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用红砖围砌起来的院子，它坐落在北湖边上，四边都是湖汊，在春夏两季的时候，弥漫着水葫芦和鱼腥草的味道。午后时分，有一两只狗匆匆地从湖岸上跑过，更多的时候是一丝绿翅水鸟从湖面飞过，匆匆跑着的狗有时会突然站下来，扬起下颏，去看扑扇着翅膀掠水而过的鸟儿，狗总是被那些飞鸟飞翔的姿势感动得热泪盈眶。风儿这时一如既往地裹挟着阳光鱼贯而来，湖面上顷刻间如宝盘打翻，碎金万点。
那个院子并不受惊扰，无论是有风有雨的日子，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它从来没有大惊大诧过。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始终是那种暗红色栖伏下去的样子，有点像一块伤疤，鲜艳和惊心动魄都是往昔的事情了。它的身边不断有新鲜的事情发生着——几千万尾鱼苗儿入水，它们让生命的数量成为一种水灵灵的奇迹；一船船肥腴的鱼儿出水，它们让网在活蹦乱跳的生命的张扬面前更有了警示意义——但这一切于它都只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风景，不会引起丝毫缘于生命的触动了。
这座院子，它有一个能交错对驶两辆奥迪牌轿车的大门，实际上，有时候——我是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真的会有一辆或者几辆轿车鱼儿一般无声地驶进驶出。这个大门通常是大敞开的，任人自由进出。但是我的四爷，他在他晚年的时候自己把自己囚禁住了。他在他的心里上了一把锁，然后扬手将钥匙丢进了湖里。钥匙像一尾轻盈的鲳鱼苗，在冷冽的空气中无声地划过，插入冰凉的湖水中，湖水被什么东西咬破似的绽开了一圈涟漪，很快恢复了平静。那个情景，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映出来。当然只是我的一种想象，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过。我只是说那里有一把锁，它锁住了一道门，锁住了我的四爷和这个世界沟通的那道门。那个顽固的老人，他把自己与这个世界对立起来了。
四爷这样做使我们家处在十分尴尬的情境中。我们家不知道应该拿他怎么办。我说的我们家，是指我父亲的那个家。父亲、母亲，我们五个兄弟的第三代成员。这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就像一株枝叶茂盛的榕树，充满了祥和和伦理的气息。这和我的四爷，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四爷比我的父亲只年长两岁。小时候他们在一起玩，总能玩得天翻地覆。他们有时候会因为争抢什么打起架来，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联合起来打别的孩子。他们把东家的牛放到山上去之后就玩打牛拐骨或者赌铜板。在孩提时他们更多的不是一对叔侄而是一对好伙伴。有一次，我父亲失手打破了一只碗，我奶奶要用竹篾抽我父亲的屁股。她要他把裤子脱掉。我父亲哭哭啼啼地照办了。四爷恰好来了。四爷气咻咻地扬言，如果我奶奶敢打我父亲，他就向曾奶奶告状，告我奶奶虐待我曾奶奶的孙子。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威胁说，有本事你就试试，你会晓得厉害的。
我的四爷那些年有多少次从我坏脾气的奶奶手中拯救过我的父亲，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晚年是截然不同的。四爷他终身未娶，孤寡一人。在春天或者秋天天气尚好的日子里，他坐在那个红墙围砌的院子长长的走廊一角，让太阳半遮半掩地晒着他。他阖着眼，有呼吸没呼吸的样子，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有点像一头失去了活动环境和欲望的老棕熊，把自己深深地蜷缩在洞穴里，终年地一动不动。这使我的父亲既压抑又难过。我的年迈多病但却婚姻美满儿孙绕膝的父亲肯定是不希望看到我的四爷永远都孤独一人坐在那里晒太阳，并且像是没有了呼吸的样子。我的父亲他肯定想要改变我的四爷的那种潦倒颓寂的状况。但是他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们年龄相仿。他们曾经是儿时最好的伙伴。他们后来还生生死死地为同一支军队服务过。但老实说，一个侄儿真的能把一个叔叔怎么样呢？何况这个叔叔已经决定固守自己了。
至于那座院子，它就平静多了。那个院子，它是用上好的红砖盖起来的，盖得很漂亮，尤其很结实，是有着永久性考虑的。既然如此，它肯定就具有冷静和淡泊的素质了，肯定就荣辱不惊。那座院子盖好之后住进了很多像我四爷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是自己走进去的，有的是让人搀进去的，还有的人是用担架抬进去的。那些人全都很有经历（或者说很有历史），他们走进了那座院子，那座院子一下子就变得很有经历（或者说很有历史）了。那座院子在初始的激动、骄傲、矜持和尊严之后很快就习惯了自然，再以后它就和构成它的红砖以及永久性的时空品质一样，淡泊下来了，不再为任何人任何事激动。我的四爷走进这座院子已经十八年了。他是自己走进院子里的。他走进院子后再也没有走出去过。他的进去十分的平淡，在这种装满了经历（或者历史）的地方，谁又有资格说他的经历（或者历史）能够引起他人足够的谈兴呢？
这座院子真正注意我的四爷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这对于院子和四爷都已经晚了。人们只是感到我的四爷在十八年之后已经和这个院子紧紧地融合到一起了。同时人们也感到我的四爷和这个院子是对抗着的。一个老人，在他八十岁的时候变成了一片阴云，从他站立的地方蒸腾起来，不声不响地笼罩在院子之上，这种情况，永远都无法让人释怀。
现在我来告诉你那座院子是什么，它是一座荣誉军人疗养院。
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总结一个人的一生。我不知道那对不对。尤其是用语言，尤其是对四爷这样的人。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残酷的事。我不知道若是真的用一些简单的文字把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比如我四爷的经历——总结出来，那份总结，它离那个被总结的生命——比如我四爷的生命——有多远的距离？它们还真实吗？它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把它们展示出来，展示给这个世界上别的人看，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对那个生命以及我们大家的生命有什么好处？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是独立着的。我们更像是天空中的星星，或者是空气中的微生物，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以及一棵橡树上的某一片树叶。我们在那里闪烁着，划空而过；游动着，迁徙繁衍；摇曳着，婆娑作响，由绿渐黄，然后飘落。如果不是为了忏悔和赎罪，我们谁有资格去总结甚至去关照别的生命？谁？！
但是我现在必须来总结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了，用简单的文字，总结我的四爷。这样做肯定是有禁忌的。我肯定会碰碎一些什么，把我们涉及的生命和历史弄疼，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窒息。我知道这一点，可我不能停下来。有时候我宁可背着不孝不敬的罪名，背着把历史弄疼的罪名，背着让大家都窒息的罪名去做一些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如果我们老是在梦里惊醒过来，我们即便孝敬着舒坦着畅快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我的想法。
四爷叫简乾和，1917年生，湖北省麻城县乘顺区料棚乡东冲村人，弟兄四个，排行老四。年少时在家乡替亲戚放牛，年资两石糙米，稍大后租种亲戚家二亩三分土地，以养家度日。1933年春在四川通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任战士、班长。1933年5月在强渡嘉陵江的战斗中再度负伤，伤愈后参加长征，任班长、副排长。1936年11月在古流战役中被俘。1937年3月从西北地方武装韩起禄军中逃出。1937年9月在三原县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任战士。1938年4月在山西辽县九路围攻战役中再度被俘，成为日军劳工。1944年从井陉煤矿出逃，辗转流浪。1944年11月在河南境内参加新四军五师，任战士、副班长。1949年7月在攻打宜昌时负伤，伤愈后归队。1951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枪械员、押运员、司务长、管理员。1951年5月在汉江被俘。1953年8月释放回国，在贵州北陆农场工作。1958年转业，任农工。1961年被疏遣回原籍，中途在长沙落脚。1967年到长沙红星牛奶场当临时工。1979年进入荣军疗养院至今。
我不知道别人的历史是怎样的，但是四爷这样的经历，真的是有点让人窘迫，真的是有点让人说不出话来。他是一名军人，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军队服务，在各种名目的战事中死去活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负伤，有时候是挂点小彩，有时候简直就是支离破碎，身上满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碎片。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他甚至把自己弄到朝鲜的白山黑水之间，端着三尺半长的步枪跌跌撞撞地冲锋去了。他这种老兵的资历，拿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中去，都足以向人夸耀，都有资格博得对方的大拇指。但是我现在提到他，更多的不是骄傲，而是另一种复杂生涩的心情。
我说的复杂生涩的心情，不是四爷的官衔。四爷几乎没有官衔，1955年军队第一次授衔的时候，四爷领到了一副中尉肩章，虽然这和他二十二年的浴血军龄以及浑身的伤疤不对等，虽然大多和他同时入伍的军官都在那一次领到了将校衔的肩章，但没有人觉得四爷和那副一杠两花的中尉衔肩章有什么不配之处。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大家甚至觉得这样做已经相当不错了。大家这样想，果然在接下来的几次调衔时都没有四爷的份。大家都认为还有更多的同志需要考虑，他们更有资格得到考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四爷离开军队的那一天为止。
我的四爷他当了半辈子的兵，却几乎没有军衔，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兵。他的运气真是糟糕透了。他在他的职业军人生涯中三次被俘。三次，他都被迫放下手中的武器，拖着鲜血淋漓的身躯，举起双手，从冒着烟火的尸阵中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走进军人最强烈的耻辱之中，他刚刚丢弃的枪支枪管灼烫如炭，枪膛里也许还装填着没有打光的子弹，但是他已经从生命的自尊和生命荣誉的高处坠落下来了。这真是令人屈辱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才是我面对时遭遇到的叙述尴尬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迈出最艰难的一步了。我开了这个头，说出了我的四爷，一个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作战以及为作战所累的军人。他在他军人的生涯中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他的生命除了枪弹的摧残之外还遭受到尊严扫地的屈辱；他的自尊在屡次打击后已经相当脆弱，细若游丝；他在更多的时候，在被指证军人身份的时候，是没有荣誉可言的，是遭到他人唾弃的，是被嘲笑、鄙视、斥责、怜悯、宽容、引以为戒、遗弃和尽可能掩盖起来的。我知道了这一点。我开了这个头，然后我该怎么办呢？
面对一个生命，我们的了解和我们的开头究竟有多少意义？
在我的家乡东冲村那片干爽的土地上，四季都有新鲜的山风从大别山的深处吹来，它们畅畅快快地在田野上奔跑，一路如歌。因为如此，因为如歌的山风四季不断，我的家乡总是显得湿漉漉的，变换着红花草的味道、油菜花的味道、麦穗的味道和番薯藤的味道，它们在整个四季都让人陶醉不醒。
我的家乡属于那种贫穷但民风甚悍的地方，它的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一样，具有单薄和倔犟的双重禀性，这就使我的家乡充满了农耕社会的典型性。我的家乡千万年来都没有让它怀抱里的人们富裕起来，或者反过来说，它怀抱里的人们没有让它富裕起来，它和他们一直为最基本的生计窘迫着，贫瘠相缠，以此来把彼此留在自己身边。人们习惯了这种与生俱来的贫穷，即便是在秋天这个具有狂欢性质的季节里，人们的欣喜也只不过是来自泥土教育的习惯而并非对收获的报答。
我的家乡的父老们由此就具有一种反叛性，那是一种对土地下意识的反叛。他们对土地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既感恩戴德又抱怨不休。他们是深深地、长久地、铭心刻骨地不满足着。这种不满足因为人们对土地拥有的两极分化而最终被触发了，它使那些缺少土地或完全失去土地的人们像煮熟了的粽子一样团结起来，去夺取和分割土地拥有者们手中的土地。这种夺取和分割土地的行为世世代代屡有发生，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渐至高潮，如火如荼了。
我们简家是个大家族，粮食贫乏却盛产男人。在那个年代，我们简家几乎所有成年的男人都参加到土地革命中去了。他们参加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他们当兵，或者当农会干部、苏维埃干部、CP干部。他们如果年龄太小，比如只有十一岁或者十二岁，不被批准入伍，就哭，就扯人家的衣襟，就跟在队伍后面十里二十里地死缠硬磨，非要当兵。如果这一招还不灵，他们就气鼓鼓地回家，把家里狩猎的土铳或者砍柴的砍刀翻出来，参加少年赤卫军去。那真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年代，一个让所有少年和青年男子兴高采烈和有所作为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丧失了土地的男人们几乎都有着一种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对当兵这件事情一往情深。
我们简家只有一个男人对当兵这件事无动于衷，这个男人就是四爷。
四爷在那个年代已经长成一个标致的少年了。四爷就像一穗正在拔节的令人沉醉的高粱一样，终日在景致如画的田野里晃动。在我们简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包括四爷几个同龄的侄子都参加了红军的队伍后，四爷仍然迷恋农事，在田野里走来走去。他戴着一顶晒黄了的麦秸草帽，肌肉如鼓的肩头扛着雪亮的板锄，汗水一颗颗像珍珠似的从他黝黑的胸膛上滚落下来，渗透进简家租赁别人的二亩三分土地里。四爷生机勃勃，目光如炬，就像一只油光水滑的旱獭儿，在黄绿斑斓的麦田里破浪前进。他有时候弓下身去，拾起一块芬芳呛鼻的泥土闻一闻，掰碎它，把细雨似的碎土撒在麦秸根上；有时候站下来，仰起头，用大巴掌搭个凉棚，遮在眉间望望天，看他要的那一片雨水知不知道时节。他大声地打着响嚏，拎着冷兵器似的板锄，迈着大步去追麦地里的一只野兔子。他大声地吆喝着，好像那不是一只野兔子，而是一大群下到凡界来的天马。他把栖息在湖沼边的一大群池鹭惊得站不住，扬着生有栗红色羽冠的脑袋拍翅飞去。他当然不可能追上那一大群下到凡界来的“天马”或者那一只野兔子，但这丝毫也没影响他属于田野的好心情。他把手中的一枚浆果用力地扔出去，然后他站下来，敞开喉咙，大声唱起一支山歌来。
我的种了一辈子田的曾祖父对那个热闹的年代始终有一种迷惘和局促感。他有那么多的儿子和孙子参加了闹红的队伍，他们玩命似的去厮杀掠夺，同时也遭到人家的厮杀掠夺，这使他直到去世那一刻也都没能摆脱掉作孽的自咒和报应的恐惧。我的曾祖父在他众多儿孙中只由衷地偏爱一个，那就是我的四爷。我的曾祖父有一次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的娃子不同。我们的娃子，他是最好的种田人！”
相同的话，由我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后再一次说出来，意义就更加不同了。我的父亲从军队退役后，把他能看见并且能弄到手的荒地全都开辟出来，种上了粮食或者蔬菜。在收获的季节里，粮食和蔬菜的芳香使所有路过的人为之深深陶醉。有一年我的父亲种了很多花菜。花菜丰收的时候他整天待在那块土地上。他和一大群蜜蜂蝴蝶在一起，快乐地劳作。他把每一个过路的人都拦下来，把新砍下的花菜放到他们自行车后座上或者干脆塞进人家的怀里。那些蜜蜂和蝴蝶，它们就围绕在我的父亲身边，它们表现出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样子，更加增添了丰收的喜悦和分享的快乐。那些过路的人们，怀里抱着大棵大棵壮硕的花菜，由衷地赞美那些花菜以及种出那些花菜的我的父亲。他们脸儿红扑扑地说：“多么好的花菜呀！多么好的种田人呀！”我的父亲伸出手去阻止他们的夸奖。我的父亲一脸严肃地说：“你们错了。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见过我的四叔，他才是最好的种田人呢！”
在我的家乡，落日不是一种奢侈的景观，它每天都不受侵扰地发生着，阳光这个时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温柔，它们像水泼似的洒下来，随意浇灌在田野中。田野是那种七彩的田野，一片一片的，被橘黄色的夕阳染出了变幻着的颜色。我的四爷，他把他的大部分光阴都消磨在田野里了。他对那些散发着潮腥气味的泥土，对那些咕嘟咕嘟涌动着浆汁儿的庄稼深深地迷恋着。他其实更像是它们当中的一员—— 一块泥土、一颗粮食粒儿或者一株汁液饱满的蔬菜。他常常不由自主地跪下去，跪在泥土上，跪在庄稼丛中，长久地不肯起来。落日在这个时候是最为安静的，它一点也不想去打扰那个跪倒在泥土中的少年，它和那个少年是一致的，他们都在快速地向各自的深处坠落下去。田野上的色调变幻极快，如歌的风儿把成片的庄稼拥向一边去，然后再拽回来。这一切，都像极了一场庄严的对泥土的顶礼膜拜。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的四爷，他是那样一个少年，一个被土地和庄稼深深诱惑着的少年，一个面对泥土常常产生心灵颤抖的少年，一个被人们看成田野中最好的种田人的少年。这样的少年，在我的家乡纯粹的落日里，是可以和土地融为一体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中，到底有着多少真实性？它给我们这些互相敌视和抵制的人们带来多少沟通的可能？我们真的可以凭借我们的宽容来向对方伸出我们的心灵之手吗？
1994年2月，我回到我的家乡去了。我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到那里去采访的。我在办完公事后回到东冲村，在简家的老宅里住了两个晚上。那两个晚上当然不是我一个人闲待着，我也没有拥在因为潮湿生了霉的被窝里凑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天梦楼随笔》这种艰涩的思想小品。我几乎没有这样的时间。那两个晚上，村子里不少远亲近邻来看我，陪我说话。他们大多是本世纪下半叶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围坐在一起，一点儿也不生疏地喝着我买来的啤酒，嚼着鱿鱼干和脆青豆，从烟盒中一支接一支拿烟丝金黄的云烟来抽，一边大口地吐着痰。他们大多外出打过工，见过不少世面，知道很多这个世界上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两个晚上，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我们谈到了农村繁多的税赋问题，也谈到了深圳大亚湾核电站会不会爆炸的问题；我们谈到了村里五羊的女儿在汉口的发廊里“做丑事”被抓住的问题，也谈到了香港回归后会不会使用人民币的问题；我们谈谁来吃化肥鱼化肥菜的问题，也谈村长彦青家麦收时雇了八个短工算不算新型地主的问题。总之，我们无话不谈，真的有一种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感觉。后来，我们改变了话题，不谈现实，改成谈过去。我们就谈到简家的历史了，谈简家那些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了。
那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见过世面的。他们的口气很大。他们的脑袋瓜也很好使。他们对简家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大声地夸奖我的二爷、三爷、大伯、二伯、三伯以及我的父亲。他们大声地赞誉我们简家当年的杀伐之气和热烈日子。之后，他们又提到了我的四爷。他们提到四爷时口气全变了，就好像嘲笑一群猛虎当中的一只缩头猫一样。他们说，他那个兵，当得造孽。他们迷茫地问，他现在在干什么？他怎么从来不回老家来看一看？他到底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吐着痰，那个样子就像一群年轻的嗡嗡的公蚊子，突然地让我感到了厌恶。
从家乡回到城里后，我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父亲他对来自家乡的任何消息都感兴趣。他在听那些挥发着家乡纯粹落日气息的事情时就像一个虔诚的孩子，坐在那里，腰板挺直，身体前倾，好像那样他就可以更接近他的家乡似的。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享受，但是当我说出村子里的年轻人对四爷的评价时，他的脸色倏忽变了。他像是被人啐了一口似的，目光中露出十分可怕的神色。他把前倾的身子收了回去，霍地站了起来，看着我，大声地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粗话。他说完那句粗话之后转身走开，走了一半，又折身回来，冲着我把那旬粗话重复了一遍，然后他才迈开大步踹开门走了出去。
那句粗话的原文是：“放他娘的狗屁！”
老实说，即便我能够理解父亲那种复杂的感情，也不明白父亲他为什么会那么冲动。村子里那些年轻人说的毕竟是事实，四爷那个兵当得的确不怎么样，何况父亲他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他从历史中走过来，有了那样的经历，是应该宠辱不惊了，是应该笑对尘世，任人评说，有什么必要为几个认为在发廊里工作就是“做丑事”的年轻后辈的话大动肝火呢？
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我感兴趣的是四爷的经历——那种极为曲折的经历，那种任何人都可以用轻蔑不屑的口气评头论足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四爷他曾经是简家的男人当中最好的种田人。我从很多村里的老人那里听到了他们对少年四爷的夸奖。他们说起他的耕耙耧耘来就眉飞色舞，就慨叹，就热泪盈眶就像是在说着他们这一生见到过的最好的犍牛一样。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象着赤膊的四爷在黑色的土地上吆喝着牲口催耕的样子。我知道在田野中的少年四爷是快乐的，他拎着板锄在泥香四溢的田野中追赶野兔的情景永远都是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那么，是谁把这幅画面洇渍成了别的样子？
1932年夏秋之交，鄂豫皖一带发大水，大部分地区粮食颗粒无返，而这个时候，偏偏又战事不断，国民党集中十万兵力对鄂豫皖红色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和武装实行五次“围剿”，双方在数百平方公里的战线上反复拉锯，激战不休。冯至二、七里坪、扶山寨和河口战役期间，红军伤亡惨重，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甘济时等高级将领相继阵亡，士兵四部失一。在上述战役之后，红军实力锐减，处于被动抵抗的局面。倾巢之下，中央代表张国焘惊呼“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的动议，总指挥徐向前等多数将领表示赞同。嗣后，中央分局和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两万余人越过京汉路向西转移，匆匆撤离根据地。
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以十五个师零两个旅的兵力在鄂豫皖根据地大肆清剿。蒋介石的汉口总司令部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之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四爷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失去他的田园的。他被人从他麦穗黄熟的土地上赶走，赶进了深山。在此之前，战火不断地蔓延着，在简家的二亩三分麦地里，已经有好几次发现了倒毙在那里的红军士兵。四爷扛着驱赶山猪的响连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些被远处爬来的士兵压倒的鹅舌草，茫然不知所措。那些鹅舌草在折断之后由青变黄，然后变黑，很快就枯萎掉了。
9月间，整个鄂东北地区都已布满了国民党陈继承二纵和卫立煌六纵的黄衣兵，他们已经把红军的主力赶出了赤色大本营，现在开始腾出手来收拾那些手无寸铁的种田人了。他们干起这一行来真的是得心应手，花样翻新。他们完全不用费什么力气，只需要一根洋火，就将整座村庄化为一片灰烬。他们把男人全部抓起来，孩子卖到外地，十四岁以上的男壮一律砍头。他们后来嫌砍头这种方式太慢，也太累人，就用集体活埋、水淹、机枪扫射这些高效率的方式。他们漫山遍野地去追妇女，在蓝天白云之下蹂躏她们，然后再把她们送到宋埠这些大地方的窑子里，或者干脆屠杀掉。他们把鸡和猪身子挑在枪刺上，在火上烤熟，然后连骨头渣子一块儿吃掉。这是一些比野兽还要凶残的人，这群人在干着那些兽行的时候甚至连人话都不会说了。
不论发生着什么样的事，麦子在夏季结束的时候仍然义无反顾地熟透了。麦熟季节，我的家乡东冲村正处在频繁的跑反时期，人们像惊了窝的兔子似的警觉着，一有风吹草动就拖儿带女逃进深山，躲在山里不出来。东冲村已经遭到过好几次掳掠烧杀，实际上东冲村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每次清剿过后，人们从深山里出来，回到村子里，在残垣瓦砾之中失魂落魄地翻刨着，人们在余火未熄的灰烬中根本翻刨不出任何关于家的痕迹。清剿不断，硝烟不绝，人们只是因为祖坟留在这片土地上，无法背走它们，才顽强抵御着最终到来的背井离乡。
只有我的四爷除外。在简家所有年轻的男人都在夏末的那次大转移中跟着红军走了之后，唯一留下来的四爷仍然把他固执的目光投向田野。夏天的大水灾几乎扫荡了一切，却奇迹般地遗落掉了简家的那二亩三分麦地，让它弱苗仅存。奇迹不光如此，奇迹还让那二亩三分贫瘠的土地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硕果累累。这当然让人喜出望外，这当然和四爷的辛勤劳作有关，但是你怎么可以肯定，它不是四爷深深的田野情结的一次回光返照呢？
再度从万字山跑反回到村里后，四爷开始收割二亩三分地里成熟的麦子。那个时候，整个东冲村还在硝烟弥漫中，一些沼泽地鬼火似的余焰从谁家倒塌的房梁中突突地冒出来，吐一口浓浓的白烟，又缩了回去。人们默默无言，忙着将几具没跑掉的亲人的尸首收殓下葬。一只惊恐万状的白鹅在漂着鸡毛和死猪秧子的池塘中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一只吓疯了的狗穿村而过，一路留下婴儿啼哭似的叫声。四爷先帮助没了亲人的家里干力气活儿，比如用没烧尽的木板在倒塌的房屋边搭一问偏屋，从远处的山涧中挑一担没被血染红的溪水。干完这个他才黑汗白水地回家，替自己搭一个简易的棚子，将年迈的曾祖父曾祖母安置下来。等这一切都收拾停当后，他从倒塌的房屋中翻出一柄烫手的短镰和一块镰磨，直奔麦地而去。在那个狼烟不绝的年代里，四爷他对田园的感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不断的跑反，不断的分离，他甚至对留在田园中的庄稼更加依恋了。他在朝它们匆匆走去的时候，心里涌动着急切的喜悦；他把那些成熟的麦子一片一片割倒的时候，真的有了一种重返家园的心颤。
在夏末温暖的阳光下，四爷脱掉了上衣，露出他如鼓的肩肌来。他把裤带扎紧，裤脚扎紧，冲掌心痛快淋漓地吐一口唾沫，操起镰刀，弓步上前，手中的镰刀在阳光下划过一道暖洋洋的风，一片柔软的麦秸就温顺地倒进他的怀里了。新鲜的泥土不断裸露出来，在阳光的照晒下涌动着醉人的芬芳。几只受了惊扰的兔子惊慌失措地窜开去，麦棵被撞得琴弦似的急促响起来，慢慢地，因为没有共鸣，又犹犹豫豫地站下，犹犹豫豫地拨弄回来，在某一垄麦帘下止住，露出一对可怜的红眼睛，胆怯地偷看那个忘我割麦的人儿。云朵在天上悬着，半天不动，以为它也是被割麦的人儿迷住了，以为它是醉过去了，忘记了变化的手段，过一阵子去看它；就发现其实不然，不变的只是它的声色，光影行走之间，它早已把一幅凝止的山水，悄没声儿换成了另外的景致。风在这个时候是最殷勤的，老是在四周嬉戏着不走，把尚未割倒的那些麦穗，一阵阵推搡得拥来倒去。这反而成了一种召唤，是庄稼对种田人的神秘召唤。在它们淅沥悦耳的召唤声中，四爷就像一个饮醉了老酒的少年，摇晃着结实的身板，一步步地朝麦田深处走去。
几十年后，村子里的老人们对我说起这件事情脸上都挂着一种迷惑的笑容。他们说，你的四爷，他简直是疯了，他差一点儿就被打死了。
清剿的军队在某一次撤离后突然又出现在东冲村外的官道上。他们熟稔兵法，知道杀回马枪常常是很奏效的一招。东冲村的人们在回到家园后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呼儿唤女又开始跑反。他们不幸生在战火连连的岁月里，同样熟稔了逃命的种种招数。村里的人在枪响的那一刻风吹落叶似的全都消失在大山之中，他们就像一些永远也找不到安宁之域的婴儿，在遭受到凌辱和强暴时委屈地扑进大山母亲的怀抱。
四爷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四爷和别的人不同，他不是婴儿，他只是要尽一份儿女的孝道。他把年迈的曾祖父曾祖母送进山里之后又在当天夜里返回到东冲村来。他真的是疯了。他惦记着他的麦子。他要在那些清剿兵的眼皮子底下，要在他们的枪口下收割回他那二亩三分地里的麦子。
山坳里的麦地在月光下安静得就像睡着了一样。在黑暗的背景中，经历过阳光的麦穗仍然熠熠闪光。四爷操着镰刀走进麦地里，风儿恰如其分地吹过，那片宁静的沉睡着的麦子，突然都叹了一口气，一起向四爷俯身过来，黑暗里，熟透了的麦粒飒飒地落进泥土中，就像麦子们潸然洒落的泪珠儿一样。四爷肯定是被感动了，四爷肯定为自己离弃庄稼的行为而惭愧着。在那个天色如同血染的夜晚，他站在那里，站在他的麦子们面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把自己灼烫的身子俯向那些柔情似水的麦穗。
四爷最终没有收获到那熟透了的庄稼，这是可以想见的。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全部从土地上割倒。黎明的时候，他被清剿的军队发现了。士兵朝山坳里跑来并且冲着四爷开枪。子弹将掩扑向四爷的麦秸打得一排排折伏下去。四爷没命地往山上跑，混合着麦毛和月色的汗水击打着他的脚跟，他站不下来，像一只挨了踢的羚羊似的一口气奔上半山腰，在那里站下来，大口喘着气。士兵没有捉住四爷，他们在山下大声地骂着，然后他们掏出洋火来，把它们划着，凑近了麦子。麦子真的是熟透了，它们连等待一下也不愿意，一下子就燃烧起来，成了一枝枝热烈的火穗。那些好麦子，它们都是烈性子，它们谁也不愿意独自逃开，它们就以带着周身的火，去拥抱身边其他的麦穗。整个麦地都燃了起来，它们顷刻之间就燃成了二亩三分地的麦火毯。
站在半山腰上的四爷一屁股坐下去，坐在秋天漫山的落叶之中，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四爷从贵北陆农场遣返后，有几年是住在我们家里的。我的父亲说什么也要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我的父亲当着全家的面说：“从今以后，你们的四爷就住在家里了，他就是我的亲爹，你们的亲爷爷！现在你们听我的口令，你们都给我大声叫，你们叫亲爷爷！一！——二！”
我们都很兴奋。我们那些孩子。我们的小脸蛋红扑扑的。我们把手整齐地背在身后。我们想，我们的亲爷爷他死了，我们心里很难过，如今我们又有了亲爷爷，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呀！我们在父亲的指挥下，一个个用足力气大声喊：“亲——爷——爷！”我们把四爷叫得当时就落下了泪珠儿。
四爷在我们家住了六年，那六年应该是四爷最温馨的一段日子。六年之后，四爷就离开了我们家。他走的时候真的就像我们的亲爷爷，泪水涟涟，也让我们泪水涟涟。
四爷始终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过，他是完全彻底的一个孤老儿。我记事的时候，印象里我的父母为四爷婚姻的事，很操劳了一阵子。那个时候四爷四十多岁，腰板儿挺直，头发乌黑，走起路来脚板翻得很快，三五里地不带歇气的，身体很健康，是个标准的老青年。我的父母肯定不愿意四爷就这么光棍一辈子的，他们托了不少人为四爷介绍对象。有两年，我们家走马灯似的来过好些女人。她们或者年轻，或者不年轻；或者漂亮，或者不漂亮；或者羞涩，或者大方。她们像一些对季节特别敏感的候鸟，排着队在我们家飞出飞进，然后消失掉。那两年真是热闹的两年，尤其对我。我在那两年长了不少的见识，我对那两年怀着永恒的温馨记忆，因为那样热闹的两年给我带来许多甜蜜的回忆。我是说，在那两年，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尤其是来了漂亮温柔的女候鸟似的客人，母亲就会准备大量的糖果糕点，这正是我所盼望的。我觉得在那种时候我才是一只真正的候鸟，一只正在学习和实践如何猎食的候鸟。在大人们的谈话声中，我从某一处角落扑翅起飞，灵巧地穿过在大人们谈话时伸出又落下的手臂到果盒边叼起一粒糖果或是一枚果脯，飞到另一处角落停下。我在那里从容不迫地把食物吃掉，然后再度起飞，去进行下一次猎食行动。那真是一种快乐而刺激的冒险行为。然而我发现，那些女候鸟们，她们从来没有第二次出现在我们家中。她们先是很羞涩地走进我们家，低头坐在客厅里，略为紧张地绞着手绢，用眼角偷偷地去瞄坐在一边的四爷。她们在看过几眼四爷之后，脸上的红霞会比涂抹上去的胭脂更加动人，并且激动地抿着嘴喘着气。可以肯定的是，直到离开我们家时，她们心里都是被春风灌满了的。但是她们走了之后，就再也不曾出现了。媒人在我的父母焦灼的期盼中要过好些日子才肯露面。媒人总是嘻嘻哈哈旁顾左右而言他，半天才把话题转到正事上来。媒人说：“老简、老晏，不是我不卖力，还是和上回一样，人家一听是那种事就摇头了。人家对别的没有意见，人家对别的满意得一塌糊涂，人家就是怕沾上这种事。你想想，咱们将心比心，是让人揣不住。人家说话了，还不如是个瘸子瘫子呢。”媒人走了后，我的父母坐在那里相对叹气。母亲说：“也不怪人家，这种事，就算自己认了，总得替子女着想吧！”父亲恶狠狠地盯着母亲，沙哑着嗓子说：“什么事？你说什么事？有什么好认的？要子女干什么？！”母亲不服，还瞪了父亲一眼，说：“真要我说出来？”父亲提一口气，脸色死难看，站起来时把板凳弄得天响，一甩手走掉了。
只有一只鸟第二次又出现在我们家里，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
那只鸟儿，她一点儿也不像一只候鸟，而像一只留鸟。她姓袁，大约三十岁左右，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小学老师。她有一个加入过国民党的旧职员父亲，还有一个曾经做过舞女的母亲。我的父母决定把觅亲的政策界限放宽，在所有根壮苗正的“红五类”女子都宁愿独身也不肯跨进我们家的情况下，适当考虑一些有点历史毛病的候选人，袁老师就是在这种背景中走进我们家来的。
我的母亲头一眼就相中了她。我的母亲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同时又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在考察人的思想和身体两方面，她都具有相当专业的挑剔能力。
那天，我像往常那样在糖果的花丛中飞来飞去，采撷花蜜，并且乐此不疲。四爷不在场，我的父母坐在客厅的一边，那位姓袁的小学教师（我在自己叙述中叫她袁）坐在客厅的另一边。我发现我的父母很拘泥，有点紧张，相反袁却显得宁静大方。
按我们家的规矩，父亲先说话。说话向来果断的父亲突然变得有些口吃：“这个……欢迎你到我们家来……做客……这个……我们想把事情先说清楚……这个……我的四叔……他有一些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这个……”
袁平静地接过父亲的话说：“首长您不用说了。您的意思我明白。您要说的事我都知道了。”
父亲瞪着袁，一副吃惊的样子：“怎么，你都知道了？”
袁点点头：“是田姐告诉我的。她在给我介绍老简的时候说，老简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
有一阵沉默。我在那个时候再一次起飞，去采撷一枚觊觎已久的太妃糖。我在沉默如山的大人们身边飞过的时候感到一阵心慌，差一点从空中跌落下来。
后来是母亲打破沉寂。母亲说：“袁老师，这种事，不是一般的事，甚至不比缺条胳膊断条腿儿，它关系重大，我们不想欺骗您，也不想强迫您，所以，请您慎重考虑。”
袁依然是原有的平静，她看着母亲说：“我早就考虑过了，大不了我们不要孩子。”
我在成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认为袁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看起来是那么的文静，却有着那么强的主见和生存信心。她在平静地说出“大不了我们不要孩子”这句话的时候简直就像一个超凡脱俗的女革命党人，或者干脆就是一位贞女。她当时的那个样子，感动得我父亲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很短的时间里，袁就成了我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她。我们甚至已经把她当做自己家里的成员了。在一些快乐和亲密的场合，比如说，在节假日的欢乐气氛里，我们做孩子的被大人要求改口叫袁奶奶。我们真的那么叫。我们真的跳起脚来大声叫——“奶奶！”鸽群一般童稚的欢叫声扑向袁，霎时臊得袁红霞满脸，而红霞满脸的袁在我们看来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善良的女人了。
但是，事情到了最后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现状上。袁并没有成为我的四奶奶。她在一段时间频繁地出入我们家之后，终于有一天消失了。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做孩子的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好几次四爷和袁出门逛公园或者看戏——这大多是我母亲安排的，她把他们两个像撵恋窝的小鸡娃似的往外赶——他们都是两个人一同出门，然后一个一个分别地回来，而且他们各自回家时，脸上都带着一种被伤害了的微笑。他们回到家里以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互相不说话，也互相不对视，哪怕他们正在做着一件需要双方配合的事，他们依然如此。比如包饺子，他们一个擀皮儿，一个调馅儿，他们配合默契，却一句话也不说，眼睛干巴巴地盯着经过一道道工序组合出来的饺子。芹菜馅的驴肉饺子在那个时候突然挥发出一种丁香花似的浊闷气味来，让人怀疑肉里的香油是否放得太多。
事情在有一天终于结束了。那一天袁下班以后到我们家来，吃过晚饭之后她就到四爷的房间里。他们把门关着，像往常一样在里面谈话。突然，屋子里惊天动地地闹起来了。我们听见四爷在里面像头野兽似的大声喊叫着，并且有东西砸碎在地上的声音。我的父母推开门冲了进去。我跟了过去，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架木琴，惊恐不安地看着一幅令人伤感的场面——袁瞪大了眼睛，用手堵着嘴，瑟瑟地贴墙站着，样子完全是被吓坏了。四爷正在把自己的头用力地朝墙上撞。他像个野蛮人似的，力气大极了。他那个样子完全是疯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拼力去阻止也没能把四爷阻止住。他的头重重地撞在墙上，把墙面撞得陷出一个大坑，血从他的发间飞快地流下来，像一张迅速织成的蛛网，将他那张恐惧而又绝望的脸洇染得面目全非。
那天晚上袁没有走，在安置处理过伤口并注射过镇静剂的四爷躺下后，她就住在了我们家。这是她第一次住在我们家里，这使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了。那天晚上，袁和我的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她们两个像一对失去了爹妈的亲姊妹一样坐在床上小声地说话。我早就困了。我在困极之中钻进了袁的怀里，很快就睡着了。在我睡着之前，我听见袁捂着嘴压抑着啜泣说：“他怎么会毁成这样个子？他是被什么毁成这个样子的？”
袁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她离开我们家，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只鸟儿，她飞走时是留恋的，她伤感而滞缓地扇动翅膀离去的声音很久很久都没有让我们从难过之中缓过劲儿来。
也就是这一次后，四爷拒绝人家再给他介绍对象。他把他的那个在墙上撞破了的头颅偏向一边，冷漠地看着试图要举着烛火消融冰山的我的父母，等他们语无伦次地说完，他却什么话也没有走开了。他就这么什么话也没有地把自己淡泊地结束掉了。
在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我的父母知道他们真的不可能创造出奇迹，他们如果坚持下去也许会更加伤害什么，而且，他们就是再努力又能弥补什么呢？他们只好彻底地放弃了。
父亲背地里沮丧地对母亲说：“也只好这样了，谁知道呢，也许命里他就不该有家吧。”
我是在几十年之后才知道父亲的这句话是错误的，这句话丝毫也没有道理，也许它说出了一件事情的结果，但是这件事怎么就注定成了这个样子的呢？它难道就不会有别的结果么？
仍然是1994年那次回乡，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一位本家的长者说起少年四爷定亲的事。这位本家长者当年也是一个孩子，但他非常清晰地记得当年发生过的事。他说女方是邻村榨油匠王桃青的大女儿，名叫秀娥，是个爹亲娘疼邻里夸的好女子。四爷当年和她发过庚帖、下过彩礼并且办过正式定亲酒的。这当然是我们家乡的风俗，爹亲娘疼邻里夸的秀娥已经算是简家未过门的媳妇了。再后来，秀娥嫁到了二十里外的彭家楼镇上，做了另一个农家的媳妇。这是在四爷离开家乡之后发生的事。
我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很激动。我一夜也没能睡实。第二天，我就去了彭家楼镇。我不知道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想见一见这位名叫王秀娥的老人。我想亲眼见见差点儿成了我的四奶奶的她。
我真的见了她。镇委会分管宣传的杨干事领我到王秀娥家。她家在镇东头一片油菜花的深处，是新盖不久的两楼一底青砖楼房，女儿墙宽大，檐口上认真地塑了龙凤头，檐下山墙的朝阳处挂了几排干干净净的红椒和腊熏鱼，那下面恬谧地睡着一只壮实的大黑猫。稍远处，一只看模样脾气很温和的杂毛狗正在和一群鸡娃嬉戏着，那群鸡娃是刚孵出来的，它们老是扇动着小翅膀朝那只杂毛狗冲去，把它逼得满院子逃窜。这是一幅典型的乡村生活景致，它和远处的田野、村庄、河流、牧童的笛声，随风而至的芬芳的草木灰味以及袅袅升起的炊烟一起，构成了我对乡村生活的所有怀想。
我们到王秀娥家的时候，她正在教训她的一个孙娃子。老人很健朗，至少在七十多岁这种年龄的老人中她是相当健朗的一个。她把她那个不知闯了什么祸的孙子夹在胳肢窝下，颤动着小脚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大声地念叨着，并且扬起手臂来吓唬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把一根手指含在嘴里，在他奶奶的胳肢窝下怕痒地扭动着身子，一边嘻嘻笑着，好像很开心这种游戏似的。
老人见过很多记者。她家是镇上的致富之家，堂屋里挂满了各个年代的奖旗奖状。她就像拉着她的一个孙子的手似的拉着我这个从省城来的简记者的手，（简这个姓氏让她想起了什么吗？）她那个样子就像我的亲奶奶一样。她叫她的一个儿媳妇端来一簸箕红薯干。她告诉我那些红薯干是她亲手做的。我从簸箕里拿起一块红薯干，把它放进嘴里。泪水涌了上来，我拼命地嚼薯干，用力把泪水咽下去。那些薯干很甜很黏，它们是我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甜最黏的薯干。然后，我嘴里填满了薯干，离开了那个让我感到万分亲切的老人和她的家。
老人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有八个孙子，五个外孙，有六个曾孙子，还将有更多的曾孙子。
我在离开他们的时候想，他们本来该是我四爷的后代。
四爷最终失去田园的时间是1933年的初春。那个时候，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已沦陷无几，黄衣兵黑衣兵满世界乱窜，留下来和他们较劲的红军武装势单力薄，大多时间只能钻山沟宿野地，保存一星火种以待来日，照顾不上谁了。天下太平有日，清剿就有了一定的松弛，并且允许靖绥区内的老人孩子回到自己的家中了。
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回到烧劫一空的家里，总算再不用钻山林奔野地地担惊受怕了。但是年轻的四爷却不能回到家里去。他若是回去了，若是被捉住了，即便是不砍头，也会被揍个半死，再课以高数额的罚金，而那个时间简家连风吹的草都没有一根了，到什么地方去弄那笔罚金呢？
我绝对可以想象我的曾祖父是如何爱我的四爷的。四爷是他血脉中最浓稠最纯正的那一滴，是他在自己年迈时可以骄傲地拿出来证实自己延续自己的那一个，他绝对不会让四爷去冒这样的危险。他做出了让四爷离开家乡，去追四爷的几个兄弟和侄儿的决定。这个决定很难做，它是伤筋骨的，但是这个决定一旦做出来，我的曾祖父就不允许它再改变。
四爷在一个夜晚被一个本家的孩子从山上叫回村里。一进门，曾祖父就把一个曾祖母简单收拾好的包袱塞进他怀里，同时把那个背井离乡的决定塞给了他。那个本家的孩子在日后证实了四爷当时的孱弱反抗。他告诉我，四爷在听到这个决定时脸色苍白、目光呆滞，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他先是摇头，说不。后来就不再开口说话，像个木头似的戳在那里。曾祖父怒气冲冲，恨其不争，他扬手用力给了四爷一个耳光。那个耳光很重，它是饱含着一种绝望的希望的，它把四爷的牙血都给打出来了。曾祖父打过那个耳光之后开始剧烈地咳嗽，一直咳到四爷羞愧地跪倒在他面前，答应他的那个决定为止。
有过一顿匆匆的早饭。那是四爷在家乡最后的一顿早饭。在从来没有早饭习惯的简家，这顿匆匆的早饭显得生疏、拘束而又伤感，同时还带有一种冥冥中宿命的意味。曾祖母到一个亲戚家借了十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把它们煮熟了，一半揣进包袱里，让四爷带着路上吃，一半端到四爷面前。四爷像个委屈的孩子，把一双赤脚缩在杂木板凳下面，一边往嘴里填着红薯，一边抽搭着。他抽搭着把红薯吃完，然后他就背起曾祖父塞给他的那个包袱走出了家门。
曾祖父和曾祖母在四爷走出家门后悄悄地跟出了很远。他们一直跟出了村，跟到了举水河边。那个时刻，启明星正在西天快速地隐去，偌大的穹庐正在亮起来，天空中渐次分明的熹微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气氛，它们不是整齐的、统一的，而是凌乱的、分割的，是一些被弄糟糕了的碎片，只是地平线上的那一条，显出赤裸裸的坦白来。曾祖父和曾祖母，他们看见四爷背着那个小包袱，就在那条坦白的熹微的背景中朝远处走去。他摇晃着他的身子，一副沉静的模样。他们看见他在一块冬水田边站了下来。他站在那里，像是在思考什么。他把手伸出去，揪下一把新鲜的红花草。有一刻他低着头动也不动，然后他又抬起头来朝前走去，那把红花草就攥在他的手中。他们看见几只水鸭扑棱着翅膀从举水河边的猪笼草丛中飞起来，噗噗地飞进凌乱的曦色之中。而四爷他并不看那些水鸟。他在那里停了下来，开始脱衣裳。他把自己脱得光光的，把脱下来的衣裳仔细地装进包袱里，把包袱小心翼翼地顶在头上，然后，就慢慢朝河里走去。河水在黎明到来的时候破裂得很敏感，在清凌凌的河面，一些细碎的“水银”无声地漾开去，它们很快就和赤裸着的四爷融成一体了。那一刻，我的曾祖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张大了嘴，嘴里没有声音，泪流满面，一下一下用力拍打着青草覆盖的濡湿的泥土。在我的家乡，在1933年初春那个晨曦凌乱的黎明，我的曾祖母用力拍打土地的声音是唯一的声音，它们就像一群被惊扰的鸟儿似的飞起来，飞到了高空中，从此再也不肯降落回人世间。
那一年，四爷十六岁。
四爷是一个月后在四川通江追上红四方面军的。四爷在红旗漫卷的通江县城里到处寻找他的几个兄弟和侄儿。有一次他见到了同村的一个人。那个人在红十一师当采粮兵。采粮兵告诉四爷，他见过他的兄弟和侄儿们，可惜他们都不在城里，他们正在巴河边上和田颂尧的川军打仗呢。“你要想见到他们你就得当兵。你当兵你就能见到他们了。”那个采粮兵居高临下地对四爷说。同时那个采粮兵还哼一支流行的曲儿给四爷听。那支曲儿是这样唱的：“好男要当兵，当兵当红军，红军为百姓，呀呼嘿嘿呀呼嘿，好似一家人。”那个采粮兵还哼了一些别的曲儿，可惜四爷只急着想见到他的兄弟侄儿这个问题，一下子记不住那么多的歌词。
四爷那个时候衣衫褴褛，浑身肮脏，头发蓬乱，肌肠辘辘，完全像一个乞丐。但是我相信四爷绝对不是为了一口馍馍而走向征兵台的。他向那些打着快板大声说唱的宣传兵们走去的时候，心里一定想的是他的那些兄弟和侄儿。他要找到他们。如果他找不到他们，他会走出通江县城，到别的地方、到他能走到的地方去寻找。对失去了家乡的四爷来说，还有什么比寻找亲人更具有命运感的事情呢？
四爷问那些招兵的人：“你们认识简乾通吗？还有简乾人，还有简定豪，简定杰，简定英和简定雄？”
招兵的人反问四爷：“他们是谁？他们是穷苦人吗？ ”
四爷说：“是，他们是。”
招兵的人说：“那还问什么，天下穷苦人是一家，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是一家。”
四爷说：“你们能帮我找到他们吗？”
招兵的人说：“他们是红军吗？”
四爷说：“是，他们就是。”
招兵的人一拍腿说：“那你还找什么找，你等于是进了自己家的门了，你推门就找到了！”
四爷在1932年春天的时候成了红军的一名士兵，他的牛高马大、风尘仆仆以及不背烟枪这些优点让招兵队欣喜万分，他很快就被充实到急需补充兵源的连队里，而且领到一支四川人制造的五连发来复枪。
实际上，四爷在整个战争年代里都没有见到他的任何一个兄弟和侄儿，他在日后的战事间隙中，在漫长的行军路上，甚至在俘虏营里都在不厌其烦地向人打听他们。他把他们的姓名和相貌告诉别人。他在与每一个不同编制的部队相遇时都要跑过去拉住别人询问。他问他们：“你们见到过简乾通、简乾人、简定豪、简定杰、简定英、简定雄吗？”人家没有见过，或者人家见过了可那是过去的事，现在他们不在人家中间。人家把这种情况告诉他，人家看见他失望地站在飞扬的尘土之中，好像彻底地失去了主张，不知道再去什么地方继续他的询问似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们欠了他什么。
类似情况持续了好些年，一直到1938年，在晋东南根据地，这种万籁俱寂的沉默才被第一次打破。有人告诉四爷见到过他的一个侄儿，那是两年前的事，在倪家营子血战中，不过见到的是他侄儿的尸体，他是被一匹发狂的河西马踩死的。四爷听到这个消息时愣了很长的时间，虽然事情是几年前发生的，四爷仍然感到一股透心凉的血腥气甫然逼来。他站在路中央，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惹得一位骑着马从那里走过来的首长勒住缰绳问：“你是哪支部队的？是不是害了伤寒呀？要是腿脚软就拽我的牲口尾巴走吧。”
四爷成了红十二师的一名新兵，开始了他当兵的生涯。四爷一开始并不是那种出类拔萃的兵，相反，他太不像一个兵了。他不热情、不激动、不张扬，甚至显得有些木讷和拘谨。他虽然也是苦大仇深当中的一员，一听到“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这样的歌谣时就双目泪流，但他更愿意并且习惯于在田野中耕耘劳作，而不是在尸骨遍地的战场上搏击杀戮。四爷是个很听调遣的老实兵，上级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些活计上级没有分派他，他忍不住手痒，也摸摸索索去把它做了。有一次他和几个兵从城里往驻地挑粮，去的人按人头每人挑八十斤，粮食先就分了包，每包四十斤，别人一人挑两包，四爷不说话，把四包粮食合成一副挑子，上肩就走。班长撵上来说：“简乾和，简乾和，一人只挑两包，你挑四包，你挑多了。”四爷听了也不分辩，也不落担，依然闷着头往前走，一直到驻地才搁下粮包，揩着汗冲班长傻笑，让班长喜欢得不得了。但是不管四爷能够一口气挑多少包粮食，却一直没有成为军队中的一名优秀分子，因为他老坐在那里发呆，让人觉得他魂魄不在。当部队歇息下来的时候，当镏金的晚霞冷却成了黄昏中最后的风景的时候，他坐在村头的榆树下打着草鞋，或是和班里的弟兄们等在岔路口边打盹边听候通过的命令，那个时候，他常常望着不知晓的远处出神，并且，班里的弟兄们在每一个能够躺下来睡上一觉的夜晚，都能听见他从黑暗中传来的叹息声。
四爷在扛上枪杆的四十天后，参加了川陕根据地创建时期著名的空山坝战役。
田颂尧左翼纵队的九个团兵力在与红军的对峙中冒进至空山坝以南的红军防线，红军总部决定集中主力将其歼灭。遂令红七十三师坚守大小骡马及小坝子等阵地，进行正面狙击；令红十一师由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其后路；令红十、十二师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攻其右翼，斩蛇为数截。上述布置确定后，红军冒雨由空山坝西北通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秘密插入敌军侧后，并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正面和右翼的红军也伺机猛攻，将田颂尧的九个团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余家湾、柳林坝地区，激战三昼夜，毙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获枪支三千余支，炮五十余门，大胜此役。
四爷在冲锋号响起之后从一片烂泥田里爬起来，搂着他的五连发来复枪朝前冲去。四爷紧紧地跟在他的班长身后。有一刻四爷完全没有知觉。他的脸色苍白，手脚冰凉，步履错乱，踉踉跄跄。他向前跑着的样子就像是一块木头在飘。子弹雹子似的四下横飞，不断有人被打中，在跑着的人身边突然哼叫一声倒下去，蜷在地上抽搐或者一动不动；很近的地方有六零口径的迫击炮弹炸起的耀眼火光和黑云，幽灵似的随着风飘来飘去；马克沁轻机枪的狂躁声和维克斯重机枪的浊闷声像锯子似的反复无常地锯着，声音刺耳得让人神经错乱。四爷也像锯子锯着似的，跳动着向前跑去，在一朵朵手榴弹植出的毒菇中晕头晕脑地穿行。他根本就忘记了放枪。他只是象征性地把枪搂在怀里，如同一只受了惊的狐狸，没命地向前窜去。他看见班长在跑动中站下来，把枪举到鼻子下面，头歪着瞄准，然后搂火。一个川兵丢开了手中的枪，一捂肚子摔倒下去。班长兴奋地吼着：“杀呀！杀他娘！”性格温和的班长突然就像吸足了大烟似的，充满了疯子般的魅力。四爷在班长的吼叫声中跑得更快了。他甚至跑到班长的前面去了。因为跑得太快，没有留意，他在跳过一个弹坑的时候，一脚踩中了一个川军伤兵，把那个伤兵踩得杀猪似的尖叫。然后他又撞倒了一个从机枪边爬起来想要溜开的川军士兵。他把那个士兵撞到堑壕里贴着，差点儿没直接撞死。四爷头一回上战场。他完全站不下来。他被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包围着，追逐着。战场上的生灵就像是一群被鞭子用力抽笞着的牲口，他们没命地狂奔着，拥挤着，冲撞着，摔倒了又爬起来，互相倾轧和践踏着，拥抱到一起去撕咬，用拳头去捣对方的下巴，用指甲去抠对方的眼珠，用膝盖去顶对方的睾丸，用枪托去砸对方的脑袋，用刺刀去剜对方的肠子，用工兵铲去切砍对方的脸，把对方同时也把自己死死摁在燃烧弹点着的烈焰之中……四爷像一匹受了惊吓的骡马，他想要从这个可怕的地狱里逃出去。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没命地向前奔跑，样子像是勇敢地冲锋，其实那只是逃跑的一种方式。任何想要把四爷阻止在战场上的想法都是愚蠢的，都要遭到四爷以死相争的反抗——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川军士兵的下场。
四爷是在战斗快要结束的时候遭到伏击的。那个时候，整个余家湾和柳林坝被穿着土灰色军装的红军士兵覆盖了。漫山遍野都是挺着枪刺杀声震天的红军士兵。穿着酱黄色军装的川军士兵像一些虮子似的窝缩成一堆，把烟枪抱在怀里，等着红军的大脚板去践踏。四爷跑在前面。他已经冲上了最后的高地。那里已经是红军股掌中的一块了。四爷突然站下了，大口喘着气，一心想要呕吐。他不知道还需不需要跑，还能往哪跑。他发现枪声已经疏落，战斗正在消却，他的恐惧感飞快地消失掉，代之而来的是一丝沮丧，是那种没命地奔跑没命地冲撞结果却毫无意义的沮丧。风把硝烟一阵阵地吹散，四爷被硝烟呛住了，咳了起来。这个时候，他发现了那个川军士兵。
那个川军士兵也是沮丧着的，但他的原因不同。他的原因是丢失了他的烟枪。他甚至顾不上逃跑，就在那里找开了烟枪。他在寻找丢失的烟枪时一直很恼火，一直有种豁出去的委屈念头。后来他失望了。他没法在一片烂沼泽似的战场上找到他的烟枪，那和在大海里打捞一根针没有什么不同。他后来决定从同伴的尸体堆里随便找一支，反正烟枪的功能全都一样，反正他们这辈子不会再用它了。他这么想着，就真的在死人堆里翻找，并且尽可能想要找到一具比较完整无缺的。那个川军士兵正翻着自己同伴的尸体，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咳嗽。他转过身来看，正好和四爷的目光相对。四爷也不是有意要看他的。四爷是有些奇怪，怎么死人堆里还有动弹的？这样四爷才多看了他几眼。那个川军士兵若是别的什么时候被人看了，也许什么事也不会有，偏偏是丢了烟枪的时候，偏偏是正在找烟枪的时候，就有些被人看了私处似的恼怒，那种豁出去的委屈念头，一下子就被激燃了。那士兵冲地上愤愤地吐了一口唾沫，把手中的枪举了起来，照着四爷扣动扳机。撞针清脆的一声响，因为离得近，把两人都吓了一跳。不过吓是白吓，枪没着火，是粒臭子儿。那兵骂了一句，拉开枪栓，放出臭子儿来，重又推了一发新鲜的子弹上膛，再把枪举到鼻子下面，恶恶地瞄准了四爷。四爷先是愣着，后来觉醒过来。四爷不知怎么的，突然有些生气了。四爷想，我就看你一眼，又不曾把你怎么样，你就一而再地要做我，你也太过分了。四爷这么想着，就大步朝那兵奔去，一边奔，一边把自己手中的枪顺过来，倒提在手中，看着奔近了，使锄头似的把手中的枪操起来，嘿一声锄下去。沉甸甸的椴木枪托拍在那个四川兵的脑袋瓜子上，拍西瓜似的，立时就将那颗脑袋瓜子拍开了，瓜瓤儿红红白白溅了四爷一身。与时同时，川军士兵手中的枪也响了，这回是真响了，子弹从四爷的小腹钻进去，从后腰处钻出来，前眼儿蚕豆大一粒，血是往外淌的，后眼儿就邪乎了，足有婴儿拳头大小，血是泉水似的往外蹿，子弹钻出来的时候还带出一截肠子头。四爷锄了那川兵的脑袋，再挨了那川兵一枪，没经住，轰的一声就跪倒在战场上了。
四爷在日后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内心独白呢？他在日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衷言需要倾诉呢？他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他肯定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说给他至亲至爱的人，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拥在温和的被子里一点一点说出来的。但是没有。实际上，晚年时的四爷不但把自己紧紧地禁锢在北湖边上那座红砖墙的院子里，与这个世界断绝了所有的联系，而且，据荣军疗养院的护理人员说，四爷就是在那个红砖砌盖的院子里也很少与别人沟通，他从来不和别的疗养员来往，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在整个白天，他都坐在长长的走廊的一角，用一床毛了边的军毯裹住膝盖，不声不响地看着院子。院子有纪律管着，整天洒扫，干净而且整洁，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也没有什么可欣赏的，总之，它相当枯燥乏味，如果硬要找点不枯燥不乏味的东西，也只能是花池里种植的铃兰和美人蕉，还有围墙边生着的一丛丛白头翁。早春时节，铃兰和美人蕉都不是时候，没有什么生机，倒是那些白头翁，它们开出淡紫色的花来，果实瘦骨嶙峋，前端生出白发似的花柱儿，一股仙风道骨的模样。四爷的目光大多时候都在这些白头翁身上。他盯着它们，眼睛一动不动，身子也一动不动，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每天都在看那些白头翁，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把他的内心独白倾诉给那些绝对不会出卖他的白头翁们听了。
四爷这个样子，就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味道了，就显得有些孤寂落寞了，而且，是那种具有乖张倾向的孤寂落寞。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生命，在他们老年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自己结束的倾向，不会等着别人来动手。但我知道这不是理由。纵使四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纵使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这也不是他封闭自己的真正理由。他的理由在哪里呢？他的那些内心深处的倾诉是一些什么呢？我真的很想知道。
战争结束之后，四爷从朝鲜的巨济岛战俘集中营回到了祖国。他和所有的战俘一样，先在开城治疗养伤，接受人们载歌载舞的欢迎，再集中到安东进行个人行为经历的解释和学习，然后根据甄别情况统一分配。四爷被分配到贵州北陆农场。那个农场坐落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山上盛产针叶林、土豆和一年四季不消解的高山云雾，四爷就在这云雾之中种植优质品种的高山长绒棉和喂养享誉中外的贵州矮脚马。那是一段平淡而平和的时光。和同时期在祖国掀起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比较，北陆农场显得有些远离人间烟火。但这适应四爷生存，适应四爷这一类被命运抛弃了的生命的生存。
1955年，四爷被授予中尉衔，行政二十二级，他成了一名连职军官，这也是他在二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中得到的最高军阶。即便如此，这个结果也被很快纠正过来了，而且纠正得极其彻底，连尾巴都不曾留下。1958年，四爷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被宣布解除军职，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地方其实是老地方，也就是原来的北陆农场，还是干原来的活儿，种植优质品种的高山长绒棉和喂养贵州小种矮脚马，只不过人是从现役军人变成了军工（或者称农工）。当时被宣布脱军装的不只四爷一个人，全农场还有好些个。这些人当中有和四爷一样历史上有些“情况”的，有犯了现行过失的，也有的身体不好，有伤有病，不愿拖累组织，自愿申请转业回乡务农去的。不管是哪种类型，命令宣布之后，所有人都难过甚至悲伤了好些日子。只有四爷不同，四爷似乎是很喜欢脱掉那身军装似的。他一点也不为转业这件带有和行政处理甚至人格蔑视意味的事伤心或不满。他在命令宣布之后立刻脱下了军装，而且做了两个让当时的人们不可思议的事。一件事是当天晚上，他到军人服务社里买了一瓶桂花露红酒和一瓶猪肉罐头，在宿舍里一个人盘着腿坐在床上高高兴兴地喝了两杯。第二件事是几天之后，四爷拿出自己多年的津贴积蓄，买了一块上好的毛呢料子，请农场的土裁缝为自己做了一身挺括的中山装，然后请了假，去几十里外的山下县城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四爷唯一的一张单人照。四爷到我们家之后也照过一些照片，那都是和我们全家照的合影。四爷在所有的照片里都显得呆板得要命，有些做道具和不忍悖忤我们的难受样，唯有在贵州照的这张单人照，四爷有着明亮的眸子和上翘的嘴角。仿佛四爷脱掉了军装，就像一窝钻出了泥土的苗儿，透过气来了，有着自由生长的前程了，可以由一株嫩黄的芽儿，长成一棵迎着风并且想怎么摇曳就怎么摇曳的庄稼了。
其实脱不脱军装对四爷又有多少意义呢？四爷本来就是最好的庄稼人，当他从战争中走出来，走进北陆农场这片空气明净阳光饱满的土地后，他是又回到了他的田园，回到了他少年时代的梦境之中。他种出的棉花是最棒的。他喂养的矮脚马是最棒的。它们是这个世界生命链中另外的生命。但是它们在他的手中，加上空气、水、阳光和泥土，它们就和他的生命相通了，他们就共同创造出了别人无法创造的奇迹。那些奇迹更多的是四爷个人世界里的事情，和别人的想法没有关系，和别人的评价没有关系，和军衔军装没有关系。它们的关系只是一种生命的沟通，或者说，是生命共同存在的一种普通方式。
可惜的是，这种生命的沟通和生命的存在并没有持续多久，和四爷的中尉军衔一样，它很快就被纠正过来了。好像四爷命运中的那些人们——也是我们命运中的那些人们——他们多么地喜欢纠正这样的事情似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想看到漂亮的一杠二花，不想看到最棒的高山长绒棉和最棒的小种矮脚马，不想看到最优秀的种田人和明亮的眸子上翘的嘴角，他们只对纠正这样的事情感兴趣。
1961年，四爷终于遭到最后的罢黜，被解除了在北陆农场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有关方面责令他回到原籍去。有关方面的理由是，这个人在历史上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这种经历复杂得根本没法说清楚，就是说清楚了也没法让人相信。（一个鸡蛋若是丢进了臭水沟三次，这个鸡蛋即便不生蛆也长毛呢！）。这样的人不能留在为军队提供军需的地方。
四爷在接到回籍的命令时有好一阵没有明白过来。四爷十六岁离开家乡当了兵，他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八年的时间。他已经习惯了军队的生活，甚至习惯了仅仅做一名没有军阶不穿军装的军工生活。他弄不明白最后的处理命令意味着什么。直到第二天早上，他还习惯地背起打棉虫的喷雾器，准备去棉田里干活。人们把他拦住了。人们客客气气地说：“这儿没有你的事了，你就到这儿为止吧，回家吧，啊？”
四爷三天以后离开了北陆农场。三天时间。足够四爷用来明白自己的处境了。四爷离开农场前去看过两样东西，一样是棉田里的棉花，一样是马厩里的马。四爷走进田里和马厩里。他看棉花和马。他的眼神是那么的专情而且恋恋不舍。他伸出指节粗大的手去抚摸它们，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愿把自己的手挪开。四爷在棉田和马厩里待了很久一段时间，待得人们都有点犯疑惑了。但是四爷根本没有答理他们。四爷连看他们一眼都没有。除了棉花和马，四爷在离开农场时什么都没有。
四爷走的那一天天气很好，甚至好得有点出格了。农场的人都在山冈上堆土垄烧火肥。人们看见四爷挎着他简单的包袱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人们有些迷惑，不知该不该送出一程去。终究还是没送。只有一匹小马驹恋恋地跟在四爷身后，傍着四爷走着，有时候紧赶两步，偏过头来，拿脸去贴四爷的脸。人们站在山坡上，看见高高瘦瘦的四爷背着简单的行李，后面跟着那匹马秧子，一人一畜两个摇摇晃晃地钻到终年不消解的云雾下不见了，人们的心里就有些失落的感觉，心想，怎么就走了呢？怎么就是这样的呢？这么想着，人们再转过身来往烧起了明火的柴秸上堆土块，一时间，白烟就起来了，浓浓的，漫山都是，和云雾缠绕到一块儿，纠纠葛葛，分不清哪一缕是天生的，哪一缕是人为的。
四爷头一次参加战斗就负了伤。他被子弹打了个对穿对过。子弹从他的小腹穿进去，从他的后腰穿出来，带出一截肠子头。四爷一个完整的身体，被打出拳头大的一个洞来，爹娘赐给他的一腔子宝贝血，泉水一样地往外蹿，封都封不住。四爷扑通一声就跪下去了，跪在了战场上。他把捂住伤口的血手拿开，低下头去看。他看见血是憋急了似的，寻找着路口往外溅，伤口的那一处肉，剜过似的模糊不清。四爷没有感到疼。他先是感到了奇怪，感到了不解。他的奇怪和不解是一个好端端的肉身子，爹娘给的，怎么一下子就打烂了，打成了这副样子？接下去他就感到了恐慌。不是一般的恐慌，而是从头发根一直传到脚趾尖的恐慌。四爷的恐慌甚至不是死。死还有个归宿，有个落脚处。四爷的恐慌是那种无所依附的恐慌，他是在那种从未有过的恐慌中倒下去的。
四爷有一个月的时间来摆脱他的恐惧。他被人从枪炮声静寂的战场上抬下来，抬进了战地医院，在那里接受处理，然后抬进了休养连。贯通伤，伤口里很干净，什么也没留下，又不是要害部位，凭着四爷麦粒一般结实的身子骨，只要不感染，也就是等着生血长肉的事。在等着生血长肉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四爷先是躺在床上，后来能走动了，就窝在院子的角落里，眯着眼，让太阳晒着，昏昏地发着懵懂，有时候突然地打了一个冷战，把眼睛睁大，惊恐万状地看看四周，看它们有什么突然间的变化。四爷那个样子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孩子似的。
四爷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处在噩梦状态。他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汗流浃背，手脚冰凉。他在黑暗里躺在干爽的稻草堆中，看着户外的风颐指气使地把门帘推来搡去，心里充满了悲哀，然后他就缩进被单下一个人悄悄地哭泣起来。
这其实是四爷的一个关口。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四爷最终还是越过了这个关口，从此从一个土地上的农民成就为了一个战场上的士兵。这究竟是四爷的福祉还是四爷的悲哀呢？
四爷从休养连出来的时候伤口还没有痊愈，新肉还芽儿似的生长着，但是恐惧的伤口已经开始结痂了。四爷是被那一枪打掉了泥土的温存和软弱的。那一枪轰然作响，子弹从灼烫的枪口飞出来，不仅打进了四爷的身体，而且打进了四爷依恋土地的心脏。那一枪先是打出了四爷的恐惧，无所不在的恐惧，揪心揪肠的恐惧，然后，它把那些恐惧又全部打掉了。四爷一下子发现，即使人的身体被打得对穿对过，好端端的肉身子穿出拳头大的弹洞来，血流如注，甫然倒地，事情若是过来了，人如果挺住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四爷受到了一个朴素道理的教育，那就是战场不是田园，虽说使的都是铁器，但耕耘和杀戮的本质却不同。当兵上了战场你就得厮杀，彼此的冲锋陷阵不是舞蹈，不是兄弟间的拥抱，而是为了把对方干掉，你不要人家的命，人家就得要你的命，你就是害怕又有什么用呢？你害怕，人家就会饶过你去吗？人家饶过你去，人家把自己的背亮给你来暗算吗？
四爷被一粒川军自己生产的毛瑟枪的子弹击中之后，突然明白过来了，突然觉醒过来了，四爷就真的成为一名战场上的士兵了。四爷不再叹息，不再老冲着一个地方呆呆地看，也不再躲在被单下哭泣了。四爷在那之后成长为士兵的四爷，他随着红四方面军南征北战，参加了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宣达战役、万源保卫战、巴中攻坚战、强渡嘉陵江战役，并在那之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四爷在所有的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镇定。当他把战场当做田园的时候他的心中就有了一种平静的向往，有了一种皈依的情愫。他是最勇敢的那些士兵中间的一个，就像他曾经是最优秀的一个种田人一样。
他在冲锋的时候总是奔跑在最前面，像一匹无畏的骡子似的拼命向前奔跑，向炮火的密集处奔跑。他在战场上奔跑的样子和他在田园中奔跑的样子相同。那些炮弹炸出的烟柱，那些曳光弹划出的弧光，就和田野中生长出的庄稼一样美丽动人，让四爷为之兴奋。
四爷是在1933年秋天的时候打出了他的第一枪。他奉命和一个团的弟兄们攻击镇龙关。他在冲锋的途中第一次扣动了扳机。他看见自己冰冷的枪口突然冒出一缕青烟，子弹在青烟中停顿了一下后飞出去，一个川军士兵在几十码之外猛地捂住肚子朝自己脚下看，然后慢慢斜着身子倒下去。四爷那一刻有一种自己被击中的撕裂感。他甚至有些发愣。但是四爷很快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对方的一个士兵给杀死了，食指一扣就杀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战争其实是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生命间的争吵问题。把你杀死，把你的生命权利给剥夺了，你还争吵什么？你屁也争吵不了。
万源保卫战的时候，四爷在南天门阵地上，将一挺失去了枪手的捷克造机关枪抱在怀里，不停顿地朝阵地前蜂拥而至的唐式遵的士兵猛烈扫射。枪管在剧烈的跳动中冒着烟。冒着烟的枪管很快变红了。空气在枪管周遭嗤嗤作响，变得很不安。四爷在对方进攻被打退的空隙中脱下裤子，朝打红了的机枪撒尿。尿水被透红的枪管反溅出丈余远，整个阵地都笼罩在一股呛人的尿臊味中。四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到把那挺机枪打废掉。他打光了整整一箱子弹。在他的枪口下，几十个川军士兵倒在阵地上。他们倒下去的样子，和成熟的庄稼被收割时的样子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在尸堆中爬动。他们让四爷想起了扬场里的粮食粒儿。那些不动的，他们是饱满的，安静的，他们是好粮食；那些动弹的，他们是瘪壳的，他们没有什么浆汁儿，让风吹走他们好了。四爷站在泥土虚松落满弹片的阵地上，背靠着半截被打垮了的碉堡，搂大板锄似的搂着怀里的机枪，不停顿地射击着。四爷就像在另外一片田野里，收获着他的庄稼，并且一度有了一种酣畅淋漓的快乐。
四爷的恐惧是在1936年10月下旬部队偷渡黄河的时候再度生起的。
宁夏战役计划一开始就执行得不顺利，这是大部分老兵都已经看出来的事。先是渡河以前，部队在静宁、通渭和会宁一带遭到朱绍良第一、第三、第三十七军的猛烈攻击，双方多次展开肉搏，战斗极为惨烈。华家岭战斗，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阵亡，该军撤至会宁附近，又遭到敌机追踪轰炸，伤亡八百余人，损失达四分之一。接下来，部队开始偷渡黄河。那是仓促而又忙乱的大部队行动。十六只由红军造船技术部临时建造的小船吃力地在寒风凛凛河水刺骨的黄河上往来，它们要将数以万计等在河东的士兵运到河西去，那种勉为其难的支撑和随时可能散架翻覆的恐惧全都是无法避免的。
四爷是在敌关麟征师攻击而至的时候最后一批坐上小船的。慌乱之中，四爷跌进了河里。他浑身湿漉漉地爬上来的时候被排长骂了个狗血淋头。排长说：“你个卵子的喜欢水，你游过去好了。”排长是个比四爷入伍还晚的四川兵。排长的那张门神脸让人看了老是忍不住恶心。但是四爷没有还嘴。四爷被凛冽的河风吹得一连打了好几个冷战，顾不上还嘴。他只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嗅到了血腥味的蚂蟥似的攀上了他的心头。
渡过黄河之后，西路军屡屡遭到伏击和追击，战斗无一日有过停歇。河西一带，人稀粮缺水苦风硬，马家军和四川的烟枪兵不可同日而语，蛮悍得简直不像人，仗打得极为艰难。11月13日，部队在马家军三个骑兵旅的尾追下急了眼，拼死袭占了古浪城，希望能依靠这座城池抵抗一阵，喘一口气。
古浪为凉州门户，是河西走廊的要冲，城垣因为地震遭到毁坏，残破不堪，加上地势低洼，地形不利防守。部队刚刚占领该城，还来不及撒泡尿，追敌旋即蜂拥而至。14日拂晓，敌方集中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并四个民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向古浪城发起猛烈进攻。红军依托外围阵地和城垣拼死反击。敌军一度摧毁了外围的红军据点，由东西两面突入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剽悍魁梧的马家军半跪在长鬃圆臀的河西马上，扬着柳叶儿马刀片，在城巷中横冲直撞。他们把军直属宣传队、卫生队和家属营的女兵们挤到街巷里，用马刀劈她们，用马蹄践踏她们，把她们如花似玉的身体踩成了尘泥。红军士兵则依靠房屋建筑进行顽强的反抗。他们把那些不可一世的骑手从马背上打下来，用大刀劈开他们，把他们和他们的坐骑全都用刺刀捅成肉泥。战斗最激烈时，红九军政治委员陈海涛亲率军部交通队拼入火线，几经反复肉搏，终将敌方击退。红军组织兵力尾随溃退之敌追击，企图重创穷寇于败退之时，不料反遭对方优势骑兵的逆袭，损失甚重。第二天，敌方倾全力来攻，红军苦战至晚，因伤亡过重，无力苦撑，被迫撤出战斗。天黑之后，红军在城内留下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治委员易汉文在内的两千四百余具尸体，弃城而出，朝四十里铺方面撤去。
四爷没有撤走，他奉命留下来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红军在撤离古浪城之前，推倒了城垣和房屋，将牺牲的弟兄们草草掩埋了，能带上的轻伤员尽可能都带上，实在无法带走的重伤员被集中在几间大屋子里，每人发给三块洋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红九军政治委员陈海涛在落日之时把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找来，要他给马家军写一封信，希望他们恪守人道，不要杀害红军的伤员。那封信几经传递，最后落到了四爷手中。四爷接到的命令是，必须保证将这封信亲手交到先期破城的敌方最高指挥官手中。
我不知道陈海涛为什么会在以消灭彼此生命为直接厮杀目的的战场上想到给对手留一封信这样温情而又伤感的念头的，在此之前，陈海涛刚刚从为掩护他而阵亡的军部交通队一排长乔国军手中捡起冲锋枪，亲手撂倒了十几个敌人，他把他们打成了一张张淌红漏绿的筛子，他自己也是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我也不知道送这封信的差事为何单单落到了四爷头上。古浪城内有百姓，有被俘的守军，即便是红军，即便红军伤亡惨重，它仍有两千多士兵，而且军中还有半个月前在锁罕堡之围中投诚的马禄旅的十几个士兵。众生芸芸，为何这个任务单单落到了四爷头上？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宿命的味道，它使人感到一种逃脱不掉的注定的悲哀。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那些留下来的红军伤兵，他们连移动都没有被移动一下，就在那几间大房子里，被破城后蜂拥而进的马家军的刀手们一阵胡劈乱砍，顷刻命赴黄泉。柳叶儿刀是极其便捷的马战用冷兵器，它们砍在人身上，确实能创造出血肉横飞的效果。惨叫声和叱骂声不绝于耳，一道道鲜血不断溅在墙上、屋顶上和人的身上，凌乱的头颅和肢体仿佛一下子变多了，到处乱飞着，它们有的把劈下它们的刀手都扫倒了。那些嗜血成性的刀手从人肉堆中爬起来的时候嘴里骂骂咧咧，捋一把胡须上滴淌着的血，又去寻找完整的目标。屠杀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直到惨叫声和叱骂声疏落下去，然后，那些杀手们才打着血嗝，去翻找葬在肉堆里或沉在血洼里的洋钱。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当着四爷的面干的。破城之后，胜利者的铁蹄在打废了的古浪城里疾速滚过，它们搅起的黄尘掩盖了刚刚升起的太阳。四爷被占领军一掌推到了一边。人家把他送过去的那封信掏出瓤来胡乱看了几眼就揉成一团丢在地上了。那个纸团在腥风中一阵阵抽搐着吹远，很快就没有了踪迹。四爷是那么慎重地在完成他的任务。他的心怦怦地狂跳着，一步步走近敌方的指挥官。他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甚至是充满了虔诚的。但是对方非常轻蔑地把他推到了一边，并且不再理会他。四爷的任务完成了。他发现他的任务一点实际作用也没有。他非常害怕，绝望极了。他不知道接下去他应该再做些什么。
接下去的事情不再由四爷决定了。四爷什么也决定不了。屠杀开始的时候，四爷把脸蒙了起来。有一刻他觉得那些柳叶儿刀中的一把很快就要劈在他的身上了。但是没有。四爷有一刻就要疯了。他差一点儿就冲着那些屠手们喊：“你们别这样！他们手中没有枪！他们是伤员！你们有本事就给他们一支枪！”但是也没有。四爷站在那里，在整个屠杀的过程中呆若木鸡。他站在那里丝毫意义也没有。他站在那里的唯一意义，就是使占领军在古浪战役中得以俘获唯一一名完好无损的战俘。
四爷消失在贵州北陆的高山云雾之中后，肯定是朝着家乡走去的。四爷没有什么积攒。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兜里装着一张语焉不详的介绍信，介绍复退军人简乾和回乡落户。四爷那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他乘着长途客车朝贵阳颠簸而去的时候，他乘着火车朝长沙一路驶去的时候，心里想了一些什么呢？退伍军人简乾和，他原本是家乡土地上最好的种田人，他后来当了兵，打了二十年的仗，他在1933年秋天离开家乡，光着屁股头顶包袱泅过冷冽的举水河，身后是如歌的风，他在此后几十年没有回过家乡，现在，他不再是一个兵了，他可以回到田园中去了，而且是回到离别了几十年的家乡的田园中去，他的心里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念头呢？
问题是，四爷并没有回到家乡。他没有在离开家乡几十年后再度投入它的怀抱。四爷他从贵州北陆农场的高山云海中钻出来，他肩头挂着简单的行李，兜里揣着一份语焉不详的介绍信，他朝着他的家乡走去朝着东冲村走去，但是他没有走近它，他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停止了他回到家乡的行动。
我很想弄清楚我的父亲当年为什么要阻止四爷回到家乡去。我想知道，四爷最终没有回到他的家乡，这和我的父亲三十多年前的那一次谈话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知道，四爷究竟有什么样的耻辱需要面对，有什么样的恐惧不可以排解，有什么样的乡思不可以抵近。我还想知道，如果真是父亲的那一次谈话决定了四爷最终失去了故乡，那么父亲又是为了什么？他自己在晚年的时候不断地回到家乡去，他差不多每年都要踏上家乡的土地，他带着老婆孩子，带着贫穷的家乡需要的各种紧俏物资，带着爽朗的大笑和良好的心情回到家乡去，他自己这样，为什么就要阻止四爷？
四爷要在长沙中转北去武汉的火车，同时他也打算在长沙逗留两天，看望一下他的侄子和家人，然后再打票继续北上。四爷在长沙停留的第一天晚上，和他的侄儿做了一次很长的谈话，他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们谈了整整一晚上，一直谈到第二天的黎明。四爷就是在那次谈话后改变了回家乡的打算。他终止了他的返乡之旅，在长沙停留下来，从此再也没有提及回家乡的事。
那一年我五岁。我跟随父母去火车站接四爷。当四爷高高瘦瘦的身子出现在人群中的时候，我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提示就一眼认出了他。他迈着生硬的步子朝我们走来，脸上是拘谨的笑容。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四爷既着迷又害怕。我的下意识告诉我，他的经历中有许许多多曲折的故事，他在那些故事中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主人公，神秘落拓的主人公，说不清楚的主人公，他是我在所有的童话故事中都没有听到过的那种奇怪的人物。
我这样说并不准确。那不是事实的全部所在。事实上，四爷并不是那种性格乖张的人。在大多时候，他的性格是很好的。他是那种和蔼的以及善解人意的长辈。他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在长沙住下后，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工作，原因是我的父亲不同意他外出工作。父亲对四爷说：“你吃了多少苦，现在日子过好了，你就在家里待着，好好养一养身子骨，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吧。”这样，四爷就在家里待下来了。四爷没有文化，基本上不识字，不能读书看报；他不爱好什么文娱，看戏看电影都不太感兴趣，听收音机都会睡着；我们家那时住在长沙市中心的一座军营里，他也不可能在整齐划一的营房里刨出一块地来种上庄稼。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和我们家的几个孩子玩。四爷很喜欢这样。他非常喜欢孩子。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安详和满足的微笑。他整天都把眼睛眯缝着，嘴角上翘着，露出大而整齐的牙齿，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是爷字辈儿，却从来不冲我们发火，不朝我们大喊大叫，不像我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当爹的，高一辈的事，就跟皇帝似的整天端着摆不完的架子。四爷没有架子（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架子，这件事情同样让我迷惑）。他愿意和我们一起玩。他喜欢我们所有的游戏。他也许不内行但却热心快肠。我大哥他们玩打仗的游戏时，他跟在后面为我大哥抱衣服背书包；我大姐她们剪纸玩歌片的时候，他在一旁为她们摇扇子；我二姐她们跳绳儿跳猴皮筋的时候，他给她们牵皮筋摇绳儿；（他人高手长，又肯卖力气，绳儿甩得特别好）；我二哥他们去花圃偷酸杏涩李子的时候，他就帮他们放哨（要是被发现了，他就跟在二哥的后面一起没命地逃跑）。……但是更多的时候，我的大哥大姐二姐他们是不需要他的。他们不喜欢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老头儿在一块儿玩。如果不是必要——比如说甩绳儿和望风——他们才不高兴他介入他们的游戏呢。他们有很多的办法来支开他。有一次，我的大哥要四爷去屋里帮他取一样东西，等四爷进门后，大哥他们一声呼啸就跑得没影儿了。还有一次，我的大姐当着伙伴的面埋怨四爷。大姐说：“烦死了，谁稀罕你摇扇儿来？你把我的剪纸都摇折了！”四爷站在一边，他怀里抱着衣服或者手中拿着扇儿，他一脸茫然或者一脸尴尬，他看着他的侄孙娃们，看着他们如花似朵的狡黠和傲慢，即便是这样，他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平和谦恭的微笑。
更多的时候，四爷只能和我待在一起。我那时五六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还缺乏逐渐成熟起来的势利和狡猾，而且，我那时大多只能玩一些堆沙城捕蜻蜓之类的游戏，这类游戏是大孩子们不屑一顾的。四爷他在被我的哥哥姐姐们抛弃之后来到我的身边，他有了伙伴，我有了帮手，对他对我，这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们一老一小，我们手儿牵着手儿朝沙堆走去。我们坐在沙堆上，我们把沙挖下去，堆起来，堆成了一座一座漂亮的城堡，在城堡之间修筑大道，在城堡外栽种各种小树枝，把一方红布高高地系在我们的旗杆上。雾毛毛一般细腻的沙粒儿粘在我们的鼻子尖上，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们嘴里念念有声，在沙堆上爬来爬去，在我们的城堡中爬来爬去，心里充满了快乐。然后我们去捕蜻蜓。我们一老一小，我们穿过夹竹桃和樟树相间的鹅卵石小道，手中高举着系了活饵的长线。我在前面跑，四爷在后面追。我把手中的线举起来，然后在青青的草地上停住。四爷他就像一只老猫似的，有些生疏和笨拙，蹑手蹑脚地走近。他的脸儿憋得通红。他扑向蜻蜓的样子紧张极了也可笑极了。他从草地上爬起来，把手心里美丽的蜻蜓小心翼翼地露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在他的眼角中看到了泪光。
我相信，在那几年里，我是四爷最好的伙伴，是四爷在这个世界上最为留恋的人。我们是爷孙两个，年龄相差四十岁，我们之间的语言交流简单到了无法再简单的地步，我们甚至可以不需要语言。但我们不仅仅是生命相承受的那种关系，而且是生命相依存的那种关系。黄昏到来的时候，常常的，四爷会从沙堆的那一头越过巍峨的宫殿朝我走过来。他在我的面前蹲下瘦而高的身子，把我抱起来，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然后，我们爷孙俩在落日的余晖中手儿牵着手儿朝家里走去。我们两个人还常常站在飒飒的秋风里，在黄叶飘落的一瞬间，同时伸出手去，把手心中那些诱捕到的美丽的蜻蜓松开，看着它们掠空而去，然后我们扭过头来，相视一笑。
四十年绝对是一个时间的差距，它无法用别的什么来弥补，何况我后来知道了发生在四爷生命中的那些可怕的故事，那些故事离我太遥远，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住我和四爷，就像谁也阻止不住阳光和空气一样。实际上，我们比所有的人都更加亲近也更加熟知，我们的亲近和熟知甚至已不再需要语言来沟通。
直到六年后，我读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直到发生了那件撕裂我和四爷生命相依存的那层薄膜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所有日子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1936年11月18日，四爷成了古浪战役敌方陷城后留下活口的唯一一名俘虏，并在后来成了西北武装韩起禄五师的一名马夫。四爷那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太顽强了，那对他来说也意味着灾难的不断降临。一个在战争中没有被消灭的生命是对抗着的生命，而对抗着的生命是注定要遭受命运反复拷打的。比如四爷，他在1936年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古浪战役结束时成了占领军的俘虏，他如果面对敌人破口大骂或者屈膝乞求，那么结果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他被当场杀掉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西北的汉子不喜欢刚烈和谄媚的对手，他们总是用手中的柳叶儿刀片来和这样的对手说话。但是对那种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敌人，他们就有点拿不准了，他们就失去砍他头的欲望了。他们犹犹豫豫地站在那儿看他，心里想，就让狗日的当马夫吧，瞧狗日的没嘴牲口的样儿，说不准真是个好马夫呢。四爷就这么成了韩起禄队伍中的一名马夫，被带到马夫队里，负责喂养几匹良种的河西骏马。
如果四爷就这么认了，认了命运的摆布，在韩起禄五师待下来，做一名人家指定的马夫，那么情况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四爷肯定会在不间断的战事的某一次中战死，就像几年之后与番号一同消失掉的韩起禄五师一样。但是没有。四爷没有那么做。他没有认命。他选择了逃跑这条路。而且，他成功了。他逃出了韩起禄五师。
如果四爷在逃出韩起禄五师之后不那么固执，不死心眼地往家乡走，而是留在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山清水秀，或者贫瘠荒蛮，四爷留在那里，先安顿下来，再娶妻生子，如果那样，事情也全然不是如今的模样了。
四爷是在生命的缝隙中穿行的，那么多条道路，那么多种可能，它们中间任何一种组合，都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人的命运由此就有了重新的解释。但是没有，四爷在稠密如藻的命运迷宫中穿行，他的步子踉跄而执著，他有很多次都从那条路上滑落了下来，但是在爬起来之后，他又重新站到那条命运的小路上去了。他注定地走到了今天。
四爷是在宁夏的惠安堡逃跑的，他带走了韩师的一匹雪青马。这是在古浪他被俘四个月后发生的事情。
四爷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春日里骑上了那匹雪青马。马儿像一朵融不进夜色的云儿，无声地朝村外飘去。直到四爷骑着雪青马涉过村外的一条小河，哨兵才发现走了人失了马。哨兵朝四爷放了一枪。子弹从很远的地方追了上来，有一阵子它超过了四爷骑着的雪青马，有一阵子它又落到了后面，然后，它有些恋恋不舍地跌进了一丛草棵中。
四爷先到了陕西的吴旗，帮人运了一阵粮，然后到了甘肃的合水老城，在那里他把那匹偷来的雪青马卖掉了，和几个被打散的回民支队的伤兵弟兄一起，在乡间做小买卖赖以为生。四爷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告别伙伴们，继续朝东南方向，朝鄂东北的家乡走去。
四爷在朝家乡走去的一路上都在想着什么呢？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像一只长期没有进过食的土拨鼠。他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饥肠辘辘步履艰辛地走着，向东南方走着，向家乡走着，他是否感受到了家乡如歌的山风呢？
可是四爷他并没有回到家乡，就和七年之后他沿着京汉路的方向朝家乡走去却没能回到家乡一样，他在1937年秋天也没有能够回到家乡。在南下途中的陕西三原县，四爷正好碰上了由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这支军队里有一些人是四爷的熟人，更多的人是四爷的老乡，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四爷在三原县停了下来，他在那里再度当了兵，成了一二九师的一名士兵。
从家乡吹来的如歌的山风在黄土高原的三原县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次令人茫然无措的失踪。中原无染的风在这里完全改变了样子。这里的风毫无节制，莽莽撞撞，它们把黄尘如同旗帜一般地扬起来，呼啸而过。在这样的旗帜之下，头戴瓦楞帽、身穿灰色军装的四爷和一粒沙子有多少区别呢？
一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的4月，侵华日军为了消灭八路军，解除其后方的威胁，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集中三万多兵力，自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和邯（郸）、长（治）、临（汾）、屯（留）公路，分兵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进行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一二九师合击围歼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一部分兵力的游击力量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发动老百姓坚壁清野，主力则跳出合围转移到外线，寻找作战机会。
四爷没有得到那样的机会。四爷在日军的合围中被俘了。
四爷是奉命留在内线开展游击战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和他的战友们受命牵制敌人的主力。他们边打边往根据地腹地撤。作为一个老兵，四爷早已没有了战场上的恐惧。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了。他使用一支半新的三八式步枪，不断消耗着根据地兵工厂生产的木柄手榴弹和缴获的马尾手雷，出神入化地使用着各式各样的地雷。他在桐峪干掉了两个鬼子和一个伪军，在黄崖洞用地雷把一辆鬼子运粮草的车炸上了天，在左会又用刺刀把一个走迷了路的鬼子军曹钉在了马槽上。四爷那个时候就像一条鱼儿，在春天郁郁葱葱的青纱帐里滑溜溜地游来游去，到处吐着泡泡。四爷是有过这种游刃有余的日子的。可惜四爷的这种日子没有延续多久。围攻开始的第八天，日军突然袭击并包围了左会的一个村庄。四爷和他的一个同伴刚干完了活，在那个村庄里睡觉。房东大爷惊慌失措地叫醒他们时，日军已将整个村子占领，并开始挨家挨户搜人。四爷因为有了一次被俘的经历，这个时候就比他的同伴冷静多了。他迅速地把自己和同伴的武器藏进房东家的麦草堆里，并且开始脱衣服。在日本兵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门来的时候，他们刚好来得及换上房东匆忙找来的便装。他们被带到打谷场上，在那里经过了一道指认。房东和村里的一个孤老头分别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从人群中领了出来。第二次指认是脱光了衣服进行的，所有男性青壮年都被强制性要求，脱光衣服，查看身上有没有枪伤。四爷有，一处是空山坝战役时腰腹间的贯通伤，一处是强渡嘉陵江战役时左腿上的盲管伤。四爷因此被拉到一边站着。出卖四爷的其实不是枪伤，而是他浓重的鄂东北口音，它一下子就让四爷军人的身份暴露无遗。但是那已经无关紧要了。指认军人身份在那一次的突袭中只不过是一个过场，以备胜利的一方核实并统计战俘中的军事人员数字。实际上，那一次被捉住的青壮男丁无论军民全都被带出了村庄，他们和从别的地方抓来的青壮男丁一道被押解到占领区去做苦力。四爷被指认出来之后很平静，他以为他会被当场毙掉。但是他很快明白过来他错了，他的平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荣誉和耻辱。四爷被日本兵在后腰上狠狠打了一枪托，踉跄扑进俘虏堆中。在由一根绳索牵系着并由谈笑风生的日本兵押解着慢慢朝山外走去的人群中，四爷的脸色苍白，他感到一种阉割的疼痛越来越强烈地从他的下身传来。
四爷先是被押往开滦煤矿，以后又被转移到井陉煤矿，在那里当一名井下的出煤工。四爷不是唯一被俘的中国军队的士兵。无论是在开滦还是在井陉，四爷都遇到过一批批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军队的，有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有的什么党也不是，只是民间反日武装的成员，他们当中甚至有一些打家劫舍的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干的都是井下的活儿，那是最苦最累同时也最危险的活儿。开始的时候他们分出阵营来互相敌视，你咬我我咬你。他们抢棒子饼、抢工棚、抢水、打群架、在井下黑灯处埋伏好，等对方的人过来时用煤块往死里拍，把对方掌子面给炸毁，把在战场上没有消灭掉的对方的人永远埋进地底深处。为了这个，日本人毙了几个领头闹事的人。后来，俘虏们不内讧了，他们发现内讧下去吃亏的只有中国人自己，而其实无论是国共还是土匪杆子，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小日本龟孙子，他们再互相斗下去只会让那些龟孙子们更加瞧不起。他们也许是一些俘虏，也许不能把那些龟孙子们怎么样，但他们至少可以不内讧，至少可以少给那些龟孙子们找点乐子吧？
四爷在开滦和井陉一干就是六年。没有人注意，他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不出众的人。好几次煤矿里发生了俘虏集体或个别逃跑的事，这些事有的成功了，大多数没成功。成功的自不必说，没成功的，要么被追兵撵上打死了，要么被追兵抓了回来，抓回来的结果也是死。日本人把逃跑俘虏的死尸挂在井口上，用来警告众人。那些死尸几天几天地挂在那里，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日益风干，人们上下井的时候从他们身下默默地走过时，他们就像有些累了，要掉下来砸在人们怀里似的。而所有的这些逃跑事件都与四爷无关。四爷就像是一个丧失了欲念的人，甚至就像一个对生与死都不再计较的人，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漠然无视。人们都这么想，但人们错了。
1944年春天的时候，井陉煤矿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暴动，联合起来的俘虏们策动了四百多人参与了这场以集体逃亡为目的的暴动。他们以一部分人组成敢死队，用码尺锄、钉镐、铁铲和手提矿灯做武器，把矿上的几个日本把头捉住当人质，控制了警备队，占领了主、副井楼和扇风机房，然后掩护大部分人进入井下，通过事先找到的废弃的通风竖井逃出矿井。这是一次悲壮而又不成功的暴动。因为一支日本军偶然性地路经煤矿，到煤矿来为车辆加油，暴动被过早地发觉了。日本军队杀掉了全部的敢死队队员，而逃出井外的三百多名俘虏，绝大多数也被捉了回来，当场给枪毙掉了。有一批逃亡的俘虏躲在一截废井里不肯出来，日本人就炸毁了那段矿井，把俘虏们活活地闷死在了里面。
四爷没有参加那次暴动，他在暴动发生的时候正害着浮肿，人躺在窝棚里爬不起来。四爷听见急躁的日式歪把子枪由远而近的扫射声，然后是近在耳畔的俘虏们的叫骂声和三八大盖枪清脆的射击声。四爷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他瞪着空洞的眼睛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蛛网密布的天棚。有一阵他用手去摸身边的一只瓦斯检测灯，但他没有摸着。他徒劳地颤抖着耷拉在地上的枯干的手，听着耳边的枪声渐渐稀疏下去，然后他昏然入梦。
四百多具尸体，堆起来码成了好几座山包，血水连续几天都没能断流。焚烧和掩埋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连四爷这样的重病号都被驱赶起来，参加处理暴动者死尸的工作。四爷在那个过程中始终在咳嗽。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有一阵连血都喷出来了。他那个样子，和那些躺成了一堆永远丧失了呼吸的俘虏们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四爷失踪了，他从刚刚发生过大逃亡并且被残酷镇压掉的井陉煤矿逃了出来，消失在夜幕笼罩下的灌木丛中。他是怎么从警戒严密的井陉煤矿逃掉的人们不得而知，他为什么会选择在同伴们的尸臭味还没有消失的时候采取再一次逃亡、而且是独自一人的绝望逃亡，人们也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他是真正地逃掉了，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可怕的地方。
那个夜晚是漆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是一个月头月尾的夜晚，这样的夜晚让我对它充满了感激之情。四爷几乎全身赤裸，只是在腰间象征性地系着一片遮羞布，他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带着任何东西逃掉，但是在这样漆黑的夜晚他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四爷他走在田野小路上，有时候他走在长满了木芙蓉和油桐树的山冈上，他的腿有些发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子有些佝偻，他需要不时地停下来喘几口气，到溪流边小心翼翼地喝几口水，然后继续上路，沿着山路朝南方走去。四爷他这么走，心里是有目标的。他知道要走到那个目标还有很远很远的路，但是四爷肯定没有什么犹豫，如同他刚刚掩埋了四百多具同伴的尸体之后就立即选择了和他们相同的逃亡行为一样没有犹豫，甚至我可以猜测到，这就是他长期以来的支撑。四爷在路上走着，从黑夜一直走到天明。在太阳从东边地平线下升起来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四爷那张脸。那张脸瘦削而过度失血，但是它是平静的，充满了单纯的憧憬。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了一首美国乡村歌曲，歌名叫《故乡路带我回家》(《Take Me Home，Country Road》)。它的词作者是比尔？德多夫，曲作者是塔菲？尼福尔特，演唱者是乡村歌曲王子约翰？丹佛。约翰？丹佛率真的歌声一下子就让我热泪盈眶了。
天堂般的西弗吉尼亚
蓝岭山更高
香纳河滚滚
生命推移
像一阵清风
比树木古老
比群山年轻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到我生长的地方
西弗吉尼亚
大山妈妈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我的思念
萦绕着它
离家的孩子
久别了故乡的河川
稠雾浓云
变幻在天空
月色朦胧
两眼泪水涌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到我生长的地方
西弗吉尼亚
大山妈妈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黎明时我听见故乡在呼唤我
我和它相隔已万里远
驱车上路
想起昨天还在家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到我生长的地方
西弗吉尼亚
大山妈妈
故乡的路
带我回家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四爷，想起四爷半裸着身子，泪水涟涟地在黑夜中朝着家乡走去的样子。月色朦胧／两眼泪水涌／故乡的路／带我回家／到我生长的地方……那是四爷的旋律，带着一种心酸的快乐的游子的旋律。四爷在那样的旋律中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或者鸟儿啼啭的山冈朝南方走去，朝家乡走去，心中充满了单纯的憧憬。
我一直认为1936年和1938年的两次被俘是四爷的两次机会，是他回到家乡田园中的机会，同时我一直坚信，四爷从韩起禄五师和井陉煤矿逃出来之后是朝着家乡走去的。他是想回到家乡田园中去的。我的认为当然有太多的主观色彩，它们在一个社会批评家眼里肯定存在许多问题。可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的坚信却是有充足理由的，它是由已知四爷的行走经历中的事实和我根据最普通的地理常识进行最简单的分析后得出来的结果。我在日后做了一次追踪，我找来一幅 l：200，000比例的中国行政区域地图。我在地图上把四爷两次逃跑后走过的路线用红笔做了记号，并且将四爷走过的路程按照轨迹方向向前延伸，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地得出了上述那个不争的事实。
—— 1937年秋天，四爷在宁夏的惠安堡逃离了韩起禄五师，他朝着东南方向走去，他到了陕西的吴旗，又到了甘肃的合水老城，在那里他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他的旅程。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实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他在接下来的路程中原本用不着改变方向：三原——渭南——潼关——南阳——信阳，然后，只需要咬咬牙，坚持一下，再走上两三天的路程，他就能踏上家乡的土地了。
——同样，1944年春天从井陉煤矿逃出来之后，四爷像一只急匆匆的鸟儿，一直扑棱着翅膀朝南飞。他越过天津卫，到了沧州，然后是德州。那是春天发生的事。到了夏天，他已经走过了济南、济宁、徐州。他在那里先是被抓了一次兵，当天晚上他非常老练地解开了手腕上的绳索，爬出马厩，从哨兵的鼻子尖下溜掉了。接下来他害了一场大病，是疟疾，差一点就死掉了。在徐州城外林茂村的一座关公庙里，他躺了一个多月，先是熬过摆子，后来能动弹了，就爬上供台去偷吃香客们的供果。病好之后已是初冬时节，这并没有阻止住四爷，他离开了那座破庙，摇晃着孱弱的身子继续南下：萧县——濉溪——宿县——蒙城——利辛——阜阳——阜南——固始——商城……他已经进入河南地界了。他离家乡已经很近了。他只剩下两三天的路程了。他甚至已经能够闻到家乡的山风醉人的芬芳了。
但是，四爷他最终没有能够回到家乡。他的回乡之路在中途折断了。1938年是在陕西的三原县，他在那里遇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1944年是在河南长竹园，他在那里遇到了新四军五师。不管它们的地名叫什么，它们在地图的哪个方位，它们全都改变了他的回乡之途。四爷他逃离战场，想要回到家乡的田园中去，重新做他最好的种田人。但是他没有成功。他再度回到军队中，成为一名士兵，一名注定要使用枪支而不是锄镰，注定要去冲锋陷阵而不是耕耘劳作、注定要去拼死杀戮而不是养育繁衍的士兵。
四爷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把我们家当成他的家的，把我们兄弟姐妹当做他自己的孩子的。那是在长沙的时候。那几年，他差不多已经适应了那种平静的生活，并且已经接受它们了。他看起来真的像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四爷在饭桌上坐的是上首；四爷有资格头一个使用卫生间；四爷上街的时候，一定是走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时候对四爷会有一些恶作剧，我说的是我的两个哥哥。他们在顽童骨子里的罪恶冒出来的时候有时会去捉弄四爷，比如他们要他守着他们的书包而他们却半天都不回来，比如他们要他先尝一尝他们偷来的青葡萄看它会不会酸掉牙齿。我们有时候会对四爷撒一点娇，我说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她们在小姐骨子里的傲慢无法折服的时候有时会冲四爷发点小脾气，比如说说四爷“讨厌”、“烦人得很”，比如说说四爷“你懂什么呀”，同时白上四爷一眼。但这真的无伤大雅。真的。四爷对这一切都抱以一种好心情的宽容。他像原谅太阳下面的那些快乐飞舞着的小蜜蜂一样地原谅我们。他有时候会在大人面前表现出他生冷淡泊的一面，但对我们这些孩子，他总是拘谨而又坦白着的。他自己就像一个单纯而又羞涩的大孩子一样。
我知道四爷在长沙的那几年里开始滋生出平静的心情。在他的梦里，家乡如歌的山风渐渐远去了，家乡泥土的芬芳渐渐淡去了，它们的触摸已不再让他感到真实可信，他甚至已经开始放弃它们了。有一次，四爷把他从贵州北陆高山农场带下来的那个包袱拿出来，郑重其事地交给了我的母亲。那个包袱里装着四爷的私人物品，它是四爷所有的家当（其实那个包袱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它们全部的内容就是一套改制后的新式军装，几枚军功章和纪念章，一副用旧了的中尉衔肩章和一封盖着北陆农场印章、语焉不详的介绍信）。四爷把它交给母亲的时候有些紧张。四爷说：“替我收好，等我闭眼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和我一起烧掉。”四爷这么说，当然遭到了母亲的责备。母亲说：“四叔你这是什么话。你还没上年纪呢。你身子骨还硬朗着呢。你比定雄还硬朗呢。你不就比他大两岁么。你这么说多不吉利。”母亲这么说，但是母亲是高兴的，因为四爷交出了他的宝贝包袱，四爷这么做，等于是安心住下来了。父亲和母亲一直在做着让四爷成为我们家庭中固定成员的努力，现在看来这努力有了结果。
如果不是因为几年后出了那件事，一切都会是美好的，四爷他会成为我们家庭中固定的一员，在我们家永远住下去，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
但是那件事却发生了。
那是发生在我和四爷之间的事。
1967年，学校里成立了红小兵组织，那一年我上小学五年级，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加入了红小兵，只有少部分人没有加入，我是少部分人当中的一个。我没有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原因是我老爱和同学打架，我经常把同学的鼻子打出血来（并不光是鼻子，有时候是牙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为此我很沮丧。我太想加入红小兵组织了，那只半截衣袖宽的红袖章让我眼馋得不行。我认为它绝对应该戴在我的左手臂上。我戴上它一准会威风十倍。我发誓要得到它。在连续几次发展新成员的名单上没有我之后我饱含委屈地这样对自己说。我开始克制自己。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同学打架了。在手痒极了的时候我就去追邻居家的猫，我把它们追得屁滚尿流，蹿树上房。这样做真的很管用，我的多余的热情和精力有效地被消耗了，它使我变成了一个安静而且温顺的孩子。我差一点就成功了。可惜在又一次宣布新成员名单的前两天，我故伎重演，和一个同学打了一架。这次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人家的鼻血打出来，可是却把对方的头打了个窟窿，流了很多的血，这样，我加入红小兵的事又一次泡了汤。
那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心里充满了伤心和屈辱。我对自己灰心失望，再也不相信自己这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什么事。我被这种念头纠缠着，有一种世界末日到来的感觉。我把书包往边上一丢，坐下来没精打采地发呆。这个时候四爷来了。四爷在此之前是在院子里侍弄小鸡娃的。四爷闲不住，他总是把自己弄成一个劳动者的样子把我们家弄成一个微型田园的样子。四爷在秋天来临的时候孵了一窝鸡，这几天那些叶芽儿一般娇嫩的鸡娃们正在纷纷破壳而出。四爷喜滋滋地捧着一只蛋跑进我的房间，那个蛋已经被小东西啄破，鸡娃露出黑茸茸的小脑袋来，声细若无地啁啾着。四爷小心翼翼地捧着它，额头上渗出微细的汗毛毛。
四爷说：“小五，小五，快来看。”
我坐在那里，一百个打不起精神来的样子，没有心思理睬四爷，四爷说：“小五，快来看嘛，小宝宝可爱极了。”
四爷走拢来，他把手中的鸡娃伸到我面前，他那副乐呵呵的样子，就像他自己是鸡妈妈似的。
我把脸转到一边去，不看他和他的鸡娃，他颠颠地又转到另一边。我心里烦死了。我把他伸到我鼻尖下的手猛地一推，差点没把他手中的鸡娃给推摔了。
四爷愣了一下，说：“小五，你怎么了？”
我说：“让我一个人待着。”
四爷说：“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儿？”
我说：“你走开！”
四爷说：“你这就不对了。你遇到了问题，你就和人说一说，说开了就好了。你关键是不能这样，你不能害怕，不能躲，要和困难作斗争。比方说，学习上不去，你就努力追，书念不好，你就加把劲儿，题不会做，你就问老师，老师批评你，你就虚心……”
我突然爆发了。我冲着四爷大声嚷道：“你烦人不烦人？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我的老师呀？你以为你是我的家长呀？你这么没完没了地唠叨，谁听你的？”
我的声音很大，它把四爷吓了一跳，吓得他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它把在外面院子里玩的哥哥姐姐们都招来了，他们都冲进屋来，看屋里发生了什么事；问题的关键是它把我自己的邪恶之火给点燃了，我有一种想破坏什么，想伤害什么，想把什么东西给弄碎的强烈欲望。我无法阻止自己。我站起来，指着四爷的鼻子，怒气冲冲地大声喊：“就是你！就是你！你以为还怨别人哪？”
四爷的声音干巴巴的，眼神有些惊慌。他万般不明白的样子，看看门口的我的哥哥，又看看我。
四爷说：“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
我喊道：“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俘虏！你做了叛徒！你是胆小鬼！你是窝囊废！你让我不能加入红小兵！你让我丢尽了脸！你这个样子，毁了我的一切！”
母亲在那之后跑进屋里来。她没有听见我喊了一些什么。她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她只是适时地搀住了剧烈晃了一下的四爷。
四爷是在两天以后离开我们家的。他给自己找了一处安身的地方。那是长沙郊区的一个奶牛场。人们在几十公顷的奶牛场里喂养了几百头从荷兰和澳大利亚买来的优质奶牛。四爷负责打扫牛栏牛圈，晚上睡在草屋里看牛草，奶牛场象征性地付给他一点工资，当然，还有一天三顿饭和睡觉的地方。
谁也没能阻止四爷离开我们家，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的劝阻和恳求都没有起到半点作用。四爷走的时候已经缓过劲来了。他的样子很平静。他甚至还走进我的房间里来和我告别。他把一个我十分想要的弹弓架送给了我。弹弓架是他亲手用夹竹桃枝做成的。他坐在我的面前，把那个光滑匀称富有弹性的弹弓架放进我的手掌中。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又坐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头，走出门去。
那是一个秋天，院子里的鸟儿叫得没头没脑的，有一刻它们消失了，这时就有树叶从空中飘落的飒飒声若隐若现地传来，它们在没有风的时候落下来时会发出一种回音，如果你不用眼睛去看它们飘落的样子，而是阖上眼睛专注地去听，你会从它们发出的回音里听到什么东西穿透时光的呼啸声。
那个秋天一直有黄叶在飘落，它们使我学会了伤感，并且让我从此变成了一个口吃的孩子。
1951年3月，四爷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士兵，从安东跨过鸭绿江大桥，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和他的战友们纵穿了整个北朝鲜，一直从新义州走到了北汉江边。四爷先是任枪械员押运员，后来当上了司务长、管理员，那一个月是四爷在军队中提升最快的日子。
五次战役开始得太顺利，到5月中旬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分别向南推进了几百里，并且有点止不住进展势头的感觉。谁都以为这将是发生在这块白山黑水的土地上的最后一次战役，进攻的一方会无遮无拦地一直跑到釜山，并且在那里一脚把李承晚和麦克阿瑟踢进朝鲜海峡。
四爷是在华川渡过北汉江的。部队渡江之后迅速向南推进，开始攻打春川。一些老兵在这个时候心里有些犯嘀咕了：过江之后，所有遭遇到的敌人一律不战自撤；偶尔咬住的敌人，几乎全是李承晚的南朝鲜军，那些美、英、澳的大鼻子兵一个都见不着；前几次战役就算打得再顺利，也有过好一番厮杀，况且敌人拥有高度机械化的技术力量，几乎占据着所有空中和公路上的打击优势，装备确实很厉害，有必要这么孬种吗？
最终警醒过来的时候，李奇微的“一星期反击战”包围圈已经形成了。部队奉命迅速后撤，丢弃所有的辎重。几个军的北朝鲜士兵和中国士兵撒起脚丫子朝汉江边跑，朝来时的路上跑，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在125毫米榴弹炮弹落下来之前泅过江北去。本来四爷是跑得很快的，四爷有经验，而且心里明白，但是在四爷跑到北汉江边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师却奉命停下了，新的命令是让他们断后，掩护全线的朝中军队大规模后撤。
严格意义上的掩护战只进行了一天，包围圈翌日便扎紧了。敌人活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多，而且全是大鼻子。志愿军仓促之中占领了几个山头，那几个山头一天之内就被密集的排炮和飞机倾泻下的凝固汽油弹改变了模样。志愿军只能靠冲锋枪、步枪、手榴弹和刺刀迎击对手，他们的对手则有充足的125口径榴弹炮、B29轰炸机和50毫米防弹板重型坦克，而且，这些战争怪物全都像妊娠的孕妇一样呕吐个不停，把灼热的钢铁倾向志愿军阵地。这种不平等的对抗在双方几天几夜的亡命搏杀后最终停止下来。援军无望，守方弹尽粮绝，丢失了所有的制高点，被压制在几条山沟里。天在这个时候下起雨来。
四爷和几百名战友躲避在一片灌木丛里。部队的建制早已被打乱了，到处都是神情惶惑的士兵，他们衣服湿透，周身泥泞，徒劳无益地挤在一块儿，在冻饿之中瑟瑟地发抖，谁也不说话。雨越下越大，拖着小伞的照明弹不断地升上天空，在雨幕之中发出瘆人的镁光。炮轰早就停止了，抵抗的枪声也消失了，整个战场一片沉寂。一架被称作“小寡妇”的侦察机嗡嗡地飞来，在人们的头顶上慢慢腾腾地盘旋了几圈，然后开始一遍接一遍地广播：
“中共××军的士兵们，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了，抵抗是无谓的，只能增加你们的伤亡，放下武器投降，联合国军优待俘虏……”
四爷早就打光了所有的弹药，在后来躲避炮火的奔跑中，他连那支空了弹仓的苏式冲锋枪也丢失了。四爷已经是赤手空拳。他在山沟里跌跌撞撞地跑着，和人们一起寻找着突围之路。他的帽子丢失了，鞋子也丢失了，身上的衣服被岩石和树枝挂得褴褴褛褛，军用水壶被炮弹片削掉了一半，可笑地吊在腰间，他后来找到了一处灌木林，在那里躲藏起来。
空中的广播声响起的时候，四爷像是挨了一记鞭子，脸上露出可怕的光。他从泥水里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冲出灌木丛。冲出灌木丛的不止四爷一个，还有好些人，他们全都受了刺激。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大声喊：“出沟口越过公路就是汉江，横竖是一死，不想留下来当俘虏的跟我走！”
四爷跟上了。与其说四爷是跟在人家后面的，莫如说他是跑在最前面。先是几十个人，然后是几百人，再然后是几千人。人们在雨地里奔跑着，互相撞击着摔倒了，爬起来，再接着往前跑。四爷跑得很有力。他听见身后传来如雷滚动的脚步声。这和普通的山洪没有什么两样。四爷在洪水的最前沿。他是峰头，他不能站下来。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想站下来。他们不是朝着沟口冲去吗？出了沟口不就是五号公路吗？越过五号公路不就是水清澈澈的北汉江吗？蹚过北汉江不就攀上了自由的土地吗？他干吗要站下来呢？
沟口处是一片开阔地，照明弹将这里照得雪亮一片，开阔地上，到处倒着人，大多已经死了，也有活着的，在泥水中呻吟着爬动。人们在这里看到了公路，它就躺在开阔地之外，很安静的样子。人们的目光完全被它迷住了，他们看也不看那些倒在开阔地上的人。人们脚步不停，一往情深地朝开阔地扑去。
高速机枪充当了第一批打击力量，然后是迫击炮。曳光弹从两侧的山头上交叉着倾泻下来，组成了水泼不进的火力网。人们一排一排地被打倒，因为人群太拥挤，有时候两个人甚至是被同一发子弹击中的。后面的人不管前面发生了什么，仍然一如既往地往前冲，这就给子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穿透目标。而射击的一方是胸有成竹的，他们做了一个口袋，他们把猎物装进了口袋里，有时候猎物不听话，想从口袋里溜出来，比方说把口袋撕开一个口子，这个他们不怕，他们早就预备好了，他们要做的，只不过是用子弹当针，把口袋重新缝好罢了。
四爷在枪响的头一刻就倒下了。四爷倒在一条水沟里，沟里有汩汩的雨水。四爷不是被子弹打倒的。子弹没有击中四爷，而是击中了他身边的一个人。那个人往前一冲，将四爷撞倒了。那个人痛苦地说：“我被打中了。”四爷爬过去，想把那个人搂进怀里，他想把他架起来，让他断续往前跑。但是四爷没有那样做，他发现那个人已经死了。接下来不断有人倒下。他们有的倒在别的地方，有的就倒在了四爷身上。四爷好几次想从人堆里爬出来，都没能如愿。倒下的人越来越多，四爷被压在最下面，差一点透不过气来。有一阵他感到水沟里的水突然汹涌起来，并且变暖了。他那时无法从人堆下抽身，也就无法判断此时的雨是否下得急了。
突围分明是失败了，而且，再度进行实践的可能已经完全丧失。人们退回山沟里，或者趴在草堆和树丛里不动，寄希望奇迹的发生。当然，人们知道这希望是太奢侈了。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瑰丽的曙光出现在天边，它比幽灵似的照明弹显得温暖多了。山沟里，一切都袒露在光明之下，衣衫褴褛的士兵和他们缠着绷带的伙伴们到处都是。人们突然感到黎明到来时逼人的寒彻，纷纷向山沟中间聚拢过去，彼此围抱成一堆。沟外的公路上响起了坦克马达的轰鸣声。轰鸣声越来越大。先是一辆，接着是两辆、三辆……越来越多的坦克出现在黎明背景下的沟口，它们高高地仰着炮塔，屁股后面喷着浓浓的油烟子，不可一世地拥进沟里。沟里的人群先是一乍，但是很快的，人们不动了，躺着、坐着或者站在泥水里。人们知道那没有意义，那帮不了他们什么。人们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进攻结束了，逃跑结束了，反抗和挣扎也结束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迁徙旅途和冰冷的战俘营。人们还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应早点做好准备，比如毁掉武器和机密文件，比如缠紧绷带，再找一根树枝做拐杖。总之，这是一个正在完成着的事实，面对着那一群仰着炮口的坦克，谁又能说他根本就不承认这个事实呢？
四爷。
四爷是在最后一刻从人群中冲出来的。四爷浑身泥泞和血水，光着头，赤着脚，跌跌撞撞地从人群中奔出来，朝沟口奔去，朝坦克奔去。人们吃了一惊。人们看清楚四爷之后越发地吃惊。人们看见四爷手中紧紧地攥着一块石头，那块石头比拳头大不了多少，黑黢黢的，瘦骨嶙峋。人们看见四爷把那块还滴着雨水的石头高高地举起来，举过头顶，拼命似的朝坦克奔去，朝那群庞大的钢铁怪物奔去。人们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坦克们也发现了四爷，它们停了下来。从第一辆坦克的炮塔中钻出一个美国兵，歪倚在那里看朝他奔来的四爷。美国兵最先是好奇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但是后来他的脸色变了。他从坦克里拖出一支卡宾枪来，他把枪口对准了远远奔来的四爷。他朝四爷喊：“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找死呀！）四爷没有站住，他摇摇晃晃，脚下踏起一片水花，高举着那块拳头大的石头继续朝坦克奔去。枪声响了，子弹像一群小鸟似的擦着四爷的头皮飞过去。四爷这次站住了。四爷站在那里，泪流满面，那块黑黢黢的石头仍然举在头顶。四爷站在一大群黑森森的坦克面前，四爷光着头，军装破烂，手肘上不断滴淌着被雨水稀释了的血水，光着的脚板上扎满了棘刺和碎石。四爷那个样子，显得万般的孤独和绝望。人们远远地，看见四爷跺着脚哭着朝那些坦克叫喊。风先是背着的，人们没听清四爷他喊的是什么，后来风顺了，人们终于听清楚了。
四爷他喊的是：“我操你妈！我操你妈！”
四爷在晚年的时候走进了那座荣军疗养院。那是一个环境幽静的院子，人们在修建它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崇敬之情，所以它的一砖一瓦全都十分结实，经得起摔打和日久天长，这和在院子里面生活着的那些人的情况有点不协调。好在人们在日后的时间渐渐地把这种崇敬之情淡泊掉了，不再考虑结实不结实的问题，不再花宝贵的时间去光顾它，这样一来，院子在风雨之中就因为缺少人气迅速地衰败下去，这和它的清冷又十分的协调了。
四爷在“文革”期间吃了一些苦头。四爷所在的奶牛场人数不多，人员情况不复杂，四爷是属于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所以斗争一开始，四爷就和奶牛场场长、一个有小偷小摸习惯的职工、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职工一同被群众组织揪了出来。四爷和另外三个人的情况不同。另外三个人是现行问题，而四爷是历史问题，他没办法把那些糊涂的历史说清楚，而且就算说清楚了又能怎样呢？它能叫那些把历史仅仅当做一种理由来宣泄一把的夺权者们满意吗？它对一个平凡的生命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四爷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闭口不说话的。这样做有些时候会惹恼造反派，四爷会挨打，吃一些苦头。其实挨打的不只四爷一个，场长也挨打，有小偷小摸习惯的职工也挨打，乱搞男女关系的职工也挨打，大家都挨打，落不下哪一个来。场长挨打的时候人们把他的老婆孩子弄来观看，场长不怕挨打却受不了这个，上吊自杀了。乱搞男女关系的那个人挨打后只会哭，人前人后都哭，有一天夜里他发出瘆人的惨叫声，人们闻声赶去，发现他用一把刀片把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孽根给割掉了。倒是那个有小偷小摸习惯的，后来做了件大事出来。他逃去市里参加了另一派群众组织，武斗开始的时候他弄了一支冲锋枪，从市里跑回奶牛场来，把当年抽他耳光的人打死了好几个。惨案发生的时候四爷在场，别人都骇得撒丫子跑了，四爷没跑，一个人东奔西颠地去拦惊吓了的奶牛。有小偷小摸习惯的那个人拎着枪口热热的冲锋枪过来，看四爷赶牛，看了一会儿，说：“简老头儿，这个奶牛场里除了你和牛，没有一个干净的。”隔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颇具哲理的话，“谁该惩罚谁呢？”说完这话，有小偷小摸习惯的人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拎着枪走掉了。
我的父亲在70年代末重新分配工作，这个时候他才有精力去顾及他的四叔。那时四爷已经六十岁了，超过了工作的年龄。奶牛场提出要四爷离开，那儿本来并不真的是四爷的单位，他们不想在最后弄一个退休职工进来。我的父母也有让四爷闲下来的意思，他们认为他早就该放弃工蜂似的劳作，回到家里颐养天年了。四爷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什么选择，他同意了，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不回我们家，他要养老就真的养老，就到养老院里去。这一回我的父亲动了点手段，他派人去贵州北陆农场，把四爷的档案提了出来，然后通过非常复杂的关系并且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对档案中的关键地方做了修正和澄清。档案还是老档案，可问题一旦澄清后它就面貌一新了，它就显得很可爱了，这样，四爷就以一名荣誉军人的身份住进了北湖边上的那个疗养院。
我不知道四爷这一次为什么没有提出回到家乡去。这一次该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他了。他已经老了，不可能再去扛枪打仗，他也再干不动活了，而且，他也不想和我们这些亲人住在一起。他老了，在生命的旅程中已经走过了大部分的路，他不再被需要也不再被打扰，他完全可以从命运松弛开的爪牙下挣脱出来，像一头生命走到尽头的老象一样，走向森林深处，走向他的故乡。
可是没有，四爷他没有这么做，他把自己关进了那座与他的生命毫不相干的疗养院里去了。
这就是我日后反复寻思的一个症结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无法让人理喻同时也无法让人释怀，它给人种种的暗示，它们全都让人感到沉重。那个疗养院，临湖傍水，环境幽静，是很适应人们挨过残缺生命最后一程的，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如此。在那里面住着的，全都是被战争之手撕裂过的生命。他们肢体不全、器脏不齐或者神志不清；他们坐在轮椅里，躺在床上，有的终生再也不能坐起来，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让护理员抬到走廊下晒一晒太阳，就像翻晒一件一时用不着又不能丢掉的物品似的。四爷在战争中多次负伤，他有好几次被子弹击穿过，至于被弹片刮掉一块肉这样的轻彩，那就无计其数了。但是四爷的肢体是齐全的，他的脏器是齐全的，应该说，他是囫囵个儿地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他把自己关进荣军疗养院，和那些残缺的生命关在一起，他是为了什么呢？战争把他的什么给打碎了、撕裂了、消解掉了呢？
我后来知道，四爷三次被俘的事，头两次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没有人知道在古浪城和辽县的那个村庄里发生了什么，它们在消逝了的历史中太普通太平常，而历史从来就没有把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当成过一回事。只有四爷，只有他自己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当成了委屈和耻辱。他实际上是吃了太多的苦。他的生命是在那些斑驳陆离的历史中受到了轻薄和嘲弄。他因为独自承受它们而觳觫不止。他把不说出它们来当成一种忘却，他把说出它们来当成一种倾诉。
1953年6月，四爷和第二批志愿军战俘一道手捧鲜花回到了祖国。火车驶进安东的时候，所有的战俘都流泪了，大家一起手挽手唱起了志愿军军歌，有的战俘泣不成声，哭得昏死过去。四爷是那种长久不能开口说话的人当中的一个。他的精神比身体更为虚弱。他在战俘营的后期已经有些精神失常了。走出战俘营和回到祖国这两件事都让他承受不住。他手中捏着半块祖国慰问团送给战俘们的月饼，把自己贴在车窗玻璃上，一边啜泣着，一边贪婪地盯着窗外的田野看，然后他就把自己窝进窗帘中，慢慢蹲下去，揪着窗帘抽搐起肩膀来。
在后来的甄别过程中，四爷像个急于对母亲倾诉的孩子似的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包括1936年在古浪和1938年在辽县的两次被俘遭遇。四爷结结巴巴地讲述着。四爷真是一吐为快了。四爷讲完之后就号啕大哭起来，他的那些同志们也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可以经历和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他们为此忘记了自己经历的折磨和屈辱。他们走过来，把四爷的肩膀搂住，大家就像一娘生的亲兄弟一样互相揩拭起泪水来。
1969年的一天，我看见我的父亲发了一通火，它和四爷的三次被俘经历有关。父亲当时被解职在家闲居，奶牛场的两名干部来外调四爷的情况，父亲把他们给轰了出去。在轰他们出门之前，父亲情绪激动地冲他们嚷道：“我们这些人，我们谁的经历简单过？我们想简单我们能简单吗？历史是个鸟历史！它把一切都弄得乌七八糟！你让我们活在历史中的这些人怎么办？你怪得了谁？”
四爷把说出他的历史当做一种倾诉。他不能承受生命中的这种黑色秘密。它们像噩梦一样沉重地压迫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的倾诉是为了忘却的倾诉。四爷是站在悬崖边上的。他以为那些滚滚涌来的白云是可亲可信的。他毫不设防地朝那些白云扑过去。他穿透白云朝深渊下跌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遭到遗弃与背叛的困惑和疼痛。
对于四爷来说，他的归宿只可能是一种了。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说我不明白，我的父亲为什么要阻止四爷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去。我这么说，首先是我知道，1961年那一次四爷从贵州北上时，他本来要回到东冲村去的，那才是他的目的，他在长沙下了火车，提着一件简单的行李，像大多数行色匆匆疲惫不堪的旅客一样走出车站广场，他只是想看一看他在长沙工作和生活着的一个侄儿以及他的孩子们，然后他会转车继续北上。长沙不是他生命的目的地。是我的父亲用一次我们谁都不知道内容的谈话终止了他的回乡之行。
我有一种偏执的认识，我认为四爷的一生中，有过三次重返家园的举措，可三次都没有成功，它们都是在半途中被遏制住了。而1961年的这一次，比1937年和1944年的两次更具有终极阻止的意义。我这么说的背景情况还有一个，那就是我知道很多事例，这些事例中的当事人全都是战争中受到过不同程度伤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是身体受到了损害，有的是信心、尊严和人格受到了损害，比如自卑、自暴自弃、孤僻、怯懦、绝望、暴戾，他们后来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去，他们回去了，得到了抚慰，他们几乎全都重新活过来了。我固执地认为，如果当年四爷真的回到了东冲村，回到了家乡七彩的土地和如歌的山风中去，他一定会摆脱战争带给他的那些深深的损伤，终究快乐起来的，他甚至能够恢复成家乡土地上最好的种田人。
但是没有。
没有。四爷最终没有回到家乡，他这一辈子都在朝着家乡的方向走，他每一次都与家乡擦身而过，并且失之交臂。他在晚年的时候，索性走进了荣军疗养院。在和平时代的一个角落里，他把自己固定在战争最后的一点残败的记忆中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求生不得的时候往往索性求死，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才会不生不死地活着，而且把自己和家乡对立起来呢？
现在我们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父亲他为什么要阻止四爷的归去？
有两个最为可能的回答，前者是亲情，后者是荣誉。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是相信前者的，也就是说，我是相信亲情的。这一对年龄相仿的叔侄，这一对儿时亲密的伙伴，他们是血脉相通、生命根系的。我相信父亲在四爷到达长沙的那一天高兴得都有点失态了。他大声地吩咐勤务员去割肉沽酒，大声地叫出我们兄弟姊妹来给四爷磕头请安。他哈哈大笑着，用力拍着我们的屁股，
像炫耀他的牲口似的把我们一一介绍给四爷过目。他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不断地碰倒桌椅板凳。他太兴奋了。他是觉得他的另一条命被他意外地寻找到了。
那天晚上，喝得微醺的父亲和四爷关在父亲的书房里彻夜长谈，他们谈到了一些什么呢？我相信谈话的内容只会是亲情。父亲执意地挽留下四爷，全是出于亲情。他不让四爷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去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简家的直系亲人，那里太苦太穷，而我的父亲，他是要把四爷供起来，供成老简家最后的老佛爷，让他在生命的后半截子里，好好地享一下福。
我是在若干年后，在我成长之后才想到了后一种原因的。我们在渐渐长大之后会发现亲情并不可靠，它们总是在用一种温馨的面孔来欺骗我们，让我们麻醉。但我们毕竟会觉醒过来，我们终究会明白，就像长大了的狐狸会被父母撕咬追赶到荒原中去，就像角马父子会为争夺同一个伴侣而大打出手，我们会为了自己的追求把亲情丢弃在尘土和血泊之中。尤其在长大之后，我们自己也会变成追撵儿女的狐狸和与父亲争夺情侣的角马。
那一年我被要求填写一份内容详尽的家族档案表。我得以第一次用排列法来总结我的那些家族的男性前辈。我在填完这份表格之后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感到吃惊——
……
二爷简乾通，1927年11月在黄安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39年9月在晋西战死；
三爷简乾人，1928年3月在木兰山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35年9月在南返草地时失踪；
大伯简定豪，1930年6月在光山参加红一军，1934年4月在通江保卫战中阵亡；
二伯简定杰，1931年4月在新集参加红四军，1937年2月在倪家营子战役中阵亡；
三伯简定英，1932年3月在苏家埠参加红四军，1939年2月在河南阵亡；
……
毫无疑问，我们老简家的这些男性前辈，他们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光荣军人。他们无论是对家族还是对军队，都是前赴者，都是壮士英烈，都足以令他们阵营一方的历史生辉，令后来者骄傲。他们和四爷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种经历者。四爷也是军人，但是四爷是那种不称职的军人，因为他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他的历史就被玷污了，他的人生就被弄得极其复杂了，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有一种不干净的感觉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蔑视他、唾弃他、主宰他，包括他的侄儿——我的父亲。
1961年在长沙的那个晚上，茅台酒让久别重逢的父亲和四爷醉意陶然。他们把自己关在父亲的书房里。他们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谈了一些什么呢？我相信他们在那天晚上谈到了各自离开家乡后几十年的经历，当然，主要是四爷谈，因为他是长辈，因为他的经历比所有人的都复杂，还因为他真的想对亲人倾诉。我相信四爷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的。而我父亲则坐在那儿自始至终用力攥着双拳，眼眶里噙满泪水，为四爷的悲壮经历欲哭无声。
但是，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当黎明到来的时候，我的父亲从激动中慢慢得以平静，回到现实中来。他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荣誉——简家的荣誉和军队的荣誉。我相信父亲——和所有的传统的中国军人一样——看重的是荣誉而非亲情。他下意识地做出把四爷留在我们家中的决定，是不想让四爷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去，不想因为四爷尴尬的经历让家乡的人们对军队以及老简家的荣誉有任何轻薄的怀疑。父亲他把四爷留在我们家中，他是把一段他没法应付的历史和一个人活生生的生命同时给禁闭起来了！
四爷在1933年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一次也没有。故乡纯粹的落日每天都在进行着，它们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是最为庄严的圣典。燃烧了一天的太阳此刻是那祥和慈爱的样子，它从大别山的银杏树梢上滑落下来，徐徐浸进举水河里，整条举水河在那一刻淌金流银，万珠跌扑。但是这一切，都与四爷没有关系了，至少在他此生的现实生活中他是与家乡割裂了。
我从军队转业回到这座城市之后，去荣军疗养院看望过四爷几次。我们坐在那里，坐在太阳下面，近处有休养员在护理员的搀扶下甲虫似的慢慢挪过，稍远处便是鱼贯而过的湖风，如果什么也不想，把眼睛闭上静静地听，甚至能听见风中新鲜的鱼鳞互相碰撞的叮咚声。我们坐在那里，谁也不说话，看院子当中的铃兰和美人蕉，看围墙边的白头翁。这么坐上一阵子，我就起身告别。当然告别只是我单方面的。我说四爷我走了。我就走了。沿着长长的走廊朝院子的大门走去。四爷他从来不表示什么。他甚至看都不会看我一眼。他会依然坐在那里，看铃兰和白头翁，一直到日落的时候。
我在走出那座用红砖墙砌起来的院子时心里想，四爷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他一年到头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在想着什么呢？或者他是在拒绝中等待？日落每天都会发生，日落的时候，天色变幻无穷，那一刻，在他耳旁掠过的，会是家乡的风吗？
四爷如今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仍然活着。我常常在想，我对历史固执地翻找其实是徒劳的，那只是我的困惑我的诘问，四爷他从未言语。可是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的。我还想，总有一天我会忍不住的。其实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有一次，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做饭，不知怎么说到了四爷。妻子说，你的四爷，他比那个疗养院别的人幸运，他起码不是个残废，看他的样子，有希望比所有的人都活得长久。我那一次就忍不住。我说出了埋藏在心里很久的念头。我说，不。我说，谁说他不是个残废？他比残废更惨。我说，如果对他来说真的有什么幸运的话，那就是死亡。我说，我希望他早一点死去，这是他唯一的解脱，他不应该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他一辈子都没能主宰自己，他难道连死都不能主宰么？我的泪水开始淌下来，越来越多，我把削土豆皮的刀子丢到一边，让自己靠在门上，泪流满面。妻子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但是她很快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像一个优秀的心理医生一样，走过来，张开怀抱搂住我，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说，没什么，没什么，这是都市综合征闹的，你只不过是太紧张了，放松一点，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会好起来的。我把她从我身边推开。我流着泪。我说，你错了，我真是那么想的，我真的希望他早一点死去，我愿意拿任何现世的利益做这个交换。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做着一个相同的梦，在那个梦里，四爷他真的死去了，人们在早上发现了他，人们给他收殓时在他的手中发现了一样东西，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一株带着泥土的庄稼……
我说完这些，便号啕大哭起来。
请你记住，在我的家乡东冲那片干爽的土地上，四季都有新鲜的山风从大别山深处吹来，它们畅畅快快地在田野上奔跑，一路如歌。因为如此，因为如歌的山风四季不断，我的家乡总是显得湿漉漉的，变幻着红花草的味道、油菜花的味道、麦穗的味道和番薯藤的味道，它们在整个四季都让人陶醉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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