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是兵已经很久了。

    1992年父亲和一大批老兵一起摘掉了帽徽领章，彻底告别了职业军人生涯，成了一名普通得和大街上那些蹀躞而行的退休工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老百姓。父亲因此和所有他一样的老兵一起，得到军委三总部颁发的一枚勋章。那枚勋章，据说含金量极高。

    60年代末期，那时候父亲五十多岁，身强力壮，思维敏捷，刚从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学习班毕业。父亲的各科目成绩非常优秀，他为这个得意万分，他说他过去在部队里扫盲时学习成绩就特别出色，他说他就算一天书也没读过又怎么样？他说那些知识分子算个啥？不知道是弄错了还是根本就没弄错，父亲在拿到毕业证书后没有几天就接到了离职休养的命令。一个月后，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搬进了雾城重庆市一位彭姓买办留下的一座幽静的花园，从此再也没有走进过军营。

    父亲的身体很健康，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他的身体状况依然良好。

    父亲断断续续不戴领章帽徽的时间至少有十五年。十五年的时间绝对不算短。虽然父亲摘掉领章帽徽之后仍然穿着军装，那个样子却有点不伦不类。我一直认为军装的威风神气，完全是领章帽徽的功劳。如果没有了领章帽徽，那身国防绿实在呆板得很。

    父亲永远穿着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在最热的季节里，他也从不解开扣子，一任黑水白汗浸透军装。父亲也不是没有便服。70年代后期母亲为父亲做过两套中山装，买的是最好的呢料，请的是最好的裁缝，衣服做好后，我见父亲试过，样子很呆板，一点也不像父亲。好在父亲并不常穿。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穿。那两套质量不错的中山装，后来基本上成为虫子和樟脑球的战场了。

    父亲脱去了军装，已经不是兵了。但是时不时地还有是兵的叔叔伯伯到家里来看望他。他们大多来自很远的地方，匆匆地来，匆匆地走。那些年纪或大或小的兵临走时都对送出大门的我说，你的父亲，他是真正的兵。

    父亲脱去军装的那一天，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待了很久。那一天，广州军区一位少将来干休所颁发勋章。那枚勋章家里人谁也没有看到过，仿佛它在一开始就被父亲埋葬了。父亲这一生得到过许多的奖章，其中他最看重的是红星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八一勋章。这三枚勋章分别放在三只小盒里，小盒里铺着枣红色的金丝绒，许多年之后，它们已失去了新鲜的光泽。父亲一直闭口不提他最后得到的那枚勋章。母亲曾经问过这件事。母亲说：“老头，你是不是领了一块金牌？”母亲之所以这么问，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母亲在很多方面和老式的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两样，对鸡毛蒜皮的小事爱咋咋呼呼，而对严肃的话题却漫不经心，何况院子里都在传说，那枚勋章和以往的勋章不一样，是用纯金铸的，很值些钱。母亲对金子谈不上什么爱好。母亲年轻的时候热衷于工作，上了年纪以后迷上了老年迪斯科，另外还有国画。母亲的葡萄画得炉火纯青，可见在大器晚成方面齐白石并非是唯一的奇迹。对于那枚勋章，母亲只是普通的好奇罢了。

    母亲这么问，当时父亲说了一句很粗鲁的话。准确地说，那是一句骂人的话。母亲听了很生气。母亲仅仅是生气，也不能把父亲怎么样。这件事说到底本来就不关她什么事，她就是想吵架也没有理由。母亲是四十年代的中专生，40年代的中专生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吵架是要有理由的。

    父亲那一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他待在屋里一声不吭。出来吃过一顿饭，什么话也不说，也不怎么向他一向喜欢的红烧肘子伸筷子，吃过饭之后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把门咣当一声碰上。但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

    那天母亲去老年大学上课，回来晚了，回来以后就忙着做疙瘩汤。我对母亲说：“爸爸今天脱军装，咱们是不是买点菜回来，家里庆贺一下？”母亲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那是为什么？又不是逢年过节。”我想解释一下。我想说，对于父亲，今天比一百个年加起来还重要，比一千个节加起来还要重要。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在母亲看来，父亲穿什么都是一回事，除了军装洗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别的没有什么损失。至少在母亲眼里，父亲脱军装算不上什么节日。

    那天的天气差不多是一年中最好的，暖洋洋的。太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挂在那里一动不动。有点小北风，但也只能把院子里的干葡萄叶子吹到水沟里去，仅此而已。

    父亲扛枪当兵这件事不是偶然，可以说它是顺理成章的。那个年头贫瘠的鄂东大别山区成了贫困农民的天下，有好几种政治力量都派出火种手到千里大别山来煽风点火，使庄稼不景气的乡下呈现出另外一种欣欣向荣的朝气。

    父亲那时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多半是为了聚众的习性，父亲参加了少年赤卫军，为成年人的武装组织做一些打杂跑腿的事，这些事和种田无关，带有一些打破常规的刺激，因此让父亲喜欢。父亲那个时候没有参加白枪会、红枪会、保安团或者别的什么组织同样是必然，因为父亲的大哥是“苏维埃政权”的村主席，父亲少小年纪，自然不会也不敢和自己的大哥对着干。

    父亲在赤卫队里站岗放哨送信只是业余的，更多的时候父亲是在为一个比较富裕的远房亲戚喂牛，另外在农忙时节还得为主人打短工，年薪一石糙米。父亲喂两头牛，他承认那个活并不重，喂两头牛而且能挣得一石糙米使得父亲在家中有一种不吃白饭的自信和自得。

    促使父亲最终成为造反者的原因并非是赤贫，而是自尊心。那个富裕的远房亲戚对雇工们十分祥和，冬天的时候他们一块儿蹲在太阳下笑眯眯地抽着旱烟袋说话，说女人的邪话，吃吃地笑，那幅情景是很让人心暖的。那个富裕的远房亲戚和雇工们一起干活，而且他总是抢重活干。富裕的远房亲戚生了四个儿子，全都能干牛马活，又和人合开了一爿粉房，生产白而细的绿豆粉丝，这才是他致富的原因。对于这种原因没有人会觉得不应该。

    那一年的阳光十分充足，十几把锋快的镰刀昼夜不歇地刈麦也没能抵挡住见天熟透的谷粒一片片地洒落在泥里。主人十分焦急，赶着一家老小和十几个雇工没日没夜地忙活在地里。人们疯了似的用钢镰割倒稻秸，把它们东一堆西一堆扛进晒坝。那些天晒坝里黄尘滚滚，灰蒙蒙不见天日。人们大颗大颗淌着汗水，不停地咳嗽，朝粮食堆里吐痰，并且把粮食粒儿扬到天上，再装进布袋里。主人站在地垅边大声地吆喝着：“伙计们，尽力割呀！今晚有烧酒蒸肉犒劳！”主人说话算话，当晚果然就有烧酒蒸肉端上饭桌来。醇香的烧酒里掺了不少水，喝起来甜丝丝的，像浸泡过麦芽，让人止不住地一边喝一边打喷嚏。雇工们都说酒是好酒。酒是好酒，可是主人却不该让大伙儿吃蒸肉。不是大伙儿不想吃，相反的，大家非常想吃，简直想吃极了。并不是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到蒸肉的，也不是每一家都可以端出蒸肉这道菜的。但是主人确实不该把那样的蒸肉端出来给雇工们吃。蒸肉一块块足有四指厚的膘，白花花颤巍巍卧在喷香的霉干菜上，让喝酒的人眼珠子一个个几乎掉了出来。雇工们整齐地咳起嗽来，把嘴里的烧酒喷得像下雨一样。主人热情地说：“吃吧，快吃吧。”大伙儿就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慌乱中好几双筷子在空中碰到一起，弄得吱哩咔嚓一阵乱响。主人的两个儿媳妇在一旁看了，躲到一旁嗤嗤地笑。父亲在忙乱之中挟到了一筷子干巴巴的霉干菜，这使他十分沮丧。父亲的第二筷子准确多了。父亲当时想，他的速度比大人们慢了一拍，等到他吃完第一块肉，别人就该吃第二块肉了。这个念头让父亲显得灰心失望。可是父亲并没有在吃第二块肉的时候赶上大家。父亲并没有吃第二块肉。父亲连第一块肉也没能吃下。并非父亲一个人，所有的雇工都没能对付了他们挟进自己嘴里的那块肉。那碗样子十分诱人的蒸肉根本就没有蒸熟，它只不过是被主人象征性地放进蒸笼里蒸了一下，完全还是生猪肉。主人笑眯眯地站在一旁招呼说：“吃呀，怎么不吃了？都愣着做什么，都吃。这足足一碗肉，够你们撑的。”雇工中打头的脸上带着尴尬的笑，代表大家对主人说：“七爹，不是我们不吃。我们想吃。我们想吃但没法吃。肉没烂呢。”主人听了很生气。主人说：“这是什么话？你这是什么话？肉当然没有烂。肉当然不能烂。肉怎么能烂呢？要烂了，你们这些馋鬼，你们寻思一下也是不会的，叼住就滑溜进肚里了，哪里会知道肉是什么味道呢？”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那块嚼不烂的生猪肉是促使他造反的原因，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测。1932年秋天被还乡团通缉追杀的不只是我父亲一家人，还有不少人的名字在名单上。这些名单中间的有一些人并没有逃走，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躲上几天，到来年开春的时候陆陆续续地回去了。他们中间有些人至今还好好的活着。父亲跑出家去参加红军，肯定有着类似自尊心受到了强烈伤害的原因。事过五十年之后，我随父亲回到顺河老家，父亲带着我去拜访过一位老人。老人是我家一位亲戚，论辈分我该叫七爷。七爷的绰号叫“地主”，因为他在五十多年前曾经当过红四军经营处的军需主任，管过整箩整箩的银洋和烟土，大家就这么叫他。1932年秋天七爷随撤退的队伍走出了几百里地，他放心不下将要临产的妻子，心里惦念着妻子给他生儿子还是生丫头，又跑了回来。七爷并没有被杀死，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种地过日子，一过就是五十年。我随父亲去看七爷的时候七爷正蹲在屋檐下挖鼻屎，涎水长线似的糊了一身。一个五十岁左右猥琐的汉子抱着一只鸡婆在捉鸡虱子，看见我们走来就傻乎乎地冲我们笑。我想他大概就是七爷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宝贝儿子吧。

    在我们那个家族中，父亲是加入闹红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他只是看到他的两个哥哥，几个叔伯堂兄和他的七叔都这么忙碌着，他们在腰里扎着子弹袋的样子十分威武。父亲作为一个正在长大的男人是十分羡慕这份威武的。

    我的大伯是东冲村的村苏维埃主席，三次反围剿的时候带着村赤卫队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红军营长。我的二伯是麻城县独立团的敌工干事，专干铲奸肃反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自己也成了肃反的对象，做了自己同志的刀下之鬼。

    大伯随着红四军撤离了鄂豫皖苏区，同时离家出走的还有那几位堂伯堂叔。二伯的独立团此时正急急地躲进杨真山中，他们日后几乎再也没有从大山里出来。乘顺区满是穿着狗屎黄军装的皖系十七师的兵，还有头上缠着红布条的河南光山杨大山的三枪会会众。十七师的兵和三枪会的人在进入乘顺的当天就大开杀戒，到次年开春时整个乘顺地区有十几万人被杀掉。被杀掉的人有时候没有人收尸，就被抛入举水河中喂了鱼，有人亲眼看见举水河中跃出足有小牛犊大的鱼来，那是鱼儿吃人吃出来的结果。

    一位亲戚从镇上看女儿回到村里，带回了对东冲村三十八名“红匪”通缉的消息，我的大伯是头一个，二伯和父亲都在其中，悬赏的价码足以让任何一个种田人动心。父亲当天夜里离开了家乡，想投奔他的大哥。他第八天在河南境内追上了红四军，成为军部手枪队的一名战士。父亲却最终没有见到他的大哥，1933年3月，在巴中保卫战中，大伯奉命带一个营驰援，死在战场上了。

    父亲也没有再见到我的爷爷。1950年当父亲怀里揣着一沓银元坐着一只小船渡过举水河踏上家乡的小路时，我爷爷的坟头已经开过一茬白色的苦艾花了。

    父亲的倔犟脾气使我们一家人都吃尽了苦头，尤其是他褊狭的恋乡情结，几乎毁了我的整个前途。

    父亲在他休息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开始念叨他的“归去来兮”经。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放弃过重新工作的期望。他一直以为那一纸休息的命令只是暂时的，他还有复出的希望。他就那么等待着，苦苦而又痴心不改地等待着。他等那份根本没有出现的命令等了整整十五年。父亲在重新工作无望后决定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想要回到他的麻城老家去，做农民或者做“寓公”。这个念头十分强大地统治了我们家十年，直到父亲的预谋得以实现。

    父亲在休息之前一直做军事指挥员，没有搞过政工，虽然在1945年国共和谈破裂以后父亲曾在极短的时间里当过几天参谋长，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懂得谋略。父亲的谋略才能是在他休息之后才被挖掘出来的。他那时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总结自己，同时也有大量未曾释放的欲念需要疏导，这就促使父亲由一位勇士痛苦地变成了一位智者。

    父亲当然并不仅仅是自己回家乡，他还要把全家都弄回老家去。父亲甚至希望他的孩子中有一个能和他一道回到老家那根本就不怎么长草的土地上去种庄稼。在我的其他几位兄弟姊妹都当了兵之后，父亲把希望的目光对准了我。我在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知识青年这件事使父亲的希望有了实现的可能。父亲怂恿我回老家当知青。父亲说：“当农民哪儿不能当？你守在四川这个穷地方干什么？”我说：“四川怎么是穷地方，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不屑地反驳我说：“天府在哪儿？之国在哪儿？你拿出来我看看。连个鱼也吃不上，还什么天府之国！回家乡去，家乡的鱼吃得你哭！”父亲这么说，他不但说，还付诸于考察，为此他专门带着我回了一趟麻城。

    我发现一踏上回家乡的路，父亲的忧郁心情就一扫而光。小船载着我们渡过举水河的时候，父亲敞开大衣双手叉腰昂首挺胸站在船头上。他心情极好地指点着告诉我，他在哪个沙丘上偷吃过四婶地里种的花生，被爷爷打过屁股；他在哪个深潭里摸过鱼虾，差点没淹死。父亲敞开肺腑大口地呼吸着河面上腥潮的空气。父亲快乐地说：“妈的，这儿一点也没变，还是老样子。”父亲眨巴眨巴眼睛小声对我说：“小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你饱饱地吃一顿鲜鱼。不是一条鱼是一顿吃它几十条。”父亲从称呼他“三爹”的摇船后生的鱼篓中拎出一大挂鱼，对小伙子说：“剖干净，洗一洗，回头给我送去。”我看着那些一寸来长的柳条鱼，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父亲他实在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

    在爷爷留下的那栋干打垒小院外面，父亲被一个小石子绊了一下，差一点跌倒。父亲把他的皮大衣往我怀里一塞，跌跌撞撞往里走，一边大声叫道：“嫂子！嫂子！我回来了！”我的瞎了一双老眼的大婶战战兢兢地扶着门框走出，什么也看不见地说：“是三毛？是三毛吗？三毛你回来了？”父亲冲进院子，抢前一步挽住了大婶，父亲就在二月的阳光下，在老邓家遍地麦秸和鸡屎的老宅的屋檐下，扑通一声给大婶跪下了。大婶说：“三毛快起来，三毛你快起来。”父亲说：“不！”父亲他眼眶里涌满了泪水。父亲他就这么跪着，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我被那个场面给镇住了。热血一股股地往我脸上涌。我的父亲一生硬骨，他打了数百次仗，负过多次伤，至今他的颅顶还残留着一粒黄豆大的弹片，腿肚子里还有一粒子弹。1934年万源保卫战中，父亲中了三发子弹，三次被打倒在地，三次都爬了起来，血人似的在火海中跌撞冲杀，成为红四军中传颂一时的美谈。我的父亲他从来没对人说过软话，他直到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大跨步地走路，腰板挺得笔直。

    大婶是大伯离开家乡前娶进门的。大婶那年十七岁，是东冲村最俊气的妹子。大伯离开家乡的时候并不知道大婶已经有了身孕。在这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大婶始终盼望着大伯有一天能回到家里来看一眼他的骨肉。在邓氏家族三个虎背熊腰的年轻后生亡命他乡之后，一个十七岁的小媳妇就脱下红色的新嫁衣，一声不响地走出她的新房，默默地操持起一家老小的苦日子。这个十七岁的小媳妇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劳作，地里的活屋里的活全靠她一个人。她有的时候累得晕倒在地里，但她从来不对自己的公婆说。她毫无怨言地为邓家养小送老，把大伯的父母一个个安葬了，又把大伯的儿子一口口喂大了，然后为他娶来了媳妇，再安静地守在哔剥作响的油灯前，等待儿媳妇生产下大伯的孙子。这个当年十七岁的小媳妇偶尔也在黄昏的时候悄悄独自到村头的河边去等着，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默默遥望着通往北边的那条大道。大伯当年就是沿着那条大道离开家乡的，他并不知道他的十七岁的女人在日后无数的黄昏来临时用怎样美丽而忧伤的目光期待着他的归来。她就那么地把一双眼睛一天天地盼瞎了。但是大伯始终没有回来，连他的遗骨也葬在不知晓的异乡了。

    父亲说，你的大婶她是咱们老邓家的功臣。

    回到邓家老宅使父亲一直压抑着的情感得以释放。在许多场合，父亲都表现得像一个孩子。父亲在长久地给大婶下跪过后站起来，对站在院子里怯怯地望着他的侄儿媳妇大声说：“明珍，给我杀鸡！给我杀最肥的鸡！”我的堂嫂那年五十多岁了，看起来，她比我的母亲还要显老。我的堂嫂恐慌地看着父亲的目光在搜寻着院子里那几只茫然无知的鸡婆，连忙小声说：“都是生蛋的鸡呢。”父亲说：“吃就吃生蛋的鸡，不生蛋的鸡谁吃？”父亲说完顽皮地看着大婶笑，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很同情堂嫂，在父亲去爷爷奶奶坟地的时候，我给了堂嫂五块钱，让她去别家买两只鸡来。但这种阴谋没有得逞。父亲在喝过第一勺滚烫的鸡汤之后狐疑地皱了皱眉头，抬起眼盯着堂嫂说：“味道不对。这不是老邓家的鸡！”堂嫂吓得满脸惊恐，差一点打翻了汤碗。以后有好几天，堂嫂都躲着父亲，她一看见父亲就忍不住要全身发抖。

    父亲回到家乡后一共办了三件事。头一件是给爷爷奶奶上坟。父亲去上坟，没有带我去。这是一件至今仍然令我疑惑不解的事。无论于情于理，我从千里之外回到祖籍，我是邓家的一个子孙，说什么都该去给祖宗烧炷香，磕个头的。可是父亲却不叫我去。父亲换下了军装，带着一把长柄锄，他在走出大门的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父亲在二月的阳光下给我的大婶下跪，他在他这一生中只给这么一个女人下过跪，这个意义当然是非同寻常的。他是在替爷爷奶奶，替他的大哥，替他的二哥，替老邓家所有的男人下跪。父亲在邓家的老宅满是麦秸和鸡屎的屋檐下倾金山倒玉柱扑通一声跪下去，无论是祖坟里还是异乡别土里的邓氏亡魂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此安宁。父亲走出院子，独自一人去了祖坟，在那里整整待了一天。父亲在那里做了一些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不相信父亲在爷爷奶奶坟前只是做一些拔草培土的事情。这不是他。我总觉得。父亲和邓家祖坟之间，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秘密被隐藏着，而那些秘密，父亲是打算恪守到最后的，甚至连他曾一度信赖且寄托过重望的我，他也不打算告诉。

    父亲回到家乡做的第二件事是召集了邓氏家族中最亲近的人开了一个会。会是在夜里开的，这样就显得有点神秘。父亲要我来主持这个家族会议。这是父亲带我回乡阴谋中的主体部分。父亲对邓家的颓败和自甘堕落十分痛心，他处心积虑地要让邓家的威风重新得到发扬。他固执地认为，一切的不尽人意都是由于邓家人缺乏一个有胆有识并且有文化的组织者。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最佳人选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我。父亲的阴谋在他强大和刚愎自负的自我中一步步得以实现。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偶然场合中我得知父亲准备在家乡为我找一个身体结实的媳妇，让我因为有了那个身体结实的女人而在家乡死心塌地安家落户，那么他的一整套计划早就实现了。父亲差一点毁了我。他让我回到家乡来组织和发动那些一点也不争气的邓家的农民们。他斩钉截铁地说：“农民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农民什么也不是，他就是农民。”按照父亲的战略意图，我的文化知识和无牵无挂足以造成一种新的势力，它能为愚昧、自私自利并且目光短浅的邓家人提供一个新的家族核心。这很像几十年前发生在家乡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它是需要有狂热想法的人来充当火种手的。父亲肯定地认为，如果不出差错，他的二儿子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夺取大队支部书记或者大队长的位置，如果这样，拿他的话来说：“邓家人就有救了。”

    父亲回乡时满怀着再度闹革命的强烈念头，他甚至为新一代造反者们带去了他们的领袖。父亲正是怀着这样的复杂心情大声叱骂他的那些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父亲血压升高，心跳加剧，有一个时候他差一点因为激动倒了下去。而我的那些堂叔堂兄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父亲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都吸光。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去听父亲骂了一些什么，他们也不管父亲他为什么要骂，他们只不过是喜欢集体坐在那里罢了，但即使这样，因为有了“红牡丹”牌香烟，他们是很喜欢听父亲训话的。

    父亲干的第三件事最具有传奇色彩，它让我再度看到了父亲身上被岁月尘土掩埋了很久的光辉，令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我吃惊地发现，父亲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全部良好素质并没有消磨掉，它们只不过是在悄悄地潜伏着，等待着一切可能充分发挥的机会。

    一百吨日本尿素在运往管理区的途中被一大群手执扁担打杵的东冲村人劫住了。司机从驾驶台里钻出来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听他的，东冲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举着扁担挑着箩筐没命地往前拥，从车上拖下成袋的化肥再把它们运走。在整个事件中指挥者只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老区永远是贫困潦倒的，否则革命的火种就无法最早在老区燃烧起来。老区在老区人成为理论上的主人之后仍然顽固地保持着它的贫困潦倒，贞洁似的守护着这一份荣誉。老区对于源源不断地送到的各种救济物资采取了一种心安理得的接纳方式。整整两代人，几十万人的生命轰然倒下，把它们烧成灰，撒进土地里，土地也是可以变得肥沃起来。但这并不是父亲指挥那次抢劫化肥车的理论依据。父亲没有理论，他只有几十年屡试不爽的经验，那就是革命靠自觉。父亲从心底深处痛恨家乡人那种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逆来顺受和心平气和。打仗死掉了几十万人，难道造反的骨气也死掉了吗？既然管理区的那些土皇帝们不把化肥指标分给东冲村，那就抢嘛！

    几百名脸上涂了锅底黑的农民突然之间出现在公路两旁，令司机和押送化肥的管理区技术员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打死也不会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着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揭竿而起拦路行剪的暴民行为。父亲完全像指挥一场战斗一样向大队干部布置了这场“化肥劫案”。一辆牛车歪倒在公路当中，赶牛车的小伙子躺在车上呼呼大睡，长长一溜化肥车只能停在公路上。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疯了似的农民一拥而上，身手矫健地攀上汽车，踢死猪娃似的往车下踢化肥袋。车下的人则配合默契，肩扛箩挑，迅速将战利品运下公路，顺着羊肠子一般的田埂消失掉。空气中弥漫着浓烈刺鼻的尿素味，同时弥漫的还有老区久违了的同仇敌忾精神。司机如果对历史稍微有点兴趣，他就会发现，这个场面和五十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众多事件有着十分相似的共同之处；他还会领悟一个道理，农民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遗憾的是司机根本没能领悟这一点，除了节油标兵之外，他在哪一方面都表现平平，他只会一个劲地在那里喊：“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理会他，人们全都处在一种极端的兴奋和突然产生的责任感中，唯恐做了群众运动的落后分子。司机并不知道，此刻，在远离公路几百米外的一个高地上，一个指挥过数百场战斗的职业军人正披着一袭英国呢大衣冷静地注视着一切。当两辆八吨装的卡车被卸运一空之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场战斗应该结束了。

    父亲这一辈子杀人无数。

    在具有远距离杀伤能力的火器替代了刀矛弓箭的捉对厮杀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之后，父亲说不清自己到底杀死过多少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父亲从来不对我们提起有关战争的事，虽然这个话题对我们做孩子的十分具有诱惑，但他从来不说。在重庆的那座彭姓买办留下的花园式林园里，我的一个小伙伴总是向我炫耀他的父亲。他得意扬扬地说：“我爸杀过人”。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被阳光照耀着，灿烂夺目，是那种标准的骄傲的样子。从小学到中学，这份不曾拥有的荣誉一直刻骨铭心地纠缠着我，使我在许多梦中游弋在尸骨成堆血流成河的战场上，灵魂不得安宁。直到日后我长大成人，从另外的渠道知道了父亲保守那个秘密的原因，我才原谅了父亲。

    父亲在成为一名职业军人的时候肯定知道自己这一生会杀人的，这毫无疑问。但是父亲绝对没有想到，他渴望要杀掉的第一个人却是他自己的同志。

    父亲想要杀掉的那个人是手枪队副队长，云南人，名字叫向高。向高在朱培元手下当过连长，性格乖张暴烈，对手下的兵轻则训骂，重则拳打脚踢，手枪队的兵几乎全被他收拾过。我的父亲在向高手下当兵实在是倒了大霉，从河南到通南巴行军途中，父亲至少挨过向高三次揍。有一次父亲牵着的一匹骡子掉进峡谷里了，向高把父亲吊在树上用擦枪条猛抽，抽得父亲皮开肉绽，好几天屁股不敢沾马鞍。父亲那天就暗下发誓，说什么也要杀掉向高。

    杀掉向高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黑枪。

    战斗发生的时候，战场上一片混乱。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地带和骑兵厮杀是最令人心怵的，那些圆臀细腿的骏马驮着它们剽悍的主人风驰电掣地朝着草地上洒豆儿似散开的步兵扑去，而那些步兵真是可怜之极，他们经过了路途漫长的逃亡和被围剿，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提心吊胆。在没有遭受袭击的时候，他们像断断续续被风吹皱的一条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移动，谁也不说话，从日头出来一直移动到月儿升起，除了荒凉的风吹动茅草的声音，头顶飞过的雁阵偶尔抛落的鸣叫声和千万双脚杂乱踢踏起泥水的声音，这支队伍移动得毫无生气。马队一来，队伍立刻炸了，在经过短促的抵抗之后，便抛下辎重毫无目标地四下逃命。在一览无余毫无屏障的草原上，无论他们是勇敢地迎着马队冲上去还是撒丫子逃开都丝毫没有意义，因为凭着四条疾速的马腿，那些在草原上长大的勇猛的武装土著会轻而易举地抵近他们，用得心应手的柳叶刀从正面或者背后劈倒他们，让他们这些异乡人的鲜血浇灌无人照料的野花野草。

    父亲在最初的惊慌过去之后变得兴奋起来。父亲意识到，他杀掉向高的机会来到了。父亲下意识地逃出几步之后站住了，他紧握着他那支奥地利生产的五连珠马枪，根本不管他那几个部下，而是回过头去，在四下溃散的人群中寻找他的目标，寻找向高。枪声在草原上空此起彼落，刀光血影交织成一幅杂乱的画面，不时有人被击中或是被砍倒，发出瘆人的惨叫声，一些失去了骑手的马在人群中四下乱窜，将人撞倒在地再踏成肉泥。父亲躲避着那些马。他的运气不好，在毫无秩序的战场上，他根本无法找到他的仇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向高在什么地方。要做到这一切，父亲必须花很大的工夫。战场上，尤其是短兵相接的白刃之地，敏捷的反应是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最好武器。要做到敏捷，你的思维中只能保留两个概念，敌人或友人。而父亲在这一点上恰恰不是这样，他的思维十分混乱——自己人——敌人——仇人——向高，这种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意识妨碍了他，使他在一片混乱之中跌跌撞撞，完全弄不清方向。实际上，直到他被一柄染足了大草原黄昏时娇艳的晚霞的柳叶刀劈倒时，他也没能找到他的仇人向高。

    那匹雪青马朝这边奔来。马背上瘦骨嶙峋的青脸汉子受到了父亲高大个子的刺激。青脸汉子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场血腥的追逐中，居然还有一位个头高高的少年敌人会迎着马队奔跑，这实在是有些与众不同。青脸汉子受不了这个，他放弃了原先追杀的目标，一提马嚼口，转身朝父亲扑去。那匹英俊的雪青马久经沙场，训练有素，它在迅速追上父亲之后并没有用四只有力的铁蹄踏倒他，而是灵巧地往斜里一晃，把杀戮的快乐留给了它的主人。杀伐的整个过程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事情不知在哪个节骨眼上出了点差错，总之，事件的结果并不像推理那么令人满意。按照草原骑手的追杀方式，杀手本应该在超越猎物的那一瞬间回手一刀，从猎物的前颈下手，割掉猎物的头颅。这样干有如下两个好处，第一是能够在结果对手性命的同时看清对手的相貌，做一个明白的胜利者；第二是证明这是一次面对面正大光明的厮杀，以证明追杀者的节气。可是这位青脸汉子在最后的时刻突然有点惊慌失措了。他被父亲的那种不顾一切在人群中寻找的盲目和自我弄得有些慌了神。他的长长的柳叶刀提前地举了起来，劈了出去，锋如纸薄的刀刃不是劈在对手的脖颈上，而是砍在了对手的后背上。

    父亲跌倒下去，跌得很重，身上的干粮袋和一块臭烘烘的羊毛毡子被刀砍成两节，散落到地上。血从父亲背上笔直地迸溅而出，因为有羊毛背心的阻止，血在极大的冲力下被粉碎成无数的血雾，肮脏的蜷曲的羊毛立刻被血水染成了粉红色，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暖意。那一刀造成的伤口至少有两尺长，从父亲的肩头一直延伸到臀部。父亲倒下去的时候，被刀砍开的军装在他身后像两面壮烈的旗帜飘扬开来，跌落在草地上。

    青脸汉子在冲出几丈远之后勒住了雪青马的缰口。他回过头来看着倒下去的那个无畏的少年。青脸汉子迟疑一下，同时略显惭愧地咧了咧厚厚的嘴唇。青脸汉子知道自己这次干得并不光明，甚至有些丢脸了。但是仍在草地上挣扎着爬动的父亲使他保持住了最初的热情。青脸汉子回过头来看了看，四下里没有谁注意到他刚才不光彩的行为，大家都在忙着，各有目标。青脸汉子低声地骂了一声，策过马头，轻轻一搁马肚子，重新朝父亲冲来。青脸汉子根本不知道，一个名叫向高的敌人此刻正在朝着这边奔来，并且在奔跑之中举起了他的手枪。青脸汉子在重新接近父亲的时候感到自己的坐骑出了什么问题。云南人向高的枪法极准，头一枪就射中了雪青马的头，将马儿漂亮的头颅击得粉碎。雪青马在继续跑出几步后猝然倒下，将主人重重地摔在草地上。没等青脸汉子爬起来，向高的第二枪就射进了他的胸膛。

    父亲背上的伤口好得很快。从马唐到康克喇嘛寺的第五站，父亲已经强撑着从马背上爬下来，硬着一双腿摇摇晃晃地跟在部队后面行走了。十几岁的父亲生命力十分旺盛，轻易是不会死去的。但是父亲心里肯定还是有了一道别人无从知道的伤口，它在那里很长时间都无法愈合。向高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一开始会躲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会那么巧地在最后一刻出现，救了想杀死他的父亲？向高在枪声稀落的草原上把父亲从尸首堆中背了下来，父亲那时一直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当他稍微清醒一点之后，他甚至企图去夺向高手中的枪，被向高一巴掌打倒在地。向高救了父亲，也救了他自己，这件事情过去之后，父亲心里一定为着再也不能杀死向高而终身遗憾了。

    父亲被解除军职之后，开始大量地开荒种地。

    我们住的那座彭家花园很大，但地都不曾荒芜，全都种满了花草果木。父亲走向花园，他把那些美丽的花草都挖掉了，将带着根茎的泥土深深地翻过来，改种粮食，还有白菜萝卜。父亲整天都在地里忙碌着，固执地把花园改变成农庄的样子。他并不关心那些粮食和蔬菜生长在这样的花园里合不合适，生长出来派什么用场。粮食的生长和成熟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一个过程，他要的只是自己永不终结的行动。有时候我觉得父亲不可思议，他是个行为的强者，却从来不善于思维。

    那些粮食和蔬菜生长出来的时候，如果下过一场透雨，样子是非常好看的，在大城市里，居然生长着这么大一片绿色和黄色的庄稼，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少年的我和弟弟在放学回家之后，便在这片奇迹的天地里跑来跑去，追逐蝴蝶或者蜻蜓，追得满头大汗脸蛋通红。父亲远远地挑着一担肥料过来，父亲放下担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和弟弟在奇迹里奔跑，他的目光里常常有一种我们无法读懂的内容。

    除了种地，父亲还喂鸭子。彭家花园有两个大池塘，池塘里有鱼，还有荷花。鸭子们成群结队地在荷花中游来游去，那真是一幅动人的田园风光图。父亲喂鸭子同样不考虑目的。他只是喂，只是要在风景美妙的花园里寻找一些事情来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可以喂牛或者是羊，把自己变成牛倌或者是羊倌。

    当然，父亲并不是从来不考虑目的的。我的一个叔伯侄儿，我父亲的一个侄孙有一年进城来向父亲讨救济，父亲就有目的地建议过他喂鸭子。

    老区过去很穷，因为穷，人们才无所顾忌地起来闹红，闹得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但是老区在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仍然很穷。老区人当然不会再起来闹红了，因为在新的朝廷里，上上下下有不少老区的子弟在做着官，他们不能造自己子弟的反。但是他们有别的办法，最常用的，就是进城（省城或者京城）找自己的子弟讨救济。老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成为国家的五保户，吃着国家粮库调拨的粮食，穿着国家军队支援的衣服，花着国家银行提供的钞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区应该算作“共产主义”的试验之地。

    1977年我的家乡大旱，连续一百多天没下过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全被日头烤成了赤色。县里的父母官对省里拨下的救灾款数目不满意，便直接去京城找一位在军队掌握实权的将军。将军在他宽大的会客厅里请县里的父母官吃水蜜桃。将军关心地了解家乡的民情。将军听完县里父母官的汇报，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将军说，政府管不了军队管。将军当下就拨电话。将军哽咽着喉咙对着话筒说：老百姓活成这个样子，那是我们的罪过！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保住老区土地上的庄稼！县里的父母官听着这话，扑通一声就给将军跪下了。将军见状，丢下电话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将军热泪纵横地说，你们快起来，要跪该我跪，我给家乡父老跪下！

    那年旱季，大量的军队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到老区，军队从百里之外挖通长江引来水源，几千台大功率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工作。那一年，老区的庄稼终于获得了大丰收。后来县里的一位宣传干部背地里对我说，抗灾用去的款项，是粮食收获的几十倍。我为他不懂得怎样去算老区这笔账而遗憾。我只是委婉地对他说，老区已经学会了怎样对付他们的困境，他们甚至在省城和京城建起了相当气派的办事处来应付这一切，这难道不能算是一种进步？

    父亲给了他的侄孙一笔钱，让他回家去喂鸭子。父亲详细地算了一笔账。按照父亲的算法，这笔钱加上侄孙两年的汗水，足可以使侄孙一家过上宽裕的日子。但是父亲的侄孙没过多久又写信来讨救济。信上说鸭子倒是喂了，也长得很活泼，特别是它们嬉水的时候，那个样子真是可爱极了。但是鸭子们没有一直活泼下去，也没有一直可爱下去，它们在池塘里嬉水的时候全都被人药死了。侄孙说他打算喂种猪，他不会被灾难所吓倒。侄孙解释说种猪是圈着喂的，不像鸭子，需要在公共场所活动，不会被药死。父亲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父亲特别感动的是侄孙不被灾难吓倒的决心。于是父亲又给他的侄孙寄去了一笔钱。父亲在随后寄去的信中叮嘱侄孙多去管理区向技术员讨教，学习科学养猪的方法。父亲守着晨露把那封厚厚实实的信交给了邮递员。实际上这不是父亲写给他侄孙的最后一封信，在那以后他还写过好几封信，信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他的那个不成气候的侄孙不断地写信来，诉苦说种猪得了瘟疾，打算盘豆腐房，又写信说豆腐卖不出去，准备改办榨房，接下去是榨房收进了一大批霉料，全亏进去了，想想还是不如开小卖店稳妥，父亲侄孙的理由是，就算小卖店一样东西也卖不出去，东西还是自己的，吃用不到别人头上去。

    父亲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遥控他的侄孙或者别的有求于他的亲戚摆脱贫困。父亲在这方面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不管怎样的困难都无法动摇他。我十分佩服我的那些亲戚们，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善于写信，他们在信上写一些人和事的名字，问父亲还记不记得这些人和事？他们在信上潦草而又言简意赅地写道：“三爹（或三爷），此信无它，只是家中困难，”然后他们就“敬祝三爹（或者三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们源源不断地写来那些贴着八分钱脏兮兮邮票的信，用它们来瞄准我的父亲。老实说，它们的成功率通常都比较高，基本上都命中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在父亲赋闲之后企图慢慢控制他的经济支出，她对那些“此信无它”的乡下来信充满了厌倦，但是母亲无论怎样做，都不能使父亲屈服。父亲对母亲说：“别的钱你可以拿走，但是我的残废金你得给我留下。”这个要求不管用怎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合理的。于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的残废金就月月不断地汇往了家乡，变成了被药死的鸭子瘟死的猪卖不出去的豆腐或者别的什么。

    父亲当然并不仅仅满足于遥控，他有的时候还会亲自出马，去为家乡弄些电线柴油之类的东西。父亲在这种时候通常总能表现出他的果断和机智，他想向人们证明，作为一名军人，他并不曾衰老，他仍然具有所向披靡的战斗力。

    有一次，父亲带我回家乡。一进县城，父亲就让车子驶进农机厂。父亲和一脸麻子的厂长十分熟稔。父亲一下车就对麻厂长说，麻子，你又偷懒了吧，怎么最近在报纸电台上见不到你的消息了？麻厂长委屈地说，我怎么会偷懒，我累得十盆血都吐掉了七盆，我恨不得累死。父亲漫不经心地说，你没偷懒，你就拿成绩给我看。麻厂长急得一脸通红，说，我当然有成绩，我当然拿给你看，你以为我拿不出来？麻厂长说着就带我们走进大门落锁的仓库，领我们看一辆辆崭新的手扶拖拉机。麻厂长得意地说，怎么样，这算不算成绩？省报刚发了文章表扬我，满世界都知道了，怎么就你不知道？父亲点点头，慢腾腾说，谁说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来找你麻子。麻厂长明白上当了，说，三爹你饶我，这些都是要交任务的。父亲说，我是想饶你，可我们村不饶你。我们村只要三台，多一台不要。麻厂长说，三爹我都是有计划的，我要完不成计划，县里要罢我的官。父亲硬心肠说，我不管你的计划，我不管你罢不罢官，我只认你这个财主。你是财主，我就打你的土豪分你的田地，不打你打谁去？麻厂长哈哈笑道，三爹真有你的，三爹我就答应了，就给你三台，不过现在不行，得等一段时间。父亲也哈哈笑，说，行，等多久都行，我就在你家住下了，什么时候给我拖拉机，我什么时候走人。我也好侍候，每顿四个凉盘四个热菜，外加半斤五粮液，麻子这不难为你吧？

    我们并没有住在麻厂长家，我们当天就拿到了三台拖拉机。

    父亲在赋闲之后自己喂鸭子当然不是出于摆脱贫困的考虑。父亲种地也好，喂鸭子也好，所收所获很少进入我们家的菜盘子。父亲总是把蔬菜和鸭蛋一担担地送到邻近的幼儿园，让孩子和老师们改善生活。有时候，有素不相识的人从菜地边路过，父亲也会拉住人家，热情地不由分说地将人家的篮子或衣兜装满，他做着这一切，像个得了便宜的孩子似的。我后来一直认为，父亲把花园变成农庄，是一种新的生存表现。父亲他不愿意受冷落，不愿意人们忘记他。他一直生活在一种被抛弃的痛苦和恐怖之中。

    鸭子在那一年突然受到了瘟疫的威胁。瘟疫是一只有着麻色斑点的漂亮母鸭最先兆示出来的。它先是老打瞌睡，然后在每天清晨独自躲在鸭圈中拒不外出。所有的鸭子一改往日快乐地嬉戏和闲游习性，全都待在圈里，守着它们的美人儿。它们窝在一块儿闷闷不乐，眼眶里充满泪水。母亲说这是鸭瘟。母亲说得赶快把鸭子们全都杀了。父亲便开始磨刀。

    在院子里的水磨石阶梯下，父亲将磨得锋快的菜刀往地上一丢，便吩咐我和弟弟捉鸭子。父亲杀鸭子的方式是我从不曾见过的。父亲杀鸭子的方法极其简单，每只鸭子，他只用一刀。我和弟弟满鸭圈扑腾去捉鸭子，然后交给父亲。父亲接过鸭子，用力掼在水磨地上，一脚踏住鸭头，手起刀落，将鸭头剁下。鸭子惨遭不虞，美丽的鸭头被踢到一边，水汪汪的眼睛说什么也不肯闭上，无头的丰腴的身子却艰难地撑起来，摇摇晃晃茫无目标地向花草丛中扑去，那真是一个令人震慑的场面。几十只生机盎然的鸭子在几分钟之内全部身首两异，鸭头像一枚枚奇怪的果实滚了一地，全都睁大着眼睛，没有了头颅的鸭子一只只醉汉似的在盛开着百合花和满天星的花草中走动，似乎在寻觅着什么。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腥甜味，水磨石地上，落英缤纷似的洒满了桃红色的鸭血，只是风吹来时它们一动不动，让人知道它们不真是桃花瓣。

    父亲杀掉最后一只鸭子，立起高大魁梧的身子，手里提着滴着鸭血的菜刀，刀刃卷如锯齿。父亲站在那里，刚毅的脸膛泛着冷冷的红铜色，清瑟如水的秋风从花园深处吹来，在父亲的脸上击打出一阵阵的金属撞击声，也发出自己被撞疼了的呻唤声。我和弟弟站在一旁，被那种肃杀的气氛惊慑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亲一生杀过多少人，这显然是个秘密，父亲从来不曾提起。在我们这些后辈人面前，他绝少提及他的戎马岁月。我们喜欢看的战争影片、战争图书，喜欢玩且收藏的根据战争演绎出来的玩具武器，他都视而不见，似乎他对战争，对搏击厮杀性命予夺十分地茫然和淡泊。

    只有一次，父亲提到过杀人这个话题，那是因为我小姑姑的儿子。我的这位表弟非常聪明，高中毕业之后到管理处当了一名文书，以后又做了乡里的办公室主任。如果不是因为受贿罪锒铛入狱的话，他也许还能往上升。父亲极喜欢我的这位表弟，当他知道表弟被判了三年徒刑之后痛苦得彻夜难眠。父亲那一次有些显得失态地说：“我们邓家杀人太多，这是报应！”

    父亲肯定在他的后半生中长久地困惑于年轻时的杀伐经历。他闭口不提那些由飞溅的鲜血和被剥夺了生命权利的尸体组成的往事，一定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战争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以有效的杀伤生命为手段的初级阶段，但是早已从战场上退役下来的父亲，却在极力回避杀人这个战争无法回避的话题，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的困惑，直到很多年以后，从我大舅的一篇回忆录里找到了答案。大舅的那篇回忆录收在黑龙江省党史办编辑的一套丛书中。大舅回忆了他从苏联回国后参加的一场战斗。大舅在他的那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45年6月，我随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坦克部队从蒙古进入东北，我当时担任一支骑兵部队的上尉联络官。东北解放后，我即转入东北抗日联军合江军区，任骑兵大队大队长，首次战役，就是围剿土匪李西江。李西江是谢文冬、李华堂、张黑子、孙荣久四大匪首剿灭后残存在东北的最大一股土匪，有一千四百多人。这股土匪在合江省嚣狂了两年多，虽经多次围剿，成效均不大。特别是在谢文冬、李华堂、张黑子、孙荣久四大匪首被剿灭之后，剩余的骨干都归顺了李西江，使这股土匪的实力得到了加强。土匪们熟悉地形和民情，每人备有两匹马，当我们的骑兵眼看要追上他们时，他们就跳上另外一匹精力饱满的备马，眨眼将追兵丢得老远。如果用大兵团进剿，他们就钻进深山老林，在老林子里他们就像在自家炕头上一样自在，和围剿的部队躲迷藏，在大部队的身后打冷枪。这些土匪都是一些枪法极狠的家伙，个个身怀百步穿杨的本事，他们开枪并不把人打死，而是打腿，伤一个战士，得用四个战士去抬，另外还得有两个战士负责掩护，这种消耗的杀伤战十分有效，能使大部队很快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军区首长对此十分恼火，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股土匪。这个任务交给了军区警卫团和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来完成，我们骑兵大队则负责配合完成这次剿匪任务……

    我的父亲是这次剿匪战役的最高指挥官。

    贺晋年司令员在部队出发前把父亲叫了去，两人围着火盆烤火。火盆很旺，父亲烤了一会儿就脱去了皮大衣。贺晋年司令员说：“老虎，（这是1946年之后父亲在东北时的绰号）你别脱大衣。你脱大衣干什么？你得穿着。你得给我把李西江捉来。不是他一个人，是十六个。十六个惯匪炮头，你把他们的头都给我提来。”贺司令说着就掏出笔记本，要父亲一一记下十六个人名。贺司令一边说那些名字一边吹着热气吃烤山药。贺司令拍了拍山药上的木炭焦说：“第一不准打跑了，第二不准打散了，老虎你记着。”他啃了一口山药，烫得嘴直咧咧，又笑眯眯地俯过身子来小声对父亲说：“另外，别忘了带点猴头回来。”

    追踪李西江的行动连续进行了十天。有好几次，部队都咬住了绺子们的屁股，狡猾的绺子并不恋战，枪一响，这些血气方刚的汉子们就跳上另一匹备马溜之乎也。有一次，部队已经将绺子的马队拦住了，可部队刚刚爬上两个对峙的小山包，架好机枪，绺子的快马就从山包之间的开阔地奔过，扬长而去，留下一片马蹄踏起的雪粉，气得战士们直骂娘。关外的冬天一片雪白，大雪极易留下过往者的痕迹，给猎物和狩猎者造成同样的困难。父亲在那个冬天实在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猎人，他的冷静就像冻土一样，在毫无表情的白色下，黑得沉稳和坚实。父亲知道弹药和粮草都不允许他和棋逢对手的绺子们长时间地耗下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直观赏绺子们浑圆的马屁股，那么首先被拖垮的不是绺子们的一万条马腿，而是无所建树的猎手——空手而归对所有的猎手都是极大的耻辱。

    父亲决定玩一回逮黑瞎子的游戏。黑瞎子在整个白天都处于亢奋状态，它力大无穷，独游的野猪也怕它，是真正的森林之王。要捉住黑瞎子，在野外是不行的，必须守在它的窝里，黑瞎子一进了窝就充分显示出它笨拙的弱点。战争的生死哲学使出生于南方的父亲不学自会了北方雪原上的狩猎经验。父亲将战士四人一组组成了侦察小分队，父亲派出了十几支这样的小分队。这些小分队不久之后就带回了情报，根据情报，李西江将于某日在集贤镇的徐家屯子夜宿，他们在徐家屯子预先号派了一千四百人和两千八百匹马的粮草。

    部队在当天下午进入徐家屯子，将屯子包围得水泄不通，屯子里的人只许进，不许出。屯子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围子，是伪满时期警察署的驯马场，足有几亩地。部队在围子当中埋好了几十堆炸药和手榴弹，再在上面架好篝火。部队全部左臂缠上白毛巾，两个连的人匿身于四下的马厩和厢房里，更多的部队则守在屯子四周的要道口，伺机行动。部队守株待兔。

    天黑时分，绺子们人喊马嘶地进屯了。绺子们兴高采烈，在马背上嗷嗷地叫唤着。烈性酒和猪肉炖粉条的火热憧憬使他们一个个热血沸腾，他们就像回家的孩子或者丈夫一样高兴。徐家屯子的维持会长和装扮成村民的侦察员殷勤地把绺子们引进围子里，并且立刻点上了篝火。熊熊的篝火迅速驱走了亡命者的寒意和劳顿，绺子们抵挡不住干牛粪烤热后散发出的芬芳，拴上马匹，像见了女人似的奔向火堆。马匹大声地打着喷嚏，吐出一股股热气，晶亮的汗珠子随着它们不停踢踏的马蹄滴落到雪地里，砸出一个个灰白色的小坑。冬天的傍晚，焰火能制造一切奇迹，绺子们很快被篝火征服，一个个敞开他们的熊皮袄子，让火焰直接烤烫他们年轻结实的胸膛。除了少数游动哨之外，一千四百名绺子全都进入了围子。趴在马槽下的父亲看得真切，他像一头嗜血的老虎似的喘着粗气，他跳了起来，兴奋地咆哮了一声：打！身边的参谋长应声打出了三发信号弹。

    关外冬天的寒夜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天上没有星月，地上白茫茫一片，白山黑水上下，天比地更显得深沉，世间万物，仿佛全被零下四十度的气温冻结得失去了生命。突然之间，几十团巨大的火柱在黑沉沉的大地上升腾而起，震耳的爆炸声将几里外农舍房檐下的冰住都齐齐震断了。炸药巨大的威力将整个土围子抬了起来，使一个好端端的冬夜完全变了形。越升越高的火焰之中，手榴弹像烤煳的包米棒在空中翻飞起舞，不断地爆炸。人的身体的局部、撕裂成数片的马鞍子、断裂的枪支和点着了的皮大衣像一些奇怪的符号在火光中不断地升腾降落。篝火下事先埋着的炸药和手榴弹释放出大量的死亡能量，这些能量在追逐着毫无防范的猎物的同时又引爆了他们身上的弹药，将已被炸死的人进一步炸得粉碎。一个英俊而壮实的机枪射手被第一声轰鸣抬上了半空，他的敞开怀的胸膛上所有的软组织都被炸光了，只剩下一副干干净净的腹腔；紧接着，火焰又燎着了他身上缠着的机枪子弹，那些本来预备给他敌人的子弹此刻却转过头来向他复仇，接二连三的爆炸将他切割成了至少上百块残缺不齐的碎肉，当他全部落到地上来的时候，已面目全非。爆炸无疑是死亡形式中最为壮观的一种，火药和人的身体在顷刻之间便完全融为一体了，任何方式也无法将它们再度分别开来。爆炸持续了足足有五分钟，几十堆篝火在这五分钟里有足够的时间分解成更多的火堆，因为有那么多人的脂肪和马油，这些火堆完全不会担心在短时间内熄灭掉。接下来的密集扫射较之爆炸冷静得多。四下的马厩和厢房里，二十几挺日式歪把子机枪和苏式转盘机枪一齐吐出死亡的火舌，它们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将围子当中那些四下奔命的绺子严严实实地罩住。子弹在空中毫不费劲地追逐着人的身体和马匹，把他们撩粮食包似的撂倒，不少子弹在半空中互相撞击后，发出刺耳的尖啸声钻进雪地里。父亲差不多是第一个冲出马厩，他的手中紧紧握着一杆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父亲在一冲出马厩时就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三八式步枪的刺刀划破了他自己的下颔。绊倒他的是一个被齐颈炸断的马头，马还睁着眼睛，嘴里吐着白色的泡沫。警卫员和马夫抢上来扶父亲，父亲咒骂着一把将他们推开，大步杀入混战之中。三八式刺刀的制造者对钢火和工艺的挑剔是举世闻名的，但这也不能阻止它的弯曲和变形。父亲在结果了第四个绺子之后气喘吁吁，他的刺刀被血烫弯了，再也无法使用；他左臂上的白毛巾也在肉搏之中掉到了地上，这就使他踩住了死亡的门槛。三五九旅的一位连长酷爱肉搏，在整个肉搏战中，他至少结果了八条绺子的性命，自己也伤痕累累。在混战之中，连长看见一个左臂上没有白毛巾的大个子，便一句话不说，挺枪朝那个大个子刺去，而那个大个子正是我的父亲。马夫眼明手快，一把推开我的父亲，冲连长吼道；“我日你姥姥！这是首长！”连长也不答话，回转身挺着枪又朝人堆里扑去。父亲在这个时候看见了十几个绺子正在朝土围子的一处断裂口爬去，他们打算从那里逃出去。父亲两个耳孔和鼻孔不断地流淌着鲜血，那是被剧烈的爆炸震出来的。父亲吼道：“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跑掉了！”可是没有人理会父亲，所有的人都在忘我地厮杀。父亲扑进火堆中，捡起一挺被主人遗落了的机枪，踉跄着朝土围子断茬处奔去。父亲死死地扣动扳机，子弹将那十几个绺子打得在雪地里跳舞，一个个东倒西歪地躺下再也爬不起来，剩余的子弹则将深雪撒白面似的扬起，深雪下的冻土立刻呈现出不规则的蜂窝状。父亲直到打光弹匣里的所有子弹才住手，他回过头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朝土围子里看去。土围子里，火焰和鲜血四下里飞蹿，雪水被烤化了，变成一洼又一洼五颜六色的泥浆子，泥泞之中，到处都是人和马匹的肢体和五脏六腑。人们在泥泞中追爬滚打，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全都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们是连叫都不会了。

    战斗持续了半个时辰，枪声在一刹那间戛然而止。一千四百具绺子的尸首和两千八百匹马的尸首堆满了整个土围子，血腥味直冲斗牛。血水在围子里四处流淌，火焰渐渐熄灭之后，血水结成了半尺厚的黑色冰层，人走在上面不断地打滑。胜利者毫不顾忌地坐在尸首堆中喘着粗气，他们累坏了，他们连包扎自己伤口的力气也没有了。然后他们慢腾腾地站起来，开始打扫战场。直到第二天凌晨，尸首堆成的小山还在轻微地蠕动，不时发出冰层脆裂的声音。战士们在尸首堆中逐一辨认，有十四个头颅属于名单上的，它们很快被分别包进几床被单中，驮上了马背。掩埋尸首的工作很繁重，它们被交给应召而来的保安团。部队在凄厉的军号声响过之后离开了徐家屯子，有一些老人和孩子站在远处看着部队撤离，他们把手袖在怀里，目光呆滞，菜色的脸上挂着不经意流淌出的清涕。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部队全都一言不发。

    三十三年之后，我们家住的那个大院里有五个子弟作为新一代军人参加了南方的另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国年轻一代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民族的尊严。战争时间之短促出乎所有人意料，但不管怎么说，战争的结束总是让人高兴的事。我们院子里参战的五个子弟回来了三个，其中一个被炮弹片切断了脊梁，成了终身瘫痪，另一个被步兵的压发式地雷炸飞了一条腿，极不协调地坐在轮椅之中。他们是我的昔日伙伴，我们经常在扫得干干净净的篮球场上打球，我们曾经把司令部球队赢得半个月没脸和我们打照面。可是现在，他们中间的四个人永远与球场无缘了，这使我很难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因为我们不复存在的球队而闷闷不乐。

    当三位光荣的子弟在鲜花和掌声中被人抬着推着回到院子里时，我发现父亲的情绪突然变坏了。父亲提前离开了英雄事迹汇报会，在那一天闭门不出。父亲的脸色阴沉得可怕，而且总是找着碴儿和我的母亲吵架。父亲把母亲刚种下的月季花连根拔掉，说月季开花时会有满院子残血似的花瓣，让人看着心烦。父亲这个样子，十足像一个坏脾气的孩子。父亲在晚饭的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出来吃饭。我们轮流去叫过他，他就是不开门。父亲在房间里高声说：“我不吃！我说了不吃！我说了不吃就是不吃！你们为什么非要我吃？你们究竟要干什么？！”父亲在房间里摔打着东西说：“我就不信，我看你们要把我怎么样！”我们心平气和地坐在饭厅里吃饭，我们几个孩子和母亲，谁也没有答理父亲，我们都把父亲当做一个正发着脾气的坏孩子。我们吃蹄冻和东坡肘子，这是两道父亲平时喜欢吃的菜。我们还喝啤酒，让胃在冻冰的泡沫中痛快地淹没。说实话，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要把父亲怎么样。按照我的想法，想把父亲怎么样的人当然有，但那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父亲自己。

    那天吃过晚饭后我在厨房里帮着母亲收拾碗筷。我干得很利索。我干活的样子很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家庭妇女。母亲夸奖我说：“你比你爸强百倍，你会洗碗，你爸连筷子也不会捡。”但是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补充了一句：“你爸会打仗，还会骑马，这方面，你爸比你强一千倍。”我说；“爸爸他怎么啦？”母亲不明白地问：“你说什么？什么怎么啦？”我说：“他怎么不出来吃饭？他应该出来和我们一起吃饭。难道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妈妈你做错了什么？”母亲用力涮着锅。母亲说：“我做错了什么？我什么错也没有做。我能做错什么呢？”母亲说，“要怪只能怪他自己。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个脾气。他犟。你们的父亲，他就是这样。”

    1945年东北的战争态势呈现出捉摸不定的变化，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在是年夏秋季节遇到了他们的克星，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领着他的贝加尔方面军在坦克军团的引导下冲入关东军的永久性工事，将大和民族的骄子碾成齑粉肉酱，让曾经骄横一时的太阳旗颓然坠落。数日之内，东北绝大部分大中城市落人苏军之手，少部分为抗日联军占领。但这并不是最后的终局，楚汉两界开始频繁易动主帅，新的军事势力开始迅速果断地渗透东北。东北是什么？东北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钢铁产量占全国90％，煤炭产量占60％，发电量占40％，同时还拥有全国最大的产粮区和军事工业。如此肥沃的黑土地，势必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全力争夺的肥肉。1945年秋天，状似鸡头的东北便因为一时的权力真空变得热闹非凡起来。

    1945年11月，冀东八路军七师十九旅和国民党第十三军火力接触，国共双方终于为争夺东北拉开了战争的帷幕。

    11月7日，我的父亲怀里揣着十九旅代旅长兼山海关卫戍司令的委任状，带着几名参谋警卫星夜赶往山海关。在他们身后，相隔一天时间，父亲的老四十八团也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山海关。与此同时，国民党十三军石觉的部队在美式道奇十轮卡车的运载下，已抵近山海关。石觉坐在黑色吉普车上，用马鞭轻轻敲着锃亮的马靴，他似有所思地偏过头来问自己的参谋长：“听说山海关上有一座寺庙，庙里的签灵得很，有这事吗？”参谋长说：“慧觉和尚的签解得倒是特别灵，只是连年战乱，不知和尚今安在？”石党听罢点点头，说：“命令部队加快速度，12日必须抵达山海关。”

    父亲他们在秦榆公路上遇到了梁兴初进占东北的一支部队，经过交涉，弄到了一辆日式吉普车，这就使父亲他们的进度加快了一步。正是这一步，使父亲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他命运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父亲并不知道，他心急火燎地坐在吉普车上，不断地摊开1：1，500，000的军用地图来看，吉普车不停地颠簸使他眉头紧锁，老是忍不住要骂娘。那辆吉普车开出半天后就熄了火，父亲和他的部下不得不弃车再度爬上马背，这使父亲很是恼火。因为长期骑马，马鞍已将裆里磨得皮开肉绽，疼痛难挡，父亲在更多的时间里只好半伏在马背上。接着，父亲他们又在沙河西岸的一个村庄附近与国民党八十九师的尖兵相遇，双方在仓促中胡乱开火，各有伤亡。父亲仗着马快，带着手下的人突出对方的包围落荒而走。那一场小小的遭遇战，父亲丢掉了他的通讯参谋和一个警卫员，自己的左腿也被一发子弹击中。好在是贯通伤，子弹没有伤着骨头，仅仅用止血带匆匆地包扎了一下，父亲就重新骑上马背，带着他剩余的轻便指挥部马不停蹄地朝山海关奔去。

    如果仅仅是上述这些小麻烦，父亲无论如何不会犯下他此生最大的一次错误。马鞍磨破了鸟也好，丢掉了几个部下也好，在战争时期，这都是极正常的事，没有一个职业军人会为这一类小事皱一下眉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就在父亲星夜赶往山海关接受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力的时候，山海关的军事局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军亲自指挥石觉的十三军，意欲拿下山海关这个进入东北的门户，继而攻克绥中、兴城、锦西，然后占领锦州这个东北的咽喉重镇。解放军山海关守军仅八千，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三万国民党优势兵力，无异于以卵击石。守军请求避免正面作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经过权衡，同意放弃山海关，并电告部队在11月14日开始实施撤退。

    所有这一切决定父亲都不知道。他只是心急火燎快马加鞭地往山海关赶。对整个战争局势的发展，他完全摸不着头脑，他根本就没想到，在他赶往山海关的同时，他奉命要去指挥的那支部队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下撤。

    父亲碰到第一支大逃亡的部队时简直惊呆了。父亲让参谋拦住一位骑马的营长。父亲问：你们是哪支部队？营长喘着气抹一把汗说：十九旅四十六团×营的。父亲说：谁让你们撤下来的？营长说：还能是谁，当官的呗。父亲说：现在我命令你停止撤退，原地待命！营长说：你是谁？你凭什么命令我？父亲说：我是十九旅代旅长。营长不在乎地看了父亲一眼，说：代旅长怎么啦，代旅长也管不了我，我只听我们团长的。营长说完，跳上马背，朝马屁股上猛抽一鞭，快步去追自己的队伍。父亲怒气冲天，钢发乍立，一把拽出警卫员胯下的盒子枪，对准营长的坐骑就是一枪。马应声倒下，马背上的营长摔了个“老王抢瓜”。营长从地上爬起来，糊里糊涂地看着父亲和他手中冒着青烟的盒子枪。父亲吼道：让你的人立刻停下来！再走一步，我打烂你的头！

    就这样，父亲在人生历程中走出了他最致命的一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父亲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去做他自己的判断和决定，而是像任何一个听话的军人那样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他就不会在山海关战役后被指认为建制独立思想，受到行政撤职的处理，从此一蹶不振。实际上，父亲在命令部队停止撤退后不久就知道了摆在他面前的严酷局势，并且拿到了总部同意放弃山海关的电报，他完全可以要参谋长通知部队按原撤退方案进行，然后调转马头，轻轻磕一下马肚子，轻松地离开那个造成他人生误区的是非之地。这样做没有人会指责他。究竟是什么动机使父亲放弃了这个机会，反而做出了坚守山海关的决定？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若干年后，我曾苦苦寻找过这个答案，但我一无所获。父亲肯定不是因为水肿糜烂的阴部的疼痛或者是在前往山海关的途中丢掉了两名部下的耻辱而做出这个决定的。父亲一定不会这么肤浅。企图以八千之卒抗击三万大军的进攻（实际上，此后仅相隔两天，国民党三十二军的另三万主力也随后赶到一片火海的山海关），这也不该是已经拥有无数次成功或者失败了的指挥经历的父亲所为。从我日后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来看，就父亲个人的军人生涯而言，他所指挥的战斗胜多败少，他属于那种素质和运气都不算差的军人。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父亲做出了那个以卵击石的决定呢？在万般寻觅而又不得其解的情况下，我只能把它归结于男人的英雄主义和军人的荣誉感。除此最为简单的解释，我无法明白父亲的那种近似于自杀的行为。

    11月15日上午，十三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山海关，总指挥是名将杜聿明。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后，十三军以整团的兵力实施强攻，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十三军廿四团团长胡非成在两次进攻被打退后亲自上阵，率领一批青年军官抱着机枪冲在最前面。胡非成是东北人，他一面拼命向山头上狂射一面扯着喉咙高声喊道：“弟兄们！拿下山海关，打回老家去！”廿四团的士兵潮水般地跟着他们的团长没命地往山头冲。

    守军则苦多了。十九旅没有太多的重武器，这支部队一出关便奉命坚守山海关，大捞日军洋捞的好处半分也没得到，部队使用的基本上仍是抗战八年使用的老式装备。旅里的山炮营只有四门日式山炮，全部炮弹两辆驴车就能拉走。各团有几门八十二毫米迫击炮，炮弹则少得可怜。连里才有重机枪，因为制式不一样，子弹无法通用。战斗一开始十九旅就用上了全部兵力，八千男儿，各据一隅，顽强抵抗。在十三军潮水般连续不断的进攻下，父亲根本没有可能留下一兵一卒的后备队。从上午一直到夜里，十三军一共发动了八次大规模的进攻，美丽宁静的山海关被飞机炸弹、一百二十毫米榴弹炮和八十二毫米坦克炮弹整整翻了一个个。

    入夜时，进攻停止了。父亲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清点伤亡人数、清理弹药和抢修工事。父亲也许在这个时候还抱有一线幻想，他派出了一个连的兵力下山去袭击十三军的一个野炮阵地，企图扰乱敌方的阵脚。这个连一下山就撞上了对方的戒严线，慌乱之中又钻进了对方一个主力团营地，双方拼死搏杀，到半夜时分，这个连全军覆没。父亲没有等回那个派出去的连队，山脚下密集的枪声疏落之后，父亲知道，再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

    16日凌晨，父亲离开了他的指挥所，上了阵地。父亲提着一支卡宾枪，跛着一条伤腿，从这条战壕跳到那条战壕。旅指挥所所有的人包括机要员警卫员全都充实到阵地上去了，父亲只要了一个俱乐部的宣传员跟着他。进攻比前一天更为猛烈，好几次阵地都被撕开了几条口子，靠着拼死反击才将失去的阵地夺了回来，伤亡由此而不断剧增。据守前沿几个高地的部队整排整连地打光，部队原有的建制已经失去，完全靠着前线指挥员临时协调才勉强拼凑出兵力。非常时期，中下级指挥员总是战斗在最前沿，伤亡也最大，这个时候，有谁站出来振臂高呼一声：“我是共产党员！现在听我指挥！”那他就成为那个被烈火吞没的阵地的实际指挥官。旅指挥所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父亲带着那个脸无血色的宣传员来往奔跑于各个阵地。父亲能够说的只有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父亲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名战斗员。

    我不知道父亲在1945年11月16日那天有着怎样的想法。事过半世纪后，我已经知道了，就在父亲和他的八千兄弟顽强坚守山海关时，在他们身后不远的绥中守军已经开始撤退，绥中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不仅如此，兴城、锦西、葫芦岛乃至锦州的守军也都放弃了抵抗至最后关头的信念，准备或者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撤退。而延安此刻也在考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只是用他军人的荣誉、信念和十九旅八千兄弟的肉血之躯死死守住他自己的阵地。俱乐部宣传员被一排机枪子弹击倒之后，父亲在马夫的搀扶下，拖着他那条肿亮的伤腿在战壕里移动。父亲在每一个战死或战伤的战士面前停下来，目光深沉地看着他们。父亲在一位十几岁的小战士身边停了下来，他蹲下身子，默默地为小战士缠紧被机枪子弹打断了的双腿，然后拾起被火焰燎煳的军帽，弹了弹泥土，为小战士端端正正戴上。父亲浑身浸透了鲜血，每走一步，血水就顺着脚踝流淌进露出脚趾的胶皮鞋里。他想过什么我不得而知，实际上，守军在整整两天的拼死抵抗中已经把自己和阵地融为一体了，任何思想在那个时候都变得十分的虚弱。父亲在红得像血的夕阳之中缓慢地穿过整个阵地。阵地上，到处都是十九旅士兵安静的尸体。

    撤退的命令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送到父亲手中。四边的枪声此刻已经稀落，远处的山头用力支撑着一大片令人心怵的铁青色积雨云，天空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部队这个时候正在抓紧空隙补充弹药、掩埋尸体。父亲从电文纸上抬起目光，看了看面前被打废了的山海关，良久，才沙哑着喉咙对身后的参谋长吐出两个字：“执行！”

    17日凌晨1时，山海关守军留下两千余具遗体，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撤离阵地。

    十个小时后，十三军军长石觉在一大群参谋人员和马弁的簇拥下登上了山海关主阵地。石觉站在主阵地上，回过头来朝来时的路上望去，他看见的是遍地躺着的十三军士兵的尸体。石觉不知意味着什么地皱了皱眉头。他的参谋长站在他旁边，心里想，这个时候，也许没必要提醒军长关于慧觉和尚的事了。

    随着父亲的日益老去，父亲的性格变得越发古怪，使人无法理喻。父亲是矛盾的。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一方面，他对军队有着痴迷的信赖和依存，他以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自豪。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他当了几十年兵，打了几十年仗，从没投过敌，从没被俘过，从没掉过队。一句话，没有一天离开过军队，无论是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忠诚者。他说这话时，脸上充满了骄傲的神色。父亲十分迷恋供给制的那些日子，那种吃穿用住行一切都由部队提供的日子使他每时每刻都能找到自己的感觉。父亲宁肯将自己的薪水寄去老家，或者资助亲戚和战友的孩子念书就业，也不愿用来添置一件不属于部队的家当。1974年我的母亲托人买了一部黑白电视机，这件事让父亲十分不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看电视，宁肯守着组织发的那部老式红灯牌收音机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黄昏。可另一方面，父亲又时常表现出对军队和军队历史的不屑。他时常用一些十分粗鲁的语言来评价有关军队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大院组织观看一部著名的大型历史歌舞片，父亲看了一半就甩手而去。父亲离去时说了一声“扯鸡巴淡！”父亲在他的如此评价中甚至没有丝毫顾忌。父亲对根据历史演绎出来的所有形式的文化都不感兴趣，他不看电影和戏剧，不读小说和回忆录，也不参加座谈会报告会一类的活动。“文革”期间，从我们家抄走的东西全是父亲的，其中有不少证章、信件，还有一支王树声大将送给父亲的二号加拿大橹子。“文革”之后，母亲多次催父亲去要回那些私人纪念品，父亲却毫无兴趣。父亲说：“要那些破东西有什么用？有用吗？真是扯淡！”父亲明显对那些属于历史的纪念物无牵无挂（等我参加工作之后，父亲便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为他收集各类战史。父亲整天整天地读那些由集体创作组整理出的书籍和图例，读得非常起劲，因此而荒芜了他的菜地。读战史的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表情，既不张狂欣喜，也不感慨叹气，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出来吃饭，坐到饭桌前二话不说操起筷子大口嚼红烧肘子。父亲一辈子没忌过嘴，他喜欢吃肥肉，喜欢吃动物下水，在肉食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享受部队提供的每月二十斤猪肉或牛羊肉，此外他还有办法从偷偷摸摸的小贩手中弄来变了味的蹄膀和猪耳朵，他丝毫不顾忌地把它们全部吃掉，对此十分满意）。父亲读完那些战史之后便把它们统统交给小阿姨去生火。有一次，我从炉子旁边捡起一本由军事学院写作组编写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简编》。我看见书上全是父亲用红蓝铅笔粗粗画出的勾勾和叉叉，笔画恣肆汪洋，淋漓尽致。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把手中的书丢回炉子边还是怎么办，心里充满了为那些浸透编写者心血和思想的著作被如此不恭地毁掉而产生的遗憾。

    父亲自己这样，还影响他的子女们。他坚决反对他的孩子们当兵，在这方面，他丝毫没有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在父亲失去了他的军职之后，他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渐渐瓦解，我的哥哥、姐姐和弟弟们都在顽强突破父亲的铁幕统治后穿上了军装，远走高飞。这一度让父亲心神烦乱。父亲在那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开始关心他当兵的孩子，比如入党、提干以及在部队的各种表现，但真正关心的实质是最后一项——他们的转业。父亲采取了各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先是以身边无人照顾为由将在成都当兵的姐姐弄回了家，很快让姐姐转业到了地方；接着“绑架”了两岁的大孙子，再以此要挟逼迫我的大哥在天津脱去了军装，回家来当了一名技术员；最后一个是我在新疆当兵的弟弟，父亲干脆地说，弟弟根本就不是一块当兵的料，如果他只知道一个劲地写信向家里诉苦的话，他还不如干脆回家来做他的老小。父亲就是这样完成了他的整个计划。他使他的子女们在满腔热情地穿上军装之后并没有成为无所牵挂的军人。他用他自己强大的思维制约着他们。他设计了一个个圈套，然后从容不迫地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钻进了他的圈套。他向他们证明了，无论他们怎样的聪明和有文化，在他面前，他们永远都是嫩得像能掐出水来的新兵蛋子。他坐在他那间全部由部队营具布置出的房间里，深邃的目光坚定地穿透砖墙投向看不见的遥远之处，显得沉着而冷静，直到他最后一个孩子穿着摘掉了领章帽徽的军装背着行李推门而入时，他便告诉自己，这个战役结束了。

    对于父亲如此作为，我的母亲非常有意见。母亲是蒙古族人，大漠草原的骁勇血统使我的母亲一直认定好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只有挽弓挽缰驰骋疆场的汉子才算得上真汉子。母亲当然是因为组织上的决定才嫁给了父亲，成为我母亲的，但这并不说明一开始她没有被伟岸的父亲骑在高头骏马上的威风所诱惑得怦然心动。花烛之夜父亲橐橐而至的脚步声肯定使母亲满面红霞，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母亲嫁给了一个职业军人，她的大哥是军人，小弟是军人，她自己也曾经是一名军人，她把军队看得无尚崇高便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了。母亲希望她的孩子中能成长出几个好军人来。母亲坚信“龙生龙，凤生凤”的不朽理论。母亲关于好军人的概念十分简单，那就是当大干部指挥大队伍的军人。可是母亲的美好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不能不让她伤心难过。母亲也曾竭力反对过父亲对子弟兵的策反，但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母亲却最终没能战胜由农民而军人的父亲。母亲在希望彻底破灭之后大声地对父亲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自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不求进步，难道还不让孩子们求进步吗？！”

    我知道，母亲的这句话肯定是重重地刺伤了我的父亲。它像一柄钝而沉的矛，直接刺中了父亲伤痕累累的心中最不该被触动的那一部分。我的父亲的心在那一刻肯定是在流淌着鲜血，并且疼痛得止不住地痉挛。但是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说。他转身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关上了门。

    父亲在接到休息命令后不久就和母亲分室而居了。

    山海关战役之后父亲被行政撤职，调去合江省和土匪们打交道，这也许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了。父亲继续被作为强有力的杀手，带领一个加强团在冰天雪地中到处游荡。从虎林的阿察河到西克林的库尔滨河，所有派系的土匪一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他们对父亲和他的剿匪部队咬牙切齿，视为眼刺。他们之中不乏绿林高手，在东北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中，无论是老毛子、张府二帅、关东军还是鲜人敢死队都不曾把他们怎么样，管你天上飘着什么颜色的旗，他们腰里插着一水新的喷子，胯下骑着膘肥体壮的压脚子，身上穿着暖乎乎的山神爷毛叶子，进屯就嚷嚷着搬姜子（喝酒）、飘洋子（饺子），酒醉饭饱后还要去玩上一个俊俏的海台子（暗娼），要多快乐有多快乐，可他们最终还是栽在了父亲残酷无情的剿杀之中。

    父亲率领他的剿匪队伍在北满的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着，所有的马匹都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吐着白色的热气，时刻不安地撩动着挂满冰凌的四蹄。父亲的胡子乍立如矛，目光凶狠，脸色铁青，身上长满了虱子。父亲大口啃着冻得嘎巴脆的猴头菇和肥腴的大马哈鱼，将带血的狍子肉整块整块地填进他的胃里。父亲灌凉白开似的大口灌着劣性老白干，然后摘下熊皮帽子，硕大的头颅上开锅似的冒起大片热气。两只装满弹匣的大镜面匣枪挂在马鞍两旁，父亲就那么晃荡着双枪策马疾奔。大雪纷纷扬扬，部队在雪原中就像一捧滚动着的雪粒子，除了马匹偶尔发出的响嚏和脚步踩出的嘎嘎滋滋的雪响，没有人说一句话。父亲带着他的剿匪部队就这么没日没夜地往前走，固执地追逐着每一股土匪，恶狠狠地咬住他们，然后眼不眨心不跳地把他们变成冰冷的尸首。

    熊熊的篝火在日本军用帐篷外哔剥地燃烧着，松脂能使篝火彻夜不熄，父亲在帐篷里紧裹着虎皮大衣酣然大睡，身下冰雪悄然无息。一头丢失了崽子的黑瞎子气鼓鼓地从林子里走出来，与一群觅食的野猪擦肩而过。黑瞎子茫然无措地看了看篝火，摇摇头，笨拙地离去。它不知道，亮如白昼的黑夜中，至少有两个流动暗哨都曾将顶上了火的枪口瞄准过它毛茸茸的心口。黑瞎子离去之后大雪仍然纷纷扬扬，在接近篝火之前化成了水珠，给火焰带来了一些快乐和兴奋。高大的塔松支撑不住，轰然坍塌下一堆积雪，将帐篷砸得一晃悠。父亲鼾声依旧。

    浓睡中的父亲从来不做噩梦。

    赋闲之后的父亲为自己谋得的最后一个领地是一间唯独属于他自己的房间。

    光阴荏苒，母亲早已习惯了随军飘移和颠沛的生活。自从1948年母亲在东北嫁给了父亲之后，她就开始不断重复搬家这一类事情。早些时候没有什么家当，父亲将调令往兜里一揣，叫警卫员拎上唯一的皮箱，带上母亲就出发了。慢慢就有了些负担。从东北入关的时候母亲怀里抱着我吃奶的大哥。调离南京的时候母亲怀里换成了大姐，大哥则由父亲的秘书牵着。进入湖南后我的二姐降生了，这使调动的队伍变得臃肿起来。1956年，父亲调往四川时，我母亲怀我已足月，调动却并不因此而受阻。在长沙站，列车长知道母亲将要临产时说什么也不允许母亲挺着大肚子上车，他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阻止我的母亲把婴儿生在隆隆开动的火车上。父亲在火车启动时开始大动肝火，他指挥警卫员把我的母亲硬从车窗口塞了进去，在列车员打算再一次把母亲抬下车时警卫员拔出了手枪，警卫员怒不可遏地用瓦蓝的枪口指住列车员的鼻子说：“你想活不想活？！”这样，我母亲和我才一路无虞地被“运”到了四川。

    母亲像大部分随军家属一样很快学会了搬家，她甚至能奇迹般地将十几口巨大的泡菜坛子无一损坏地托运到千里之外的新家。搬家使母亲从父亲的家属一跃而成为行动的总指挥，怎样将父亲几十套各个年代配发的军装打包，怎样将一家人的棉絮装进八二迫击炮箱里，带上什么丢掉什么，这都是母亲的事，父亲从来不管。父亲关心的只是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便自己挑选一间单独的卧室。父亲长久地坐在他那间紧闭房门的屋里，默不做声。有时候家里没有别的人，有外人在院子里叫门，他任凭来人在院子外面叫，却一声不应。他的目光中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骁悍，花白的鬓角和松弛的两颊使他显出莫名其妙的慈祥，一双被火药燎灼得面目全非的大手安静地搁在老式藤椅的扶手上。只有他的腰，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挺得笔直，即使他坐在那里，也从不塌陷下去。父亲守着他的房间，就像守着他的阵地，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进入，有时候连小阿姨进去叠被子拖地板他也要大发脾气。

    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简直太不像话了。他自己不求上进，他还要怎样呢？”母亲这么说，但母亲仅仅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是要我们真的附庸她。如果我们不懂事，把母亲的意思弄拧了，表现出对父亲怪异性格的不满，那我们可就自讨没趣。母亲会瞪着惊诧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弄不明白她和我们的父亲怎么会生下我们这一群不肖的犊子。母亲斥责我们的口气比她说父亲的更激烈。母亲大声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你们的父亲？你们难道有吗？嘿，别看你们一个个长得骡高马大的，也只有这点你们才多少有点像你们的父亲，别的任何地方，你们半点不如！你们配吗？你还自以为什么似的，你们，连他的一个小拇指也够不上！”母亲这样说。母亲双手叉腰，高高地扬着下颏。母亲在这种时候绝对像极了一头护卫自己伴侣的骄傲的母豹，她的瞳人闪闪发光，她站在那里训斥我们的样子美丽动人。

    1967年秋天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那天父亲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回来之后便去翻箱倒柜。父亲把十几套充满樟脑味的军装扔得满床都是，黄色和绿色的军装立刻就使父亲呆板的房间充满了生动。父亲在那一大堆压了多年箱底的军装中翻找着，像个小学生一样拿不定主意。他的举动使母亲感到蹊跷，母亲弄不清父亲在干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是早出晚归，整天待在由花园开垦出的菜地里，种白菜或者萝卜，父亲挑着晃晃荡荡的粪桶在菜畦里穿过，往手心里吐唾沫，然后捏紧锄柄用力锄地。他仍然穿着军装，那是用结实的咔叽布做成的，上面满是黄泥、汗渍和粪水。锁在衣柜里的军装他原本是用不上的。母亲不明白，母亲便问。父亲抓着一件军装怔怔地盯着母亲，仿佛没有明白母亲问的是什么。好半天父亲才哈哈大笑起来，把军装往母亲怀里一塞，洪亮着嗓门说：“什么事？还能有什么事？大喜事！告诉你老婆子，我要进北京去见毛主席了！”

    1967年秋天真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毛主席突然想着要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军以上干部，这对休息了多年的父亲无疑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毛主席是军队的统帅，统帅要接见他的兵了，父亲在如此巨大的喜讯面前无法抑止住他内心的喜悦。父亲也许还下意识地揣测过这次接见的重大意义，是毛主席要重新整顿军队了？是什么地方又要打仗了？是和苏联或者印度干还是要收复台湾？不管怎么样，不管和谁打，新兵蛋子总没有老兵好使唤。父亲激动得要命。他拿不定主意穿什么样的军装去朝见最高统帅。他吩咐母亲为他找出一副崭新的领章帽徽。他对母亲的针线活不满意得近似挑剔，直到母亲用尺子量好位置屏住呼吸缝好领章帽徽，他又满脸严肃地认真检查了三四遍方才过关。

    在那以后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不眠之夜，让父亲食不安睡不宁。他连一天也不愿等待，恨不得拔腿就去北京。好在晋京之前还有许多的事要做。有关部门组织老干部学习各种文件，大家畅谈对统帅的崇敬之情和幸福感受，回忆当年在统帅的亲自指挥下不断打胜仗的革命历程；被服厂的老师傅来为每位晋京人员量尺寸统一制装；军医带着脸蛋红扑扑的小护士来为首长们检查身体，热情而又严格地写下诊断书；宣传队的男女文艺兵们送来一台台文艺节目，让首长们大饱眼福。院子里那些日子就像过节一般充满了喜庆的欢乐，同时呈现着一种让人揣度的神秘感。

    父亲在那段日子里变化极大。他开始荒芜菜地，在更多的时间里待在家中。他开始关心报纸上的事情，报纸一送来，他就抢在手中，从一版开始一个字不拉地看到四版，然后锁紧眉头自言自语道：“台湾风平浪静哪？一个字也没提，会不会是计？要不真是北边？真是和老毛子干？”他变得爱说话了，大声地像个饶舌的孩子，即便在饭桌上也喋喋不休，和送报纸的小干事也聊个没完没了。阳光在那个秋天出奇地温暖和漫长，蛋黄色的太阳在整个下午都耐心地悬在空中，风从安谧的院子通过，抚动开始泛黄的葡萄叶，沙沙作响的声音让人联想起密集的红高粱和挺拔的白桦林前仆后拥的情景。父亲送走了送报纸的小干事，回到他自己房里，不一会儿，房里便传出父亲响亮的歌声：

    走上前去，

    曙光在前途。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刀和枪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冲！

    ……

    同志们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同我们一起建立劳动共和国！

    战斗的工人农友，少年先锋队，

    是世界上的主人翁，

    人类才能大同。

    ……

    母亲坐在院子里，母亲为父亲缝着衬衣上的扣子。母亲偷偷地抿着嘴笑。父亲在窗户里看见了。父亲越发大声地唱起一支小调：

    青年你想去，

    妇女来拥护。

    参加红军要吃苦，

    然后享幸福。

    青年你走了，

    吃苦又耐劳。

    行起军来日夜跑，

    红军士气高。

    红军莫想家，

    马上到黄麻。

    占领地盘再请假，

    请假看爹妈。

    群众应关心，

    要代家属耕。

    他在前方把命拼，

    为的是穷人。

    父亲大声地唱着，他的嗓门直直的，丝毫未加修饰，但这并不妨碍他唱下去。父亲的心境就像没有一丝云彩的蔚蓝色天空，他像孩子一样只有纯净的盼望和期待，在那片蔚蓝色的期待下，父亲似乎又有了一次生命的注入。

    晋京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干部们一个个容光焕发，身穿崭新的军装，脚蹬锃亮的皮鞋，手拎一式黑色皮箱，依次蹬上披红挂彩的军用交通车。年轻的士兵们在车下拼命地擂动锣鼓，锣鼓声振聋发聩。而老干部们则全都像新兵入伍一样的兴奋，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带着一丝羞赧的微笑。人们在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一朵大红花，就像当年他们打了胜仗参加庆功会一样，红花映红了他们的脸庞，使他们显得格外地英姿勃发。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如果父亲真的去了北京，如果父亲参加了那次统帅对军队干部的接见，如果统帅和蔼可亲地告诉他的兵，天下大治，形势大好，没有什么仗需要你们打了，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如果这样，父亲会怎么样？父亲会感到强烈的失望吗？

    我之所以这样设想，纯属是一种好奇，是我对没有发生的事件的一种了解欲望的使然，它仅仅是一个设想，因为父亲并没有得到上述那个答案，因为最高统帅根本就没有对他的老兵们说这些话。实际上，父亲他没有去成北京，事情在最后关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事件的肇事者是休息干部老王。

    老王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有过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延安时期，老王在中央警卫团干过三年，在站岗放哨的时候经常能看见繁忙工作之余出来溜腿的中央首长。据老王说，毛主席当年还和他拉过家常。老王在解放以后戍守祖国的西大门，中印反击战的时候，老王上前线指挥战斗，被印军的一发炮弹从吉普车里炸了出来，丢了一只胳膊，从那以后他就离职养伤了。老王休息后并没有歇着，仍然时不常地被机关工矿学校请去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他自己起的，叫做《我为伟大领袖站岗放哨》，说的是他在延安当兵的那三年经历，为此他被好几所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毛主席要接见军队干部的消息传出后，老王激动万分，逢人就说：“毛主席还记得我呢！毛主席要接见我了！”人们要是说，中国革命任重道远，世界革命方兴未艾，毛主席那么忙，怎么会记得你？他就急，一本正经说：“你以为毛主席是什么？他老人家心中装着全世界，怎么会不记得我！”院里的领导看老王那份喜悦的样子，不忍心告诉他，毛主席这回要见的是军以上干部，作为师职休息的老王不在名单上。老王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道，整天喜气洋洋，巴心巴肝地盼着去北京见毛主席的那一天。直到出发上京的前一天晚上，院里的领导才去老王家里通知了他。院里的领导懂得委婉，说主席很忙，那么多人一下子见不过来，这拨见了还有下拨，首长你就耐心一点，等。老王立时就懵了，话都说不出来，等到能说话了，反反复复只有一句：我要去见毛主席。我要去见毛主席。院里的领导怎么解释也没用，后来急了，说，首长你怎么这样？我又不是毛主席，我就答应你又管什么用？管用吗？老王听了这话，明白是绝望了，以后再不说什么。等院里领导离去，老王就站到客厅的毛主席绣像前，六十岁的人，竟呜呜地哭出声来。

    载着晋京人们的军用大交通车驶过院里的大白楼，交通车在人们的一声惊呼中猛地刹住，车上的人都探出头去看，十几层高的白楼顶上，摇摇晃晃地站着一个人，那人是老王。

    人们猛抽一口冷气，都屏住了呼吸。

    老王迎风站在顶楼平台边上。他穿着50年代部队发的蓝色观礼服，戴着大檐帽，胸前佩满了大大小小的战功章。强劲的风将他礼服的下摆掀起来，胸前的战功章不停地发出悦耳的撞击声。老王像一个梦游者，目光望着遥远的北方，凄楚的呼喊声随风而至：

    “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的老兵想见你……”

    父亲原来是坐在座位上的，崭新的皮鞋和皮箱都发出悦目的光泽。父亲脸上的红晕突然消失了，他转过头来冲送行的院领导喊：“快去把老王弄下来！没看出他要干什么吗？让他和我们一起进京！”院领导脸都吓白了。但是脸都吓白了的院领导仍然知道什么是原则。院领导说：“这是不可能的。老王他没有资格进京。这是规定，我说也不管用。”父亲的声音都变了形。父亲喊道：“什么他妈的不可能！打仗的时候也没订这么多破杠杠！”院领导说：“首长，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这没有用！”父亲像一头狮子似的从座位上扑出去，一把揪住院领导，声嘶力竭地喊道：“你眼瞎了？！他说跳就跳了！”话音刚落，站在十几层楼高处的老王伸出没有断掉的那只独臂，像是要扑进谁的怀抱里似的扑向空中，在人们的一声惊呼里，如同一片枯尽了的叶子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片刻之后水泥地上传来一记浊闷的响声。

    车上的人全都惊呆了。在他们即将进京去朝见他们崇敬的统帅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却死了，是自杀而死的，因为他没有资格见他想见的统帅，这似乎是一场白日梦。这些经历过太多死亡的老兵，此刻都默不做声。

    父亲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不远处变成肉泥静静躺在那里的老王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在长久的寂静之后父亲推开院领导，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走到车门边，一脚踹开车门，跳下了车。父亲他一把拽下胸前的红花，仰头朝天吼道：“我见谁？我他妈谁也不见了！”

    父亲回到他一度荒芜了的菜地里。父亲换下了新军装，依然穿上旧军装，即便如此，他的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密密。父亲挑着满当当的粪水穿过菜畦，放下粪桶，操起粪勺，将粪水泼出一片片均匀的水扇。菜地好些日子无人料理，已经生长出一些杂草了。父亲冲手心里吐一口唾沫，然后捏紧锄柄用力地锄地。秋天最后的时刻，大自然总是消瘦得厉害，青天红地，给人一种被大肆掠夺过的感觉。父亲在秋天最后的阳光里一声不响地埋头劳作，旧军装很快就被汗水浸透了。

    父亲把他的菜地收拾得十分出色，有路过的人看了，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来，和那个种菜的老兵闲呱几句，说上一些夸奖的话，然后走开。

    父亲的菜地确实经营得不错。

    但是父亲的脸上就是没有笑容。

    父亲十六岁时个头就长得很高了，而且父亲的胆子大，富有冒险精神，精力充沛得老是待不下来，很多人都愿意在农忙的季节雇他去做短工。村里人有时候和我爷爷闲聊，就说，这娃要是不当兵，那就亏了。我的爷爷不喜欢听这种话，他对怂恿别人的儿子去当兵这种事情很反感。我的爷爷已经有两个儿子在红军里当了兵了，他才不情愿再多一个儿子去舞枪弄棒呢。但是父亲并没有听爷爷的，他还是当了兵。我的爷爷为此一定伤透了心，所以他决定不等到父亲这个逆子衣锦还乡就先奔黄泉路而去。

    很多年之后，父亲休息了，他带着一身的伤痕住进了干休所，做了一名穿军装的寓公。又过了很多年，父亲和干休所的所有老兵们一起脱掉军装，成为地地道道的老百姓。父亲整日在菜地里劳作，他从农民来，又还原成农民，事情就这么简单。还剩下一些什么让父亲固守着呢？父亲在那片菜地里究竟能种出些什么来呢？据我所知，在父亲那口从不开启的老式樟木箱里，还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套领章帽徽俱齐的新军装，军装是加大号的，不曾下过水，散发出染剂和樟脑的芬芳，这套从没下过水的军装，它和父亲种出的萝卜白菜，有着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

    父亲已经不是兵了，对我们家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他仍然是丈夫、父亲、爷爷和姥爷，任何时候都没有人能够取消他的这个资格。父亲有一次对家人说：我要死在家乡。我哪里也不死，要死就死在家乡。父亲说了这话之后就带着我们全家迁居回了湖北。搬家那天，院子里有很多人来送行，前来送行的大多是和父亲一样的休息老头，还有父亲的亲家以及吃过父亲种出的那些蔬菜的人们，他们都和母亲握手，说：“恭喜乔迁。”有的粗鲁老头还说：“妈的，你们倒是回去了。回去等死呀？”父亲没有加入那个依依难舍的告别，他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出来。我私下里猜测，不知父亲是不是在躲避什么。我还想，这大概是我们在父亲意志下最后的一次搬迁了。

    父亲习惯性地走出新居，到四周荒野去寻找和开垦他的菜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父亲把地里的石头瓦片拣出来，把茂盛的野花野草深深地埋入地下，然后种上白菜萝卜。新鲜的泥土气息弥漫在空气里，蚯蚓在阳光的反射下闪着银光，这一切都使父亲有一种归来的真实感。只是父亲再也挑不动粪桶了，骨头老化和静脉曲张使他再不能健步如飞地从菜畦中穿过，更多的时候，父亲只能拄着长锄，站在菜地旁，忧心忡忡地看着菜叶渐渐黄去，心里充满了悲怆。有时候有几只黄嘴麻雀从远方飞来，它们在泛黄的菜叶旁边休息、吵架或者奇怪地打量一番身旁那个呆呆站立着的老人，当它们发现这块正在荒芜下去的土地上并没有什么值得它们留恋之处时，它们便一起飞走了。总之它们一点也用不着害怕那个像稻草人一样的老人。

    不管父亲过去曾经怎样过，他如今已经无法阻止地衰老了。

    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带着儿子过江南去父亲家度周末。黄昏时分，我和大哥陪母亲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一边乘凉，一边说一些关于工资物价方面的事。我的四岁的儿子先是爬在一丛蕙兰边津津有味地观看一队红蚂蚁搬家，另一队黄蚂蚁列队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就试图挑动两队蚂蚁打仗。蚂蚁被他用小竹棍拨赶到一起，互相用触须嗅了嗅，又迅速分开，安宁地各行其道。儿子对两队蚂蚁表现出的怯懦大为不满，跑进屋里取出他的电动冲锋枪，对着阵脚大乱的蚂蚁群猛烈扫射，其状英勇无比。母亲对我儿子的行为十分欣赏。母亲抛开我们去问儿子。母亲说：“笑笑长大以后干什么？”儿子收了枪，毫不犹豫地说：“当兵呗！”我们都笑了。我们都觉得这个回答很妙。我们都觉得老邓家下一代再出一个当兵的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都停止了笑声。我们突然都停止了说话。母亲、大哥、我、我的儿子，我们听到屋里传来父亲苍老但情有独钟的歌声：

    走上前去，

    曙光在前途。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刀和枪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冲！

    ……

    同志们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同我们一起建立劳动共和国！

    战斗的工人农友，少年先锋队，

    是世界上的主人翁，

    人类才能大同。

    ……

    父亲在唱。他的嗓子直直的，丝毫没有修饰。父亲真的在唱，他唱的是那支六十年前许多人都在唱着的歌。在炎烈夏季的黄昏，父亲的歌声一直持续着传出很远。

    我们愣在那里。我们就愣在那里。过了很久很久，当过兵的大哥才轻轻地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我没有转过头去。是什么东西使我无法转过头去。但是我知道，那个兵就站在他的卧室里。他是站在那里，挺着胸，目光如炬，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他就那么情有独钟地唱着那支歌。

    父亲原名邓声连，1912年农历五月廿七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麻县东冲村。十六岁那年他在河南省光山县参加工农红军，入伍后作战多次，负伤数次，二等甲级残废。曾受红军随营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党校整风等训练。1945年12月因反抗上级闹独立性，受行政撤职处分一次。1992年在湖北脱去军装，时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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