，接之以礼，算是其平生相处得比较好的几个。这些人对汤，无论是精神和物质，也确曾给以不少的支持。
汤恩伯的敛财手段
汤恩伯是一个黑头大汉，身上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总是凑成几截。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一只裤脚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在当军长以前，汤时常找一些士兵或连排长漫谈，找的对象以各营连的号兵居多。因号兵爱吹，花去的谈话时间不多，却很快地吹出了“汤恩伯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在河南，汤对苏鲁豫皖四省的官吏需索和私人往来，却很慷慨。例如同驻在界首的山东省主席牟中珩往来时间较多，汤总是以“前辈”或“老师”称之；对初见面的上中级干部，握手之后，又凑上去拍拍肩膀。
他标榜“经济公开，廉洁守法”，军中官兵也确有不少的人相信。他常语人：“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他知道蒋介石对高级官吏的贪污情况，是有着严密调查的。针对这一做法，他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这就取得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在两任师长、一任军长交卸以后，共在银行积存八十万元（抗战前法币稳定时期数目），他的军需人员建议取出来活动，汤表示有钱应该存国家银行流通，不准营私提取。可一到抗战军兴，在“筹措抗日经费”和“扩军备战”的幌子下，克扣军饷，盗卖军粮，乃至发展到勾结敌伪做投机买卖。一切违法行为，只要出自汤恩伯的决定，大家都相信是“公款公用”，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据我了解，中央政府对汤集团的经费，皆按编制实足发给。但汤对各部队清查人马，要经过一再点名，才核实转发。这核下来的数字。除法币充作军饷的不算，即军粮一项，每月最低核去了二百万斤。如加马秣，为数更巨。每月扣除各军的人马空额，多者六七千，少者亦达一两千人，一遇作战伤亡，甚至一团一团空着好几个月，一文未发。这些数字的变化，积年累月，都在“抗日经费”的名义下转移了方向。汤恩伯为了应付各军师长，规定每人每月只发特别费一千五百元，其余不得过问。各部队长上行下效，亦各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利用各自掌握的金钱物资，各搞一套。
（吴绍周）
二、汤恩伯的发迹之道和处世作风
从汤恩伯1938年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起，到1949年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为止的十余年间，我先后任他的副官处长、办事处长以及总务处长等职务，所以对他的事情知道一些，特叙述于后。
发迹与平日点滴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生于1900年旧历八月十五日[2]。汤恩伯从浙江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曾到浙江军阀部队第一师任职，不久就由该师师长陈仪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受训[3]；毕业回国后，因陈仪关系就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当参谋。1928年，调任中央军校第六期步兵科第一大队长，从此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汤恩伯为什么受到蒋介石的宠爱呢？在当时有各种传说。有的说在1928年冬一个下雪的星期日，他带军校学生跑步，路上遇到蒋介石，蒋当时很高兴。有的说他在1930年蒋介石同冯玉样作战时任教导第二师的旅长，经常自己背一支冲锋枪到前线同士兵一起同甘共苦。这个情况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很满意。还有人说，他在抗日战争中打台儿庄很勇敢（实际上汤恩伯是最怕死的。他在前方遇到敌机时，吓得一个人在田野里乱跑。平时每逢部队移动，他总叫我在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若干里处为他另找房屋住，原因是害怕敌机空袭总部）。
其实以上这些说法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是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心目中只有蒋介石一个人。汤恩伯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只知跟委员长，我只知听委员长的命令，我对其他的人一概不理。”抗战时期，他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河南，他既不愿意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又不愿意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他再三要求将自己的部队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即归蒋介石亲自指挥。对此，当时任该集团军参谋长的万建藩对他说：“这样下去，对自己是不利的。”他说：“这种做法委员长一定同意。胡宗南同朱绍良冲突，并不影响胡宗南的地位。”以后有人说：汤恩伯了解蒋介石的心理，因为蒋介石喜欢下面闹矛盾，不喜欢下面团结一致。
对亲人如仇敌
记得1942年汤恩伯到重庆见蒋介石，住在十八梯永兴巷12号（即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这时，他在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作的弟弟汤克恭和在重庆读书的儿子汤建元到办事处看他。这原是人之常情，不料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开口就骂，骂他们没有用，要求他们永远不要同他见面，并当面交代我不准给他们钱，如给了归我负责。当时不仅他们二人不了解原因，在场的人也都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对我说：他所以不喜欢这个儿子，是因为这个儿子是被他遗弃的老婆所生；他所以不喜欢这个弟弟，是因为这个弟弟与他同父异母。
送房子给美国顾问
1946年2月间，汤恩伯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这时，一个美国顾问到南京三步两桥1号汤恩伯家造访，这个顾问看到汤家四周都是空地，就说他的房子环境很好。汤恩伯听后不仅非常高兴，而且叫我马上另找房屋搬家，把他住的房子送给该顾问居住。他一再对我说：“所有用具要原样不动地送给顾问，就是门帘、窗帘也不能移动。”
平时所喜爱的东西
我在第三十一集团军任副官处长时，大家都说汤恩伯有三宝，即香烟、乘马、汽车。他平时吸烟经常向我查数。记得1939年汤恩伯部驻在河南南阳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他。他当面交代我要好好招待孙连仲，但又特别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拿他吸的烟出来招待。对于这件事，凡是跟他较久的人都清楚，所以到他的住处都吸自己的香烟，很少吸他的香烟。至于他的乘马和汽车，他既不愿意给别人使用，别人也没有使用过。
用奴才
关于汤恩伯用人问题，当时传说不一，有的说他喜欢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因为他是该校毕业的；有的说他喜欢用浙江人，因为他是浙江人；有的说他喜欢用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因为他曾任该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诚然，他的部队里确有上述三种人，但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死心塌地当他的奴才。例如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一个区队长，是汤恩伯最喜欢的人。但汤恩伯并不是因为石是军校第六期区队长而喜欢他，而是因为石死心塌地当他奴才。当北平和平解放时，石觉任国民党华北“剿总”第九兵团司令官，部队驻北平。中共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曾再三劝告石觉痛下决心站到人民一边，为人民做点好事。但是石觉没有听共产党的话，而是打电报到南京请示汤恩伯怎样办，结果汤要石到南京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司令（后任淞沪警备司令）。
汤恩伯带兵的方法
汤恩伯曾同我这样说：“带兵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全军的人事权、经济权、杀人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有这些权别人就听你的话，没有这些权谁也不听你这一套。”的确，他从当师长起，到1949年逃往台湾为止，对于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如他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曾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洪显成为徐海招募处处长，派军校第三期毕业的赵琳为第四师副师长（后任预备第十一师、第九十一师师长）。这两个人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都没有批准，可是汤恩伯不管批准与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对于经费问题亦是这样。在抗战时期，军委会规定部队经费以军为单位。可是汤不同意，一定要我把各军经费由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名义领出转发，同时每个军发多少经常由他决定。他还常把各军经费的一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不起总统”
1949年汤恩伯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我任该总部总务处长。同年3月底，我离开该总部到浙江任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离开那天曾到汤的住地辞行。他除告诉我专员的任务外，还对我说：“我们实在对不起总统（指蒋介石），因为他叫我们打共产党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很难过。”可见他对蒋介石的忠心。
杂牌部队怕他
凡是归汤恩伯指挥的杂牌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害怕被他吃掉。如1939年原为川军的第一九三师归汤恩伯指挥，没过多久汤就把该师师长李宗鉴调任第二十一补训处处长，该师师长缺派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马励武接充。这个师经过一个很短时期就变为汤恩伯的嫡系部队。记得1940年该师驻河南方城时，有一个姓杨的团长不满汤恩伯的这种做法，曾率领一个团经老河口企图逃回四川，后被发觉，该团长被汤恩伯在河南镇平枪决了。
从以上汤恩伯平时的几件事中，就可以知道他的一般情况了。
“分文不要”
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不知汤恩伯底细的人都以为汤恩伯不爱钱，因为他经常以“不要钱”三字标榜自己。有时他在熟人面前，甚至在跟他很久的人面前，仍说自己“分文不要”。
我跟他十多年当中，不止一次听他这样说：“现在不要搞钱，现在要用全副精力做好工作，求名誉，争地位。一个人有地位，钱就不成问题。我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拿委员长送给我的五万元（他任第四师师长时蒋介石给他的）以外，从未支用公款分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43年汤恩伯到重庆见蒋介石，住在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那时我曾向他建议，把前后方所存款项扫数兑换成黄金、美钞，以防法币贬值。不料他当时竟这样回答：“我个人只知跟委员长‘革命’，不要分文。目前所积余的经费统统归公，这些钱应如何处理，均由军需人员决定。”我当时亦弄不清真假。等他回到河南叶县不久，忽接他的军需处处长张仲堪的电报，要我在重庆拨法币一亿元购买黄金、美钞，购妥后暂存重庆待命处理。我记得这次曾购买黄金五百条计五千两，1945年秋我离开重庆时移交给张仲堪保管。1946年春我在上海同张仲堪见面时，他对我说这批黄金已扫数转交汤恩伯之妻黄竞白[4]收存。
1946年，汤恩伯要我到江苏无锡参加上海鼎泰公司股东会议。我记得这次开会的时间是4月初，地点在汤恩伯家（即汉奸缪斌的房屋），参加会议的人还有该公司总经理陈铭勋和副经理伍季山、汤的军需处长张仲堪、第十三军军需处处长汪明渊、汤的主任秘书胡静如、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张雪中、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唐星等。
汤恩伯在第一天开会时着重说明两点：首先宣布上海鼎泰公司所有资财完全归公，作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子弟学校基金，任何人不能在该公司支款，任何人不能在该公司贪污；其次说明该公司从抗战时由河南鼎泰庄名义成立到目前在上海成立鼎泰公司，资财已有法币五亿元（约值黄金五千两，实际不止此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大家爱护它。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不同意他的第一点说法。大家认为：汤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用钱的地方很多，如没有钱，任何工作都不易打开，希望他不要把该公司资金作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子弟学校基金，而应把它作为汤的事业费。由于与会者不知道他说的是假话，还为此争执了很久。
1947年，我任该公司总经理时，曾将该公司一部分资财（即章华香烟厂）出售，计得法币约五亿元，由我亲手交给汤恩伯。同时，汤命上海八达轮船公司结束，所有资金由该经理直接交给他。到1948年年底，又将该公司所属上海窑厂（厂长吴华炎，地点在上海虹口花园路3号）、协兴铁厂（厂长是汤的亲弟汤克俭，地点在虹口周家嘴路）出售给陆根记营造厂厂主，所得款数不详。
尤其令人可笑的是，为了这个公司经费问题同该公司前经理陈铭勋打架。我记得时间在1946年秋，地点在上海西蒲石路1221号汤恩伯的家，在场的有唐星、陈铭勋、黄竞白、汤恩伯和我共计五人。当时汤认为陈铭勋经常倚老卖老不听自己的话，要陈离开该公司董事长职务，把该公司一切职权交给我。陈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上海鼎泰公司有了今天的规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也没有能力要我离开！”汤站起来说：“你非离开不可！”陈气得用手杖指着汤的脸说：“谁敢叫我离开？”于是，汤一拳打过去。陈亦不示弱，抬手打了汤一个耳光。接着二人就扭打在一起，黄竞白见状就跑到楼上去了。唐星和我急忙劝解，但怎么也拉不开。汤一面拼命扭打，一面大声叫王副官来帮忙。王副官不敢上前。直到他二人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停手。唐星和我乘机把陈拉开，并要他离开汤寓。陈离开后，唐和我又劝汤不要为此事生气。
下午唐星走后，汤对我说：“我派几个人（指上海流氓）帮助你，你在三天之内把陈铭勋干掉。”我当时答应他稍等些时，因为马上杀掉陈很容易被人知道是我所为（后来我因别的原因决心离开，没有杀陈）。
据我所知，1946年上海实业家荣德生被匪徒绑票后，荣家花了三十万美元赎出。不久，特务头子毛森破获此案，毛将这笔款项交汤恩伯处理。当时在国民党报纸登载原款发还荣德生，但人们传说被汤占有了[5]。不仅如此，连当时荣德生所乘的汽车亦归汤所有。据汤妻黄竞白对我说：“荣德生送老汤一辆汽车，非常漂亮，既有冷热装置，又有收音机。”她说完后还要我去看看这辆车。
1946年以后，汤恩伯任陆军副总司令，主要工作是负责构筑营房。1948年3月间，为了无锡钱凤高丝厂问题，我曾到南京和他见面。那天我到他家里，看到他同陆根记营造厂厂主谈天。想不到他们无所不谈，亲若兄弟。至于其中的原因，直到1949年汤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我任该总部总务处处长时才弄明白。原来汤在南京的住宅和坐的汽车，都是该营造厂厂主所赠，汤在杭州的住宅亦是该营造厂承造，分文不要。这时我还得知，他二人过去在南京构筑营房时都发了大财。
汤恩伯揽钱的事实很多，现仅举出上面几点，就可知道这个自命“分文不要”的人的真面目。
虚伪残暴 反复无常
汤恩伯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中最虚伪、最残暴者之一。他对人经常满面笑容，但一翻脸就不认人；有时怒气冲天，一闭眼又平安无事。因此，当时许多人都说他有“神经病”。
1940年春，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队驻河南镇平。有一天下午6时左右，汤恩伯叫我将第二十一补训处一个团长带到副官处吃晚饭，并当面告诉我好好招待他。我按照汤的意思准备饭菜，请该团长在副官处吃晚饭后再回原部队。不料我到副官处约十分钟，汤又叫我去并对我说：“你马上把补训处某团长（姓名忘记）交特务营文营长，在次日快天亮时枪决。”我问他为什么要枪毙。他说：“前几天该团派一部分士兵到某地接收壮丁，结果被河南老百姓缴了一部分枪。这个团长没有用，把我们部队的脸都丢光了。”第二天早晨将该团长枪决后，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许多人说：“总司令发神经病了。”
抗战初期，汤恩伯的嫡系部队第八十九师有一个营长名叫张志，浙江东阳人，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是汤在浙江体育专门学校时的同学。张在一次与日军作战时临阵逃跑，以致阵地失守。当时，该师一部分下级干部和士兵非常不满意。汤恩伯为平息众怒，下令枪决张志，以整军纪。但事实却是，汤恩伯事前即密令第八十九师参谋长吕公良（是浙江开化人，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表面上执行枪决，实际上要张志秘密回原籍。吕公良奉命后，半夜里放走了张志，同时命令自己的卫士向天空放了三枪，以示张志确已处死。当时知道内情的人都说汤又发神经了。而我则认为此举的用意是非常明白的，即一方面以欺骗手段来平息人们对张志的不满，同时也明确告诉人们与日军交战时逃跑是没有关系的，这与他平时所说“在长期抗战中主要的办法就是保存实力”完全符合。
约在1939年年底，汤恩伯将曾任过第十三军副军长的鲍刚调为豫南游击总指挥。因鲍经常向汤要特别费，引起汤的不满，同时，鲍又与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大庆意见不和。1942年，汤恩伯命人将鲍刚暗杀，同时被打死的还有鲍的担架兵（鲍在行军时经常坐担架不愿骑马）和随行的几个卫士。事后，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谋长万建藩对我说：“老总枪杀鲍刚做得非常不高明，这完全是发神经病。因为杀一个鲍刚是轻而易举的事，不必用暗杀的做法。”其实，万完全不了解汤的用意。鲍刚被暗杀后，汤一面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诬蔑新四军“袭击”桐柏山区汤恩伯部，以致鲍刚阵亡，破坏抗战；另一面请求国民党中央发给鲍刚一笔特别抚恤费；同时又打电报给我，要我向国民党中央有关的人散布鲍被新四军打死的谎言。由此可以证明，汤暗杀鲍刚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
1939年，汤恩伯从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回到湖南平江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他说：“我同共产党工作一段时期，知道共产党带兵完全用欺骗手段，即表面上做到与士兵同甘苦。我们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百战百胜。”从此以后，他经常穿士兵衣服，吃大锅菜，并以伙夫头自居。那时有些人因为他皮肤较黑，背后叫他伙夫头，他非常高兴。我记得约在1940年，他的侍从副官张高峰曾写了一篇题为《伙夫头》的文章为汤鼓吹，说汤恩伯的吃穿同士兵一样，一年四季身上生虱子，部队官兵不叫他总司令而叫他伙夫头，等等。当这篇文章在重庆报纸上登出后，汤十分高兴，并将张调任第三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少校会计科长。对于汤吃大锅菜的问题，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从参谋长万建藩起到各处官长，都说他“发神经病”。我得知此事后也这样认为。众所周知，当时汤恩伯每天的生活费约需黄金一两。他表面上同大家一起吃大锅菜，但吃完以后回到住地还要吃饭。我记得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在河南镇平、南阳等地时，他一面与该总部所有官兵一起吃大锅菜，另外又要我在住地准备他一个人吃的饭菜。他对我说：“我因为有胃病，不能吃米饭，只能吃馒头。”由此可知，汤恩伯之吃大锅菜、当伙夫头真正是欺骗官兵、欺骗群众的手段。
1943年某日，正在安徽界首的汤恩伯临时决定要去某地。由于他所坐的小火轮不是烧柴油而是烧木柴，不能说开就开，需要一段准备时间，可是汤恩伯不顾事实，登上小火轮后即命令开船。开小火轮的工人无法照办，汤恩伯就火气冲天，硬说该工人是故意同他为难，是捣乱行为，当即命他的卫士将这个无辜的刚结婚不久的工人拉出去枪杀。事后，汤为掩人耳目，曾命他的军法官杨中格出了一张布告，捏造该工人有“贻误军机”的罪名。对于这件事，当时有的人也说他是“发神经病”。
1939年，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在河南镇平。那年农历八月十五，天刚刚亮，汤叫我将该总部传令军官翁某（浙江武义人）、副官王某等四人马上交特务营枪决，因为他们曾在一天夜晚打麻将牌。我当时想：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从参谋长万建藩起一直到各处官兵，可以说每天都赌，万建藩同副参谋长宋湘涛等，俟汤离开总部回驻地后，马上就去镇平中央银行打牌，为什么副官处的人打牌就要枪毙呢？我就去找宋湘涛，请他求汤暂缓执行，因为那一天是汤的生日。不料汤对宋说：“我有好些日子没有杀人了，心里就不好过。”说完亲自指挥卫士将该传令军官当场枪毙，其余要我交特务营执行。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汤恩伯装腔作势、嗜杀成性绝不是“发神经病”，而是他残暴、虚伪本质的暴露，他做每一件事都是有所企图，目的明确的。
（葛天）
三、幻想做“东北王”
人们都知道汤恩伯是“中原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曾梦寐以求当“东北王”。汤恩伯从1939年到河南以后，不止一次对我说：“胡宗南得天独厚，有了西北这块地盘，什么事情都有办法。我们没有固定地方，百事无成。”特别是他去了西安回到河南以后，更是经常流露出羡慕胡宗南、自叹又不如的心情。
他当上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后，确实是兴高采烈，踌躇满志。他认为，有了固定地盘，不仅初步满足了多年来的愿望，而且根据当时形势，抗战胜利后华北、东北必在自己手中。从此便做起了当“东北王”的美梦。
边区总部成立不久，汤恩伯就对原东北军系统的将领另眼相看，如对总部副总司令沈克、归该总部建制的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等特别殷勤客气。他们亦不断向汤献策，并多次向汤明白表示，抗战胜利后东北必在鲁苏豫皖边区总部范围以内，也就是说东北一定掌握在汤的手中。
当时我任鲁苏豫皖边区总部驻渝办事处处长，曾多次同总部参谋长唐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抗战胜利后，汤的部队必然推进华北、进驻东北，蒋介石顾及到切实需要，也必然把华北、东北一起交给汤。因此，我就建议汤早做到东北的打算。记得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边区成立后我们初步坐稳地盘。依目前态势，抗战胜利后我们必然推进华北和东北，这是肯定的。第二，为了适应将来之需要，必须事先准备人才，以免届时措手不及。为此，我请汤及早物色华北尤其是东北的人才，为己所用。
汤恩伯听了沈克、何柱国和我的话后，更以为做“东北王”业已不成问题。于是，他除优待沈克、何柱国等外，又任用与东北有关的人如毕泽宇、康伯心、牟中珩等，同时命我在重庆加紧活动以造成前后方有利态势。记得为了此事，汤还加发我每月特别费法币三万元（当时约值黄金六两）。我奉命后欣喜若狂，认为汤将来掌握东北，势必水涨船高，要钱有钱，要官有官，为己为人都应特别出力。于是我就请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的重庆代表孔宪成、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的重庆代表张松筠等，介绍在重庆的与东北、华北有关的官员和我相识。
记得第一次同他们见面，是在重庆七星岗附近前天津市市长萧振瀛的家里，由萧出面请内政部次长王德溥、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主任关吉玉、冀察战区总参议兼战区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张荫梧的代表李警洲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张潜华、骑二军驻渝办事处处长李少甫等人吃饭。大家见面稍说几句应酬话后，由萧振瀛转达我的意图，无非是说汤恩伯在目前抗战和今后建国工作中的重要性，希望华北和东北在重庆的代表人物对汤恩伯目前和将来的工作多多帮助。他们一致向我表示，东北地区情况特殊，无论在国防上、建设上都需要一个像汤总司令这样能说能做、说到做到、独当一面的人，他们愿意尽一切努力使这个愿望实现，“使东北三千万父老永远过幸福生活”等等。
我同他们接触后，曾多次同萧振瀛见面。据萧说：绝大多数的星期日，何应钦都要到萧的家里吃午饭。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机会，就请萧代我在何应钦面前说话，允许汤在河南多成立几个师，作为日后去东北的本钱；同时希望萧在重庆有地位的东北人面前说话，使他们对汤恩伯有一个好印象。萧则首先要我代表汤向大同银行入股，因为这个银行是由萧主办的。我二人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已是无话不谈。
我也同王德溥见面多次，同他谈话的重点是要他注意把东北方面的得力人物相机介绍到汤的部队工作。他则要我转告汤注意该边区范围内的共产党活动。我同张潜华见面机会最多，因为他后来正式发表为鲁苏豫皖边区总部的秘书，按月在该边区驻渝办事处支薪。张潜华的主要工作是每个月把全国各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部队的活动电告汤，就是为汤在重庆做特务工作。我还同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莫德惠见过几次面，莫也表示愿意帮助汤到东北。1943年，我在重庆南岸为汤恩伯之妻黄竞白买的一处住房，就是莫德惠介绍的。此外，我还同关吉玉见过多次。记得有一次是他邀我到他家里吃饭，并介绍我认识一些财政界的人物。他认为，要想把东北搞好，必须首先把财政搞好，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要我把此意转达汤恩伯。
我除同他们见面、请他们吃饭，有时亦送他们一些东西，如送萧振瀛一些河南产的香烟。1944年3月间，汤恩伯到重庆时曾高兴地对我说：“依目前形势，只要抗战胜利，我们到东北就毫无问题。我喜欢独当一面的工作。现在重要的工作就是在重庆造成有利形势，你要努力做好这个工作。”我为了表示自己确已尽了力，就请他同萧振瀛见面。汤满口应允。
不久，汤恩伯与萧振瀛在重庆小梁子大同银行相见。萧首先恭维汤是一个中外驰名的人物，能够在这里见面感到非常高兴。然后谈到主题，萧说：“依我看来，在贵部地区发展前途必然扩充到华北、东北。我们东北人是非常希望有汤总司令这样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去担任长官的，这是东北老百姓的福气。我同葛处长（指我）等已在重庆做拥护汤总司令的工作了。”最后，他说：“在重庆的东北人听到汤总司令到重庆非常高兴，准备以东北旅渝同乡会的名义欢迎你……”汤恩伯听了这些话确实很兴奋，以为这个美梦不久就可以如愿以偿，于是除多次表示谢意，没有谈到具体问题。
汤恩伯当“东北王”的梦想因1944年中原会战中汤军一败涂地而破灭。汤在战后曾对我说：“这一次完了（指中原战事失败），一切都完了！使我最痛心的事，就是以后恐不能到东北工作。”
（葛天）
四、酿造“汤灾”与中原惨败
汤灾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1942年和1943年河南人民遭到“水早蝗汤”的灾难后，曾饿死数百万人，更多的人被迫逃亡他乡。河南民众提起“汤灾”，莫不咬牙切齿，痛恨不已。
这个“汤灾”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据我所知，原因如下：
扩充部队
1939年春，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开到河南。汤恩伯此时总感到自己部队太少，不能做大事。到1940年4月间，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在湖北枣阳时，汤恩伯对我说：“我决定派你到重庆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是设法扩充部队。关于请求扩充部队的理由，就是为防止新四军的进攻。你到了重庆以后，要想尽一切办法找有关部门的得力人员帮助，尤其要利用浙江同乡和军校同学关系，拉拢若干人为己所用，至于多花几个钱在所不计。”我二人经过几次商量妥当后，我就于当月动身去重庆。我到重庆后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散布谣言，诬蔑桐柏山区新四军借抗日名义不断扩充部队，并经常向汤恩伯的部队袭击，胡说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达到抗日胜利的目的。然后我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司科员刘振炳、王徇臣，军令部一厅二处科长许朗轩、处长赵桂森等当面讲妥，如能设法批准成立一个师或一个军，就以金钱官位等作为报酬。我记得刘振炳是吃鸦片烟的，我不仅经常送他钱，而且送他鸦片烟。后来为了报答赵桂森，我曾请求汤恩伯调赵为师长，结果赵曾任汤部第二十师师长。经过我的多方面活动，汤恩伯的部队每年都有增加，逐渐扩充第二十九军、第十二军、暂编第九军、第七十八军、暂编第一军等正规部队，此外还有由地方武装拼凑的挺进纵队二十多个。到1944年中原会战以前，汤恩伯已指挥四个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1943年4月，汤还一度指挥过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汤的指挥机构也由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一个逐渐增加为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等，还设立了物资管理处、鼎泰庄等部门。众所周知，汤恩伯指挥下的庞大军队和设立的庞杂机构，不仅抗战不力，在日寇进攻下一败涂地，热衷于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大批的冗员需要老百姓供养。这样的部队和机构愈多，对人民的危害也愈大。因而成为“汤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抢劫粮食
对于各种部队和机构的吃饭问题，当时规定正规部队和机构由国民政府指定河南拨发主食，游击部队则由汤恩伯自己筹措。对此，起初部队较少时，汤恩伯令第三十一分监部分监李金铭负责办理；后来部队增加，就指定某部队到某地区“征集”。这样一来，原由总部到各县政府坐催粮食的办法就变为直接向老百姓抢劫。当时河南民众中有这样一个民谣：“麦子黄，泪汪汪，国民党军队来一扫光。”
在1944年12月，汤恩伯的嫡系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到重庆时曾对我说：“我任师长一年左右，主要来源依靠粮食。按一般计算，每师每月能多余粮食七八万斤（他是根据每师空额一千五百名计算），至于军部控制的粮食更多。可惜我师积余粮食因中原会战关系，有一部分被日寇抢去，有一部分自己用火烧了。”他还说：“这完全怪我。我想等待高价出售，结果落空了。”至于这些粮食是如何得到的，他没有告诉我。如果按这个数目计算，汤恩伯集团的师长们的粮食每月就有二百多万斤（按三十个师计算）。
至于汤恩伯个人究竟贪污多少粮食，至今无法知其详情。只记得1945年底，汤恩伯叫我在南京代他购买几座房屋，所需款项由第三方面军兵站总监杨政民照付。我根据汤恩伯的话向杨要钱。杨当时对我这样说：“老总存在我这里的钱不多了，你先拿多少钱去（确数忘记），以后再设法。”当天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汤。他听后勃然大怒，要我马上叫杨到三步两桥1号汤的住宅算粮食的账。杨到后，汤大骂道：“你马上把几年来的粮食经费算清交出，否则要你的脑袋！”究竟粮款多少，杨政民没有告诉我，但从此以后我去拿钱就没有问题了。我先后从杨处取走的钱约值硬币四万多元，买了两座房屋：一座在南京新住宅区珞珈路5号，作为汤本人住宅；另一座送给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
在河南遭受严重灾荒，上千万民众饿死或被迫逃荒的年份里，汤恩伯及其下属竟将那么多的粮食或粮款据为己有，充分说明“汤灾”对河南民众的危害是何等严重。
经商
汤恩伯不断扩充部队，尤其是自行扩充大批游击部队后，感到经费困难，维持不易。因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只发正规部队经费，游击部队的经费按规定应由汤恩伯自行设法。这时我向汤建议，利用前方部队控制各地水陆交通的有利条件，派人在前方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汤恩伯同意我的意见，令前军需处处长、他的同乡陈铭勋负责经营，在安徽界首设立鼎泰庄，上海、徐州、蚌埠等地设立分庄，把后方的土特产（如桐油、茶叶、南阳绸等）运到沦陷区出售，然后又把上海等地的化妆品、日用品、汽油等运到后方脱手。这样一去一来，获利很大。我记得一次汤恩伯曾汇法币一亿元到重庆，要我代他购买黄金五千两。
汤恩伯看到这个买卖有利可图，于是又在界首成立了一个“物资管理处”，由第十三军军需处处长胡静如任处长。这个处的主要任务就是限制普通商人经营商业，以利于自己为所欲为。商人想到沦陷区经商，均须该处许可，或交一定数目的手续费，才能出入汤恩伯所控制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使得商人和以此为生的一些人更加困难，物价更加高涨。
当时物价不断上涨，法币贬值，因此由重庆运到河南的法币时常缺乏。这时，我又建议汤恩伯请求国民政府准许自己在前方印发钞票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汤曾几次请求，但未获批准。然而汤还是令界首物资管理处印发“信用票”，强迫河南等地老百姓使用，以这种分文不值的废纸搜刮河南民众的财富。这也是导致河南民众更加贫困的原因。
汤恩伯的下属看到汤做生意获利很大，纷纷起而效尤。第十三军军长石觉、游击纵队司令陈祖敏等都做起了煤矿、木炭的生意而发财。这也是造成“汤灾”的原因之一。
荒年大兴土木
我为了讨好汤恩伯，曾以他的名义请求国民政府军委会准予在河南地区成立一所军分校，归汤领导。当时蒋介石同意了，但因主办此事的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反对而未能实现。可是汤恩伯根据我的电报就在河南叶县大兴土木建造校舍，并把军分校变为鲁苏豫皖边区学院，自兼院长。
该校舍所需人工和材料均由河南民众负担，这对于灾荒中的河南民众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当时负责验收材料的少校副官叶守诚、工兵营长张达等还乘机敲诈勒索。当时各县百姓用牛马车送木料到叶县，如没有给钱，验收人叶守诚等就多方刁难，硬说送的木料长短大小不符规定，拒绝接收。为此，许多送料的人只好把牲口卖掉，给叶、张等送礼。所以当该校建成后，校舍附近有许多被遗弃的牛车，成为当时的一个奇特景观。
上面仅是“汤灾”的几个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强拉壮丁使许多人家劳动力减少，部队纪律废弛，强占许多耕地作为操场等，所到之处民不聊生。所以当时河南民众对汤恩伯及其部队（特别是第十三军）恨之入骨，将其与水、旱、蝗灾相提并论。
中原惨败
在1944年3月间，蒋介石要汤恩伯到重庆见面。汤恩伯到重庆的当天，就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陪同到曾家岩去见蒋介石，并在他家吃晚饭。这一次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但汤恩伯回到十八梯第三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和我见面时，并没有把详细内容告诉我，只是简单地说了两点：一是蒋介石对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打共产党的任务不能如期完成表示不满，并严厉责成汤迅速将该地区新四军彻底肃清；二是蒋介石要汤恩伯注意，防止日寇打通平汉铁路的阴谋得逞。汤恩伯说：“不管委员长怎样说，我们打共产党已经尽了力，以后更要加把劲。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麻烦的是日寇。几年来日寇在这个地区都没有多大活动，我想不会有什么较大的战事。据最近情报，知道日寇有一个机械化师要开到河南来。不管怎样，我有办法对付，你放心好了。”对于汤恩伯的这番话，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我二人已经很久没有谈话了，此时仿佛已经胜利在望，大家都流露出胜利的微笑，说完就去睡觉了。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召见了汤恩伯。这次见蒋使汤恩伯特别高兴。他回来后一见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从今天起，消灭共产党的问题更加容易了。因为委员长决定把一批新式武器装备我们的部队，还要我亲赴昆明去参观美国军官主持的训练班。”据汤恩伯说，蒋介石当面告诉他先到昆明参观第五军的干部训练班，然后再回河南，以便早日着手更换第十三、第八十五军的武器。同时，汤还一再叮嘱我，关于配发新式武器之事要绝对保守秘密，这是蒋介石再三告诫他的。
历史已经证明，汤恩伯的高兴未免过早了，他的幻想并没有实现。当汤恩伯回到河南叶县以后不久，前后方都纷纷传说日寇将要打通平汉线。这时，军令部负责人要我打一电报给汤恩伯，让他注意这件事。当时汤复我一电，说明绝对有把握，要我转告关心他的人。不料言犹在耳，惨败的消息就不断传到重庆。
1944年5月上旬，许昌、郏县、襄城、临汝等地相继陷入敌手，汤恩伯部的指挥官们纷纷带队向后方奔逃。尤其是汤恩伯本人，当时不仅前方部队不易同他联系，连重庆的国民政府军令部也与他联系不上。于是，军令部每天都要问我汤恩伯究竟在什么地方，要我告诉汤火速同军令部联络。据汤的嫡系部队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1944年12月在重庆时对我说：中原会战时汤恩伯带了一个团一直向豫西内乡西峡口逃命，因怕老百姓打他而根本不敢露面。当汤逃到卢氏附近时，第八十九师的一个副团长金保明在路中遇到汤，遂向汤敬礼问候。汤当时大发雷霆，害怕暴露身份。
河南民众在抗战期间深受“汤灾”的危害，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百般忍耐，总希望他能在日寇来犯时尽全力抵抗，但这个真诚的愿望到1944年四五月间中原会战时完全化为泡影。河南民众清楚地看到，汤恩伯部队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无恶不作，在日寇面前却不堪一击，而且在逃命过程中还到处抢劫，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缴了一些汤恩伯部队的枪作为自卫武器。对此，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也承认：当时河南的部队都成了四面楚歌。他们师在卢氏附近亦到处被农民袭击，这主要是因为平时对老百姓不好。我和金式是黄埔军校同学，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的部队对老百姓如何不好，原因是怕我报告汤恩伯。汤恩伯在中原惨败后，并没有吸取丝毫教训，反而打电报给我，要我就近告诉国民政府军委会有关人员，把惨败罪责推到共产党和河南民众的身上。我即遵命照办，在给军委会所属各部人员的报告中谎称：共产党煽动河南民众尤其是组织农民起来反对汤恩伯，向汤军开枪攻击缴汤军的枪，乃是这次中原会战汤军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希望中央负责人不要把这次失败责任归到汤恩伯身上。
然而事实真相是无法掩盖的。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时，参政员郭仲隗等一百零三人提出《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控诉汤恩伯于参政会，要求国民政府把汤撤职查办。这一正义的呼声得到当时进步人士和后方人民的同情。
当郭仲隗等从河南起程赴重庆参加会议的时候，汤恩伯就打电报要我设法招待他们，但并没有告诉我每个豫籍参政员的态度。记得那天我到重庆沙坪坝飞机场欢迎郭仲隗等时，郭仲隗并没有同我说话。我当时以为是我二人平时不熟悉的缘故，于是就到夫子池新生活运动会宿舍（即郭仲隗的住地）求见。他拒绝接见。此时我才明白，他将对汤恩伯控诉，但仍不知内容。直到开会的第二天，我才得知这些罪状中有克扣军饷，“各部队领不到给养向民间借食……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军民无法合作”，中原会战所部“望民逃窜……窜逃劫掠，民众悲愤，起夺其枪械，以图自卫”，蒋鼎文、汤恩伯利用职权经商，“大小军官腰缠累累，战斗意志消耗净尽”等内容。
我知道后，首先请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出面和解，使事态不要扩大，但没有结果。由于雷震同汤恩伯夫妇是好朋友，我就同黄竞白到重庆南岸黄角桠雷震家里密商，求他把控诉书拖延到最后日期讨论，雷震应允。
这时，我把郭仲隗等到重庆后的情况电告汤恩伯，并说明我为此活动的经过。汤接到我电后曾复我一电，内容如下：第一，表白他一生忠于国民党，忠于蒋介石，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秉承蒋介石的意思，问心无愧；第二，辩称这次中原会战失败，不是败于日寇，而是败于河南民众，因为河南民众被共产党利用起来反对他，使他不能按预定计划同日寇作战；第三，说现蒋介石决定派陈诚到河南调查真相，候陈诚到后决心辞职不于；第四，关于郭仲隗等在重庆控诉他的问题，汤恩伯要我全权办理，多花一点钱在所不计。我同黄竞白再三看汤恩伯来电后，更感问题严重，除害怕外并没有说任何话。
经我多次考虑后，决定用以下三个办法来破坏郭仲隗的控诉：
第一，再次请求邵力子和雷震出面，要郭仲隗收回控诉，使事态不要扩大。我还以威胁的口吻说：事态扩大对双方都不利，得到好处的只是共产党；如能够和解的话，那么郭仲隗等有什么要求都可考虑。
第二，以请客吃饭为名，串通豫籍参政员马乘风出面联络其他豫籍参政员出来反对郭仲隗等。记得那天同马乘风等在重庆十八梯第三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密谈的内容如下：（一）诬蔑共产党乘中原会战之机煽动河南民众反对汤恩伯，使河南战事归于失败。（二）吹捧汤恩伯过去（指打共产党）和现在（指抗日）功劳很大，此次若被豫籍参政员控诉而发生问题，是党国无可弥补的损失，希望他们多方考虑阻止郭仲隗的行动，如能成功，他们都将得到好处（即要钱要官都可以）。（三）万一事态无法解决，马乘风等仍应站在国民党方面出来说话，至少证明郭仲隗等控诉汤恩伯的罪状并不是事实，使该议案无法在参政会通过。
第三，请浙江籍参政员陈希豪等联合国民党籍的参政员攻击郭仲隗等，使郭的正义之举不能胜利。为此，我首先同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秘书、时任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委员马文车（陈立夫的老同事，与我是小同乡）商量，并请他帮助我与陈希豪（CC分子，也是我的小同乡）联系，希望他们去求陈立夫设法阻止郭仲隗的控诉。
但我的上述活动并未奏效。因为郭仲隗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怕威胁利诱，而且所言证据确凿，因而得到大多数参政员的同情和支持。
此时，我又去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张潜华（张还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秘书）商量，决定由张介绍我去见吴铁城，作最后的努力。经吴铁城允许，我于第二天下午3时与他见面。我在与吴的谈话中，首先重弹了诬蔑共产党乘机煽动河南民众反对汤恩伯的老调，并反复提醒吴注意：这次攻击汤恩伯不仅是汤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民党政府，如汤恩伯被他们打垮的话，蒋介石就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柱，这样无异帮助了共产党。我再三请求吴铁城，火速将我的意见当面向蒋介石汇报。我临离开时，一再表白自己所说的话都是事实，我所关心的是国民党政府，决不仅仅是为了汤恩伯一人；同时亦多次说明，这个问题除吴外，再无别人能解决。吴听我的话后，面带笑容说：“我马上去报告委员长，结果怎样以后再通知你。”我回到办事处后，立即把与吴铁城谈话的内容用急电报告汤恩伯，希望他不要为此过分担心。
事后得知，蒋介石听了吴铁城报告后，对汤恩伯的问题非常着急。他知道利用国民党籍参政员围攻郭仲隗等的办法不能奏效，只有亲自出场为汤辩护，于是就在参政会闭幕的前一天亲到军事委员会礼堂参加开会。快要讨论汤恩伯问题时，蒋介石怒气冲冲地为汤恩伯辩护，说汤恩伯在河南扩充部队（包括游击队）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汤在前方做生意是经过蒋介石本人许可的，特别强调汤恩伯在河南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中央指示办理，甚至还说：“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蒋最后表示：为了顾及参政会议的威信，中央决定慎重处理这个问题，“希望各位不要被人利用，破坏抗战”。他讲完以后离开会场时仍面红耳赤，怒气冲天。[6]
参政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军委会一面决定把汤恩伯撤职留任，一面又发表汤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并将汤的嫡系部队第十三军调到贵阳。[7]至此，轰动一时的查办汤恩伯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葛天）
五、凶残暴虐、故弄玄虚的驭下手段
汤恩伯素以凶狠残暴、嗜杀成性而闻名。我于三十年代曾在汤恩伯部任旅参谋、主任参谋，师参谋处长、参谋长等职，对此有所了解。现忆述如下。
杀民邀功 手段残忍
汤恩伯生性好杀，平日用人对残暴者最为器重。如果你性情不残暴，他就认为你心太慈，不能带兵，只能做幕僚。
1932年汤恩伯任第八十九师师长，率部参加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当时，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决定将所辖各师分为“驻剿师”和“进剿师”，“驻剿师”守卫各据点堵截红军，“进剿师”则每天分别向各指定地区搜剿。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为“进剿师”之一，开始从黄安县（今红安县）城周围十余里起逐渐向黄陂、宋埠、麻城一带扩大。师部驻黄安县城。各团、营、连每天从清晨出发，每到一村，先将全村男女老幼，驱集于村旁空地，然后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放火焚烧各村庄，再将所有男女老幼一律押送师部，以此打电报向蒋介石报捷，今天斩获多少，救出男女若干。实际上师部每天收到各团、营、连送来的男女老幼都是些无辜的百姓，数以千计。师部将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选出，尽行屠杀。其余老幼妇孺，用武装兵押送汉口，规定每天行程六十里，许多走不动的老弱就被刺死于途中，稍有姿色的少女就被奸淫或逼迫为妻。该师团长陈大庆的弟媳妇（取名贤乔）就是那时在黄安掳劫的。
汤恩伯屠杀百姓的方法更是惨绝人寰。他命令工兵营屠杀各团、营、连送来的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开始时用枪打，随后改用大刀杀头。他说：“这样可以节省弹药。”最后，他命工兵营的士兵每班围成一个圈，装上刺刀，将被屠杀者一个一个地赶进圈中，由班长发口令喊“杀”，士兵就用刺刀刺上去，同声喊“杀”，直到刺死为止。汤说：“这样既可节省弹药，又可使士兵练习白刃战。”一天，汤恩伯叫我（当时在第八十九师师部任上校参谋处长）去监斩。我看到一半，实在不忍再看，就回师部把所见的惨状告诉汤，建议用枪打好些。汤笑着对我说：“你心太慈，不能带兵。”为此，我于1933年暂时离开了他的部队。
处分部属 随心所欲
汤恩伯对部属的处分完全是随心所欲，既不上报，也不公布。如有不合他意者，高兴时就撤职，不高兴时就杀掉，有时还亲自用枪打。
1930年，汤恩伯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旅长，在河南参加中原大战。军队行经一个果园时，有个士兵搞了几个李子吃，被汤恩伯看见。他跳下马来，拔出手枪把那个士兵枪毙了。
1931年，汤任第四师第十旅旅长，所部驻浙江杭州及江西上饶一带。驻铅山以北河口镇的第二团团长胡琪三与当地公安局局长某勾结，搜刮民财。汤虽有所闻，但无证据。某日，该公安局局长携现洋三百余元由河口来杭州旅部谒见汤恩伯，口称：“贵旅凯旋归来（指中原大战结束班师回杭），愧未迎迓，兹有少数茶款，请贵旅长代为转犒三军，幸勿见弃。”汤闻言拍案大骂，说：“我已知你与我部下勾结贪污，正找不着你的证据。”即呼卫士将该局长推出斩首。该局长跪地求饶，不果。斩后，汤把我（时我在旅部当主任参谋）喊去，告以前情。我说：“此事做得太鲁莽。”他问何故。我说：“你是浙江客军，无斩杀行政官吏之权。按理你只能向浙江省府检举，不能越权斩杀。省府若查询，你以何辞相对？”他说：“杀贪官污吏就得快刀斩乱麻。送往省府，他又活了命了，反结冤仇，而遗后患。”我于是献计：先电蒋介石，以河口公安局局长某贪污，证据确实，请求准予就地枪决。蒋复电照准。然后以奉蒋电，转报省府备案了事。
汤恩伯任第八十九师师长时，军队中牌赌风炽。汤下命令：如有牌赌者，一律枪决。某日有连长、副官和另外前来找工作的两个客人共四人打牌，被其特务队发现，拘该连长前来见汤。汤问该连长：“我下命令禁赌，你知道不？”答：“知道。”“赌博的怎么办？”答：“枪毙。”汤说：“好吧，枪毙！”他一面派人枪毙，一面派人叫我（时我在师部充任参谋处长）对我说：“刚才有位连长打牌，我已命拉去枪毙，你速去暗中放一空枪，使其逃走了事。”待我追上时已来不及，只得回去报告。汤听后说：“以后遇到这类事，又是自家人（意思是指自己的部下），我就作恶，你就做好，暗中去做了就是，不必要我嘱咐。”
1934年，汤任第十纵队指挥官，率部在江西参加第三次“围剿”。一天，他和参谋长刘仲荻在吃饭（他和参谋长的伙食是单独开的，由给养副官专门负责），觉得饭菜不好。刘仲荻说：“这是指挥官在这里吃饭，还好一点，否则还要差一些。”汤立即把经办给养的副官叫去，问他揩了多少油，马上令人拉出枪毙。当时我在指挥部充上校参谋，因事出差到福建去了，不然我就会叫人放一空枪，使其逃走。我回来后听说此事，就责怪执行枪决的人为什么不放一空枪。他们却说：“幸而未这样做。”我问其故，他们说：“第二天汤恩伯带了卫士携带圆锹前来掘坟验尸。”
1943年我在第二十三师任参谋长时，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有一天，汤来师部视察并检阅军队。检阅后，汤集合全师干部训话。那时天气很冷，新棉服尚未及时发给，士兵所着棉衣均破烂不堪。他为着讨好士兵，责骂管理被服的少尉军需没有尽到责任，下令逮捕，交给我带走，声言要枪毙。其实，被服没有及时运到前方应归师、团长负责，少尉军需只能管收发点验数字。该军需是师长倪祖耀的亲戚，全师军官吓得惊慌失措。倪祖耀既不能求情，更不敢祖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只有我心中有数，既然不交给师长或副师长而交给我，一定是叫我做好人了。我暗中指使心腹准备红药水，万一汤下令要枪决，我就叫人放一空枪，将红药水泼在他身上抬走了事。汤讲完话后天已黑，第二天清早他就要离开，我乘机避着人问他该怎么办，他说：“撤职了事。”
故弄玄虚使部下捉摸不透
汤恩伯任旅长时曾对我（时任旅部中校参谋）说：“一个人的个性不能让部下摸到，否则他会找你的弱点进攻。记得孙传芳有个弱点，凡是他的部下当面骂了他的娘，不但不会受到处分，反而会升官，原因就是他觉得此人胆大。因此，他的部下有时故意去骂他一顿。”所以汤恩伯经常喜怒无常，如果不是跟随他很久的人，就不易摸到他的个性。
记得我由旅部中校参谋调第七团代理团长时，中校参谋出缺。汤把少校参谋蔡剑鸣叫去，要他接任中校参谋，蔡不肯。后来汤对我说：“蔡剑鸣没有升官发财的思想。”我很诧异，就去问蔡剑鸣：“何以不愿升级？”蔡说：“此人虚伪，明明骗我，我岂受他之骗？试想，赖汝雄是旅部中校附员，而且期别（指黄埔期别）比我高，能力比我强。除他之外，还有保定学生马之良也是中校，当然轮不到我。他怕我不听赖和马的指挥，故意试探我的意见，暗中考查我。如果真是叫我升级，何必叫我去问，难道升官还怕我不愿意吗？果然不出于我所料，他随即下了一个手令，命赖汝雄接任中校参谋。”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有时他无故给你很多的钱，看你要不要，你若要了，以后凡属可以赚钱的事，他就不让你去做。有时他无故把你叫去，对你说：“某团长、某营长或者某师长不好，我想派你去接替，你意见如何？”你如果答应去，他就说：“我还要考虑一下。”你如果说这应该让某人去，他的资历比我高，能力比我强，他就说：“很好，下次有机会再给你。”或者说：“我已决定了，你准备吧。”
记得在上饶时，他派上尉参谋谭英和少校参谋姚秉勋去视察马路修建工程。回来后，两人都报了旅费数元。他在谭某的报告上批发二十元；在姚秉勋的报告上批：“此等差事要报旅费，将来何处不可以报旅费，可笑可笑！”
（李佑武）
六、背信弃义，为保全自己出卖恩人
国民党政权总崩溃前夕，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想靠汤保住东南半壁，倚任之重可知。那时淞沪警备司令是汤的亲信陈大庆。由于我不是汤的嫡系，陈大庆当时对我说：“司令部里没有多少事，你尽管随便些。”意思是叫我不必到部办公。所以我仅仅挂一个副司令的空衔，没有能够参与当时的军事机密，和汤恩伯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一两次面。
1949年3月间，我和陈仪（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及其弟陈公亮（当时任中央印制局局长，一说中央印刷厂总经理）密谋起义，想从侧面探听汤的军事计划及其动向。汤的副参谋长周自强（湖南人，汤的亲信）是我在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同期同学，此时住在四川路新亚饭店，曾来我家看我。从他的口里得知，汤当时估计：如解放军渡江，第一个可能是沿京杭国道径取杭州，倘杭州不守，上海处在包围中，势难独存；第二个可能是沿京沪线攻取上海，这一线沿江布防巩固，则可以久守。后来解放军渡江，接着江阴要塞失守，汤乃大为恐慌。其时陈仪正直接策动汤起义。有一次，我故意问周：“汤是否决心准备与上海共存亡？还是掩护撤退？”周说：“如上海实在守不住，所有物资及中央银行所存金银都要向台湾移动，部队则撤往舟山。”我又进一步问：“现在大势已去，死守上海是否有把握？如上海最后仍不能守，流血牺牲、人民生命财产不是白白涂炭吗？”周说：“上海能守住一个时期，可能美国还有得力的援助，守总是要守到一个限度的。”周又表示：蒋的意向究竟如何，汤没有讲。我知道当时上海的战事，其目的完全在于掩护撤退而已。
从周自强那里我还得知了汤与陆根记勾结的经过。抗战胜利后，汤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驻在无锡与陆认识。汤卫戍京沪杭，将上海防御工事全部工程包与陆根记，并发给大量建筑材料，两人经济裹在一起，朋比分肥。
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和我是黄埔同期同学，我和他也有私人接触。石是汤一手提拔的人，汤对他极为信任，关于上海市防及军事计划均交石负责。后来我因陈仪起义失败被汤免职，石还替我抱不平，向我表示愿意向汤去疏通。我虽然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意，但当时他也是我探听军事机密的一条途径。我从石那里听到：当上海防御工事做好后，为了扫除机枪及炮兵的射界，汤命令用火油、汽油烧毁民房。有些老太婆不肯离开自己多年的住屋房舍，着火时就纵身往火里跳。石当时也认为事前迁移居民的准备工作做得太不够，汤的办法实在太残酷。
据我所知，陈仪起义失败以至被捕，乃完全是由于汤恩伯背义所致。现将我亲身经历及见闻记述于下。
抗战胜利后陈仪的主导思想，根据我在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第四期受训时听到他的演讲以及后来的私人接触，知道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是非常不满的，尤其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各地的“劫收”搞得一塌糊涂非常痛心。他认为，国共团结抗日业已取得胜利，大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不应该继续团结来进行国家建设呢？他不仅思想进步，个人个活也相当俭朴。他的夫人在南京时，每天自己提篮子上街买菜，迥异于当时一般的国民党大官僚之家。
解放前夕，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决心起义，靠拢人民。我和他的弟弟陈公亮在上海朝夕相处，共参机密，准备迎接解放，一同起义。陈仪管辖下的浙江省保安部队，大部受蒋介石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能听他指挥的很有限。他的计划主要在于策动汤恩伯。他认为，自己与汤恩伯的关系非常可靠，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濒于崩溃，汤如不靠拢人民也是无路可走的，所以就大胆策动汤共同起义。他还认为，即使汤完全不同意起义，也会因两人过去的密切关系而不至于破坏他的计划。我和陈公亮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中国新闻社，准备出版日报，响应起义。另外我又联系了上海警察局警务处处长孙家良，要孙联系一部可靠的警察部队，届时响应。
那次陈仪由杭州到上海，我和陈公亮、孙家良一同去看他，以便共商机密。当到达北四川路陈仪的寓所门口时，敲门敲了二十多分钟门才开，但出来的却是警察局局长毛森。毛看见我很诧异，问我：“高副司令你来做啥？”我答：“我来看陈主席。”毛说：“怎么你还不知道这回事？请回去问问陈司令（指陈大庆）就明白了。”他对他的部下孙家良则怒目而视，孙很为窘迫。接着毛对陈公亮说：“你的嫂嫂要你上楼去有话对你讲。”陈公亮一进去就被看管起来了。当时毛带了二十几个便衣特务，布满了全屋。我和孙家良见势不妙，立即离开。一星期后我就被汤免去了警备副司令职务。我不敢在家居住，改名换姓住进虹桥疗养院潜伏。上海解放前一天，毛森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是要我走，家里人说我不在家。陈仪、陈公亮及其家属，就在被看管后用飞机押往台湾。
据我当时及事后了解，此事完全由于汤恩伯思想顽固，不明大义，主动向蒋介石告发的。事实证明，陈对汤的估计是错误的。但后来据陈仪的老部下葛敬恩（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1949年起义）告诉我汤告发陈的经过，和我所了解的颇有不同。葛说：“陈最后一次通过地下工作人员送了一封信与汤，被别人接去。汤发觉此事大为恐惧。适值蒋介石打电话找汤，汤以为陈的起义密谋已被蒋知道了，感到很危险，于是不等蒋介石开口讲什么事，就在电话里向蒋和盘托出，并且说陈已被其看管。”这样，汤告发陈就有主动和被动的两说。
上海解放前，汤逃往台湾。石觉带领残余部队撤退到舟山，后来也去了台湾。1950年秋，我在香港九龙一家菜馆里忽然遇到陈大庆。彼此招呼以后，因两人立场不同，无法攀谈。但我认为陈到香港必有重要任务，乃设法从侧面打听。从任援道（汉奸，抗战时期曾任汪伪江苏省省长等职，与汤恩伯有多年密切关系，抗战胜利后由于有汤的关系得以逍遥法外，解放前逃至香港过寓公生活）及黄辉亚（前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他对于我和陈仪的一段事不很清楚，那时见我在香港，以为我仍然是站在国民党方面）两人口中得知：汤恩伯在台湾负责领导组织大陆游击队，派陈大庆、黄辉亚等来香港组织机构，陈负责指挥并往来台湾、香港之间联系、计划一切，黄主持具体工作。他们组织的对象：（一）任援道所带走的及留下的汉奸；（二）日本人所交代留在大陆的汉奸；（三）陈大庆所带走的及留下的残余反动部属。
不久，香港当局发觉了他们的活动，恐怕他们影响香港社会治安，乃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从此以后，我未见过陈大庆等再在香港出现。
（高鹤飞）
注释
[1]一说鲍刚1940年被暗杀。见《安徽近现代史辞典》“鲍刚”条。
[2]汤恩伯出生时间，尚有1899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9月20日（农历八月十六日）之说。
[3]据其他资料，汤恩伯曾两次去日本。第一次是考入明治大学法科。第二次入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
[4]汤恩伯妻的名字，尚有王竟白、金帛之说。
[5]据李占才、张凝著《荣毅仁的父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荣家以五十万美元赎荣德生。在寻找绑匪时送款人及汽车、钱款曾一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人员扣留，旋又释放。破案后，荣家赠给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各四万美元。从绑匪处追回的约十三万美元赃款“发还”荣家后，警备司令部多次派人上门要“破案赏金”，不仅将“发还”之款索要一空，还迫使荣家从市面购得十多万美元“孝敬”、“犒赏”。
[6]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于1944年9月5日开幕，18日闭幕。蒋介石于5日和16日两次出席会议。据中央社讯：蒋介石在16日上午的报告中，“关于军事者，提及一年来作战的经过，与豫湘战役的经过以及执行赏罚的经过（从略）”。
[7]在编者所见资料中：汤恩伯何时被免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未见明确记载；汤在1944年第四季度的职务是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汤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的时间是194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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