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委派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随着吴佩孚撤兵而逃跑了，督军这一职，便由段祺瑞的郎舅——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兼任。吴光新是皖系半壁河山，段祺瑞企望他能够为他保住长江，也好南北呼应。段祺瑞密电吴光新，要他在北方直皖大战时夺取湖北，进而夺取河南。
吴光新本来就是个权欲颇旺的人，据有上游长江，早不满足，段让他夺鄂豫，正中下怀。于是，吴光新找到潜居在湖北的张敬尧一同商量“如何取湖北”的事。湖北督军王占元，是直系骨干，当然得首先挤走他，吴的旧部赵云龙现驻守河南信阳：湖北到手，即以赵部为先头，乘机北上，夺取河南。
张敬尧已是无家可归的光杆司令，当然想着干得越大越好。即刻表示赞同。他们当即发一密电给信阳赵云龙，约定行动期限。
湖北是王占元的天下，什么事情也瞒不了他，何况他的首领曹锟、吴佩孚天天有“战况”通报给他，他不能不对吴光新有所警惕。故而，吴光新想干什么、在干什么，他了如指掌。连吴光新给河南赵云龙发的密电也及时到他手里。王占元恼了：跑到我家中来，是想抢劫，没那么容易！王占元想先下手为强。可是，怎么下手？王占元费了思索。吴光新是长江上游总司令，又是湖南督军，抓他过来，并不容易；派人杀了，亦非轻而易举；武汉又无战争，更不好派大军包围。思之再三，他决定来一次“鸿门宴”，以“礼”拘之。
吴光新自信活动秘密，并未提高警惕。见王占元有柬请宴，还以为是盛情厚意呢。况且自己又是驻在王占元的领地上，有请不到，官场所忌，便如约赴宴。
王占元督军署的小客厅里，灯红酒绿，喜气洋洋，两个督军对坐畅饮，自是一番热闹。几杯下肚，王占元换了话题。“吴将军乃段老总至亲，京畿之乱（指直皖纠纷）自然了如指掌。今天无外人，咱们都是那场纠葛的局外人。我想请问将军一下，此乱究系谁曲谁直？”
吴光新正是酒兴大作，心里根本无战事准备。王占元这么一问，他心里一惊：不答不恭，答又有碍。于是，支吾几句，又说“时局不安，不该有战！”
王占元笑了。“将军所见甚好，我们均不应谈战。既然将军厌战，那就请将军暂在敝署留宿数日，免出意外。”说罢，即起身走出。随之进来几个武士，不由分说，把吴光新架至一间密室软禁起来。
王占元拘了长江上游总司令，随时派出自己的队伍去收吴的部队。吴部起而抵抗，均被鄂军击败，独张敬尧侥幸成了漏网之鱼。长江事了，王占元即电告曹吴，曹吴大加赞赏。
府学胡同的段氏公馆，十分平静，平静得像直皖战争发生之前一样：人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然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公馆而言，毕竟是天翻地覆的影响：直皖大战的结局，皖系彻底失败了。北方失败了，南方也失败了，段祺瑞败得彻底、干净！笃定此战必胜的徐树铮，一见大势全去，郁愤满胸，但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匆匆跑进六国饭店，暂藏起来，不久，又藏进日本公使馆；段祺瑞成了战祸之首，大总统自然发布命令，免他本兼各职。正嫌纱帽小，转眼成囚徒！段公馆无人不在为段祺瑞的安全担心，人们看到大总统对他的免职令，看到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李思浩等人都被列入祸首，通缉悬赏捉拿之命令。都替他捏一把汗，劝他立即离京，找个地方去避避风头。老段却不慌不忙，从后宅漫步到前院，从前院楼房又漫步回到后宅。好像他心中早有底儿，他在等待一个什么好消息到来。但是，各地传来的，尽是不好的消息：
山东德州方面，本是他的边防军马良部从那里的守将商德全手中夺来的，现在，由奉军援助商德全，又把德州夺回去了，马良只好逃走；
河南信阳段系守将赵云龙，被河南直系旅长李奎元战败，驱逐出境；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奉曹、吴之命移军居庸关，大战边防军西北军，边防军败降，解除武装……
段祺瑞终于感到日暮西山了，他不得不以自欺欺人的口气，发了这样一封通电：
……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谬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
段祺瑞以一纸通电，“光荣”下野了。
段祺瑞下野之后在北京呆不住了，于是，携家带眷，二次搬到天津。不过，这一次住的却是日本租界中的寿街。
皖段已是战败，曹吴以胜利之姿，拟定六项条件交给总统：
一、解散安福俱乐部；
二、惩办罪魁十四人；
三、取消边防军与西北军及其他属于该两军之一切机关；
四、京畿保卫归直、奉军永远驻扎，京城以内，由京畿卫戍总司令担负全责；
五、撤销安福包办之和议机关，驱逐王揖唐，另与西南直接办理和议；
六、解散新旧两国会，另办新选举。
时至今日，大总统徐世昌已为直系所挟，上述条件，自然无法大变，虽在表面上做了些婉转文章。最后，还是以大总统名义，发了一通对皖段“终审判决”式的命令：
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缅规干纪，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乃煽动军队，遽起兵端。甚至胁迫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恣逞私图。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兵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其财政、交通等部款项，应责成该部切实彻查，呈候核夺。国家虽政存宽大，而似此情罪显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
这个命令到了段祺瑞手里，段祺瑞寒着脸膛笑了：奇谈怪论，我受人“迫胁”，我受什么人迫胁？我主谋的，我指挥的，一切都由我做主！我看你们敢对我怎么样？警察厅来缉拿我好了，该怎么讯办，就怎么讯办！
段祺瑞这次回天津，跟上次大不相同了，陆军部再不把他的家庭支用作为公用支付；棋手、诗友的费用也没有公款开支了。他不得不稍加紧缩生活开支，男女佣人减少了，棋手也走了一半。但他的生活还是老规矩：早饭之后没有公务办了，他就闷在屋里看书，或者会会客人；午后一觉醒来，还是下棋，或作诗；晚饭后照常打牌，打到尽兴为止。不久，段祺瑞的生活还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依照旧例为他单开的伙食，不见荤了，全是素食。是他平时最喜欢吃的南方豆豉，这项菜成了他的主菜；再就是炒鸡蛋——段公馆旧例，为他吃的鸡蛋一定是自家养的鸡下的蛋；自家养的鸡群中绝不许养公鸡。幸好，据说这样养的鸡下的蛋，也是素的。段祺瑞吃斋念佛了！
他在自己家中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第一件事，便是跑进佛堂焚香诵经，他把它视为必修课，决心坚持下去。
一天，段祺瑞从佛堂诵完了经出来，在书房尚未定，人报“天津大贾邢致龙来拜。”段祺瑞锁眉想想，记不得此人了，便说：“请前边记下他的名字吧，我知道了。”
段祺瑞虽然头上“光环”没有了，家中礼仪却依然如故，客人来拜，管事房（即他说的“前边”）照旧一位一位记在号簿上。只是这次特别，那位邢大贾“非面见老总不可！”段祺瑞来天津多日了，虽不乏来拜者，但仍见门庭冷落，有人必欲见，也是一种宽慰。于是，他答应“在小客厅见”。
邢致龙长衫礼帽来到小客厅，一见段祺瑞便深深鞠了一躬，笑嘻嘻地问一声：“段大人，段老总，您还好吧？”
段祺瑞抬头一看，见来人四方白皙脸膛，浓眉大眼，挺面善，大约五十岁了，留着短须，似曾相识。再想想，记起来了，原来是他的内弟吴光新的把兄弟，上次来天津时和他在牌场上有过交往。忙欠身起，表示欢迎：“邢公，欢迎光临，请坐！”
邢致龙坐下，有人献茶。邢说：“老总此番来津，如有需要在下操办之事，老总尽管吩咐，致龙一定尽力。”
“闭门思过，没有什么要操办的事劳动大驾。没有事。”段祺瑞轻轻地摇着头，又说，“想把残年留在青灯香烟的佛堂，足矣！”
“老总可千万别那么说。”邢致龙笑着说，“今后要收拾这个残局，使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还非老总东山再起不可！不是我奉承老总，这是天下人共认的。”
段祺瑞听了此话，心里乐滋滋的，但那脸膛，却依然冷冷的。“承蒙阁下美意，只是，对官场上的事，我已心灰意冷，不再想有什么再起东山、西山了。”
邢致龙又奉承了几句，然后从衣袋中拿出一张十万元的支票。双手捧着，笑嘻嘻地说：“老总，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只能聊补府上生活，绝无他意，敬请笑纳。”
段祺瑞接过支票，打开看看，十分激动：此时此刻，人能上门，已是深情厚谊；再能馈赠，那才真是知己。他掂量着说：“邢公这片厚意，芝泉永生不忘；患难之中，如此厚赠，实在也称得上雪中送炭！只是，芝泉平生有一信念，不收任何人分文礼品！此念已坚持数十年，不想在人倒时信念亦灭。”说着，便把那张支票奉还给邢致龙。邢致龙惊讶了！
对于段祺瑞的拒收“馈赠”或其他“送礼”，社会上早有口碑，邢致龙也是略知一二的。往日，无论在京、在津，凡有人送礼，均由门房送至内客厅门外的条案上，等他亲自过目。他总是看了又看，最后拣一两件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余皆璧还。尤其是外省督抚的送礼，他一概不收。有一次，任着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的齐燮元给他送来礼物，礼单上共注明有二十样，有几扇围屏上面都是用宝石镶嵌的，五光十色、耀眼夺目。段祺瑞只围着礼物打量一阵子，便原封璧谢。还有一次，奉军首领张作霖从东三省派人送给段公馆江鱼、黄羊等礼物一大堆。送礼来的副官说：“张大帅请老总务必赏收！”张作霖的礼物段祺瑞看了半天，勉强收下两条江鱼，并说：“雨亭如此盛情，我同他又是那样莫逆，不得不收下了。”余物又璧谢了。北京军政界人士都知道他这个脾气，所以，谁也不向他送礼。
邢致龙一边向段推阻，一边却说：“老总美德，无人不敬仰！不过，据我所知，老总也有‘例外’的时候。”
段祺瑞心里一惊，忙说：“那是谣传，绝无此事。”
邢致龙摆事实了。“反复辟之战胜利之后，冯焕章冯将军给老总送礼，老总就全部收下了，并且显得十分高兴。”
段祺瑞想了想，确有此事——冯玉祥恢复了旅长职，又参与反复辟取得了全胜，同段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一次，专门派人去向段表示一下心情，愿意共同把民国大事办好。代表临走时，冯玉祥对他说：“段老总是个挺喜欢吃南瓜的人，咱们防地又盛产南瓜，我买了一只最好的，你抱着给老总。”冯玉祥的代表果然抱着一个大南瓜进了北京，进了府学胡同的段公馆。段祺瑞十分高兴，把礼全收下了！不想这件事竟被邢致龙知道了。段祺瑞笑了：“不想我一身洁净被冯焕章一个大南瓜给坏了。我得找冯焕章算账！”
段祺瑞还是把邢致龙的厚赠谢辞了。“阁下厚爱，芝泉心领了。日后若处境大迫，芝泉自然会上门。”
躲进日本公使馆的徐树铮，一闷就是三个月。他无法出来呀，根据大总统的命令，北京警方发出了缉拿他的通令，他躲起来了，警方见不到他，也就罢了；若是见到他了，应付公事也得惹他的麻烦。所以，他不敢出来。三个月，度日如年！
徐树铮像一只被困在铁笼中的猛狮，他恨不得咬断铁栏，冲向世界。
正在叱咤风云，一时被困，徐树铮无法适应这种生活；形势突变，似迅雷不及掩耳，三月来变得如何了，老总怎么样了，从今以后又该怎么样？他觉得这些事自己该想，该操心。躲藏在“地窖”式的外国公使馆，能管得了那么多吗？当年，段祺瑞决定对德宣战时，中国和日本都成了“协约国”成员，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徐树铮还是对日本有成见的。而今，他竟屈膝请日本人“拉他一把”，这种心情是不舒服的。身处困境，面对的并不是朋友，怎么能不度日如年呢？！
一天，驻天津日军总司令小野寺来看望徐树铮，很真诚地问他：“将军，你想出去吗？”
徐树铮对日本政府有成见，但对小野寺却是友好，他也真诚地说：“我怎么不想出去！梁园虽好，却不是我的久居之地。我得到我的天地上去。”
“大总统的命令尚未撤销，你的天地……”日本人暗自想笑。徐树铮说：
“那个命令只在北京有用，飞出北京，我就自由了。”小野寺笑了。“中国的事情原来如此！阁下既然这么说，我倒有办法让将军出去，只是得委屈一下将军。”
“怎么委屈？”徐树铮兴奋了。只要能出去，委屈一点儿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是想知道该怎么委屈。
“将军知道，大总统通缉你，北京四周都是曹锟的军队，直军把你当成头号敌手。走出去，极难。我想了一个办法，把你放进一只柳条箱中，当做一件什么东西，由我们派军官带进火车站，装上头等包厢，将你带出去。别的，没有办法。”
“这个……”徐树铮慌张又为难了：堂堂中国上将军，被日本人“当做一件什么东西”运走，岂不太失身份了！可是，他若不答应被人当做一种“东西”，又怎么好出去呢？大总统的命令他看到了；北京警察厅的通缉他也看到了，他都是被戴上“罪魁祸首”桂冠的，人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寻捕着他。思来想去，只有走日本人说的这条路。“好吧，我可以听从阁下的安排。”说话时，还在想：大丈夫能伸能屈，这才是豪气！
徐树铮被日本人从公使馆的密室移到一只大柳条箱中；柳条箱被日本军官带进火车上；火车把徐树铮拉到天津。
天津、北京咫尺之间，但却是另一番天地，另一番气候。徐树铮自由了，他可以在阳光下自由活动、自由呼吸了。他将在喘息之后去找段祺瑞，他不死心，他不承认自己会败在曹吴手下。
徐树铮对自己这趟北京——天津之行，不仅没有感到委屈，还觉得是一生中之光彩！他对朋友自诩：“一路上，我还情不自禁地在唱关云长《单刀赴会》呢！”后来，徐树铮在廊坊被杀，他的好友、清末状元张謇在凭吊他的挽词中有“历诸难，曾自篑中亡，逃张禄”句，便是指此。这是后话，不多述。
段祺瑞得知徐树铮到天津了，大喜！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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