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间，我继续在前寺村待下去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在村里待着的理由变得一穷二白、山枯水尽了。回京城，可京城那儿似乎从来都没有过我杨科这个人。待在前寺村，我又似乎不是前寺村的人。我在这个世界闲余而无趣，像多余在路边的一棵草，多余在春来叶发间的一个虫包儿。原来我在哪儿待着都是一个闲余人。都要找到一个最为贴切、合适的理由才能待下去。
可现在，要过春节了，我在前寺村找不到待下去的理由了。
四叔从村外走回来，到我门前，他把手里的一兜鞭炮和红纸放在门口石头上，提着另外一大兜的东西，从我身边挤到我家院落里，说这东西是玲珍让我从城里给你捎来的。说让你回京城过年时，把它捎到京城去。说着他把那一个大兜放地上，又从大兜中取出一袋一袋的小东西，说这是一包儿野猴头，这是一包儿金针菇，这是一包儿产在深山区的小香菇。一包一包的，全都装在透明的塑料袋子里，摆在院里地上和售卖一模样。在发亮的雪天中，我家院里飘荡着红黄干暖的香，像谁家在烘干刚从山上挖来的野货般。院子里的雪，都扫到了院南的一块空地上，堆起来半人那么高，在太阳下面发着光，也散发着雪味儿特有的清纯和白净。在那白净的清纯里，山野干货的香，温暖暖像冰天雪地间的一炉文淡淡的火。有喜鹊在我家的榆树上叫，也有乌鸦在那榆树上叫。喜鹊和乌鸦先前是从来不同枝共鸣的，可在这一天，它们在一棵树上同台出演，一块欢叫，啁啾一片，翠音如竹的声音从树上落下来，像入冬前的冰雹粒儿样。
我抬头朝那树上看了看。
四叔也朝树上看了看。
——玲珍还好吧？
四叔收回目光望着我，有几分抱怨地——你每次进城都该往玲珍那儿拐一下，好坏你们年轻时候也是订过婚的人。
我顺手搬过两个凳子来，一个给四叔，一个放到自己的屁股下（像两个月前守墓的中年人顺手搬过两个凳子来，一个给我坐，一个放到他的屁股下）。坐下后又沉默了长短一会儿，看着四叔取出一根烟，点着吸了几口后，我说四叔，玲珍怎么能嫁给那个姓吴的人，她是看上了他有那一院的房子吗？
四叔点着的烟僵在半空里，直到烟灰砰的一声落在了地面上——
哪个姓吴的？
——哪个吴胖子？
——哪个吴德贵？
——你是说玲珍的耙耧酒家之前帮她开豫西宴的那个姓吴的？
四叔看我一会儿，想了一会儿，像看了我10年20年，想了10年20年，脸上的皱纹先是越来越密着，越来越深着，到后来就越来越浅，忽然间变得稀疏开朗了。他连吸几口烟，吐出来把白亮的天空雾成一团儿，再把那烟掐灭，拿手把面前的雾赶开，将手头的半截烟装进口袋里，悄然开悟道，你说的是那个稍微有些胖的姓吴的？玲珍怎么会和他结婚呢？豫西宴怎么是他开的酒家呢？豫西宴是孙林死了后，玲珍为安葬孙林欠下了债。为了还这债，她卖了家里的猪，卖了门口的树，还卖了自己嫁来时的嫁妆和陪送，玲珍就拿着这1000多块钱进城去，先在城里卖蔬菜，半夜到十几里外的城郊地里买那新鲜的，日出时赶到城里的菜市场里卖，靠起早贪黑和力气，挣下一些钱就在政府街那儿租下几间房，开了个小的饭馆就叫豫西宴。那姓吴的是玲珍请的大厨师，能炒一手好菜，能做一手好面食，因为他的手艺好，豫西宴也就生意好。可后来，在玲珍把租的房子和后边的院子全都买下后，准备大干一场时，那姓吴的生病死掉了，豫西宴的生意就垮了，玲珍就又换厨师，把豫西宴改为耙耧酒家了。
——那姓吴的怎么会是玲珍的男人呢？
——玲珍怎么会嫁给她请的厨师呢？何况那厨师还比玲珍大了整整20岁。
——我说杨老师，杨科呀，难道你不知道玲珍一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不知道没能嫁给你，她一辈子没有忘你吗？人家黄花大闺女，凭什么要嫁给咱村大她12岁、还结过一次婚的孙林呢？就是为了能嫁到前寺村，离你家里近一些，你每次从京城回来，她也能看上你一眼，难道你看不出玲珍的这点心事吗？
——真看不出她这一点心事吗？
——你当真看不出她这一点心事吗？
四叔说完这些就走了，临走时有些气鼓鼓地从凳上站起来，瞪了我一下，说你离开前寺村20年，不了解玲珍为啥不来问问我？我是孙林的叔，可也是玲珍的表舅呢，这天下有谁比我更了解玲珍呢？有谁比我更知道玲珍的根根梢梢呢？说到这儿，他用脚在地上莫名地狠狠拧一下（像我在公墓吴德贵的墓碑前狠狠拧着那些碎香末儿样），然后斗气似的从我家里走出去。出门后还又回过头来问，杨科啊，你一离开京城就是小半年，在这半年里，不见你家里有信来，不见你说起你家里的事和你们学校的事，要是在学校和家里那边，有了不便说的事，不便回去过年时，玲珍说她病再重也要从城里回来陪你过个大年呢。
——病再重也要陪你过个年。
说完这几句，四叔在大门口儿望望我，见我一时没话说，站在门里低着头，他说你自己想想在哪儿过年吧。想想在哪儿过年吧。就提起他放在门外的年货回家了。
2.臣工[34]
玲珍从城里回村过年那天，我赶着时日去往城里了。这已经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再有两天就是大年三十。过完三十就是大年初一了。
要普天同庆了。
一早我就离开了前寺村。离开时，全村人都还没起床。冷得很，房檐上和树枝上的积雪被夜暖融化着，又被夜气冻成一柱一柱的冰凌条，白青青地挂在半空里，在月光中闪着幽蓝的光。能听见那些冰凌条儿，在夜里生长的咔嘣、咔嘣声，像什么东西在悄悄碎落样。我在我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副红对联，上联是——天高云淡雁南飞，下联是——秋高气爽雁北去。横批是——南来北往。而在大门的门板上，我则用粗笔在一张很大的红纸上写了十几行的字：
村人们，叔叔婶婶们：
我本来是想留在咱们村里和你们一块过年的，可昨儿半夜有人从京城给我捎来了我爱人茹萍和学校校长的信，说让我一定在大年三十之前赶回去。说我爱人茹萍想我都快想疯了。说大年初二学校要召开一个最隆重的国际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个会上有五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名汉学家要齐聚京城，研究中国文化。他们共同要求我要在会上发个言，做一个最重点的长篇学术报告。如果我不回去，会议将大为失色。
对不起，我只能连夜赶回京城过年、开会了。
祝全村父老春节愉快。
我把信写在门联上的红纸上，字像核桃红枣一样大，工工整整，一画一笔，使村里所有认字的人，都能顺顺畅畅念下来。用糨糊贴了那春联，贴了那本是一封信的红门联，让所有村人一起床，都能看见我家的门联和那封急要的信，之后我在偶尔响起的狗吠中，离开村子上路了。一路上思索不停，脑子空白，提着几件衣服和日用品，在耙耧山脉的梁道上，两袖清风，空谷足音，脚步声响得如锤子砸在木板上。
到了东方露白时，我走出了两脚儿汗。
到了日升东山时，我已经浑身热热乎乎，后背上有了潮黏黏的一层儿。
到了日升几竿时，我以为我会碰到我第一次从耙耧进城的那个谢顶的司机小兄弟，可没想到，我没碰到他，却碰到了一个满头乌发开大卡车的小伙子。依然是在城关的城门前边下了车，依然和司机在那儿道再见后，穿过那座古城门，我没有径直去车站，没有径直去进城必到的天堂街，而是犹犹豫豫到了街角的一个邮电局。到了那邮局的营业大厅里，见客人稀少，冷清空旷，有一个人在寄包裹，有一个人在填着汇款单，还有一排封闭的长途电话亭，一个挨一个地竖在邮局大厅的正南边。我到电话服务员那儿交了钱，填了单，她给我一把铜钥匙，打开了2号电话亭的门。从墙上摘下耳机，犹豫一下，我谨小慎微，又踌躇满志地拨通了寺村的村长家——那是前寺村和后寺村唯一的一部电话机，归着村委会，可村长为了方便，就把电话扯到后寺村的他家了。
我说你是后寺村的村长吗？
——请找村长接个电话吧。
——村长，你好。我是京城清燕大学的张校长，想麻烦你一件事——我们学校的教授杨科先生，是你们耙耧山脉的寺村人。我不知道他家是前寺村还是后寺村。麻烦你一定在今天到前寺村通知杨教授，说无论如何，让他今天要离开耙耧山脉，明后天赶回京城，赶到学校里。他是我们大学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名教授，我们在大年初二要召开一个由五十多个国家、一百多名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必须让他回来到大会上做重点发言。告诉他，说学校非常支持他离开教室到田野的考察和研究，把学问做到田头上。明年我们要号召全校的教授向他学习，组织各门各类更多的教授、专家离开讲台，分批到校外进行研究和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分析研究，著述立书。可现在，杨教授要不回来参加这个重大的国际学术交流会，我们就无法拿出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向世界各国的名人和学者展示与交流。请你务必通知杨教授，说我校长求他了，请他以大局为重，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一定要赶回来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为国争光，也为学校争光。说过完年他若要继续到耙耧山脉考察研究，我们学校一定放人支持他。一定下不为例，决不再干扰、打断他的研究和考察，决不耽误他的著述和立说。
——喂，刘村长，还再麻烦你给他说一下，说他爱人赵茹萍，非常想念他，非常希望他回到京城和家人团聚过个年。说她爱人本来是要到你们那儿和他团聚过年的，可听说学校要让他回来参加国际学校交流会，他爱人就不去那边过年了，就在家等他回来团聚、回来过年了。她爱人说让他回来什么都不要带，只要人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村长在电话那头显得惊慌而喜悦。从把村委会的电话扯到他家后，也许他还没有接到长途电话过，更没有接到从京城来的电话过（还是京城的清燕大学校长亲自打去的）。校长在电话上给他说了许多话，说听杨科教授说过，村长你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说耙耧山脉能出杨科这样的教授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说杨科的才学，为整个清燕大学争了光，他现在研究的课题——那部名为《风雅之颂》的专著最后写完一出版，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件，耙耧山脉也可能因为这部专著而名扬天下，载入史册。村长为接到校长的电话而激动，他因紧张而声音发抖地说，我现在先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广播一下校长你的电话内容，让杨教授抓紧准备一下回家的行李，也让前寺村、后寺村和能听到广播的人们都知道，杨教授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人。他说我广播完了，再亲自到前寺村里去一趟，把校长你的话，一字不落地传达给杨教授。
说完了这些话，校长（我）对村长说再见吧，麻烦你现在就去广播我的电话内容，越快越好，时间急迫。村长在那边便一连声地说我现在就广播，现在就广播。
之后电话就戛然而断了。
我这边的电话亭里，便满溢着成功的欢乐与喜悦。阳光从邮局的窗里透进来，再穿过电话亭的玻璃照到亭子里，使电话亭里温暖明亮，能看见细尘飞舞，金星晃晃，如同一群飞舞着的小蝴蝶。我伸手在阳光里抓一把，好像抓到什么了，又好像什么也没抓到样，两手空空，但有一把日暖在手里。捏着那日暖，盯着那些被我抓乱的飞尘看一会，我觉得我似乎有必要给茹萍打个电话回家去。毕竟过年了。毕竟我是她丈夫，我应该主动给她打个电话去。也许她在电话上会先是怔一下，继而吃惊地说，杨科，你还知道往家里打个电话呀，你到底去了哪儿？失踪这几个月让我和学校急死了。让我和学校满京城、满天下里去找你。也还许，她听到我的声音会突然哭起来，哽咽着说，杨科，你在哪儿？快回来过年吧，我再对不起你，你也不该一走几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也还许，她什么也不说，只在电话上呜呜地哭，哭到最后问我说，你哪天回京城？我到车站去接你。
握住不停地嘟、嘟、嘟的耳机，那一刻我把茹萍过去的一切全都原谅了。我想只要她在电话那头说一句对不起，回来过年吧，或者说，杨科，算我求你了，求你回来吧。只要她说这么一句话，我立刻就到车站买票赶回京城去。
（可是她会这样说话吗？）
说到底，她是知识女性，是一个极有自尊的人，让她给我道歉也许是件困难的事。既然她是那种知道自己错了也不愿认错的人，我想我不该一定要让她如何如何说，如何如何做。我应该退而求其次，不要求她在电话上哭，不要求她在电话上表现出对我深刻的思念和情感，只要她在语气上表露出希望我回去就行了。
再在电话亭里待一会，我慢慢又改变主意了，想只要她能在电话里嗔怪地说句喂，你回来不回来？只要说这句话时，不要有太大的火，含着一丝的温和和内疚，我就买票回到京城去。也不一定要求她的话里有温和与内疚，只要她只在电话里表现出一丝希望我回去，表现出对我离开她和家的生气和恼怒，我就赶着回到京城和她团聚，和她一块过年，和她一块在大年初一到她家，向她父亲（我的导师）、母亲一如往年那样去拜年，皆大欢喜、其乐融融地如同什么也没发生样。
我决定要给她打一个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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