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设计出来的人脉，坚不可摧

    晚清有两大名臣，即左宗棠和曾国藩。

    曾国藩向来以谦虚谨慎的姿态出现，是无数人敬仰的为人做事之楷模，他长袖善舞，在众人之间左右逢源，编织出了一张强大的人脉网，这也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

    反观左宗棠，他狂傲不羁，刚毅勇烈，在任何人面前都直言不讳，好像想到他，人们就不由自主地会头疼：这个傲慢的娃儿，根本不懂什么“朋友多了路好走”的道理。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左宗棠比任何人都明白人脉的重要性，但是他不像曾国藩那样步步为营，时刻惦记着给自己铺好路子，以防万一。

    性格狂傲的左宗棠，只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手就出手，用谁找谁。所以，别说左宗棠很狂傲，他只是有目的地打交道。而他的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技能”，就是打算借着名师效应，来提升自己的人气。这对名师就是贺长龄、贺熙龄兄弟！

    贺长龄是清善化县（今长沙）人，字耦耕，号西涯。他是晚清最早提倡经世实学的有识之士。嘉庆十三年（1808），考中进士以后，贺长龄开始入朝为官，先后担任庶吉士、编修、学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道光六年（1826），贺长龄委托魏源辑成一部专门收录清代道光帝以前名臣巨儒的经世文章的类书《皇朝经世文编》。

    道光十年（1830），贺长龄因为母亲去世回到长沙丁忧。

    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顿时欣喜若狂。他早就听说贺长龄的大名了，据说贺长龄为官数十载，勤于职守，颇有惠政。任职山东时，山东多水患，贺长龄亲自带人开沟洫，兴水利，使得粮食收获倍增。陶澍、林则徐等人都十分佩服贺长龄的才学，一旦遇到漕、河、盐等方面的政务，就马上跑去向他请教。

    如今，这位学历高、才能强、人品好的名师自己送上门来了，作为一个做事三思而行、出手直奔目的的狂人，左宗棠果断决定亲自上门去拜访传说中的贺老师。

    左宗棠这步棋走得十分巧妙，十分正确，十分高明。神州大地，人杰地灵，大江南北，人才济济，可惜“千里马”虽遍地，“伯乐”却少之又少，而人才的横空出世、名动天下往往离不开“伯乐”的发现。左宗棠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主动敲开了“伯乐”家的大门。

    一番深谈以后，左宗棠成功地“俘获”了贺老师的心。

    贺长龄看到左宗棠年少而学博，又十分了解全国的军事地理、山川形势、社会情状，顿时被这个少年奇才的宏大抱负和杰出才智“电”到了，竟然“以国士见待”。

    事实上，这时候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十八岁连生员都不是的青年，而贺长龄则早已经是朝廷要员。一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竟然能获得贺长龄如此高的待遇，左宗棠的大名在长沙一带不胫而走。

    贺长龄十分喜爱眼前这个爱读书的青年人，得知左宗棠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以后，就将家中所藏的全部官私图书借给左宗棠随意阅览，有些书藏在楼上，他不顾自己已上了年纪，总是亲自上楼替左宗棠取书，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每次左宗棠来还书，他都耐心询问左宗棠有何心得，两人相互印证，十分默契，逐渐成了忘年之交。也就是在贺长龄家里，左宗棠阅读了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并接触到了历代大量政治实际和典章制度，学识和见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贺长龄的志向、才智以及为人处世的精神，都使左宗棠受益匪浅。

    贺长龄居丧一年后，就回原任去了，但他对左宗棠的影响绝对是不可估量的。贺长龄曾对左宗棠说：“当今天下，真正的人才十分缺乏，以后千万别匆忙随意找个小官职就当，这样会委屈你的才能。要耐心等待，干那些能真正发挥你的才能的事业！”后来左宗棠时刻铭记贺长龄这句话，在数次落第、生活贫寒之际，仍旧顶住压力，拒绝出任那些卑琐的小官职，谢绝友人的多次邀请，毅然学姜子牙、诸葛亮在乡间隐居，以耕读为生，等待“天降大任”。

    贺长龄离开长沙以后，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六年后，贺长龄担任贵州巡抚，曾几次写信邀请左宗棠去贵州和他共事，并以重金礼聘。但由于当时左宗棠正在安化教授陶澍的孤子，便辞谢了贺长龄的邀请。

    贺长龄离开长沙的时候，他的弟弟贺熙龄仍留在长沙。贺熙龄，字蔗农，也是一位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原来担任湖北学政，也因丁忧在家，并接受长沙三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城南书院的邀请在此讲席。左宗棠在贺长龄的介绍下，进入城南书院就读。贺熙龄跟贺长龄一样，也十分看重左宗棠，后来他在一篇题赞左宗棠祖父画像的文章中提到左宗棠，说：“左季高少年的时候跟着我学习，我看他卓然自立，学习看书必有所得，行为言语循然规矩，就知道他很不同于众。”

    贺熙龄在长沙住了九年，左宗棠经常不在长沙，但两人经常通信，相互学习，共同探讨国家大事。道光十九年（1839）秋天，贺熙龄准备返回京城。左宗棠和几个同学以及贺熙龄的朋友共十人会集长沙城南，为贺熙龄送行。贺熙龄到九江以后，看到月明如昼，忽然想念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左宗棠，就写了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熙龄在诗中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这简直是正大光明地给左宗棠做宣传！

    贺长龄曾赞誉左宗棠为“国士”，贺熙龄又以形象生动的诗词这样赞誉他，有意无意地将左宗棠推向了经世之才、国士之士的宝座。

    后来，左宗棠的大儿子左孝威出生，贺熙龄十分高兴，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左孝威，于是，左宗棠与贺熙龄一下子从师生变成了亲家。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在官场、绅士之间颇有名气，所以，凭借贺氏兄弟徒弟兼亲家的身份，左宗棠很快就成了湖南有名的才士。

    中国人历来就看重学历，古代的太学生就比穷书生要高出一筹，状元、进士明显甩秀才、举人好几条街，就算到了近现代，北大、清华、哈佛、剑桥的分量也远远超过一个三流大学、二流本科。

    名师像是一盏灯，所有笼罩在灯光下的学子，都会瞬间展露锋芒，亮瞎人眼。所以，孔子千里迢迢拜见老子，杨时程门立雪拜见老师程颐，当今父母不惜花费重金送儿女上名校拜名师。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

    凭借贺氏兄弟这一名师高徒的身份，左宗棠人气倍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一下子成了湖南一带的名流才士。这一次拜师，可以说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拜师，却给他铸造了一道坚硬的“绝对防御”，给他树立起“国士”形象，让他在社会底层爬了起来，站成了一尊压不垮的巨人像。

    不得不说，左宗棠择人的本事实在是太高明、太强悍了！

    2.大树底下好乘凉，外界任何压力也奈何不了

    我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何为“大树”呢？其实就是有实力、有名气、有影响力的人。

    古代很多王公贵族都招募宾客，一些有识之士就纷纷前去投靠，战国时的孟尝君、信陵君号称有宾客三千。这些宾客就是冲着主君这棵“大树”去的。毕竟“名人效应”放在何时何地都是效果显著的。左宗棠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么一棵“大树”，才为“左宗棠”这三个字增添了一层“黄金甲”。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正应吴荣光之邀，在醴陵渌江书院担任山长。

    巧的是，这一年，一位大人物也来到了醴陵。这个人就是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是嘉庆、道光两朝名臣。他在两江任官时，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试办漕粮海运并取得成功，整顿两淮盐政，兴办全省河工，政绩斐然，颇有时誉。

    而且，他手下有一大批能人异士，像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等，其中，林则徐就是因为陶澍的提拔才从江苏布政使升任了巡抚，否则林则徐恐怕永无出头之日。

    也就是说，陶澍不仅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名流，更是名副其实的爱才惜才之人，简直是名人中的名人，“伯乐”中的“伯乐”，“大树”中的“大树”！左宗棠很想结识陶澍，可惜一直缘悭一面。

    但命运还是将好运悄悄送上门来了。当时，陶澍要前往江西阅兵，就请假顺路回故乡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醴陵知县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不得了，马上竭力招待，为陶澍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又特意请当地“第一学府”渌江书院的山长撰写楹联。于是，左宗棠就幸运地接到了能跟陶澍搭上线的“橄榄枝”。

    左宗棠出于对陶澍卓著政绩的仰慕之情，本着尽力彰显才能打动陶澍的原则，大笔一挥，写了几副门联。

    陶澍来到醴陵，住进行馆，偶尔看到厅中挂的几副门联，其中一副最得他心：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印心石屋是陶澍年轻时候读书的地方，在家乡小安石门潭边。因为潭中矗立着一块石头，如同一枚印章立于巨流之中，所以陶家的书屋就取名叫作“印心石屋”。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召见陶澍，听陶澍谈起幼年读书的事情，问起陶澍家中的印心石，亲笔为他题写了“印心石屋”的匾额。这是陶澍十分引以为荣的事情。

    左宗棠的对联既表达了家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巧妙地道出了陶澍一生中引以为荣的经历，同时虽然充满赞誉之意，但措辞大方得体，毫不做作。所以，看到这副对联，陶澍十分惊喜，就问这是谁写的。知县告诉他是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所写。正如传说中一样，陶澍是个爱才惜才之人，就命知县把左宗棠请来一见。

    这一见不要紧，两人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谈今论古，聊得甚是投机。左宗棠凭着聪敏过人的头脑、独特的见地和渊博的学识，很快就让陶澍这棵“大树”折服了。陶澍十分赏识左宗棠，称其为“奇才”，当他得知左宗棠次年将赴京会试，再三嘱咐左宗棠会试结束以后，不管考中没有，都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住上几天。

    第二年，左宗棠会试再次落第，秋天回家时专门绕道南京，谒见了陶澍。他在总督署住了几天，陶澍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一有空暇，就跑来找左宗棠，甚至主动提出要和左宗棠结为姻亲，当时陶澍的幼子陶桄年方六岁，左宗棠的长女孝瑜五岁，两人年龄相当。

    但当时陶澍已经六十多岁，左宗棠才二十七岁，且陶澍是名动天下的总督，左宗棠却只是一个乡村教师、落第举子，年龄、门第、声望都相差悬殊，左宗棠觉得实在不敢高攀，想要婉言谢绝。但陶澍却表示，左宗棠的门第名位，日后必然超过自己，至于年龄，儿女年龄相当即可，其他的都是浮云，还说自己年事已高，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驾鹤西去，到时候幼子和家事恐怕还要托付给他。最终，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

    左宗棠前被陶澍奉为座上之宾，后受陶澍屈尊结亲，这份殊荣简直人神共愤，羡煞旁人！如果说拜师贺氏兄弟只是左宗棠尊师重道、用心求学的表现，让他在湖湘一带扬名立万；那么受到陶澍的再三礼遇，就是左宗棠走向成功的最好捷径。从此，左宗棠以一介布衣成了名动天下的奇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爱才惜才的官员们的青睐和瞩目。

    第二年，陶澍死在南京任所，他的家眷回到家乡湖南安化。陶家家产丰厚，而陶桄只有七岁，孤儿寡母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家业。于是，作为陶家亲戚、左宗棠老师的贺熙龄，就邀请左宗棠去安化陶家教陶桄读书。

    左宗棠于是来到安化坐馆授学，一去就是八年。这八年里，虽然陶澍早已不在，但左宗棠仍受陶澍的“庇佑”，他一边教授陶桄，一边兼任“总管家”帮助陶夫人处理陶家事务，一边在陶家藏书楼中孜孜不倦地饱读诗书。

    陶家藏书很多，天文、地理、历史、军事等等，应有尽有。左宗棠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进一步了解了世事和政治得失，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收获良多，为他日后战场用兵、勤政为民，成为丰功伟绩的神一般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陶家有一套《图书集成》，正对地理、军事等感兴趣的左宗棠从其中找到《康熙舆图》《乾隆内府舆图》，细心考察研究，对其加以考订修改。

    后来，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时，一位俄罗斯人带着一张《康熙舆图》来访，自以为是地夸耀自己对中国地理如何如何了如指掌。左宗棠就拿出《乾隆舆图》考问他，结果这个自以为是的“中国通”顿时羞得面红耳赤，再也不敢在左宗棠面前夸耀了。

    除此以外，陶澍做了几十年封疆大臣，不仅收藏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书籍，而且还有大量上谕和奏折，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得到的宝贵资料。左宗棠坐馆陶家时，这些书籍、资料随便他翻阅。早在弱冠之年，左宗棠就仔细研读过《皇朝经世文编》，在陶家时，他结合各类有关盐、漕诸策以及《艺舟双楫》等书，仔细研究清朝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有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从政以后，这一时期的广泛涉猎和研究使得左宗棠对地方治理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左宗棠的一生，都以“做事”著称。但不得不说，他的这一作风跟他人生中几棵重要的“大树”对他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人就是陶澍。陶澍生前所做的可能只是帮助左宗棠提升了几分人气，但他死后留下的大量藏书，却为左宗棠打开了一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门。

    正是在这里，左宗棠丰富了自我，了解了当今局势，掌握了军事、经济、政治、边防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而正是这些知识，奠定了左宗棠日后丰功伟绩的基础，让左宗棠成为真正为国为民做事之人，再强大的外界压力也奈何不了他。

    3.借助贵人力量，仕途之路顺风顺水

    有些人只会傻傻等待好运自己降临，事实上，有时候，好运的降临需要“贵人”的相助。左宗棠就十分懂得抓住“贵人”这双能带自己飞翔的翅膀。

    提到左宗棠生命中的贵人，就不能不提林则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天，林则徐因病卸任云贵总督职位，返回福建老家，途经长沙，舟靠湘江岸边，就想起左宗棠来，于是派人送信到柳庄约请左宗棠前来相晤。林则徐一直都是左宗棠所仰慕的伟人，但左宗棠却从没想过会得到林则徐的邀请，所以一接到消息，左宗棠兴奋异常。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人之间就有一段曲折却有趣的“交往”。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大义凛然，展现了一个抗敌英雄和爱国将领的伟大形象，深得人们的钦佩和尊敬。当时左宗棠正处于青年时代，他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以及陶澍、胡林翼等人口中了解到了不少有关林则徐的情况，后来在安化陶家坐馆，读到陶澍与林则徐的往来书信，加深了对林则徐的了解，更对这位有学问、有能力、有操守的大人物充满敬仰之情。

    道光二十八年（1848），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当初被迫遭撤职流放的林则徐已经官复原职，当上了云贵总督。那时候，左宗棠的老朋友胡林翼正在林则徐的手下当差，担任安顺知府，他就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是湘中“第一奇才”。林则徐马上命胡林翼请左宗棠来任职，由于左宗棠当时家事缠身，只好婉言辞谢。但林则徐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世外奇才了。

    这一次，林则徐因病告退还乡，途经湖南，停靠湘江岸边，引得湖南文武官员纷纷赶来拜会，但林则徐却独独邀请了左宗棠相晤。

    两人一会面，相见恨晚，在舟中秉烛夜谈，从天下大势，谈到东南海防、西北塞防，从新疆治理谈到当今天下人物，甚至对朝政腐败、吏政不修、人才凋敝发出了共同的感慨。

    特别是谈到新疆问题的时候，林则徐将自己遣戍新疆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倾囊相授，提出了很多实用的治理意见，并把自己在新疆积累的全部资料送给了左宗棠，包括地理、边防以及俄国动态等等，把西定新疆、抗击俄人的希望寄托在了左宗棠身上。

    这是左宗棠生平第一次见到林则徐，也是唯一一次，但这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林则徐对新疆问题的见解以及资料，为左宗棠日后收复西北、经营新疆、抗击外国侵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日后左宗棠能够顶住朝堂内外的各种压力，立功西北，林则徐的帮助功不可没。同时，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让左宗棠的大名更加远播。

    第二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占领了几个县，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朝廷再次起用林则徐，让他前往广西镇压叛乱。林则徐到达广东潮州时，突染疾病去世，临终前，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代写遗折，向朝廷再三举荐左宗棠。虽然林则徐的举荐并没有成功，但左宗棠的大名再一次让朝堂之人如雷贯耳，这也为左宗棠以后在重重压力下仍能被破格提拔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左宗棠的第二个“贵人”毫无疑问就是张亮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湖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把湖南的封建统治秩序搅得乌烟瘴气。咸丰二年（1858），清政府任命云南巡抚张亮基为湖南巡抚。

    张亮基，字采臣，江苏铜山（今徐州）人，道光年间的举人。他是一个十分有作为的官员，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时，他深得林则徐青睐，与胡林翼并称林则徐的左右手。张亮基到达湖南以后，认识到湖南局势严峻，凭借那些只会玩笔杆子的文臣根本无济于事，所以迫切寻求人才以备顾问，协助他处理军政事务。于是，在胡林翼的牵线搭桥下，张亮基成了左宗棠正式步入仕途、进入政界的第一个“伯乐”。

    在张亮基的幕府中，左宗棠以抚署幕宾的身份为张亮基出谋划策，张亮基则将全部军事委托给左宗棠。就这样，乘着太平军掀起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以及张亮基这一“贵人”的慧眼如炬，左宗棠终于在重重压力下，被推向了历史舞台。

    这是左宗棠初试身手，但却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他为张亮基献计献策，先根据太平军主力聚在长沙城南，背靠湘江，献计断绝太平军粮食补给和西进之路，将太平军全歼。但由于清军将领畏敌不战，拒不遵命，计划最终泡汤。

    接着，左宗棠迅速调整计划，依靠优势炮火死守长沙城，太平军连攻近三个月，都未能攻克，最后太平军不得不暂时放弃长沙城，挺进湖北。到此为止，虽然左宗棠全歼太平军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却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军事才识，引得天下之人刮目相看。

    之后，张亮基调任山东，想要邀请左宗棠跟自己一起前往。但左宗棠不愿离开老家，就回到白水洞家中继续归隐。然而，由于张亮基这一“贵人”的帮助，此时的左宗棠才能尽显于世，已经无法掩饰其灼灼光华，再次出山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与湘军水路两军展开决战，几次较量，清军节节败退，湘南巡抚骆秉章十分害怕，先后三次派人请左宗棠出山相助。于是，左宗棠在第三个“贵人”骆秉章的数次请求下，再次接受礼聘，进入湘抚幕府。这一次，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6年的幕宾生涯，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都一手包办，几乎成了半个巡抚。也正是因此，身为幕宾的左宗棠不仅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展示出了整饬吏治、调理财税等方面的卓越才华，越来越受到高层人士和其他官员的关注和青睐。

    骆秉章的信赖和提拔，让左宗棠在政界声名鹊起。咸丰五年（1856），浙籍御史宗稷辰在上书举荐人才时，把左宗棠列在了第一位，他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比不下于胡（即胡林翼）、罗（即罗泽南）。”事实上，宗稷辰从未见过左宗棠，跟左宗棠没什么交情，只是听说左宗棠的所作所为，爱才惜才之心突起。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的功劳，清政府赏赐左宗棠戴花翎，出任兵部郎中。同年，胡林翼又上奏举荐左宗棠。左宗棠一下子成了朝野上下竞相瞩目的人物。

    左宗棠只是一个普通人，对于很多事情都跟其他人一样无能为力。但他知道，偏偏就有一些人，能够帮助他完成自己所做不到的事，这种人就是“贵人”。在依靠科举选仕的封建社会，像左宗棠这样的落第举子、穷酸书生，成功是很艰难的。的确，有些人没有钱能够白手起家，有些人没有地位也能扶摇直上，但没有“贵人”，这些人也绝对不会有所成就。成就霸业需要“贵人”，成功需要“贵人”，左宗棠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冲破重重枷锁和压迫，成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继而封侯拜相，靠的就是贵人的扶持和推动。

    左宗棠聪明吗？的确。毕竟所谓的扶摇直上，也要靠风来倚托，成功的路上自然就不能缺少“贵人”这一必备加速剂。借助“贵人”的力量，可以减少前进的阻力，降低外界环境施予的压力，何乐而不为呢？

    4.与知己相互提携，人生无所畏惧

    左宗棠的一生，都离不开“贵人”相助，朋友相帮。而提到左宗棠的朋友，就绝对不能不提左宗棠的“一生真知己”——胡林翼。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林翼的名声远远不如左宗棠和曾国藩等人，甚至有的人认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大事，也就是镇压太平军。

    事实上，这个人是绝对有功于中国近代史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推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人。他才华横溢，胆识过人，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这使他十分看重“人才”。在当时，他被人们称为“荐贤满天下”，可见他推荐人才之多。其中，最杰出的两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和左宗棠。正是因为他的极力推荐，左宗棠才冲破重重压力和阻力，踏上政坛，展开他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一生。

    胡林翼，字润之（咏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之后受到陶澍赏识，招为女婿。陶澍出任两江总督时，胡林翼跟随在侧。当时，林则徐正在陶澍手下担任江苏布政司一职。林则徐比胡林翼大了二十多岁，但两人相交甚笃。胡林翼十分佩服林则徐的人品学问，就向陶澍大力举荐他，终于促使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逐渐将林则徐推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胡林翼与左宗棠的关系十分复杂：两人的父亲曾一同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谓世交；左宗棠与胡林翼都是贺熙龄的学生，所以又是同学；后来左宗棠与陶澍结为姻亲，和胡林翼也就成了亲戚，之后胡林翼的妹妹又嫁给了左宗棠的侄子，俩人亲上加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两人互为知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左宗棠跌宕起伏的“升级”过程中，胡林翼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与胡林翼第一次见面。这年正月，左宗棠到达京都参加会试，顺便来胡家拜访，两个才华横溢、笑傲群雄的人物正式会面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古论今，臧否时事，对朝廷之腐败、官吏之无能、列强之压迫痛心疾首，更对各地此起彼伏的闹事和人民生活深感忧虑。两人谈得过于投机，几乎通宵达旦，连床夜话，却仍觉得不过瘾。

    后来，胡林翼率先步入政坛，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三次落第，前半生大都处于蛰伏之中。俩人之间的境遇差别越来越大。但作为左宗棠的知己，胡林翼很清楚左宗棠是难得的人才，所以从未停止过对左宗棠的关注和举荐，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企图将左宗棠拉出来，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共同创建一番伟大事业。

    胡林翼的确如他自己所说，是左宗棠“一生真知己”，他对左宗棠了解颇深，知道左宗棠绝非“池中物”，虽然深处泥潭，但内心仍渴望摆脱穷困潦倒的窘境，出仕为官，一展才华。他曾在写给郭崇焘的信中这样评价左宗棠：“横栏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倘事经阅历，必能日进无疆。”他认为左宗棠是普天之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只要经过一番阅历，就能日精月进，前途无量。

    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在其手下担任贵州知府，他就趁机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林则徐对左宗棠早已有所耳闻，又看到胡林翼如此推崇左宗棠，就命胡林翼邀请左宗棠到自己手下做事。然而，当时左宗棠家事缠身，不得不拒绝林则徐的美意。但林则徐却开始关注左宗棠，在因病告退回乡时，途经湖南，还特意派人请左宗棠前来会晤，之后也向朝廷大力举荐左宗棠。

    之后，胡林翼又将左宗棠推荐给湖广总督程鹬采，但未被录用。再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湖南陷入了危机局势，湖南巡抚张亮基大力寻求人才，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镇压起义。胡林翼马上向张亮基大力推荐左宗棠，称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才品超冠等伦”。张亮基大喜，三次派人去请左宗棠，但左宗棠一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答应。这时候，胡林翼的信起了关键作用，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张公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肝胆血性，必能成事，林文忠公（即林则徐）十分赏识他。他是跟文忠公一样杰出的人物。你生平最佩服文忠公，为什么不接受邀请，跟张公一起共事呢？”他又表示，如今家乡祸在眉睫，生灵涂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身为一个胸怀天下之人，怎么能够独善其身，看着家乡衰败，更何况如果湖南被太平军占领，他的柳家庄也不可能保住。胡林翼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左宗棠，左宗棠终于同意出山，进入湘幕。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出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左宗棠逐渐走进政治阶层，迈上了建功立业的道路。

    不得不说，这一切都归功于胡林翼。如果不是胡林翼大力举荐，左宗棠很难说会受到张亮基的青睐，如果不是胡林翼一封发自肺腑的书信，左宗棠可能仍然蜗居在小小的柳家庄，他冲破压力破茧成蝶的那一天还要更遥远。

    几年以后，左宗棠因为“樊燮事件”遭受陷害，几遭不测，又是胡林翼连同郭崇焘等人挺身而出。胡林翼几次冒死疏荐，并写信给多位友人，托他们向朝廷疏通。这使得咸丰帝十分重视这件事，咸丰帝早就听说左宗棠这个人了，如今看到这么多人保荐他，就想了解下他的情况。咸丰六年（1856），胡林翼再次专门写奏折举荐左宗棠，他说左宗棠才学过人，精通兵法、政治，陶澍和林则徐都称他为奇才，宗稷辰也多次举荐他，这人的确是不多得的人才。

    咸丰帝看到奏折以后，就询问骆秉章的意见，是否可以让左宗棠前去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但由于当时湖南军事紧急，骆秉章不肯放他走，就上奏将他留在湖南幕府。

    之后，胡林翼再次举荐左宗棠，潘祖荫、曾国藩等人也纷纷保荐，于是，咸丰帝决心破格起用左宗棠这个没有“文凭”的人才。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下诏，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从此，左宗棠正式踏上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走上了政治舞台。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胡林翼又从中斡旋，促使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三人形成了“铁三角”，共同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胡林翼不仅在仕途上多次为左宗棠“开路”，在生活上也不断给予左宗棠帮助。左宗棠隐居乡间的时候，有一年灾荒歉收，家中粮米无存，而能够典当的东西又都被典当光了，眼看就要喝西北风了。这时候，胡林翼从贵州派人送来了一笔钱，解了左宗棠一家的燃眉之急。

    我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已足矣”，如果有胡林翼这样的“真知己”，的确是“已足矣”。在这一点上，左宗棠是幸运的，也是明智的！他与胡林翼不仅是患难生死之交，更是拥有共同抱负和理想的“真知己”，所以，胡林翼发达以后，才不辞辛劳地为左宗棠铺路，不断提携左宗棠，共同飞黄腾达。

    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病危。得知这一消息，左宗棠连忙派人前去探望，并送药物给他。但此时胡林翼已经病入膏肓，没多久就去世了。这对左宗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身在军中，他无法亲自前去吊丧，就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祭文。祭文结尾写道：

    悠悠我思，不宁惟是，交公弱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偏？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研……有酒如兹，有泪如丝，尽此一哀，公其鉴兹。

    三十年的交情，对他帮助巨大，也难怪左宗棠会伤心至此。就连曾国藩读到这篇祭文，也忍不住感叹：“祭润帅文，愈读愈妙，哀婉之情，雄深之气，而达以恢宏之气。”

    5.精心下妙棋，方能化解压力

    商场上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很不幸地，左宗棠虽然没有从商，却也有不少“冤家对头”，他们不时上奏弹劾他，阻挠他，不断给他施加压力，企图以此压垮他。其中，最著名、最耐人寻味、最扑朔迷离的，当属曾国藩。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湖南同乡，两人年纪相仿，但左宗棠蛰居乡间几十载，曾国藩却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出仕为官。

    后来天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奉命前往湖南筹办湘军，当时左宗棠正在张亮基幕下，于是两人就有了交往。曾国藩凭借镇压太平军有功逐渐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搜罗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幕僚，被称赞为“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人气直线上增，稳居当朝人气榜首。而左宗棠虽然是落第举子，却凭借在骆秉章幕府中的所作所为名满天下，成了朝中内外的人气新秀。于是，两人便有了一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樊燮事件”遭人陷害，最后在胡林翼等人的力保下才大难不死。之后，他离开骆秉章幕府，准备前往京都参加会试，但最后接受胡林翼的意见，转去英山与胡林翼一聚。当时，曾国藩正驻军在安徽宿松，准备进军安庆，听说左宗棠去了英山，就派人把他请到宿松，共商军事。

    不久，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专门向他询问：“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曾国藩虽然与左宗棠性情、脾气不相投，但救国为民、立功建业的抱负却是一样的，所以交情颇深。左宗棠被诬陷时，曾国藩对其十分同情，只是因为他习惯了明哲保身，害怕惹祸上身，所以一直未曾出面说情。

    这时候，看到咸丰帝态度忽然转变，曾国藩欣喜若狂，马上上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唯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咸丰帝接到曾国藩等人的奏折以后，终于下定决心起用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五月，咸丰帝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

    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的开端。如果说左宗棠的“一生真知己”胡林翼的多年提携使左宗棠迎来柳暗花明，那么曾国藩的举荐就是锦上添花，助其一臂之力。

    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所以他往往不敢雪中送炭，但当左宗棠投靠到曾国藩麾下以后，曾国藩却是毫无私心地竭尽全力为左宗棠创造机会，帮助左宗棠取得成功。

    当时，清政府有意将左宗棠调往四川督办军务，但曾国藩出面婉言谢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他觉得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不可久居人下，而调往四川只会长久寄人篱下，实在不是长久之计。等到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开始着手处理浙江问题，于是，他趁机将左宗棠调往浙江，使左宗棠“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大展拳脚的机会。左宗棠也的确没令曾国藩失望，不断立下战功，俩人双双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

    在所有人的眼里，曾国藩与左宗棠几乎就是“晚清双璧”，他们各统一军，相互配合，双剑合璧，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个人中龙凤，既然不是敌人，又是从合作开始交往，那么必然应该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称兄道弟。然而，当大局已定，太平军覆亡、金陵沦陷之际，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却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却又令人十分生疑的大事——两人反目成仇，也就是轰动一时的“曾左交恶”事件。

    天京城攻陷以后，左宗棠和曾国藩就洪秀全的继承人幼主洪天贵福的下落分别作了汇报，然而，诡异的是，两个人的汇报竟然大相径庭，于是，两个人开始交恶。

    当时，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伪幼主洪天贵福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于是向朝廷奏报说攻克金陵，所有反军已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洪天贵福已积薪自焚而死。谁知一个月后，左宗棠上奏说洪天贵福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湖州。

    正巧李秀成的招供中也说曾经保护幼主出城，只是后来走散。这样一来，就证实了洪天贵福的确已经逃出，慈禧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严厉地批评了曾国藩，命他尽快查明。

    曾国藩向来小心谨慎，平生自认以诚信为本，而左宗棠的奏报，分明是在指责他欺君罔上。所以，向来以恭谨自持著称的曾国藩大胆地顶撞了朝廷，上奏反驳：“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纠参。”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曾国藩这段参奏明显是在针对左宗棠。左宗棠也毫不示弱，马上针锋相对，上疏自辩，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罔上嫌疑，并表示应该公事公办。

    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两人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当时，满朝上下，都从他们的奏折中嗅到了前所未有的火药味。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就此毁于一旦。

    清朝廷从两人的奏折中看到两人的矛盾，高兴之下，大力表扬了左宗棠，也不追究曾国藩的责任。后来，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抓，曾国藩也不再说什么了。但此后，两人几乎断绝往来，各自建功立业。

    然而，很多人还是从两人的发展轨迹中寻到了可疑的蛛丝马迹。从性格来看，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讲究个人修养，平素小心谨慎，为人较为圆滑，很少做得罪人的事；而左宗棠为人狂傲，性格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言辞辛辣，很容易得罪人。两个人合作多年，锣不对鼓、板不合腔的时候肯定不少，的确难免积累嫌隙，天长日久，等到洪天贵福事件时突然爆发。所以，两人交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像是两人合演的一出戏，因为这次“失和”实在有太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两人都是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过往交情颇深、彼此提携，怎么可能会因为一次错报军情就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相互攻讦？

    其次，杭州与金陵情况不同，以曾国藩的水平，怎么会低级到拿这两者相互比较？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人每次上奏，必然会将奏折底稿相互抄送，既然是抱着断绝往来的心态彼此争论，又何必多此一举？

    最后，金陵是曾国荃攻克的，谎报军情的罪魁祸首也该是曾国荃，但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却与曾国荃一直关系友好，互帮互助。

    以上种种，都不得不让人怀疑，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的真相。时到今日，恐怕更多人都更愿意相信，这是两人的一出“双赢”戏码。因为太平军覆亡以后，湘军失去了利用价值，根据历史多个剧本来看，迎接身为首领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应该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毕竟，两人都是成大事者，又都手握重兵，一旦联起手来，对于风雨飘摇、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实在是再大不过的威胁了。此时，明哲保身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两人反目，相互掣肘，一起实现“双赢”。

    无论何时何地，“双赢”都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黄金法则。左宗棠与曾国藩初交之时，相互合作，共同平定太平军，这是“双赢”；功成名就之际，两人合演一出“失和”大戏，打消了“老板”的疑虑和猜忌，双双实现了封疆拜侯的目标，这是“双赢”。不得不说，左宗棠这步棋走得高明，走得绝妙！

    走在人生路上，可能要遭遇很多压力。就像左宗棠，成功前夜，要遭受胜败的考验、老板的压迫；成功之后，要忍受同事、老板的猜忌和攻讦。他所遭受的压力实在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懂得“双赢”的理念，会在适当的时机，与合作者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从而顶住八方压力，彼此得到优惠和利益，使合作结果皆大欢喜。

    6.会用人，才能扛得住站得稳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是否会用人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左宗棠不善于交际，没有长袖善舞的本事，更不肯屈身大肆招揽人才，相对于同时代的曾国藩而言，他的手下可谓是人才寥寥。

    但左宗棠并不为此而担忧，因为他善于任人唯贤，虽然手下人才凋敝，却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做事效率高、成果显著，左宗棠仅仅凭借这寥寥兵将，就铸造起了一座“抗压”性极强的防护甲！

    左宗棠刚刚出山为官时，在长沙城南金盆岭建立了楚军，共设四营、四总哨。为了训练他们，左宗棠招请了崔大光、罗近秋、黄少春等旧将弁担任营、哨军官。之后，左宗棠又挑选了一些勇敢朴实的精兵，作为精锐部队，担任亲兵，分成八队。楚军逐渐扩大规模，很快就达到了五千多人，以王开化总管全军营务，刘典和杨昌浚为副手，一部分老湘军也收入楚军，由王开琳统领。左宗棠第一次实战，就是凭借这几个将领赢得了开门红！

    当时，太平军气势正盛，占领了大片地区，于是，清王朝派遣左宗棠率领楚军前去跟曾国藩会合，联手镇压叛乱。

    左宗棠率军走到半路，听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徽州，只好改道从南昌经乐平，进驻江西的东北门户景德镇。左宗棠前脚刚到景德镇，后脚就有一支太平军从广东进入了江西南部地区，准备一举拿下景德镇。左宗棠马上调兵遣将，先派遣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前去击退太平军，并乘胜追击，接着派出王开化、杨昌浚在半路截击。结果，太平军在左宗棠及其部下的围追堵截下败得一塌糊涂，狼狈而逃，左宗棠乘胜收复了德兴、婺源两大要地。

    这一战，左宗棠的计谋的确令人惊叹，但之所以能够取胜，更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左宗棠用对了人。若是换了当时一些只会纸上谈兵或者玩笔杆子的庸才将领，左宗棠的计策再高明，恐怕也难以取胜。在日后的征战中，左宗棠继续发扬这一优良品质，任人唯贤，才一次次冲破压力的枷锁，稳稳站成一尊不倒的神！

    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在绍兴失守以后，被迫退居杭州、余杭一带，由听王陈炳文和归王邓光明据守杭州，康王汪海洋据守余杭，总兵力十万之多。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带领楚军三万余人，攻取杭州重镇。就兵力来说，左宗棠与太平军，简直小巫见大巫。

    然而，左宗棠虽然人数偏少，却个个都骁勇彪悍，士兵锐气十足，兵将团结一致，再加上左宗棠的谋略，胜算大大增强。

    左宗棠分析形势以后，派遣刘典、王文瑞带领一万人马进入安徽，防止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南下偷袭楚军后路；又派蒋益澧率一万余人进攻富阳，直逼杭州；剩余军队分别部署在新城、桐庐、绍兴等地。各位将领领命而去，分别率领大军逐渐向杭州逼近。

    十几天以后，楚军兵临杭州城下，两军展开了长期的杭州争夺战。在围困长达半年之久以后，杭州终于被攻陷，城中守军逃往德清、武康等地。

    杭州攻陷之前，左宗棠可谓是压力重重，以区区三万兵马叫阵太平军十万之众，他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不想活了，才敢这么彪悍。

    然而，就在这样全国瞩目的巨大压力下，左宗棠用将入神，成功地拿下了杭州。杭州沦陷，太平军大受打击。原本，太平军占据着浙江，以金陵为屏障，南能入闽越，西能进赣皖，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而杭州失守，浙江基本沦陷，金陵就成了一座孤城，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一战，左宗棠大获全胜，加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他手下的将领们自然也是功不可没，分别升官受赏。

    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领命以后，马上做出人事部署：奏请朝廷调派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广东提督高连升率部众来西北参战；调派刘松山带领老湘军九千人入陕参战。这些大将基本都曾跟随左宗棠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左宗棠要西征，当然首选昔日自己一手栽培并提拔上来的将领。

    当时的局势并不乐观。捻军开始进入晋冀一带，陕甘回民动乱不断，局势越来越难收拾。左宗棠思考一番以后，决定先收拾捻军，然后再平定回民军。他命令刘典和高连升留在山西，自己则带领五千兵马返回晋冀，同时命刘松山、郭宝昌率部众赶来协助。

    在几路大军的围追堵截下，捻军一败再败，被歼灭的被歼灭，投降的投降，走散的走散，很快就剩下寥寥数人，最后不得不投降。捻军就此全部被消灭。

    这次平定捻军，左宗棠功劳不小，加封太子太保。这又是一次左宗棠善于用人的体现。他手下算不上兵多将广，但他却有一点让所有统帅欣羡，那就是良将颇多。他手下的将领，几乎个个都骁勇悍战，用兵如神，能够跟他的计谋配合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这不仅仅是一种默契，更是左宗棠慧眼如炬、选才如神的表现。

    左宗棠戎马几十年，压力何其大，但他却始终淡定从容，不断在压力中爆发，不断在压力中成长，扶摇直上，封疆拜侯，不得不说，这些人功不可没！这就是用对了人的好处所在！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为何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刘备临终前曾叮嘱诸葛亮，说马谡不可大用。诸葛亮在选择守街亭的将领时，众将也反对任用马谡。但诸葛亮一意孤行，结果不得不上演一出“挥泪斩马谡”。

    诸葛亮向来是神一般的存在，“马谡事件”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误，却也是后悔莫及的一次，蜀国从此走向了灭亡。反观左宗棠，他一生鲜有失误，选才用才全都如同神来之笔，所以他没有步诸葛亮的后尘，反而在重重压力下，越挫越勇，最后封疆拜侯，成为晚清第一帅才！

    左宗棠的选才如神，不禁让人想到同样善于用人的刘邦。

    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完全得益于善于用人。他曾有一番精辟的论述来总结经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善于用人，的确是成就事业的一大关键。

    7.想方设法招徕人才，才能让自己更强大

    古往今来，大凡英明的领导者，都十分看重人才，所以才会有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佳话。

    左宗棠也不例外。他很清楚，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人才，想要在重重压力下取得成功，就不得不依靠人才。所以，一旦发现人才，哪怕踏破铁鞋，他也要将其挖到手。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就是三顾沈门请到沈葆桢为船政大臣。

    同治五年（1866），福州船政局的筹划和落实创建事宜正进行到紧要关头，清王朝却突然下令，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得知这一消息，左宗棠和福建官绅各界都震惊不已，造船之事关系重大，乃“非常之功，非他人任”，若是左宗棠此时西行，很可能出现非左宗棠“则费不能支而事终于废”的结果，所以福建百余名官绅联名写信给左宗棠，请求他万万要留下，等造船之事稍有头绪了，再前往陕甘。

    左宗棠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他说：“自通商以来……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着。”为此，他希望先找出妥善之法，不要让设厂造船一事因自己的离任而受到影响。

    但这是一个难题：若是让将军督抚兼管船政，似乎最为合理，但他们事务繁忙，官位又随时可能发生调动，很难处理好船政之事；若是让朝廷另派官员来福建，必定耽误一定时日，无法解燃眉之急。左宗棠顿感压力山大，最后恳请朝廷宽假三个月，以便将福建诸事料理停当。

    在这三个月里，左宗棠带领福建官绅、士民抓紧时间建设船厂，使得各项进度都超前完成。可是，左宗棠仍旧纠结不已，船厂虽然马上要建成了，但他的压力丝毫未减，因为他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必须找到人来接替他的工作。由谁接管船政成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个新难题！就在左宗棠眉头紧锁之际，几个本地官员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沈葆桢。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他出身寒微，家境清贫，小时候靠着父亲坐馆执教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十余口的生计。虽然如此，沈葆桢仍然是个有后台的人，他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从小深受林则徐教诲和影响。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妹妹，品格高尚，知书达理，堪称东方女性之典范，沈葆桢继承了母亲身上的高尚品格，并在父亲和舅父的谆谆教导下培养起民族的浩然之气。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沈葆桢，是舅父林则徐藏书楼上的常客。那时当地有一位研究新潮思想颇有见地的名人叫作王景贤，是林则徐的好朋友，更是林则徐藏书楼上的常客。他见到沈葆桢小小年纪就谈吐不凡，见解精辟，忍不住啧啧称奇，一来二去，就跟沈葆桢成了忘年之交。沈葆桢受其影响颇深。

    有一次，林则徐问沈葆桢，如果让他当官，他要如何当？沈葆桢回答：“唯明与威耳。”林则徐追问何以为明、何以为威。沈葆桢回答：“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威。”也就是说，一个官只有做到公与廉，肯无怨无悔地报效社稷、爱民如子，才称得上是一个好官、勤官、清官！

    林则徐听后异常激动，连忙命人取来文房四宝，让少年沈葆桢写下“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威”的横幅，接着他又挥毫写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横幅勉励沈葆桢。这两句话也的确成为沈葆桢一生为官的准则和信条！

    晚清的官场颓败风气极重，沈葆桢置身于这样的泥潭中，虽然无力扭转乾坤，但仍然坚守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有一次，河南有位叫作沈秉贵的远房亲戚辗转找到沈葆桢，说是自己在县丞的位置上干了多年，如今县令一位出现空缺，希望沈葆桢能够帮忙说句话，让自己顶上去，并拿出一张两千两的银票“孝敬”沈葆桢。沈葆桢断然拒绝了沈秉贵的要求，还郑重其事地教育他要廉洁奉公！

    沈葆桢早年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做出了极大贡献。天京陷落以后，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在部下的保护下逃走，辗转逃到广德，最终便是被沈葆桢的部署抓住并处死！皇帝十分欣赏沈葆桢，称赞他“爱国如家”。咸丰六年（1856）到同治元年（1862）的短短六年之间，沈葆桢从四品知府晋升到从二品巡抚，中间还有两年的自动离职，其升迁速度之快简直令人惊叹！虽然这与曾国藩的器重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才能和声誉！

    左宗棠想到这些，不由得激动万分，觉得沈葆桢就是他寻觅已久的接班人。而且，此时沈葆桢正因守孝而闲居福建老家，这岂不是天意使之然也？！左宗棠心花怒放，马上修书一封，派人送上门去，请沈葆桢出山相助。

    然而，左宗棠连写两封信，沈葆桢都委婉推辞，坚持要在家里当孝子，不问政事。左宗棠十分郁闷，干脆亲自登门拜访。结果，连去两次，沈葆桢仍坚持不肯出山。这让左宗棠十分失望和烦恼，眼看离任期限将至，这唯一的适合人选又软硬不吃，该怎么办呢？放弃？左宗棠摇摇头，坚决不肯！在他看来，沈葆桢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必须搞定他！冥思苦想一番以后，左宗棠决定采用激将法，逼迫沈葆桢乖乖就范。

    这天，左宗棠带着一包东西第三次来到沈家。果然不出他所料，任凭他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葆桢仍然坚持到底，死活不肯答应。

    最后，左宗棠急了，将手里的东西硬塞给沈葆桢。沈葆桢以为是礼物，拒不接受。左宗棠却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礼物，也不是我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我是完璧归赵！”沈葆桢一头雾水，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早已发黄的旧书稿、文牍之类。

    没错，这些书稿就是林则徐在湘江夜会时交给左宗棠的，里面记载了林则徐在任陕甘总督和流放新疆时耳闻目睹的一些政事要览、舆地札记。当时，林则徐与左宗棠谈论天下大事，谈及边防，林则徐十分欣赏左宗棠的见解和才华，就把这些札记交给左宗棠，嘱咐他西北国土之重要，一旦有事，务必确保边防，以求西北一隅长治久安。

    此时此地，左宗棠拿出这些札记，旧事重提，表示：“如今西北多事，朝廷派遣我移督陕甘，可是船局正值草创时期，同样离不开我，只好回复圣上，不是我抗命不从，实在是分身乏术，只好将林文忠公（即林则徐）的重托交还给他的子孙后代！你们要怎么办，跟我左宗棠就没什么关系了！”

    了解到事情原委，又听到左宗棠这一席话，沈葆桢顿时目瞪口呆。朝廷任命，谁敢不从？更何况，左宗棠此去西北，正是林则徐生前所托，若是因为福建之事，耽误了西北边防，别说左宗棠会因此获罪，就是他沈葆桢，恐怕也没脸面去九泉之下见舅父兼岳父林则徐吧？无奈之下，沈葆桢只好同意出山主持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的确没有选错人，沈葆桢确实乃一介可靠人才，在他的主持下，船政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同治八年（1869），在沈葆桢的主持下，福州船政局建成中国真正意义上自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书写了中国近代造船和海军史上光辉的一页。光绪三年（1877），又建成我国第一艘铁肋木壳军舰“威远”号。福州船政局先后建造了十六艘轮船，这些轮船都成为中国水师的主要装备！

    一个成功者之所以能够从重重压力下破茧而出，翱翔于空，往往离不开他人的相助，尤其是人才。而人才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找到合适的人才，才能够为压不垮的人生增加几分胜算！

    左宗棠很聪明，他懂得发现人才，更懂得如何挖来人才！没错，挖掘人才也需要技巧，但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找到对方的弱点，灵活应变，将对方吃死，自然马到成功！

    8.选对合伙人，再大的压力也不惧怕

    中国古代拥有明确的“士农工商”等级谱系，“士”为最高级，“商”为最低级，这两者很难发生什么纠葛，更别提什么合作了。但左宗棠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但大胆寻求商人合作，更找到了一个多次帮他顶住压力、力挽狂澜的长期合伙人——胡雪岩。

    在清人笔记中，胡雪岩被称为“东南大侠”、“陶朱、猗顿之流”，是个名副其实的传奇人物。他一生都极其善于寻找合作伙伴，跟左宗棠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合伙人。

    胡雪岩，名光墉，道光三年（1823）生于安徽绩溪。他跟左宗棠一样，同样出生于耕读之家，父亲胡鹿泉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一位读书人，家中种着几亩田地。

    胡雪岩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再加上父亲的教导，也算半个读书人。后来父亲去世，十二岁的胡雪岩不得不承担起赡养寡母和抚养三个年幼的弟弟的重任，于是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杭州信和钱庄当了一名学徒。

    钱庄，就是我国古代的银行，主要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但学徒并不是正式员工，而是杂役，不仅要学习业务，还要包揽扫地、打水、倒夜壶等杂活。胡雪岩聪明伶俐，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就被老板提拔为伙计，成了钱庄的正式员工。

    此后，胡雪岩偶然结识了王有龄，并用钱庄的公款资助王有龄，等到王有龄再返回杭州时，已经成了浙江梁台总办。于是，胡雪岩靠着王有龄的关系，开始经理湖州公库，创办丝行，开办药店，并开办了“阜康钱庄”，继而搞定洋场，通过上海滩的买办与英国汇丰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趁机结识了各类洋行的经理和中方买办，逐渐成了江南一带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只是好景不长，就在胡雪岩混得风生水起时，太平军李秀成围攻杭州，城中弹尽粮绝，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无奈之下，王有龄命胡雪岩秘密出城筹备粮草，但还不等胡雪岩返回，杭州就被攻陷了，王有龄自杀身亡。

    直到这时，左宗棠与胡雪岩还不相识。但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行，注定了这对合伙人要成为一对“黄金搭档”。

    很快，清王朝派遣左宗棠前往江浙镇压太平军。当左宗棠到达杭州后，发现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军中缺粮。在战争年代，粮食的重要性非比寻常，甚至远远超过金银珠宝，精明如胡雪岩，当然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于是，他主动送上了几十船大米，并告诉左宗棠：“杭州被困之时，我奉命出城筹措粮草，结果尚未返回，杭州就沦陷了。如今听说王师到来，就带领所购买的粮草返回杭州，以便大人差遣。”

    这些粮食对左宗棠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左宗棠当然心中大喜。在此之前，他听说胡雪岩是个富商，而且勾结官府，是个见利忘义的奸商，原本想克复杭州以后好好惩办他，但如今看到胡雪岩是个“急公慕义，勤干有为”之人，做他的后勤部长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当左宗棠当上浙江巡抚以后，就上奏朝廷把胡雪岩调到他的大营工作。而胡雪岩也发现左宗棠是个绝世奇才，各方面能力和发展前途都远胜他之前的靠山王有龄，所以，他也决定好好靠上左宗棠这棵大树。就这样，左宗棠与胡雪岩开始了紧密合作！

    当时的杭州，由于连年战争，早已满目疮痍。左宗棠收复杭州以后，设立善后局，下有抚恤局、保甲局、谷米局等，负责地方重建工作。胡雪岩负责经理赈抚局，设立粥厂、医局、免费学堂等，他还捐助白银十万两，设“钱江义渡”和牛车，在钱塘江和湖泽间迎送行人。

    这一次合作，左宗棠顺利完成杭州光复和善后工作，胡雪岩也以亦官亦商的身份赢得了朝廷和广大群众的好评，并进一步赢得了左宗棠的好感。两人互利双赢，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

    太平天国的主要势力被消灭以后，清王朝内部掀起了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全面实践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左宗棠当然也不甘落后。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到达福州以后，他马上奏请开办福州船政局，最终获得批准。

    这一次，又是胡雪岩帮左宗棠缓解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建福州船政局，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牵扯无数出入款项，还要跟外国人联络，更要选购原料、聘用外国工匠、招募本国工人等等，事务极其烦琐。

    左宗棠虽然是全才，但不可能全部亲力亲为，而且毕竟他不是商人出身，肯定做不到面面俱全，于是，他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了胡雪岩。胡雪岩当然也没有令他失望，将福州船政局的创建工程做得有声有色。可以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不可能如此顺利，他所要承受的压力也绝对不会如此轻松地得以缓解。

    福州船政局的筹备事务基本结束的时候，左宗棠奉命西征。这一次，左宗棠与胡雪岩再次将合作的默契演绎到极致。

    事情要从同治十三年（1875）说起。当时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花了很大精力筹划兵、饷、粮、运。虽然他早就知道西征军饷、粮草的筹备会十分困难，但他没想到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作为一军统帅，左宗棠十分清楚，无饷无粮，士兵们肯定很难全力作战，甚至军心都难以稳定下来，所以他只好上奏朝廷，说需要年终饷银八百万两，请朝廷命各省速速将欠饷送来。然而，由于连年战争，全国各地都经济凋敝，根本筹不出这巨额饷银，多方努力之下，仍然不够。走投无路之下，左宗棠就想到了老合作人胡雪岩。

    在得到朝廷“何惜筹备巨款”的绿灯放行以后，左宗棠找胡雪岩出面在上海滩向外国银行借款。事实上，当时的外国洋行流动资金并不充裕，左宗棠这一笔巨额借贷实在很难办到，但胡雪岩还是给左宗棠争取到了借贷。

    他凭借早先在上海各洋行的人脉，经过无数次谈判，终于搞定了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为担保，为左宗棠筹得了借款200万两。此后，胡雪岩如法炮制，依靠自己的商业信誉，先后四次向汇丰银行等英国财团借款千余万两，成功地为左宗棠解决了西征经费问题！

    在左宗棠西征过程中，胡雪岩还多次帮左宗棠代办军火，仅在同治十三年（1875）就为左宗棠从上海运来来复枪“万数千支”，一旦遇到各国新式枪炮，他也都及时给左宗棠送来。当时左宗棠军中的一些先进仪器几乎都是由胡雪岩购置的。事实上，早在太平天国战事后期，胡雪岩就开始为左宗棠购买一些新式军火。左宗棠曾经谈到军械、军火的采运十分艰辛，“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这些事宜，左宗棠统统交给了胡雪岩负责。胡雪岩也十分尽心尽力，每次都精心选择，讨价还价。

    对此，左宗棠曾说：“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胜利，几乎成了晚清对外战争的唯一一次胜利，战争结束后，左宗棠受封一等恪靖伯，晋为二等恪靖侯，并成为军机大臣，真正列入了“封疆拜侯”的行列，其声望和人生都达到了顶峰。

    不得不说，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危难中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胡雪岩的支持。当然，作为左宗棠的后勤部长，胡雪岩也获得了极大的好处，戴红顶子，赏穿黄马褂，甚至数次获赏御书，成为一代传奇的“红顶商人”。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中国合伙人”演绎，更是一次“双赢”的实践，左宗棠用实际经验告诉我们选对合作人非常重要。

    9.善于应对小人，才能让自己少中暗箭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话一点不假。

    毕竟明枪可以看得到，而暗箭，则常常会在毫无防备之时射来，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像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刚烈直言的人，总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昂首阔步走自己的路，不肯曲意逢迎、低眉折节，自然就更易遭到小人的暗箭了。

    同治十三年（1875），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然而，军饷不够，出征无以为继，任凭朝廷、各省勒紧腰带也凑不出足够的饷银，无奈之下，左宗棠灵光一闪，想到了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曾向洋行借款的办法，于是上奏朝廷，请准向洋行筹借款项。由于沈葆桢有向央行借款的经验，所以左宗棠就奏请朝廷命沈葆桢“依照台湾办法，代为筹借”。

    然而，沈葆桢虽不是小人，却也因种种原因跟左宗棠唱反调。他原本就反对西征，再加上受到同样反对西征的李鸿章的挑拨，坚决反对向洋行借款的提议。

    在此之前，清王朝内部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激烈争论。当时，朝廷命负责海防的李鸿章加强东南海防，另一方面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收复新疆的战争。李鸿章接到命令以后，却避开正题，节外生枝。他认为海防需要钱，而一旦开始西征，钱必然都会耗费在西北战争上，所以他提出撤销西北塞防事务，放弃新疆。

    他甚至认定新疆是一块无用之地，中国拥有这块土地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太平的时候每年也要耗费几百万兵费，战争的时候就更多了，简直是得不偿失，所以，他强烈建议放弃新疆。他的奏折一上，迅速得到了一些追随者的支持。

    然而，当时的形势，塞防比海防更紧迫。西方列强虽然在东南沿海虎视眈眈，但他们无非想要通商取利，当时清王朝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所以不到迫不得已，西方各国肯定不会挑起大战。

    至于西北塞防，新疆已经沦陷多年，而俄罗斯又占据着伊犁，如果不及时收复新疆，西北很可能从此永无宁日。最后，在塞防支持派的努力下，清王朝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收复新疆，任命左宗棠全权处理新疆事务。

    却没想到，在筹集军饷时，再次遇到了这些“小人”的阻挠。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得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耶？”沈葆桢在李鸿章的挑唆下，上奏反对左宗棠，甚至振振有词地表示西征借洋款无异于自掘坟墓，到时候会滚雪球一般恶性循环，使朝廷困于绝域，总之一句话，这洋款坚决不能借。

    这让左宗棠十分郁闷，但他当然不会屈服于反对派的压迫，而是算了笔细账上奏朝廷。他认为，只要各省协调解决军饷的八成以上，海关就绝对能够保住。最终，在左宗棠的努力下，清王朝接受了借款的请求。左宗棠委任胡雪岩全权处理借款事项，顺利地凑足了饷银，给了那些放暗箭的“小人”们有力一击！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事实上，有些事情并不会因为你的沉默而变得是非分明，相反，你的退让可能只会让小人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小人争辩，用最直截了当、最强有力的事实和雄辩击垮小人，给自己压不垮的理论和事实支撑！

    但不得不说，小人之所以被称为小人，就是因为他们敢于暗中放箭。左宗棠刚烈直言，行事光明磊落，无所畏惧。但他善良，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善良；他光明磊落，并不意味着小人也愿意跟他正大光明地较量。在西征结束，左宗棠返回京都以后，他再次遭遇了这种卑劣的小人，而且这一次所带来的压迫比之借款那次更加严峻。

    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进入京师，拜见光绪和两宫太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正式参与到了清政府的中央决策机构，在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有了发言权。

    此时的左宗棠，拜相封侯，立功回朝，位极人臣，名位和权势都令人眼红，惹得很多朝臣羡慕嫉妒恨。再加上他身为汉人，却手握重兵，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于是各种敌对势力纷纷造谣攻击，朝中嫉妒挑拨、暗放冷箭的人数不胜数。左宗棠对此也有所了解，但他没想到，在回到京师的第二天，进攻拜见光绪帝时，他就遇到了一群小人。

    大臣进宫时，往往要通过太监们通传。特别是李莲英、安德海等太监头子，仗着慈禧太后宠信，贪婪需索，无所不至。每次有外地官员入京觐见，都照例索取宫门费，如果不给就会暗中放冷箭，给官员惹出很多麻烦。慈禧也知道这些，但一则她十分宠信李莲英等人，二则她觉得太监们当差辛苦，工资也不高，搞点钱也是理所当然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以至于就连曾国藩、彭玉麟等清官，每次到了宫门前，也不得不低头折眉，照付宫门费。

    左宗棠对此十分气愤，他在外任职多年，生活清廉，工资大部分都捐助他人了，而且还多次亲手惩办贪官污吏，没想到头一天入宫，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发生这种事。所以，他不但不给宫门费，还义正词严地说：“我一生出入百万军中，从来没有人敢阻拦我。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我？我每年的俸禄，自己留下的少之又少，自己花还不够，哪里来的钱给你们这些鼠辈！既然你们不让我入宫，那我还是回西北去吧！”说罢转身就走。太监们一时无可奈何，只好请他入宫。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次，左宗棠把皇宫的太监给得罪了。

    不仅如此，回到京师，远不比在外为官轻松。尤其是左宗棠脾气憨直，性格刚烈，心直口快，为人又狂傲，很快就把一些带有小人倾向的同僚们得罪了个遍，招来许多怨诽，备受排挤。

    左宗棠在京师几个月里，可以说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时刻刻处于小人的冷箭之下，压力巨大，以至于后来干脆以生病为由请假在家休养。同年秋天，左宗棠终于因为小人当道，被排挤出了朝廷，出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离开了京师。

    左宗棠的后半生，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跟小人较量。他知道，人生之舟行至风口浪尖之上，表面的波涛汹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脚下的旋涡和暗礁。若是左宗棠多活几十年，看到泰坦尼克号的悲剧，恐怕也会心有戚戚，庞然大船可以躲过海上的狂风巨浪，却躲不过隐藏在海底的冰山，而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冰山，使得这艘巨轮在首航时沉没海底。

    明枪，可以用铠甲防御，还能伺机还击；而暗箭，因为自己处于明处，身份被动，根本没法辨明小人的暗箭从何处袭来，往往很难躲过。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虽然自己正直、坦荡，不愿跟小人们斤斤计较，但难保他们会跟自己有一样的想法，而一旦被小人的暗箭伤中，自己就难免流血疼痛，甚至大伤元气、有性命之忧。

    那如何对待小人呢？左宗棠很善于应变。他从小人的角度分析，各个击破。对付像沈葆桢那样以“大义为本”的人，左宗棠毫不退让地与之争辩，用事实粉碎对方的高压威胁。对付像李莲英这样狐假虎威的小人，左宗棠以强硬态度相对，以气场威慑之。而对于那些纯粹为了满足私欲、心怀嫉恨而嫁祸自己的小人，他以远离为上上策。

    不得不说，左宗棠这种决不容忍的态度，是对付小人的绝佳方法。有些小人善于嫁祸、乐于暗中放箭，但事实上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心虚，所以只好借助下流手段。对于这样的人，容忍只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应该采取强硬手段，抓住把柄，迎头给予痛击。

    当然，对于那些无事生非的小人，还是学学左宗棠，能避就避吧，因为这种人实在是“你不杀伯仁，也要强迫伯仁为你而死”型的，完全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考虑。

    混迹于乌烟瘴气的晚清时代，基本等于生活在高气压旋涡中，左宗棠却坚决洁身自好，遗世独立，用刚强之心、狂妄之色、惊世之才打造属于自己的传奇！左宗棠的秘诀就是刚烈，就是狂傲，就是不流于俗。这是左宗棠的特色，更是左宗棠不被压垮的秘诀！

    特色是一味永不失效的药！左宗棠相信，万千红尘中，独树一帜，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才能将自己经营成“抗压神话”！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左宗棠都不忘体现自己的特色品牌！左宗棠堪称经营自我界之“大神”，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修炼品牌特色，更知道怎样用自我经营赢得上下级乃至老板的青睐，任凭压力再大，怎奈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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