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在非诗意的亲子之爱面前睁开眼睛

    这一章完全是表现亲子之爱的。但是，与其他各章不同，所选文章，并不完全是以诗意为纲的，也有非诗意的，甚至反诗意的。诗意的，如泰戈尔的《金色花》，母子之爱固然纯洁无瑕，但如果光是纯洁无瑕，就单调了，就干巴了。这一篇的趣味在于，孩子是调皮的，躲起来，化为一朵花让母亲找不到。因为调皮，才显出母子之间的亲密。最为传神的是，最后母亲说：“你这坏孩子！”用“坏”这个否定性的词语来表现嗔怪、疼爱、喜悦、原谅与欣赏。一般表现母爱的诗文，之所以不如这一篇经典，就是往往把母子之爱概念化、理想化了。既然母爱是人世间最无私、最博大、最崇高、最纯洁的爱，母子之间，就是没有任何矛盾的，绝对心心相印的，没有任何误解的。把这种文章当作唯一的样板、经典，可能对孩子造成误导。正是因为这样，在这里，我们没有选择冰心的文章。虽然冰心有她的重要性，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并不适合。因为现实的母爱，并不是绝对崇高、无私的；相反，是很世俗的，有时是有点自私、有点小气的，甚至是以爱的名义施虐的。把母爱绝对化、抽象化，对孩子们认识现实中的母爱可能构成一种遮蔽。要让孩子们在非诗意的母爱面前睁开眼睛，在表面上没有诗意的地方发现诗意。

    川康成的《父母的心》，是很有诗意的。但是，这诗意却和一点没有诗意的卖孩子、反复说谎紧密联系在一起。穷得活不下去，只好卖孩子。从实用价值考虑，这对孩子的前途和家庭生计有好处。但是，却抵不过对孩子的感情，因而这对父母一再反悔。没有卖孩子这样的反诗意的决策，也就没有爱孩子爱到不顾生计的结局。诗意和反诗意的水乳交融，是天天发生在孩子身边的亲子之爱的特点。

    对于《背影》的分析，八十多年来，最好的成果，归结起来不外是，第一，父爱像母爱一样无微不至；第二，把大学生当孩子一样关爱。其实，这样的分析是不够到位的。因为《背影》全文的大部分都在强调，对父亲的细心的关爱，儿子是不领情的，反觉得他“迂”，给自己丢脸，于是内心拒绝，外表隐忍。这一点往往被忽略，原因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亲子之爱这一观念的遮蔽。其实，这里最为生动的，第一，恰恰是爬上月台，那吃力的背影，比之当面多少语言和姿态都动人，而且，不雅的背影，却感动得儿子落下了眼泪；第二，这是更重要的，当父亲回过头来，儿子却马上把眼泪偷偷地擦干了。抗拒父亲的爱是毫无愧色地流露出来的，而为他的爱感动落泪却是秘密的。《背影》之所以成为不朽的经典，就在于它写出了亲子之爱的永恒的特点，那就是爱的隔膜。现实的爱，是有隔膜的，父与子的矛盾，两代人的亲情的错位，是一代又一代不断重复着的人性，具有超越历史的性质。

    在历史经典和当代青少年经验之间打通联系，是一个重大的难题。《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是西方的，但是，仍然有人性的共通性，母爱是绝对无私的，充满了诗意的，丈夫和孩子却是自私的。当丈夫和孩子们各自为自己过了最美好的一天而感到幸福时，母亲却并不感到失落，相反仍然觉得因为丈夫和孩子过了最美好的一天自己也过了最美好的一天。两个“最美好的一天”的内涵是错位的，母亲与孩子和丈夫之间并没有沟通。这种诗意与反诗意的错位，分外动人。

    2.《背影》背后的美学问题

    前一阵武汉一家晚报披露，《背影》在中学生民意测验中，得分相当低，被某套得到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排除在外。中学生不满的理由是“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又很不潇洒”。这一消息引起了据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长的义愤。教科书的编者连忙出来“辟谣”，说该新闻失实，《背影》已经被列入下一册语文课本。一场新闻风波暂告平息。

    但是，我倒感觉这里是有马脚的。这“辟谣”很可能是在众多反对声中的一种补救措施。要不然，为什么不把此文放在已经出版的课本中，而要放到尚未出版的一册中去？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入选了，但对于“违反交通规则”和“不够潇洒”，并没有从理论上来回答中学生的质疑。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美学问题，主要是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实用价值是一种理性，主要讲的是理性的善恶，遵守交通规则是善，不遵守交通规则是恶。而审美价值，则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丰富独特的叫做美，情感贫乏的叫做丑。但是，情感和理性，并不是绝对统一的，而是有矛盾的，情感太强烈往往超越实用理性，不实用，是不善的，但是从审美情感来说，不但不是丑的，反而是很美的。

    通常我们笼统地讲真善美的统一，从宏观的最高层次来说，大体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微观的文学创作的实践层次来讲，却不是这样简单的。一般情况下，合乎情的不一定合乎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错位”的，既有统一的部分，又有错位的部分。二者属于不同的价值系统。审美价值往往是超越实用功利的。从实用价值来说，眼泪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在人生变故中，哪怕你哭得死去活来，也于事无补。但是，林黛玉的眼泪，仍然能感动人。

    由于生存的压力，不实用的情感自发地遭到理性的压抑；在科学教育中，情感是被忽略的。从小学到中学，所谓智育，就是以理性，也就是以压抑情感为主的。但是，如果光有理性，人就是片面的，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半边人，甚至是机器人。而文学最大的价值，就是为人恢复那失去的另一半，让人变为完全的人。

    在《背影》里父亲为儿子买橘子，从实用价值来说，完全是多余的。让儿子自己去，又快，又安全，又不会违反交通规则。父亲去买，比儿子费劲多了，就橘子的实用价值来说，并没有提高。但是，父亲执著地要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是显示出对儿子的深厚情感。如果不是这样，父亲认真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问题，就太理性，没有感情可言，甚至煞风景了。朱先生这篇是抒情散文，并不是以实用价值动人，而是以情动人。情感的审美和实用价值，二者并不是成正比的，有时，恰恰是成反比的。越是没有实用价值，越是有情感的价值。反差越大，越是动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完全不讲实用理性，但她越是把情感看得比财富，甚至比生命更重要，才越动人，审美价值越高。

    至于“不够潇洒”的问题，也一样。父亲越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费劲，自己的笨抽，越是忘却了自己不雅观的姿态是流露出心里只有儿子没有自己的情感。这就是诗意，如果不是这样，父亲很轻松地、很潇洒地、很轻快地把橘子买来了，就光剩下了实用性，一点诗意也没有了。

    学生不理解，与他们缺乏当时的物质生活状况的经验有关，同时也与他们在美学上缺乏修养有关。如果能成功地对《背影》进行教学，对青少年的审美启蒙是很有冲击性的。这正说明了《背影》应该入选语文课本。

    在“不够潇洒”、“违反交通规则”面前打退堂鼓，这个小小的事件，暴露了我们的编者对于经典文本，只有一点蒙胧的感觉，而在理论上缺乏系统的理解，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原则的坚定性。

    当前的语文教改课堂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问来问去，平面滑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什么都是对的。《背影》中的父亲“不够潇洒”也是对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一切由学生说了算”。事实上是，—千个学生说了都算，结果只能是谁也不能算，纖完全放弃了教师的职责。

    这提醒我们，对于西方文论要有全面的理解，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其实，就是接受美学，也有一个“共同视域”范畴。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当中，还要看你是不是达到学科前沿。还有一个相对而言哪一个比较深刻正确的问题。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李尔王。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似乎也可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红楼梦》，但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是对的，就是对，也没达到同样的深度。教师还有一个把学生向当代学术水准的高度引导的任务。当学生把《背影》的精华当成糟粕的时候，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具体分析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不仅是对教师美学观念的考验，还是对教师思想方法的考验。对于《背影》不但要用共时的方法进行分析，还要用历史的方法进行分析。《背影》的语言，和朱自清前期的许多作品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在最关键的地方，不像《春》、《绿》、《匆匆》和《荷塘月色》那样采用华彩的语言、排比的句式，也不作大幅度的渲染，而是将直接抒情的语句压缩到了文章的结尾。在作者情感发生震撼的地方，反而采用比较朴素的语言，几乎全是叙述。这是很见功力的。

    朱先生早期常用的抒情和渲染的办法，如《绿》，其实并不是文章成熟的表现，留下了比较稚嫩的痕迹。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先生的文风一洗铅华，回归朴素，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是叶圣陶、唐強、董桥等人早已指出的。这说明《背影》中的“不潇洒”，正是朱先生散文中最可珍贵的因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朱先生向艺术的成熟高度挺进。

    造成当代中学生对《背影》这样的经典之作产生隔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编者往往把经典文本孤立地突出，脱离了时代和语境，切断了文学经典的历史连续性。把经典实际上当成了唯一的样板，造成一种模式，一种可怕潜在的陈规，这就在学生心目中造成一种幻觉：经典文本的模式是唯一的。

    从理论上来说，历史上的经典文本越是被孤立地强调，就越容易造成对同类精神现象的遮蔽。这不仅可能发生在《背影》式的父爱主题上，而且可能发生在冰心式的母爱主题上。如果不把这种主题的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的关系作适当的编排，把情感多种多样的表现充分地展开，只能导致中学生的漠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择像《背影》这样的历史性的经典文本，比选择当代其他经典，是要更加慎重的。

    3.解读梁晓声的《慈母情深》

    关键词语（句）：巨大的财富、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穷光蛋、绝望得不想活、想死、一个十分自尊的女人的尊严、语调很平静、昂然、谁叫我们是当妈的瞒、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没有权利买任何别的东西。

    这一篇表现的生活和朱自清《背影》里的时代大不相同，和当代许多贫穷孩子的生活比较接近。一开头的一系列细节，房子、胡同、零钱，都在强调贫穷，但是穷而不苦，文章并不突出有多么苦恼。孩子对生活要求很低，积攒几分、几毛，买得起本小人书就满足了。这一方面细致地说明了小人书便宜，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当他的小人书被一个警察没收以后，他的心理反应是多么的强烈。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是要特别注意的：

    先是“号啕大哭”，“用头撞墙”。这是用行动效果来表现小人书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接着是心理描写：小人书是“巨大的财富”，失去它就觉得“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穷光蛋”，“绝望得不想活”，“想死”。这里的用词，对读者有巨大的冲击。这是因为字典意义和文本意义有巨大的错位。从字典意义来说，这太不准确了。几本小人书，怎么就会造成这么大的痛苦？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不至于吧。但是，这里写的不是客观的东西，而是孩子的心灵。这就是童心，不是一般的童心，而是一个穷得吃饭都困难的穷孩子的童心。他把可能接触到的文化，尽管不是什么高级的文化，都当成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孩子的内心深处、心灵底层的价值观。

    从这里，是不是令人想到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头的“乐园”和“无限的趣味”？还有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伟大的神力”和“空前的敬意”？

    这还只是前奏，为写母爱提供了一个背景，在孩子心目中，小人书这么重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加大母亲来解决这难题的迫切性。如果在孩子心目中没有这么重要，母亲完全可以心不在焉，不当一回事。作者的匠心在于把母亲推到一个没有退路的极端上去。用还原法，在一般情况下，妈妈会义无反顾地斗争。大叫大嚷，声嘶力竭，都是可能的。如果这样写的话，不能说没有一点特色，但却很难有新意。作者笔下的母亲，之所以给读者强烈的冲击，恰恰是因为她一方面非常英勇，非常坚定，一方面又非常平静，既没有和警察的口头顶撞，也没有正面的行为冲突。她选择的只有一个动作，就是静静地坐在警察局门口。任凭警察来来往往，对她表示不屑（“葛里高利”冷笑着），她既不在意，更不着急，她就是不动声色地坚持静坐。

    在这中间插入了作者的感觉，是一种对比和反衬，孩子没有信心，但是，不敢劝妈妈回家。原因很重要，很关键。原文是这样的：“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十分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两个“尊严”，不是重复，而是为了强调。本来对孩子来说，小人书已经是生命了，可在和警察对抗的情况下，孩子觉得可能不能不认输了。但是，并不像孩子那样把小人书当作生命的母亲却比孩子坚定。因为这时的小人书，固然是因为在自己孩子的心目中重要，才在她的心目中重要，同时，一旦进人当下的情境，小人书在自己，又多了一份含义——做人的尊严。这一句写得很深刻。深刻不仅仅在于，写出了小人书在儿童心目中的价值，而且写出了母亲的人格，母亲的个性。这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虽然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挺身而出，代替孩子说了好多好话。但是说好话无效时，她就不再啰唆，不再说任何话。这表明她自尊心很强，不因为疼爱孩子就委屈自己，作可怜相。她唯一的抗争姿态就是坚定地静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抓住“自尊”这两个字，就抓住了母亲人格的核心。忽略了这两个字，对文章的理解，就可能流于皮毛。懂得了这两个字，才能深深地透视到这个贫穷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女人的高贵和坚强。正是这种坚强，让这个弱势的、贫穷的女人的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意志的胜利，自尊的胜利。

    抗争坚持了四个小时，这个过程写得挺生动。时间的推移，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作者通过灯光的影子，在特定地点的特殊细节，让读者有了形象的感觉。

    这种坚强，还因为警察前后截然不同的表现而得到突出。文中的“葛里高利”，起初很是蛮横。作者描写他用了不多的细节。开头，大檐帽歪戴着，动作粗暴，把母亲和我推出来，冷笑，不屑。后来，他顶不住了，把小人书“扔”在孩子的怀里。警察的行为有鲜明的对比，然而母亲的行为却一如既往，一点变化也没有。

    警察输了，母子两个赢了，母亲却没有任何变化，既没有表示起码的感谢，也没有显示高兴，而是叫孩子清点一下小人书的数量。在这里，关键词语是：语调很平静。

    这就表明这个妇女在逆境中和在顺境中一样是沉着的、自尊的，对强势者的前倨后恭，无动于衷。管你什么鬼样子，我只要达到我自己的目的，百分之百地维护我儿子的权益，一点也不能少。我只要保持我的尊严而已，不管你的表现、你的心情有多大的变化，都与我无关。

    警察实际上是屈服了，但母亲不管他。只顾自己“昂然”走下警察局的台阶。“昂然”这两个字很传神，写透了自尊的、无声的威严。正是这种旁若无人的威严，把原来傲慢的、有点流气的警察感动了。他拦了一辆小车，让司机把母子两个送回家。弱势的母亲不但没有丧失尊严，而且赢得了强势者的尊重。

    文章没有明白说，母亲是一个刚强的女人，但刚强的形象却留在了读者的印象中。文章其实是讲了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但由于都是写母亲和儿子的书的，因而很自然地构成一个统一体。后一个故事写的是，孩子想要买一本小说，向极端贫困的母亲要钱。母亲已经被原来的工厂辞退，只能在一个街道小工厂上班。作者用了很多细节写这个手工作坊劳动条件的恶劣，母亲工资的菲薄。而自己索要的买书的钱在工资中的比例又是相当巨大的。文章中的对话，几多重复，强调了作坊里震耳欲聋的噪音，让人连说话都听不见。文章写自己没有勇气开口要钱，而妈妈却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作为陪衬的其他工人，也写得相当到位，一个工友反对母亲给钱，而母亲却说，谁让我是他妈呢？

    这就是说，不管多么穷困，妈妈的爱，是无条件的。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把母亲的个性刻画了出来。应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伹这篇文章的精华，却不完全在这里。后面，母亲这样无私的爱感染了孩子，使孩子在精神上长大了。下面几段是全文的高潮。

    写受到感动的孩子在精神上的顿悟，最忌直接升华，因为那样容易脱离孩子的心理特点。本文的精彩，就在于写得很有层次，因而很自然。他不先写自己思想上的升华，而是先写自己对母亲感觉的变化。不是写她精神高大，而是写自己突然发现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那么衰老。这是暗示，母亲年轻的生命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接着，才直接表白：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为自己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写到这里，思想闪光点是有了，文章的主题也提升了，如果就此结束也未尝不可，但作者的才华在于，在这一般人是强弩之末的地方，他又上了一个新层次，让孩子用自己的行动来表现自己的觉悟。这不但是一个思想的升华，而且是一种结构的转折。孩子因为被感动而不忍心为自己买小说，而是为母亲买了一盒水果罐头。

    这个转折本来已经相当精彩，但还不是高潮的顶点。母亲又凑足了一块多钱，叫他去买他神往的书。

    从情节上来说，全文两个故事，前一个故事有两个转折，一个是警察把书还给了他们，一个是警察为他们叫了小汽车。后面的故事，有三个转折，一个是向妈妈要到了钱，第二个是要到了钱却没有买书，而是给妈妈买了水果罐头，第三个转折是妈妈又给了钱让他去买书。故事的生动全在转折，但是，写转折的笔墨却不一样，前面的转折，用的笔墨比较多，最后的转折，用的笔墨就比较少。尤其是后一个故事的最后两个转折，只花了五六行文字。前面不管多少转折，往往没有独立的价值，大都是为了最后的转折蓄势的，情节往往比较缓慢，而最后的转折，则是文章的精华所在，情节进展往往比较快，文字越是精炼越是耐人寻味。

    这种结尾的特点，在情节性小说（例如欧·亨利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最后一句：“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别的任何东西，无论为我还是为我母亲。”这句话说得很有分量，又很含蓄。和前面的“长大”形成呼应，实际上解释了“长大”的内涵，也就是理解了母亲，懂得了母亲的心：只要为儿子的智力的成长，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在所不计。在这之前，“我”买了水果罐头给妈妈，就是不理解妈妈，就是没有“长大”。现在懂得了不买东西给妈妈，才是“长大”了。

    4.解读川端康成的《父母的心》

    这篇文章，不像梁晓声的文章和此前的一系列文章那样，充满了描写和形容，作者好像有意回避直接表述感情，全文除了开头在甲板上有一点有限的人物衣着和场景的描写以外，几乎没有抒情性的渲染，基本上是一些相当简洁的叙述。造成这种简洁的特点的原因是：

    第一，描写被压缩到最小的限度。开头还有一点交代性的描写，到故事发生以后，就连起码的描写都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对话。对于感情大起大落的父母，连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表情、动作、语调等等外在描写全都一概没有了。文章基本上没有细节，越是到关键处，越是简洁，用词越俭省。例如，穷人父母第一次和卖掉的孩子分手的时侯，这本来是可以大幅度抒情的，作者却只用了这样几个字，“眼含热泪，难割难舍”，这好像是陈词滥调。后来提出要用二儿子换回大孩子的时候，也只用了“无精打采”几个字。在母亲用三女儿来换二儿子的时候，更是直截了当，只写她“很不好意思”。在富人眼中看来，也只是“失魂落魄”。究竟如何失魂落魄，一点细节都没有。作者可能觉得与其去详细描写，还不如让读者自己想象。最后一次，母亲干脆把小女儿要了回去，作者的形容也只有“痛哭失声”。这好像有点缺乏感觉，有点抽象，似乎缺乏形象的可感性，但统观全文却又是感人至深的。作者的用力全不在于形容，而在于故事的结构，反反复复，再三反悔，不成理由的理由，蕴含着叠加和对比。

    第二，故事的叙述者，不动声色地把父母亲的活动，包括如何商议出让孩子，如何一再提出调换出让的孩子等等的盘算，全都放在了幕后，只让读者看到他们向贵妇人讲述自己要求调换的理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本文就不会这样简短了。

    然而，全文却并不因如此简略而缺乏动人的感染力。原因在于，作者把全部功夫都用在了对话当中。这对父母的感情，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来，但对话却充满了潜在量，读者不难从对话的空白中，想象出这对父母的情感震荡。

    对话之妙在于，表现了“父母之心是多么伟大”，这是文章开头就声明了的。但是，文章主要的篇幅却是描述伟大的父母是如何出卖孩子的。如果从概念出发，既然父母之爱是伟大的，一开始就拒绝贵妇人的要求不是更干脆吗？但是，那样一来，就显得简单。因为这一对父母处在一种极其困难的境地：“无力抚养”。突然来了这样一个机遇，既可以让孩子过上富贵的生活，又可以继承财主的家业，日后的富贵是毫无疑问的。于是父母答应转让自己的儿子给富人妇女。

    全部对话表明，这种考虑显然并不是轻率的，而是经过夫妻两个商议的，但后来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悔。这说明起初答应，只是一时的、不得已的决定，这种决定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这里有个心理问题，表面的、一时的决定，也许是理性的，但却经不住感觉和情感的考验。一且真正离开了自己的骨肉，理性的决策就顶不住感情的折磨了。所有这一切，读者可以从父母二人的对话中感觉到。但是，父母三番五次地反悔，至少是在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割舍不了骨肉以前，都是把自己真实的意图掩盖起来的。

    孩子的父母总是用种种借口，声称不是自己后悔、舍不得，而是把老大给别人，次序不对：

    昨晚上仔细地想了又想，大儿子嘛，不论怎么穷吧，也是我们家的接班人哪。况且，把老大给别人按次序也不对，如果可能，我们想用老二换下老大。

    反悔的理由不能算不成立，也很难说很充分。问题在于，反悔的时间间隔之短和频率之高联系起来，就令人生疑了。

    简直没法跟您说，今天早晨给你送来的二小子，从眉眼长相到说话的嗓门，都和我那去世的婆婆一模一样。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这心里呀，就像把婆婆扔了一样不好受，再说也对不起我们当家的。况且，他已经五岁了，我觉得他一定会永远地记着我们，想到这儿觉得他可怜得不得了。能不能答应我用这个女孩子把他换下来？

    这样的理由好像比上一次更多一点，似乎不能说是没有道理，孩子大了，会记得父母，又好像是比较牵强的，例如像婆婆之类。但这第二次反悔，与第一次相隔的时间距离这么近，这样的理由，就显得有些可疑，隐约让人感到，这么多理由后面有一种不愿明言的理由。接着是第三次反悔：

    昨晚上我们两口子本来是商量好，说得一妥百妥，决不留恋孩子啦，可是正因为她太小，所以总担心她是不是会这样那样啦，结果是我们两口子一夜没睡。把那么个无知的孩子给人家，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当爹的太冷酷无情……与其舍掉一个孩子，还不如爹妈儿女一家六口俄死在一起好。

    到了这时候，矛盾终于显现了，就在真情和信用之间。要真情就不能不违约。父母的苦心本来是既要真情，又尽可能保持守约的自尊，同时也不伤害对方。结果是二者不能得兼。最后，真情压倒了违约的顾忌，为了真情，甚至选择了可能带来的饿死的后果，关键是“在一起”，只要不分离，就是以死亡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从这里，可以看出情感超越一切的价值。

    再回顾前两次的说法，那都不过是借口，自以为头头是道，读者却越来越感到那些理由不能成立，很笨拙，甚至欲盖弥彰。但越是明显的笨拙，越是感到父母与孩子感情的深厚。更可爱的是，就父母亲本身来说，他们的种种借口，只是借口而已，编得似乎天衣无缝。与其说是要骗过富人，不如说要骗过自己。但是，对读者来说，理由越不充分，越有漏洞，越是显得可爱。

    这样的对话共有三个层次，前两层掩饰，最后一层自我透底，动人的效果就在这里。

    5.听觉、记忆、动机发生变异的奇观

    ——“安娜·卡列尼娜回家看儿子”片段解读

    托尔斯泰的杰作《安娜·卡列尼娜》，有许多读法，最流行的是从作品中去找寻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社会，特別是对官僚专制、土地制度、宗教、法庭的批判，这就是所谓社会评论的方法，在《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中对当时俄国土地制度的批判，对教会制度、审判制度的批判，虽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但这些部分大都写得比较枯燥，在读者心目中没有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在读者情感中激起波澜，在记忆中留下烙印的毕竟还是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人物的心理活动。因而即使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去看托尔斯泰的作品，也不能离开作品中人物心理结构的深度和广度。只有人物的命运、人物的心理结构的刻画撼动了读者的心灵，读者的情感、想象、思维都受到了冲击，作品中那些社会批判的成分才能成为艺术的有效功能。如果不是这样，脱离了人物命运和心理结构的刻画去阅读作品，就可能把概念的说教当成艺术。

    进入小说艺术之门，首先要从小说中艺术形象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小说中作家的宣言和议论出发。不管作家有多么光彩的思想，如果这种思想的光彩，不是渗透在刻画人物命运、人物心灵结构变幻的过程中的，那就可能是外加的、生硬的概念。所谓艺术欣赏，首先要欣赏人物心灵结构的变幻如何被艺术地表现，其次才是这种心理结构的运动过程渗透着什么样的思想，它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复杂的还是单纯的，进步的还是保守的，等等。

    欣赏安娜回家这一段，首先就是欣赏安娜回家的心理结构变幻的奇观。

    本来安娜为了爱情，不顾名誉，和伏隆斯基逃到西欧，但是，对儿子的想念使她的心灵不能安宁。她又不顾一切，从西欧回到俄国，目的是看望儿子，祝贺儿子的生日。她在前一天就为儿子选购好了玩具作为礼物。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动机。心理学告诉我们，动机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人的行为、人的意识活动、人的感觉知觉、人的记忆和语言，无不受到动机的制约。在动机范围以内的心理活动常常被强烈地记忆和感知，而在动机以外的心理活动往往就容易遗忘或者很难被感知，有时甚至视而不见，听而不觉，感而不知。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一般小说中看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受动机的主宰。这种动机往往是很明确的。动机与人的行为、语言、记忆、想象、思维之间有着直线的联系。但是这样的描述和刻画，往往并不太动人。因为人的心理活动是很复杂的，动机和人的其他心理要素处于一种复杂的有机结构之中，每一个要素都与其他一切要素互相依存，一个要素的变动必然引起其他相关要素的相应调节。这个变幻和调节的过程就是我们要欣赏的心理奇观。

    安娜回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就在于托尔斯泰通过安娜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心理变幻，既唤醒了读者的潜在记忆，又发现了人物心灵的深层结构。

    安娜看儿子的要求，遭到丈夫卡列宁的拒绝。她决意反抗，不取得卡列宁的同意就闯去看儿子，她“买了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手头预备下给门房和仆人的钱”。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理性规划，为了实现她的动机。如果托尔斯泰让安娜的理性规划——她明确意识到的动机——圆满地实现，那么这一段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小说艺术的特点就在于让人物的心理活动越出常规，首先是越出理性的常规。导致这种越规的动力，就是人的情感。由于情感的冲击，人的心理结构失去了平衡，越出了理性的规范，于是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语言、行为都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就是心理恢复平衡前的调节或反馈。

    在安娜进人家门时，突然产生一种狼狈的感觉，这就使她的听觉越出常规，失灵了，当门房的新助手问她“找谁”时，安娜狼狈得居然没有听到他的问话，因而也没有回答。她没有预料到丝毫没有变化的门厅会这样深深地打动了她。这种感觉激起了她的记忆（欢乐和痛苦的激情），使她忘了她来这里的动机。她一时不知道是来干嘛的了。这就是说环境的刺激使她早已被遗忘的情感记忆活跃了起来，进人意识，淹没了一切，而前来看孩子的动机却被遗忘了。这是情感的奇妙的分化作用，使一部分沉睡的记忆复活，使另一部分新鲜的记忆麻痹。

    对于听觉，这种分化作用就更奇妙了。一方面她在走上那熟悉的楼梯的时候听不明白老门房说的话，另一方面她单凭小孩子打呵欠的声音，就知道这是她儿子，而且这种听觉影响了她的想象，使她“仿佛已经看到他在眼前了”。看到儿子以后，安娜的听觉的分化就更奇妙了：

    她听着他（按：儿子）的声音，注视着他的脸和脸上表情的变化，抚摸着他的手，但是她却没有听明白他所说的话。她非走不可，她非离开他不可——这就是她唯一想到和感觉到的事。她听到走到门边咳嗽着的瓦西里·卢基奇的脚步声，她也听到了保姆走近的脚步声；但是她好像成了石头人一样地坐着，没有力量开口说话，也没有力量站起身来。

    用还原的方法来分析安娜的感觉：在通常情况下，近处的听得清晰，远处的听不清晰，可是在这里，由于一种焦灼感（害怕看到她即将到来的丈夫），一种特殊的情感的冲击，使心理功能发生了相反的变异，空间距离相近的（儿子的语言）听不清，空间距离远的（卢基奇和保姆的脚步声）反而听清楚了；情感距离近的听不清，情感距离远的反而听清了，这是一种感觉功能的越出常规。这种感知变异，也许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表层结构。决定这种表面现象、表层结构的是内在的深层的情感的作用。深层的情感，深层的焦灼（必须在卡列宁来到儿子房间之前离去，不能与他见面）使安娜的感觉知觉特别是听觉发生了变异。深层的情感是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可由于情感冲击而变异了的感觉、知觉（在这里是听觉）却以一种变异的形式，而成为一种强化的效果出现了。

    要把人物的感觉原生状态想象出来，就得想象出人物感知的常规状态。在常规状态中，安娜的听觉和语言功能是没有障碍的。但是由于人物关系和客观环境越出了常规，导致安娜的情感越出了常规，越出的幅度是这样的大，不但使她的听觉发生了变异，而且使她的语言机能也发生了障碍。当老家人认出了安娜，默默地向她低低地鞠躬，说“请进，夫人”时：

    她想说什么，但是她的嗓子发不出声来。

    当她迫于形势终于不得不离开她儿子时：

    她不能够说再会，但是她面孔上的表情说了这话，而他也明白了……以后她想起了多少要对他说的话呀！但是现在她却不知道怎样说好，而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是谢辽沙明白了她要对他说的一切。他明白她不幸，而且爱她。

    这里就出现一种心理奇观了，语言是一种传达思想的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在人所使用的工具中，语言是一种特殊工具，它的特点就是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相反，人有时却多少有一点被动，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在特别强烈的情感冲击下，人失去自由运用语言的能力。在常规情况下，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的人，是不能和他人交流思想情感的。但是奇迹出现了，安娜失去了发出语音的能力，却并没有妨碍她与儿子交流思想和情感。这是因为在特殊情感的冲击下，语言并不是交流思想和情绪的最有效工具。这时有一种比语言更有效的交流手段，那就是人的表情。语言是以声音为媒介的概念符号系统，它传达的是概念。概念对丰富多彩的情感来说，太贫乏了。而表情虽然不及概念那样明确，但它是一种直觉，直觉的丰富性是任何概念都赶不上的，孤立的直觉虽然不如概念深刻，但在艺术里，表情作为直觉的对象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种复杂的人物情感结构之中，结构的功能大于要素之和，一个很平常的表情都可能有比概念深广丰富的含意。比如安娜的表情在别人看来只是一种别离时的悲抑而已，而在她儿子看来内涵就要丰富得多了。

    人的内心情感活动是一个很复杂的整体，如果仅仅限于上述知觉和语言的层次，那还是比较表面的。托尔斯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但揭示了知觉和语言的变异，而且直接深入到情感的深层结构中去，剖析其中丰富的变幻。这种变幻大致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通过还原，我们知道，正常的人物的主要情感特征是比较稳定的、明确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外部刺激作用下会发生多彩的变异而产生瞬时的变态情感，例如安娜憎恨、厌恶卡列宁。在安娜来到她过去的家之前，由于见儿子的要求遭到拒绝，这种憎恨化为一种受到屈辱的痛苦，引起她一种毅然反抗的情绪。一旦她进入了她过去的家就变化了，当一个不认识的门房助手问她来找谁的时候，她感到狼狈了，而当她熟悉的门房助手向她深深駒躬的时候，她的眼光却是“羞愧、恳求的”。走上楼梯的时候她的运动机能不正常了，“套鞋绊着梯级”。后来当保姆通知她卡列宁即将出现的时候，她的儿子看到她脸上露出“惊惶和羞愧的神色”，“她害怕他”。在正常情况下，那么无畏地反抗世俗道德，蔑视、厌恶、憎恨卡列宁的她，居然惊惶、羞愧而且害怕了。

    由此可见，在正常情况下，人的情感固然有一种稳定的基本性质特征，但这种基本性质不是固定的、僵死的，相反，在外界环境和语境的作用下，它不断变幻出派生的性态来。写出这从属性态的丰富的变幻，正是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的过人之处。同样的情状到了才能不济的作家笔下也许就变得缺乏变化，只剩下憎恨这样一个僵化的性质了。

    许多作家缺乏这样的能耐，其原因不仅在于缺乏这样的追求，而且在于不了解情感知觉之间互相影响的规律。

    通常，洞察情感冲击感觉，也许并不难，因为感觉、知觉是表层的，情感是深层的，深层决定表层。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二者的作用也可能倒过来，感觉决定情感。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有深刻的发现。当安娜即将与儿子离别时，她感到儿子的表情在问她该如何看他的父亲，安娜说：

    爱他；他比我好，比我仁慈，我对不起他。

    这是一种歉疾的情感，自认为有罪的情感。这种情感发自内心，是十分真诚的。但这种表白与其说是一种情感不如说是一种理智。因为这种表白是在没有对卡列宁的现场感觉知觉的基础上的。一旦安娜看见卡列宁，对卡列宁有了现场的感觉和知觉，她的情感就发生了变幻：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迎着她走过来。一看见她，他突然停住脚步，垂下头来。

    虽然她刚才还说过他比她好，比她仁慈，但是在她匆匆忙忙看了他一眼之后——那一眼把他整个的身姿连所有细微之点都看清楚了——对他的嫌恶和憎恨和为她儿子所起的嫉妒心情就占据了她的心。她迅速地放下面纱，加快步子，差不多跑一般地走出了房间。

    由于对卡列宁有了具体的感觉，在具体感觉基础上建立起的厌恶和憎恨就代替了自己的有罪之感。安娜的情感性质又恢复了原状。

    在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情感既是这样具有顽强的稳定性态，又是这样变幻不定，在一切外界的、内部的刺激作用下，它不断发生变异，好像阳光透过多个旋转的三棱透镜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奇妙变异，这种变异是那样令人意外，那么偶然，然而又是那样必然，那样合乎人类心灵辩证法的规律，因而也就那样富于认识人类内心的普遍意义。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最后一句：

    她昨天怀着那样的爱和忧愁在玩具店选购来的一包玩具，她都没有来得及解开，就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了。

    安娜在情感焦灼的优势兴奋中心的负诱导作用下，导致了对送礼物的动机的抑制。如果没有对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熟谙，托尔斯泰不可能对人物内心有这样的洞察。

    我们许多作家对人物心理活动的规律性缺乏探索的自觉，因而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不能遵守自己的心理活动规律。人物变成了作家的“驯服工具”。人物感情世界的单调和粗率，其实就是作家心灵境界单调而粗率的反照。作家内心世界的单调决定了他的想象的板滞。最常见的是当人物与人物发生关系，常常是注意的主体和被注意的人物之间心理的完全重合。一个人去找另一个人，另一个人的全部注意立刻就被这个人全部占有了。你问他话，他就准确无误地解答；请他想办法，他就竭尽全力想出最好的或最坏的主意。可是在托尔斯泰笔下，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房间和这个人讲话了，这个人也答话了，可是他与他的表层心理发生了关系，而深层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情感、感觉世界里。例如在《复活》一开头，玛丝洛娃在受审，法官在投票，都投了赞成票，但这是表层的心理现象，其深层心理都不一样：庭长在思虑着去与金头发的情妇幽会，法官在担心妻子要罢工不做饭。在表态要不要判决玛丝洛娃有罪时，有一个法官的内心根据居然是面前公文号码的数字加起来能否被3除尽，而副检察官之所以坚持要判处她有罪完全出于成见和对自己口才的自我欣赏。人的表层心理机制与内心深层心理机制的重大区别，不但被托尔斯泰发现了，而且被他表现出来了。在安娜这里，她见了儿子以后，并没有占据她儿子的全部心理纵深层次。起初她只唤醒了孩子的表层意识。孩子看到安娜，如果让我们的作家来写，肯定是大叫一声，全部情感都苏醒了。这样，孩子的心理结构就显得单调了。托尔斯泰把人的心理情感结构理解得相当复杂。安娜起初并没有唤醒孩子的深层意识：孩子看到妈妈，脸上浮出了幸福的微笑，又闭上了惺忪的睡眼倒在妈妈怀中，并且在她怀中扭动，使身体各部分都接触到安娜的手。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清楚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孩子还处在半梦半醒状态，因而他不但没有充分兴奋起来，反而是进入了抑制状态：

    他又睡着了。

    我们有些作家把人的情感的纵深层次看得很简单，他们是绝对不会也不敢这样写的，他们的想象力达不到这样精深微妙之处。等到安娜哭了，孩子才“完全醒来了”。全部感觉、知觉、想象、思维、语言、心理结构的各纵深层次才彻底苏醒，充分兴奋起来，开始与安娜的心灵进行全方位交流，在这以前，他与安娜的交流只是局部的、表层的，在这以后，才达到了深度的、全面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突破了感知的表层，进入了情感的深层，“好像直到现在，看见了她的微笑，他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深度情感交流的特征是不停留在情感上（他不相信别人告诉他的话：他妈妈已经死了），而是深入到思维的层次，甚至不通过语言，他也理解了他母亲的不幸，明白了他母亲与父亲是不能见面的，而且引起了思索：

    为什么她脸上会有一种惊惶和羞愧的神色呢？

    在这样的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完全得到理性的答案，却想出了宽慰、挽留他母亲的话：“不要走，他还不会来呢。”

    即使亲密如母子这样的关系，二人相见，要达到心理的完全交融和重合，也需要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何况是其他关系的人物呢！我们许多作家忽略了这个过程，匆匆忙忙地把结果推到读者面前。而忽略过程，就忽略了心理情感结构纵深层次的丰富性，只能导致审美价值的贬值。如果我们的作家能真正在艺术上读懂托尔斯泰的作品，我想对他们欣赏力和表达力的提高一定会有好处的。

    6.解读里柯克的《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关键词语（句）：让母亲高兴、隆重、实际上、粗活和脏活、挖个垃圾坑、不要顾虑、三年来、真正的假日、父亲担心母亲着凉、本来可以好好休息、硬拉、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折腾、最愉快的一天、痛快极了、最豪华的筵席、最快活的一天、眼里含着泪水、最大的报偿、迁就

    这是一个西方人写的关于母爱的故事。通篇没有一句直接写母爱的无私，但读者却深深感到了母亲的无私，通篇没有一句话写到丈夫和子女的自私，但全篇无处不在显示丈夫和子女的自私。

    矛盾随着故事的进展，一层又一层地展开。但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潜在的，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表面上没有任何矛盾，所有字面上的、公开的、堂而皇之的考虑，都是为了母亲，而实际上，恰恰是丈夫和孩子为了自己。

    第一个层次在字面上和潜在的含义之间的矛盾似乎并不特别明显，只是表现了在一再强调的“隆重”和漫不经心的“否决”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是丈夫和子女主动提出为了报答母亲终年的操劳，要在母亲节这一天，“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让母亲高兴”。大家请假回来，庆祝母亲节。这里的关键词是“隆重”。“隆重”的具体表现是：1.用鲜花和格言装饰房间；2.女孩子隆重地购买了新帽子，男孩子则隆重地购买了新领带。另一方面，一切为了让母亲开心的举措却一个一个被否决。起先是为母亲买一顶新帽子的提议被轻易地否决了。一旦母亲说自己更喜欢旧的，女儿就说：那顶旧帽子，她戴了更加合适。

    这里的矛盾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是母亲自己提出不要新帽子的。但被否决的过程，毕竟有点不够慎重，这就消解了前面特别强调的“隆重”。

    第二个层次，在字面上和潜在的含义之间的矛盾不但明显，而且越来越尖锐化了，表现了为母亲制定出游的目标及其消解过程。

    一方面是大家决定租一辆汽车让母亲到乡下兜游，享受一番，免得她在家里总是忙得不可开交。父亲提议，与其出游，不如钓鱼，有了“目标”，更能提高母亲的兴致。另一方面，则又慢慢透露，钓杆是父亲昨天才买的。暗示了钓鱼和父亲的目的联系在一起是多么巧合。父亲口头上说，钓鱼杆“实际上”是为太太买的。注意“实际上”这个关键词的言外之意，说“实际上”，也就是透露了本来不是为母亲买的。这个矛盾本来可以展开，但被母亲的一句话淡化了。她说，她宁愿看父亲钓鱼，自己却不想约。

    这里的暗示是，父亲有心机，嘴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却一味考虑着自己，而母亲为了亲人的乐趣习惯于放弃自己的乐趣。

    为了把故事推向高潮，作者设置了一个矛盾，汽车太小，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这时，父亲潜在的动机和表面堂而皇之的话语之间的矛盾就显得突出了。父亲主动提出自己留在家里。如果光是这样说，也就没有什么矛盾可言了。他接下来说的话，就有点露苗头了。他先说，自己留下来可以在花园里干点活。这也还没有什么潜在的矛盾可言。接着，他说他可以干点“粗活和脏活”，比如“挖个垃圾坑”什么的。这种话的矛盾是：表面上是自己主动留在家里，实际上要让人感觉到他在大家郊游的时候，却承担着繁重的劳动。作者的功夫在于，不是一下子把父亲的底细全部兜出来，而是逐渐透露，在程度上逐渐加强：一点一点把言外之意强化到超越字面的意思。父亲叫大家不要“顾虑”他“三年来”一直没有过过一个“真正的假日”。这里的矛盾在于，字面上是叫大家不要顾虑，实际上却在提醒大家，事情有点严重：三年来都没有过过一个假日了。这样的话语中的逻辑重音，落在“三年来”和“一个真正的假日”之间的对比上，是不能不叫人顾虑的。这里矛盾虽然明显，但父亲的情绪还没有超越语言的表层。而下面的话，就近乎牢骚了：“他想过个什么节就是想人非非。”如果真是这样，就根本不是顾虑不顾虑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这个赌气的家长给以补偿的问题了。

    从语言技巧来说，字面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不一致时，在具体上下文中，深层含义占上风的情况叫做“反讽”。用日常口语来说，就是说反话：表面上说自己应该留下来，而实际上，留在逻辑空白中的意思很明显，要他留在家里，是不公平的。

    说反话的修辞技巧，我们在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经〉》时，也涉及了，但那里的反语属于幽默的性质。因为鲁迅对长妈妈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并没有要揭露她什么动机的目的。在这里，作者写父亲，也用了反语，突出他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自私，而且，他的言内和言外显而易见的矛盾，充分暴露了他的自私。这样，幽默就转化为讽刺了。

    讽刺与幽默的相同之处，是都有反语，但幽默是温情的，非对抗性的，而讽刺是严峻的，带着刺的。

    下面写孩子们的考虑，也充满了反讽。一是，父亲留下来不合适。原因是虚无缥缈的，“他准会闯祸”。而排除另一种选择（两个姐妹留下来）的道理，则更荒谬。因为“她们买了新帽子不戴一戴，未免太使人扫兴了”。这样的理由的微不足道，和文章开头十分强调的，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让母亲高兴”，“隆重”地庆祝母亲节，形成反差。这一大家子，一个个都很自私，讽刺意味是十分强烈的。

    如果文章就写到这个程度，当然也可以了，但可能给人太直露之感。作者笔墨的深邃之处是：父亲和孩子都自私，但似乎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的自私；母亲无私，却也同样没有感觉到自己无私。

    一方面强调把母亲留在家里，大家都觉得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让她痛痛快快地休息一天，另一方面，又把这种理由说得不成理由，因为需要她准备午饭。这不是不能休息了吗？矛盾是留在逻辑的空白之中的，由读者去判断。让母亲留下还有一条理由更为荒谬“室外有点凉，父亲担心母亲着凉”。明明是为自己考虑，却偏偏说是为母亲考虑。父亲越是努力自圆其说，越是漏洞百出。越是漏洞百出，作者的幽默就越是显得精彩。下面这一段，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父亲说，正当她“本来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如果他“硬拉”母亲到乡下去转悠，一下子得了重感冒，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尤其是考虑到母亲为大家“操劳了一辈子”，大家有责任让她“安静、安稳地多休息”。不让她郊游，是让她避免了一场“折腾”。本来大家提出让妈妈郊游，是为了让她休息，可是经过父亲这么一演绎，郊游变成了“折腾”，而且很危险。这是明显的荒唐。但越是荒唐，就越是可笑，越是可笑，就越是显出父亲的虚伪——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自私，明知自私，还要坚持为自私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样的讽刺就有深度了。

    文章中对孩子的自私，当然也是有讽喻的，但相对比较温和，可以说，讽刺意味比较少。因为，孩子不像父亲那样有意掩饰自己的自私，他们比较单纯，比较天真，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有感到自己的自私。

    全文都从孩子的视角来叙述。在许多明显自私的地方，孩子们并不像父亲那样做出一副为母亲考虑的样子。在把母亲留下来以后，作者在分寸上很有讲究。孩子们向母亲“欢呼了三次”。虽然有些自私，但总还有些天真烂漫，应该说自私得有点无知，还没有学会为母亲设想，正是因为这样，孩子们的自私就不虚伪，有点坦然，因而不无可爱之处，而父亲却表现得对妻子特别多情：

    母亲站在阳台上，从那里瞅着我们，直到瞅不见为止。父亲每隔一会儿就转身向她挥手，后来他的手撞在车后座的边上，他才说，他认为母亲再看不着我们了。

    明明是最自私的，却表现得最多情。挥手，要挥到手碰到车后座，越过了表达感情的限度，这里就有一种对比，过度的外在动作和贫乏的内在情感。

    接下去的文章，突出了感受上的反差，用词比较夸张。一方面孩子们出游的感觉是度过了“最愉快的一天”，玩得“痛快极了”。回来以后，母亲为他们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这是“最豪华的筵席”，“吃得有趣极了”。另一方面，母亲还给父亲拿来手巾和肥皂。这样“忙”了一阵以后，吃饭的时候，母亲又不得不“屡次三番地站起来”帮着上菜。

    所有这一切语言，都在构成一种热烈的家宴氛围。但是，所有这一切又和前面宣称的宗旨相违背：让母亲留在家里，是为给她“安静”。所有用来描述家庭喜庆场景的词语都是与休息、安静背道而驰的。这就是含蓄的讽喻。含蓄就在上下文之间。

    文章正面的描写处处透露了父亲和孩子们的自私，但没有一句说出“自私”这两个字，同样没有一个字正面说明母亲是如何的无私。全文的功力在于反讽，但是，又不限于反讽，同时有歌颂，反讽父亲和孩子的自私，恰恰反衬出母亲的无私。这二者相辅相成，父亲和孩子有多么自私，母亲就有多么无私。

    说好了过母亲节，要让母亲休息，报答她的操劳。结果，母亲不但没有出外休息，也没有在家里安静，却更加操劳了一天。而这个母亲不但没有感到这种矛盾，而且心安理得。不但母亲没有感到任何异常，孩子们也没有感到任何异常。一方面有这么多夸张的对比（安静和忙碌），另一方面母亲又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作者对母亲几乎没有多少正面的描写，基本上都是简洁的叙述、讲话、做事，连细节都没有，都是概括的叙述。而对父亲和孩子们却用了大量的细节（如，父亲告别时的手势之类）。只有当孩子们去吻母亲，母亲说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快活的一天时”，孩子们觉得她“眼里含着泪水”。这是描写妈妈的唯一的细节，也是最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本来要让她休息安静的节日，却过得这么劳累，说明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劳累放在心上，她之所以感到愉快，就是因为她看到丈夫和孩子们的快乐。

    最后一句，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孩子们在看到母亲眼睛里含着的泪水时，居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我们所做的一切得到了最大的报偿。

    这里面的含意可真是太丰富了，太奇妙了。

    表层的意义是，在孩子们的感觉中，母亲最幸福的一天，是他们给予的。而全文所显示的恰恰是孩子们提出要让妈妈休息安静，可结果妈妈没有休息，也没有安静。他们本来打算为妈妈做的都没有做。他们做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第一，保证了自己郊游，却排斥了母亲；第二，把本来允诺的安静取消，代之以忙碌操劳。对于这一切，他们没有一点惭愧，相反，却感到这是对母亲的奉献。在孩子心目中的“最大的报偿”，在母亲却是“最大的剥夺”。这是显而易见的荒谬，越是荒谬，讽刺的意味就越明显。但是，“最大的报偿”不仅仅是讽刺，还有另外一层含意，那就是母亲并没有感到自己被剥夺，相反她把被剥夺当成了幸福。这就不是反讽，而是抒情了。同时这种抒情中还隐约带着反讽，而孩子没有感到自己对母亲的剥夺。孩子毕竟是天真的，天真把讽刺意味淡化了，幽默意味就更突出了。同样的倾向还表现在吃饭以后，孩子们“争着帮忙擦桌子，洗碗碟，可是母亲说她情愿亲自来做这些事，我们只好让她去做了，因为这一次我们也总得迁就她才行”。明明是母亲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却被说成是迁就，好像不是自己不懂得体贴母亲，而母亲有什么古怪脾气似的。这种地方，都是幽默文章的深邃、意味深长之处。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家庭的关系虽然有所批判，但并不太严厉，孩子们并不是有意自私，而是习惯了被母亲照顾，以至于失去了主动照顾人的意识。正是因为这样，讽喻是很有分寸的，就是对父亲，作者也是有节制的。母亲吃饭时，老是站起来为别人服务，“父亲注意到这种情况”，“他要她歇会儿，于是他自己便站起身到碗橱里去拿苹果”。大人毕竟是大人，至少在口头上意识到该让妻子休息一下了。这种描写虽然并不完全是肯定的，但也并没有给人明显装模作样的印象，多多少少也淡化了讽刺的程度。从这样的分寸感上，可以看出作者的老到，他没有把父亲简单化，没有把人物关系漫画化。

    7.解读泰戈尔的《金色花》

    关键词语（句）：金色花、花香、投我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落到地上，又成了你的孩子、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我不告诉你

    这篇文章在表现亲情这一点上和前面的文章是一致的，但是，又有不同，如果不注意亲情的千差万别，就可能造成一种模式化的印象，而模式化不管是出自什么样的经典，对读者都可能是情感和语言的窒息。这不但对体验生命的丰富性不利，而且不利于感悟语言的多彩。

    敏感的读者也许会觉察到，我们选读了泰戈尔的《金色花》却没有选冰心的散文。这不是说冰心的散文不值一顾，而是因为，对这类诗化经典文本的消极性，应该持有高度的警惕，不能过分堆积。冰心表现母爱的散文和泰戈尔的这首散文诗，虽然各异其趣，但是在把爱诗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选入泰戈尔的散文诗就够了。《金色花》和我们前面选的文章最大的不同，就在它是散文诗。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它是散文的，而在实质上，它是诗的。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所谓散文诗没有采用现代诗歌的分行形式，而是用了散文的连行的形式。但是，它的艺术方法却不是散文的。因为它明显不是散文式的写实的，而是诗化的，诗化的特点就是想象、虚拟。

    想来，读者不难辨析，前面的文章都是散文，散文是写实的，所写的人物、景物，都是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有时间地点标志的。而泰戈尔的散文诗里，这个孩子和这个母亲，是没有姓名的，也没有具体的地点。这是诗的特点，诗是概括的，表现的不是某一具体的人物，而是普遍存在的亲子之爱。

    形象、时间、空间的概括性，是诗的特点，正因为它是概括的，所以它是想象的，是诗人想象化、情感化了的表现。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是“假如”。这就是说，这不是真的。想象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变异，也就是把表现对象变异为自己假定的意象。有了变异的意象才可能有寄托情感、加以美化的充分自由。

    懂得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这首诗一上来就把自己变成了一朵“金色花”，因为金色花提供了一种美好的意象。这种意象，所要表达的是孩子对母亲的美好的感情。花的美好和感情的美好是一致的。

    在这里，我们希望读者得到启发，一方面，亲情是多种多样的，各不相同的，以其相异性见长，而另一方面，亲情又只可以作相当概括的表现，把相对共同的属性集中表现在概括的意象中。这就是说，不但亲情的内容可以多侧面、多层次地表现，而且其形式也可以作多种选择。由于形式的不同，情感得到了不同的表现，语言也有不同的功能。寄托在金色花这个意象中的，如果仅仅是一般化的孩子的感情，那也可能是模式化的。泰戈尔这首诗的独特生命在于，它不是一般的花朵，而是一朵调皮的花朵。之所以要变成花朵，首先不仅是为了变得美好，而且是为了和母亲淘气，让母亲找不到它，而它自己却能看到母亲在工作。注意，就是这种调皮、淘气，也是美化了的，金色花开放了花瓣，默默地笑着，看母亲工作。其次，亲情的美好，还从花瓣的香气上表现出来。母亲闻到了花瓣的香气，可不知道，这来自孩子身上。

    调皮的进一步发展，变为对母亲阅读的干扰，捣乱：用影子去干扰她的阅读。这种干扰，无疑是一种美好的调皮。正显示了母子的亲密无间。

    当孩子出现在母亲面前的时候，母亲对他的疼爱，却并没有用亲密的语言来表现，而是用了责骂的语言：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从字典语义来看，“坏”是完全否定的意思，是责骂的意思，但责骂的语言不但没有任何责骂的意味，却反而显示出疼爱的感情，亲密的感情。“坏”字，在通常用法中，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的，如果单纯从通常语义来衡量，可能要被认为是用词不当的，但这里的上下文却显示出，这个“坏”字用得相当好，比“好”字还要好。这是作者对语词在特殊语境中的潜在能量的一种发现。如果不是这样，把“坏孩子”改成：

    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好孩子或者改成：

    你到哪里去了，我的调皮孩子；

    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宝贝孩子；

    你到哪里去了，我的淘气孩子；

    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可爱的孩子；

    反倒煞风景了。

    这是凭语感就能体悟到的，但语感是自发的，我们学习这样的语义，就是要把自发的语感升华为自觉的语感，差不多每一个词语在具体语境中都可能发生微妙的差异，积累这种差异就能使语感丰富起来。

    孩子却并不因为母亲的责难而感到害怕，相反，更加调皮起来：“我不告诉你。”这比之“告诉你吧，亲爱的妈妈”不知要好多少倍。因为调皮增加了亲密之感。

    我们前面讲过，关键词语超越了字典语义，在具体语境中产生特殊意蕴，和人物的心灵有一种奇妙的联系，在这里可以进一步体会。

    这首诗写的虽然不是具体的对象，而是想象的意象，其中有一些细节的特点，显然和我们民族（例如，母亲读印度史诗、做祷告）的习俗不同，但其中的情感却能唤醒我们的记忆，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是文学感染的一个奥秘，它内在的情愫，总是具有召唤心灵记忆的功能。文学形象不管多么普遍，总是能唤醒特殊的心灵经验，不管多么特殊，总是能让广大读者受到感动。

    细心的读者，也许可以感觉到在进行词语分析时，我们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并不属于我们一直强调的还原法，而是替换法。某一词语的好处从其原生状态来看并不十分清楚，用一个近义词替换一下，其妙处就比较突出地显示出来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