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说奇怪，是因为我家的老宅已经多年不住人了。我的爷爷奶奶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去世；他的四个儿子，除去我的父亲，也都早早客死他乡；而我的父亲，多年来身系军旅，戎马倥偬，以四海为家，几十年来极少回到家乡去。老宅其实始终是空着的，一任荒草和蝙蝠滋生。这样的地方，别说住人，连走进去都困难，很难想象它会成为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地方。
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大妈她死得不是地方，她不该死在我家的老宅中，那个地方破败潦倒，那个地方几十年没有人烟，那个地方长满了茁壮的狗尾巴草，蛛网密布，一到黄昏时分就飞出成群成群的黑翅蝙蝠，让人不愿走近。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选择这样的地方起程走向黄泉，不能不叫人奇怪。问题在于，我的大妈不该死在这里，她没有死在这里的理由，1938年我的大妈就改嫁了，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从此与我们简家再没有什么关系，她是属于另外一个家庭的。虽然十二年后，她嫁的第二个男人也死去了，她再一次成为一名寡妇，但毕竟那个男人给她留下了一个名分。按照伦理常情，她是该死在她名分上的家里的。她死在我们简家，实在没有道理。事实上，我的大妈和我的大伯只有过三天的夫妻日子，她嫁给我的大伯三天之后我的大伯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连孩子都没有，我叫她大妈，只是因为她和我的大伯有过那三天的婚姻，也就是说，她曾经做过我的大妈。一个人在七十七年的漫漫人生中只有三天时间真正属于这个家庭，而后她离去了，开始了她另外的生活，可在她走向死亡的时候，她却悄悄回到这个家里。这个家已没人了，这个家早已瓦解成碎片，只剩下狗尾巴草、蛛网和蝙蝠，她却在这里安静地躺下，阒然无声地等待着死亡一步步走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和迷惑。
一个放鸭娃钻进我家破败潦倒的老宅里找他的鸭子，他的鸭群中有一只鸭子突然离开伙伴钻进了我家的老宅，并且藏匿得无踪无迹。放鸭娃尖着嗓子气恼地喊：“鸭……鸭……”放鸭娃发现了我的大妈。她安详地躺在那里，双手平放在干瘪的胸前，一动不动；那只鸭子站在我的大妈身边，它看着她，同样一动不动。
村里的人闻讯赶来，事后人们说，他们无法断定我大妈死去有多长时间了，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月，也许一年，总之他们无从知道。这个老简家昔日的媳妇离开东冲村到彭家楼镇已有五十五年了，他们几乎再没有见到过她，她怎么会死在这里？村里人后来从彭家楼镇上打听到，我大妈失踪已有好长一段日子了，村里人为此迷惑不解，他们不能断定我大妈在这段日子里是否一直待在我家的老宅里。如果是这样，她吃什么？如果不是这样，她又能去哪里？如果她已经死去一段日子了，那么她的身子为什么没有腐烂掉，依然新鲜如故？即使是大别山的秋天，这也是无法做到的呀！
报丧的信件是半个多月后寄到千里之外的省城我家的，那个时候我的大妈已经被掩埋了，掩埋工作当然是村里人义务做的。我的大妈没有直系亲人也没有家产，她没有什么后事可以交代，连自己的后事也是靠不相干的人们才处理掉的。村里人在掩埋掉我的大妈后，觉得一个人死了，至少还应该做点什么，譬如通知她的亲属，如果我的父亲不算她的亲属的话，那么我的大妈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再没有什么亲属了。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的父亲在看过那封报丧的信后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这令我们一家人都感到担心。我的父亲已经是个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总不是个让人放心的事。但是我们没办法，我的父亲很犟，他这一辈子都是这么犟过来的，他要决定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好在我的父亲并没有让我们担心太长的时间，也许有一个小时，也许有两个小时，总之在这之后我的父亲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他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封脏兮兮的信，没有看我的母亲，而是对我说：“老四，收拾东西，回家。”
我们在我们的家里，这就是我们的家，但是我知道，父亲说的家是另外一个家，一个令他铭心刻骨的家。
1933年的那一次娶亲对东冲村和彭家楼镇的人来说早已过去六十年了，但东冲村和彭家楼镇的人对那件事仍然记忆犹新。婚姻嫁娶不是什么新鲜事，哪个村哪一年都会有几次抬花轿揭盖头的喜事，新鲜的不是嫁娶本身，而是人。1933年秋天的那一次记忆犹新的嫁娶，人们关注的正是嫁娶双方的一对新人。
新郎二十二岁，名字叫简定豪，东冲村简乾海的长子，麻城县四区苏维埃主席。
他是我的大伯。
新娘十七岁，姓范，娘家取名叫范桑儿，家住彭家楼镇。
她是我的大妈。
范家原是江西兴国人，祖上做竹茶生意到这里，因为蚀了本钱，回不了老家，就在彭家楼镇上留了下来。范桑儿的父亲早年在镇上春草堂药铺里跟人学艺做柜前小伙计。因为读过私塾，自己又天资聪颖，到二十岁那年就自己开了一间小药铺，卖些草药膏丸，兼做守店郎中，治些伤风头疼五气不顺的小毛病，以后娶了镇上开染铺的钱氏之女，先生下儿子麦儿，又生下女儿桑儿。民国九年，桑儿的父亲挟着一只药箧离开了家，去了汉口，在汉口花楼街赁下门面，开了一家诊所，专为那些做青楼生意的江湖女子看病，日后偶有银票托人捎回。几年后，又将麦儿接了去，让儿子在汉口读书，留下父母妻女在彭家楼镇上守着祖上传下的基业过日子。
彭家楼镇是爱吃的，镇东西南北相交的两条十字街上，除了杂贸客栈布店钱庄，多的就是各式小吃幌子。彭家楼镇爱吃，也讲究吃，自然就养成了吃的盛行和排场。正月吃年糕、元宵、双羊肠、枣泥卷；二月吃黍面枣糕、煎饼、牛肠胡辣汤、梅花汤饼；三月吃江米面凉条、马杂碎、糖皮馃子、耳朵眼杂糕，四月吃虾仔面、槐花锅贴、黄豆肉馃、狮子头；五月吃粽子、月饼、筋饼、苔菜饼；六月吃锅盔、黄陂豆脑儿、百色凉丝、酸米粥；七月吃散烩八宝和孝感糊米酒；八月吃重油豆皮和黄州烧梅；九月吃东坡饼和热干面；十月吃奶皮、酥糕和灯影面窝；十一月吃羊肉包、扁食；腊月吃灌肠、冻皮、油渣菜和炒糍粑。如此月月变着花样儿吃下来，月月讲的是新鲜，直从年头吃到年尾，又从年尾吃到年头。
范家的男人去了汉口，范家留下老小，人却不懒，自然也有祖上传下的手艺，在彭家楼镇上支起一口呼风唤雨夺魁占首的油锅。范家人开的是一间白案小吃店，店不大，范家公公操案，范家婆婆理灶，媳妇管着账台桌面。卖的东西也不复杂，只两样吃食，却是彭家楼镇上独一份的：一样是黄雀馒头，一样是槐叶面，两样都是江西的地方古吃。黄雀馒头吃的是新鲜劲儿，做法不复杂，用花雀的脑和胸脯肉合着葱姜剁碎，包在发酵面中，上笼蒸七成熟，再用酒糟过，吃的时候用香油炸，现炸现吃。槐叶面的做法就稍许有些讲究了。做槐叶面，要用新鲜槐叶或菊叶榨取汁儿，与当年磨的新麦粉调和了，百般揣揉拍打，醒成玉墩，醒好后，擀成纸一样的薄片，切成银缕丝，下鼎煮熟，捞出浸入冷却好的槐叶汁里轻轻地淘，吃时佐以荪丝、姜末、鸡丝、虾仁、香醋、甜酱、红椒、芝麻，色青质韧味香，爽口无比。范家的这两样吃食，因为做得稀罕，又不必花大价钱，就成了镇上人人喜爱的食物。有富户豪门不愿出门的，或夜间听戏搓麻雀要宵夜的，便打发家中的丫头伙计踏着麻石板铺成的路去镇东头的范家点心铺里叫上两份，用油篓子装了，再踏着麻石板铺成的路拎回家，吃到口里，仍似刚出锅一般新鲜爽口；即便是镇上一般百姓家，冲着稀罕，隔三差五也要光顾一趟范家点心铺，做一回忠实的顾客，更别说潮水般南来北往的异乡客了。如此一来，范家的黄雀馒头和冷淘槐叶面，竟成了彭家楼镇百吃中佼佼一绝，范家因此也过上了殷实的日子。
范家有女名叫桑儿，是范父据唐彦谦“春风吹蚕细细蚁，桑芽才努青鸦嘴”一诗为她取下的。桑儿不是富家娇女，但范家丁嗣不旺，家境不贫，自然就待如园中花、掌上珠，看得无比娇贵。桑儿小的时候，由自家奶妈和娘带着，两个成年女人言传身教地教她做女人的德行和规矩，少不得学些严格的女红厨事。到束发之年，便和哥哥麦儿一起坐进镇上学堂背着手念“四书”“五经”，念过五年后才回家帮大人操持家务。桑儿的性子是极好的，如井水一般清亮甘洌，人又聪颖，背得《道德经》，讲得《女儿经》，平日里由家教管束着，绝少出门，除了女儿家必做的功课外，就是帮着大人做一些灶上的事。若是外出，也不逗留闲逛，柳叶儿似的轻出轻进，逢人便是一脸甜甜的笑，让镇上的人说，这女子小时就知书达理，蜜儿似的心肠花儿似的脸，待长到大了时，那还不出落成观音娘娘的样儿来？
镇上人的话果然对了，桑儿日后真的就成了彭家楼镇上最俊气的女子。
那种俊，是庭院里的芍药和山峁里的百合两相辉映的俊，又是芍药和百合比试不上的，若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只是一种浅薄的形容。倒是有一件事可以拿来做佐证：那年彭家楼镇闹元宵，镇上几家大户出了五十担米请了县里的一个戏班子来唱孟称舜的《娇红记》，戏班中饰娇娘的女戏子天生尤物，一贯地卖弄自己的脸蛋和身段。那日她在台上旁若无人地唱着舞着，唱到第三出的“会娇”一场时，娇娘的目光顺便往台下瞟了一眼，正瞟着台下人群中的桑儿。那一眼，就让她犯了傻，口也呆了，目光也痴了，人站在那里，半点儿下文也不知道。饰生角申纯的男戏子正唱着一段“玉交枝”：“蓦见天仙来降，美花容云霞满园。天然国色非凡相，看她瘦凌波步至中堂。翠脸生春玉有香，则那美人图画出都非谎。猛教人魂飞魄扬，猛教人心迷意狂。”男戏子正唱得衷情处，却不见娇娘迎合，顺着娇娘发呆的目光往台下一瞅，这一瞅就瞅砸了戏，原本是唱到了最后两句，那两句却唱成了“猛、猛、猛猛猛猛……”惹得台下听戏的人轰然一炸。
桑儿的俊，靠说，是没法说得透的。彭家楼镇的人提及桑儿的美貌，通常是省略了所有的赞誉辞，只用一连串的“啧啧”声来代替由衷的感叹。唯有一个人不同，这个人是彭家楼镇首富彭福霖的长子彭慎清。月白风清的夜晚，这个身体孱弱的乡间书生披了一袭青色的细布长衫，在自家开满美人蕉的幽静的后花园中背着手踱步，然后站定，仰起他那张永远悒郁着的年轻的脸，望着一天闪烁不定的繁星，轻声哦吟道：“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
范桑儿与我的大伯简定豪的婚事，是两人尚未出生时由着老辈人定下来的。
我的爷爷和范桑儿的父亲早年同在彭家楼镇上春草堂中学艺，我的爷爷豪爽仗义，范父文静内秀，个性不一，却相互敬仰，结拜为异姓兄弟。我的爷爷年长为兄，范父年少为弟，两人指天为誓，日后若有后代，同性即为兄弟姊妹，异性即做百年夫妻。日后果有后代，我的爷爷娶妻后一气生下四个儿子，分别取名豪、杰、英、雄，范父娶妻后生下一子一女，双方都是中年后方娶妻生子，但前约不改，在桑儿满月之日，就为桑儿和简家老大定豪订了娃娃亲。定亲那日，自然依照习俗摆了酒席请族人吃酒。酒席中，五岁的定豪对襁褓中的媳妇毫不在意，在一连串的磕头之后他的兴趣立刻转移到桌上的酒肉中去了。五岁的定毫居然豪饮，酒是一碗一碗往下灌，肉是一块一块往嘴里填，满席间无人可比。其英雄气概，惹得我的爷爷和范父哈哈大笑。定豪只顾消受，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个被人抱在襁褓里甜甜睡着的女婴日后会出落成这一带最俊俏的少女，并且有朝一日，这位俊俏的少女会蒙着红盖头在呜哩哇呜哩哇的喜庆喇叭声中被人抬进他的新房中，做了他的新娘。前来喝定亲酒的族人全都一个劲地向我的爷爷和范父敬酒，满席都是醇浓不散的吉祥祝福，对彭家楼镇和东冲村的人来说，这一早早定下的百年之合让人感到兴奋也让人有了期待。人们都明白，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一门心思在那里豪饮的小新郎和一门心思在那里甜睡的小新娘很快就会长大的，只需一道风，只需一茬阳光，他们就长大了。人们喝过了定亲酒之后很快就会喝上迎亲酒的，这只需要十六年的时间，这时间并不算长，甚至这两次酒席的酒香味都息息相缠，新鲜得就像三月间一尘不染的犁铧下翻耕出来的泥土一样。
于是，当1933年的那一次娶亲真的来到，彭家楼镇和东冲村的人们都争相跑到大路边踮足而望，他们看那个知书达理美貌如仙的范家女人在伴娘的牵扶下水漂似的迈出娘家的门，等在屋外英俊魁梧的四区苏维埃主席简定豪早已急不可耐。他走上前去，拦腰轻轻一抱，就把范家女子抱进了迎亲的花轿，轿帘晃荡了一下垂直了，响器班子随即吹起了喜气洋洋的《下扬州》，令哏朗，令哏朗，轿夫们齐声吆喝了一下，把厚实的阅历非凡的肩头埋在乌黑油亮的轿杠下面，一使劲儿，新娘就此脱离了生她养她十七年的娘家土地，升到空中，由不得选择地云一般朝她命运的归结处飘然而去。人们都抚掌笑了，闪开一条道，用心和脚由衷地追随着那朵轻盈美丽的云朵。令哏朗，令哏朗，人们都说，好啊！好啊！
迎亲的队伍簇拥着花轿一路由彭家楼镇到了东冲村，轿子穿过柏槐杂落的树林，停泊在老简家门前的晒谷场上。东冲村竟有一支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等候在那里，那是东冲村的赤卫队，几十条荷刀持矛的汉子，一律齐头齐腰紧扎着两条红布带，放眼望去，晒谷场上一片殷红。队伍的前面一字排开老简家的另外三个儿子，定杰定英定雄和他们的大哥一样长得相貌堂堂英姿勃勃，在他们的母亲之后他们迎接了另一位异姓女子进入简家，由此他们全都目光炯炯兴奋异常。
定豪从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上轻巧地落下，丢了缰绳，一撩青布长衫外的英雄结，大步朝花轿走去。满幅的凤凰绣轿自是由一旁的伴娘先一步收了去，人们只看见轿镫上轻轻巧巧地搁着一双玲珑剔透的绣花鞋，定豪躬了身去，伸出长猿似的双臂，俯身一揽，那轿中的人儿，就被他托一段云儿似的托了出来。赤卫队中的数支火铳齐声的几铳巨响，将天上的一缕白云震得麻酥酥直往下落。大别山秋天的风是顽皮的，它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做一回游戏了，于是它们无声无息地从树梢上溜下来，挤过人群，直上前去，嬉笑着撩起了新娘子头上的那方红巾。红巾沉甸甸的，忽悠地只是一荡，也只是那么一荡，四周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一声喊，啊！有一道灿烂夺目的光辉从此就再也不会从东冲村的记忆中抹去了，那是新娘子的美丽带给东冲村人的永远记忆。
在这场娶亲之中，只有一个人闭门不出，这个人就是彭家楼镇首富彭福霖的大公子彭慎清。在那一天，乡间书生彭慎清早早地就起床了，坐在书房里读书，他读的是一本清人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从范家的女儿在启明星还挂在北天时被自家娘从闺房里唤起来梳妆打扮，到简家老大骑着马从二十里外赶往彭家楼镇迎亲，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个字也没有读进去。后来他起身绕过红木书几，走到后花园中，花园中已是一派颓败的景象。也许是深秋了，冬之将至，也许是彭家的老主子耽于声色犬马，少主子又迷恋琴棋书画，老少两代都没有心思，任季节和风雨在花园中肆意涂抹，生机已眼见着褪尽，蜿蜒的回廊和回廊之间的凉亭中满是飞落的海棠叶儿，老蝶似的栖伏不动。扬州石中生长出一丛丛的衰草，黑紫如旧血的白薇和沉甸甸的芳心芦草。池塘里浮萍如云，红浅绿浓，大红鲤早已知道撞它们不动，都灰了心思，懒懒地藏在水的深处。只有女儿墙上终年覆盖着葳蕤的常春藤，将它们茂盛的触角满世界地攀摇开来，在一些有残月的夜晚让人感到越发的忧郁和荒蛮。彭家大少爷站在那里，良久地不言不语，当东街范家女儿的花轿起杠的那一刻，他苍白的脸上突然痉挛了一下，随即他心疼万状地闭了眼睛，嚅动嘴唇轻声念道：“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952年的一天，我的父亲在阔别了家乡二十一年之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湖北省麻城县四区东冲村。
那一年没有我，我是在那一年之后的第五个年头才出生的，所以我没来得及赶上父亲回乡这件对我的家族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没有史料记载，这一天的日期自己无从查询了。据当时陪同父亲的人后来回忆说，那一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同行浩浩荡荡，大约有十来个人，他们分别乘坐一辆军分区的道奇吉普和一辆县里的嘎斯卡车从县城出发，朝大别山山麓驶去。车队在波光潋滟的举水河边停了下来，人们分乘两只渔船渡过了举水河，攀上了河岸，沿着风硬的田埂小路朝村里走去。
虽然那时没有我，但凭着日后的想象，我确实能知道，因为没有若干年后大办钢铁的乱砍滥伐和再若干年后雨后春笋似的乡镇企业掠夺式的破坏，我的家乡如一片田园牧歌般地憩恬着。阳光在那一天里和往常一样弥漫着庄稼和泥土的芬芳，空气清新得就跟婴儿初始的呼吸一样。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大片活跃的植物，开着淡蓝色花朵的马唐草和黄白色花朵的车轴草在田埂边匍匐成行，迎风招展。附近有农闲时的大牯牛带着它们的妻子和孩子在苦楝子树的林荫下悠闲地反刍。一只独耳老猫瞒过了一群正在吵嘴的黄喙麻雀，企图匍行到打谷场上去偷袭几只小鸡，却被一只年轻气盛爱管闲事的黑狗追撵得蹿上了草垛。一队麻羽鸭子旁若无人地从村子里走来，摇摇晃晃地沿着盛长着红花草的田间小路朝无声流淌着的举水河走去。长着纯白色腹毛的六指水鼠则将河边大丛大丛的猪笼草当做它们美丽的乐园，在那里生儿育女、安居乐业。
我的父亲在那一次回乡下中做了不少的事情。譬如为我早年去世的爷爷奶奶修葺坟茔，譬如挨家挨户去看望那些当年和他一起外出闹红而最终没能回到家乡来的村里人的家属，譬如到军分区去为村里的孤寡老人弄回一批粮食和棉被，还譬如为一对新人做证婚人。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做了很多，也做得十分快乐，但有一件事情他却没有做。那一天晚上在我的父亲极痛快地饮过好几碗家乡产的米酒之后，县民政局的一位干部突然提到要不要去看一看我的大妈。父亲在听到我的大妈的名字后突然变了脸色。他的原来拥有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消失得无踪无影。他的脸拉得很长，长得你把这种表情叫做吹胡子瞪眼也不是不可以。父亲大声地说：“不去！她和老简家没有关系，我去看她什么？！”县民政局的干部嗫嚅道：“她现在没亲没故了。她现在一个人。她现在很困难呢。”我的父亲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他几乎是恼羞成怒了。他把手中的酒碗都甩了，用力挥着手说：“她一个人就一个人！她困难就困难！我不看！我谁也不看！你们把我怎么样？！”
父亲这么说，当然没有谁把他怎么样，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这是父亲在那一次回乡中发的唯一的一次火。
我的大妈在六十年前并不明白那次分别对她来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她是蒙着龙凤图案的红盖头一路晃荡着被人从彭家楼镇的娘家抬到东冲村的婆家来的。她决断了自己十七年的女儿身，心里怀着许多尚未展示的憧憬，一路之上都用一双纤纤小手紧紧地捏住一方干净的手绢，她刚刚绞过的脸儿绯红如霞，美丽得在风儿撩开头盖的一瞬间令所有东冲村人都不禁讶然失声。她不知道她被晃荡的花轿抬向的是漫漫长夜的独处，她一直轻轻地抿着她俏丽的樱桃小嘴，就那么不能主宰地从彭家楼来到了东冲村。
实际上，我大伯那一次离家出走是先期已经决定下来的，这几乎可以被称作一次阴谋。1933年秋天鄂豫皖苏区的那一次整体大转移是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由鼎盛走向衰竭的一个兆示，红军在鄂豫皖的两万四千主力部队和红军的领导机关参加了这一次战略大出走，四区苏维埃主席简定豪在这一次大转移之前带领两百名赤卫队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部队的一名营长。简定豪不知道这次撤离的未来会是什么，却知道自己走了，且带走了老简家所有年轻的子弟，毕竟是留下了一份对上人的悖忤，而一份孝道的责任对作为简家长子的他，也将是永远的牵挂。于是他决定在离家之前，将寄养在范家的媳妇娶进简家，为自己的父母留下一个帮手。
三天之后的那个黎明，无数号声在鄂豫皖地吹响了，凄厉的号声连绵百里不断，将山区秋日清晨的浓雾吹得瑟瑟发抖。老简家的新房里通宵都没有熄灯，一对新人儿彻夜都在说着贴己话儿。集合号吹响的时候，他们一下子住了口，女人先是僵着，后来活了过来，猛地贴住了男人，她的雪白的肌肤迅速变得冰冷，她的泪水流淌下来，浸透了她胸前的红肚兜。
男人受了号声的召唤，要下床穿衣，可是他抽身不得。男人不明白那个娇小可人的女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一条不放弃的蛇，将他缠得那么死。在此之前一直是他在死缠着她，他不肯须臾地松开她。他是一条铮铮作响的汉子呀，他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父亲才娶她进了家门的，他认为那是他唯一可以弥补的孝道。他怎么会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太阳升起来之前走出屋去，伸展开筋骨强健的双臂，对着迅速消散的薄雾大声地喊上一嗓子？他怎么会整整三天三夜都痴迷地守在她身边，不停地把她从自己怀里推开去，又强悍地把她收罗进自己怀里？由此他把她折腾得精疲力竭，也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老简家西厢房里终日战火纷飞，窗外轮番是阳光和月光遗留下的密密沓沓的尸首，空气中弥漫着芝麻荚苦涩的血腥味，阴冷的云朵低低地降落在新捡的麦秸屋顶上，经了秋日霜凌的凝结，迅速地变幻成七彩的霭霞，袅袅蒸腾不已。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战场的景象，而厮杀是无休止的，厮杀到最后就做成了一种僵局，男人无法从女人身体中剥离出来，女人仿佛是死在了男人怀里一般。号声仍在那里吹个不停。男人以为那号声该是一柄锋利的牛骨刀，正在从容不迫地切割着他和她息息相连的那层蹼膜，但是女人不动，女人在以她的决不放弃来向那柄利刃抗衡。
男人咧开干燥而绝望的嘴唇，说：“我得走了。”
女人不松手，她的头是深深地埋在他的怀里。男人感到他的胸前已洇湿了一大片。男人有一种被水窒息的感觉。
男人无法从僵死中化解出来，他所有的绝望都是为美丽动人的她生成的，而不懈的号声又在召唤着他的不甘，这使他痛苦万状。有一刻男人几乎也死去了，甚至比女人死得还要深，但这也是另外一种启迪，使他有一种抗拒主宰的烦躁。他用力去推女人。他的力气很大，能将一头千斤重的犍牛推倒在地，但是他没能推动女人。女人已经生长在他的身上了，成了他的一根肋骨。假使他是一条鱼，她就像他身上一片美丽的鳞。
号声仍在响着，这回响得有些焦灼了。有最后一缕清晨的雾蹑手蹑脚涌入窗棂，它们像乳液一般很快地洇渍开来，因为屋内的热气立刻化成微小的水珠子。那些水珠子落在了男人赤裸的身上，他们像毒药一样地灼伤了他的皮肤，使他浑身抽搐了一下。
男人嘶哑着嗓子说：“你要误我的事了。”
女人继续僵在那里，她的指甲深深地陷入男人的脊背中，这使她像一个悬在半空中绝望无援的攀援者。男人感到了疼痛，女人细腻光滑的皮肤也像毒药一样灼伤了他，使他窒息。
男人许诺说：“我会回来的。”
男人在说完这话后伸出他的手，去解锁死在他背后的她的那个结。
但是女人还是不动，不松开他，不放弃他。她娇小迷人的身体蜷起来，蜷成了一只刺猬。她开始向所有侵蚀和剥夺她的人报仇了。这一点使男人生气了。他分明听到了他的号声，这比什么都重要。男人这一回是被女人逼入了绝境，逼成了他自己，男人一旦成了他自己就如同英雄回到了土地上一般，有了信心和力量。男人猛地把女人推开了，由此他们两人都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他们都疼痛得大叫了一声。十七岁的女人突然之间就像一朵刚刚绽开的鲜花被浇上了一瓢滚水，立刻就衰亡了，她迷人的身体蜷缩在那里，像一枝还在滴淌着汁液的树枝，痛得瑟瑟发抖。
男人很快就穿好了衣裳，在这个过程中他根本没有看床上的女人一眼。他动作敏捷而熟练，一招一式富有弹性。他毕竟是红军的一名营长了，这是他的行当。男人把一切都收拾妥当后就去门后取自己的武器。那是一支五连珠的汉阳造，是他亲手从三枪会手中缴获的，为此他杀了三个会匪。他把第一个会匪的一条胳膊劈了下来，把第二个会匪的脑袋劈成了落地西瓜，把第三个会匪索性一刀劈作了两半。现在他把那支枪背在身上，然后，他大步朝门口走去。
女人躺在床上，一动没动，样子就像死了。
男人把门闩拨开后犹豫了，他确实犹豫了一下，但是男人没有回头，这就是男人最终胜利的绝招。他很粗地喘着气，像是在发狠，又像是在赌气，他对着门闩粗声粗气地大声说：“我会回来的，我发誓！”
然后男人走出门去。
院子里，雾开始散去，没有游动着的东西，连水缸里都薄薄地结着一层冰凌，所以一切都是静止的。曦色之中，肩并肩站着三个年轻后生，他们一色的孔武有力、英气勃勃。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三棵风吹不倒的大树，只是肩上都荷着刀矛之类的武器，这使他们与其他静止的物体分别开来。看见男人终于从他的新房中走了出来，三个年轻的后生集体地眼睛一亮，同时把已经挺得很直了的腰杆挺得更直，这样他们就显得越发的高大了。
男人看了一眼他的三个兄弟。
男人说：“走！”
他们就走了，连头都没有回。
1989年初夏的时候，我到红安县的七里坪去采风，那里是鄂北的一片神秘的红土地，曾经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成就过轰轰烈烈的鄂豫皖红色根据地，苏区的重要领导机关都发祥在那里，那里还养育过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以及它许多传奇的故事。
县史办的一位主任陪同了我的这次采风，那天我们在管理区吃了饭，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太阳很好，乡下的太阳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那么令人亲切的，四边有一些觅食的鸡婆，还有一些被风吹动的杂草，我们一边闲聊着，心里充满了惬意。
我在那个时候看到了一个老太太。她肯定很老了，脸上全是皱纹，皱纹使我无法断定她究竟有多么老。她坐在一间破旧的农舍外打着赤膊捉虱子，她手中的那件上衣和她身后的那间农舍一样破旧，她的干瘪的乳房上满是泥垢和指甲的抓痕，她的脚边卧着一只同她一样苍老的狗。狗在打瞌睡，很肮脏地滴拉下一串涎水。
主任看我的目光在那个老女人身上，便停止了闲聊。主任突然说：“她是一个红军的寡妇。”
我的心“咯噔”地有了一次震动。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从主任那里知道了那个老太太名叫夏枝莲，七十多岁了。她的丈夫1934年参加了徐海东的红廿八军，去了陕北，从此再没有回来。他们没有儿女，夏枝莲在丈夫离去之后也没有再嫁人，一个人就这么度过了半个世纪。当然，在后面这几十年的日子里，政府每个月都会给夏枝莲二十五块钱，作为她生活上的补贴。
我还从主任那里知道了，仅仅是我们坐着晒太阳的这个村，就有七个和夏枝莲一样的红军寡妇，她们叫夏枝莲或者叫别的什么。她们大多没有儿女，独自一人生活着，她们的丈夫都是当年外出闹红的，有的死了，有的没死，但无论死了还是活着，他们都没有再回来。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不一样，她们却还活着，她们活着似乎就成了一种历史的记忆，在有阳光的时候，就颤巍巍地走出自家破旧的茅草房来翻晒给人们看。
这使我想起我的另一次采风。那是去五峰县的渔洋镇，鄂西山区里的一个村镇，当年红二方面军曾三次驻军此地，并由这里出发打下了五峰县城和长阳县城。那次我在镇文化馆王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红二方面军的司令部遗址，并且登上高处凭眺渔洋镇的全景。我的问题就是在凭眺渔洋镇的全景时提出来的。
我问：“渔洋镇有多少人？”
王馆长说：“五万多人。”
我问：“当年呢？当年红军来这里时，有多少人？”
王馆长说：“略少一点，三四万吧。”
我问：“渔洋镇有参加红军的人吗？”
王馆长说：“有，贺龙来过三次，又走了三次，跟着贺龙走的人，三次加起来有一千多人。”
我问：“后来呢？”
王馆长说：“什么后来？”
我明白了我的话让他有了歧义，我就说：“渔洋镇外出闹红的，有没有活下来的？”
王馆长说：“有，有四个，是留在本地打游击的，后来打不下去了，参加了民团，打过鬼子，新中国成立后当叛徒处理的。”
我问：“其他的人呢？”
王馆长说：“其他的人都死了。”想一想他又解释说：“你想想，当红军，很辛苦的，时间又那么长了。”
我点头。我又问：“他们的女人呢？他们中间总有结婚成家的人吧？”
王馆长说：“那当然，有肯定是有的，我们这里的风俗，成家都是比较早的。”他这么说着，脸上甚至有了一丝羞涩。
我问：“那么，那些女人呢？我是说，那些红军的遗属呢？她们现在在哪里？”
王馆长迟疑了一下，似乎是在思考，但这个问题显然是思考不出来的。王馆长犹豫地说：“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也许我爷爷知道一些，我爷爷还活着，你要想打听这事，我可以带你去问他。”
我们后来真的去了，去找了王馆长的爷爷。我后来真的见到了几个红军的遗属，她们都老了，和这位名叫夏枝莲的女人一样老。我知道在整个鄂豫皖苏区，甚至在整个当年的革命根据地中，还有着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生活在谁也不知道的大山深处，她们都老了。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坐在初夏极其美好的太阳底下，暖暖地晒着太阳，在我们的身边不远处，就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红军寡妇，她的名字叫夏枝莲。
那个老女人，那个名字叫夏枝莲的老女人驼着背在那里认真地翻找着虱子，她几乎是全身心地在干那件唯一的事。卧在她脚下的那条瘦狗醒了，看了我们一眼，又歪下头睡了。无论如何，太阳在这个时候是好得无可挑剔的。
1933年的秋天是多血的，早于5月间，一贯清澈的举水河就开始泛红了，隐隐地有了腐臭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总的蒋介石坐镇合肥，率二十五个师零四个旅计三十余万人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数月之间，红军在鄂豫皖连打三十余仗，胜少败多，消耗颇巨，虽苦战而不能扭转战局。10月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的黄柴畈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摆脱被动，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四军王宏坤十师、倪志亮十一师、邝继勋十二师和二十五军、王树声七十三师以及少共国际团两万四千人越过京广线向外线转移，留下沈泽民和廖荣坤七十五师在原地坚持战斗。六日后，该决定付诸行动。
红军主力转移之后，整个苏区失地六分之五，人口减至七十万，麻城只剩下乘顺两个不完整的区。陈继承、卫立煌两部五个师在鄂东北大肆屠杀无论，不足一年时间，仅乘顺地区就有十一万人遭到杀害。屠杀是次递升级的，最先有明确的依据，如：凡红军及所属武装人员，杀无赦；凡苏维埃干部、农会干部、妇女会干部、CY干部，杀无赦；凡红军魁首家属及直系干亲者，杀无赦；凡扰乱局事及滋生乡民者，杀无赦。但到了后来，依据没有了，残酷的杀伐成了一种惯性，陈卫两部及地主武装红枪会在苏区内凭着兴趣逢人就杀，男人是没有任何可讲的刀砍斧剁，女人除了农协会和妇女会会员外，凡剪了短发的也一律在杀无赦之列，有实在找不出理由杀掉的，或因杀得太累杀不完的则按人头罚六百六十串钱，认罚还是认杀，自取其一。
红军麻城独立团为复仇，于冬月初七那日晚从杨真山上下来，潜入七十二联塘，袭击了陈继承三十八师十五团，毙十五团团长以下百余人，另捉俘虏三百余人，一律用大刀砍下头来。红军将四百多颗头颅集体悬挂在一片枣林里，乘夜离去。一夜风吹霜冻后，那四百多颗头颅早冻得生硬如铁，第二天晶晶亮亮地悬挂在那里，如夸大了的冻枣一般，风一经过，相互间胡碰乱撞，发出叮叮咚咚的怪响，数日之内，鸟儿都振翅远飞，不敢栖息在这片枣林里。
这一刀无疑戳痛了陈继承，杀戮再度升级，其残酷状亦登峰造极。田家畈苏维埃主席田世和和三名农会干部被陈部的兵捉住，陈部的兵先用刀将四人的眼珠剜去，耳鼻割去，砍掉手足，抛入举水河，三名农会干部立即沉入浪涛之中，田世和不肯溺水，拼着往日练就的一身好水性，将一个无手无足的光身子在激流中挣扎，挣得红水四涌，人就像一条断了鳍翅在血水中沉浮的大鱼，眼见着快泅过中游了，站在岸边的陈部的兵，回去抬来一门缴获赤卫队的松树炮，吱吱地点了引索，照准了河水中的田世和，只一炮，几十米宽的举水河霎时就被打得一团烂，田世和一个完整的尸首都没有落下来，立时碎成了数百块，分散在河水里，肉还没有沉落到河底，就被四处游来的鱼儿噙下去，都吃了。
1933年秋到1934年夏，乘顺区几乎成无人区，肥了的是奔走于乡间的野狗和举水河里的鱼儿，有人亲眼看见，一只壮如马驹的野狗从田间散步而过，一头没人照料的犍牛朝它哼了一声，那只野狗恼了，只一扑，就将那头犍牛扑倒在地，不足半袋烟工夫，犍牛被野狗撕得身首异处，肝脑涂地。还有人看见举水河里跃起肥猪一般大小的青鱼，鱼鳞一片片如铜钱大，油光水滑的，尾鳍拍起丈余高的水柱，那鱼儿凶悍地跃在空中，还打了哈欠，两排锋利的牙齿碰得咯咯作响，落回水中后，那牙齿上的寒光还在。
那都是吃人的尸体吃成的。
1934年春，我的大妈领着我的爷爷奶奶逃进了万字山，他们是和两万多乘顺地区的群众一起逃进山里去的。在此之前，我的大妈已经带着我的爷爷奶奶断断续续外出跑了半年的反了，他们有时候回到家里，更多的时候他们得背着细软和干粮到处躲藏。悬赏捕捉的名单中有我的大伯和他的三个兄弟，赏金若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任何流浪汉拿上这笔赏金都可以牛气十足地买地置房，过上财主的日子。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被捉住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即便不被砍头，罚款呢，也是交不起的。他们只有跑，有时候三个人东躲西藏，有时候夹杂在大群的跑反队伍中，朝着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蹀躞而行。我的爷爷那时已经老了。我的老了的爷爷那段日子里脾气坏透了，他整天整天都在骂个不停，他骂他的大儿子，骂他不是个孝顺的东西，骂他给家里带来了灾难，骂他既然知道打着枪造反，为什么不会保护自己的家。骂完了大儿子再骂二儿子，以后是三儿子、四儿子，但他骂得最多的还是大儿子。我的爷爷那段时间终日骂声不停，因为如此，因为有了一件可以让他发泄的事，可以让他整日从事的事，他变得整日的精神抖擞。我的奶奶只是哭。我的奶奶她是心疼她的儿子们的，她舍不得骂她的儿子们，她一直在惦记着他们，她把眼睛都哭肿了。我的爷爷气愤地骂我奶奶说：“你哭什么哭？还没有砍脑壳呢！”后来又补充了一句，说：“没良心的，都死绝了才好！”我的奶奶立刻就不哭了，她不是不想哭，是不敢哭，她一哭，我的爷爷就要咒她的儿子们，他咒他们死，我的奶奶可不想让我的爷爷这么恶毒地咒她的儿子们。他要骂她不敢管，可她不哭，他就少了一个诅咒的机会，于是我的奶奶就忍着不哭，这实在让她压抑得很。有一次我的奶奶找到一个机会来倾诉她心里的愿望，那一次他们在山里宿营，他们点了一堆篝火，我的爷爷蜷在篝火边咳了一阵以后睡着了，我的奶奶看他真的是睡着了，就悄悄地对我的大妈说：“老天保佑，他们可千万别回来呀，他们回来，被捉去了可就没命了！”我的大妈那个时候正把一些拾来的树枝往篝火里填，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听见了婆婆的话但她却默默无语。夜晚里的大山是黑黢黢的，除了篝火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这让人怀疑这个世界已经全都消失了，消失得只剩下这堆篝火。山风吹来，火焰儿飘飘忽忽，篝火边的人影也飘飘忽忽，我的奶奶有一刻以为她的儿媳妇是随着风飘走了，她以为要么儿媳妇就是同意自己的那个愿望，是在那里点头。风一直很大，我的奶奶她坚信这一点。
所有的时候我的大妈都在竭尽全力照顾我的爷爷奶奶，她把老简家值钱的那一点细软和能够收罗到的干粮全都背在身上，然后她一边挽着我的爷爷，一边挽着我的奶奶，开始跑反。我的十七岁的大妈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么多的担惊受怕，从来没有亡命地走过这么多的路，从来没有这么肮脏过、疲劳过、孤独无援过。仅仅是父辈的一次指腹为婚，仅仅是二十里路晃晃荡荡的花轿，她就成了另一个家庭的成员，她就得支撑起这个家庭来。他们只给了她三天时间来度过这一切，她甚至还弄不清这个家庭养了几只鸡婆，她就得毫无选择地挑起这副重担了。老简家是个大家，这是她在出嫁前就知道的，老简家有四个儿子，他们个个虎背熊腰、力大无朋，但是他们说一声去，就都走了，留下一双年迈多病的父母给他，他们去干他们的大事去了，十七岁的小媳妇便来替代他们做他们本该做的儿女事了。
1934年春天，我的大妈领着我的爷爷奶奶逃进了万字山。在他们的前面和后面，还有两万多苏区的群众朝着一言不发的万字山拥去。我是在几十年后才知道那是一个陷阱，它狞笑着藏匿在那里，像万字山一样地一言不发，它的算计相当的成功，它的血盆大口一次就吞噬了四千多条无辜的生命，而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大妈正是朝着这张血盆大口摸黑而去的。
几十年后，我在省图书馆看到如下一份资料：
“……三月十五日，敌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亲自指挥，以第三十师、三十一师的六个团为左翼，第十三师的两个团为中央纵队，第八十九师的两个团为右翼，共十二个团，自红安、七里坪一线分三路向我红四方面军西征后重建的红廿五、廿八军追击，拟于十九日会剿于杨泗寨地区，企图全部消灭红军。红廿五军领导和麻城地方党组织根据敌人来势凶猛、兵力强大、‘清剿’残酷等情况，为了保护革命实力和人民群众的安全，遂决定红军主力在李家楼、杨泗寨一带牵制敌人，并伺机歼灭之，一部分红军和当地干部分别动员和组织乘顺地区的群众于十七日晚全部转移到万字山一带隐藏。十八日，敌补充兵源，以二十二个团的兵力，南从麻城、东从福田河、西从黄安、北从光山拉网似的向万字山拥来。红廿五军在杨泗寨、李家楼一带占据有利地形后，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福田河一带运粮的红廿八军闻讯后，在廖荣坤军长的带领下，急速向万字山赶来，以解万字山之围，行进到癞痢寨一带时遭到敌八十九师的阻击，红廿八军即与敌人展开激烈拼搏，终因敌众我寡，只得边打边向皖西地区撤退。红廿五军在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后，弹药消耗殆尽，撤退到万字山一带，被蜂拥而进的敌人重重包围……”
我在读到这份资料时心惊胆战、冷汗直淌。我不知道当年我的大妈和爷爷奶奶他们遇到了怎样残酷的屠杀。追击者是一群饿得嗥嗥直叫的豺狼，他们目标明确、眼珠通红，他们被打疼了，被踢伤了，淌出了血，血让他们更加的疯狂，那肯定是一场残酷的屠杀！而我的大妈和爷爷奶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正朝着那些高举起的血淋淋的屠刀而去！
我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失声大叫出来。我叫：“别往山上去！别往山上去！”
图书馆里所有的人都惊诧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是疯了。
我的大妈一生没有过孩子，这对老简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遗憾，因为我的大妈是简家的长媳，无论是我的爷爷奶奶还是我的大伯，他们肯定全都希望我的大妈能给简家生下一个长孙来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的大妈日后离开简家，改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还是简家对立阶级的仇人，这不能不令人刻骨铭心，如果我的大妈能生下一个孩子，有了老简家的骨血，她是否还会走出那一步，再做娇娘呢？关于这一点我不清楚，我不是一个在场的历史人物，我不能肯定这一点，但我固执地认为，若是我的爷爷奶奶地下有知，他们肯定是这么想的。
其实我的大妈曾经有过一个孩子，这是被简家的亲戚们证实了的。在我的大伯离开东冲两个月后，他们发现简家美丽的长媳突然喜欢上了酸物，而且做活的时候会经常性地剧烈地吐，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妊娠反应，东冲村的人全都由衷地为简家感到高兴。简家过去是何等的热烈，何等的生龙活虎啊！简家有四个高骡大马的儿子，简家香火旺盛，简家有过这个村子里任何一家也无法超逾的骄傲，在简家所有的年轻男子一起走掉之后，简家的儿媳妇又怀上了一个，简家依然香火旺盛，这是一件令人多么愉快的事情啊！最快乐的当然还是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爷爷奶奶欣喜得无与伦比，他们到处去寻生杏或者酸萝卜，他们还抱着旧衣服讨请东家婆婆西家婶改做小衣服，他们实际上是在满世界张扬老简家有了第三代这个重大的消息。
但是，简家始终没有走进过接生婆，我的大妈也从来没有生育过，换句话说，简家的那个肯定存在过的大孙子消失了，消失得无踪无影。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走出迷惑之谷，我真的不明白，那个孩子到哪里去了？
1995年的冬天我回过一次乡，我在家乡安宁贫瘠的红土地上踯躅徘徊，差不多成了一条刚出道的猎犬。那一次我是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为农民的税捐问题下去采访的，但是在采访之外，我还怀有一个另外的企图，我想弄清楚有关那个孩子的事，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有了那个孩子，整个简氏家族的情况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简家将不会分崩离析，将不会走向末路，至少，简家的老宅不会在几十年里无休无止地蔓延着狗尾巴草、蛛网和黑色的蝙蝠，这是肯定的。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关于那个孩子，所有的人都说不出什么来，他们只能证实当年我的大妈的确怀过孕，他们还证实当年老简家没有挂过红布条，没有一个简姓婴儿从老简家走出，扎煞着两只胖嘟嘟的手臂在村中蹒跚而过。那个孩子，那个曾经有过的孩子失踪了，他似乎是一颗神秘的流星，在天空中遽然出现了，又突然消失了，消失得无踪无迹。
我的1995年冬天之行是失败的。从家乡回城之后，我所采写的有关农民税捐问题的系列报道为我赢来了好几项奖，那几项奖的奖金为我两居室的住宅换来了一套漂亮的家具，并且还增加了一台不错的空调，但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找到的东西，我走进大山想要看到那面赭红色的岩石时有人却硬塞给了我一捧没骨没筋的花。我坐在家具一新的房间里，感受着空调徐徐的暖风拂面而过，我觉得一切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它们不会让我知道，但它们就在那里，我甚至开始相信宿命，我相信冥冥之中的超然主宰，简家有过太盛的香火，物极必反，简家必得为曾经拥有过的强盛付出痛苦的代价！
直到有一天，我在省城的图书馆里读到那份有关万字山火案的史志，我才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那个孩子是在这里！他是在1934年3月18日的晚上消失在这里的！我的大妈一辈子没有过后代，即便在日后她又嫁过一个男人，她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了十二年，她也始终再没有生育过，她是把她这一生唯一的一次生育，留给了大火之中的万字山。
我的大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醒了，她不是被初春的寒气冻醒的，而是被山下传来的枪声惊醒的。他们睡在山坳处的一块大岩石下，那里背风，可枪声还是听见了，而且越响越密。我的大妈叫醒了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慌忙收拾好行李，开始朝更高处的地方爬。我的爷爷一醒来就开始骂人，他一边吭哧吭哧往山上爬，一边凶狠狠地骂着。我的奶奶眼圈也红了，她的一双小脚怎么也走不快，她一着急就想哭，但这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的，他们既不骂，也不想哭了。枪子儿撵了上他们，打得四周树叶儿乱飞，有不少红军战士一边还击着，一边连蹦带跳地超过他们朝山上退去，有的中了子弹，摔倒在他们身边，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了。我的大妈拽着我的爷爷奶奶拼着力气朝山的高处爬去，路是没有的，有路的地方大家都争相拥挤，谁也不让谁，何况还有比人力气大的牲畜，我的大妈领着两个老人，没法和人家挤，只好领着我的爷爷奶奶拣人流少的地方走。我的大妈背着两个包袱，她还得搀着我的爷爷奶奶，她一会搀搀这个，一会儿搀搀那个，她累得汗流浃背，腿肚子直打战，但是不能停，一刻也不能停，子弹撵着他们，他们不想被打死，他们不想被打死就只能一刻不停地往山的深处爬。
卫立煌第六纵队的士兵午后开始放火烧山。万字山海拔一千零七十米，方圆几十公里，山上树木茂盛，沟壑纵横，搜山十分困难，红廿五军被击溃的部队在山上鱼死网破，采取了最顽强的抵抗，放火烧山，自然是上策。第六纵队的士兵先是用火把，后来嫌太慢，索性用炮击。1934年的春天，万字山的杂林和茅草生长得格外茂密，火把和炮弹引起的大火飞快地在万字山上蔓延开来，整座山就像一只巨大的火把，散落大山中的两万多人就像蝼蚁一般，被大火烧得满山乱滚，发出阵阵撕人心肺的惨叫。风这时也来了，卷着火柱在山中乱撞，洪水似的无遮无拦，燎着人，只哧溜一声，人就给烧没了。
我的大妈挽着我的奶奶拉着我的爷爷在山里乱跑，她身上的包袱早已丢失了，她的衣服被树枝划得一片一片的没了形状。有一段时间他们跑在大群人当中，两老一少，他们跑得太慢，又经不住冲撞，渐渐地落在了后面。当他们通过一片毛栗林子的时候，一阵狂风推动着一团巨大的火球滚来，跑在前面的人群霎时全被卷入火球中。我的大妈目瞪口呆，也没有发憷的工夫，拽着我的爷爷奶奶就朝回跑，一边跑，一边还听见人群在烈火中噼里啪啦燃烧的声音。四处全是被火燎着了的人在满世界乱滚，若是长得瘦的，身上油少，火苗子就是暗红的，像缠在身上似的，被烧的人往往手舞足蹈，要挣扎很长一段时间，若是长得肥的，身上油厚，火苗子是明晃晃的，热头足，燃不一会儿，人的身子“嘭”地就炸开了，炸得红的绿的到处都是。我的大妈那时顾不得看那些蹦着跳着爬着滚着的火人，她一手拽着我的爷爷，一手拽着我的奶奶，只管在大火中奔跑跌撞，不知怎么就逃到了万字山东南的癞痢寨。
癞痢寨半天之前刚经过了一场浴血厮杀，红廿八军正是在这里遭到了八十九师的阻击，力敌不过退往皖西的。癞痢寨原先设有红军的一座野战医院，大火最早在这里点燃，又是最早在这里熄灭的，我大妈他们去时，火头子已经过去了，山坳里一片焦土，三百多名红军伤病员在这里变成了一具具焦炭，横七竖八插在泥土里，有的没烧尽，还突突地冒着火苗子。我的大妈已是吓傻了，站在那里抖着腿肚子发呆。我的奶奶一屁股坐在灼烫的草木灰上，说：“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我的大妈去拉我的奶奶，我的大妈说：“妈，咱快起来，咱得走，咱不走就是死呢！”我的奶奶眼泪直淌地说：“死就死吧，就是这条小命了死了痛快。”我的爷爷见我的奶奶横了心，也往地上一屁股坐下去，喘着气说：“要死都死，我也不走了，我也走不动了。”我的大妈急得直跺脚，眼见得山下一群黄衣兵胡乱射击着朝山上爬来，两个老的真的灰心丧气地坐在那里大喘气，她扯这个，这个不动，扯那个，那个不动，她已是连背带抱地拖着两个老人跑了大半天了，哪里还有什么力气？我的大妈急了，一急就失去了主张。我的大妈什么也不顾，低下头就在我奶奶的肩头死命地咬了一口。我的奶奶嗥地一声从地上跳了起来，我的大妈也不待她站稳，拉了她就走，我的奶奶一双小脚站不住，只好跟着我的大妈走，我的爷爷见两人先走了，爬起身也跟了上来。
三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了漆阴岗，这里是人最多的地方，差不多有一万多人被大火逼集到这里，到处都是寻找走散家人的人，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哭喊声。有一个满脸冒着血花的红军指挥官在人群中奔来奔去，扬着手中的匣子枪吼叫着召集着他的队伍。红军指挥官喊：“同志们！到我这来集合！杀一条血路出来，掩护乡亲们冲出去！”那些红军大多是挂了彩的，瘸着拐着，身上的衣服都被大火燎得不成形状了。那些红军很快就聚集到他们的指挥官面前，个个挤着往前排成了队，都累得失了声，站不直了，眼珠子却闪闪发亮。满岗的群众那时都噤了声，不喊不哭了，眼巴巴地望着这些救命的神仙。红军指挥官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花，把被血糊住的眼睛睁大了，他转过身，看了看漫山遍野的群众，又转回身，看了看他那些伤痕累累的同志，他咽了一口干唾沫，想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中的匣子枪朝空中一舞，说：“冲！”他就带头朝山下冲去。那些红军都挺了各自的武器跟了上去，一个个不要命似的，没挂彩的，自觉地就冲在了最前面，挂了彩的，若能走，连蹦带跳地往山下扑，不能走的，就搂着枪朝山下滚，朝山下爬，这时就有年轻力壮的群众跑上去，把这些红军挽起来，红军就红着眼珠子吼，说：“管我个尿！还不快走人！”一边吼一边恶狠狠地扣动扳机。人群先还是愣着，没动静，突然地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朝山下漫去，成千上万的人扶老携幼，哭着喊着地朝前狂奔，除了机械地迈动双腿，他们已丧失了别的意识，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跟着那些勇敢的红军，救命的红军跑。谁也停不下来，谁也不想停下来，人流已成为一个无法阻止的必然，一个劲地朝山下拥去。
我的大妈被裹在人群之中，她已经不能左右自己，身边不断有人被挤倒，或者被子弹击中，被炮弹炸中，子弹和炮弹击中人身体时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就像踩着熟透的浆果似的，我的大妈顾不得那些，她只是死死地拽住我的奶奶和爷爷，她只知道她不能松开他们，她不能把他们丢了，丢了他们她就犯下了忤逆大罪。我的大妈那个时候感到肚子疼痛起来，她那个时候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她在万字山上拖着两个老人奔跑了两天两夜，不断被人和树撞击着，那个时候她感到什么东西在往下坠，但她不能怎么样，她不能停止！
我的大妈和爷爷奶奶不知道是怎么跑下山的，但是他们真的跑出来了，他们冲出了枪炮和大火的包围圈。包围圈附近，红军战士和六纵的士兵厮杀成一团，不断地撕开和弥合着那道生死的大门，人们就在那道大门边倒下或者冲出。似乎是完全的两个世界，包围圈外一片寂静，寂静得甚至能听见鸟儿的叫声，风是舒缓的，月是不动的，逃出包围圈的人们像水一般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夜之中。我的大妈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泪水夺眶而出，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失声地叫了出来，她发现她的手中，只拽着我的奶奶，而我的爷爷却不在了。她惊慌地回过头去，她看到了我的爷爷，我的爷爷正手足无措地站在包围圈里，有一道火墙封锁住了他，他在那里急得直转圈子。有一个六纵的兵看见了，朝我的爷爷放了一枪，也许是火浪太猛，子弹飘飘地没击中目标，六纵的兵放弃枪击，挺着刺刀朝我的爷爷奔去。我的大妈骇得大叫一声，她的肚子刀绞一般猛地往下一坠，她丢开我的奶奶，什么也不顾，跌跌撞撞朝包围圈里扑去。我的大妈的发髻松开了，长发披散下来，它们立刻被大火燎着了，蓝色的火焰飞舞之处，无数的火星星四下飘舞，我的大妈就那么拖着一头火缎子朝我的爷爷奔去。那个六纵的兵被我的大妈的叫声搅乱了，他转过头来看，他看见一个美丽异常的少妇拖着一头海藻似的火焰朝这边奔来，她奔跑的姿势也是奇妙的，仿佛是在飞舞，在大火和烟雾之中，她就像传说中在森林里出没无常的美丽的山妖。六纵的兵兴奋了，他发现这才是他的目标，他抛下原来的目标，转身挺着枪朝我的大妈奔过去，但是他没能捕到他的新猎物，火光之中，有一个身影扑了上来，那个身影全燃烧着，一下子掐住了他的脖颈，两个人搂成一团，跌入大火之中。我的大妈扑过去抱住了我的爷爷，把手足无措的爷爷往火阵外拖，她感到下身坠得厉害，所有的五脏六腑都在往外挣，她根本没法止住那种强迫的力量，她也不去阻止它们，她拽着我的爷爷就朝包围圈外跑，她的长发继续在燃烧，她真的像是飞起来了似的，她终于把我的爷爷拖出了火阵，拖出了死亡之圈，现在他们差不多已经活了过来。我的奶奶抓住我的大妈，在黑暗之中她的牙齿格格地磕响着，我的奶奶说：“娃呀，娃呀，咱去哪儿呀？”我的大妈有些发愣，有一刻她站在那里没有动，倒是我的爷爷在那里欷歔不已，我的大妈知道那不是原因，她朝大火中回过头去。火焰跳动了一下，滚出两个人来，是那个红军的指挥官和那个六纵的兵，红军指挥官已经把那个六纵的兵掐成了一具尸首，红军指挥官的下半截身子已经被烧成木炭，他的脸上的血花也被烧干了，不断地往下掉着煳渣，他从六纵的兵身上欠起上半身来，朝我的大妈嘶哑着嗓子喊：“傻待着干什么？还不快走！朝福田河走，那里有我们的人！”说罢，红军指挥官从腰间拔出他那支早已打空了的匣子枪，困难地转过身子，又朝火阵里的包围圈爬去。
我的大妈扭头就走，刚一迈步，什么东西就从她的两腿间滑落下去。那是一团新鲜的骨血，那是老简家的那个孩子。我的大妈下意识地拽住了我的爷爷奶奶，她把他们拽得紧紧的，这一回，她再也不肯松开她的手了。
万字山的大火熄灭之后，人们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渔翁在一番捕捞之后累了，想歇息一阵，晒一晒渔网，人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乘机喘一口气，舔一舔伤口，而家园总是从事这一类休养生息事情最合适的地方。
我的大妈那些日子虚弱极了，她脸色苍白，头发焦枯，走路轻飘飘的，但她不能休息，不能躺在床上，她得操持这个家中的一切，烧火、做饭、洗衣、挑水、砍柴、料理两个老人的起居，她还得扛着锄头到地里去，把几个月来长满杂草的土地重新整理出来，播撒下种子，让它们长出赖以生存的粮食。在这个没有了年轻男人的家里，她是一个支撑。
更多的时候，我的大妈总是站在老简家的门楼外，依着老槐树，踮着脚尖朝村口望去，她在看那里有没有一个男人走来，那个男人虎背熊腰、气宇轩昂，肩上荷着一支五连珠的汉阳造，那个男人急匆匆的步子会震落她在所有的日子里被期盼磨出来的心茧。夕阳西落的时候，清癯的东冲村就像一幅安静的水墨画，只有这个十七岁的小媳妇站在那里向远处眺望的身影才能使东冲村平添一份生动的景致，让东冲村在一时间失去众多的青壮男子后，于寂寥之中有了一份默默坚持的守望。
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一段消逝掉的历史。这段历史让我在一开始就知道了我的大妈的守望是毫无希望的，我的大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东冲村，再也没有在我的大妈的视线中出现过，简家门楼外的大槐树下日复一日的守望根本就没有呼应者，我的大妈站在那里，只是在以她青春红颜的流逝和千千万万个日夜的消磨来证明这段历史的存在。她那么痴心，她永远地记住了她的男人的许诺，他发誓说他会回来的，她相信这一点，她从来不曾怀疑过他的誓言。等待是漫长的，但是因为有了男人的承诺漫长的等待就有了希望，而女人要做的，就是为这个承诺做成一个永不更改的归巢。东冲村终日深隐在鄂东北山区茂密如云的竹林深处，这使这个大别山区的小村落消息隔绝，我的大妈不知道村落之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她只能望眼欲穿地站在门楼外的大槐树下守望。和我的大妈一样守望的还有东冲村的另外十七个女人，1933年秋天的那一次出走，东冲村除了简家之外，还有十七个年轻的后生跟着红军队伍走了，去闹革命去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都死在了异乡，而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却几十年不知道这一切。在无数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东冲村的十八家门楼外的槐树或枣树下，都会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踮足东眺，直到夜色浸没了整个村庄，她们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间或有走乡串户的货郎或铁匠走过，就会被这样一道肃穆的景致惊讶得说不出话，货郎和铁匠们发现，因为有了那些女人的榜样，东冲村的大小孩子都习惯随时随地地站下来搭一个凉棚朝村口望去，甚至，东冲村的狗都习惯于那种向远处眺望的姿势。
1934年4月的通江保卫战中，我的大伯奉命带领两个连驰援在杀牛岭抗击田颂尧二师的我方一个团，这个团在杀牛岭整整坚持了六天的血腥搏杀，伤亡殆尽，而田颂尧二师却有两个整旅昼夜不停地向红军阵地发动猛攻。我的大伯清楚地知道战情，而且他知道川军痛恨红军入蜀作战，必欲驱除境外而后快，是咬定了就不松口的。但是命令如此，他没有后撤的可能，他只有带着他的那两个连死打硬冲。实际上，最后还是有一道口子被我的大伯生生地撕开了，两个连三百来号人，有七十多人血人似的冲进了川军的包围圈，与自己的那个团的残余部队会合了，而其余的人，全都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我的大伯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所有的连排长都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是红军作战时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川军射出的第一发子弹就击中了我的大伯，将他的一只手掌打得粉碎。川军使用的枪弹多是自己兵工厂制造的，那些子弹有的根本打不响，但有的威力却大得惊人。我的大伯撞上了那种威力大的子弹，他碎裂的手腕光秃秃的鲜血淋漓。我的大伯并没有停下来，他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用余下的一只手举着驳壳枪，大声喊叫着往前奔跑，他跑得兴奋异常，差不多是连蹦带跳，他嘶哑着嗓子大声喊着：“冲啊！杀呀！”他的战士们紧紧地跟着他，同样大声喊叫着朝前奔跑。川军的火力是猛烈的，在川军游刃有余的火力网中，不断有红军的士兵倒下，他们倒下去的时候身体都保持着向前方的姿势，似乎死了也要砸倒一个对手，如果他们还有一口气，他们就凭着那口气拼死朝前方爬去。我的大伯如此不顾一切地带领着他的三百勇士朝着火力网的深处奔去，他们的那个样子肯定是把他们的对手给吓坏了。他们的对手拼命地朝他们投手榴弹，有一枚马尾手榴弹在我的大伯身边爆炸，它的气浪和火焰几乎立即剥光了他身上的灰布军装，至少有好几块锯齿形的弹片钻进了他的身体中。我的大伯步履趔趄，浑身鲜血淋漓，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停下来，他就那么扬着驳壳枪浑身赤裸地朝前奔去。接下来的肉搏战是最残酷的，川军以数倍的兵力堵截住这支毫不自量的驰援部队，决心将这支部队在他们自己的阵地前面悉数吃掉，而这并不容易，因为驰援者是十分清楚的亡命者，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冲进包围圈，与自己的同志会合，至于是死是活，这对他们并不重要。这是一些明白死的意义的士兵，这些士兵呐喊着朝前扑去的姿势是相当动人的。扑在最前面的仍然是我的大伯。我的大伯已经数次负伤，成了一个血人了，他的浑身都被鲜血浸透了，滴滴答答一路滴淌着血珠子，他的那些战士差不多全都和他一样，一路滴淌着血珠子，他们像一群亡命的角马一样裹挟着烟火不顾一切地扑进敌阵之中，刀砍枪挑、手撕嘴咬。我的大伯打光了驳壳枪里的所有子弹，他把空枪丢在一边，单手挥舞着一把镔铁大刀，他一连砍倒了四五个川军，他把他们砍得风吹叶儿倒，他在那些个子矮小的川军堆里有如一名高大骁勇的战神，镔铁大刀舞过的白光和四处飞溅的鲜血就像他身影外出神入化的光环。我大伯就这么拖着一只被打碎了的胳膊和血染的身躯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有七八个川军冲了上来，团团围住了我的大伯，他们也同样的勇敢，就像一群被血激起了性子的豺狗。有一个川军用柳叶长刀劈中了我的大伯，刀口从额顶一直拖到下颌，一只眼球从大伯的眼眶中滑落出来，掉在一丝鸢尾草中，晶亮的眼球就像一枚水汪汪的宝石，在蓝色的蝶形花瓣上弹跳了一下，顺着一片剑叶慢慢滑落下去。我的大伯大吼一声，一刀将那个川军的头颅齐颈砍下，飞起一脚，将那具失了头的身腔轰然踢倒在地。与此同时，有好几把刺刀同时袭击了我的大伯，刺刀洞穿肋骨和后背时发出了一阵杂乱的不协调的透气声。我的大伯向前踉跄了几步，他仍在挥舞着手中的镔铁大刀，他试图挣脱身上那几把刺刀，但是他没能如愿，那几把刺刀直到被鲜血烫卷了刃，仍然将我的大伯死死钉在一片开满了淡蓝色车前草花的草地上。
那是一个黄昏，几千里之外的大别山麓，女人习惯性地站在自家门楼下的大槐树下，向远处眺望。夕阳在落下去的最后一刻突然地燃烧了起来，整个天地和大槐树下的那个女人都被浸泡在如血的夕辉中了。
现在我必须提到彭慎清这个人了。因为整个关于我的大妈的故事中，彭慎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如果没有他，我的大妈的故事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一种大家都能习惯和容忍的样子，比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名叫夏枝莲的老太太，就成了她的故事的那种样子。这一类故事很多，较有普遍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已经被接受了，不会引起我们的挑剔。但是我的大妈的命运后来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她没有延续夏枝莲们的过程，结果自然也和他们不一样，这原因，当然和彭慎清这个人物有关。
对我来说，彭慎清始终是一个隐隐约约的场后人物，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太多，我只知道他是彭家楼镇一位年轻的财主，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因为体弱多病而休学回家的乡间秀才。东冲村的人对彭慎清知道的并不太多，因为彭家大少爷不太出门，整日在彭家的豪门深宅里读书作画、吟诗抚琴，东冲村的人即便去彭家楼镇上做事，也很难见到他。人们告诉我彭慎清这个人很古怪，他没有他父亲彭家老主子那么骄横、霸道和张扬，他对镇上所有人的态度是一种超然度外的冷漠，他对自己的家和家里人的态度也是如此，在他的脸上，终年是没有笑容的，有的只是淡淡的悒郁。彭家对这位大少爷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不能主宰他，不能融合他，因为他的古怪的孤傲和闷闷不乐，他们甚至不能主宰他的婚姻。在他三十岁之前，他们至少做了一百次尝试，为他选择了当地几乎所有富户的小姐做他的候选新娘，但每一次都被他毫不通融地拒绝了。他不要她们，他的冷漠的眸子中没有丝毫的激情，他在听过他的父母和媒妁们或激情或焦灼的游说之后什么话也没有地走开了，走进他的书房去读书，仿佛那些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飞在空中的蜻蜓，他对蜻蜓是不感兴趣的。
我知道，这与我的大妈有关。
我还知道，彭慎清是一个执著的凭着理想活着的乡间秀才。在我大妈出嫁几年后他仍没放弃他一个人的孤独等待，他的所有行动就是等待，等待那朵云似的花轿沉甸甸飘去又沉甸甸飘回。
彭慎清那日在东山的教堂里和吴神甫闲说了半日话，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作别了吴神甫往回走，在镇上的十字路口，与我的大妈差一点撞个满怀。
荡漾的花轿从彭家楼镇消失了两年了，彭慎清还是头一回见到做新娘后的桑儿，他突然咳嗽起来，他捂着胸口激动地咳着，咳得一张清癯悒郁的脸上满是红晕。桑儿是认识这个寂寥清高落落寡合的彭家大少爷的，在她做着范家姑娘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谁也读不懂的辽远的目光注视着她，现在他仍然是旧时的目光，人却比先前更加清瘦了。镇上人都说彭家大少爷是患了痨病才从汉口休学回家养病的，他那么剧烈地咳着看来真的是病得不轻。桑儿有些怜悯地看着这位与他人他物都全然格格不入的阔少，她想帮助他，但是她怎么才能帮助他止住他剧烈的咳嗽呢？桑儿不知道，她就那么极近地站在他面前，有些局促也有些羞涩。她确实帮不了他什么，她只知道痨病是要将息的，仅此而已。桑儿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去这个办法，家中已断了炊，她是到娘家来讨点粮食的，她得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东冲村去，还有二十里路好走呢。
年轻的乡间秀才彭慎清站在彭家楼的十字路口，无助地看着那个美丽的少妇匆匆离去。那是他梦里的身影，许多年前当她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时他就迷上了她。那个时候他也只是个少年，后来他去汉口读书，只有她才能勾起他对家乡的眷恋，也许是彭家与范家门户悬殊太大，也许是他太看重什么或太羞于什么，总之他从来没有向人吐露过他的心思，终于他只能心如刀绞地听凭别人把她从他的视线内抬走，抬去做了别人的媳妇。这是一次致命的摧毁，致命得大少爷懒于赋诗作画，荒于读书抚琴，整天脸色苍白地在深宅中闭户不出，蒙头大睡，就像一具灵魂出窍的浮尸。
彭福霖终于还是知道了儿子那不争气的心思，有着三姨四太的彭福霖一下看低了儿子的没志气。守着彭家的金山银海，什么样的富家女了不能讨进门来呢，却偏偏要心系那个范家狐妖似的小女子，这岂不是太辱没了彭家的门楣了吗？彭福霖大骂不省事的儿子，骂他不争气，骂他鬼迷心窍，但骂归骂，儿子依然如被人勾走了魂魄似的还不回阳来，让彭家老主子疼也不是，气也不是。
范家的女儿是什么样的狐仙呢？她的再一次出现使彭慎清又一次心碎了，又一次坠入了痛苦的深渊，彭家大少这一回真的重病不起了，他在一阵乱咳后一气吐出了半盆血浆。他在高烧之中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范家女儿的名字，他把他迅速枯萎下去的手伸向空中，似乎要抓住她翩翩离去的身影，他的中魔的样子使彭福霖急得直跺脚。彭家的老主子纵有三姨四太，那么多女人也只给他生下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是他全部的天下，要折损了一个，他日后的天就坍塌了一半。彭家老主子是一把汗一口血地抹出这片天来的，他怎么肯让他的天垮掉呢？彭家老主子当下差人去叫回在十七师当团长的老二彭慎澄，让二儿子回家来拿个主意。彭慎澄带着马弁骑着快马赶回彭家楼镇，先去病榻前探望过了迷迷糊糊的兄长，再入客厅拜见爹。等一切事由弄清楚后，彭慎澄用马鞭抽打着锃亮的马靴，哈哈大笑道：“我哥怎么了，不就是个女人吗？”
我的大妈五年之后嫁给了彭慎清。据说婚事办得相当排场，光是从县城请来的两个戏班子，就扎扎实实在彭家楼镇上唱了四天四夜大戏，彭家还在镇上搭棚赊粥，开仓济粮，光上好的精米就散发出去百十石。彭家的老主子两年前死掉了，他是在去县城的路上被独立团手枪营无意间捉住的，手枪营拿他做肉票，要彭家送五百大洋买人，彭家立刻遣人送去了大洋，可是彭家老主子在大洋送到的头一天夜里企图逃跑，被夜哨发现，一枪打中后脑勺，当场毙了命。彭家没了老主子，彭慎清就成了新一茬当家人，再没有什么可阻止他的，他倾其所有，极尽奢华，操办了一场在彭家楼镇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婚事。
我的大妈再次成为新娘，她一身簇新地走出了简家空空落落的老宅，她在坐进花轿，被人蒙上红盖头时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一点，但没人告诉我，人们告诉我当年的这场婚事时都显出迷惑的神情，好像他们自己都无法拿定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他们大多讲的是些有关婚事的排场豪华，他们讲起这些事来津津乐道，唾沫直飞，对此我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为了这桩婚事花去了多少雪白的银子。他们还告诉我我的大妈是如何的光彩照人，他们说起这个来更是如痴如醉，对此我也不感兴趣，我知道我的大妈是个美人儿，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人们的视线中心。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我的大妈心里想着些什么，当晃晃荡荡的花轿在一片喜气洋洋的吹打声中被八名身强力壮的轿夫抬起来的时候，她的美丽的目光投向了何处？
还有两件事是十分重要的，这两件事是导致我对简氏家族中大妈这个人留意的原因，我的所有好奇心或者说是关注，都是因为这两件事产生的。
第一件事，当年发生过那场我的大妈从十七师的人手中救出我的爷爷奶奶的事后不久，东冲村十八户红属突然看到一个告示，告示是乘顺区绥匪指挥部张贴的。告示大意是，查如下人等为奉公守法之良民百姓，目前缉查理由皆为不实，现予撤销。布告我区百姓，慎镇门户，谨守洁身，勿妄言行，安居乐业，云云。这份布告对东冲村十八家红属来说无疑是件突然降临的大喜事，自从他们家中的男人跟着红军走了之后，他们的灾难就随之而来了，他们弃了田，荒了地，整天提心吊胆地逃避一次次的围剿清乡，他们背着细软拖儿带女地到处跑，跑得苦不堪言痛不欲生。东冲村过去是战区，现在成了白区的势力范围，虽然村子坐落在山里，但估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黄衣的正规军和黑衣的民团来骚扰一阵，烧杀掠抢，把东冲村折腾一遍。东冲村的人们厌恶而又无奈这样的日子，他们早已精疲力竭了，但更多的是一种担惊受怕，他们只是一群可怜的兔子，一群兔子能把生死予夺的狼怎么样呢？可是突然之间，一切追杀都结束了，那些警惕、心悸、骇怕、疲惫和东奔西逃结束了，狼对兔子说，你们用不着到处躲藏了，你们都是好兔子，可以回到你们的青草地上，悠闲自在地啃你们的青草了，我不会再捕杀你们了，这种事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件事是，我的大妈嫁给彭慎清时，简家的老宅里已空无一人了，她是独自走出简家的老宅的，在此之前，她为我的爷爷奶奶送了终。据简家的亲戚们说，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寿终正寝，他们走得十分安宁，他们似乎是有约在先，差不多是相继去世的。如果抛弃别的不谈，只是说到死，他们真的该算是幸福的了。丧事办得很得体，简家能在四个儿子离去，而后又遭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洗劫之后办理那么体面的丧事，这让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村里的人体恤简家儿媳妇的孤独无助，主动来帮忙，却被我的大妈拒绝了。我的大妈很固执，我的大妈一向性格温和如水，但这一次她却十分固执，她谢绝了村里人的好意，她一定要自己来操办两个老人的丧事。东冲村的人们一说到这件事就慨叹地说：“亏了桑儿这娃，若不是她，老简家连甩钵子的人都没有，一个做媳妇的，还能怎么样呢？”确实如此，确实不能怎么样，简家曾经是大红大火过的，简家有四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他们能劈倒一座山，他们能填掉一条河，他们站在那里，不用说话，就能竖起一道老简家的自豪，可是他们却走了，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扛着枪杆去打天下去了，他们把自己的父母和家丢给一个弱女子。简家是一座曾经拥有过辉煌的宫殿，这个宫殿的四根顶梁柱突然拆除了，撑起这座宫殿的义务落在了一个只有名分的外姓女子身上，她能撑起什么来呢？可她确实撑住了，我的大妈，她把家中的一切都变卖了，她为两个老人做了最好的柏木棺材，她亲手缝制了最好的寿衣，她请来了最好的响器班子，她没有人能指望，她自己充儿扮女，披麻戴孝，在我的爷爷奶奶的灵柩前跪守了三天三夜后，一步一哭一步一喊地把棺木送进了简家的坟地。那两次丧葬永远不能使东冲村的人们忘记，人们至今说起这件事情仍然动情不已，简家的男人们走了，一个弱女子，她是怎么把自己揉碎在公婆的丧葬之中的呢？
我一直怀疑，我的爷爷奶奶的死是他们的一种决定，我不大相信寿终正寝这样的话，这种理由不能说服我。我还怀疑，在我的爷爷奶奶临走之前，他们对我的大妈说过什么，肯定说过什么，只是我无从知道，这令我苦恼迷惑。我的爷爷奶奶不是暴死的。他们不像我的三个伯父，他们有着充足的弥留之际。同时，他们对我的大妈，一定有着更为深刻的情愫要表达，肯定有过一句话，是他们撒手人世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大妈听的，他们要不说出这句话来会死不瞑目！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也没有任何人知道那是一句什么话。
我的注意力被另外一件事诱惑住了。我发现前面那两件事中有一种因果关系。首先，贴出东冲村十八户红属为良民百姓告示的时间，是在我的大妈救出我的爷爷奶奶那件事不久之后，我查过有关资料，资料表明，当时乘顺区绥匪指挥部的长官是十七师二团团长彭慎澄，也就是彭家楼镇的老彭家二少爷。其次，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后不久，我的大妈就走出了简家的老宅，坐进了彭家迎亲的花轿。这看起来似乎是两件毫无关系的事件，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它们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我能断定这一点。如果我的断定是正确的，那就有了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是，在所有日后发生的事情中，事先就有过一个交换的约定，这个约定的前提是东冲村的十八户红属都已经疲顿不堪了，他们被无休无止的跑反折腾得死去活来，他们的生命和家都没有任何保障，而这其间首当其冲的是简家，简家有四个红军，该是格杀勿论的红属，简家的两个老人的腿脚已经不灵便了，他们再也逃不动了，他们想喘一口气，最后过几天贫困但却安宁的日子。这个约定当然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的大妈，她必须拿自己去做交换。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范桑儿坐进八人抬的花轿走进彭家的宅子时，她的娘家人也开始收拾细软，准备离去。范家嫁女儿，范家成为彭家楼镇上首富的亲家，可范家却视之为耻，他们更依恋于贫穷没落但却曾领袖一方的简家，而对为富不仁的彭家耿耿于怀，对自家的女儿改嫁彭家，他们气得几乎吐血。但彭家是有势力的，彭家有钱还有枪，而范家只是无根无底的外乡人，他们无法阻止这一场婚姻，他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出走。范父专程从汉口赶回彭家楼镇，他去自己当年结拜的异姓兄长坟前敬了一炷香，大哭一场，然后回家，变卖了家当，接了寡母和妻子，全家迁往了汉口。他们不再认范家这个女儿，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震天的喇叭声呜呜哇哇地吹着，迎亲的炮仗响出十里之外，那是一个萧瑟的秋天，彭家楼镇上一片飘零的碎红，我的大妈她一个人独自走向了彭家迎亲的花轿，没有一个人为她送行，她身后老简家的宅子，迅速地生出狗尾巴草、蛛网和黑色翅膀的蝙蝠。
正月廿八日那次清乡来得十分突然，事先没有任何兆示，往日的清乡，大多有军队调动开拔时的忙乱和张扬，军队驻地有亲戚在绥靖区的人家会立刻把消息送出，送给自己的亲戚，让他们该逃的逃，该躲的躲，这消息会像长了翅膀似的不翼而飞，一个村里有一家知道了，就等于全村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藏好牲口，埋好粮食，背上细软干粮跑反。
但是这次没有，军队开拔的时候，村里的人正忙着过年的事。即便是烽火连三月的战乱时期，年还是年，若没人打搅，该过仍是要过的。年是一个祝福的好时候，人们都筹备在这一个年里祈求老天爷给自己带来安宁，人们都忘了，年同时也是一个热闹的好时候，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在过年的时候来一番清乡这一类事情，比玩玩社火闹闹灯会更为刺激得多。
好在有了一个卖油郎，这个卖油郎在军队出发不久后知道了这件事，卖油郎有个妹妹嫁到了东冲村，而他妹妹的小叔子就是一个红军，卖油郎在出了一身冷汗之后丢弃了油挑子，绕过长蛇一般蜿蜒滑动的黄衣兵的队伍朝东冲村奔跑。他跑的是近路，一个人，像一匹受了惊的骡子，他一气跑出几十里地，跑到了东冲村，一进村口他就扯着嗓子大喊：“兵来啦！兵来啦！跑反呀！”他一连喊了三遍，喊得一村的竹叶儿瑟瑟地发抖，第三遍的声音刚落，一口鲜血从卖油郎的口中蹿出，他一头扎倒在地昏死过去。
东冲村这次亏了那个卖油郎，东冲村的这一次跑反是成功的，除了一家之外，其余十七家红属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熟练地背上了包袱，扶老携幼，消失在大山里。贫瘠的大山是宽容的，它什么话也不说地藏匿起了这些命中无助的人们，它已经藏匿起了那些被人追杀的小鸡小兽，再藏匿几个被追杀的人又有多大关系呢？
只有一家没能跑掉，这一家是简家。
简家一夜之间走掉了四个儿子，简家的两个老人靠着贤惠的儿媳妇的终日劳作好歹有一口吃的，不至于饿死。儿媳妇把所有能挣到手的粮食一律分成两样来做，细的留给老人，粗的留给自己，干的留给老人，稀的留给自己，有时尽着老人，没有时先饿自己。村里人都说，多好的娃呀！若没有仙女似孝敬的娃，简家老人早不知啥时就饿干了。
但是过年又是一回事。平日有一口吃的，不论粗细稀干，只要能对付着填饱肚子就行，过年就不同了，乡里人把过年看得很重要，即便是穷人，即便在战火纷乱的时候，他们也希望年能过得宽裕一些，过年可是对日后日子的祈福和希望呢。
我的奶奶对我的大妈说：“娃呀，别操什么心了，瞧你人都累脱一层皮了，再不想心思，平日怎么过，这年咱们还怎么过吧。”
我的大妈坐在那里，低着头，安静地看着黑暗深处，她像是想要从那里看出一点来似的。我的大妈轻轻地说：“妈，定豪他不许我这么呢。”
我的大妈踏上了去彭家楼镇的路，她匆匆地走出简家老宅，走上了寒风封锁的山间小路，她要去彭家楼镇她的娘家为她的公婆讨一份年货回来。
军队进村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还坐在屋里，他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他们已经习惯了依赖儿媳妇，没有她在，他们说什么也不肯走。他们甚至一点也不骇怕什么，担心什么，仿佛因为有了儿媳妇，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他们的了。他们坐在床上，面对着面，盘着腿，一点也不慌张，他们甚至还有过一番轻松的对话：
奶奶说：“屋外那些柴火要不要收喽？”
爷爷说：“不啦，等娃回吧？”
奶奶说：“娃该回了吧？”
爷爷说：“该回了吧。”
奶奶说：“举水河刚涨了，别淹着娃了吧？”
爷爷说：“娃那水性，淹不着。”
奶奶说：“也是，七月间发大水时，娃还进河里捞过死鸡子呢，你说水呛的鸡子肉香着。”
爷爷说：“你别说我，一碗鸡肉，你也没少吃，叫留一口给娃，你就给嚼了。”
奶奶说：“娃不是说她牙疼吗？她捂脸呢。”
爷爷说：“她捂脸，那是做给咱们看呢，她是哄咱们呢，她就牙疼，咱们牙都落光了，也没剩下骨渣子来。”
奶奶说：“你当会儿咋不说破？”
爷爷说：“我是糊涂了，我当会儿是馋糊涂了。”
奶奶说：“娃难得。”
爷爷说：“娃难得。”
奶奶说：“那咱就等着？”
爷爷说：“那就等着。”
他们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直到军队进了村，点着了火，放起了枪。
我大妈是在回村的路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有一户逃出东冲村的红属去投奔他们的一个亲戚，他们在路上遇见了我大妈，他们把军队进村的事告诉了我大妈。我大妈汗流满面，脸上红扑扑的，她的背上背着一个竹篓，竹篓里装满了她从娘家讨来的年货。一小袋大米，一小袋做豆腐的黄豆，一小扎干皮子，一块猪肉，两条鱼，甚至还有半瓶给我爷爷打的酒。这是多么丰盛的年货呀，它们足可以让一个家富富足足地过上一个年了，因此我大妈喜气洋洋，她的娟秀的脸上满是欢喜，那是一种安详而羞涩的欢喜，那种欢喜被村里人说出来的事情惊得僵滞在那里，像是定格在了她的脸上。
我的大妈一把抓住村里人的胳膊，声音都变了，打着战地说：“婶子，俺爹俺妈呢？他们在哪里？”
村里人抹一把汗，掂掂肩头的包袱，说：“还在村里呢，叫他们不动，要等你呢。”
我的大妈脸色倏地苍白了，先前的红晕全化作了滴滴答答的冷汗。她二话没说，转身撒腿就往村里的方向跑。
村里人在身后大声喊：“娃呀，快别去了，一村都是兵，去是找死呢！该走自己走了吧！”
我的大妈像是什么也没听见，沿着山路，没命地朝村里奔去。她跑得很快，她就像一只朝着悬岩奔跑去的羚羊。她背上的竹篓不断颠簸着，米颠了出来，肉颠了出来，豆泼了，酒洒了，她不管，她不捡，她不再管那些年货了，她一口气跑出了十里山路，一头冲进了烈焰缭绕的村子，冲进了简家的老宅子。她转着圈子到处寻找，她带着哭音大声地喊，“爹，娘，你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呀？”
1935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整个大别山都能听见我的大妈在烈焰缭绕的东冲村四处呼唤我的爷爷奶奶的哭喊声。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我的家族中大妈这个人，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在我出生直到长大这段时间里，我的大妈似乎是个并不存在的人物，我们简家在乡下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没有人告诉我们大妈的消息，而我的父亲，他对我的大妈讳莫如深，他几十年来闭口不提她，他不提，我们就无从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的大伯，他是我们家族的光荣和骄傲。他活着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死也死成一个壮烈凛然的英雄，他在以后一直是我们家族男人中长久不衰的话，我们都热衷于谈论他，我们谈论他我们就感到自己有了一种英雄之气。我的二伯和三伯也是英雄，我的二伯1936年战死在古浪。9月份，他和两万多西路军的将士在靖远靠着几条临时建造的小木船用了二十天时间渡过黄河，向古浪挺进，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骑兵的袭击，西路军的两万多红军将士以后大多没能活下来，我的二伯不过是最早的牺牲者中的一个。他死得很惨，他因为害了伤寒病全身乏力，在骑兵袭击他的时候他拉不开枪栓，被马撞倒了，踩出了肠子，他的枪也被踩断了，他试图把马背上的一个骑兵拉下来掐死，但他够不着那个骑兵，他就去抱马腿，他本来已经抱住了，但是那匹马倒下来的时候压在了他身上，还有那个骑兵，他是被肥壮的河西马和剽悍的马家军活活给压死的。我的三伯1934年底在川北作战时负了伤，和其他四百多名伤员一起被四方面军遗弃了，日后东躲西藏，辗转数年才回到了鄂东北家乡，在这里他再次负了伤，伤愈后他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武装，1939年在河南战死。我的家族是个男人的家族，我的家族中英雄辈出，这让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自豪感，我有太多的英雄可以注目，我根本就没有闲暇的心思去关注英雄之外的别的什么。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大伯有一个妻子，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她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她如今还活在世上。我知道我的家族中有大妈这么一个人纯属偶然，但这立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拥有过众多英雄的家族好比一棵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上曾挂过一枚水灵灵的红果，它在绿荫浓郁的枝叶中随风轻摇，这肯定是一种极美丽的景观，我非常想知道有关这枚红果的一切事情。
那件事大约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家乡的地方领导到省城的我家来送年货，这是老区一直延续着的习惯，老区人从来不会忘记他们离开家乡工作和生活在外的儿女，这些儿女经过几十年后都老了，但老儿女仍然是儿女，在年末岁首的时候，家乡人就会带着丰富的地方特产来给这些老儿女们拜年。那一年县长和民政局长都来了，他们坐的是一部风尘仆仆的吉普车，他们自己也风尘仆仆，他们脸蛋上两坨真实的红晕和红晕里露出的真实的笑容使我体会到这才是老区人。我的父亲对家乡人永远都有着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他大声地招呼他们坐，大声地吩咐小阿姨泡茶拿糖削水果，大声地叫我们兄弟姊妹来与家乡的父母官见面。我的父亲哈哈大笑，与家乡的父母官谈论着家乡的事情。我的父亲和他们都很熟，他们的谈话无拘无束。我的父亲对家乡发生的一切都如饥似渴地感兴趣，他常常说一些笑话，他那么激动那么孩子气实在让我吃惊。后来他们就谈到了我的大妈。话题是由我的五爷引起的。我的五爷也是一名红军，他是麻城县独立团的敌工干事，专干除奸暗杀之类的工作，鄂豫皖苏区开始肃反的时候，他是肃反队伍中的一名骨干分子，经他手处决的改组派、AB团分子至少有十几个，但事情到了最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自己也被当做AB团杀掉了。八十年代的时候肃反问题已不是一个困难的话题，相当多当年被肃反掉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我父亲也希望县里的领导能为我五爷平反，县里的领导认为这件事并不困难，县里在修志时已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我五爷当年是怎样一名勇敢忠贞的红军干部，他的被杀完全是肃反扩大化的一件冤案，他们爽快地答应回去后立即落实情况，尽快操办这件事。县里的领导谈兴正浓，意犹未绝，在结束了我五爷这件事后他们又提到了另外一个人，他们提到的那个人的名字叫范桑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大妈的名字。
县里的领导之所以提到我的大妈，是因为我的大妈后来嫁的那个男人是个大地主，解放后被镇压了，在一个万人集会上被拖到河滩边一枪打碎了脑袋瓜子。这几十年来我的大妈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一个人生活着。彭家的土地财产房宅当然是一次性没收了，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分给她了一间茅屋，几分土地，由她自己过日子。彭家的人剩下的都作了鸟兽散，没心顾及她，她自己的娘家人自几十年前迁往汉口后，也再不与她联系，杳无音信，她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孤家寡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乡下闹造反，也没有什么好斗争的，就拿我的大妈做靶子，整天拖来拖去地斗，吃了不少苦。后来不提阶级斗争了，不再开斗争会，大家都挣钱过日子，我的大妈人已老了，又一身的伤病，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县长是华中师大历史系专业的学生，属于那种新潮干部，县长认为，我的大妈既嫁过乡绅，但又嫁过红军，虽然没给红军生下过后代，但也没给地主养过孩子，同时，她在嫁到彭家后，并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革命或鱼肉过乡邻的事，她个人历史上是清白的。如果我的父亲认为有这个必要，承认她和我们简家那段关系，那么县里可以为此做一些工作，认定她为红属。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依照政策给她发几个抚恤金，她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我的父亲开始一直是很高兴的，他始终为家乡来人和家乡的事兴奋着，激动着，他想将与家乡人谈话这件事尽可能长地延续下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他甚至大声地吩咐我的母亲准备酒菜，打算与家乡年轻的父母官们大醉一场。但是在听到我的大妈的名字后他的脸色变了，他坐在那里，脸色阴冷，闭着嘴，不再说话，客厅里立刻就有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
县里的领导是好领导，他们很懂得察言观色，很快觉察出我的父亲情绪的变化，他们肯定不想惹老首长生气，他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为坚持什么去惹老首长生气呢？一个乡下女人是红属还是地主婆毕竟没有化肥柴油水泥钢材电线拖拉机这些东西重要，他们的原意本来也是想把一切事情做好，做得锦上添花，做得让老首长满意，如果老首长不满意，他们当然会放弃，但是在放弃之前他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自己的动因，同时适当披露一些驱使这个动因的充足理由。以免老首长有什么不必要的误会。他们说出了一件事。
县里的领导说出的这件事和我三伯有关。1938年，我三伯和一批四方面军遗弃的伤兵从川北辗转回鄂东北，在路上他们遭到一股地主民团的袭击，我三伯再次负伤，伤员的队伍被打散了，多数非死即俘，我三伯仗着天黑路熟，亡命逃出了包围，他孤身一人，但他不能回东冲村，因为东冲村那时驻有一个连的白军队伍，他回到东冲村无疑是自投罗网，我三伯那时已是无路可走。
我的大妈是如何知道我的三伯回到家乡的？她是怎么找到他的？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是个谜了。唯一清楚的是，我的大妈那时已经嫁给了彭慎清，成为彭家的女主人。我在日后的考察中对别的一切都没有过多地追究过，只有一点我极想知道，我想知道我的三伯那时是怎么想的，他昔日的嫂子如今已成了别人的妻子，而且成了自己对立阶级的妻子，他怎么来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关系？据当事人讲，我的三伯那时根本没有过丝毫异端的表现，他是安静之极的，他对我的大妈的所有安排都受之若命，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叔子面对自己的嫂子那么安静，他对我的大妈仍然沿袭着当年的称呼，他仍然按照我们家乡的习惯，叫我的大妈“姐”。他说：“姐。”他就是这么叫我的大妈的，他叫她的时候甚至有一丝羞赧。我的三伯绝对是一个忠贞而又坚强的红军战士，他为红军的事业负过三次伤，而且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在最艰苦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红军，在川北根据地，当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领地，南下金沙江策应疲惫劳顿的中央红军时，他和四百多名被遗弃的红军伤兵一起放声大哭，当部队在凄婉的军号声中开拔而去的时候，伤兵中有的人拉响了手榴弹自杀了，也有的吞下了大量的鸦片，但我的三伯没有，他抹干了眼泪，和一些同志一道，决心回到鄂豫皖去找徐海东的红廿八军。他们东躲西藏，打一阵跑一阵，辗转数年才回到了家乡，他们那时早已变了形，一个个活像山里跑出来的野人。1938年，我的三伯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身中数弹，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不愿做俘虏，纵身跃入激流之中，葬身江底，像他这样的铁血男儿，怎么可以放弃自己的信仰，完全听凭一个地主的妻子的摆布？
我实在不能明白这一点，我实在想弄明白这一点。
我的大妈找到了我的三伯，她把他弄到彭家的一个佃户家中藏了起来。我的大妈脱去了我的三伯那身已经发臭了的破衣烂衫，把它们填进了灶膛。火焰中成百上千的虱子噼里啪啦地炸响，这让我的三伯十分羞涩。我的大妈烧了一大锅开水，像刷马匹一样把我的三伯从头到脚洗刷了一遍，把他身上积攒了几年的污垢全都洗刷干净，然后她找出一套干爽的衣服，让我三伯换上，又令佃户煮了整整一锅大米饭，让我的三伯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我的三伯肯定是饿坏了，他狼吞虎咽地把所有的米饭都填进了肚子。他吃得太急、太贪心，有好几次他都差一点噎着。我的大妈始终坐在我的三伯身边，她不断地为他夹菜、舀汤。她看着他，视线粘在他的脸上，似乎是要看出什么。她眼泪婆娑，心疼使她美丽的眉毛颤抖不已，她把脸背过去的时候，我的三伯正在努力喝光最后一口汤。
在我的三伯吃饭时，我的大妈已命人去镇上买来了药包，我的三伯酒足饭饱后，我的大妈开始为他处理伤口。伤口有两处，一处在腹部，一处在腰间，因为长时间耽搁，它们已经开始腐烂了，流出绿色的散发着恶臭的脓水。我的大妈用布带把我的三伯绑在床上，在他嘴里塞了块棉花。我的大妈先用小刀和剪子把伤口中的烂肉一点一点地剜掉，再用盐水和碘酒清洗伤口，然后调了金创药膏，涂了伤口，用绷带仔细缠好。我的大妈不愧是郎中的女儿，她做这一切时既细心又麻利，同时还透着一种坚强，在处理那些腐肉时，我的三伯疼得浑身发抖，差一点把布带挣断，连在一旁帮忙的佃户都害怕得背过脸去，而我的大妈却脸色平静地做完了这一切。
我的三伯在那个佃户家住了三个多月，一直到把伤全部养好，并且再度养成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子。在这期间我的大妈一直悉心照料着我的三伯，她几乎每天都要从镇上赶来，为我的三伯换药，为他做些补养身子的食物。我想这肯定是我三伯一生中最闲适最安全最富足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整天除了吃就是睡，要不就是和佃户的儿子一道坐在屋外的太阳下逗狗玩，他的伤在我的大妈的精心料理下好得很快，后面那一段日子里，已经完全再用不着敷药了。有时候，他把裹住伤口的绷带解开，露出新长出来的肉芽炫耀给佃户看，看见佃户的老婆害怕得闭上眼睛，他就得意地哈哈大笑。
三个月后，我的三伯的伤已经痊愈，他壮实得能一脚踢死一头牛，他要走了，要去找自己的队伍去了。我的三伯穿戴整齐，满面红润，站在我的大妈面前，向我的大妈告别。我的大妈再度地心疼了，她娥眉轻颤，泪眼婆娑，什么话也不说出来，掩饰着去为我的三伯牵扯衣服。我的大妈知道什么是男人，男人只要能动，只要能站起来就想着去流浪，去征服一些什么，去干一些填江折山的大事，女人再怎么做都不能阻止他们。我的三伯在黄昏的落日中高大魁梧，他的肩上扛着一支我的大妈从彭家带来的土铳。我的三伯张了张嘴，对我的大妈叫了一声“姐”。我的三伯再没有说什么，他就叫了一声“姐”，就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我的大妈朝前撵出几步，站住了，身子软软地靠着大门，又软软地倚坐下去。这一点我的三伯并不知道，他大步走着，连头也没有回，肩上的土铳使他豪气平添，他朝佃户家的狗挥了挥手，昂着头挺着胸，就那么快乐地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我的大妈的泪眼。
十几天后，我的三伯在光山一带找到了侯义夫的抗日队伍，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名排副，两个月后，他战死在河南。
县里的领导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亲，这件事在当年彭家的佃户中不是什么秘密，而且当事的那个佃户现在还活着，他能证实这一切。县里的领导解释说，范桑儿救助过红军战士简定英，就凭这一点，她还是有别于其他地主婆的，她还是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的。县里的领导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父亲能变通一下，承认范桑儿和简家过去的那段关系，那么他们就可以把她当做红属来对待，为她落实政策。对一个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年龄已大、一身伤病的乡下女人来说，昭明身份事小，生存条件事大，如果承认了她是红属，她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每月从政府那里领取几块钱，买点粮食，买点油盐，她就用不着拖着一条被打断过的腿到处去乞讨，人们也就不会再朝她花白的头发上轻蔑地吐唾沫了。
领导们说完了，客厅里又是一阵寂静，这寂静使人难堪。我的母亲借故给客人添水来打破这种寂静，小声对我的父亲说：“老简，人家县里的领导意思很明白，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看可以考虑。”
我的父亲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的父亲的坐姿极富军人气，他的腰背挺直，头昂扬着，目光炯炯，一身正气。客厅里静静地，一屋的人都屏息静气地看着我的父亲，他们在等待他的开口，他们在等待他的判决。几百里外的大别山那时正是秋天的时候，我知道秋天的大别山是有风的，那些风是鄂东北山区的特产，常常给人带来一些出人意料的欣喜，那些风在吹过山川河流田野村庄的时候，会不会光顾一个孤寡老人空旷潦倒的茅草屋，抚动她早已花白了的头发呢？
我的父亲在沉默了良久之后开口了，我的父亲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一开口就震得客厅的四壁嗡嗡作响，我的父亲虽然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仍然是一个标准的军人。
我的父亲大声地说：“不！她不是我们简家的人！我们简家没有这个女人！”
我的父亲就是这么说的，我的父亲在说完这句话后就再也没有开过口，甚至在县里的领导告辞离去的时候，他也没有开过口，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脸始终严肃得像一块刚淬过火的钢铁。
一个月后，一份关于为我的五爷平反昭雪的文件副本寄到了我家，那文件纸张十分精美，打印得也十分漂亮，文件的终端处，鲜红的大印印泥犹湿。
1935年农历腊月廿八的那一次清乡只是当年若干次清乡中的一次，我的爷爷奶奶也只是被捕去的若干红属中的两个，这种事，在整个鄂东北地区不算什么大事，此前和此后，无休无止的清乡就像勤劳渔夫手中的网，一次又一次地撒出，一次又一次地拖回，被网捞出水面的鱼儿活蹦乱跳着，气急地扇动着腮叶，很快就被刮去鳞片，开膛破肚，做了渔者刀下的食物。在当时的鄂东北地区，挣扎和反抗是极少数的，立志保护鱼儿的人力量太小，他们大多数时候自己就是鱼儿，他们必须时刻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才不会让自己也被网网住，他们顾不上更多别的，甚至顾不上自己的亲人。
简家同样如此，简家是个大家，若搏击起来，简家是有一番壮烈可以创造的，但简家所有的男人都走了，他们背着枪扛着红旗去闹革命去了，先五千里去了川北，再辗转通、南、巴，再走甘南、陕甘宁，在此之后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等待他们去征服，他们顾不得别的。简氏家族自然也有近亲在东冲村，但他们也是红属，换句话说，他们也是被网觊觎着的鱼儿，他们跑还来不及呢，谁会去顾及我的爷爷奶奶呢？
只有范桑儿，只有她，这个简家的儿媳妇，这个十七岁因为父亲的指定嫁到简家来做了三天简家人的妻子因而一心一意做着简家女人的人，只有她不肯放弃我的爷爷奶奶，她不顾村人的阻拦，转身冲出村子，去追那支捉走我爷爷奶奶的军队，她要去把他们救回来，她披头散发地朝着那支军队追去，她的鞋都跑掉了，一边追一边哭着喊：“爹——娘——”她就这么一路哭喊着奔下去。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疯了，她一个娇弱的女子，她以为她真能把那张网撕破，把网里的鱼儿救出来么？她不知道她自己就是一条鱼，那张网正等着她自己投进去么？人们傻了似的站在那里，看着她长发披拂着跑远了，人们突然有了一种被利刃刮鳞剖腹的撕裂感。
入夜的时候，网收了，挂在那里滴淌着水，所有被捉住的鱼儿，都被关在一座破旧的大庙里，等待发落。
发落是有规矩的。一般情况下，流落在老百姓家养伤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农会干部、妇女会干部、赤色武装队伍人员，这些人都属于格杀勿论者，一律免不了要吃枪子。剩下的红属，处理起来就要细一些，大致也是有章可循的，男壮服苦役，苦役之后由家中交六百六十吊钱保人，女人和儿童则卖往白区，女人做人老婆，儿童做人后代，卖人的钱，便充作保命的钱。老人服不动苦役，插上草标也不会有人买，也简单，交钱放人，但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放，像我爷爷奶奶这样养出四个红军来的老人，都是十恶不赦的，绝对被列入杀头的人员中。人们非常清楚斩草除根、杀一儆百的道理，他们不会对网中的鱼儿有任何怜悯的。
我的大妈是在半夜里扑进大庙的。被抓来的人这个时候都没睡，互相拥挤在墙角处，心惊胆战和哭哭啼啼这时早过去了，人们更多的是忧心忡忡，唉声叹气。有一个班的黄衣兵守着被抓来的人，那些兵在土庙里点了一堆篝火，将抢来的鸡鸭杀了，褪了毛，拿枪条穿了在火上烤，烤好了一人分一块，吭哧吭哧咬得直淌油，一边啃着，一边还说一些粗俗的笑语，打发顺天移动的日头。我的大妈的突然出现把大庙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他们全都被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忽然撞进庙里弄得不知所措。我的大妈哭着喊：“咱爹——咱娘——”我的大妈一边喊叫着一边在人群里寻找。那些兵开始发着愣，把鸡腿鸭脖子横在嘴边，后来醒悟过来，一个兵比其他的兵反应敏捷，他操起枪，过来捉我的大妈。我的大妈没有看见他，她只顾转着圈在人堆里找人。那个兵捞了几下没捞着，生气了，拖起枪，恶狠狠地朝我的大妈砸去。我的大妈没有防备，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防备，她满脑子想的就是找到她的公公婆婆。她丢了他们，她得把他们再找到。杂木做的、汉阳造枪托十分结实，那个兵刚啃过鸡，因为怒气冲冲而使足了力气，这些因素加起来就足以制造出一次强有力的打击了。人们先是听到一声钝物撞击产生的清脆的骨裂声，继而是我的大妈尖锐的惨叫。骨裂声和惨叫声在阴森森的旧庙里长久地回绕不绝，让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我的大妈双手扑倒在地，她的额头撞在了一块青砖上，鲜血汩汩地涌出来。那些兵这时都围了过来，抱着枪好奇地看着在地上抽搐着的我的大妈。我的大妈跌倒在地上仍撑起身子往前爬去，她的一条腿奇怪地拖在地上，她的整个脸都被额上流淌下的血涂满了。她努力朝前爬着，朝人堆里爬着，一边爬一边嗓音微弱地喊着：“爹呀——娘呀——”那些兵都有一些发呆，他们先是有些不明白，后来他们才弄懂了，这个女人，这个执拗的女人是在寻找什么人，她的一条腿折了，她的头被撞破了，但她好像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她仍然没有放弃她的寻找。那些兵他们被她不顾一切的勇敢所感动了，他们不由自主地闪开一条道，看着我的大妈双手抠着香灰渗满的砖缝从那条甬道中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向着大庙里黑黢黢的人群伸出她的双手。
最先是我的奶奶，她从人群中扑了出来，紧跟着的是我的爷爷，他们像喝醉了酒似的跌跌撞撞冲出人群，扑向我的大妈。他们把我的大妈用力往一起拉，但他们拉不动，他们太老了，他们不可能拉动一个腿被打折又流淌了太多鲜血的人，他们索性放弃了，一屁股坐下去，把我的大妈紧紧地搂进怀里，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哭：“娃呀，我的亲亲亲亲的娃呀！”
1995年的某一天，我在省图书馆里查询一些我所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与土地革命战争有关，我在查询这些资料时接触到一组数字，它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小就不喜欢数字这一类东西，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数字太秩序、太铁板、太枯燥，既没有人情味也没有想象的空间，令人乏味和打瞌睡，我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却被这组数字吸引住了。我所看到的这一组数字是记载于一本名叫《鄂豫革命根据地》的书中的，它是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共四卷。数字是关于人的，是关于几十年前我的家乡的土地上消失掉的那些人的。它是这么说的：1933年秋天，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带领下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麻城县乘顺区跟随红军西行的家乡子弟有三千多人，而1933年秋至1934年夏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在五次围剿中，乘顺区被杀掉的人有十一万之众。这组数字构成了一个对比，它们告诉我，至少在乘顺区这块土地上，三千多红军官兵的出走是以十一万家乡父老的生命作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扛着枪举着红旗的红军战士身后，就倒下了三十七个他的父老乡亲！这组数字十分冷静，它在一册红色封面的书籍中静静地躺着，不惊不乍，但它却使我感到了震惊。我不知道当时杀人杀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我却知道了这一点，对于战争而言，那些智谋的指挥官和勇敢无畏的士兵都算不得什么，真正令人肃穆的，该是那些将士身后始终没有干过血水的土地。
我的爷爷奶奶是怎样逃脱掉那场屠杀的，这又是一个谜。1935年农历腊月廿八那一次清乡他们不曾漏网，他们和一百多名红属一道被关进了杨家畈一座土庙中，这是日后被家乡人反复证实过的事。但是，两天之后他们又安然无恙地被放了出来，只是被勒令交纳一千二百吊钱了事，这就让人难以置信了。去年我回乡了一趟，我想弄清楚在那次清乡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杀掉了，又有多少人被放掉了，但是我没能如愿以偿。那几年的清乡像有洁癖的女人梳头一样反复不已，人们早已记不清每一次的清乡情况和屠杀情况了，人们只是对那个年代的屠杀报以余悸未消的恐怖。由于过多的恐怖，他们提起这些事情时会露出一脸的傻笑。人们可以告诉我的只有一件事，像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红属，因为生下了一个区苏维埃主席和三个红军，绝对没有抓住又放掉的道理。
那么，是什么使我的爷爷奶奶避难呈祥死而复生的呢？他们怎么可以逃脱那场必死无疑的命运呢？在我日后收集到的资料里，我查到了一个线索，一份资料表明，当年在乘顺区任绥匪指挥部长官的，是彭家楼镇首富彭福霖的二儿子彭慎澄，他是二纵十七师二团的团长，在乘顺区一带捏有绝对的生杀大权。所有的理由被排除掉之后，我只能认定这一点：那就是我的爷爷奶奶被释放回家是有人授命的，授命者放过了我的爷爷奶奶，当然不是为了一千二百吊钱，而是为了别的。这个授命者，只能是彭家的某个人。
我的大妈是被抬回东冲村的，她的一条腿被士兵用枪托打断了。我的大妈躺在竹椅捆绑成的担架上，四个年轻的后生小心翼翼地抬着她。一路上，缱绻的野白菜和拂拂轻曳的蒲公英盛开着，让人怀疑这是一次由死到生的搬运。我的大妈脸色苍白，额上缠裹着结成了血痂的布带，大量的失血使她美丽的脸庞变得透明起来，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伸出她的两只虚弱的手，一边抓住我的爷爷，一边抓住我的奶奶，她紧紧地抓住他们，一刻也不松手，仿佛害怕把他们再度给弄丢了。我的爷爷奶奶一边一个紧紧跟着担架小跑，他们让我的大妈牵着他们的手，他们也把她的手紧拽着，他们那个样子，就像两个有了依赖的孩子。那架吱吱呀呀的担架，就这么一路不停地抬回了东冲村。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日子是农历正月初一。大别山正月初一的夜晚，如果没有枪声，该是很宁静的，宁静得所有人都能听见一个年轻女子遥远的呼唤声：
“爹呀——娘呀——”
东冲村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受到过清乡的骚扰，仿佛一次悄然的地质变化之后，那里再没有河流淌过，河里的石头再次呈现出它们的安静，在宁静的阳光之下，那些石头默默地躺在河床底，享受着自然的沐浴。如果你不把那些石头砸开，你根本不会看到昔日河流的冲刷给石头们带来了怎样深刻的烙印。
东冲村的人一户接一户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结束了终日的颠沛流离，结束了被狼群追杀捕猎的噩梦，重新成为山水田野中的定居者。当他们推开自己被战火燎烤得发黑的大门，走进自己的家，看见那些温馨如梦的桌椅床凳时，他们禁不住淌下流泪，一起放声大哭起来。
田园的日子再度到来，东冲村的人们收拾干净庭院后，开始召回自家的鸡鸭猫狗，开始翻土地，播下种子，并且，他们开始计算早已荒芜了的日子。没有人对再度到来的安宁做什么追究，也没有人去回忆过去了的那些深渊，甚至，东冲村的那些女人们也不再每日每日都站到自家院子门前的槐树或枣树下，用手搭一个凉棚往村口眺望。黄昏了无声息地划动翅膀从村庄身边经过的时候，人们像扳子的鱼一样地把自己当日最后一点力气留给土地，然后扛着农具，拖着困乏的身子回家吃饭，洗干净孩子和自己，睡觉。春天到来的时候，天空极其清朗，排着队从南方长征而归的大雁扇动着绸缎般的翅膀，留下一声或两声清唳，在雁阵之下，东冲村再没有了往日眺望着的女人的那一道景致，人们已经开始学会接受和习惯新来的日子。
但我的大妈怎么打发掉她在简家最后的那段日子呢？我的大妈，她依然年轻，依然美丽，依然生机勃勃，她被撞破的额头，很快就结了疤，她被打断的腿，在几个月后就长好了，因为严重的骨刺而影响行走且终日疼痛难忍是日后的事。实际上，我的大妈在床上躺了不足十天就下地了，她拖着一条断腿，开始操持我爷爷奶奶的饮食起居，操持老简家的房地鸡狗。她用一条长长的布带把被打断的腿绑在一块长竹片上，然后她拖着那块长竹片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拎水、做饭、洗衣、锄地。她的脸上十分的平静，红润已经回到了她的两颊，甚至在那两朵红云之间，人们还能看到一丝迷人的微笑。有时候她不小心摔倒了，让石头磕绊的或是让牛拖的，她困难地爬起来时仍然保持着那种羞涩的微笑，她掸掸身上的泥土继续做她的活儿。她就这么拖着一条断腿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她的这种姿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成了东冲村新生的一道风景。
我的大妈属于简家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平静的。有关这段时间里的故事我在日后再也没有完整地得到过，它们像一缕不重要的暮雾，稍许的风儿就将它们吹走了，吹得无踪无迹。在更多有雾的日子里，你不知道雾的世界里，哪些是它们，哪些不是它们。也许这正是一种兆示，也许这种兆示是命里注定了的，它们让我的大妈得到了进入简家之后唯一的一段平静的日子，然后，它们就把我的大妈送进了另外一个灾难之中。
我的大妈再度成为人们的话题，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初春的事。那个时候，我的大妈已经不是我的大妈了，她已经成了彭慎清的老婆，并且和这个彭姓乡绅一起生活了十二年了。没有人告诉我再嫁之后的我的大妈生活得怎么样，似乎也没有人知道她生活得怎么样。实际上，当我的大妈埋葬了我的爷爷奶奶，被人用一乘花轿抬进彭家的庄园后，她就消失了，东冲村的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彭家楼镇上的人们也难得见到她，彭家有相当阔绰的深宅大院，有相当谨严的生活秩序，足以把她深深地埋葬掉。
1949年夏天我的家乡解放了。解放了的家乡换了一个崭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对于我的为这个政权贡献了几十万生命的家乡来说，它的意义更为重要。翻身做主的人们在瓜分掉地主老财的土地、房宅、粮食、牲口、浮财之后，自然就会想到他们那些牺牲掉和被屠杀掉的亲人，他们坚决地要求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们坚决地要求杀人。他们热泪盈眶、群情激愤，他们想要用一大批罪恶累累的狗头，来祭悼他们几十万在黄泉之下死不瞑目的亲人的亡灵。
刚解放的那一段日子里，被新政权镇压掉的人很多，那些日子公审大会开个不停，山坳里、河滩上，让人们兴奋不已的枪声响个不停。人们像潮水似的涌来涌去，看着那些恶贯满盈的头颅被正义的子弹打成一个个血葫芦，人们复仇的快乐在那一段日子里达到了巅峰。
彭家楼镇的彭慎清没能逃脱掉1950年复仇的浪潮，他也被列入被镇压的土豪劣绅的名单之中。事隔几十年后，我曾在麻城市修志办积满灰尘的档案室里翻到一份当年镇压地主反革命的名单，那上面就有彭慎清的名字，有关他的罪行一共列了十一条，是用极工整的颜体小楷写下的。在我看来，和死罪相关的罪行有两条，一条是彭慎清的兄弟彭慎澄当年率军驻扎乘顺一带时，杀害过大量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和老百姓。1949年，这个罪恶滔天的刽子手随国民党残余军队逃往了台湾；第二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彭家为国民党残余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粮和钱物，仅1934年8月间，国民党陈继承部经乘顺前往皖西时，彭家一次就奉贡了二百石精粮。有关彭慎清本人鱼肉乡民的罪行，资料中写得极其含糊，但这并不重要，彭家是彭家楼镇上最大的土豪，而彭慎清是彭家留在内地唯一的男主人，就凭这一点，彭慎清也足以够上被镇压的条件了。
公审大会是在举水河边召开的，彭家楼镇和附近数村的人们参加了这次公审大会，大会在群情激愤中很快完成了若干程序，人民政府的代表宣布判处恶霸地主彭慎清死刑，立即执行。
病病恹恹的乡间书生彭慎清一开始就被吓坏了，他面如死灰，双目紧阖，浑身发抖，站都站不稳，全凭两个民兵将他挟拎着才不致瘫下去。死刑的判决一宣布，两个民兵像拎一只瑟瑟的小鸡一样把五花大绑的彭慎清往河边的刑场上拖，四下里，被煽动起来的乡民抓起随便什么东西朝他头上、脸上和身上砸去，人们激动地高声喊叫：“杀死他！杀死他！”人们的喊叫声在举水河边此起彼伏，有如另一条汹涌的河流。
事情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谁都没有看到范桑儿是怎么从人群中冲出来的，她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她疯了似的扑向挟持着彭慎清的那两个民兵，撕扯着他们，一边尖着嗓子叫喊道：“你们不能杀他！你们不能杀他！”
先是民兵愣住了，接着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他们没有搞懂，他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打哪儿钻出来的，他们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手足无措，刑场上一片阒然，但是很快，人们醒悟过来，人们看清楚了这个女人，有人冲上去，把范桑儿往一边拖，还有人喊：“揍这个地主的臭婆娘！”
人们群拥而上，雨点似的拳脚落下，范桑儿立刻被打倒了，但她很快又爬起来，不顾一切地再次扑上去，她死死地抱住了彭慎清。
彭慎清早已如一条死狗，他双目紧阖，任人推来搡去，他被捆成了一个粽子，但没人袭击他，所有的拳脚都落在了范桑儿身上。范桑儿那时就像一条毫无防范的沙袋，一个劲儿地噗噗作响，她埋着脸躲闪着雨点似的落下的拳头，她的双手牢牢地抱住彭慎清不松开，她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你们不能杀他！你们不能杀他！”她的声音被人们激怒的喊打声淹没了，她死死地抱住彭慎清，抱住她的男人，被人们在河滩上拖来拖去。
这是整个麻城县1950年最让人记忆犹新的一次公判大会，当事人的恶劣表现和人们的激怒使这次公判大会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根本就不曾想到过这一点，人们真的生气了，杀了那么多该杀的人，正义的枪声响过无数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串了味儿呢？人们的仇恨被那个疯了的女人点燃了，她被打开了花的脸上流淌着的鲜血更加激怒了人们，人们绝对不会容忍这个弱小的女人阻止住他们复仇的行动的。
好几个年轻的后生冲上去，抓胳膊拽腿，试图把范桑儿从彭慎清的身上剥离下来，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一群妇女冲了上去，伸出她们敏捷有力的指爪，狠狠地抓挠范桑儿的脸和胸脯，把那些地方抓挠出一道道小血河，但是范桑儿仍然不松手。
事情到最后还是被一个五大三粗的民兵做成了，这个民兵是石匠出身，有着旁人所不及的力量，他走过去，抓住范桑儿的一只手，将那个娇小的女人的手指握在自己手中，用力一掰。人们只听见一连串骨头折断的声音，然后人们看见范桑儿全身向上挣了一下，惨号一声，她的四个手指头齐关节处向上折弯过来，就像一只翻卷过来的鸡爪，这样的鸡爪当然再不可能抓住什么了，范桑儿松开了手，瘫在地上。
人们拖搡着昏死过去的彭慎清从范桑儿身上跨过去的时候，那个女人还把那只折弯了的手痉挛地伸向空中，呼号着：“你们不能杀他！你们不能杀他呀！”
有关我的大妈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的大妈她都是一个人度过的，没有人陪伴她，简家的人不认她，彭家在内地上已没有人活着，她自己的娘家人，自从她改嫁彭家后就再也没有与她联系过，她这几十年就这么茕茕孑立一个人生活过来，直到她死去。她在她的生命尚未衰亡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她的生命依然延续着，可没有人去关注她。她当然还活着，那种活法，跟死了没有什么两样。偶尔的，有人还会提起她来，提起她的人就会说：“她呀？就是那个先嫁给红军简家又嫁给地主彭家的女人么？”人们就是这么说的。人们这么说，是说过去的事。这个当年彭家楼镇上最美丽的少女，这个当年东冲村最贤惠的媳妇，她的晚年没有故事。
我的大妈死了，她死在我家已经荒芜了几十年的老宅中。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说奇怪，是因为我家老宅，几十年来都没人住，除了狗尾巴草、蛛网和黑翅膀蝙蝠外什么也没有，那里不是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地方，再说，我大妈早已离开了简家，从名分上来说，她不该死在我们简家，她没有死在我们简家的理由。
这是一个谜。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我的大妈一生都是谜，她活着，她死去，总让谜纠缠着，我曾试图解开有关她的那些谜，但穷其精力后，我发现这没有什么意义。我的大妈她有过一个男人，当这个男人离她而去后她日日夜夜站在门前的老槐树下眺盼他的归来；在此之后她又有过一个男人，她试图把这个男人从刑场上救回来。但无论是哪一个男人，她都没能够守住，他们都死了，死于刀枪剑戟的非命。她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家，没有了亲人，注定的，她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一个人的命运被捉弄到如此地步，揭开那些秘密对她来说究竟又有什么用处呢？
而且她已经死去了。
我的父亲和我是在我的大妈“七七”那天回到东冲村的。回到东冲村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的大妈迁坟。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在回家的一路上我的父亲都缄口不言，他一直没和我说话，他的脸色始终铁青着，让人感到一种压抑。我知道我的任务，这次回家，我只是父亲的一个跟班，我要做的就是保证父亲的安全，除此我没有发言的权利。依照我父亲的指示，村里人将草草掩埋在荒岗上的我的大妈的尸骨取了出来，埋进了老简家的祖坟地里。人们给我的大妈安排的地方是在我爷爷奶奶身边。我的大伯客死他乡，没有尸骨进入简家的坟地，他把他的位置留给了我的大妈。我的大妈已经死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了欣慰，简家人终于承认了我的大妈，他们让我的大妈在黄泉之下也侍候在我爷爷奶奶的近旁，我的大妈几十年无所依靠，毕竟是在死后有了一个家呀！
迁坟的仪式十分隆重。我没有想到革命了一辈子的我的父亲会在这件事上如此地兴师动众而且如此地固执，他坚持要我行孝子之礼，为一辈子没有儿女的我的大妈披麻戴孝、侍宾跪祭、匍匐执杖、扶柩号泣。我的父亲沙哑着嗓子对我说：“今天你就是你大妈的孝子，你去给你的大妈砸钵子去！”我知道这是父亲的认定，我不能违背，我去了。我扎着孝巾，跪在大妈的新坟前，一点一点为安寝的大妈烧纸帛。灰蝶如雁，一阵阵随风而去。我想人亦如灰，如随风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是原来的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不来，为什么不到简家的祖坟地来，我做孝子，我毕竟不是历史中人，我毕竟没有那么多的隔阂、那么多的对抗，我的泪水有什么用？我的泪水真的可以做成结果吗？
事先已经有人通知了父亲回乡这件事，一切都做了安排。在父亲那支队伍渡过举水河的时候，一个女人走出了东冲村简家老宅，站在门楼外的大槐树下，朝村口眺望。这个女人是我的大妈。她站在那里，她的一条腿被打断过，并且患有严重的骨刺，这使她无法站直身子，行走起来颤巍巍地，一步一瘸。她的脸皲裂如谷，头发完全苍白了，样子像一个一百岁甚至更苍老的女人。她的白发在阳光下就像一朵柔和的蒲公英，随着微风轻轻地扬拂。有一段时间有一只茸脚的蜜蜂儿从槐树间飞落下来，停泊在她的头发上，阳光的透视效果使她的一头白发和那只金黄色的小蜜蜂呈现出一种使人心颤的慈祥色调和造型。她就那么站在那里，这个彭家楼镇当年最俊俏的少女，这个十七岁嫁到东冲村来，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让人做着慨叹不已话题的简家大媳妇，用一只苍筋凸现，被折断后日渐萎缩掉的手撑住门楼，微微扬起下颏，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她皱纹密布的脸上，昔日所有让人迷乱的青春和美貌都已荡然无存，只有一朵从槐叶丛中跌落下来的阳光停留在那里，静静地，突然闪耀了一下。
父亲沿着红花草茂密的田埂走进村子，在此之前的一路上他都不说话。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已经使父亲变成了一个惜言如金的男人，一个崇尚行动而克制感情的男人，战争使他的身体和感情同样伤痕累累弹洞遍体，他的血液早已不再轻率沸腾而浓如原油了，他不再会用语言表达什么。在看见简家那几间破败的老屋后父亲开始加快了步伐，父亲高大魁梧，他的职业军人的步伐让所有随行的人都无法跟上，实际上他已经将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父亲是在绕过我家门前那口池塘之后看见站在门楼下我的大妈的，父亲似乎是犹豫了一下，站住了，但是他很快摆脱了这种犹豫，凭着感觉他知道站在门楼下的那个老女人是谁。父亲朝着大妈走去。
父亲说：“姐？是姐吗？”
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
停留在大妈脸上的那朵阳光突然迸裂了，星星碎碎地落进我的大妈空洞的眼窝里。我的大妈在最后的几年里眼睛瞎了，她是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瞎子大妈在那一刻似乎是想要看清什么，努力地睁大着空洞的眼窝。她将一只手伸出去，在空中划拉了一下，想要去触摸我的父亲，她的干枯的手臂伸进阳光之中就好像一枝风干的芦柴一样，在老槐树下弥漫着晒干了的浮萍一样的水腥味。
大妈说：“四毛？是四毛吗？”
大妈的声音也在颤抖。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日期已经有了严格的记载，但我仍然认定那是一个秋天，因为大别山只有在秋天才会有剧烈的风突如其来。父亲披在肩头的酱黄色英国呢大衣滑落到地上，大衣将散落在地上的麦草扬了起来，使一群在周遭觅食的鸡婆昂头直颈，肃然注目。父亲远远地朝大妈奔去，他抛弃了他的大衣，抛弃了他职业军人的矜持和稳重，快步朝大妈奔去。大妈看不见，但她分明听见了父亲朝她奔去的脚步声，她微微张开枝叶似的两片嘴唇，将两只瘦削的手臂向前伸去。父亲脚步冬冬，一路踢得石子儿四绽，急急地奔向大妈，他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突然站住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幻想，没有蒲公英、小蜜蜂和阳光，没有守望着我的大妈和匆匆奔来的我的父亲，一切都是历史，一切都是消逝了的尘世的灰烟。我在简家的祖坟地中燃烧着那些毫无生命力的纸帛，我在形式上做着一个孝子的事，但我并不知道他们，我并不认识他们。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了，我的大妈，她已经死了，不管她被埋在荒岗上，还是葬入简家的坟地里，她都已经死了，不可能复活，她不可能站在老简家的门楼前，守望任何一个简家的男人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不是我的幻想，那是真真实实发生着的，正如所有的人都看到的那样，在纸帛即将燃尽的最后一刻，我的父亲出现在简家的坟地里，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的我不得而知，但他就站在那里，站在大妈的新坟前。他的身子站得很直，我知道这一点对他来说极不容易，他肯定感觉到他左腿膝盖缝里传导出的尖锐的疼痛，1948年9月的辽沈战役中，一颗美式卡宾枪子弹钻进了那里，并在那里永远地生了根，但是他还是站住了，站得笔挺，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看到了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的父亲站在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们听到了左父亲腿膝盖骨中那颗弹头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然后——历经沧桑敦厚善良的大别山可以证实——然后父亲倾金山倒玉柱，双膝一折，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大妈的坟前。
我的父亲大声地喊着：“姐！”
我在那一刻听到了老简家祖坟里传来一声轻轻的恍如隔世的叹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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