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离奇暴毙
1913年3月30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那个场面可以想象，一千多人，为了宋教仁之死愤愤难平。
赵秉钧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凶手，他派了一个代表来吊唁。国民党人一看，更加来气，纷纷指责杀害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就是赵秉钧。
赵秉钧的代表王治馨高声辩解：“洪述祖虽然是总理的秘书，但总理对这事情确实毫不知情，有人要杀宋先生，但这个人绝不是总理，总理不能对此负责，自有人对此负责。”
王治馨话里有话，人们纷纷猜测那个要杀宋教仁的人到底是谁呢？是不是袁世凯？
为了替自己辩白，赵秉钧还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讲自己跟宋教仁的关系是如何如何地好，一个是内务总长，一个是农林总长，没有半点瓜葛，而且我很佩服宋先生的人格，我们从同事变成无话不谈的好友，他离开北京时欠的钱还是我帮他还的。
赵秉钧说这些话，除了引起舆论的猜测和骚乱，对真相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不过，袁世凯看到报纸时，脸上阴云密布。赵秉钧跟随袁世凯多年，一直非常干练，但处理宋教仁这个案件时他开始犯糊涂了，为他后来暴毙埋下伏笔。
不久，赵秉钧称病辞职，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随后，袁世凯解除了赵秉钧的总理职务，任命他为直隶总督。
1914年1月19日，应桂馨被军政执法处的人杀死。报纸顿时炸开了锅，纷纷指责赵秉钧杀人灭口，想通过杀害应桂馨让宋教仁案不了了之。赵秉钧觉得自己很冤枉，发电通缉凶犯，并向袁世凯抱怨：“以后还有谁肯为总统做事？”
2月26日，赵秉钧突然暴毙身亡，后来查明是食物中毒。赵秉钧暴毙让宋教仁案变得更加复杂，袁世凯再度成为人们的怀疑对象，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称呼：终极幕后主谋。
不过，赵秉钧死后，袁世凯非常沉痛。人们又不由地陷入了怀疑之中，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不是袁世凯杀的，要么袁世凯的演技太好。当然，赵秉钧被“他杀”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赵秉钧本身就是特务头子出身，杀的人得罪的人不知有多少，想杀他的人估计可以排成一条长龙。
那些认为跟袁世凯无关的人是这样判断的：他们觉得袁世凯做事非常谨慎，像刺杀宋教仁和赵秉钧这样的事太鲁莽了，不是袁世凯的风格。袁世凯究竟是什么风格？很难用语言表述得清，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政敌，袁世凯会先收买，一旦收买失败，他会毫不留情地打击。
是温柔还是鲁莽，袁世凯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的目的是否达到。赵秉钧暴毙这事发生在二次革命后，这里提前讲讲，是因为他的死跟宋教仁案有牵连。
赵秉钧之死当然也是个悬案，袁世凯确实是最大的嫌疑人。
秘密借款再惹风波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这是喜事，但中国的事情向来是峰回路转，祸福相倚。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宪法，先有正式的宪法，然后才有正式的大总统。会议现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不是平心静气地提出观点和讨论，而是互相争吵，拍桌子、发脾气，少数性格火爆的直接抡起拳头。爱因斯坦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那么，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过程也是值得欣慰的。
此时，还传来一个好消息，国际上终于出现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了。这个国家不是列强，而是巴西。只有一个国家承认，听起来非常寒酸，但一个和一个都没有是有本质区别的。孙中山当时建立中华民国时，周游列国，可惜没有得到一个国家的承认。
这个消息对袁世凯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感觉自己进步了。
但实际上，这时中国的处境很不乐观，各方面的势力一触即发。宋教仁之死已经让国民党胸中烧满了怒火，因为黄兴的克制，才没有爆发。
很快，袁世凯秘密搞的“善后大借款”被人发现曝光了，“善后大借款”也是一项不平等的条约，以出卖中国的盐税作担保，向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大家知道本来是六国银行的，美国是个很特别的国家，他非常看重人权和主权，他们认为这个条约太过分，对中国主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他们不想扮演坏人的角色。
借款这事要一分为二地说。首先，确实出卖了国家的主权；其次，也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没钱总得低头。做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穷的时候哪顾得上尊严。没钱的话政府运转不了，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
这个消息捅出来后，国民党一片哗然。“善后大借款”无异于火上浇油，好像唯恐国民没忘掉宋教仁被杀一事。当时大家的主权和民主意识特别强烈，袁世凯这么做事是公然违背宪法无视国会的行为。首先发难的还是国民党人。
黄兴发出通告，公开反对袁世凯借款；孙中山给五国银行写信，让他们停止向袁世凯贷款。议员们也纷纷表达对袁世凯的愤怒，要求弹劾袁世凯，并且声明：借款没有经过国会同意无效。这个娄子越捅越大，反对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不过，五国银行唯利是图，不管这些，仍然答应借款给袁世凯，首先预付了200万英镑。就在中国反袁的潮流越涌越大的时候，国际舆论却恰恰相反。5月2日，美国和墨西哥承认袁世凯政府；第二天，古巴也承认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老牌西方列强也向袁世凯表示，等他当上正式大总统，也承认。
5月5日，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这一天，众参两院否决了袁世凯的借款议案，并且列举了袁世凯三大罪状：暗杀国民党领袖、用武力蹂躏共和、擅借外债。
袁世凯意识到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不忘记传统的伎俩，组织了一个“血光团”，密谋刺杀袁世凯。结果还没有行动，就被抓获，审讯之后发现是黄兴策划的。究竟是不是黄兴策划的，存疑。我们不能光凭袁世凯的一面之词，他显然很需要一个理由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和维护正义的人。
袁世凯公开痛斥孙中山和黄兴：“我受四万万人民的托付，管理这个国家，如果你们一定要跟我捣乱，为了国家利益，我绝对不会手软的。我袁世凯自信军事能力和外交能力不比人差，不信你们可以试试。如果你们敢另外成立政府，我一定要领兵讨伐。”
此时，袁世凯意识到在现代的政治斗争中党派的重要性，便火速将民主党、共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进步党主要是由立宪派组成，黎元洪担任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等为理事。这样，袁世凯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一群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党在战斗。一个党和一群人是有所不同的，党比群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对于联名反对自己的五个省份，袁世凯立即采取了措施，免职的免职，调任的调任，总之，反对我的都给你好看。
又革命了
从小看历史书的我们，都熟悉二次革命。二次革命通俗的说法是“又革命了”。
为什么又要革命呢？这个问题可以回答得很复杂，也可以回答得很简单。历史书上就写得很简单，答案是袁世凯破坏了共和。这个说法没错，袁世凯确实破坏了共和，他对南方五省实行的铁腕政策完全没有经过国会同意。
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敦促下，首先宣布江西独立；一向好脾气的黄兴也成立了讨袁军。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这情形跟辛亥革命时非常相似，所以叫做二次革命一点也不过分。
二次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除了江西、江苏具有军事力量外，其他地方都是虚张声势而已。最糟糕的是，这次革命并没有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也没有得到社会中坚力量的认可。
袁世凯早就说过，他不怕国民党武力夺权，就怕国民党以投票选举的方式夺取政权。现在，国民党宣布闹革命，等于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国民党的长处是选举、演讲、立法、组阁等等。
事实证明袁世凯打仗确实有一套，在江西战场上，他水陆并进，一口气拿下九江、湖口；在南京，冯国璋的部队没花费多少功夫就攻下南京。袁世凯轻松地获得这场拳击赛的胜利。
二次革命历时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和黄兴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轻松取得胜利后，袁世凯终于又找回了以前那种感觉，当大总统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感觉很郁闷，甚至自我感觉都很糟糕，怀疑自己没有治国的能力，怀疑自己是个不合格的领导者。这一仗打出了自信心，打出了他一世枭雄的本色。
袁世凯发现国民党不堪一击后，决定利用这次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扩大战果，想起以前收不到税的痛苦，削藩是必须的，铲平地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才能治国根本。
小枪杆子看到大枪杆子，没有办法，只能服输。袁世凯一鼓作气地统一了南方，接着是杯酒释兵权，解除国民党人手中的权力，当然，必须用一种听上去悦耳的借口。完成这一切后，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调任到各个地方。
玩弄权术是袁世凯拿手的本领，经过他的整合，全国的政权基本上掌握在他的手中。此时，袁世凯不仅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更感觉找回了自我。因为这一仗，袁世凯在国际上的威望骤然攀升，有人甚至把他比作中国的拿破仑。
此时，强人政治开始了，民主政治开始谢幕。
胜利激发称帝的欲望
1913年的夏天，那是相当地热，热得就跟袁世凯的心一样。
袁世凯的心是滚烫的，整个中国都在自己的控制下，他想凭借手中无边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治理整个国家。回想起早年写的那首诗：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时他似乎真有当救世主的机会。
命运在等你呢！袁世凯。
袁世凯感觉到命运的召唤，不过他似乎把命运的意思稍稍理解得有点偏差了。命运说：袁世凯，你误解我了。可是袁世凯已经听不到，他沉迷在胜利迷梦中，以前，他在共和和专制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痛苦而纠结。
现在，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帮主张共和的国民党人不堪一击，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共和并不是什么好制度，说明了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说明了如果中国搞共和也会变得不堪一击。至少内心深处，袁世凯相信：专制是个好东西，专制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独裁者，不是议会选举。议会选举可以要，但主要是用来装饰，就像圣诞树一样，表示我们也很西化。
袁世凯的司马昭之心开始显露出来，之所以显露是因为底气，底气来自于实践，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司马昭比华盛顿更适合中国国情。至少袁世凯是这样认为的。
袁世凯是个亦新亦旧的人物，炎炎烈日下，他叼着雪茄坐在藤椅上，正在一棵大树下想事儿。
这时，段芝贵走了过来。段芝贵刚从江西那边回来，向袁世凯禀报江西那边的情况。
袁世凯听完后，眼睛闪着光芒说：“不到两个月，乱党就被我们荡平，现在全国统一，真是大快人心。”
段芝贵跟袁世凯这么久，深深地了解这个人的脾气和欲望，他想借机拥戴袁世凯为皇帝，自己正好可以弄个开国元勋当当。
这么想，段芝贵便用试探的语气说：“自从搞什么共和，乱党们就打着民主的口号，专事和中央捣乱。这么下去，国家怎么可能治理得好？现在大总统轻而易举荡平乱党，孙中山、黄兴这些乱党魁首已经逃到海外，现在四海归一，人心思治啊！大总统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将共和这个招牌换掉，恢复帝制，还是帝制好啊！帝制以后，谁还敢作乱呢？”
袁世凯听了，肉笑皮不笑。这个段芝贵确实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不过他很清楚称帝这种事情急不得，一急就要出事。就像登台阶一样，得一步一个台阶，最后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
段芝贵见袁世凯表情复杂，不知道他是赞同还是反对，心里忽然没底。
袁世凯很淡定地说：“现在不是议论这种事情的时候。”
段芝贵忙不迭地点头称是。
如果说历史有什么转折点的话，二次革命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虽然像暴雨一样，很快就消失，但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是无穷的。孙中山开了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例，而袁世凯呢，由于轻而易举摧垮革命军，“使命感”急剧膨胀，此时的他与其说是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不如说瞧不起这种制度。
这事情给社会各阶层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从康熙之后，中国就没有发生过地方大员造反的事情。现在民国成立之初，就出现地方大员反对中央的事情，造成国家分裂，人民受苦。老百姓从功利角度上也不喜欢西方的这种舶来品。
中国的老百姓都是很现实的，也是很没耐心的，从西方引进一种东西，只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才喜欢。不过，在有些事情上，老百姓很有耐心，那就是对于统治者苛政的忍受。
一波三折当选正式大总统
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获得国会通过。
袁世凯对于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志在必得，他很希望能够一次性当选，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是众望所归。国会中，国民党的议员有不少，能不能顺利当选他也没把握。
袁世凯不做没把握的事，更不做丢脸的事，为了能够一次性当选，当然有必要私下采取一些手段。就像电影《锦衣卫》里贾精忠说的：“当人们看到你成功的光芒，就会忘记你手段的黑暗。”
袁世凯对那句话的道理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他叫来拱卫军中的两个人才李进才和刘金彪，袁世凯再三叮嘱他们，做得不要太明显，要礼貌！
总统选举的会场在众议院进行，众议院位于宣武门内。从宣武门到会场的大街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队，会场中也布满了军警。这种场面大家都比较熟，防止出现骚乱。
李进才和刘金彪让上千个壮汉早早地来到会场，参议院院长王家襄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
一个壮汉说道：“我们是公民团，今天选举大总统，说什么也得过来看看，希望你们能选出一个真正众望所归的人。这个人是谁就不用我们明说了吧！”
一个议员对王家襄耳语：“他们哪里是什么公民团，分明是便衣，上身穿着平常的衣裳，有的人下身还穿着军裤，腰里都鼓鼓的，肯定是手枪。”
王家襄点头说：“没错，这些人来这里的目的很清楚啊！太卑鄙了，还共和呢，这是哪门子的共和！”
“袁世凯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些议员啊！”
“他当我们都是软蛋啊！”一个议员说。
“行，我本来还准备选他的，这次偏偏不投他。”另一个议员说。
第一轮投票结果出来了，袁世凯的票数最多，但是还没有达到当选总统的法定票数，换句话说，没有达到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听到这个消息，袁世凯很不爽，因为他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众望所归。
第一轮选举结束后，主持人汤化龙宣布休息，下午三点宣布第二轮投票。这些议员们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听说休息，争先恐后跑出去吃饭。
“公民团”的人拦住他们：“总统没有选出之前，所有人都不可以出去。”
议员们大怒：“我们只是出去吃饭，选举也得吃饭啊！”
“不行。”
“你们干涉选举人的自由，这可是违法的。”
一个头头冷笑一声：“什么违法不违法，我不跟你们废话，不准出去。”
一个直性子的议员气得大骂：“你们这帮流氓究竟什么来头，竟敢在国会里横行？”
有人对他小声说：“这些都是上头派来下的拱卫军，我们惹不起啊！”
有的人肚子很饿，有的人“烟瘾”很重，纷纷低声下气地求这些“公民”们通融，最后还是李进才赶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进才说：“一次选举不成功是很常见的事，该休息的还是要休息，休息好了，吃饱了，才能进行第二次选举啊！反正我们都是拥护袁大总统的，放大伙儿出去吃饭吧！”
这些人都争先恐后出去，丝毫没提拥护袁大总统。李进才又拦住他们说：“如果你们都走了，不回来，那选举怎么办？你们还是通知自己人送饭吧！”
就在这种互相扯皮和不信任中，第二轮选举开始了，袁世凯得票数还是最多，不过仍然没有达到法定的票数。仍然不能当选总统，只有进行第三轮选举了。
第三轮是袁世凯和黎元洪PK，这种PK是绝对不会爆出冷门的，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第二天选举副总统，黎元洪当选。
至此，老袁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合法大总统。国际朋友很给力，英法德日俄等十三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内阁的主要成员是：熊希龄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
上台之后他做了什么
袁世凯上台之后，鼓励实业，发展经济。到1914年和1915年，中央解决了财政赤字的问题，每年还有二千万的盈余。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在政治上，袁世凯不断向中央集权靠拢。为了维护自己“政治强人”的地位，也为了更好地改革和发展，袁世凯拿着手术刀准备对国会、责任内阁等动手。
西方列强虽然认可袁世凯的政府，但其中有一个微妙的度。总而言之，西方把中国当成肥羊，如果在袁世凯的领导下，这头肥羊变成了一匹狼，列强肯定就不高兴了。对于列强来说，不管中国的掌权者是谁，只要他肯跟列强合作，同时又不能让中国强大，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但此时，袁世凯俨然以中国强人的面目出现，这是他们所担心的，一旦中国强大，怎么可能允许你们在我的领土上作威作福。
俄国的一份解密档案上有一段这样的话：“后来，袁世凯上台，有把中国变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之虞。这种前景对别处产生什么影响，我不甚了了。但在伦敦影响极大。公开对抗不可能，社会舆论及商界亦不允许。所以人们产生一种想法，认为目前只能采取一种施加影响的方式，即控制中国国库。这是一种政治构想，不是银行的主张，而是政治上的主张。于是，各银行立即从领导地位变为充当工具。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但它要求列强的团结一致……”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外蒙并没有分裂出去，袁世凯当时没有能力武力统一，所以用金钱收买了蒙古王公，维持了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千万不能小看这名义上的统一，在主权问题上，名分比实际更重要。有了名分，只要有实力，随时可以收回。但如果没名分，就算有实力，也很难收回，因为这样会给世界留下违反国际法的口实。
攘外必先安内，这已经是中国政治强人们的共识。
袁世凯开始进行很有袁世凯特色的大清洗了，袁世凯是个有谋略的人，他的清洗远不如后来的斯大林那么血腥。
二次革命不是叛乱吗？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是国民党，革命虽然被镇压，但是国会里仍然有不少国民党。袁世凯第一步逮捕枪杀了四名国民党议员，理由是他们跟二次革命有关系。被枪杀的四名议员由进步党人士顶替，可惜不管用，国民党议员特别多，杀了四个，他们还是占半数。
后来国会在修宪的过程中，尽力扩大国会权力，限制总统权力。这事袁世凯哪能受得了？
你们通过法律的手段跟我玩，老袁承认玩你们不过，不接这招。袁世凯最擅长的招数是权谋和武力。袁世凯立即给各级军政长官下了指示，他们纷纷要求解散国民党，修改宪法。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道理袁世凯懂，大家都要求解散国民党，说明解散国民党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于是，袁世凯发布总统令，要求解散国民党，收缴他们的证书和徽章。这样一来，国会等于瘫痪了。又过了几个月，袁世凯发布了另一道总统令，宣布解散国会——老袁这招做得有点激进，不可取，这等于是公然把独裁的面目给天下人看。
国会解散之后，袁世凯成立了政治会议，会议里面全是他的心腹。换句话说，中国式国会诞生了。接下来，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都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自己设想的机构。这些机构当然只是名义上的，整个政府机构里，袁大头一人说了算。
至此，袁世凯演变成一个大独裁者。
这种独裁不仅是终身的，甚至有世袭的倾向。修改后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无限期连任（当然实际上是有限期的，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并且，总统的接班人由总统推荐。
这些措施表明，袁世凯在独裁的路上连头也没回，正是不回头地往前走。
现在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是不是腐败不知道，但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专断肯定是真的。事已至此，袁世凯哪里像个总统，人们觉得他越来越像曹孟德了，包括袁世凯的许多幕僚都是这么认为。
没多久，隆裕太后出人意料地死亡，中国人都是同情弱者的，隆裕之死让人心酸，许多人甚至开始怀念前清。袁世凯披麻戴孝，宣布举国哀悼。
棘手的日本
日本人见识过袁世凯的手段，袁世凯也见识过日本人的厉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中国提出了21条霸王条款。德国由于卷入一战中，无暇顾及在中国的利益，日本便想趁机敲诈。
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中国山东胶州的租借地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德国不同意，日本就派军进入山东。德国正在战场上打得火热，哪有心思管中国。
袁世凯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抗议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用的。日本违反外交常规，秘密地给袁世凯一份解决方案，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条条都是霸王条款，每一条都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就好像在说，我现在是砧板，你是鱼肉，你看着办吧！
条约中甚至将满洲、山东、蒙古划到日本的势力范围，袁世凯收到这个条约，眼睛也睁得老大，他仿佛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有这么霸道的国家。
霸道归霸道，但袁世凯很清楚，论武力中国绝对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所以火拼是不理智的，也是愚蠢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通过外交来解决。
袁世凯有一个日本顾问，叫有贺长雄，这个人虽然是日本人，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道理还是懂的，他充分发挥日本人的敬业精神，打探出这个条约背后的一些秘密。这人如果按中国的思维习惯，应该算个“日奸”了。
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所谓的“二十一条”只是日本首相为了邀功私自提出的，并没有得到日本天皇和元老的同意。袁世凯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情才稍稍稳定下来。
袁世凯首先把这个消息大白于天下，一夜之间，各国列强和新闻媒体都知道了。当各国大使向日本询问消息的真实性的时候，日本人猝不及防，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说日本人提出的条约不是这样的。
说实话，这种无耻的条约连日本人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日本人可以不好意思承认，但这绝不代表他们会放弃在华的利益。
袁世凯清楚，这事情不可能会不了了之，幸好他以前收买过日本一些怀才不遇的浪人，这时候正好可以用得着他们。这些浪人们在日本怀才不遇，受到袁世凯的器重，也很卖力。
浪人们很快就刺探到元老和内阁的最新意见，发现日本目前还没有战争动员的计划。这是个好消息，袁世凯又从日本顾问那里得到消息，二十一条是日本首相私自提出的无理要求，如果首相悍然出兵，天皇很可能会驳回他的请求。袁世凯终于松了一口气。
没多久，袁世凯在日本安插的间谍回来报告，说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最新的对华提案要求，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1）日本在满洲内地杂居；（2）日本人得在满洲租地种地；（3）满洲警察局须聘用日本人为顾问。这三条中国若不答应，谈判即破裂，日本将以武力解决。
袁世凯的秘书曾叔度说：“也许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不要这么快答应他们。”
袁世凯摇摇头说：“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我和日本人交往这么多年，他们的脾气我很了解，他们性急，喜欢痛快。”
事实证明，袁世凯对日本的判断是准确的，由于摸清了日本人的底线，在谈判中他该坚持的坚持，该妥协的妥协。1915年5月9日，袁世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亲自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让手下的人都记着，将来有一天报仇雪耻。
袁世凯最终因为“二十一条”遗臭万年，历史没有给他雪耻的机会。这个条约比《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更加耻辱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经过战争就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至少是惨败后签订的。别人棍子还没打，你就下跪，难道举国骂袁世凯。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段时期袁世凯正在秘密地进行着称帝活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签订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目的有可能是换取日本对自己称帝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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