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二十一岁。这一年，他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去时雄赳赳气昂昂，梦想着抱个“高考状元”回来。
然而，不幸的是，幸运之神并不青睐左宗棠，左宗棠的首次会试惨淡落第。这在普通大众的眼中看来，左宗棠就是一个失败者，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飞黄腾达了。确实，这次失败对左宗棠打击很大，但此时的左宗棠毕竟年轻气盛，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完全不把这次落第当回事，他很快就调整好心态，把内心的阴霾一扫而空。
会试结束以后，左宗棠给徐熙庵写信，信中写道：
每观古今蓄道德、能文章，卓然为时论不可少之人，天地不数生之才者，即其英妙之年，类皆能坚自植立，不为流俗所转移。其始亦未尝不为世诟病也，及其功成事就，而天下翕然归之。如贾谊、诸葛亮、陈亮辈，可指数乎？
徐熙庵，字定夫，号法绩。道光十二年（1832），他曾担任湖南乡试正考官，当时左宗棠的卷子在第一轮筛选中被评为遗卷，是他奉旨搜查遗卷时，选取左宗棠为第十八名举人。他对左宗棠来说，简直有再造之恩。
所以，左宗棠会试结束以后，很快就给他写信，以贾谊、诸葛亮、陈亮等历史上的名人自勉，表示自己不会被“主流论”左右，会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此时，作为一个落第举子，左宗棠却没有被悲观的大潮淹没，仍然雄心勃勃，盼望着“天下翕然归之”，这种豪气不得不令人佩服。
我们先来看下左宗棠信中提到的三个人是如何“天下翕然归之”的。
先说贾谊。贾谊十八岁的时候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全郡，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才子。河南守吴公听说他才华出众，对他十分赏识，就把他招揽到门下当差。汉文帝即位以后，听说河南守吴公政绩突出，在全国名列前茅，又听说他跟李斯是老乡，还曾拜李斯为师，就把他提拔为廷尉。吴公飞黄腾达以后，也没忘了为自己打工的贾谊，很快就向汉文帝推荐了贾谊，说他年少有为，精通诸子百家，汉文帝龙颜大悦，马上召贾谊入朝为博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多岁，是众多博士中最年轻的一个。每次皇帝诏命博士议事，贾谊都能对答如流，因此，汉文帝极为赏识他，不到一年，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就行事风格来说，贾谊并非特立独行之人，但左宗棠以贾谊少年得志为榜样，觉得他出类拔萃，定然傲视群雄，不同流俗，还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至于另外两人，诸葛亮的事迹广为人知，他身处乱世，不求入幕为宾，隐居乡野，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相助，从而引得“天下翕然归之”。而陈亮，简直就是“南宋版左宗棠”，跟左宗棠一样胸怀大志，才能卓绝，却因特立独行，受到排挤，但他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进士第一，名动天下。
据说，陈亮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喜欢谈论兵事，并曾用心研究古人的用兵之道。宋金议和之时，他曾向朝廷上《中兴五论》，却未被朝臣重视。陈亮一怒之下，回家潜心修习，花了十年之久讲学著书，身边渐渐聚集起一批有志之士。
之后，他再次上书，直言不讳，表示不该偏安一隅，把宋孝宗感动得稀里哗啦，立刻打算重用他。但大臣们却不喜欢陈亮的特立独行、直言不讳，屡屡压迫他。陈亮丝毫不为所动，仍旧坚持真我，最后返回家乡，靠实力考取功名。
左宗棠借他来说明“古今成大事者，当不为流俗所转移”，简直恰当至极。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也的确如陈亮一般，不为流俗所动，以特立独行的姿态顶住各方压力，最终建功立业，封疆拜侯。
就拿天津教案来说，当时主事人曾国藩、协办者李鸿章，以及正在西征的左宗棠都没有置身事外，各自发表主张。特别是左宗棠，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再次展现了他大义凛然、特立独行的个性，让中外人士看到了他的强硬姿态和爱国主义情操。
同治九年（1870），天津发生了多起儿童拐骗事件，街头还发现了不少幼童尸体，导致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到处都被恐惧、仇恨和不信任所笼罩。正好天津府县捉获了两名拐骗幼童的匪徒，即张拴和李拐，准备审讯并将其正法。
就在这时，民间忽然传出消息，说这两名凶犯跟天主教堂有关系。之后，府县又捉获几名拐犯，他们都自称跟天主教堂有关系。这样一来，天津人民对教堂就产生了疑惧和仇恨，再想到以前所发生的西方人勾结内地流氓拐骗中国人出洋做工的事情，以及鸦片战争前后的几次侵掠，双方冲突已经一触即发。
由于牵扯到外国人，清朝官府不敢轻率从事，只好押着新抓到的犯人武兰珍到天主教堂对质。天津市民得知以后，纷纷赶去教堂打听消息。结果，教堂人员仗着外国人撑腰，坚决不肯招认，又看到教堂被围，心里十分不高兴，于是动手殴打群众。天津市民早就对教堂充满仇恨，也用砖石回击，双方大打出手。
本来天主教堂人员殴打群众并不算什么大事，但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得知以后，却不干了，带着一批随从，手持刀枪利刃，冲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进门就开枪射击，幸好崇厚跑得快，才没有命丧枪下。丰大业在衙门咆哮一番，捣毁衙门什物，这才扬长而去。半路上又遇到了押解犯人从教堂转回的刘杰，丰大业二话不说就朝刘杰开枪，并打伤了刘杰的一名家丁。这下彻底激怒了天津市民，街头的市民一哄而上，杀死了丰大业。紧接着，天津市民自发组织起来，焚毁教堂和一些外国人房屋，打死了十几名外国人和一些中国教民。
这样一来，事情彻底闹大了，全国各地都受到震动，外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甚至以武力威胁，要求清政府做出裁决。
无奈之下，清政府派遣曾国藩赶赴天津，处理此事。曾国藩迫于外国人的压力，最终听取了崇厚的意见，将府县官奏参革职，交部治罪，并抓获了八十多名“犯人”，正法了七八人。被调去协助曾国藩的“外交达人”李鸿章，对于曾国藩这种严惩无辜国民以平洋人之气的做法完全赞同。
当时，总理衙门也通知了左宗棠，向他询问对天津教案的意见。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没有必要害怕事态扩大，因为外国人只敢威胁政府去压制百姓，不会跟百姓直接硬碰硬，如果百姓真的起来闹事，他们反而会慎重考虑，以防挑起战争，更何况这件事情错在外国人，百姓闹事也是情有可原，只需要支付外国人一点赔偿即可，实在没必要让无辜百姓用性命抵偿。
左宗棠这一做法十分合情合理，既捍卫了国家主权、保护了人民利益，也不至于让外国人面子上过不去。然而，曾国藩等人的主意已定，坚决不肯听左宗棠的“非主流意见”，结果导致全国民情激愤。
在当今社会，特立独行时常用来形容一些难以相处之人。然而，若是像左宗棠这样，何乐而不为呢？人生有限，不过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有限的事，若是一味地把自己培养成“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度，实在是生而有憾！
左宗棠或许得罪了不少人，或许不为一些人所接纳，但他却能够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屹立不倒，任他跳梁小丑也罢，任他阴险小人也好，始终压不倒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不肯流俗，坚持自我。不跟随大流，不人云亦云，不盲目追随，坚定自己的信念，明确属于自己的目标，所以当压力来袭，他自岿然不动。即便站在逆流之中，他仍然能够一往无前。这样的人，怎能不登上成功的高地呢？
2.我狂故我在，特色是一味永不失效的药
古往今来，大多能顶住压力取得成功的人往往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拿晚清名臣来说，曾国藩的特色是谨小慎微，李鸿章的特色是圆滑世故，而左宗棠的特色自然就是狂傲刚烈。
左宗棠的狂是有目共睹的，他曾说：“近来读书稍多，始知从前之狂妄。盖就其所自是者，亦仅足以傲当世庸耳俗目、无足长短之人，其于古之狂狷，固未能望其项背也。”这段话，看起来左宗棠似乎一改往日的狂傲，很谦虚地表示：“最近读书多了，才知道自己以前很狂傲。”但接下来，他却话锋一转，对自己的狂傲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并说自己之所以狂，是因为古人比他还狂，他的狂妄跟古人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其中的潜台词就是他左宗棠还要加倍努力，争取比古人更狂狷！
左宗棠，你敢更狂一点吗？他还真敢！
咸丰十一年（1861），左宗棠刚刚躲过“樊燮事件”的陷害，转到曾国藩麾下供职。大难不死，左宗棠一扫晦气，马上狂傲本色毕露，傲气勃发，他在给郭昆焘写信时，写道：“有求必应，应且如响，故浪得亮名。今亮孰如古亮耶？”他毫不客气地拿自己跟古代诸葛亮相提并论，言外之意，自己并不比诸葛亮差。其狂妄可见一斑。
同治四年（1864）六月，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退往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并迅速占领了汀州和漳州。他们一开始想要在江西建立根据地，但由于清军早已在江西设防，只好转往广东。清政府命左宗棠带兵前去镇压，并命广东巡抚郭崇焘等人协同作战。
左宗棠了解广东局势以后，毫不客气地两次上奏弹劾郭崇焘等人会剿不利。郭崇焘是左宗棠的老相识，当年左宗棠因“樊燮事件”被陷害时，郭崇焘曾全力营救，也算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但心直口快、狂狷不羁的左宗棠仍然毫不留情地批评、弹劾他，甚至在给郭崇焘的信中指责郭崇焘：
阁下开府二年，于粤、楚人才未甚留心，已难辞咎，而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其所以近于迂琐也。此时诉屈诉穷亦可不必，且大家计议将贼事了却何如。所急欲商者鲍军食米、潮州炮船两事。请以明恕之言决之。武人之不能谋饷，客军之不宜薄待，人之不可一日无食，其事易明，公若不知也者。天下事莫不败于异常琐屑之人，治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天下事当放手做。是之言者，愿为明公诵之。
对于救命恩人，左宗棠都如此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其狂狷实在让人惊叹。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击败进入广东境内的太平军余部以后，甚至断然拒绝跟郭崇焘见面。这份狂妄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特色是一味永不失效的药。左宗棠秉承这一原则，把狂妄这一特色打造得天上仅有地上绝无，放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他纵横沙场笑傲官场、鬼神敬之小人惧之的一味良药。入朝要顶着上级下级、小人坏人的各种压迫，在外还要再加战争胜败的压力，左宗棠能淡定从容地一一接纳，其狂妄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
奉命西征之时，经过崇安，左宗棠在行军道路上，曾写过一首诗：
直从瓯海指黄河，万里行程枕席过。
道出中原宸极近，胆寒西贼楚声多。
尖叉斗韵看题壁，竟病联吟更荷戈。
回首四年泥爪迹，明当出峤意如何！
他知道此去西北，前途十分艰险，压力重重，但他并没有被吓倒，仍然抱着乐观豪迈的心态，狂狷至此，自信至此，决心为国驰驱，平定西北！也正是这种狂妄和自信，才让左宗棠成功地平定西北，收复新疆，为清王朝的西北边疆扫平战乱，而他本人更是因此而封疆拜侯，成为威慑中外的统帅！
天津教案结束以后，左宗棠得知曾国藩的处理情况，十分不满，在给朋友写信时，毫无情面地批评跟他齐名的老臣曾国藩，说：“曾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憾！……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
不仅对同僚如此，就连对外国人，左宗棠也毫不客气。
当时，清王朝在西方人的淫威下过得小心谨慎，点头哈腰，连大气都不敢出。而西方人仗着自己有利炮坚船，更不把中国官员放在眼里，即使王公大臣，也不当回事，时常露出骄踞之态。左宗棠坚决不容许外国人这种态度。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接待西方人，总是以礼相待，不亢不卑。有一次，左宗棠、醇王和英国公使威妥玛会谈，威妥玛率先到达，毫不客气地坐在上座，态度傲慢无礼。左宗棠看到以后，怒气冲冲地说：“上座是给醇王爷坐的，就连我也只能坐在下面的位子上。你应该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威妥玛被他强横的态度震慑住了，面红耳赤，只好灰溜溜地坐回自己的位子上。
这就是左宗棠，一个以狂妄为特色的英雄。
或许有人会说，人在社会中，一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太过狂妄，岂不是自找苦吃？没错，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狂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且有资格、有资本狂妄。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
就像包拯，其特色是“包青天”；再如钱钟书，其特色是“淡”，淡到白开水一般；再如曾国藩，其特色是谨小慎微，步步为营……诸如此类者，如浩海繁星，实在不胜枚举。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像左宗棠一样，碰到逆境，遭受压力，甚至被压力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时，有人就可能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如果真的这样想，那你恐怕要被左宗棠狠狠鄙视了。在左宗棠看来，不管境遇如何，身上背负的重压有多大，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而只要用心经营这一特色，让其成为独一无二的金字招牌，人人都会成为无价之宝，在自己的舞台上创建一番辉煌。
就拿求职来说，当时大部分人求职都靠科举会试，左宗棠一开始也是如此，但他实在不是考试的料，三次会试，三次落第。于是，左宗棠独辟蹊径，为自己打造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特色简历——狂妄地自称“今亮”“湘中第一”等等。
于是，当他的简历被送到林则徐、张亮基、骆秉章乃至曾国藩、皇帝等人面前的时候，这个人瞬间就冲击了“招聘者”的眼球，让他们眼前一亮。凭着第一印象的美好，左宗棠成功地迈出了事业的第一步。而后，他将自己的特色打造得固若金汤，任风吹雨打、雷电风霜，都压不垮他。
3.适时的硬汉范儿，才能让自己顶住压力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以老子为中心的一大批人物都推崇“以柔克刚”，但以柔克刚真的是真理吗？左宗棠对此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发出“丈夫事业非刚莫济”、“以柔德而成者，吾兼罕矣”的感慨，甚至将自己这一理论应用到了实践中，以此来验证其可行性。诡异的是，左宗棠的理论得到了验证。
我们都知道，清朝末年，风云变幻，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对中国虎视眈眈。不仅东南沿海一带，就连西北边疆，也深受其害。所以，清王朝委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光绪二年（1876），清军攻克乌城，然而，俄国却丝毫没有归还伊犁的迹象。左宗棠虽然对此十分不满，但他知道现在应该全力以赴收复南路，所以暂时搁置伊犁问题。
当喀什噶尔收复以后，白彦虎和伯克胡里逃入俄国境内，左宗棠得知以后，本着不恶化两国关系的原则，命令扼守北疆的金顺致信给俄国边境土耳其斯坦总督，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归还伊犁；第二，交还叛徒白彦虎，并许诺给予丰厚报酬。
由于领土问题必须通过正式外交途径进行处理，左宗棠同时上报给了总理衙门，通知了俄国公使，希望他们能够按原定条约归还伊犁。
然而，俄国并不领左宗棠的情，反而把左宗棠这一“柔德外交”看作是清王朝的软弱无能，不但迟迟不予回复，而且将白彦虎送到了阿拉木图西南的托克马克，还扬言要用武力夺取伊犁东北的精河。西征战士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主动出兵，要好好教训教训俄国人。
不过，此时的左宗棠还不想跟俄国硬碰硬，他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白彦虎和伊犁问题，尽量避免开战。哪怕英俄两国在新疆边境发生冲突时，左宗棠仍然不愿跟俄国开战，期待着自己伸出的橄榄枝，能够换回俄国的良心发现。
遗憾的是，俄国认定了这是中国软弱可欺的表现，大张旗鼓地支持白彦虎和伯克胡里在两国边境捣乱。光绪四年（1878）八月，白彦虎在俄国政府的支持下，打着经商的旗号，进攻乌什。此后，安集延等也相继反叛，逃入俄国境内，受到俄国的庇护和支持，并屡次侵犯边境，俄国对新疆的侵略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南疆收复以后，清王朝开始正式向俄国交涉，数次要求俄国交还伊犁。俄国却完全不把清王朝的睦邻友好当回事，一边纵容叛逆侵扰边境，一边找各种借口推诿，比如边境秩序不安宁，边境商民交涉的案件尚未了结等等，死活不肯给予明确答复。清王朝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下去了，于光绪四年（1878）九月，派遣吏部侍郎崇厚为使俄全权大臣，去俄国京都圣彼得堡直接交涉。然而，崇厚是个昏庸无能、软弱可欺的家伙，选他去交涉，其结果可想而知会是多么悲剧。
果然，崇厚到达圣彼得堡以后，对俄国人的威逼恐吓毫无招架之力，一一答应了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分界、赔款三项无理要求。第二年八月，崇厚与俄国政府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九城，但割占伊犁西南大片地区；清政府赔偿五百万卢布（大约相当于二百八十万两白银）给俄国，作为俄国代守伊犁的费用和俄国的损失赔偿费；准许俄国在嘉峪关、哈密等七处设置领事，给予俄商免税贸易特权等。这是一项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条约，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绝对的利益，而中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却丢脸丢到了姥姥家。
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无不愤慨异常，不少朝中大臣也纷纷上奏弹劾崇厚，主张修改条约。清王朝也觉得这个条约实在太过分，就让对新疆形势了如指掌的左宗棠统筹全局，权衡利弊轻重，然后上报，设法挽回补救。
左宗棠早已经愤慨不已，一则没料到崇厚软弱到这种地步，二则没想到俄国竟然如此欺人太甚！所以，原本就对收回伊犁地区持坚决态度的左宗棠终于忍不下去了，决定放弃原本想贯彻的“以柔克刚”策略，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他首先驳斥了俄国索要五百万卢布的无理要求，说俄国人趁中国内乱初定占据伊犁，打着代为管理的旗号，其实在地方上大肆收税掠夺，已经赚足了，还要赔偿，这简直是讹诈！而且，俄国人原先说等收复了乌、玛两城，就交还伊犁，如今却不履行约定，反而包庇藏匿叛徒，纵容他们肆意扰乱边境，如此不守约定，可以说，根本是无信无义之辈！
接着，左宗棠坚决反对割让伊犁西南地区，并提出：“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韧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这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先耐心地跟对方进行交涉，即和平谈判，但同时也不能过于软弱，应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做好交涉失败就决一死战的准备！其决心坚定，态度刚强，让朝廷和反对派们不由得心生敬佩。
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深怕得罪俄国，上奏表示这次错在清朝，应该主动放弃伊犁。他还攻击左宗棠等主战派“不明彼己”，必有后患。
清王朝自然十分清楚李鸿章所说的“必有后患”是什么意思，一时间犹豫不定，难以决断。所以，只好把李鸿章的意见转达给左宗棠，让左宗棠“妥议具奏”。左宗棠马上致书总理衙门，驳斥了李鸿章的意见，他说：“崇厚虽以全权出使，但所议约章，只是草签，尚须经御笔批准，是无所谓‘先允后翻’。但宜于崇厚返京复命后，将不可允各条明旨宣示，使中外咸知，则正气常伸，人心自奋。”他指出，目前边疆事务纠纷，清王朝是有理一方，而且就算论武力，清王朝也不弱，只要朝廷上下坚持一致，万众一心，态度强硬起来，一旦谈判失败，就以武力解决问题，事情绝对没有办不成的！
清王朝原本就担心能否依靠左宗棠的决心，所以犹豫不定，如今看到左宗棠态度强硬，决心难易，于是果断摒弃了投降派的意见，在崇厚回到京师以后，把他交付刑部治罪，接着改命驻英法大臣曾纪泽赴俄国重行订约，同时命左宗棠战守事宜。
光绪七年（1881），中俄两国签订《伊犁条约》，中国顺利地收回伊犁地区。左宗棠的强硬策略取得了圆满成功！
的确，柔弱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无形的、深沉的、巨大的力量，滴水穿石，以柔克刚，看似柔弱，其中却蕴含着强力。然而，万物都有相反相成两种倾向，柔弱会让人宁静中孕育久远，平淡中包罗万象，但一味的柔弱就丧失了“柔”原本的美好和力量。就像一开始的左宗棠和清王朝，一味地柔弱，结果丧失了原则，没有了人格，成了软弱可欺的代名词，最终将自己逼入危险境地，把自己送上绝路。而改变态度，强硬起来以后，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曾写道：“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柔软过头，就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让敌人得寸进尺。所以，有时候就该挺身而起，态度强硬，适当地表现出“硬汉范儿”。像左宗棠一样，挺起脊梁，顶住压力，该出手时就出手，效果必然会更好。
4.搞定“烫手山芋”，才能在强压下活得漂亮
左宗棠几乎就是一个专门处理“疑难杂症”的奇才！这使得他虽然不受一些人待见，却仍然没人撼动得了他！在这里，我们就拿第一次入湘幕来说吧。
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在这之前，广西天地会率先掀起起义，并攻克了数座县城，而负责镇压的林则徐病死在途中，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接任钦差大臣，进入广西镇压叛乱。当时，清王朝并不了解拜上帝会的实际情况，以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镇压天地会起义上，等到金田起义爆发，才发现太平军才是起义军中的“领头羊”，这才聚集兵力，全力攻剿。
然而，太平军英勇奋战，数次大败清军，转战各地。紧接着，太平军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号召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太平军，鼓舞了太平军的斗志。太平军一路北上，沿途不断收编投靠而来的百姓，等到咸丰二年（1852）九月，起义军人数已经超过了十万人，从广西到湖南起义呼声此起彼伏。
且说湖南境内，早在道光末年，各府州县就已经“盗贼”、“会匪”遍野，当太平军在广西举起反旗以后，湖南百姓也开始聚集在一起，准备响应。太平军杀到湖南以后，如同一阵龙卷风袭来，将湖南各地的起义推向了高潮，各地百姓纷纷加入其中，或者将起义的火种带回家乡，不断发展新的同伴势力。一时间，湖南三湘四水纷纷出现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起义斗争，直逼长沙。为了躲避战乱，左宗棠拖家带口搬到了邑东玉池山的白水洞，过起了“流离荡析，茧足荒山”的生活。也就是在这时，朝廷派遣张亮基为湖南巡抚，前往湖南，镇压叛乱。
张亮基到达湖南以后，大举搜求人才以备顾问，协助处理军政事务，于是胡林翼就向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张亮基欣喜若狂，连忙派人前去礼聘左宗棠。一开始，左宗棠并不想“惹麻烦”，毕竟此时起义军来势汹汹，长沙眼看就危在旦夕，形势不容乐观。然而，最终，在胡林翼的劝说下，左宗棠决定接受这个“烫手山芋”。
一出山，左宗棠就果不其然地面临了棘手问题，太平军开始围攻长沙了。太平军斗志昂扬，气势汹汹，大有拿不下长沙誓不罢休的架势。城中人心惶惶，局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相当淡定从容，他顶着压力，分析形势，最终发现：太平军主力聚集在长沙城南，背靠湘江，东北两面又有数万清军步步紧逼。再看长沙周围形势，龙回潭是长沙西北通宁乡、常德，西南通湘潭、宝庆的咽喉要道，只要占据了这个地方，太平军的处境就会相当悲剧，搞不好还能全歼太平军。于是，左宗棠建议张亮基西渡湘江，据守土墙头和龙回潭，切断太平军的粮食补给，让太平军没法继续西进。
可是，城外的清军将领都养尊处优惯了，根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见到太平军声势浩大，害怕得不得了，西渡以后，迟迟不敢迎战，甚至断然拒绝服从命令。结果，龙回潭等要地被太平军占领。左宗棠得知以后，气得火冒三丈，这下形势更加糟糕了！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迅速调整战略，跟江忠源等人依靠优势炮火死守长沙城。太平军也毫不示弱，对长沙城展开了漫长的攻坚战。城中军队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两军僵持八十多天，仍然未分胜负。等到九月下旬，各路清军赶来支援，长沙城防加强，太平军无奈之下只好放弃长沙城，渡江北上，向湖北挺进。
长沙之围是解了，但湖南境内的“叛军”却仍十分活跃。张亮基对此十分头疼。于是，这个棘手问题又被扔到了左宗棠手中。
咸丰二年（1853）十二月十二日，张亮基派知府江忠源带兵进攻浏阳的“征义堂”会党起义。当然，这次出兵的指挥，名义上虽是江忠源，事实上其背后老大则是左宗棠。这一次，左宗棠采取了攻心与军事行动双管齐下的方法：先让江忠源到达浏阳的时候贴出大字报，表示不管是不是征义堂的人，只管是不是匪徒，企图以此分化瓦解征义堂内部；同时，又要求江忠源“快”字当先。在左宗棠的这一战略方针领导下，江忠源只用了十二天就镇压了征义堂暴动，堪称神速！
而在一衣带水的湖北境内，由于将领无能，又没有左宗棠这样的智囊帮忙出谋划策，清军败得极其惨烈，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所过城镇，望风披靡，很快就攻占了益阳、汉阳、武昌等大片城池。
对比之下，在左宗棠辅导下的张亮基，简直就是英明神武至极了。消息传到帝都，清王朝高层十分欣喜，很快就升任张亮基为湖广总督。而左宗棠虽然只是“师爷”，但其才能却有目共睹，张亮基更是专门写了奏折，把左宗棠受命于危难却不负众望的功劳大肆渲染一番。搞定长沙之围这个“烫手山芋”，左宗棠的人生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常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反过来看，能在逆水强压下行舟，反而会活得更漂亮，能赢得更多钦佩和喝彩。左宗棠不正是借用“逆水行舟”的原理，完成了人生一次伟大的经营吗？
任何一个时代，人才竞争都十分激烈，旷日持久，难免生出倦怠和逃避心态，这就可能磨灭前进的动力，若是任由这样的消极行为落地生根、抽枝发芽，最终只会导致自己人生的失败。左宗棠认清了这一点，他想取得成功，所以，他只好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接过别人唯恐躲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只有搞定它，才有成功的可能。
5.霸权统治，有时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古往今来，人们也多推崇善于集思广益的品质，于是乎，从善如流就成了一个成功者必备的品质之一，如李世民；刚愎自用则成为失败者的代名词，如项羽。
然而，有时候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事情，却往往变得没有道理！左宗棠的存在完全不科学啊！左宗棠几十年戎马生涯，从善如流这种事情虽说并非完全没有，但每当遇到重重困难时，他更喜欢实行霸权统治。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的霸权统治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收复杭州。第二天，他带领部下入城察看，一圈下来，他的心情沉重无比。杭州素来享有人间天堂之美誉，商业繁荣，文化兴盛，正如宋代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描写的一样：“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然而，左宗棠见到的杭州却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城中毙殍遍野，惨不忍睹。左宗棠马上下令置义冢，埋尸骸，修葺城垣衙署。
与此同时，左宗棠还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城中百姓的生活问题。自从楚军围城以后，城中粮价暴涨，百姓苦不堪言，此时战争虽然结束了，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法国人日意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下得山便是西湖，我们从由城里回来的可怜的妇女身边经过。城里的救济局，给了她们一点米，她们为了得到这点东西，而不得不往返六十里。”往返六十里获得一点米，可见当时杭州的情况有多么凄惨。
左宗棠也知道所谓的救济工作只是杯水车薪，只能使一部分人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来，根本无法解决杭州日益严重的缺钱缺粮问题！他肩上的压力十分沉重！
放眼整个杭州，战争一开始，人们就出现了两个极端：穷人们，能逃跑的都早已逃往他乡，留下来的只能沿街乞讨或靠野菜充饥，结果自然饿死无数；有钱的富商名绅，大多拖家带口外出避难，留下来的要么被洗劫一空，要么精明狡猾地将巨额财产藏匿起来，等待战争结束。
于是，左宗棠将目光投向了浙江精明狡猾的富绅们，如杨坊、俞斌、毛象贤等人。这些人个个身拥厚资，且清一色的为富不仁，看到杭州萧条至此，仍然无动于衷，每天温香软玉、声色犬马，更可恨的是还不断乘机低价收购产业！左宗棠对此十分愤慨，决定采用霸权手段强迫他们捐款。
左宗棠精心设计了一出“鸿门宴”，请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几个杭州最为富不仁的富绅来衙门赴宴，同时叙谈捐款之事。
宴会当日，几位富绅心里打着鼓，硬着头皮来到总督署衙。左宗棠一脸欣喜地将他们迎进破败不堪的花厅，看座献茶，然后表示自己初来乍到，只是跟他们见见面，联络联络感情，希望日后他们能够鼎力相助云云。这几位富绅早就料到左宗棠是为捐款一事请他们而来，一听只是叙叙家常，就忙不迭地哭穷，以断绝左宗棠劝捐的念头。左宗棠见状，也不揭穿他们，而是命人摆下饭菜，招待他们共用。
这几位“客人”上桌一看，桌上的菜全都是没见过的新菜品。夹一口放进嘴里，竟然是枯树叶、树皮、枯荷叶藕梗之类，米饭也一股霉酸味，他们都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哪里吃得下这些霉米枯叶，顿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左宗棠见状，心里冷笑，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夹菜吃饭。杨坊三人看着左宗棠安之若素的样子，顿时呆若木鸡。
一旁的杨昌浚马上按照左宗棠的事先吩咐站了出来，厉声呵斥：“你们不是一直在哭穷，说家里没米没柴，早已断粮多日了吗？总督大人特意为你们准备的盛宴，你们怎么不吃？杭州的老百姓连这样的饭菜都还吃不上呢！就实话告诉你们吧，今天我们总督大人摆的就是鸿门宴，不过不要你们的命，只要钱！你们不吃也行，但必须松松口袋，捐点银子，救救杭州的老百姓。我可警告你们，别再哭穷，否则就让你们把这些烂树叶全都吃下去！”
这几位富绅一开始还以为左宗棠真的多好说话，哪怕劝捐，也只是“劝”而已，只要大肆哭穷，再给他提点捞钱的建议，总能蒙混过关，却没想到左宗棠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来霸王条款，顿时吓得心惊胆战！只好询问左宗棠要捐多少。
杨昌浚厉声回答：“我们总督大人把自己的俸禄银全部捐上了。所以，你们每人不能少于五十万两，否则就什么也别说了！”言下之意，自然是“后果自负”！
几位富绅一听如此大的数目，顿时惊得瞠目结舌，连声哀求，表示数目太大，实在拿不出来。
左宗棠早就料到他们会如此回答，厉声呵斥道：“你们可以出百万两银请‘常胜军’为你们当保镖，现在我赶走了太平军，还你们太平日子，让你们重新安心做生意，难道不该加倍酬谢吗？何况我也没多要你们的，只是让你们捐点银子救济苍生！”接着，他派人取来账本，将众人欠朝廷的赋银一一列出。
最后，义正词严地给他们两条路选择：一是认罚，将欠朝廷的赋银如数缴付，半个月为限，超期一天，罚银一万；二是捐款，五天内每人捐五十两银子给赈抚局，救济杭州百姓！
这些富绅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欠朝廷的赋银最少也有百万余两，所以都纷纷选择第二条。
就这样，不到五天，左宗棠就凭着霸王统治筹到了巨额赈灾银，不仅给难民发了粮食，还给一些家中损失惨重的百姓发了一笔安家费，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谋取生路。
古往今来，在遇到这种需要集资捐款的事情时，大凡地方官员都习惯于召集当地名流士绅，商量该怎么办，一则劝他们解囊捐款，二则希望他们提供集资的方法。
这样的人缺乏决断的勇气，若是周围人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还好，若是莫衷一是，恐怕他就不得不陷入另一个僵局了，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古人云：“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意思是说，要成大事，不应该听从身边人的建议和意见。这并不是让人刚愎自用，而是谋事的另一种捷径！
因为对当事人来说，他本人必然如左宗棠一样，早已经调查清楚，对事情深思熟虑，而且他必定也具有非同一般的眼光和成大事的才能、才干，其胸中之谋早已笃定。此时，再跟别人商量，不但麻烦，还会动摇其意志，破坏其信心，葬送问题的最佳解决时机。
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面对各种压力时，他时常独断专行，敢作敢为。当然，若只是自以为了不起，不知天高地厚地霸权统治，那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膜拜和吐槽都是浮云，做好自己就谁也压不垮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的一生总是离不了鲜花与赞美，也离不了流言蜚语。得意时，誉满天下，膜拜者数不胜数，羡慕嫉妒恨者也自然而然会诽之谤之；失意时，潦倒落魄，理所当然也免不了好事者痛打落水狗的呼声。
对于这些无形的压力，左宗棠的对策相当简单，也相当高明：把它们当浮云，做好自己即可！
在骆秉章幕府时，左宗棠政绩斐然，独断专行，招惹的膜拜和吐槽极其丰富，可以说是流言蜚语满天下。在这样空前绝后的舆论压力下，左宗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左师爷”，将他的左氏特色继续发扬光大！
当时，太平军接连攻陷江宁、安庆，声势浩大，各地起义军相继揭竿而起，遥相呼应，并逐渐逼近湖南边境。一天，骆秉章忽然得到战报，说太平军兵分两路，夹攻长沙。骆秉章惊慌失措，连忙去找左宗棠商量应敌之策，结果一向随叫随到的左宗棠却突然失踪了。骆秉章心急如焚，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一家酒肆找到了烂醉如泥的左宗棠！骆秉章看到左宗棠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就派人把他抬回府衙，焦急地等待左宗棠醒来。
等到半夜，左宗棠在骆秉章的千呼万唤下醒来了，骆秉章欣喜若狂，连忙跑到榻前询问左宗棠御敌之策。左宗棠笑着说：“三天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已经派兵设下埋伏。埋伏之地是桂林到长沙的必经之地，林箐深阻，必能成功。只是担心意外泄露，让贼军有所准备，所以没有事先告知你。大人只管安心吃饭睡觉就行！”
果然，没过几天前方就传来捷报，骆秉章不由得对左宗棠叹服万分，左宗棠的神机妙算一时间也被传为佳话！
获得老板的青睐、同事和朋友的服膺，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大事，很多人往往容易因此而忘乎所以，甚至变得盲目自大，完全忘了自己是哪根葱！此时此地，赞美和鲜花完全失去了其原本的美好意义，反而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其压垮。左宗棠却完全不受其影响，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为老板卖力工作，内修政治，外筹军饷，强兵备械，运筹帷幄，深得骆秉章和曾国藩等人器重。
在处理案件上，左宗棠也相当坚定。有一次，长沙一户姓常的富绅之子杀了人，按大清律例，应该以死抵命。常姓富绅只有这一个儿子，自然想尽办法贿赂长沙的官绅，请求“潜规则”处理此事。左宗棠则表示绝对不能宽恕。常家人十分痛恨左宗棠的这种态度，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辗转派人求左宗棠不要过问这件事。
左宗棠说：“这件事若问我怎么处置，我必然杀之而后快！”惹得长沙富绅对左宗棠又恨又惧，背后对他吐槽无数。然而，面对这样的舆论压力，左宗棠仍旧安之若素，完全不把这些流言蜚语当回事！
在湖南幕府，左宗棠做的最“惊世骇俗”的事情莫过于整饬吏治。他认为：“国家治乱之原，视乎用人、行政，而用人尤为行政之本。”对于一些“虽清浊有别，皆敢于为政”的官员，左宗棠肯定他们好的方面，不求全责备，统统予以充分的信赖和重用。而对于一些贪赃枉法、昏庸无为的官员，不管官职大小，左宗棠一律毫不留情地予以罢免、参劾。
当时，被左宗棠弹劾的官员，数量之多，简直“骇人听闻”。比如，咸丰四年（1854），他弹劾了镇道以下的失守官员18人；咸丰五年（1855），弹劾提督多顺庸劣，候补臬司“魁联离防”，请求将其全部罢免；咸丰九年（1859），两次弹劾永州镇总兵樊燮；等等。
左宗棠对官员的弹劾、罢免和重用，如同龙卷风一般，迅速掀起轩然大波。那些被弹劾、罢免的官员对左宗棠恨得咬牙切齿，纷纷站出来竭力攻击左宗棠，大造舆论，宣称左宗棠几乎成了湘抚衙署实际上的老大，甚至造谣挑拨左宗棠与骆秉章的关系。
当时，湖南就出现了“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和“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等说法。一时间，对左宗棠的攻讦闹得满城风雨，流言蜚语此起彼伏。
舆论的压力是巨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可能将左宗棠淹死。可想而知，左宗棠当时的日子有多么难熬。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陷入别人的评论中，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将其内心搅得巨浪滔天，再也没有向前迈进的勇气。
左宗棠却完全秉承跟他神交已久的西方前辈但丁的原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他知道，嘴长在别人身上，想要杜绝别人的议论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去理会。不因为别人的“风言风语”而烦恼、生气，不因为别人的非议而改变自己的想法，由别人去攻击、诋毁、吐槽，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想做且应该去做的事情！
这是左宗棠所坚持的原则，也是他在重重压力下依然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最终看到别样风景的一大原因！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对下乡插队时遇到的那只猪表达了无限的怀念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只猪敢于特立独行，不管面对知青也好，领导也罢，他都决不畏惧，始终勇敢、自信地遵从着自己内心的声音！要是左宗棠见到那只猪，恐怕会恨不得上前跟其握手寒暄、拍照留念，因为这只猪跟他完全是“志同道合”啊！
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纵观左宗棠的一生，几乎就是这句至理名言的有力论证！的确，只有经历过议论之火的煅烧，才能拥有一个宽广的心胸，面对任何压力，都无所畏惧，从而成就一番事业，打拼出一份精彩的人生。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传说中的大人物也好，还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也罢，都难逃跟左宗棠一样的命运——时刻面临各种膜拜和吐槽。不理他们，他们就只是你人生中的调味剂；相反，若是跟他们斤斤计较，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让他们更加卖力地针对你。左宗棠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当膜拜和吐槽袭来时，可以淡定地“百论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只把精力用到如何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情上。
7.不后悔，选择了就做好逆袭的准备
人活一世，站在十字路口的机会颇多，每次都需要抉择。抉择之后，面对前方接踵而至的各种压力，有人选择在悔恨中度日如年，有人则选择无怨无悔地一往无前，绝不犹豫。
毫无疑问，左宗棠属于后者。他的一生，抉择如恒河沙数，却从未后悔过，而是时刻做好逆袭的准备。
同治六年（1866），左宗棠在给江忠濬的信中写道：“鄙人素日勇于任事，不知择地而蹈，生死祸福不足动其心，区区血诚，稍异流俗耳。”充分表达了他从不后悔，一往无前，时刻保持“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气概。
这一年，左宗棠身在福建，任闽浙总督，正兴致勃勃地兴建造船厂，却忽然接到朝廷任命，让他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督办陕甘军务，主要任务自然是镇压西捻军。陕西地处偏远，环境恶劣，与富庶的闽浙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这是一件苦差事，聪明人肯定会以造船厂刚开始建造为理由请求留任闽浙，但左宗棠却没有推诿，而是毅然赴任。
左宗棠的这次选择，在初期简直是惨不忍睹。由于缺乏对西捻军的了解，左宗棠一直处于被动，剿捻任务迟迟没有进展。然而，左宗棠知道，后悔是没有用的，再后悔也无法让时光倒流，让事情重来一遍，他能做的唯有顶住压力坚持到底，让自己成为“逆袭达人”。
所以，当清王朝下诏派他带军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时，左宗棠开始大肆逆袭了，他集中全力镇压陕西回军，接连击败董福祥、董志原等所属的陕西回军，继而移营乾州，陆续发动了金积堡之役、河州之役、西宁之役，荡平陕甘回民起义，让朝廷内外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左宗棠一边用兵，一边着手开展各种善后工作。他本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原则，对起义军大开杀戒，不惜背上“屠夫”之名，虽然他的做法值得商榷，但其“血诚”可见一斑。同时，他又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尽力安顿人民的就业和生活，帮助恢复生产，促进了陕甘一带政治、军事、经济的繁荣发展！至此，左宗棠赴任西北的选择才算圆满，肩头的压力才终于得以消除。这是一次漫长的逆袭，但从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起，左宗棠就从未想过“后悔”二字，而是时刻准备着逆袭！
事实上，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时刻都挣扎在选择的边缘，时刻都在伺机准备着逆袭！因家中穷困而入赘周家；三试不第，毅然选择归隐乡间，另寻“终南捷径”；应张亮基、骆秉章之邀，出山入幕……左宗棠一旦做出抉择，就必然会坚定地坚持下去，永不后悔，直到逆袭那一天的到来！
当然，左宗棠的选择也并非全对。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左宗棠也不例外。在骆秉章幕府时，左宗棠就犯过人生中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策划扳倒总督杨霈。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乘胜反攻湖北，湖广总督杨霈亲自率重兵抵御。但杨霈是个昏庸无能之辈，根本不懂用兵作战，他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打算跟太平军来个鱼死网破。然而，当太平军真的决定跟他打的时候，他又不知道如何应战，结果未战而败。
接着，太平军趁机拿下了防守薄弱的省城，杨霈辗转逃到德安。当时，胡林翼已经调任湖北巡抚，率军转战武昌外围，对湖南起到了屏障作用。而杨霈却打着“防贼北窜”的旗号，奏调胡林翼移军汉阳以北的汉川，为他避居德安做挡箭牌！这跟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系人物的战略观点发生了分歧，于是骆府师爷左宗棠亲自操刀策划了扳倒杨霈的好戏，与胡林翼、曾国藩等人联合上奏弹劾杨霈，成功地把杨霈拉下马来。
这件事情原本是皆大欢喜的，既增进了湘系人物的政治影响，又成功地实施了长江中游的军事部署。但左宗棠没想到，就是这次事件，为他日后遭遇性命之忧埋下了伏笔！
杨霈被罢免以后，湖广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官文同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官僚，而且比杨霈更“坏”，他和其他满人官员看到汉人如此得势，心里十分不爽。等到左宗棠参奏樊燮时，趁机诬陷左宗棠，让左宗棠差点被杀。但左宗棠却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奏劾杨霈也罢，参奏樊燮也好，虽然每次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可他始终追随自己的内心，将逆袭坚持到底！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人生总有太多选择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只不过有大有小而已。不同的选择，虽然只是一念之差，却可能会改变一生的命运！就像左宗棠一样，如果当初没有放弃会试，可能他终有一天会进士及第，但也许就会成为“范进第二”；如果在张亮基、骆秉章邀他出山之际，他坚定地拒绝，可能不会遭遇各种强势压力，但终其一生都只会是一个乡村教师；如果没有扳倒杨霈、参奏樊燮，可能他会继续以“二巡抚”的身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上达天听、得到重用的时日仍会遥遥无期。选择，往往带有风险和挑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想不被压垮，就必须一开始就做好逆袭的准备！
选择了就做好逆袭的准备，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意志力的体现。只有像左宗棠一样，在选择之后抱定逆袭的决心以及非凡的意志力，才能在压力的滔天巨浪中昂然挺立，最终站在成功的舞台上为自己的人生喝彩！
台湾作家黄明坚说：“做完蛋糕要记得裱花。有很多做好的蛋糕，因为看起来不够漂亮，所以卖不出去。但是在上面涂满奶油，裱上美丽的花朵，人们自然就会喜欢来买。”工作也是如此！左宗棠就深谙这一“职场规则”。
在晚清的官场上，左宗棠不一定是做事最兢兢业业的，但在上司和老板的眼里，他绝对是最恪尽职守、最忠诚、最值得信赖的！为何？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做事”，让上下级、老板乃至群众看到他在“做事”，他就成了最可靠、最可信、最受青睐的员工，所以，左宗棠虽然狂妄不羁、性格刚烈、动不动就得罪人，仍然没人撼动得了他，压得垮他！他仍然能够顶着如此多羡慕嫉妒恨的压力，扶摇直上，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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