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唐绍仪
袁世凯做总统，唐绍仪当总理，应该算是最佳拍档了。
唐绍仪是广东人，从小在美国留学，在朝鲜时，一直担任袁世凯的副手，外交和财政的经验也比较丰富。
唐绍仪出任总理，参议院没有意见。不过，袁世凯拟定出的总长名单引起了巨大的分歧。总长类似于现在的部长，职务非常重要。参议院看到名单中的人全是袁世凯的亲信，要求再定一份。
同盟会的人提议由黄兴出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是个视军权如生命的人，不用说，没得谈。唐绍仪以中介人的身份对孙中山和黄兴说：“在这点上，大总统绝对是不会让步的，你们再坚持也没有任何用处。不如，双方都作个妥协吧！我提议让黄兴先生担任南京留守，这样，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你们觉得怎么样？”
孙中山点头，这还差不多。不过，在这点上，黄兴和孙中山产生了分歧，黄兴的意思是民国已经成立了，自己再留守南京，掌握革命军的军权，实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尽管很不情愿，但孙中山点头了，黄兴也不好推辞。
临别时，孙中山握着唐绍仪的手说：“袁慰亭这人思想比较守旧，北方基本上是旧的势力，对民国不利，应该多用一些新人。”
唐绍仪呵呵道：“一定，一定。”
各部总长确定以后，孙中山和蔡元培等人在总统府宴请唐绍仪。
酒酣脸热的时候，蔡元培先提议为唐绍仪干杯，然后又提出：“兄弟我有一个好提议，想请唐先生加入同盟会，一起为国家出谋划策。”
听到这里，唐绍仪心想，这肯定是孙中山的主意，他不是想收买我吧？
看唐绍仪不说话，黄兴又劝道：“想必唐先生比谁都了解，我党多年来一直为国家命运奋斗，现在已是全国第一大政党，唐先生的加入一定对我党对国家都是有利无害的。我欢迎唐先生加入我党。”
下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孙中山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唐绍仪，唐绍仪实在尴尬。他是袁世凯的心腹，现在人们要他加入同盟会，这真是让人为难。加入同盟会，袁世凯会怎么想？
唐绍仪脑子飞快地转着：同盟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政党，我身为一国总理，必须得和他们合作；如果不加入的话，他们不信任我，到时候很多事情就难办了。再说了，总统跟同盟会的矛盾本来就很多，我加入的话，也好在中间做个调解人。我到时把事情原委跟总统说个明白，相信他不会介意的。
唐绍仪一口喝干杯中酒，说道：“好，我加入。”
果然不出唐绍仪所料，袁世凯不但不反对他加入同盟会，反而感到高兴，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同盟会中安插了一个眼线，何乐而不为。
同盟会笼络唐绍仪这招是有效果的，唐绍仪当上总理后，维护《临时约法》的权威，坚持责任内阁的权力，这些都是袁世凯不情愿看到的，但他选择了忍耐。
唐绍仪以前确实是袁世凯的心腹，但跟同盟会接触时间长了，近朱者赤，他的思想也越来越倾向于共和。根据《临时约法》，总理的实际权力比总统还大。
共和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坚持美好的东西并不是错误，虽然有时候有一点点脱离实际。
正因为坚持美好，所以唐绍仪感觉这总理当得很憋屈，甚至动过辞职的念头。
有一天总理秘书长魏宸组问他：“很多参议员不信任总理，甚至还准备弹劾你。外界纷纷流传说总理想辞职，是不是真的？”
唐绍仪叹气说：“我管别人怎么说，我现在坐在这个位子上了，一心只想为国家好。可是每次开会，赵秉钧和段祺瑞这两个家伙老是反对划清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限，还说事事都应该听命于大总统。这么一搞的话，不就是独裁吗？责任内阁不就变成了一个摆设？他们还说重要部门的首长必须从北洋集团里挑选，这简直无法无天了，哪里把我们内阁放在眼里？”
《临时约法》对袁世凯来说，就像一套紧身衣，同盟会在制约袁世凯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正所谓万事万物都有正反两面，这套紧身衣显然不利于政府运作。最开始袁世凯也是想努力适应，但时间长了他发现，根据《临时约法》，总统和总理的权力碰撞在所难免。
没钱引起的纠纷
由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权力发生冲突，袁世凯和唐绍仪虽然私交很好，但在工作过程中还是酝酿了许多矛盾。
最终引爆他们矛盾的导火索是我们熟悉的东西：钱。当然，不是因为袁世凯和唐绍仪争钱，而是由于向“六国银行”借款的事。
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中央政府的运转主要靠借外债。
解决财政困难，除了借钱，裁军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不过，裁军的第一步就是散钱，让当兵的回家先得发遣散费，光南京周边裁掉的几万军队就花掉了250万两银子。在这种局面下，身为总理的唐绍仪只好亲自出面向英、法、德、日、俄、美六国银行借款，但六国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甚至提出中国政府的各项开支必须先经过他们批准。
这种要求谁受得了，等于是让外国佬管自己的家务事，唐绍仪一气之下，准备拒绝借款。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借款才能解决燃眉之急。袁世凯见唐绍仪和洋人翻脸了，便让财政总长熊希龄出面和六国交涉。
同盟会会员们看到唐绍仪被排挤，顿时沸腾了起来，发挥他们人多势众的优势，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号，反对借款，并对熊希龄进行舆论攻击。熊希龄是共和党成员，共和党人看到自己党派的精英被骂，也不甘示弱，对唐绍仪口诛笔伐。
一时之间，两党吵翻了天。
还没开始做事，就吵得不可开交，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六国银行见借款的事还没谈，就已经搞得满城风雨，打了退堂鼓，对中国宣布贷款谈判无限期推迟。
这一来，可急坏了袁世凯。
那头一乱，这头也乱。唐绍仪看借款的事搞砸了，向袁世凯引咎辞职。
袁世凯听唐绍仪说辞职，方寸大乱，好言劝慰道：“老弟，你和我一手打造了共和制度，怎么现在说辞职就辞职呢？你总理的位子还没有坐热，老百姓正仰首盼望过好日子的，你这么一辞职，天下人心里会怎么想？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能忍心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一个人呢？”
唐绍仪惭愧地说：“我不是想逃避责任，只是我上任以来，庸碌无为，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怎么可能担当起这个重任？有人还说我跟同盟会勾结，大权独揽，想对你不利。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跟你是三十年的交情，跟孙中山、黄兴不过刚刚认识。我加入同盟会也是为了国家，为了帮助你啊！”
袁世凯点点头，说：“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从来不相信那些流言，老弟，如果你舍我而去，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你这样辅佐我。老弟如果离开了，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国家危险了，我这个大哥也危险了。难道你想让大哥陷入危险中吗？”
听袁世凯诚心想留自己，唐绍仪感动地点点头，说道：“既然你看得起我，那我就继续勉为其难了。”
正如唐绍仪自己说的，他夹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就像一个媳妇伺候两个婆婆，左右为难。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逼走总理
中央财政陷入困难，袁世凯给各地方下了一道命令，你们不是要扩军吗？所有军费自己解决。
黄兴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积极响应上面的号召，自动请求解除南京留守的职位，解散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军队，将三分之一的军队遣回各省，另外三分之一交给江苏财政负担。
黄兴利国利民的措施引起了同盟会内部激烈的反对，是啊，你黄兴要做圣人，别连累革命党啊！革命党靠的是多少，不就是军队吗？
同盟会会员不光是指责黄兴，连唐绍仪也骂了，你唐绍仪身为一国总理，搞什么裁军，这不是明显对革命党不利吗？
这下唐绍仪不高兴了：他娘的，财政空虚，你们各省又不交税，不解散怎么办？关我什么屁事。
大家可不管唐绍仪怎么辩解，也不理解他处境的为难，骂声越来越多，唐绍仪很清楚，很多骂自己的说不定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
可能是出于对同盟会的愧疚，当革命党人纷纷责问唐绍仪为何没有举荐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时，唐绍仪决定再跟袁世凯争一回。这个王芝祥是谁呢？王芝祥在辛亥革命之时，担任广西副都督，不用说是革命党人。
唐绍仪在南京组阁的时候，曾经答应过革命党人，保证让王芝祥当上直隶都督。
这个保证到了袁世凯那里就变成了无法保证，唐绍仪很失望，他心想我和袁世凯这么多年的交情……
唐绍仪搓着手，为难地说：“王芝祥的事还没有办妥，直隶人士很是不满，大总统，我看还是赶快办了，堵住悠悠众口。”
袁世凯没有半点含糊地答道：“不可以。除了这事，其他事我都可以依你。”
唐绍仪有点天真地问：“为什么不可以呢？”
袁世凯板着脸，声色俱厉地说：“少川（唐绍仪字少川），你应该知道，王芝祥是革命党人，直隶是我以前的老巢，让他进入直隶，不是引狼入室吗？万一哪天革命党人南北联合，对我们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啊！”
唐绍仪抑郁难平地说：“慰廷，失信于人对你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我唐绍仪实在抹不开这个脸面，现在外界很多人骂我，我都不敢出门了。”
袁世凯岔开话题说：“黄兴来电说要辞去留守的职务，我打算让王芝祥接替，让他去南京接管军队，这么做也不算是亏待他吧！”
唐绍仪这才明白，原来袁世凯答应让王芝祥做直隶都督只是敷衍自己，顿时感觉又气又愤，气的是自己跟随袁世凯三十多年，他居然耍自己，愤的是袁世凯说话不算数，以后自己做人两边不讨好，两边被骂。
唐绍仪豁出去，说道：“慰廷，你这么做的话，我很失望。内阁有权力委任都督，我要公布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声明。”
袁世凯也火了，但还是冷笑：“我不盖印的话，你的任命有效吗？”
唐绍仪反唇相讥：“你不盖印，内阁命令确实无法生效；但是我不签字，你的命令同样无法生效。”
袁世凯气得上火，嘿嘿笑道：“少川，我老了，这个总统应该你来当。”
唐绍仪跟随袁世凯这么久，很了解他的脾气，也说：“我不但干不了大总统，连国务总理都干不好。现在我就辞职！你要任命谁跟我无关。”
袁世凯一见，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有些过了，马上堆起笑脸说：“少川，刚才我说话太冲动了，你还不了解我的脾气，刀子嘴豆腐心。辞职的事我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唐绍仪没说什么，他很清楚与袁世凯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了。
袁世凯最后任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但唐绍仪此时跟袁世凯拧上了，坚决不肯在任命书上签字。
袁世凯一看，你牛，跟我对着干了，我让你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牛人。袁世凯懒得要唐绍仪签字，将没有唐绍仪署名的委任状交给王芝祥，让他去南京就任。
袁世凯可能私下里给了王芝祥一笔重金，因为王芝祥二话不说，腿脚很快地就到了南京。这一来，唐绍仪真是颜面扫地了。他这个总理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内阁也变成了空中楼阁。
唐绍仪啊唐绍仪，这袁世凯哪里把你这个总理放在眼里，内阁在他眼里不过一栋烂尾楼，迟早要拆迁，至于共和，就是一张虎皮大旗而已。唐绍仪，你要是再不走的话，就是障碍物了。
主意拿定以后，唐绍仪不辞而别去了天津，称病不出。
民国总理失踪，这可是相当大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京城，顿时舆论吵翻了天。可见当时舆论监管实在不力。更好笑的是居然有人窜改崔颢的《黄鹤楼》，嘲弄政府，还把这些东西写在北京的东车站墙壁上，我们佩服民国的言论自由同时，更加佩服时人的恶搞精神。
诗如下：
总理已乘火车去，此地空余火车头。
总理一去不复返，比款千载空悠悠。
总统逼走总理，自然会引起舆论的猜测，袁世凯派人到天津请求唐绍仪复出。唐绍仪这次是铁了心要养生，袁世凯半惋惜半高兴地同意了。
乱套了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总统和总理就翻脸，导致总理辞职，这事很糗。中国人做事讲究彩头，这共和政府一开始就不吉利，后面的坎坷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绍仪走了，谁来出任总理呢？袁世凯想到宋教仁，宋教仁虽然是革命党人，但对袁世凯也相当支持，而且跟孙中山的矛盾不小，让宋教仁做这个总理，中。
袁世凯有心，宋教仁却无意，宋教仁的理想是自己组织政党内阁。
唐绍仪辞职不久，同盟会要求所有盟员退出内阁，接着，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工商部部长陈其美从未到北京就职，所以谈不上辞职。这些人都是政坛上的名流，袁世凯想留住他们装点门面。可惜，没能留住。
后来，袁世凯又试图拉拢宋教仁，还是老方法，送钱。送了五十五万，这笔数目够大了，宋教仁很满意，给袁世凯回信说自己一定会把这笔前用在国家上面。袁世凯气得七窍生烟，偷鸡不成蚀把米，做了一回亏本生意。
当时的情况是，同盟会主张建立一党内阁或无党派内阁，袁世凯主张混合式内阁。双方各有各的算盘，袁世凯主张大家消除党派的偏见，要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要拘泥于党派之间的利益。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徵祥坐上总理的交椅。陆徵祥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精通外文，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从派别上来讲，陆徵祥不属于同盟会，跟袁世凯的私交也一般，是个中坚派，他出任总理各方面都还满意。
之后呢，是国会议员的选举，袁世凯把这事交给了陆徵祥，自己则忙于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组织法》制定以后，就是全国大选了，正式选举国家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那个热闹劲可想而知，仿佛一场全民大狂欢。
在锅盖里生活了几千年的人们，一下子锅盖被揭开，人人都有沸腾的感觉，各种政党和派别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大多数是凑热闹。五千年，我们看惯了帝王将相的表演，现在好像人人都有机会，理论上是这样的。
袁世凯看到“全国大联欢”的场面，不要指望他众乐乐，他很郁闷，而且失去了对共和的信心。
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袁世凯站了出来，声嘶力竭地吼道：不要争，不要吵，党派事小，国家事大，为国家不为党派，为民族不为个人，只有团结国家才有力量，只有合作国家才有希望……
这些大道理谁都懂，真正要做起来，很难，连袁世凯自己也未必做得到。
有人说：袁世凯，你不是讲共和和民主吗？民主民主人民做主，大家的意见才是好的意见，哪能只有你一个人说话，别人无权发表意见？
这时候，陆徵祥也坏事了，大家知道西方人很注重幽默和风趣，陆徵祥长久被西方文化熏陶，当上总理后，在组阁演说中极尽幽默风趣之能事，似乎只有幽默才能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总理。当时，国家的形势怎么样，大家都清楚，百废待兴，千疮百孔，这时候幽默不仅容易造成冷场，还让人看不惯。
议员们认为陆徵祥态度很不庄重，有失总理的体面。这么一来，大家不跟你合作了，你这内阁没法组织了，政府无法运转啊！幽默啊，有时也坏事。估计陆徵祥心里也挺冤的。
袁世凯赶紧给议员做思想工作，但议员们可牛了，不甩你。当时民主制度变成一团乱麻，政见不同的人互相辱骂是家常便饭，有时一言不合甚至还大打出手。
很多人怀疑这种从西方引进的东西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废除共和这种“憋足”的制度。像章太炎、张绍曾等人甚至致电袁世凯，请他简化程序，不必拘泥于法律，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在袁世凯千方百计的周旋下，终于帮陆徵祥组织了内阁。可惜，参议院已经看陆徵祥很不顺眼，又弹劾他失职。
陆徵祥总理位子还没坐暖，就连番遭到打击，估计也是气饱了，学着前任唐绍仪，撒手不干。
不是华盛顿
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一向游刃有余的袁世凯也感到迷茫了，他仿佛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碰到挫折，人会反思自己，甚至怀疑自己，袁世凯也没能例外，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国事艰难，家事凑热闹似的，仿佛要证明：袁世凯，你的霉运来了。
长子袁克定在骑马的途中，马莫名其妙受惊狂奔，将袁克定狠狠地摔了下来。这下摔得很严重，袁克定当即不省人事。
袁世凯得到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是长子没有被摔死，坏消息是克定腿骨断裂，大脑出现重度脑震荡——这会不会跟他后来犯糊涂撺掇老爹当皇帝有关系，有待考证。
袁世凯很惊恐，克定是他最疼爱的儿子，也是寄予希望最大的，想立为接班人的人选。现在脑子被摔，袁世凯心急如焚，再三询问病情，并聘请国外名医为他治疗。
这次意外让袁克定变成一个瘸子，大脑也没有以前那么灵便。袁世凯感到惊慌，他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觉得这次意外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才感觉到自己仿佛陷进了沼泽地，以前把总统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就是好好治国，让国家变得强大。但现在，他甚至怀疑民主共和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此时，他忘记了自己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共和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
袁世凯不再像以前那样犀利果敢，有时候看起来反而有些呆滞和笨拙。曾经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袁世凯，此时仿佛变成一个不堪重负的骆驼。
袁世凯忽然明白，自己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民主共和这棵树绝不是从西方搬过来就能长好的。
如何收拾这个残破的局面？还得拿出老本行，袁世凯最擅长的就是权谋和军事。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的话，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人得了奇怪的病，手脚都不听大脑控制。虽然四肢健全，但是已经互相抵触，五脏六腑都患上了重病。地方的都督不把中央当回事，各省实行自治，但又治理不好。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
除此之外，道德沦丧和伦常崩溃也将国家带入一个危险的方向，判断一个社会是否稳定贫富差距是个有效的标准，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
纲常崩溃后，年轻人更是无法无天，加入同盟会的有许多古惑仔式的人物，各个政党和社团纷纷开起炉灶，报纸数量狂增，但是农村的荒地越来越多。
知识分子失去了科举这个铁饭碗，变成一群愤世嫉俗的炸弹，人人都寄希望于社会迅速改变，大家都失去了耐心，以为只要口号就能救中国。
袁世凯的英国顾问莫理循这样描写当时的中国：“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
看来这个莫理循是个直率的人，一句看不到有作为的政治家，连袁世凯也一棍子打死。
袁世凯忍不住感叹：这条路太难了，太难了！
从袁世凯各个时期的照片可以看出，就任大总统后，他苍老了许多。此时，袁世凯才明白，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干好就能干好的，做一件事情并不难，难的是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各种不同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
当时有人把袁世凯和华盛顿相提并论，不过袁世凯最终没有做成华盛顿，这确实是一种悲哀，但也是一种必然。
华盛顿相信基督教，相信法律，相信制度。袁世凯相信什么？他相信权谋，特别是引进共和制度这个舶来品的时候，全国上下搞得乌烟瘴气，从那时起，袁世凯对很多东西产生了怀疑。
华盛顿曾经提出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理念，但这个理念却奠定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华盛顿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
如果不用武力管理，那么靠什么来管理呢？制度。华盛顿相信，在一个好的制度下，国家的命运并不是取决于最高领导人，而是取决于民众和法律。所以，谁做领导人并不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
袁世凯是从中国传统的官场背景和权谋文化中诞生出来的，他既缺乏无私的人格，也缺乏对宪法的尊重。在实际行动方面，袁世凯有非常务实的一面，但是思想上他是非常封建的。他追求的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而是无限的权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袁世凯，换做是我们，估计也做不了华盛顿。
黎元洪借刀杀张振武
革命阵营里的勾心斗角也不比官场逊色。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就是各种势力的最高“调解人”。
张振武和黎元洪的矛盾就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两人都是湖北人。张振武浓眉小眼，看上去人很精瘦，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了革命，不惜变卖祖产。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跟黎元洪半推半就闹革命完全不同。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张振武劳苦功劳，想当湖北军政府的都督。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偏偏当时人们要推举一个相对有些威望的人，后来选定为泥菩萨黎元洪。黎元洪是个忠厚懦弱的人，革命党人造反，要他做都督，这不是拉人下水吗？黎元洪说什么也不干，后来革命党人拿枪逼着他当上都督。
当上都督后，他发现造反很吃香，这时候，他摇身一变，也成了坚定的革命党人，直到最后当上副总统。自从享受到权力的好处后，黎元洪不再是个忠厚的泥菩萨，处处维护自己的地位。张振武可以说是他眼中的一颗大钉子。
张振武从一开始就不赞同黎元洪任都督，这是两人矛盾的开始。后来，张振武还主张把黎元洪这个老式官僚杀掉，这是他们矛盾的升级。清军围剿的时候，黎元洪私下里收拾行李，准备逃跑，被张振武发现，不用说，脾气火爆的张振武严厉地斥责了他，并当着众人的面说：“黎元洪这么懦弱，怎么做都督？不如另外推举一个贤能的人。”
张振武的言下之意，就是推举我吧！根据历史的惯例，人们更欢迎一个懦弱的领导人的，而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前提是大家都有私心的时候。
黎元洪很早就想杀掉张振武，苦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黎元洪动了杀心，但还没有胆子，张振武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说什么他也不敢自己动手。于是，密谋和袁世凯勾结。
中秋节的那天晚上，袁世凯邀请辛亥革命的一些要人到北京参加宴会，张振武就在邀请之列。
宴会的地点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里。六国饭店在北京城内也算是非常豪华的，里面既有中国的一些名流，也有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
一间金碧辉煌的雅间里，辛亥革命的这些元老们正谈笑风生，逸兴遄飞。张振武说话的声音很大，冯嗣鸿跟张振武的关系不错。当晚，参加宴席的还有北方的军政要人赵秉钧、段芝贵、胡惟德等人。
张振武丝毫没有感觉到宴会中的“鸿门”气息，频频举杯敬酒，豪兴十足。
酒过三巡之后，段芝贵说有事，先行一步。
宴会大概在晚上十点左右结束，张振武坐上马车的时候还感叹夜空爽朗、皓月当空，想起今天结交了这么多军政要人，不觉感到一种满足。他和冯嗣鸿等人坐上马车，准备回旅馆，冯嗣鸿的马车在前面。
马车来到大清门栅栏里面的时候，忽然跳出几十名持枪的士兵。这些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开马车的门，把冯嗣鸿抓了起来。
冯嗣鸿愤怒地问：“你们想干嘛？”
其中，一个带头的，应该是军官，说道：“你是不是姓张？”
冯嗣鸿回道：“我姓冯。”
那军官说声“放了他”，立即带人查第二辆马车。
张振武今晚喝了不少酒，现在头还有些晕晕的，听到外面在吵，也没在意。正准备合上眼睛，小睡一觉，忽然马车的玻璃门被人砸门。顿时，张振武的酒意全醒了。他立刻从马车上跳下来，看到一帮士兵正端着枪对着自己。
带头的军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张振武昂起头说道：“老子叫张振武，怎么了？没听说过爷的话，你就好好打听打听。”
军官冷硬地说：“找的就是你，我们是军政执法处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张振武一听，心里暗叫不妙，问道：“我到底犯了什么军法？你们干嘛找我？”
军官回答：“我只是奉命行事，废话少说，跟我们走一趟。”
军政执法处的处长陆建章是袁世凯的心腹，很早就跟着袁世凯练兵，陆建章被人称为屠夫，军政执法处与其说向执法部门，不如说更像是屠宰场。
人命在陆建章眼里如同草芥，陆建章断案、审讯是不讲章法的，如果什么都按程序办事，效率就相当低。陆建章办案效率却非常高，往往几分钟就搞定一个案子，问几句以后，直接拉出去枪毙。正因为这种高效率，所以陆建章才受到袁世凯的器重。
张振武在酒场中见过陆建章，没想到再次见面是在这种地方。
陆建章露出魔鬼笑容，说道：“振武兄，委屈你了，待查明了之后兄弟我马上向你赔不是。”
张振武惊惧地盯着对方：“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陆建章冷笑一声：“我也是奉命行事啊，我跟兄弟无冤无仇，上头让我这样做，我也没办法啊！”
张振武心里更没底了，问道：“哪个上头？”
陆建章心想，反正你也是个死人了，告诉你也无妨：“黎副总统给袁大总统打了一个小报告，说你结党营私，还借着买枪贪污了一笔巨款，此外，你还煽动将校团叛乱；最近又蛊惑士兵，和土匪勾结，破坏共和。副总统请求大总统将你立即正法。”
张振武目瞪口呆，陆建章递给他一张命令书。张振武颤抖地看着这张纸，心里感觉一片空白，原来真是袁世凯下的命令。袁世凯的意思很明白，黎副总统讲的很有道理，如果不除掉这个危害革命的人，何以面对烈士的英魂。听口气，连袁世凯都是革命党人。
黎元洪要杀张振武好理解，袁世凯为什么要杀他呢？其实，袁世凯从心理上不相信共和，杀掉张振武正好把责任推到黎元洪头上，这样一来黎元洪就不得不站在自己这边。
张振武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便对陆建章说：“我的家人和随来的人都是无罪的，请你不要为难他们。”
陆建章点点头，张振武又说：“另外，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袁大总统能够照顾他们。”
陆建章说：“你毕竟是革命的功臣，袁大总统宅心仁厚，一定会厚待你的家人，让他们不愁吃不愁穿，这些你可以放心。还有什么要求吗？”
张振武说：“给我一个好棺材。”
陆建章笑道：“这个也不是问题，你不说我们也会这样做的，否则不是让天下革命的人心寒吗？”
临刑的犯人都有一顿好酒好菜，吃饱喝足之后。张振武从容地走向刑场，一排枪声，张振武倒地。与张振武一起被杀害的还有方维，方维是张振武手下的将校团长。
这事情后来闹得满城风雨，袁世凯自然是把一切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他在各种场合都表示自己不仅钦佩张振武的为人，也钦佩他的能力，并夸张振武是个伟人。袁世凯解释说，如果不是接到黎元洪的电报，自己不会做出蠢事的，黎元洪的意思是如果不立刻杀死张振武，湖北马山就会产生乱子。
又一起权力斗争的案例，大家当成故事看就行了。这样的故事虽然老套，但也属于百看不厌的类型。
袁世凯与孙中山
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成立国民党，孙中山担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
国民党的成立，袁世凯是没有丝毫意见的，至少表面上他非常拥护和支持孙中山。他通过宋教仁，提出希望和孙中山会谈。
迎接孙中山的礼仪非常隆重，袁世凯说革命的伟人是怠慢不得的，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8月24日下午，孙中山到达时，北京车站内礼炮齐鸣，鼓声震天，还有许多儿童举着花环在唱歌，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代总理及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议员、各党派、各界人士到车站列队迎接孙中山。
孙中山还是一副老行装，一身黑色礼服，面带微笑，缓慢下车。孙中山望着眼前这个盛大的场面，油然对袁世凯产生了一些好感：袁世凯至少会做人。接着，孙中山便坐进金漆朱轮马车，在赵秉钧、梁士诒等人的陪同下，缓缓驶向迎宾馆。一路上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到达宾馆后，论规矩，孙中山应该先去拜会袁世凯，但他感到有些疲乏，提出明天再去拜会。孙中山是个性情中人。梁士诒就说了：“大总统对先生仰慕已久，很想早点见到先生。”
孙中山爽快地说：“那好，现在就去吧！”
袁世凯见到孙中山的时候，立即上前，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先生，您好！”那情景仿佛是两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接下来的情况我们都很熟悉，宴会上，袁世凯致辞，孙中山致辞，互相说客气话，敬酒之类。宴会之后，袁世凯、孙中山、梁士诒三人进入一间会客室。终于说到了正经话。
孙中山直截了当地问：“大总统为何要置张振武于死地？”
袁世凯不慌不忙地说：“是黎副总统要置他死地，我只是照办，先生如果不相信的话，这里有黎副总统的电报。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真像黎副总统说的那样，不办了张振武，湖北马上就要造反。”
孙中山想想也是，袁世凯也有难处，这事的主要责任还在黎元洪。
孙中山在京的这段时间，和袁世凯举行了十三次会谈，最有名的一次会谈是关于选举正式总统的事。
袁世凯笑对孙中山说：“几个月后，就是国会选举了。我自从当上了这个临时大总统，真是苦不堪言，若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真是一天也不想干了。哎，这次选举说什么我也不当了，到时和各位一起为国家办实业也是好事一桩啊！”
孙中山很认真地说：“现在大家都希望你当正式总统，你是绝对不可以退下来的。我本人这次也绝不参加竞选，而且我保证国民党全党支持你。”
袁世凯一听，孙中山说的确实很认真，便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老了，不中用了，正式总统非你莫属啊，只有像你这样年富力强、才高志大的人，才能胜任这个职位。我真的老了哦！”
孙中山重复道：“我不但支持你当正式大总统，还希望你连任下去，这十年之内，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听了，心里颇为高兴，但还是做作地说：“先生这话说的……像我这样的老朽，别说十年，只怕……”
孙中山正色说：“一个新国家建立，确实很困难。请阁下不要辜负了万千国民的希望！”
袁世凯不再作秀，说：“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先生的信任。”
袁世凯忽又问：“依先生的看法，要治理好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孙中山答道：“我看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是练兵强国，第二是发展经济。我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十年之内，你负责训练精兵五百万，我适合办实业，负责修二十万里的铁路。你觉得怎么样？”
袁世凯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强自镇定地说：“练五百万的精兵，我是万万办不到的。”
孙中山说：“这有何难办的。我说的五百万，是常备兵。根据征兵制，练兵一百万，两年退伍，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五百万的常备兵。”
袁世凯心想，难怪别人叫你孙大炮，今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袁世凯笑道：“就是一百万，也是不太可能的，现在国家穷得叮当响，哪有钱练这么多兵。”
孙中山认真地说：“所以要发展经济。如果我在十年之内修成了二十万里的铁路，一年至少可以赚八亿，那时，不但练兵的钱解决了，中央的各种经费也不成问题。”
袁世凯不想否定，以免得罪了革命伟人，只是圆通地说：“如果能够做到的话，那自然是天下的大幸了。但不知先生对修铁路有何具体的考虑？”
孙中山讲了一大通，袁世凯心不在焉地听着，不时夸好。当问到借款的问题时，孙中山提议以国民身份向国外的银行借款。
听着孙中山长篇大论，袁世凯心想：你就使劲吹吧，反正吹牛不用花钱；你要是能借到钱，我又何乐而不为，反正政府是不会掏钱的。
最后，袁世凯说：“其实呢，这点我跟先生是共同的，虽然我历来是做官，但在办实业这块也一直抓得很紧。”
孙中山轻轻地笑道：“不客气地说，你办实业不如我在行。”
袁世凯嘿嘿笑道：“这个当然……”
两人继续就党派的问题交流意见，聊着聊着，孙中山忽然提议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甚至让袁世凯做国民党的领袖。
这个突然的提议让袁世凯有些不知所措，他飞快地吸烟雪茄，笑道：“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从没想过要加入什么党派，这事还得让我慢慢考虑。”
其实，袁世凯对党派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加入甲党，便是与乙党为敌。身为大总统，最好是保持中立姿态。但为了给孙中山面子，他让手下的赵秉钧等人加入了国民党。
后来，袁世凯全权授予孙中山修建全国的铁路，每月有三万元的高薪，同时袁世凯还把当年护送慈禧北上的列车拨给孙中山专用。
表面上，袁世凯对孙中山礼敬有加，其实心里不以为然。事后，一直到死，孙中山一里铁路都没修，所以，孙大炮的绰号就传开了。
这段时期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蜜月期。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精明能干、为人谦和、思路敏捷，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袁世凯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富于幻想和热情，但过于理想主义，有些不切实际。
之后，孙中山为袁世凯作了一些免费的宣传，他说在当前的社会中，要想治理好国家，非得要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的人不可，袁世凯是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
宋教仁之死
赵秉钧以前是袁世凯的特务头子，当上国民党后，袁世凯提议他做总理，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支持。这么一来，内阁事实上成为袁世凯的家臣。
这里要说说宋教仁，即使在国民党中，宋教仁也是一个异类，他对暴力革命持一种怀疑态度，希望通过选举的方式确立宪政。宋教仁跟孙中山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两人的演讲能力都非常强。孙中山忙于铁路建设的时候，宋教仁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
当时宋教仁非常年轻，只有31岁，英气勃勃，踌躇满志，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所以他充分发挥自己演讲的优势，成立政党内阁。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国民党凭借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宣传力度，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个大党，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席位，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应当组阁，党魁宋教仁理所当然出任内阁总理。
其时，宋教仁奔走南方各省，发表巡回演说，抨击时弊，批评政府，俨然就像中国的林肯。宋教仁的理想眼看就要实现了。
在选举正式大总统前，袁世凯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不怕国民党人跟他动武，但害怕他们采取合法的方式夺得政权，所谓合法的方式就是选举的方式。
在西方的民主共和涌进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古训：枪打出头鸟。宋教仁确实太优秀了，至少在政治和演说方面绝对是一流的高手，所以他被刺杀也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究竟是谁刺杀了他。
虽然袁世凯有嫌疑，但我们也不能贸然地断定这事就是袁世凯干的，想杀宋教仁的大有人在。
宋教仁一生光明磊落，跟人没有私仇，在被行刺之前就有人提醒他。可他完全不放在心上，他说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参加竞选，没做任何亏心事，绝对不会有人采取卑鄙手段暗杀自己的。宋教仁想的有些过于天真，理想主义者的悲哀。
当时，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上京会谈，宋教仁准备在上海火车站上车。于右任建议他坐轮船比较稳妥，宋教仁被成功鼓得有些得意忘形了，他把于右任的意见当成耳边风。在上车之前，《民立报》的记者徐血儿还恳切地提醒他要以自身的安危为重。
宋教仁却说：“我这次北上，旨在统一全局，调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堂堂正正，有何畏惧。”
宋教仁刚刚走近火车站的铁栅栏前，人群中钻出一个身穿黑衣的刺客，接连开了三枪。这人显然是个用枪的老手，三枪都打中宋教仁。宋教仁靠在铁栅栏上，只说了四个字：“我中枪了。”
事实胜于雄辩。宋教仁虽然雄辩，但那时他应该后悔没有听从友人的意见。
宋教仁被及时送往医院，但是抢救无效，临死前，宋教仁还挣扎地口述一封电报给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宋教仁之死是民国的一桩悬案，肯定涉及政治阴谋，但凶手究竟是谁，至少仍然众说纷纭。
大多数人认为是袁世凯授意赵秉钧干的，但也缺乏铁证。袁世凯有杀宋教仁的动机吗？有，宋教仁组织的政党内阁必然会危及袁世凯的权力，即使袁世凯让他出任总理，也不好控制他。之前，袁世凯就重金收买他，但是没有成功。如果宋教仁当上总理，袁世凯就没那么自由了。
但是国民党内部也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一些激进派对袁世凯很不放心，这次宋教仁要去北京和袁世凯密会，也会引起他们的忧虑。甚至连革命伟人也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理由很传统，争权。
宋教仁被杀，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在大家纷纷怀疑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也显得非常着急，非常气愤，接连发电慰问，他下了重赏责令尽快破案。
没多久，有两个学生提供了一个线索，在他们隔壁有一个叫武士英的人，昨天还向他们借钱，今天回来突然就有钱了，全身西装革履。据这两个学生说，宋教仁被刺的那天，武士英一夜未归。陈其美负责追查这个案件，他在武士英的住所发现一张应桂馨的名片。
应桂馨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上海黑社会的一个头头，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担任上海督政府的谍报科科长。之后跟着孙中山混，担任总统府庶务科长。
应桂馨和武士英被抓获后，供出幕后主谋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又是哪号人物呢？洪述祖也是一个有来历的人，曾经做过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在采购军火时收了2000两银子的回扣，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洪述祖是个厉害角色，进了监狱后，居然买通狱卒，越狱成功。
辛亥革命爆发后，洪述祖由于做事干练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成为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案子查到洪述祖头上，等于是查到代总理赵秉钧的头上，赵秉钧是袁世凯的走狗。如果赵秉钧是幕后主使者，袁世凯也很难逃脱干系。
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为修建铁路的事筹款，听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刻赶回上海，和黄兴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孙中山当时的情绪很激愤，提议抛开法律程序，向日本借兵，一起举兵讨袁。陈其美和戴季陶都拍手赞同，黄兴同样很愤怒痛苦，但还是认为现在民国刚刚建立，应该采取法律途径解决，不宜把事情往恶化的方向推。
陈其美、戴季陶还要坚持，黄兴又说，就算要打，我们军队的势力也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而且这样一来全国大乱，再说，袁世凯和赵秉钧已经表态，一定用法庭解决这个案子，给大家一个公正的说法。黄兴说的有理有据，孙中山只好作出让步。
案件随后的调查过程变得更加离奇曲折，只怕福尔摩斯也会望而却步。
首先，宋教仁身为国民党的党魁，在北上组阁的过程中，身边没有一个卫士，案发现场也没有看到任何警察的身影，凶手杀人后轻松地逃离了现场。这种事发生在上海非常不可思议，因为上海是国民党人的地盘，国民党居然连自己的领导人都保护不了。
其次，开枪的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在狱中暴毙。至于应桂馨，在狱中呆了几个月，竟然成功地越狱。我们不知道陈其美是怎么看管犯人的，但陈其美一向以暗杀著称这是大家都了解的，陈其美这人不仅是革命党元老，也是上海青帮的老大。看他的照片，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很难想象居然是这号角色。
最大的疑点是洪述祖，洪述祖不仅没有否认，反而把一切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越是这样做，大家自然越不相信，但苦于没有证据，案子只能到洪述祖这里为止。洪述祖还解释了他要杀宋教仁的原因，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报国，让人们看清宋教仁这个革命领袖的真面目。
洪述祖的理由非常荒唐，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当时舆论对袁世凯和赵秉钧非常不利，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事实上很多人怀疑他们才是幕后主谋。
这个案子至今还是一个谜，杀害宋教仁的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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