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表姐给我打来电话。大表姐在电话里说：“我母亲的腿摔伤了！”
那个时候我正在办公室里收拾刚到的信件书报，我把它们整理得像一个漂亮的婴儿襁褓，用一张旧报纸耐心地给它们打包。我没听清楚大表姐说的话，我问：“你说什么？”
大表姐说：“我母亲把腿摔伤了，她想见你，你快点过来。”
我放下电话。有一阵我什么念头也没有，脑子空空地站在那里，然后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我把怀里的襁褓弄散了，信件报纸掉了一地。我蹲下身子去拾，拾了这个又丢了那个，丢三捡四地老也拾不完。我被一枚掉在地上的大头钉扎破了手指，指尖上冒出一粒圆圆滚滚的血珠子。我一点知觉也没有，站起身来，丢开手中的东西，一脚踢开面前的椅子，冲出办公室，冲下楼，冲出院子，冲到大街上，去拦计程车。我差点被一辆计程车撞上了。那个司机猛地刹住车，探出头来骂道：“你想死呀！”我像一头饿了八十天的狮子似的冲他吼道：“闭上你他妈的嘴！老老实实给我开车，否则我把你踢到江里去！”然后我抢劫似的拉开车门扑了进去。
我敢保证，那个见多识广的司机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像我这么野蛮的乘客。
二
在我小的时候，有几年我是跟着大姨过的。我被过继给我的大姨。那几年先是我的父母失去了自由，后来他们重新得到了它，但日子过得很潦倒，他们一直没法让自己的日子正常起来，就把我们这些孩子分别送给了亲戚。
对我来说，那几年是我一生最最幸福的日子，我喜欢那样的日子，因为我爱大姨。我的大姨，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最善良的女人，至少我的心目中她是如此的。她把我当做她亲生的孩子，我还吃过她的奶。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我吃大姨奶时的情景了，我能够记住的是，大姨给我喂奶的时候，总是要坐在太阳下，让阳光照耀着我的小脸和她的乳房，总有一些短腿的蜜蜂或者长须的蝴蝶会在那个时候翩翩地飞来，在我茸茸的眼睫上停逗，它们的翅膀就像芭蕾舞者那样轻而柔地颤动着，但不歌唱。歌唱的是大姨，在给我喂奶的时候，她会一直哼着一些歌儿，那些歌儿十分好听。大姨的嗓子很动人，特别是在阳光之下，特别是有蜜蜂和蝴蝶的时候，那些歌儿和大姨的嗓子就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
我一直无法回忆起大姨给我喂奶时唱的那些歌。那些歌肯定很动听，但我记不得了。大姨唱这些歌的时候，是用的另外一种语言，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我总是在这样语言结构着的歌声里香甜地入睡。有阳光，有蜜蜂和蝴蝶，有奶汁和神秘语言浸润着的歌声，我不相信还会有比这更甜美的梦。
大姨的腿不止一次摔伤过，她就像一株听凭风卷雪轰的悬铃兰，在岁月的碰撞中不住地折断着，洒落下如雨的花冠。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大姨的前世应该是一丛韭菜花，注定是要一次次地被人从根底里割断。那样的经历太多了，多到让我们已经习惯了那样的事，多到一阵风吹来，大姨在绿苔细漫的台阶上摇晃，我们的心就会提到嗓子眼，我们就会沮丧地想到，完了，大姨的腿。
事实上大姨并不是韭菜花，大姨也并没有老是被人从根底里割断，大姨断腿的事，在她一辈子当中就发生了几次。我们真的很庆幸了，我们甚至十分感谢天气，有风的日子并不是每天如此，而且，即使是在有风的日子里，大姨她也并不总是在站在绿苔细漫的台阶上。我们只是担心天气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姨她也不是只活在天气的世界里；我们担心大姨她会在别的时候倒下，我们的恐惧是在那几次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一次，或者两次，我们不敢肯定这一点。
有时候我想，这是不是一种命里的注定呢？注定大姨必须要经受这样的劫难，要在命运叩响门环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把她的腿伸出去。大姨她已经很坦然了，我们似乎看到了她的微笑，我们甚至还能看见她与命运之神交流着的目光，每一次大姨她都平静地站起来，用那双已经折断过的腿支撑着自己走过去，平静地打开大门，然后我们听见如洗的庭风中，那一声熟悉的折断的脆响。我们不知道大姨她怎么能够经受住，怎么能够那么平静，那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只知道大姨在跌倒的时候真的像悬铃兰那么美丽，她划过空中的样子就像一颗远处孤独的星星，没有牵拽和支撑。我们的样子真是太傻了，我们的知道也同样的傻，我们这些孩子，我们是大姨这株悬铃兰身上洒落下来的雨花，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机会伸出手去，把大姨搀扶起来，我们是一些毫无用处的雨花。
三
大姨出生在青海草原一个游牧家庭里，属于乌托查日德部落沙木腾格力家族，那个家族曾经是乌托查日德部落中最大的旺族，祖上出过好几个大千户，族上毡包如云，牛马成群，丁口旺盛，力士如林。
乌托查日德部落早年生活在贺兰山以西的淖干套勒一带的草原上，那里水草肥美，气候宜人。16世纪末，乌兰布和沙漠南移，草场日益缩小，气候变得恶劣，阳光也不再青睐这片曾经美好过的土地。为了生存，全部落举家南迁，越过腾格里沙漠和冬青湖进入甘肃，在甘北一带流连生存。17世纪以后，这一带的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部落间常因争夺草场而不和，不断发生冲突，两个马背上的英雄民族同样的血气方刚，亦琴亦剑，不肯屈尊言和。乌托查日德部落是个大部落，占据的草场多，受到的侵扰多，伤亡也多，终年厮杀，元气大伤。昔日牛角号响，部落中骏马乱驰，刀剑如林，如今再遇征战，有的家庭甚至再也走不出一个成年的男性。宣宗道光年间，部落再度南迁，越过祁连山、疏勒河，来到青海湖以北的柴达尔一带，在那里的草原上扎下毡包，奉上神后，弯庐霭幕，休养生息。
沙木腾格力家族，有过辉煌的征战史，族中英雄辈出，豪杰接踵，凡男子皆为勇士，凡厮拼尽聚前阵，家族之中，死于疾患衰老的绝少，亡于沙场搏强的太多，因此留下许多的美名，供子孙们敬仰。我的曾外祖父兄弟十一人，全部是战死在马背上的，且至死都悬身于马蹬，决不坠落马腹之下。曾外祖父战死时年方十九，在铁青甸草场争夺战中，他冲杀在前，被哈萨克柳叶儿刀连劈了四刀，左臂被劈掉，挂在马脖子上，腰间还中了一箭，铁链洞穿后背，鲜血浸透了衣袍，曾外祖父面无怯色，怒目圆瞪，半跪于马鞍上，单手擎刀，长啸厉呼，放马狂奔，在乱阵之中连劈两名哈萨克兵，然后仰天哈哈大笑，气绝而仆。
大姨出生在这样的家族里，应该承袭了祖上的基因，骨是英雄骨，血是壮士血，歌是好汉歌，舞是豪杰舞的。虽然在大姨出生的时候，曾经辉煌过的沙木家族已经衰落了，在家族烟熏火燎的大旗下，能够站立起来的十之七八是幼老伤残，他们却站得笔直，没有媚骨，在家族雨侵雹袭的毡包里，打油茶的歌声已不够洪亮，他们却歌得自我，无忧无伤。大姨是家族中的成员，是家族参天的大树上坠落下来的一滴晶莹的浆汁儿，大姨应该是一滴自豪的浆汁儿。
事实上，大姨正是这样的浆汁儿。大姨美丽健康，性格开朗，善良勇敢，能歌善舞。大姨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能从山坡上冲下去，追上牛群中最性野的小牛犊，捉住牛犊的尖尖犄角，咯咯笑着把它搬倒在花草丛中。花草甫然跌开，继而合拢，将大姨和牛犊一起掩埋深处。大姨的笑声如云雀一般急促与快乐，在明媚的阳光之下，她的赤脚和健康浑圆的小腿肚子不断地裸露在草丛中，惊起一片豹纹彩蝶，让人遐想联翩，想要对着太阳愉快地打一声喷嚏。
大姨美丽。大姨的美丽是沙木腾格力家族的骄傲。在乌托查日德部落中，流传着很多传说.这些传说有的很古老，比如“巴托尔大力士”、“骑羊追风的包图”、“血牛西征”；也有的很年轻，比如“沙柳河雪豹”。这个“沙柳河雪豹”的传说讲的是一只雪豹的故事，这只雪豹从祁连山乘风而来，屡屡骚扰乌托查日德部落的牧场，咬伤畜群，惊搅幼小，部落里的人组织过好几次追剿，都因为雪豹狡悍凶猛，不能得手。有一次，部落里的一群青壮年追剿这只雪豹到一个草甸子，将雪豹团团围住，他们几次搭弓仗剑策马而上，企图将雪豹杀死，都被凶悍善斗的雪豹扑退，并且不断有人和马匹受伤。正在这个时候，骁斗着的雪豹突然停止了激烈的剪扑撕咬，四足伫立站在那里，它呆呆地盯着不远处的沙柳河。清亮亮的河边，一位少女正在那里汲水，少女白衣白袍，长发垂腰，银镯叮当，在阳光下汲满水桶，荷桶在肩，唱着歌飘然而去。雪豹望着少女的背影，目光迷茫而温柔，它朝天上的太阳抬起了下颌，随即慢慢地垂下骄傲的头颅，跪下一条腿，安静地卧倒在草丛之中。
那个唱着歌在沙柳河边汲水的白衣白袍少女就是我美丽的大姨。
大姨在少女时代是始终唱着歌的，大姨的歌声是乌托查日德部落里不衰的别一种传说。少女大姨骑在她心爱的枣骝马上，赶着白银般晃眼的羊群，在无边无际的凤尾草中飞奔着。风是北部草原孕育出来的，弥漫着浓烈的山丁子树和榆木树的芬芳。白云连绵，鸿雁缓移。少女大姨的歌声穿透了部落的每一个草场：
黑缎子的坎肩
是在漆黑的夜晚给你缝的呀
早知道你不理睬我
可惜了我的那些灯芯呀
红缎子的坎肩
费了多少工夫给你缝的呀
早知道你这样对待我
还不如当初干脆撕烂它
青缎子的坎肩
是在雨夜的时候给你缝的呀
早知道你一去不回头
我何必还要去缝它
蓝缎子的坎肩
是心头牵挂你的时候缝的呀
早知道你不需要我
可惜了我的十个手指头
大姨的歌声是那么的甜美，它能让所有远牧而归的牧人停下马来，伫立聆听，热泪涟涟。柴达尔草原上盛产一种红翎蓝翅的金嗓子百灵鸟，它们唱歌的时候，沙柳河也会凝止不淌。大姨就是乌托查日德部落里的金嗓子，她歌唱的时候，鲜花会绚然开放，炊烟会悬垂不动，草甸子上会聚满牛羊，骏马会四蹄生风，部落里那些英俊剽悍的年轻小伙子们会拉住缰绳，驻马高处，一起深情地唱起歌来：
赶上我们矫健的马群
迎着阳光走向远方
日全花随风吐出芳香
多么美丽我的家乡
清清的河水明又亮
像条银带飘向远方
心中怀念着森吉德玛
她的情意比流水还长
雪白的羊群在滚动
像那浮云环抱着山冈
草原上所有的美丽的姑娘
没有一个能比她强
森吉德玛，那是我大姨的名字。
四
大姨很爱我。
在我吃过大姨的奶之后，大姨就把我当成了她自己的孩子，对我有了一份深深的眷恋。我有六个表哥表姐，他们都比我大，他们也像我一样，在阳光之下吃着大姨的奶长大。他们长大之后，就像守不住性子的小马驹一样一个个撞开栅栏跑掉了，跑到外面的世界里去撒野去了，只是在他们累了饿了恐惧黑夜了或者被别的马驹踢伤了的时候，他们才会垂头丧气地回来，匍匐在大姨的身边诉说委屈。只有我是老也长不大的马驹，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总是摇摇晃晃地跟在大姨的身后，像大姨的一条小尾巴，寸步不离。我甚至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也不愿意离开大姨，非要钻进大姨温暖芳馨的被窝里才能入睡。这让我的姨父很恼火，他总是企图把我赶回表哥们住的房间去，对此我会大声地说：“不！”如果他试图来掀我的被窝我就咬他的手，像小狼崽那样，把他的手咬出一排牙印来。大姨在那种时候总是很快乐，她笑得开心极了。姨父却不笑，他板着一张脸，在床前走来走去，他很生气，他一直都很生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从小就不喜欢姨父的原因。
有一次我和大姨在院子里剥豆子，我们把豆荚里的豆子一粒粒地剥出来，把它们放进一只雪白的碗里。阳光很好，阳光在我儿时一直很好。在阳光下面，那些剥出来的豆子就像一些散碎的绿宝石，透闪出尊贵的光泽。风把几只不情愿的蜜蜂和蝴蝶吹来，大姨没有给我喂奶，它们不能停在我的睫毛上，它们只能停在那些宝石似的豆子上，它们好像被宝石的光泽照耀得有些眩晕似的，老是打滑。我被那副情景惹得嘎嘎地大笑，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一点也想不出那些蜜蜂和蝴蝶它们会是这种样子，它们如果再长大一点，长成一个人，就和我的姨父一样地傻了。
大姨一直在哼着一支歌，是那种有着神秘语言的歌。大姨突然不哼了，她止住歌声，看着我，对我说：“你长大以后不要做一个坏人。”
我不笑了。我很害怕。我看着大姨。我其实一点也不害怕长大或者做一个坏人，我只是害怕大姨用那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话。我发誓因为大姨的严肃，我这辈子宁可不长大，即使长大了也决不变成坏人。
大姨见我的样子反倒笑了，把一粒甜甜的豆子塞进我的嘴里，摸摸我的头，说：“你不懂，跟你说是白说。你瞧，你姨父他是好人，你表哥表姐他们也是好人，这世上好人多，坏人少，做坏人会很孤单。”
我把豆子咬破了。我的嘴里满是馨香的豆汁儿。我说：“那做好人呢，孤单吗？”
大姨停下来，看着我，她的样子有点吃惊，好像还有点后悔，她的美丽的脸庞在阳光下变得有些虚幻，就像一张虚了焦的照片，然后她不再理我，埋下头继续剥她的豆子。
那一天我很不愉快，始终闷闷不乐。我觉得关于人的话题真是蠢透了，它们一点意思也没有，如果它们真的有点什么意思，那就是给人制造麻烦，让人活得不快乐。我受了这种情绪的支配，烦躁不安。吃晚饭的时候我故意把豆子洒了一地，并且踢了三表姐一脚。三表姐哎哟叫了一声，说：“你踢我干吗？”我没说话，隔着桌子又狠狠地踢了她一脚，那一脚踢在了姨父腿上。姨父端着酒杯狐疑地盯着我，我像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那样露出牙齿对他傻笑。
我可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对好人和坏人都没有什么好印象。
五
大姨和姨父在一年一度的默兰木祈愿大法会上相遇，那一年大姨十六岁。
默兰木祈愿大法会永远充满了庄严和敬畏的气氛，它是草原人心灵寄托的神圣仪式，它不该被不洁的无神论者肆意玷污。尕马子匪徒选择这个圣洁的日子到祈愿大会上来滋骚掠扰，他们半袒着怀，骑着膘肥高大的河曲马和大通马在大会上横冲直撞，对着晴朗的天空胡乱开枪，呵斥法师，推殴喇嘛，驱赶牧民，抢夺金银器皿、药材、皮子、粮食，赶走骆驼、牦牛、犏牛、鹿群和马群，他们尖声地叫啸和大声地狂笑，一边把牛皮酒囊对着嘴仰头大灌，这样的举动，让遭到劫掠的善良的人们深恶痛绝。
大姨想要在混乱之中保护她的一只黑紫羔。大姨太爱她的那只黑紫羔了。那只黑紫羔，它有一对白眼圈，生着大而软的长耳朵，它老是从羊群中跑出来，找大姨的枣骝马牧羊角。几个尕马子匪徒赶走了大姨的羊群，那只黑紫羔也在羊群之中，它咩咩地叫着，十分害怕。它回过头来朝枣骝马看了一眼，又朝大姨可怜巴巴地看了一眼。大姨想救回她的黑紫羔，她冲进羊群之中去抱它。一个尕马子匪徒走过来，野蛮地把大姨推倒在地上。沙木大千户家的小姐从来不吃那一套，她挥动手中的红铜环细皮梢马鞭，狠狠地抽了那个匪徒一鞭。匪徒气急败坏，从腰间抽出长刀，朝大姨扑了过去。沙木家的男人们见状，持枪仗刀一拥而上，护住大姨。匪徒的伙伴看见了，也丢下羊群冲了过来，双方扭作一团。
幸亏姨父到了。
姨父率领一小队共产党的骑兵从大通山上下来。姨父是追踪另外一支匪徒的残余路过这里的。姨父远远地听到枪声，大喜过望，以为那些冤家终于被他给追上了，便率领他的兵倾巢而来，扑进大法会，与尕马子匪徒杀作一堆。
枪响的时候，牧民们迅速地躲开，空出地方来，让两支生硬的武装比个高下。
姨父人少，尕马子匪徒人多，他们同样地勇敢无畏，同样地熟稔枪械和马上搏杀的技能，厮拼稍顷，双方的优劣就显示出来了。姨父手下的人不断被击中，不断在倒下，而对方在最初猝不及防的慌乱后很快镇定下来，并且知道了自己的优势，反扑越来越凶猛，越来越自如，渐渐占据了主动。姨父是熟知阵法兵势的指挥官，且有着许多战斗经验，姨父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他太鲁莽了，好比他想打狼，却打上了个庞大的黑瞎子，猎手一下子变成了猎物，处境很糟糕。姨父是那种傲气十足且求胜心切的指挥官，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考虑该如何脱身，离开这个该死的是非之地。
姨父一面组织剩下人带着能走的伤员突围，一面派最好的骑手冒死冲出重围急驰求援。姨父命令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负责带领人撤退，他自己和另外两名士兵断后掩护。姨父那个时候已经负了伤，一粒子弹射进了他的腹部。姨父的运气糟糕透了，他并没有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身边的两名士兵就接踵倒下，他自己的坐骑也被打死了。姨父卧在倒毙的战马身上，他用驳壳枪朝蜂拥而至的匪徒射击，再拾起自己士兵丢下的长枪射击。长枪的后坐力很大，每射出一发子弹，姨父腹部的伤口就会涌出一股血，而战马身上的枪眼则血浆子乱溅，溅得姨父一身一脸，使他像个血人。姨父其实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继续成为一个血人，他很快打完了三支枪里所有的子弹，当他射出最后一发子弹的时候，他的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被抽空了的恐惧。姨父他有点发愣，他惋惜地丢掉手中的空枪，在脸上抹了一把血水。那个时候，夕阳正朝着草丛中跌落下去，天边有黛色的云层迅速地涌来，柴达尔草原上乱风正疾，飞鸟如吹纸，姨父回过头来朝正在仓皇远去的部下看了一眼，不知意味着什么地摇摇头，咧开嘴傻笑了一下，然后努力撑起身子，从马腹下吃力地抽出雪亮的战刀。
异族人在草原上永远都是一个禁忌，也许他们有着足够的智慧，并且有过征服，但那些智慧和征服从来都是不被草原人承认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是蒙、哈、藏、回，他们没有一天停止过彼此间浓得化解不开的恩怨和对抗，但他们共同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即使被长刀劈中，胸腔中溅出的血也充满了草原馥郁的气息。在默兰木祈愿大法会上的这场血腥厮杀的整个过程中，除了捉对儿的双方，没有人介入。人们扶老携幼，驾着牛车，匆匆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逃往远方，没有远走的，也都躲在黑泥抹成的临时马厩里，躲在倒塌的幕帐下，握紧自己的刀和枪，冷眼观望。对于草原人来说，无论自以为是的军队还是天老大我老二的土匪，他们全都不喜欢。
没有谁知道大姨她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怎么会跳上她的枣骝马，挥舞着镶银的细皮马鞭朝枪声激烈处奔去，大姨她怎么会这样做呢？我相信作为马背民族的一员，大姨的骨血里是有着正义、善良、无畏和报恩精神的，但是在战场上，在杀戮着的阵营中，通常这是无法分得清楚的，它们是被混淆了，扭曲了，遮蔽了。我知道我的姨父，他是一名勇敢忠诚的士兵，他人高马大，晓勇善搏，临危不惧，是条好汉；他疾恶如仇，惩霸护弱，在身陷绝境的时候留下自己，让手下的人逃走；他身负重伤，浑身浸透鲜血，仍然面不改色，在打光了枪膛里最后一粒子弹，丢掉空枪，擎出战刀来的时候，他手中的战刀也丝毫地不摇不晃。但即使这样，我仍然宁愿相信大姨的所作所为，全是因为那只顽皮的白眼圈黑紫羔，是因为这只老是爱找人抵羊角的羊羔，因为对它的爱，对它不公命运的不平使大姨跃上她的枣骝马，是要找回她的小伙伴来，她伏身马上，白袍如云，黑发飘逸，在被子弹打得纷纷折断的草中闪电般飞驰，直到她出现在姨父的身边。
枪声稀落的时候，风把硝烟乱缎子似的撩开，露出一片狼藉的战场来。一群尕马子匪徒嗷嗷叫着朝姨父奔去，要捉一个活口。大姨的枣骝马要比他们快得多。她越过了他们。她没有勒住马，任枣骝马风驰电掣地向前奔跑。她从马背的一边探下身去，抓住了姨父。她把姨父从正在开始膨胀的死马上拽了起来，在草地上拖出了几十步远。大姨她是想要把姨父拖上马背的，但显然这不容易，姨父身高八尺，体重八十公斤，受了伤的姨父比平时更加的重，而且他手里还荒唐地举着一把战刀，这使他的样子既可笑又笨拙。姨父被拖在马腹旁，他徒劳无益地挥舞着手中的战刀，他想从大姨的手中挣脱出来，想要回到原来的地方，迎接那些打算活捉他的尕马子匪徒，用他锋利的战刀砍他们的脖子。姨父这么挣扎着使他腹部的伤口大股大股朝外涌血。他大声地叫起来。他的叫声是愤怒而且屈辱的，他叫道：“放开我！妈的放开我！”他一边这么叫着，一边伸出空着的那只手，紧紧地揽住了大姨的腰。
尕马子匪徒发现有人在他们前面劫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劫道的是一位白衣白袍黑发飘逸的美丽少女。尕马子匪徒先是有些发呆，他们在发呆之后就开始生气了，他们生气的方式是朝着那匹飞奔的枣骝马开枪射击，并且牵过自己的马，跃上马背，朝枣骝马追去。也许他们并不太情愿射中一位美丽的白袍少女，但是如果那位少女正在做一件让他们生气的事，那情况就不同了。
与此同时，沙木腾格力家的枪声也响了。兵匪之间的杀戮是一回事，谁要朝沙木家的人开枪则是另外一回事，何况遭到射杀的是乌托查日德部落最美丽的百灵鸟呢。沙木家的汉子们伏在马背上，用长膛毛瑟枪朝尕马子的人还击，他们嗷嗷地尖声叫着，把用獭皮、麝香、鹿茸和药材换来的珍贵的铜壳子弹毫不吝啬地推进枪膛，想也不想地打出去。那些没有火器的孩子们，则用牛皮带做成的抛石器兴奋而又准确无误地抛出黑黑的石头，拦截尕马子的人，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大姨有点惊慌。大姨差一点被姨父从马背上拽了下去。大姨的惊慌不是因为不断有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而是她被一个汉子毫不客气地揽住了腰。大姨的小蛮腰即便浑然有力，即便美妙动人，也是不可以被人随便揽扶的，尤其这个人是汉人。若是放在平时，大姨会毫不犹豫地给那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再把他丢下马去，让他跌个嘴啃泥，让他知道随便揽住沙木大千户家小姐的腰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可是现在不行，现在大姨是自投罗网的，她是自己要站出来解救这个遭到攻击并且受到了伤害的人的，她不可能把他重新扔回到战场上去，哪怕他是一个汉人。大姨在飞奔中从马镫子里褪出一只脚，飞脚踢掉姨父手中那柄可笑的战刀，让他变得不那么碍事一些。她滑落到另一边，把姨父的手从她的腰间拆开，让他抓住马鞍。她腾出手来，一只手拽紧飞扬的马鬃，另一只手拽住姨父的腰带，身子往下一落，双腿用力蹬地，在飞奔的马背上一挟一送，把姨父送上了马背。
大姨本来是可以借势跃回马背的，这在草原上的每一个优秀的骑手都算不上高难动作，但是大姨没有做到。姨父因为失血过多，因为失去了手中的战刀，再一经颠簸，被大姨撂上马背之后就晕了过去。姨父足有一头牛那么重，他的失去了知觉的身体一点也没有给大姨留下空间，而且因为颠簸，他还在不断地从马背上滑落，他挡住了大姨，使大姨无法重新跨上马背。马在狂躁地飞奔，大姨只有一瞬间的机会，她失去了那个机会，只能死拽着马鬃悬吊在马腹的一侧。姨父在继续下坠，他差不多把整个身子都压在了大姨身上，让人心里犯累，何况还有黏糊糊的血。大姨在那个时候真想抽姨父一记耳光，但即使这个她也做不到，她不是不想抽他，她只是不能松开她的手，她松开了她的手也许真的可以抽他的耳光，可同时他也会因为失去了阻拦而从马背上掉下去。她可以不抽他的耳光，可以忍受委屈却不想他从马背上掉下去，大姨在这样的状态中绝望地用尽了所有的力气，眼睁睁地听凭自己悬垂的双腿一点点滑落下去，听凭枣骝马高高扬起来的蹄子重重地蹬踏在她的腿上……
六
大姨并不是只爱我一个人的。大姨爱所有的人。她爱姨父，爱表哥表姐，爱她自己的同事、姨父的同事以及表哥表姐的老师和同学，爱身边所有的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大姨用自己整个的心在拥抱这个世界，她和这个世界接触的方式不是用眼睛，不是用耳朵，不是用嘴，不是用纤纤十指，而是用心，用她纯洁的不加遮饰的胸膛。大姨对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有着这么多的宽容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真诚地帮助所有的人，甚至帮助那些仇视和损害着她的人，她好像是这个世界里唯一不知道仇恨和抱怨的人。在大姨的生命中，她一直是被要求着，被人们反反复复地支配着，包括我们这些她生命中的亲人，而她却快乐地爱着我们，死心蹋地地爱着我们，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好像她真的是她家乡草原上那开不败的日全花，永远被马儿践踏着又永远渴望着马儿疾速地奔过似的。
大姨的爱是延伸到整个生命的范围内的，她甚至把别人家挖掉的石榴树和更换品种丢掉的香蒲草全部捡回来栽种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如果院子里栽不下，她就把那些被人遗弃的植物栽种到一些荒芜着的地方去，然后每天去给它们浇水，直到它们成活。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到处都长满了树木、花草和藤本植物，这使我们的院子四季常青，像一座森林，而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就像一些快乐和生着气的小野兽，在森林中奔跑隐匿，间或发出一些自由自在的号叫。我们的森林里甚至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那不是生长在峡谷地带的那种河流，而是几根被人砍断丢掉的楠竹，它们不再有生命，大姨却心疼它们，把它们捡了回来，小心翼翼地剖开，用绳子一节一节地扎起来，引来井水。我们玩累了的时候就跑到那条河流边，像真正的小野兽一样地爬在那里饮水嬉戏。我们还把风吹落的树叶花瓣拾来放进河流里，让它们载着红须蚂蚁和七星瓢虫顺水漂流。我们欢笑着，大叫着，溅了一身一脸清澈冰凉的河水。那个时候，大姨坐在一旁的阳光下做着针线话，她抿着嘴微笑着看着我们，她肯定是把我们和那些蚂蚁瓢虫一起看成那个五色缤纷的森林里一群可爱的小动物了。实际上，在那个森林里，不光只有我们和漂流着的蚂蚁瓢虫，还有一些别的小动物，比如一只瞎了一只眼睛的猫，一条长得走了形状的狗，一只被人打伤了翅膀的鸽子，甚至还有一头瘸了一条腿的小猪。它们本来不是我们这个森林里的主人，它们是一些弃儿，一些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是大姨收留了它们，它们刚刚来到我们这座森林的时候是那么的肮脏，皮包骨头，惊恐不安并且充满着敌意。比如那头瘸了一条腿的小猪，你简直可以把它当成一条瘦骨嶙峋的小狗崽子，但是它们现在全都快乐着，神采奕奕，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或者飞翔。
有一段时间我很嫉妒，我嫉妒瞎了一只眼睛的猫，长得走了形状的狗，被人打伤了翅膀的鸽子和瘸了一条腿的小猪，嫉妒这些森林的闯入者，它们全都那么丑，来历不明，而且曾经肮脏怪癖过，现在它们倒安逸得像个主人，和我一起挤在清撤的河流边嬉水，并且嘲笑我笨拙地趴在地上喝水的样子。大姨看出了我的不良企图，大姨警告我别去碰那些小东西。大姨说：“你不可以把草丛里的小虫子赶走，不可以把花枝上的花朵掐下来，不可以把树林里的小鸟关进鸟笼里，不可以把夜晚的月光遮挡住，你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生命，你只是一个生命，这个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没有这个权利”。
大姨还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懂事呢？”
有一天，大姨把我叫到她的屋里，关上门，很严肃地问我：“告诉我，昨天你往你姨父的裤子口袋里放了什么？”
我满不在乎地说：“一只气球。”
大姨继续问：“气球里面装着什么？”
我想了想说：“红墨水。”
大姨说：“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吗？你姨父今天去开会，把他那条新裤子给弄脏了。”
我嘎嘎大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我想象着姨父，他永远是那么严肃，不苟言笑，他一屁股坐下去的时候我的“定时炸弹”啪的一声爆炸，他就成了一只红屁股的猴子，我一想到一本正经的姨父在他部下面前的尴尬样子就忍俊不禁，我简直快乐极了。
大姨生气地对我说：“你不该这样，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让你的姨父丢脸了，男人是不该丢脸的。”
我大声说：“我恨他！”
大姨惊诧地问：“为什么？”
我说：“他揍你！”
大姨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大姨说：“你真傻，那就是男人，男人都这样。”
“我也是男人，我就没有揍过女人。”我说，“你会因为这个事揍我吗？”
大姨说：“不会，我不会，因为我爱你。”
我说：“姨父呢？他也爱你吗？”
大姨说：“你姨父他对我很好。”
我说：“可是他揍你。”
大姨把我拉过去，把我乱糟糟的倔犟的头发轻轻地抚平，然后把我的头埋进她的怀里，轻轻地说：“你真傻，你是一个傻孩子。”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傻孩子，也许我真的不聪明，就和那些瞎了一只眼睛的猫，长得走了形状的狗，被人打伤了翅膀的鸽子和瘸了一条腿的小猪一样的不讨人喜欢，但是我知道大姨她这么说，并不是真的在责备我，她只是在说她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感受，就像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动物它伫立在那里静静地眺望，或者一株植物它在无风的时候轻轻地摇曳，我不知道这叫不叫孤单。
七
大姨在军队的医院里住过了春天。
大姨正值春华年少时，她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几十天的时间外带阵阵春风足以使她被马蹄踏断的腿伤得以痊愈，除此之外，大姨她不会要求更多的什么。
姨父和大姨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姨父的病房在大姨病房隔壁。姨父生性好动，他一点也不想做一个安静的人，他只在病床上躺了十五天，十五天之后，伤口还没有拆线，他就弓着腰扛着背，捂着腹部，大声嚷嚷着起来敲大姨病房的门了。
姨父每天都要来探望大姨一次，有时候是中午，有时候是吃过晚饭之后。姨父每次来看大姨，都会给大姨带来胡桃、杏干和烤羊头之类的零食。他总有办法弄到这样的零食。大姨不爱吃零食，大姨爱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对此姨父他一点也不遗憾，他坐在大姨的床前，一边皱着眉头用力咬开坚硬的胡桃，大把大把地嚼酸得倒牙的杏干，满脸油腻地啃烤羊头，一边眉飞色舞地讲一些笑话给大姨听。姨父讲笑话的本事很糟糕，他根本没有办法把一个故事讲完整，常常是讲了前面，忘了后面，包袱还没抖开，听故事的人还在云里雾里，他自己就乐不可支地先笑起来。姨父笑起来轰轰烈烈的，像八十辆牛车一块儿从屋顶上碾过，震得屋子直摇晃，姨父摇晃过屋子后就声势很大地站起来，抖落掉一身的胡桃壳、杏核和羊肉渣，弓着腰，扛着背，捂着腹部一拐一拐地离开大姨的病房，像一辆被打烂了歪歪叽叽要去修理的战车。第二天中午或者吃过晚饭的时候，他又会拎着装满零食的包袱来敲大姨病房的门，他躬着腰，扛着背，捂着腹部，但热情很高。
姨父看上大姨肯定不是因为大姨救了他，是他的救命恩人。姨父不是头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在此之前，他至少有五次与死神撞了个满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阎王爷的大殿，那五次全是别人把他从死神手中拖回来的。姨父对他屡次与死神打交道颇为得意，他用一种批评自己的口气说：我这个人太背，把阎王爷得罪得不浅，阎王爷不喜欢太背的人，我是彻底地没有什么希望了。姨父说完这话之后就哈哈大笑，笑得喘不过气来。姨父从来就把自己的屡死屡生看做是造化，与别人无干，他向来没有什么对这个世界的感激之情。
我一直认为姨父追求大姨全是因为大姨的美丽，是大姨的美丽征服了姨父。姨父他是有过胜利的，有过战功之后的快乐的。他在战场上看够了美丽的火焰，美丽的硝烟，看够了子弹飞过时美丽的曳火和炮弹爆炸时美丽的气浪，他在冲锋陷阵中不止一次地擎起过被战火撕裂成碎片的美丽的战旗。姨父在战场上看到了一切美丽的事物而唯独忽略了人。现在美丽的大姨出现在他面前，他为大姨的美丽而震惊，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场新的战事，大姨是他要发起进攻的新的高地，他着迷于这个高地，他要攻占它，成为它的占领者。姨父用胡桃、杏干、烤羊头做他的“弹药”，每天躬着腰扛着背捂着腹部从作为他“战壕”的病房出发，去“进攻”大姨，并且乐此不疲。
我还认为击中大姨的子弹不是胡桃、杏干、烤羊头，而是姨父讲的那些笑话。那些笑话，它们其实算不上什么笑话，它们本来是一些战斗故事，只是姨父觉得它们很有趣，把它们当做笑话讲出来罢了。姨父自己是笑着的，他笑得喘不过气来，好像那些笑话真的很好笑似的。一个从杀戮场上走下来的汉子，把一些由鲜血、生命、死亡和荣誉构成的事用笑话这种方式轻轻松松地讲出来，这个人讲到夺强和拼戈时眉飞色舞，讲到绝境和死亡时插科打诨，讲到偶然和奇迹时哈哈大笑，他那副样子就像一个满不在乎的孩子，这样的场面绝对具有强有力的杀伤性。大姨躺在病床上，她被雪白的石膏裹着，托在雪白的床单之上，不能动弹，她渴望阳光下自由自在的生命，渴望无边无际飞驰的日子，她每天被这样的故事沐浴着，不受伤那才是怪事。
大姨很快下来床，拄着双拐在房间和院子里走来走去。大姨快乐极了，她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孩似的咯咯笑个不停。大姨丢掉拐杖的那一天姨父没有来敲她病房的门，他和他的那些笑话一起失踪了。这一天大姨若有所失，她一拐一拐地去姨父的病房找姨父，又去找院长。院长笑眯眯地说：“你要唱首歌儿给我听，我就告诉你。”大姨真的唱了，她唱的是《红色勇士谷诺干》，那是一支赞美英雄的歌。大姨的歌声动人极了，它把病房里的伤员和医生护士都引出来了，大家拼命地给大姨鼓掌，要大姨再唱一首。大姨真的又唱了一首，然后她拉着院长的衣襟要院长兑诺说出姨父的去向。院长摊开手说：“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一大早就失踪了。”大姨生气地说：“你说过你会告诉我的，你怎么老骗人？你还是个老辈儿人，你骗人要长红胡子的。”院长呵呵笑着，说：“我怎么骗你了呢？我没骗你，我们正在找他，你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多么地无组织无纪律，我们要找回他来，非狠狠刮他的胡子不可！”大姨吓坏了，连忙说：“老院长，老院长，你是好人，你不会长红胡子的，我不找他了，你们也别刮他的胡子好吗？”
姨父是第二天一大早出现的。姨父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姨面前时，大姨欣喜无比。姨父不告诉大姨他昨天为什么消失了，他要大姨脱下病服，换上白衣白袍，然后把她带到了草原上。姨父让大姨在一大丛娇艳的日全花旁等着他，他自己一阵风似的跑掉了。过了一会儿，姨父回来了，胯下骑了一匹高大的蒙古马，那是一匹黑色的蒙古马，双目如炬，四蹄如锤，生机勃勃，不断地打着响嚏。姨父从马背上滚落下来，他一点也不在乎大姨脸上现出的激动表情，他把缰绳往大姨手中一塞，空出手来，双手扶住大姨的腰，如拨鸿雁，轻轻一送，把大姨送上马背。
大姨在马背上了。白衣白袍的大姨在马背上了。马似一朵稳实的黑云，落在红花绿草丛中。大姨有点眩晕，她伸出双手捂住眼睛。马是通人性的，它甩动漂亮的头颅，打着响嚏，先是踏着碎步小跑，然后它开始飞奔，它把四蹄高高地扬起来，它飞奔的样子就像在草叶尖上掠过似的。大姨抓住了缰绳，她在马背上荡漾着，起伏不定，她的长发散落下来，飘拂在空中，她荡漾起来的时候离蓝天白云是那么的近，好像她自己就是天上的一朵白云。大姨哽咽着，抽搭着，奔跑得越来越快。她把身子伏下去，让脸儿紧贴在松软的马鬃上，泪水如涌。
八
我从小就不喜欢姨父，虽然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说话的声音很洪亮，是个军官。我的表哥表姐很佩服姨父，或者说，他们惧怕他，他们看见他就像老鼠看见了猫似的，一个个瞳孔都放大了，连喷嚏都不敢打。有时候我的表哥表姐们在房间里做游戏，丢沙袋或者翻绳，姨父在隔壁房间里咳一声嗽，他们就会一起停下来，憋声屏气，脸上露出害怕的神色。表哥表姐们这样让我十分瞧不起。我说：“你们干吗要怕他？”他们说：“他会揍我们。”我说：“他干吗要揍你们？他只不过是咳嗽。”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喜欢这样，他咳完嗽就揍。”我说：“你们有六个人，你们可以揍他。”他们说：“我们不能。”我说：“你们抱他的脚。”他们说：“他过去杀过人，杀过好多好多人。”我说：“你们先杀了他，让他今后再也杀不成人。”表哥表姐他们看看我，露出惊诧的神色来，然后他们互相交换眼神，一起嘻嘻哈哈地笑了。他们说：“你不懂，你是个笨蛋。”
我很悲哀。我真的很悲哀。我的悲哀并不在于我不懂，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笨蛋，而在于我不能杀掉我的姨父。我非常渴望把我的姨父杀死，但我不能那么做，因为如果我这么做了，大姨她会伤心的。
姨父很喜欢揍人。他揍表哥表姐，也揍大姨。姨父揍表哥表姐的时候就像在揍孩子，他把他们拖到他怀里，把他们放倒在他的腿上，扒下他们的裤子，用力地揍他们的屁股，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很有条理，从容不迫。他揍得很有力量，很有节奏感，充满了激情，因而他的眼睛会炯炯发亮，像两个燃透了的火球。
姨父揍大姨的时候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大姨会反抗，而且大姨不会像她的孩子那么大声地号哭求烧，大姨会一声不吭，这让姨父非常恼火。只有一次大姨叫出声来了。那一次是因为我的介入。一天晚上，我睡在大姨的被窝里，半夜时被什么动静吵醒了。我看见姨父揪住大姨的头发把大姨往床下拖，就像一个可恶的屠夫。大姨的头往后仰着，双手死命扳住床沿。她美丽的长发在一根根铮铮地崩断，落纱似的飘在空中。她肯定很疼痛，但她一声也不吭。我跳起来，朝姨父扑了过去，我抱住姨父揪着大姨头发的那只手，像只真正的小狼崽那样狠狠地咬下去。姨父痛得大叫一声，松开大姨。他把我像一只沙袋一样抡起来，丢回到床上去。大姨从床边爬起来，扑向我，把我搂进她的怀里，她一脸苍白地跪在那里朝姨父喊道：“别碰他，他还是个孩子！”
姨父从来不揍我，他甚至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过我，虽然在我好几次咬过他之后，他把被我咬得鲜血淋漓的伤口亮给我看，并且威胁说迟早要一颗一颗敲掉我的小狼牙，但他从来没有兑现过他的威胁。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揍我。他说：“因为你不是我的孩子。”我对这个答案很失望，有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我倒情愿做姨父的孩子，让他揍我，然后我再杀死他，也许这样大姨就没有理由伤心了，而现在没有理由的是我，因为我不是姨父的孩子，我既没有理由挨揍，也没有理由因为挨了揍而反抗，我知道这全是一种亲情在作怪，是这种东西让人发疯，我讨厌这样的亲情。
姨父到老年的时候已经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他身体很胖，是那种徒有虚名的胖，没有什么用处，喘气困难，整天老是呆呆地犯愣，极不愿意到户外去，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坐就是大半天，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就像一只躲在黑暗中一动不动的老殷鼠。表哥表姐那会儿全都长大了，他们也都像姨父一样长得人高马大，而且有着相同的脾气。他们倒是不揍他们的父亲，这一点和姨父不同，他们只是用一种极不耐烦的口气来和他们的父亲说话。我觉得他们这样做还不如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的父亲至少是爱他们的，而且敢于揍他们。
我一直相信姨父爱着他的孩子，包括我在内，他们是他的财产，是他在亲情的名义下拥有的私人财产，可以由着他任意支配。我还相信姨父他是爱着大姨的，他在柴达尔草原的默兰木祈愿大法会上第一次见到大姨时就爱上她了，他一辈子都在爱着她，从来没有改变过。在太多的始乱终弃的故事里，姨父对大姨的忠诚实在是难能可贵。但是同样的，大姨也是一份财产，是姨父权力宝库里弥足珍贵的一份私人财产，就像姨父的战马与手枪一样，她和它们同样的宝贵，甚至比他获得的军功章还要宝贵。姨父把这份宝贵的财产看成与自己的生命同等重要，因为他是抵押上了自己的生命的，还因为她和它们是他的财产，他仍然可以支配它们，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这种支配权。
姨父在年老的时候丧失了这样的权力，或者说，他自认为他仍然拥有着这样的权力，只是他已经无法去履行这种权力了。姨父老了，再也揍不动他的财产了，而他的孩子们一个个都远走高飞，离开他的宝库，自己去做疯狂的财产敛藏者，昔日权力的宝殿之下门可罗雀，布满蛛网和灰尘，还有一些聊以回忆的雀屎。只有大姨还守着姨父，只有大姨。无论是姨父拥有或丧失了权力的时候，她都没有离开过姨父一步。也许她早已经习惯了行使着权力的姨父。也许她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姨父的这种权力。反正她守着他。姨父的战马早就成了哪一片荒凉的黄土下掩埋着的朽骨，手枪和军功章也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它们就算还有光泽，也只是一些暗淡的生了锈霉的光泽，没有丝毫的炫眼之处，如果没有大姨，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找不到任何与自己的历史的牵连了。
九
大姨对姨父极其忠贞，她这一辈子总是按照姨父的意愿来作出自己命运的选择，并且从不后悔。
大姨在养好腿伤之后当了兵，成为一名军人，那是姨父的旨意。大姨本来打算在伤好之后回到家乡的草原上去的，那里有生她养她的部落，有爱着她和她爱着的亲人，有奔驰得无拘无束的骏马和在草地上滚来滚去的黑眼睛羊羔，她思念着这一切，她甚至不知道如今她的家人怎么样了，那些用长膛毛瑟枪掩护她的勇敢的父老兄弟们怎么样了。但是姨父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只想着你自己，只想着你自己的家庭？你这样有多么的自私呀！”姨父说：“你应该当兵，做一个解放者，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姨父对大姨说这番话时表情严肃，语气激动，有一种大姨陌生的崇高感，大姨不知道什么是自私，什么是解放者，不知道怎么才能算解放自己并且解放全人类，但是姨父的痛心疾首让她脸红，姨父的慷慨激昂让她冲动，大姨放弃了回家的念头，毫不犹豫地报名当了兵。
大姨当兵之后本来是做宣传员，她跳的《霸王鞭》《挤鹿奶》让士兵们把巴掌都拍红了，她唱的《白毛女》《扎日？布力图可汗》让士兵们热泪滚滚，她还会背诵民间英雄史诗《智勇的王子希热图》《大漠勇士巴特尔》，她站在台上，双手背在后面，挺着胸脯，仰头望着远方，眼睛里滴着泪水，大声地背诵着那些史诗，所有的士兵都深深地为之感动，油然生出做一个让人怀想的英雄的强烈欲望，他们盘着腿坐在草地上，腰板儿挺直，紧紧地搂着怀里的钢枪，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发着誓言，并且渴望着战斗早一些到来。
后来姨父对大姨说：“你不能光用嘴，你不能光蹦蹦跳跳，你总这样不行，你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你要到前线去！”大姨就申请去了前线。大姨成了一名战场救护员。大姨是最好的战场救护员，她在战场上奔跑着，在炮火硝烟中爬来爬去，往阵地上运送弹药，抢救负了伤的士兵。大姨在炮火中奔跑的样子就像一头小鹿，她跳过弹坑和火焰，朝那些中了弹的士兵扑去，她把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地抱进怀里，为他们缚紧被打烂了的胸膛，把他们背在背上，一个一个地拖下阵地。子弹不住地射进她身边的泥土里，炮弹一发接一发在周围爆炸，大姨有时候会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住，但她一点也不害怕，她就像抖落雹子似的抖落掉身上的泥土，护紧背上的伤员，并且大声地为他们唱着歌，让他们在战场上不至于感到孤独和绝望。大姨的歌声成了最好的战场补给，它像一群自信而勇敢的鸟儿，扑棱着翅膀，穿过战场的每一个角落，它在哪儿飞过，哪儿的枪声就会更加激勇，更加充满信心。大姨她唱着，一首接一首唱着，在硝烟和火焰中奔跑着。在枪林和弹雨中奔跑着。有时候她的歌声会戛然消失，所有士兵的心都会骤然停跳，那是她摔倒了，也许她摔得很重，但是她会很快地爬起来，歌声又会重新响起。她继续向前奔跑，跳进战壕里，用双手从虚浮的泥土中扒出被掩埋了的士兵，大声呼喊着他们，把他们搂进怀里。她的长发被火焰燎着了，这样她仍然唱着，她用刺刀把燎着了的长发割断，她的样子就像一个敏捷的小男孩，这个唱着歌的小男孩始终在战场上勇敢无畏地奔跑着，叫喊着，让人感动和怀想。
大姨后来自己也负了伤。大姨在往阵地下运送一位伤员的时候遇上了两个土匪。那两个土匪朝大姨奔来，要捉住大姨。大姨背着伤员拼命地跑，她不断摔倒在地上，又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往前跑，她想摆脱土匪的追击。可是大姨已经背下来好几个伤员，她累极了，她再也跑不动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把伤员紧紧地搂在怀里，喘着气，朝奔近的土匪大声地骂着。土匪要杀死伤员，掳走大姨。他们去拉大姨，大姨不肯松手，死死地抱住怀里的伤员，冲土匪的脸上吐唾沫。土匪恼怒，拔出长刀，恶狠狠地砍了大姨一刀。差不多有二十个士兵一起扑出战壕朝大姨奔来，他们差一点没有把那两个倒霉的土匪撕成碎片。士兵们眼噙泪水小心翼翼地把大姨送下阵地。在此之前，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昏死过去的大姨与她怀里的伤员分开，而被分开的大姨，立刻就像一个在睡梦中的孩子，蜷缩到一块去儿了。
大姨伤好之后想再度回到战场上去，她感激那些把她从战场上救下来的士兵们，她想回到那里去为他们唱歌，呼喊他们，也把他们从战场上救下来。但是姨父说：“你不能老是这么冲冲杀杀的，你该读点书、学点文化了，革命就要成功了，你不能做一个成功的文盲。”大姨就去了军队办的速成学校，做了一名学生。大姨读书十分用功，她的刻苦成了全校学生的典范。大姨整天抱着课本不松手，一笔一画地学着写汉字，老是缠着教员提问题，连夜里做梦都在背课文。大姨明显的消瘦下去了，眼睛越发的大。因为没有足够的奶茶喝，她的嘴唇开始干裂，念课文时间一长就会渗出血丝来。但大姨并不停，她睁着她美丽的大眼睛，张大渗血丝的嘴唇，一遍一遍地背诵课文。她那个样子，就像一只传说中不肯停止歌唱的红嘴杜鹃。就这样，大姨很快成了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她得到的奖励是最多的，她的国文作业还作为范文在全校的学员大会上当众朗读过。有一次，姨父带着部队从学校附近路过，顺道去看大姨，大姨十分自豪地拿出自己的作业本来给姨父看，姨父拿过用红笔圈得密密麻麻的作业本，草草地浏览了一遍，随手丢开，一脸严肃地对大姨说：“你不要骄傲，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现在要向党靠拢，争取早日加入组织。”
大姨始终是把姨父当做亲人来看待的。大姨在默兰木祈愿大法会上冒死救下了姨父，并且为此折断了自己的一条腿，她和姨父的相识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生命意义的联系。大姨后来没有回到家乡的草原上去，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去，而是当了兵，上了战场，成了一名解放者。这里发生的每一步，都是经由了姨父的指点，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姨父是她的引路人。大姨是在自己的命运改变之后看到了生命的新鲜和激昂，看到了与自己祖辈和自己前十六年不一样的生活，这里有着一种强烈的诱惑。大姨真的是被诱惑了，她由此而信赖着姨父，她把比自己大十几岁同时阅历丰富的姨父看做自己的一个亲人，一个长兄或者一个长辈，在她所有的亲人都远离她的时候，她对姨父的依赖就顺理成章了。大姨对姨父是言听计从的，她从来不曾怀疑过他，他对她说什么她都是听从的，并且认定那是她应该去做的。有时候大姨也有不理解的地方，比如她不明白姨父为什么反对她回到家乡去，并且对她家乡的亲人如此冷漠。但是姨父总有办法说服她。姨父很能说话。姨父的道理通常都很恢弘。姨父说：“我们的心中应该装着天下所有的受苦人。”这个道理是没有办法去驳斥的。大姨即使想不通，即使为这个道理明显的悖论而迷惑着，还是听从了姨父的。大姨新的疑惑是，为什么汉人总能说出一套套让人无法驳斥又无法弄清楚的道理来。
十
大姨对姨父不是没有过反抗。大姨生长在辽阔的草原上，她在骑着她心爱的枣骝马飞奔的时候从来不勒住缰绳，她在蓝天白云下放声歌唱的时候从来不打住歌喉。她十二岁的时候就能将畜群中最野性的小牛犊扳倒在草丛中，她去沙柳河边汲水的时候即使遇到了凶悍的雪豹也不惊不诧，行走得飘然。大姨她不会屈服于任何人的强权，包括姨父，这是一定的。
大姨相当激烈地反抗过姨父的暴力，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事。这种反抗，不像我以后所看到的那样，是在姨父揪住她的头发往床下拖的时候，身子往后仰，双手死死地扳住床沿，咬住牙关一声不吭。大姨的反抗比这要激烈得多。我的二舅告诉我，姨父第一次动手揍大姨的时候他在场。姨父重重地打了大姨一耳光，大姨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四条手指印。大姨愤怒地冲过去，一头将姨父顶倒在地上。姨父恼羞成怒，他从地上爬起来，咆哮着，从裤腰上抽出皮带朝大姨扑过来。大姨迅速地从桌子上摸过一把大号剪刀，倒握在手中，冷冷地盯着姨父，说：“别碰我，否则我会杀了你！”
二舅没有告诉我姨父为什么要动手打大姨。二舅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得意，他对我说，他当时坐在一边喝茶，一边摇着蒲扇。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华生牌电风扇嗡嗡乱叫的声音叫人受不了，何况还有讨厌的蚊子，这些全都消磨人的激情。二舅说他当时连站也没站起来，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帮自己的大妹一把，把妹夫痛揍一顿，他根本用不着那么去做。这跟当年打尕马子匪徒不同，这是一对一，用不着谁帮忙。“你大姨，她连带枪的土匪都敢抡着鞭子抽，她怕谁？”二舅解释说。
这个故事让我听了很高兴。我的高兴在于大姨也动过杀死姨父的念头，至少她是说过这样的话。既然大姨说过这样的话，我有这样的念头就不能算是错误了，起码像大姨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个词一样，是不孤单的了。但是事实上大姨后来再也没有和姨父动过手，她既没有杀死姨父，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她在冷冷地对着姨父举起过那把大号剪刀之后，就把那把冷兵器收起来了，除了剪裁衣服，她再也没有使用过它。在日后姨父变本加厉的暴力中，她始终忍耐着，没有还过手。这件事让我十分难过。我觉得我错过了一个真正令人振奋的场面，一个能使我们的命运改变的场面，如果我那个时候在场，我发誓一定帮助大姨杀死姨父。我知道大姨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少她能够反抗，把姨父当做畜群中最野性的牛犊，或者当做带枪的土匪，把他拖进草丛中去，用镶银的细皮梢马鞭抽他。大姨没有那么做，她只是双手死死地扳住床沿，头往后仰着，咬紧嘴唇，一声不吭，这种场面让我愤怒和委屈得宁愿去死。
我不相信大姨的不反抗，是因为孩子。这个原因也是二舅对我说的。二舅说，姨父第一次动手打大姨时，大姨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来她生下了那个孩子，以后她又不断地怀，不断地生。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漫长得足以让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去顺应别的什么脾气和个性。我不相信这种鬼话。我觉得漫长的时间和脾气个性全是鬼话。我知道大姨爱她的孩子，她是连失去了生命的楠竹和瘸了一条腿的小猪都爱的，怎么能不爱她的孩子？大姨她是愿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护佑她的小马驹，她宁愿砍下自己的一条手臂也不愿风沙吹迷了他们的眼睛。这种事情我亲眼见到过。有一次，我的一个表姐被牛奶烫着了，她拼命地哭。大姨找来红花油替她抹上，对她说没有什么关系，大姨说过这话后就去做自己的事，我的表姐仍然在哭，她越哭越厉害了。姨父要勤务员去叫医生，大姨拦住了。大姨放下手中的活，走过去，从炉子里拈起一块烧红了的煤球，搁在自己手心里，然后她再把那块煤球放回炉子里。她把灼伤了的手心摊开给表姐看，平静地对表姐说：“你看，我也被烫着了，你是一个生命，我也是一个生命，我们都有疼痛的感觉，但是我们还应该有勇敢和忍耐对不对？”姨父后来指责说大姨太过分了，大姨用同样平静的口气对姨父说：“她只不过是烫红了，并不碍事，她那么没完没了的哭才是过分。”大姨是那么地爱她的孩子，她的爱就像青海湖一样的深，但这不是她不反抗姨父暴力的理由。大姨的理由是吃惊。姨父第一次动手打大姨的时候大姨肯定是吃惊了，她没有想到姨父会打她，在她认为，连牛马鹿羊这样的牲口都不该用暴力去对待的，怎么可以用暴力去对待一个人？如果一定是这样做了，那么这个人必定不是亲人，而是仇人。大姨吃惊之后是久久地困惑，她弄不懂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第一次的反抗之后大姨她是愧疚和心疼着，因此在日后的暴力中她无法作出反应。大姨清楚的是姨父是她的亲人，她不能把他当做仇人来对待。她在这样的吃惊，这样的困惑，这样的清楚之后，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死死地扳住床沿，头困难地向后仰着，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姨父在晚年时中了风。他去院子里用石头丢一群来吃樱桃的小鸟，不小心跌了一跤，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在中风以后的大多数日子里，姨父都是躺在自己的床上，从早到晚张着大大的嘴，听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有时候他也会坐在轮椅车上，由大姨推着到户外去晒太阳。姨父对太阳很反感，他的脸上显出一种烦躁不安的样子。但是大姨坚持要把姨父推到户外，每天如此。大姨相信阳光会给姨父带来好处，会让他重新站立起来，会让他再度成为一个铁血男人。但姨父始终没能够站起来，始终没能够摆脱床、轮椅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姨父再也不能揍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了，他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轮椅里，显得老态龙钟，头歪在一边，嘴角不断地淌着口水，喉咙里发出睡猫打呼噜似的困难的声音，他因此而一蹶不振。
大姨从我看姨父的眼光中意识到什么。大姨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要我说出心里想着的事。我不想说。我知道那样会伤害大姨。我把嘴闭得紧紧的，用手抠裤脚线。大姨一定要我说出来。我后来说了。我说：“活该。”
大姨瞪大了眼睛。她的脸大白。她冲我喊到：“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是一个坏孩子！”
那是大姨唯一一次冲我发火，她捉住我的胳膊用力地摇晃，我都快站不住了。我吓坏了。我主要是为惹大姨伤心而难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姨这种样子，我几乎哭了出来。
后来大姨把我拉过去，把我搂进她怀里，用手轻轻抚平我乱糟糟的倔犟的头发，轻轻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你，我这么说你不公平，你不是一个坏孩子，你是最好最好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心里不该埋藏仇恨对不对？”
我的表哥表姐他们不像我，他们从来不说活该的话。他们每个人都挨过姨父的揍。他们有的勇敢，有的不勇敢，但是无论他们是勇敢还是不勇敢，在挨姨父揍的时候一律都会号啕大哭。他们长大之后也揍他们自己的孩子，我想这是遗传基因在作祟，不过他们不像姨父那样敢于动用皮带，而且他们打孩子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手给打疼了，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没有杀过人，打人很难打出一种威风凛凛的样子来。表哥表姐长大以后就纷纷地远走高飞了，好像他们特别高兴这样做似的，不过有时候他们也打个电话回来，问一问家里的情况。他们还给姨父和大姨邮寄西洋参鹿血膏之类的补品，或者别的什么。在姨父中风之后，他们的反应是热烈的，争相掏钱要给他们的父亲买一辆最豪华的轮椅车，以证明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孝心的孩子。但我老是怀疑他们的尽释前嫌。我觉得他们这么做是很阴险的，他们慷慨解囊具有一种讽刺意味。我甚至可以断定，他们其实是很高兴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
始终如一的只有大姨。在姨父用石头丢那些吃樱桃的小鸟并且跌倒下去之后，只有大姨仍然那么平静地守护在他的身旁。她过去怎样，现在依然怎样。大姨把姨父送到医院，在医生抢救姨父的时候她一直坐在手术室外一动不动，然后她把他接回到家里。大姨把表哥表姐们寄来的钱全都退了回去，她说：“你们父亲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我还活着。”她给姨父买了一辆不豪华却十分结实的轮椅。她把姨父推到院子里去，推到和煦的阳光下去，让阳光照耀姨父。她坐在姨父的身旁，时常用一块干净的手绢为姨父揩拭嘴角流出的口水，然后他们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任庭院里的风轻轻掠过。他们就像一对一辈子都恩爱如初的夫妻那样，让人羡慕不已。
有一次，大姨的一位同事来看望大姨，她们坐在屋子里聊天。大姨的同事忽然说：“老秦他这个样子，真是难为你了。”
大姨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她低着头坐在那里，屋外的阳光照射进来，在大姨的脸上涂抹了一层淡淡的橘红色，这使她非常的美丽。后来大姨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那是一种羞涩的微笑。
大姨的同事说：“你笑什么？”
大姨伸手撩了一下好看的额发，说：“我想起了过去的日子。你不知道，老秦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骑马，他骑在马上的样子英俊极了。”
十一
很多年之后，姨父的一位老战友对我说，姨父追求大姨整整花了四年时间，他最终把大姨娶到了手，让她做了他的妻子，这事让所有的人都匪夷所思，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事不是这样的结局，又能是怎样的结局呢？
姨父娶了一位既美丽又年轻的蒙古族姑娘做妻子，这事肯定在他当年的战友中引起过不小的骚动。我之所以用“骚动”这个词，是我认定人们的反应和心态是极复杂的，它们复杂得一时难以说清。我不太同意对姨父使用“追求”这个词，这个词对姨父是不适用的。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如此，但姨父不是这样。姨父他不是在追求，他是在攻占，他是把得到大姨当做一场战役来进行的。姨父发现了大姨这个高地，这个高地引起了他要去攻占的强烈欲望，他因此而发起了不屈不挠的进攻。四年的时间的确有点长，对于战役发起的一方，姨父的勇气、耐心与顽强称得上上佳，他的攻击热忱而猛烈，他在四年的时间里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勇气、耐心与顽强之中，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行动，或者说，更看重自己的一相情愿，他其实是不在乎战役的另一方是怎么想的。
人们匪夷所思的并非是姨父花了整整四年来打这一场攻坚战的耐性，而是别的（通常这种情况人们是用不着这么花费力气的，人们只需问上一句：“你愿意做我的革命伴侣吗？”那就行了，有时候这句话甚至用不着人们自己去说，而是通过人们共同的组织来说，这比人们自己说更管用，也更节约口舌）。我知道这件事是后来的事。我知道这件事的经过比较曲折，很费了一些劲。姨父的战友告诉我，大姨过去在柴达尔家乡是有一个恋人的，大姨的恋人名叫脑门达来，是个高傲而又爱到处流浪的男人，因为大姨曾经一个人悄悄地唱过一支歌，歌词是这样的：
黑色鬃毛的枣骝马怎能离开草原，
亲爱的脑门达来怎能离开情人我。
脑门达来让我们稳重诚实地生活，
如果知道要起狂风何必种上荞麦。
如果知道要分离何必诉说爱情，
脑门达来让我们稳重诚实地生活。
“你瞧，脑门达来，这就是你大姨恋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多古怪呀。”姨父的战友说。他接下去分析道，大姨少女时代骑的是枣骝马，她后来离开了家乡，与恋人脑门达来分离了，她很伤心，她想回到家乡去，与自己心爱的恋人稳定而诚实地生活，正如她在歌里所唱的那样。“可是你的姨父出现了，他把她弄到了手，使她最终没能再与心爱的恋人见面，虽然你姨父花了四年时间，但很值得。”姨父的战友说。姨父的战友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生硬的笑容，确实让我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和他们这些人复杂的心情。两者的复杂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姨父夺人所爱，另一层是这样做很值得。
关于姨父夺人所爱的事后来被我推翻了，我推翻这个说法的过程很简单，我查到了大姨曾经一个人悄悄唱过的那支歌，那是一支蒙古族传统民歌，在草原上流传甚广，几乎所有的蒙古族少女都会唱这支歌，它的名字就叫《脑门达来》，也就是说，脑门达来是一首歌里的人物，他并不是大姨的恋人。
大姨没有恋人，虽然她是家乡草原上最美丽的少女，是所有乌托查日德部落青年牧人倾心的偶像，但她没有恋人，她的恋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姨父。大姨在她十六岁之前是爱着所有的人，他们全都是她的亲人；她还爱着家乡草原盛开的日全花，高高的白杨，如火如荼的苜蓿草，清澈见底的沙柳河，澄蓝无染的天空和温煦的阳光，爱着依恋主人的枣骝马、顽皮的黑眼圈羊羔、忠实活泼的牧羊犬、俊逸的牦牛、温驯的鹿群和云朵似洁白的羊群。她后来离开了它们，成了姨父的妻子。大姨的罗曼史就是如此。
人们匪夷所思的真正原因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人们不是因为姨父追大姨花去了四年的时间，人们根本就不在乎时间，人们在乎的是一种背景，一种婚姻的背景。人们认为，乌托查日德部落是蒙古王公的一支，因战功卓著，部落王爷赐封世袭，属于台吉宗室。大姨既是台吉族人，又是沙木大千户家的小姐，成分当划入另册。姨父是老资历的革命者，姨父追求这种家族的女子，实在是不应该的事。
姨父是个倔犟的人，他认定的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住。他最终还是娶了大姨。但是在日后，姨父却终日郁郁不乐，他把自己所有的不顺，诸如升迁、嘉赏、仕爵、荣宠这一类事的挫折全都归结于大姨，他说自己这一辈子，霉透了，他的脾气越来越坏。
大姨第一次见到姨父的时候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女，一个生活在柴达尔明媚草原上无忧无虑的少女。大姨美丽动人，能歌善舞，是乌托查日德部落的骄傲。大姨对身材魁梧、勇敢无畏、疾恶如仇的姨父充满了敬佩之情。她跃上了她的枣骝马，贴身马上，去救自己的白眼圈黑紫羔，她救了姨父，然后嫁给了他，做了他的妻子，她是把与一位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汉人的结合看成是神的赐予。我在很多年之后看见过一幅大姨与姨父结婚时拍的照片，在那幅照片上，美丽的大姨穿着一件显得有点肥大的日本军大衣，十分信赖地靠在一身戎装一脸严肃的姨父肩头，样子十分羞涩。我相信，大姨在拍这幅照片的时候，一定在摄影师面前满心甜蜜地做着她美丽的梦。
十二
战争结束之后，姨父和大姨回了一趟柴达尔草原，当然，在此之前，他们先去了姨父在河北邯郸的老家。
姨父的孝子之心是无可厚非的，他当年投奔军队的时候，是给自己的父母磕过头的。姨父长跪不起，然后挥泪离开了家乡，直至战争结束。姨父无法忠孝两全，这肯定让他很痛苦，他被这种痛苦煎熬着，想要摆脱和证明，于是他在战场上搏命厮杀，成为一名勇敢忠诚的军人。姨父在物质享受上是个没有多少欲望的人，姨父的节俭是众所周知的。战争年代，如果遇到条件稍好一点的时候，他会把分给他的每一厘伙食尾子节省下来，积攒成一个整数，然后设法托人带给家里的父母。姨父是连死都不怕的，他在战场上冲杀，死去活来何止一次，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是有一次撤退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匆忙中把装家当的褡裢弄丢了，里面有几个姨父从牙缝中抠下来的银毫子，姨父为这事却大动肝火，把警卫员狠揍了一顿。姨父在战事结束之后回到了家乡，他的父母在此之前已双双故去，姨父当然很伤心，他为自己的父母重新修葺了墓。墓是用青砖砌盖的，相当气派。姨父跪在父母的墓前，热泪纵横，这让族人感动不已。姨父把带回去的钱全都分给了自己的亲戚和族人，一分也没有留下。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几个侄儿。他当着族人的面许诺，侄辈中凡男性皆由他包干读书的费用；倘能念完中学，日后就业生计也由他来负责。姨父还带回去几床新棉被，被里被面一律是洋布。姨父把它们全都分给了家族中的孤寡老人。那些老人搂着体现温暖的新被子，就像搂着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颤颤巍巍，恨不得要给姨父下跪，姨父那个时候的心情十分地沉重。
姨父的暗自神伤在柴达尔草原上得到了改变。姨父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快乐的王子。沙木腾格力家族以空前未有的热烈场面来欢迎回家省亲的大姨和姨父。他们倾族出动，骑上骏马，由报信的人引着，迎出好几里地来迎接两位高贵的亲人。长毛牧羊犬围着牛车奔跑撒欢，猎鹰展开双翅在人们头顶低回往复。年轻的汉子和孩子们兴奋地唿哨着，引马前行；老人们从毡包里跑出来，热烈地拥抱大姨和姨父，并为他们触额祝福。姨父成了沙木家最受欢迎的姑爷，沙木家给了他最崇高的礼节和待遇。姨父那些日子吃了太多香喷喷的手抓肉，喝了太多烈性老白干和浓醉的奶茶，听了太多马头琴伴唱的歌谣。姨父终日醉醺醺的，打着酒嗝，喷着檀香的气味，从这个毡包摇晃地逛到那个毡包，充满了满足感。姨父胖了，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步履自在，就像一个真正的王子。姨父和沙木家的年轻人在草地上摔跤。草地上长满了开着淡紫色花朵的麦门冬，开着碧蓝色花朵的蓝壶花，开着蓝紫色花朵的莺尾蒜，开着粉红色花朵的山踯躅，以及通终草和沙拐枣；吃饱喝足了的牦牛和骆驼卧在一旁，狗和小羊欢快地跑来跑去，驯鹿瞪大美丽的眼睛打量着扑跌到一堆的人们。姨父被那些顽固不挠而又力大无穷的摔跤手一次又一次拎起来，双脚悬地，摔倒在草地上。姨父从草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脸上挂满了郁香扑鼻的花粉，他不住地大声打着喷嚏，咯咯大笑。姨父和大姨的兄弟们骑着骏马去追猎黄羊，那些黄羊，它们膘肥体壮，成群结队地在河汉密布的草地上奔驰，它们四蹄离地飞越过白刺丛和沙冬青丛的样子美丽极了。姨父不施鞍辔，半立马上，纵马狂追，他大喊大叫，连连射击，弹无虚发，他旋转地勒住马头，在倒下的猎物前查点枪眼，他那个时候的心情简直快乐极了。大姨的小侄子拿林教姨父下象棋，这是一种古老而玄妙的蒙古棋。棋盘纵横九条线，六十四卦格。双方各持八卒、二车、二马、二象、二炮、一将。将为塔形，象刻成驭或熊图。下棋时以自己一方的棋子围攻对方的塔将，塔将无路可走时便为败方。拿林神气十足地对姨父说：“我做你的巴格斯，你做我的歇幸。”姨父问：“什么是巴格斯？什么是歇幸？”拿林用眼白挑看姨父，说：“你都娶了我们沙木家的人了，连这个都不懂？巴格斯就是老师，歇幸就是学生。”姨父不想做歇幸，尤其不想做九岁的拿林的歇幸。但是姨父的棋术很糟糕，老也没长进，他的塔将总是被拿林逼得走投无路。他想悔棋，拿林不让。他偷偷地拿走拿林的一枚棋子，让出活口，拿林发觉了，大喊耍赖，扑过去与姨父滚作一堆。
姨父在柴达尔草原上生活的那段日子一定是快乐的。他很快学会了递哈达、触额问安、吸鼻烟、盘腿而坐，学会了坐在牛粪火塘边眯着眼抽烈性旱烟，喝浓醉的奶茶，学会了手握肉刀大砍大剁胡饮胡食。沙木家并不富裕，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用糜子穄子做成的炒米为主食，渴了喝羊奶，择日宰杀牛羊，但他们却用鹿尾、骆峰、山兔、野鸡、奶酒、酸奶子，奶豆腐、牛脯来款待姨父，他们并没有把姨父当做汉人，当做“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夺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那些异族人，而是当做尊贵的姑父来对待，这一切，都是为大姨。
大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亲人，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却使她感到了分外的满足。大姨再不是那个十六岁离家的少女了，但她仍然穿上了白衣白袍，足蹬鹿皮长靴，腰间佩着银饰小刀，发辫和额际上悬垂着大小珊珠，抱着刚刚出生的小羊羔，到沙滩上去看久违了的沙柳河。大朵的蓝壶花和高高的鸢尾草在沙柳河边开得十分旺盛，河水清澈如银汁儿，从祁连山远道而来的风夹带着浓郁的榆树花香，它们习习吹过，让人陶醉，大姨并腿坐在草花丛中，那一刻她湿润了眼睛。
十三
我问大姨：“柴达尔草原是什么样子？”
大姨说：“你去问你妈妈。”
我问大姨：“他们会让我骑马吗？”
大姨说：“你可以骑羊。”
我说：“我要喝马奶子酒。”
大姨说：“你愿喝就喝。”
我说：“你答应过给我一把小刀的。”
大姨说：“你得用皮子自己去换。”
我说：“我没有皮子。”
大姨说：“没有皮子的男人不是好男人。”
我说：“我能摔过陈陈。”
大姨问：“谁是陈陈？”
我说：“前院虞家的三丫头。”
大姨说：“你干吗不去摔猫？”
我说：“我还是想要一把小刀。”
大姨说：“你还是得去弄皮子。”
我问：“沙柳河能游泳吗？”
大姨说：“能。”
我问：“我能趴在河边喝水吗？就像那些漂亮的马一样？”
大姨说：“把擀面杖递给我。”
我问：“真的有那只雪豹吗？”
大姨抿着嘴笑。
大姨在厨房里忙着，我围在大姨身边转来转去，就像一只饶舌的小狗。我喜欢做一只小狗，并且饶舌，它让我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得到很多别人不能得到的快乐。大姨总是在忙着，整天在屋里屋外走来走去，手里有干不完的活，为姨父，为表哥表姐，再后来，就为那些骄横得令人讨厌的孙子辈们。大姨是不是喜欢这份差事呢？我一直为这事糊涂着，大姨从来不说，好像这事是用不着去说的。我想不通的是，这和骑着枣骝马在草原上飞奔是两回事，和沙柳河边的那只雪豹是两回事，而大姨是不可能把这样的两回事当成一回事来做的。
我问大姨：“我是你的儿子吗？”
大姨说：“是的，你是我的儿子。”
我问：“我是你生下来的儿子吗？我是说，就像其中一个表哥那样？”
大姨说：“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我长得不漂亮。”
大姨说：“男人用不着漂亮。”
我说：“男人用得着什么呢？”
大姨说：“男人要忠诚。”
我说：“我看见二表哥用弹弓射小猪了，我没告他的状。”
大姨说：“男人要讲信义。”
我说：“陈陈要我下池塘去给她拾皮球，我答应了，我很害怕，我怕淹死，但是我还是下去了。”
大姨说：“男人要有毅力。”
我说：“上星期我和蔡洋踢球，我们踢碎了玻璃，老师罚我们站，蔡洋站了不到十分钟就蹲下了，还抠鼻子，我连动都没动。”
大姨说：“男人要勇敢。”
我问：“像姨父那样吗？”
大姨说：“姨父怎么了？”
我说：“姨父揍人。”
大姨说：“你姨父他立过很多战功。”
我问：“有战功就可以揍人吗？就用皮带？”
大姨说：“当然不是，但男人得立功。”
我说：“算了，我宁愿不漂亮。”
我说完这话，就跑到院子里去了。我不是对漂亮不感兴趣，我是对男人漂亮不感兴趣。我喜欢漂亮的女人，我希望这世上所有的女人都是漂亮的，她们可以生下漂亮的孩子。那有多好。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孩子，我愿意在森林里无忧无虑地玩，和瞎了一只眼睛的猫，长得走了形状的狗，被人打伤了翅膀的鸽子，瘸着一条腿的小猪一起疯，爬在我们的河流边像小野兽一样地饮水。在这样的森林里，我就是不漂亮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过了一会儿我又回到大姨身边。
我问大姨：“你会带我到柴达尔草原去吗？”
大姨说：“不。”
我问：“为什么？”
大姨说：“因为我不去。”
我问：“为什么？”
大姨说：“因为我不能。”
我问：“不能是什么意思？”
大姨说：“说了你也不懂。”
我问：“直眼鞑子是什么意思？”
大姨问：“你说什么？”
我说：“直眼鞑子。”
大姨问：“谁对你说这个的？”
我说：“姨父。”
大姨说：“你不该记住这个。”
我问：“你生气了吗？”
大姨说：“是的，我生气了。”
我说：“那我就不能再说别的了。”
大姨问：“你还知道什么？”
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大姨说：“你是一个好孩子。”
我问：“那姨父呢？他是不是一个好孩子？”
大姨坐在那里缝着一件外套。那是姨父的外套。姨父在军风军纪方面是很讲究的，姨父讲究得有时候近似于苛刻。大姨手很巧。她像一只蜜蜂，如果她再嗡嗡地叫那就更像一只蜜蜂了。我看大姨缝了一会儿衣服。那一点也不好玩。我就跑开了，跑到太阳下面去了。我觉得有可能的话，做一只蜜蜂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嗡嗡嗡。
十四
大姨随姨父进了城，那一年大姨二十二岁。大姨不大习惯城里的生活，不大习惯住楼房，点电灯，喝自来水，对着电话里的人说话，在人来车往的马路上行走，大姨一开始对这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拘谨。有好几次大姨都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被蹑手蹑脚突然推门而入的同事吓了一跳，被猛然冲到面前大鸣其喇叭的汽车吓了一跳。大姨是习惯草原上由远及近的亲切歌声的，是习惯草原的辽阔无垠的，她对城市的逼仄和熙攘局促不安，对城市的算计和无处防范局促不安。大姨整天都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忙碌而又小心翼翼。大姨有时候会感到气闷，感到压抑和无所适从，她有时候会大声地唱起一支歌来，唱着唱着，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于是立刻捂住嘴，歌声戛然而止。大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荒芜她的“金嗓子”的。
与大姨相反，姨父对进城后的生活十分自信。他首先是自豪，是终于做成了主人的舒坦和快乐；然后他是新鲜，是对全新生活的欣赏和赞美；其次他是挑剔，是作为一个主人宽宏大度而又不乏幽默的指点。姨父非常喜欢站在高楼的平台上双手叉腰鸟瞰城市，如果是天气不太冷的时候，他会挽起袖子解开领扣，做深深的呼吸状，不过即使天气热得再厉害，他还是愿意把外套披在身上，让自己显得更加自在和从容。姨父开始对发式和皮鞋的干净程度关心起来，他把它们上升到一个相当严肃的高度。他非常不满意大姨的装束，他批评大姨说：“你是不是也把自己弄一弄，别老像个土大兵似的。”大姨说：“我不是土大兵是什么？”姨父说：“过去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大姨说：“我怎么丢脸？我这样不是挺好吗？”姨父说：“你这样好是好，但是你这样不合适，让人家笑话。”大姨说：“我该怎么弄？”姨父说：“你该像那些女人一样，拾掇拾掇。”姨父说的那些女人，她们是城市里的女人，她们有的就是姨父大姨的部下或者新同事，她们穿旗袍烫着发扎蝴蝶结，她们对大姨的列宁装、齐耳短发羡慕得要命，她们对大姨说：“你的样子多么‘摩登’呵！”
大姨不知道应该怎么弄，怎么拾掇。那些女人一个个都在她面前，说实话，她对她们的装束打扮一点也不反感，相反，她是喜欢她们的那种样子的，她们一个个全都像翩翩欲飞的花蝴蝶，但是大姨不喜欢把自己也弄成这种样子，大姨觉得这种样子不是她，而是蝴蝶，大姨是不想变成蝴蝶的。大姨后来决定还是列宁装和齐耳发，她认定自己这种样子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笑的。
姨父后来也没有再管大姨的样子。姨父不是不想管，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姨父倒是给大姨买过两块衣服料子，大姨用它们做了两件旗袍，在一些场合穿出来，确实非常出彩。但是姨父已经不在乎这些事情了。姨父在乎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革命。姨父真正在乎的是革命。他是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了。大姨在那段时间里，是不是怀想过自己的家乡呢？她是不是怀想过家乡的枣骝马、白眼圈黑紫羔、鹿皮长靴和白衣白袍？战事已经结束，她用不着再冲进枪林弹雨中去解救谁，用不着去战场上爬来爬去，仰俯死亡，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亲近自己的家园和乡情，至少，她可以去怀想这一切的。
实际上，大姨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大姨同样很忙。大姨有工作，同时，她还要忙着搬家。姨父老是在调动着，从这个地方调到那个地方，频繁辗转，像一只没头没脑的蜜蜂。姨父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热情，他把这一切当成是世界对他的需要，他甚至在怂恿和制造着这种需要，策划着自己的一次次颠沛流离。他对陌生的环境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无所事事地对大姨说：“我得挪挪地方了。”大姨弄不懂姨父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以这种不安宁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挑战，但是大姨从来得不到解释，因为姨父在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从来没有打算要向大姨做出解释。姨父是个意志强大的男人，他喜欢四海为家的日子，他以过这样的日子来表示自己对于世界的不屑。他对安宁感到不自在，感到隐隐约约的失落和恐惧。他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安宁弄碎，弄出匆忙混乱的样子，弄出精疲力竭的样子。大姨就得来应付这些匆忙混乱精疲力竭的局限，把它们收拾整齐，让它们复归安宁。姨父说：“我得挪挪地方了。”他就挪地方了。好像他是一条鱼儿，在一个地方待上了一段时间，不满意那里的鱼食和氧气了，就游向另一片水域。姨父笑呵呵地对大姨说：“你们蒙古人不是爱到处流浪吗？你们不是喜欢说转移牧场吗？咱们就依着你们，咱们就转移牧场。”姨父挺胸腆肚，手叉着腰，站在收拾好的行李前，满意地环视着旧居，就像欣赏一个被打废了的战场一样，然后他一挥手说：“出发！”他就在前头大踏步地走了，一任大姨和勤务兵在后面拎着行李小跑步紧跟着，做他忠实的辎重队。
大姨几乎没有过安宁的日子，她无法把被姨父恣意弄乱的日子收拾妥当。无论是作为革命战友还是作为妻子，她都没有离开姨父的权利，她连想都不能那么想。在大姨的年代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是一种偶像，所有的妻子们都以这样的偶像为自己的榜样，渴望着发配和放逐。大姨痛恨这样的发配和放逐，她对这样的日子腻透了，但是她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十二月党人太固执了，他们首先是一个叛逆者，其次才是丈夫、父亲和儿子，他们看重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被割舍的。大姨注定了要去过这种四海为家的颠沛生活，她嫁给了姨父之后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姨父离休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满过三年。大姨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习惯了这种实际上是没有家的凌乱日子，她甚至学会了怎样来应付这样的日子。大姨应付这种日子的办法就是什么家当也不添置，只买上几只巨大的皮箱。大姨拎着皮箱往车上递的样子就成了她这一生当中最为熟练的动作。
十五
姨父被隔离审查的事让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也让大姨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姨父和他的同事们在军官食堂里吃饭。姨父“五爪金龙”撑着一大碗二米饭，就着红豆瓜叶汤，呼哧呼哧吃得很带劲，吃出了一头大汗。姨父吃着吃着就感慨起来，就忍不住要发表议论。姨父说：“操他妈，都是谁在那里胡说八道，一亩地产万斤粮，要真那样，那粮食还不堆起来呀，埋人也有富余的，用得着咱们在这里勒着裤腰带喝二米粥？”姨父接着发挥道：“都来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了，推门就进去的事，也不知道是共产主义的门太厚实还是我的鼻子不好使，连土豆烧牛肉的味也没闻到，你说邪乎不邪乎？”姨父到此仍不打住，仍然要做进一步的引申，姨父说：“你们也别跟我争，跟我辩，你们要争要辩终归也是一个输。这事谁心里都明白，我打个比方，就跟当年咱们和老蒋干，咱们都踢着他的屁股了，咱们都把他的屁股踢肿了，他还一天到晚在那里吹牛，说共军节节败退，我军乘胜追击，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姨父在那里宏引博征大发议论的时候，大姨在另外一个食堂里吃饭。大姨吃的也是二米粥，但是大姨这个食堂级别低，没有红豆瓜叶汤，他们下饭的是一盆臭熬酱。大姨吃饭很安静。和她大多数时候的表现一样，大姨既没有姨父朴素的幽默，不依不饶的诘问，也没有做了主人的自以为是，大姨坐在那里，一口一口地喝二米粥，并且把掉在桌上的每一颗米粒都捡起来吃掉，然后起身去洗自己的碗。
组织上通知大姨姨父被停职接受审查的时候大姨笑了一下，她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玩笑，好比姨父是去出差或者学习，组织上换一种轻松的说法通知大姨，让大姨别惦念，这种事情过去也不是没有过。有时候姨父外出一段日子，来不及通知大姨，就让组织上代为通知，组织上就开玩笑说：“老秦得关几天禁闭，这几天你一个人睡啊！”革命是一件严肃的事业，能有这样的幽默已经不简单了。
等真的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大姨吃惊了，大姨急匆匆去找组织上，说：“你们肯定在什么事情上弄错了，你们不该把老秦隔离起来。”组织上说：“我们肯定没有弄错什么，我们有好多人在场，都听清楚了他说的话。”大姨说：“这不可能，他那么大的个子，一顿吃多少都没个够，组织上号召捐粮他比谁都捐得多，他乡下几个哥哥姐姐来信诉苦，他回信把他们教训了个够，说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应该多出力多产粮才对，你们还伸手要粮，你们的觉悟到哪儿去了？他这人口没遮拦，你们还不了解他呀？”组织上说：“了不了解，那要等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再说，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嘛。”大姨说：“你们还要什么样的调查？老秦他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出生人死，流血卖命，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他为革命都把自己弄成二等甲级残废了，他做梦都在喊冲呀杀的，他还能怎么变化？”组织上说：“这种事不能由你来下结论，你来下结论，那要组织上做什么？你也不能说‘卖命’的话，你这么说，你的思想也有问题。”
姨父是坚定的革命者，被停职反省后的姨父仍然是坚定的革命者。他对组织上的处理极为不满，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对审查他的人拍桌子踢板凳，大吵大闹。他说：“操他妈，我一不反党，二不反人民，三没做叛徒，你们凭什么审我？”他说：“我说一亩地产万斤粮是谎话，我说得有道理。你们给算一算，咱们有多少地，该产多少粮，那不是谎话呀？那不跟老蒋撒谎是一个意思呀？撒谎就是撒谎，还分个谁对谁不对呀？”他说：“我就说了，我就承认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姨父在那里威风凛凛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姨却没有这么神气，大姨的日子难过多了。大姨替姨父的处境焦心如焚，大姨还得应付突然改变的环境。姨父拍桌子踢板凳，把自己从停职反省踢到隔离审查上去了，他在审查组里待着，住着单间，吃饭有人送，想不通也好大闹厅堂也好总归是一个人的事，无牵无挂。大姨在外面，不知道姨父的事发展成什么样子，知道的只是姨父脾气犟，又是受不得委屈的，担心他急了跟人拼命。大姨身边的人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以往大家都是战友，亲兄弟亲姊妹似的，现在知道姨父犯了错误，而且是闹到隔离审查分上的严重错误，都冷落了大姨。怕事的，拿大姨当瘟神，避之唯恐不及；性子直的，直接就对大姨说一些严肃而原则性的话。大姨就像一只老鼠，受气自不待说，还遭人厌恶唾弃，连最好的朋友都急急忙忙去找组织上划清界限，说：“怎么能想到他和她是这样的人呢？”
在吃惊和委屈之后，大姨更多的是茫然，她在人群之中比姨父更加地感到孤独。大姨从来没有怀疑过姨父的忠诚，她不明白姨父怎么会落入陷阱之中。这一回大姨没有想要去救她的白眼圈黑紫羔，她一个心眼只想救出姨父。但是大姨没有了枣骝马，没有了沙木家族的人帮忙，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救出姨父来。
大姨想见一见姨父，她不想让姨父感到孤立无援，她还想给姨父送两套换洗的衬衣去。但是组织上不想让大姨见姨父。组织上说：“他在隔离审查期间固执蛮横，态度恶劣，一点也不配合，我们正考虑给他升级了，你现在不能见他。”大姨说：“不就是尥了一下蹶子吗？”组织上不懂，问：“什么是尥蹶子？”大姨说：“你们见过草原上那些野马没有？那些野马，当它们不高兴的时候，它们就尥蹶子。”组织上说：“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一匹野马？”大姨说：“差不多。”组织上说：“他怎么是一匹野马呢？他凭什么做一匹野马？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他对谁尥蹶子？这些都是问题，这说明我们考虑对他升级是有道理的。”大姨说：“这只是一种比喻，你们把比喻当成道理就错了。”组织上说：“你的比喻很形象，很生动，它提醒了我们。”大姨说：“你们要是喜欢听比喻，那我还有别的比喻呢。”组织上说：“你说吧，我们很感兴趣。”大姨说：“就算一匹野马，也得给它洗刷一下。”组织上说：“什么意思？”大姨说：“洗刷就是洗洗干净，这个你们都不懂？”组织上说：“这个我们懂，我们审查他，就是要帮助他洗洗干净，但是他不想洗洗干净，他顽固不化，对抗组织，这种态度，你怎么给他洗？”大姨说：“他用不着洗，他本来就是干净的。你们觉得他脏，是你们给他抹成这样的。你们别硬往他身上抹，看他干净不干净？”组织上说：“你这么说，可见你们顽固成了一对，你也有问题，那你还要给他洗刷。”大姨说：“我给他洗刷，是让他洗澡换衣服，你们没见我是带着换洗衣服来的吗？”组织上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就不必了，他要脏就让他脏吧，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办法。”大姨说：“你们有办法就把我也隔离起来吧，你们把我们俩关在一块儿，你们不是说我也有问题吗？你们不是说要脏就一块儿脏吗？”
大姨企图以这种方式和姨父站到一起，她显然做错了，她不但没有见到姨父，反而成了姨父的同盟，成了姨父忠实的追随者和包庇者，成了组织上的另一个审查对象。大姨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知道因为一股反动的情绪和言论的甚嚣尘上，组织上相当地重视，是要狠狠反击的，是要抓几个典型出来的，她这样做，正好是迎合了这样的形势。
大姨被停职审查了，要她交代姨父和她自己的问题。大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但大姨不像姨父那样，她不吵不闹，在整个的审查期间，她一直不说话。她坐在那里，坐在审查她的人和一沓子记录纸面前，安静得像一个孩子。她脸上的神色十分平静，身板儿坐得很直，手放在膝上，偶尔撩一下滑落到额前的头发。她那个动作美妙无比，让审查她的人看得都入了迷，忘了自己刚才问到了什么地方，于是很窘迫。大姨不忍心看着人家窘迫，大姨就提醒人家：“你刚才问，为什么对大好形势表示不满？”人家就连忙点头，说：“对，为什么对大好形势表示不满？”大姨说：“我没有对谁不满，我说过对谁不满的话吗？”
大姨只想见到姨父，她觉得姨父就好像趴在他倒毙的战马上，孤独无援地作战，他是迟早要打空弹匣里最后一发子弹的，他剩下的只有那柄徒劳的战刀。大姨当然不是把组织上当做尕马子匪徒，大姨只是觉得那样不公平，他们不该包围姨父并企图消灭他。大姨到处寻找她的枣骝马，她想冲进枪林弹雨中去把姨父救出来，就算她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她也可以和姨父待在一块儿。
姨父根本不领大姨的情。姨父像一匹渴望荒野而又被困在山洞里的狼，毛发凌乱、焦灼暴躁。姨父是被羞辱和惭愧困扰着，是被无力回天和赌气困扰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地说：“她来干什么？她想凑什么热闹？她是怎么想的？我不见她！我不见任何人！”
组织上笑眯眯地对大姨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见他，是他不愿见你，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大姨说：“这不可能，他不会不理我。”
组织上说：“我们从来不撒谎，我们什么时候撒过谎？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他不见你，他不见任何人。”
大姨说：“我不是任何人，我是他妻子，我有见他的权利。”
大姨很犟，但组织上更犟，而姨父尤其地犟。过了几天，组织上拿出一张纸条来给大姨看，纸条上写着：“你到底想干什么？！”纸条是姨父写的，遒劲武断的笔迹是绝对真实的，大姨甚至嗅出了姨父愤怒的气味。组织上语重心长地说：“看一看，认真地看一看吧，你怎么能不信任组织呢？你们的错误就在于这里。”
大姨困惑了。大姨不是为组织上的语重心长困惑，大姨是为姨父的遒劲武断感到困惑。大姨坐在屋里，坐得周周正正，双手绞合着，透过窗外泻进的阳光困难地想：我到底想干什么呢？
果然就有了升级。升级是一种方式特别的调查。组织上派了两个人，到家里来查抄姨父错误言论的佐证。既然姨父一味地强硬，采取不妥协态度，那就只好用事实来说话，这就是组织上说的“我们有办法”。
来的人一共有两个，一个老一点，一个少一点，老一点的风度翩翩，很有修养，像个学者，研究理论或者天文学的那种学者；少一点的文质彬彬，相貌俊秀，爱红脸，像个羞涩的大孩子。他们是调查的老手，他们同时还是尽职尽责的人。他们像两只热情的土拨鼠，把房间里每一个旮旯全都搜罗了一遍，什么也没漏下。房间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书、识字本、衣物，这些东西被弄得到处都是，飞尘和樟脑球的味道四处弥漫，让人体味到一种变化后的新鲜。
大姨在一老一少工作着的时候一直安静地坐在一边，有时候他们其中的一个走过来，在大姨坐着的那个地方查抄，大姨就起身换一个地方坐下。大姨那样做并不是想帮他们做点什么，她只是不想妨碍任何人。如果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找到什么，他们尽可以这么做。大姨也并不感到窘迫，她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窘迫的。家里虽然很简朴，但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所有的衣物都洗得很干净，缝补的地方针脚密齐，扣子钉得结结实实，被子和床单有些旧了，但浆洗得十分整洁，一切都井然有序，明朗无比，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或者它们现在显得有些乱了，不过等事情结束之后，大姨仍然有办法让它们重新变得井然有序起来。
他们没有交谈，整个工作期间，声音不是语言的声音，是窸窸窣窣翻动纸页的声音、衣服飘落的声音、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工作者喘息和咳嗽的声音。如果我们不把那些我们无法捕捉到的声音，比如说，飞尘在空中游舞的声音、目光交流时碰撞的声音、傲慢和敌视在血管里流动的声音计算在内的话，我们差不多也只能听到那些声音了。
事情到结束的时候有了一些变化。变化是那个年轻人做出来的。那个年轻人，他从一口箱子里翻出一些东西，那是一些功勋章和纪念章，它们是姨父的，它们有一二十个，全都很漂亮。年轻人把它们一个个从金丝绒盒子里倒出来，堆在桌子上，好奇地扒弄着，也许它们很称手，也许它们互相碰磕着的声音听起来很悦耳，它们让年轻人感到了一种玩赏的快乐。他把它们抓了一把在手上，像掂试一把银洋似的掂着它们。
大姨本来是坐在那里的，当年轻人把那些功勋章和纪念章从盒子里往外倒的时候，大姨的身子动了一下。后来她忍住了。她盯着他。她的脸上露出生气的神色。但是当年轻人开始扒弄那些功勋章和纪念章，并把它们抓在手中上下掂着的时候，大姨忍不住了。
大姨说：“你别动它们。”
年轻人很羞涩，文质彬彬，像个孩子，但是他很有主张，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大姨，目光中有一丝迷惑，好像不明白大姨怎么会开口说话，对他说话，而且是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说话。他把好看的嘴角往上弯了弯，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赌气地把手中的功勋章哗啦一声丢在桌子上，丢回它们的同伴中，并且更加赌气地像搅鸡蛋一样地把它们扒拉了几下。
大姨闭了一下眼睛。她心疼了，她大声说：“嘿，我说过了，你别去碰它们！”
年轻人确实是个爱脸红的人，他的脸真的红了，那使他更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少年。他伸出手去，用力地扒拉了一下桌上堆着的功勋章，那些功勋章互相碰撞着，发出一片凌乱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滚得到处都是，其中一枚从桌子上掉了下来，滚落到地上。
大姨抽搐了一下。她站起来朝前扑去，她想拾起那枚掉在地上的功勋章。年轻人一伸脚，把那枚功勋章踢到了桌子下面的角落里。大姨愤怒了，她去抱年轻人的腿。年轻人相当灵敏，反手把大姨用力推开。大姨身子一歪，重重地倒了下去。
“我听到一声脆响，咔嚓一声。我以为是院子里的树枝被风吹断了。”那个老一点的、很有修养的、像学者的人事后对别人说，“那个女人长得真美，折断了实在太可惜了。”他感慨无比地说。
十六
大姨每隔两年或者三年就生下一个孩子，男孩或者女孩。大姨一共生下了六个男孩或者女孩，他们在后来被我叫做表哥或者表姐。
大姨说：“我生孩子真是生够了。”
大姨本来可以生更多的男孩或者女孩，她在这方面确实有着非凡的能力。我的表哥表姐他们生下来时一个个生龙活虎、俊秀聪慧，放在一大堆孩子当中，最抢眼的一定是他们，长大了一准能当班干部，再长大就是各个领域的尖子或者红人，娶得出色，嫁得优秀，挣下的家创下的业都是那种让人羡慕的，再生下的孩子也都是个顶个的优良品种。这些全是大姨做出来的证明。
“这就是杂交品种的优势。”有一次姨父这么得意地对我说。那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开了一门叫做农业基础知识的课，课本里讲科学育种，我弄不清楚那些种子复杂的筛选过程时姨父对我说的。姨父本来在读报纸，他放下报纸对我说：“好比我和你大姨，我们各是各的种子，当然我们是优秀的种子，是不一般的种子。我们这么一杂交，产下的粮食就又大又饱满，让人喜爱得要命。”我说：“那我爸和我妈，我们也是杂交，他们也各是各的种子，我也算杂交品种，我怎么就没有优势呢？”姨父瞪眼问我：“什么优势？”我说：“又大又饱满哪，让人喜爱得要命哪，你不是老说我长得像只耗子，爹不亲娘不爱吗？”姨父被我问住了，张着大嘴看着我。他不喜欢我是明摆着的事，自打我小时老钻大姨的被窝就种下来的怨仇，从来也没有隐瞒过。但种子的事与喜不喜欢不同，他不能用“因为你不是我儿子”这样的话来作理由，他回答不上来，瞪着眼看我，样子很沮丧。然后他不理睬我，重新拿起报纸来继续看。看一会儿，忍不住了，丢开报纸，把我的课本拿过去乱翻，一边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弄的，这杂交的事，未必还真有科学的？”
大姨只生了六个孩子，而不是十六个或者六十个，这和我没有关系。我在小时候确实老爱钻大姨的被窝，这让姨父对我恨之入骨，他想把我赶回表哥们住的房间里去，我大声地对他说：“不！”如果他试图来拉我，我就咬他的手，像小狼崽一样，把他的手咬出一排牙印来，这使姨父越发地恼火。但是姨父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付我，姨父有很多的办法，他是一个大人，一个经历丰富技艺超群的大人，他这样的大人要对付我这样的孩子，那是游刃有余的。
大姨只生了六个孩子，姨父很惋惜。姨父说：“再有四个就凑足一个班了。”但是姨父的惋惜是白惋惜的，他没有凑足一个班只能怪他自己，因为在大姨年轻的时候，他老是不在家，他像一条精力旺盛的鱼儿，满世界到处游，他有时候游忘形了，连自己的窝都找不到了。有一次姨父离开一年后才回来，在院子里，他拎着行李包，瞪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大声问：“晦，我说，你是谁家的孩子？”那不是谁家的孩子，而是他自己的孩子，他不知道那个孩子怎么从婴儿床里爬出来，摇晃着走来走去的。姨父经常把自己的那些孩子们弄错，他老是弄不清谁是谁，老是把他们的名字叫错，他把老大叫成了老二，把老幺叫成了老大，这让他自己也很头疼。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姨父干脆采用了一种最为简约的方法，按照孩子们出生的顺序叫他们，他叫他们大、二、三、四、五、六。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别的方面把他们弄错。有一次大表姐在少年宫演出得了第一名，姨父非常高兴，买了大白兔奶糖来奖赏大表姐，结果他把糖给了二表姐。二表姐飞快地把那些不劳而获的奖品全吃掉了，大表姐委屈得直掉泪；还有一次三表哥翻人家的院墙，人家告状到家里来，姨父非常生气，他把二表哥拖过去，二话不说痛揍了一顿，弄得二表哥三表哥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一对互相掐咬的冤家。大姨冷笑着说姨父：“幸亏你只有这六个孩子，再多两个，你还不得把他们当做别人的孩子丢出去呀？”姨父自己也纳闷，百思不得其解地说：“也真是，过去打仗，带那么多兵，赵钱孙李谁也没有弄错过。怎么自己生的，也就六个，还总弄混了？”姨父说：“丢是不会丢的，要就乘着这把劲儿，再生他几个，说不定生多了，反倒生出了清醒来。”姨父还说大姨：“也怪你，生也生出点花样出来呀，都长得一个模样，叫人怎么去辨认？”
姨父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大姨怀孩子生孩子的事他大多不关心，他关心的只是他的鱼虫和水域。大姨生头一胎的时候，心里很紧张，感觉要临产了，就打发人去告诉姨父。姨父正忙着，说：“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自己去医院。”大姨就自己挺着个大肚子一挪一挪去了医院。大姨在产床上折腾了一天一夜，生下了大表姐。大姨生大表姐生得惊心动魄，她像头母兽似的喊叫着往外挣，连心肝肚肺都挣出来了。大姨生下大表姐后筋疲力尽，只想回家好好地睡上几天，姨父不让，说在医院里住着有吃有喝，比什么不好，于是大姨就在医院里住着，直到一周后抱着大表姐出院。大姨生出大表哥的时候，姨父仍然热衷于他的鱼虫和水域，大姨发作时要人通知姨父，姨父这回说：“又不是头一回生，轻车熟路，怎么那么麻烦？”姨父还是没有回来，大姨只得又挺着大肚子自己去医院。以后大姨就再不通知姨父了，反正经验有了，心态也有了，不指望谁，事情倒做得平静。这样反倒给姨父带来了许多意外的惊喜。姨父有时候在外面游累了，游疲了，风尘仆仆地回来，看见婴儿床上躺着一个抱着自己的趾丫啃的胖孩子，姨父就会充满喜悦地搓着大手，他先去拍大姨的肚子，故作惊讶地说：“怎么，又给腾空了？”然后他站到婴儿床前，双手叉腰大声问：“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报上名来，本帅不斩无名之将！”婴儿在大多数时候会被这个心境舒畅的“本帅”吓得哇哇大哭。“本帅”对这样的效果极其满意，他一边哈哈笑着，挽起袖子到院子里去洗脸，一边大声唱着《游击队之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姨父很喜欢这支歌。他这一辈子只会唱这么一支歌。
十七
大姨说：“日后你长大了，一定要善待女人。”
我说：“为什么？”
大姨说：“她们生下了你，把你养大；她们做你的妻子，做你孩子的母亲，她们不容易。”
我说：“为什么不容易？”
大姨说：“因为她们是你的家，她们是你日子的支撑。”
我说：“我必须要支撑吗？我是说，我必须娶媳妇吗？”
大姨说：“恐怕是的。”
我说：“为什么？”
大姨说：“因为夜里你得要个人来给你捂脚。”
我说：“我的脚总是暖呼呼的，我用不着人来给我捂脚。”
大姨说：“你得要个人来给你养孩子。”
我说：“我自己不能养吗？”
大姨说：“你不能。”
我说：“我不要孩子行吗？我是说，我可以让别人来做我的孩子，比如说我可以让陈陈的孩子来做我的孩子。”
大姨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
大姨说：“你必须有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才会觉得有意义；你会牵挂你的孩子，会想念他们，你不在的时候，你的孩子他们会想念你，这么一代代地想念下去，你才真的活过了。”
我说：“我喜欢想念。那我还是要孩子，我还是娶媳妇。”
大姨说：“这就对了。”
我说：“可是我娶谁呢？陈陈还是二凤？”
大姨说：“她们谁对你好？”
我说：“她们都对我好。”
大姨说：“你喜欢谁？”
我说：“我都喜欢。”
大姨说：“那你把她们俩都娶回来。”
我说：“不能再多了吗？”
大姨说：“媳妇多了会打架。”
我说：“我揍她们。”
大姨说：“不能揍她们，你揍她们她们会疼。”
我说：“我给她们抹红药水。”
大姨说：“她们心疼。”
我说：“那她们就别打架。”
大姨说：“你还是别揍她们。”
我说：“好吧，我听你的。”
在大多数季节里，我们的森林都充满了盎然生机。小鸟啾鸣，蜂蝶翩翩；松软潮润的森林中，长满了花姿美妙的紫花乌头和二月兰；五叶木通和红藤攀满了每一棵奋力向上长去的树；含笑和黄兰则高贵地生长在森林的周边。有一种名叫悬钩子蔷薇的灌木，它是生长得最好的常绿植物，它的花艳红如血，芳香袭人，秋天的时候它会结出一种深红色的果子，吃起来酸甜可口；还有一种叫做香幕的攀援灌木，开大朵大朵的白花，花色冷艳如雪，果实也可以吃，还可以做果酱和酿酒，味道比悬钩子蔷薇的果子更好。河流终年不住地流淌着，在它的下游南口处，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泊的四周生长着一些叶片柔嫩开淡红色小花的胭脂，一群蝌蚪在清澈的湖泊中游嬉；湖底长着金鱼藻和萍蓬草，萍蓬草的莲叶升出湖面，托出几条乳黄色的花瓣，它们映在湖面上，隐隐的是另外的几朵花，它们和真的花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朦胧了一些，不易分辨出来，只有等到蝌蚪们游过来，将花影儿啄破，我们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那水面上的并不是真实的花呀。
我问大姨：“什么是支撑呢？”
大姨说：“支撑是你不能离开，你离开了就会垮掉。”
我说：“是摔个大马趴吗？”
大姨说：“比那还厉害。”
我说：“女人都喜欢人善待吗？”
大姨说：“是的，女人是。”
我说：“什么是善待呢？”
大姨说：“爱她，疼她，在她扎破了手指头的时候把她搂进你的怀里，在她感到孤单的时候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在她想和你说话的时候别打呼噜。”
我说：“我喜欢这样。”
大姨说：“那你就是个好男人。”
我说：“好男人很重要吗？”
大姨说：“是的。”
我说：“什么？”
大姨说：“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很多好女人，她们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半，有了好男人，世界就圆满了。”
在我们的森林里，蜜蜂和蝴蝶是自由自在飞舞着，有时候和落叶在一起，你知道有真有假，但你分辨不出来；七星瓢虫安静地卧在青翠的竹叶上，偶尔它们睡醒了，会振动一下翅膀，它们的翅膀有好几层，外面是褐釉色的，里面是碧绿，再里面是粉红，有点像俏佳人的罗袖；鸟儿是最不安静的一群，各种各样的鸟儿，红咏绿翅，或者是瓦蓝的，它们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歌唱或者吵嘴；瞎了一只眼睛的猫整天都在监视着那些鸟儿，它趴在一棵茎干粗壮的蔷薇花丛下心怀叵测地盯着它们，有时候它悄悄地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开，好像它对它们一点也不在乎似的，这样它反而变得更加危险了；长得没了形状的狗老是忙碌着，它一直在追逐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它在花草丛中跳跃着，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却又劳而无功，于是它就容易生气，它冲那些飞高了的蝴蝶大声叫着，龇出牙齿来，朝它们做怪相，可它们却不理它，也不害怕它，它肯定是把这一切当做最快乐的游戏，因而乐此不疲，如果不是下雨的话，它可以整天整天地把这种游戏做下去；下雨的时候森林里是另外一种景象，小鸟和蜂蝶都躲回自己的窝里去了，只有肥硕的蜗牛和蛆拱在泥地里愉快地爬动着，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欢快地往下滴落，发出悦耳的叮咚声，狗在这个时候躲在屋檐下，百无聊赖地看着雾蒙蒙的雨天，有时候伸出一只爪子去接雨水，或者打一声喷嚏；那头瘸了一条腿的小猪在雨地里逛来逛去，快乐地哼哼着，不时躺进水洼中去打几个滚，滚出无比舒服的样子来；狗在屋檐下看了，脸上露出妒忌的神色，把脸别过去，转几个圈，无聊地趴下睡觉，雨便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活跃的生命。
我喜欢我们的森林，喜欢在森林里生长的那些植物和生活的那些动物，喜欢不断变化的季节和天气。我的喜欢是毫无保留的，不管长什么样的树，开什么样的花，风来的时候摇晃不摇晃，瞎了一只眼睛或者长得没了形状，天晴还是下雨，流水会不会发出叮咚声，蝌蚪们最终会不会没了尾巴，我全都喜欢它们。我觉得我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员，比如说，一片树叶，一朵花瓣，一滴露珠，一只蜜蜂，一声蛙鸣，或者一缕清风，我甚至愿意做那头瘸了一条腿的小猪，我知道因为有了那样的森林，无论我是什么，我都是快乐的。
十八
60年代末，大姨从军队转业，分到省图书馆工作。那一年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大姨虽是图书馆的当权者之一，却因为行装甫落，尚未构成矛盾性的人际关系，不在被揪出者之列，只是靠边站着，与运动的激烈中心没有什么相干。如果不发生一件事，大姨其实是可以躲过那场命运的劫难的。
我一直认为，大姨的那一次劫难是与颜色有关系的。那一年的流行色是红色，而大姨喜欢蓝色，她的服饰、歌声和举手投足全都是这样辽远广阔的颜色。令人不解的是，在大姨的家乡，格桑花和杜鹃花终年四季都盛开着，它们的艳红应该是大姨熟悉的，可是当图书馆十几万册堆积如山的书籍被点燃之后，大姨的眸子里为什么会露出恐惧和拒绝之色？大姨一向是安静的，但那个时候，她却像是被蛇咬中了似的，推开围观的人群，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脚踩那些兴奋起来的火焰，用手去拍那些旺盛起来的火焰，绝望无助地从火焰中往外扒拉尚未点着的书籍。火红的焰苗其实是那么的壮美，它们有十几万册用上好的纸张装订成的书来做能量，是可以燃出“前无古人”的效果来的。事实上，红色的火焰确实是美丽的，它为四周站立着的人提供了一种传奇的背景，它在随风飘逸和呼啸时，显得是那么的有生气，无论是英姿飒爽的革命者，还是呆若木鸡的被革命者，只要他们面向着它，脸上和身上全都被涂上了一层生动的色彩。大姨是唯一拒绝红色，并且喊出了自己拒绝的人，她在火焰丛中一边无助地扑打着，一边呼天抢地地喊道：“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不能这么干！”她的头发被火燎着了，手被火灼伤了，她的衣服开始冒出青烟，身上沾满了忽明忽隐的火星子；她那个样子，真的像一只扑进大火中的美丽的蛾子。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感谢那些革命者，是他们把我的大姨从火焰中拖出来的，若不如此，大姨或许就成了一场自焚事件的肇事者了。有好几个革命者勇敢地扑过去，他们把大姨连拖带挟地弄出火堆，并且用脚踩她身上的火星子。我不知道有人看过这种情景没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在地上滚动，一些人伸出脚踩她身上的火星子，那些火星子四处飞舞着，瞬息化为一缕缕魂也似的青烟，躲开人们愤怒扭曲的面孔朝高空中飞去，那种情景让人一辈子难忘。
接下来，人们要求大姨为她的错误和他们的正义行动作出应有的报偿。大姨从那一天开始走到台上，以她叛逆者的身份成为死不悔改者中的一员，接受人们的批判。大姨被关押起来，每天被人拉出地下室，和她的同伴一道，站在高高的板凳上，弯腰，低头，接受批斗。大姨的头发被胡乱剪过，头上戴着又高又丑的尖帽子，脖颈上套着麻绳，麻绳上捆吊着大姨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书，那是一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二十册精装，它们很重，它们太重了。因为经历了一场火劫，散发着油墨和烟火混淆的味道。
如果就是这样，大姨也许就忍住了，问题是不光如此，人们还要大姨和她的同伴跪下，以表示认罪。大姨是不习惯下跪的，大姨的腿修长美丽，因为血缘的关系天生是笔直的，她更习惯于脚蹬悬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策马飞驰，但是她现在必须下跪了，为了她对红色火焰的拒绝。大姨受不了这个，有一天夜里偷偷从地下室里逃了出来，逃回了家。
姨父那时候因为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也被停职审查，软禁在家听候甄别。姨父仍然是坚定的革命者，永远维护着对组织的忠贞原则。他整天在家里写思想认识，写了一份又一份，写完之后就交给组织上，以求洗刷，然后他再接着写。姨父写思想认识写得很苦，但他很执著，他在这方面比任何人都要执著。
姨父对大姨逃回家来这件事极度反感，他手里拿着一支派克钢笔，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像一头看不见黄昏落日的狼，烦躁不安。姨父很不高兴地对大姨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逃回家来？你逃回家来，就是逃避群众的监督改造，就是逃避革命，你就是逃兵。你还是党员干部，组织上白培养你的呀？”
大姨坐在那里往嘴里扒着一碗冷饭，冷饭上卧着两只腌蒜头。大姨是身心疲惫的样子。大姨说：“他们打人。”
姨父说：“他们打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未必我们没有打过人？未必我们打人还打少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逃避，这比挨打更可怕！”
大姨硬了一下，说：“他们要我跪下。”
姨父斩钉截铁地说：“跪就跪，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一死，死也死在工作岗位上！”
大姨说：“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凭什么要人下跪，离开柴达尔的时候，我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下跪，我给谁下跪？”
姨父急了，说：“大是大非的时候，说什么父母？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能比吗？”
大姨停下来，看着姨父，问：“这是什么？”姨父提高嗓音说：“革命！革命你懂不懂？！”
大姨把手中的饭碗往桌子上一，扬头说：“不！”
姨父要大姨回到单位去，大姨不，两个人都坚持己见，都不愿向对方妥协。姨父很激动，骂大姨是懦夫，是逃兵，是开小差的异己分子。大姨不理睬姨父，去厨房里洗了碗筷，洗了脸脚，把自己关进卧室里，坐到床上去。姨父在外面跳着脚喊：“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大姨对姨父恼羞成怒的叫喊声充耳不闻，她找来针线给我们缝补衣服，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那些日子我们这些孩子没有人照管，衣服破了很多，大姨把它们全都收集起来，她坐在床上，用被子捂着脚，一针一线地缝，她缝了整整一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姨父就像个倔犟的号兵似的又在大姨的门外叫喊起来了。大表姐睡眼惺忪地从她的房间里探出头来说：“爸，天还黑着呐，连公鸡都没叫，你这样还让人睡不睡？”姨父朝大表姐吼道：“给我闭嘴！回你房间去！”大表姐吓得连忙掩上门。
大姨拿定主意不回单位，她对姨父的喊叫不理不睬。大姨的性子烈，受不得委屈，她若认定的事，谁也不能强迫她。大姨早早地起来，熬了小米粥，揉面摊饼，收拾屋子，把所有的被子都拆了泡起来，把屋子的垃圾全都清扫出去，用碱水拖洗地板。她在屋里走来走去，手脚利索地做事，神态安详。姨父怒气冲天，咬牙切齿，但他也不能把大姨怎么样，他后来不喊不叫了，他消沉得很，样子很沮丧，悒悒不乐，脸上有一种被伤害了的痛苦。大姨肯定看出来了，但同样肯定的是大姨不打算去附庸姨父，也许过去她一直是在这么做着，但这一次她有了自己的决定。大姨说：“凭什么？”大姨说：“不！”她的主意已经拿定了，没有谁可以强迫她。
大姨收拾好一切后，就去敲每一个房间的门。大姨把所有的孩子都叫起来，大姨对我们说：“你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脏衣服全都换下来，我得把它们洗了，我很高兴你们谁来帮助我一块儿洗；你们今天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剃头、剪指甲，女孩子们梳好小辫儿，然后把你们这些日子的作业拿出来给我检查；你们今天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到外面去疯一疯，你们都是小马驹，不该老关在家里，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似的；然后你们到地里去挖野菜，咱们今天晚上包饺子吃！”
我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我们觉得今天的日子真好，有点像过节。也许这真的是一个节日，比如是一个家庭的节日。我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翻找干净的衣服，洗脸刷牙剃头剪指甲，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吃早饭，然后整理书包，然后冲出门去。太阳在那一天很明亮，当我们穿过森林的时候，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张开双臂做深呼吸的时候，差不多就像是融化在明亮的太阳里面了。我们一齐喊：“一、二、三！”我们就开始大笑着奔跑起来。说实话，我们全都喜欢做一匹撒野的小马驹，还有什么能比做一匹撒野的小马驹更快乐的呢？
我们在外面疯了一天，晚饭前回到家里。
我们采了很多的野菜，它们全都是水灵灵的，很适合作小马驹的饲料。我们一起在院子里大声喊：“妈，我们回来了！”然后嘻嘻哈哈地跑回家。
没有大姨的回声。大姨不在家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但是大姨不在，只有姨父，他在他的书房里安安静静地写他的思想认识，这种情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过的田螺姑娘的故事。
我们觉得奇怪。我们问姨父。我们问：“我们的妈妈到哪儿去了？”姨父说：“她走了，回单位去了。”我们不明白，我们问：“为什么？”姨父不耐烦地冲我们挥手说：“问那么多干吗？大人的事，说了你们也不懂，现在你们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该干吗干吗。”我们有点于心不甘，我们说：“那饺子呢？”姨父问：“什么饺子？”我们说：“妈说了，今晚吃野菜饺子，我们采了很多野菜。”姨父说：“丢了，咱们不用那个，咱们今晚开肉罐头，敞开吃，爱吃多少吃多少。”
我们悻悻地回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同样很干净，床单被子都是新洗过的，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我们坐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想，我们不是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了吗？我们不是剃过了头剪过了指甲了吗？我们不是做完了作业了吗？我们不是变成了快乐的小马驹了吗？我们不是采回了很多的野菜了吗？我们做完了这一切，我们现在全都坐在这里，还有那些水灵灵的野菜，可是大姨却走了，回她的单位去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十九
几天之后，大姨再一次回到家里。这一次大姨不是逃回来的，她是被人送回来的，用担架抬着送回来的。
大姨在家里住了一夜，那一夜她通宵没睡，为我们缝补衣服，第二天她回到单位，人们管那叫自投罗网，人们对自投罗网是表示欢迎的，人们欢迎的方式是处以重罚，他们在大姨的脖颈上又加了十册书，那是金陵局版的《史记》，现在大姨的脖子上吊着三十册精美的线装书了，这使大姨的样子摇摇欲坠，不堪重负。大姨被再度押到台上去，站立在高高的凳子上。大姨老想让自己在高凳上保持住平衡，站得稳一点，她还得照顾不能让头上的高帽子滑落掉，如果帽子滑落了，她会受到加倍的惩罚。这样做很难，它得时时刻刻小心翼翼，而且需要过人的恒心和耐力，对于已经精疲力竭的大姨来说，要想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事情的结束比她想的要早一点。大姨身边站着的是图书馆馆长，因为犯低血糖，在批斗会的中途昏了过去，一头栽下凳子。大姨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扶他。大姨身后站着的一个革命者，认为大姨这样做太可恶，从后面给了大姨一脚。大姨自己已经是站不稳的人了，挨了那一脚，仿佛是得了决心，一点也没有犹豫地一头栽下高台。
我们没有一个孩子在现场，我们没有听见如洗的风中，大姨折断时的那声脆响。
大姨是这种样子被人抬回来，姨父当然无话可说，他又能说什么呢？就算是按照他的意思，大姨已经是这种被折断的样子了，她已经不能给革命下跪了，也就是说，她不能给革命做什么贡献了，起码的，她也不能给革命增添负担吧？姨父的脸色很不好看，阴沉得吓人，好像折断的不是大姨，而是他自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背叛他似的。但是姨父他不可能进一步地去做什么了，即使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不能相信，姨父他会用桦木或者樱桃木做成一副结实的木字架，把大姨细细地缠紧在上面，抬回到那个高高的台子上去，那样做，是不是才能算作姨父不逃避的证明呢？
大姨在家养伤的日子，是武斗开始发生和发展的日子。我一直弄不清楚，那段日子算不算和平年代？若不算，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战争年代？若算，我们怎么可能又听到了枪炮声？我们不但听到了枪炮声，我们还看到了进攻和守卫、撕搏和杀戮、流血和死亡。我被这种事情弄得糊里糊涂的，弄得自己都有点疯狂和躁动了。但是这没有关系，无论我清不清楚，枪炮声仍然在那里响着，撕搏和杀戮仍然在那里进行着，流血和死亡仍然在那里继续着，有好几次，我们家的窗户都被兀自飞来的流弹击中，碎裂的玻璃溅落了一地，然后我们听见附近的什么地方，有人被子弹击中时发出的叹息声。我们十分害怕，一个劲地捂耳朵，尖声惊吓着，往床下躲。我说的我们，是我们这些孩子，大姨和姨父他们是不害怕的，他们从来不尖叫，也不往床下躲。姨父从早到晚坐在他的书房里，满脸严肃地写他的思想认识，然后一遍遍地修改、誊写，他对窗外的枪声充耳不闻，好像那是不值得留意的，他只是沉浸在对自己忠贞经历的一遍遍回忆中，并且为之热泪盈眶。大姨则拄着双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扫地、抹屋、做饭、洗衣，当玻璃破碎或叹息声响起的时候，她会停下她正在做的那些事，拄着双拐迅速到每一个房间里巡视一遍。她看姨父房间里的姨父，再看床底下的我们，看姨父和我们有没有受到伤害。她的脸色苍白，如果说是悬铃兰，那就是淌尽了绿汁的悬铃兰，是没有什么可以再支撑的了。我们当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们只是恐惧，像雷雨大作时躲进树洞里的小兔子。大姨对此并不加以呵护，她只是推开门来看一看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还在树洞里，如果我们在，我们完好着，她就走开了。大姨从小在精彩纷呈的马背上长大，她从来不曾有过恐惧，她也许一直在内心深处为我们这些儿女太多的恐惧而伤感着。
不久以后，大表哥从外面带回来一份派性小报，小报是大姨单位的那个革命组织的对立派办的，很有文采。那份小报揭露了大姨单位那个革命组织大量的暴行，其中一大段，说的是被革命者如大姨之类的事。那些被革命者，他们中间有的经受不住残酷的批斗，自杀了；有的经受住了，没自杀，但却在接下来的武斗中被杀了。他们大多是在最初的武斗中被钢钎捅死的。他们曾经和我的大姨一起，被义愤填膺的革命者押着，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帽子，脖子上吊着重重的书本，站在台子上，弓着腰，低着头，接受批斗。他们和我的大姨算得上是一条高板凳上的难友，一个圈里的羔羊。他们后来都死了，被宰杀了，我的大姨则是唯一的幸存者。
大表哥把那份小报拿给姨父和大姨看。姨父随便地瞟了一眼，说了声扯淡，就把报纸丢开了。他在死人堆里爬了十几年，自己也死过几次，这样的故事吓唬不了他，再说，他还有很多的思想认识要写，那是很重要的事，他写得很累很苦，但他也不想逃避。
大姨倒仔细地读过了那份报纸。大姨把那份报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大姨读过报纸后，久久地坐在床头没有说话。大表哥在外面疯了一天，他回到家来的时候把夕阳带了回来。那些夕阳，居然会是红色，它们使大姨那张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血一样的红色，但是大姨她除了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除了苍白的脸上抹了一层血一样的红色之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她和我平时的大姨没有什么两样，我甚至认为，那才是我真实到极致的大姨。我那时躲藏在贮藏室里摆弄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子弹壳，等我玩腻了的时候，听见大姨拄着双拐慢慢地从她的房间里出来，笃笃地走过贮藏室，去厨房做饭去了。
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我的疑问是，大姨那天晚上为什么会回到单位去？大姨她戴着高帽子，脖子上吊着沉甸甸的书，站在台上接受批斗，挨打，但也不愿给什么人下跪，她逃了回来。那天夜里她给我们缝了一夜的衣服，第二天早上她把我们叫起来，她让我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剃头剪指甲，像小马驹一样地到野外去奔跑，她对我们说，今晚咱们吃饺子，可是当我们采来水灵灵的野菜回到家中的时候，她却不在了，她走了，回单位去了，去戴着高高的帽子，吊着沉沉的书，给人下跪去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她这么做有什么理由呢？大姨她从来不曾欺骗过我们，哪怕是一朵雪花，一抹月光，只要是她许诺我们的总会兑现。我们那天是那么地听话，我们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我们还采回来那么多水灵灵的野菜，大姨她却走了。
我的疑问很强烈，我知道当我们像小马驹一样地在野地里奔跑撒欢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很重要，它重要到足以使大姨违背她的承诺，肯定是这样的。
我是在若干年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幕。这个内幕是我们家的顾阿姨告诉我的。顾阿姨说，那一天，当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像一群小马驹似的在野外奔跑撒欢的时候，姨父和大姨吵了一架。姨父坚持要大姨回单位，大姨说什么也不愿回去。姨父很恼火，但他也不能把大姨怎么样。后来姨父很激动地说了一句话，姨父说：“他们正算计着整我，他们唯恐整不倒我，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就是死也要和他们斗到底。你这么一来，不是正好让他们抓住把柄，让他们置我于死地吗？”顾阿姨说：“你姨父说这番话时动了感情，他的样子真是可怜，他的眼睛都红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老爷们这样过。”
下面发生的事情不用顾阿姨说我也知道了。不管大姨当时在做什么，她肯定是抬起头来看了姨父一眼。她在看过姨父那一眼之后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去厨房洗手，梳了头，换了一件干净衣服，然后就出了门。她就那么走了。
二十
大姨老了。老了的大姨积累了许多疾病，而且个个都是顽症。从此她走起路来脚步不再灵活，一天到晚咳着喘着，三伏天也觉得凉风直往骨头缝里钻，夜夜用厚棉被焐着，直焐出一身的毒瘤子。大姨常病。而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一个个都飞走了，不在她的身边；即便在，她也从不把自己的疾病告诉我们，自己拖着僵硬的腿不声不响地去医院。大姨从来不看重自己，在我们这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里，大姨只不过是一个使唤起来十分方便的老保姆。
大姨在她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嫁给了姨父，直到她年届七十时仍然死守着他。大姨把七个孩子从小拉扯到大，一个个送上了工作岗位，然后为他们娶妻招婿，然后又把孙子外孙抱进怀里，开始了她新一轮的母亲生涯。我们都很忙，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大姨她多半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只知道南湖边那个小院子里，九十高龄的老姨父需要大姨来支撑，几个孙子外孙需要大姨来支撑，一片森林和一条河流需要大姨来支撑，一大群蜜蜂蝴蝶和猫狗小鸟需要大姨来支撑。大姨，她实在是一根血肉做成的柱子，几十年来一声不吭地在那里支撑着，即便老了，即便是干枯了，风化了，大姨她仍然是一根柱子。
多年后我结婚了。我的妻子是一个小城市文化局的舞蹈老师，我们商量好，结婚的时候不要任何亲友参加，就我们俩人，就在那座安静的小城里，就沏上两杯清茶，我们自己来为我们生命的重要时刻祝福。
新婚之夜，电话铃响了，妻子赤着脚旋着圈儿去接，她抱着电话惊喜地叫道：“大姨？！”她踮起脚尖来，做了个漂亮的舞蹈姿势，冲着话筒喊：“大姨，我要跟您学蒙古舞！”
我的眼睛湿了。我知道这是对的。我知道它们会是这样的。我知道有些牵挂是无法割舍和躲避的。我还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拥有这样的牵挂，并且始终不渝地为它们而活着。我走过去，从妻子手中接过电话。
大姨说：“小七。”
我说：“大姨。”
大姨说：“我很高兴。”
我说：“我也是。”
大姨说：“小七你真的长成大人了。”
我说：“是的，我真的长成大人了。”
大姨说：“我今天在院子里种上了一棵树。”
我说：“是樱桃树吗？”
大姨说：“是的，是一棵樱桃树。”
我说：“我会回去给它浇水的。”
大姨说：“还记得小时候我对你说的那些话吗？”
我说：“记得，我全记得。”
大姨说：“告诉我。”
我说：“做一个好男人。”
大姨说：“还有。”
我说：“善待女人。”
电话那头的大姨不说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微笑，如果是，大姨会是多么的美丽迷人。
我的泪水终于流淌下来，落在话筒上。
我说：“我是你的儿子吗？”
大姨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说：“你是说，我是你生的儿子吗？像表哥那样？”
大姨说：“我爱你。”
我久久地握着话筒，然后我放下了它。
二十一
我从计程车上跳下来，冲进院子。
那是我的森林，我久违了的森林。它们是那么茂密，在柔顺的风和温煦的阳光之中挺拔着，向上长去，它们已经长成气候了，能呼风唤雨了，能发出阵阵的涛声了。还有我的河流，它永远是清澈的，终年流水潺潺。在它的下游处，湖泊依旧，胭脂和萍蓬草生长得如此之好，是再不会有人去打扰的。萍蓬草的莲叶下仍然是蝌蚪们喜欢聚集的地方，但远远近近的已经有悦耳的蛙声了，那么，莲叶下嬉戏着的那些蝌蚪已经换过了么？
我推开客厅的门，冲了进去。客厅里，老姨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轮椅车上，腰杆笔直，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墙上有大姨画的一幅水墨葡萄图，肥大的叶片后面，许多紫晶晶的葡萄就像大姨的许多眼睛，在与老姨父无声地对视。
看见我，老姨父哆嗦着嘴，半天说了一句：“去……去医院。”
我冲出客厅，冲出院子。我像一匹马似的往医院奔跑。我带起一路的风和落叶。我跑着。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幅图画，辽阔无垠的柴达尔草原，白茅草茂密，日全花盛开，雪白的毡包如棋落盘，牛马成群，孤烟笔直，我的美丽的少女的大姨白衣白袍，唱着歌儿，骑着心爱的枣骝马策缰驰来，马后跟着一大群云朵儿似的羊群……
我在冲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带倒了一大排停靠在门口的自行车，然后我在走廊里撞着了一位被人簇拥着的医生。我是一个粗鲁的人，我没有心思向任何人赔礼道歉；我还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在心里固执地喊：“大姨，我要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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