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披上“忧勤”的外衣，人人都能脚踏压力平步青云

    勤劳，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无数成功者借着勤劳走向了人生的巅峰，走向事业的成功。而对于一个想要升职的人来说，不但要劳力，还要“劳心”，也就是所谓的“忧勤”。

    在升职之路上，一旦披上“忧勤”的外衣，再平庸的人也会瞬间升级成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引来同事和下级的敬佩，上司和老板的青睐。如此一来，升职还会远吗？

    左宗棠绝对会说：“当然不远！”他凭什么这么确定？因为他的升职宝典里就恰好有这么一条秘诀。

    左宗棠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早就揣摩透了上司和老板的心理。在中国古代，主流观点向来是天人感应，也就是地上的人做的事，上天都会明察秋毫。如果一个人积德行善，上天就会予以褒奖；如果为非作歹，上天必然会降下惩罚。

    所以，古代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天灾不断，人们就普遍认为是帝王失德；风调雨顺，就认为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圣君明主。所以，一旦遭遇天灾、异象，古代的有为君主就会诚惶诚恐，反思己罪。

    左宗棠就把这一理论影射到了升职道路上。在他看来，如果心怀忧勤，时刻处于谨慎、虔诚的心态中，并把这种心态应用到实际行动中，兢兢业业做事，不计辛劳，鞠躬尽瘁，必然会受到上司和老板的青睐。

    初入湘幕时，左宗棠第一次试验了这一理论。咸丰三年（1853），张亮基升任湖广总督，前往武昌赴任时，作为张亮基幕下第一智囊的左宗棠，理所当然被张亮基力邀同行。他们到达武昌时，武昌官署民房焚毁殆尽，遍地残垣断壁，一派生灵涂炭景象，迎接他们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浩大的重建工程。

    张亮基让左宗棠继续专管兵事，同时又把修城郭、筹兵饷、通商贾、恤难民、整吏治、除积弊以及各州县公事禀启、批、答、咨、奏等公务全部交给左宗棠去处理。左宗棠这个智囊，瞬间成了张亮基手下第一“执行总裁”，把握着处理一切军政要务的大权。

    左宗棠十分感激张亮基的知遇之恩，也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所以尽心尽力地工作。当时，左宗棠不过刚刚从一个乡村教师、落第举子的身份中转换过来，对于这些军政事务完全不熟悉，其压力可想而知。

    但左宗棠并不畏惧艰难，而是迎难而上，接手工作以后，他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工作，虽然“心血耗竭”，仍然不说一句怨言。他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曾写道：“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然我亦劳累难堪矣！”郭崇焘也说：“张公每夕手挈总督关防以属左公及君曰：‘军情缓急眉睫间耳，有发先行而后告’。”可见，左宗棠当时工作有多么敬业，简直是“忧勤”的灵魂化身！

    后来，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临行前夕，跟胡林翼说，自己到达湖南以后，基本所有军政事务“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这一段话，如实地道出了左宗棠在其麾下鞠躬尽瘁的精神。毫无疑问，左宗棠的“忧勤”策略，果然效果非凡，成功地“俘获”了上司的心。张亮基临行之际，甚至坚持邀请左宗棠同行，只是左宗棠不想孤身远赴，这才没有同行。

    后来，左宗棠受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出山入居湘幕。这一次，左宗棠一待就是六年，六年中，他顶着压力，将“忧勤”这一技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功地赢得了各级上司和老板的青睐，最终把压力踩在脚下，平步青云！

    进入湘幕以后，一开始，骆秉章还犹豫不决，不太相信左宗棠的能力——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他没有亲眼见到左宗棠发光发热。但没过多久，骆秉章见识到了左宗棠的才能以后，就干脆学习张亮基“委任绅士”的方针，开始把各种大权交给左宗棠。

    军事上，左宗棠出谋划策；政务上，从上递奏折到往来文书，一律交给左宗棠一手包办，骆秉章甚至连看都不看。于是，湖南巡抚衙门就出现了这种诡异的局面：骆秉章只是顶着湖南巡抚的牌子，而左宗棠身为师爷，却代为处理一切军政事务。当然，此时的左宗棠处理起事务来已经熟门熟路了，但一人包揽各种事务，没有“忧勤”的美好品德，恐怕也无法实现吧。

    在清王朝统治时期，湖南一直都属于贫困地区，但自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开始，湖南迅速跻身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名流”行列，而左宗棠以幕客身份掌理湖南军政所进行的一系列“经世”活动，就是促进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在数年的幕客生涯中，左宗棠“筹兵筹饷，办厘办漕，一切财、政，无不经心，无不经手”，使湖南一改过去贫困落后的局面，一跃成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政治上，左宗棠费尽心机，采取有别于其他省的方针政策，成功动员全省地主阶级来治军、治政、治财。想出这条新的选用人才的途径还只是第一步，左宗棠又亲力亲为，动员地主士绅协助官府举办团练，强化保甲制度，数年之间，就训练出了一大批强悍的团练乡兵。

    同时，左宗棠又大张旗鼓地整顿吏治，严惩贪庸守令和将领，保奏或破格提拔勤政爱民的官吏，使得湖南官场出现了“吏治蒸蒸，庶几上及雍乾盛世”的景象。此外，左宗棠严令各地州县发挥镇压职能，大肆捉拿、处分“匪类”，“所诛斩真匪三千余”。

    财政上，左宗棠也毫不松懈，改革赋税征收办法，大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当时，湖南境内的平叛工作已经基本进入尾声，可是邻省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等地仍处于热火朝天状态，湖南省不得不派出军队协助作战。但出省作战，所需的粮饷、军械、船舶等都需要本省自己供应，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一开始每年需要一百多万两银子，后来增加到了200余万两，可是湖南的财政收入基本来自田赋，全年也不过八十万两，远远不够军事需要。

    为此，左宗棠真是费尽心机，呕心沥血，最后不仅满足了本省的军政续费，还不断巨额（每年都在两百万两以上）支援邻省的军事所需。

    军事上，左宗棠更是统筹全局，运筹帷幄。他给湖南规定了“内固疆圉，外救林封”的战略任务，在此基础上，倾尽心力，扩编地主武装，制定作战方针，指挥各支军队“内清四境，外援五省”。

    左宗棠这样尽心尽力、鞠躬尽瘁地工作，将自己的“忧勤”之美德展现得淋漓尽致，怎么会得不到上司的青睐？又怎么不能平步青云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古就是领导们所钟爱的员工品质。每一个领导都希望自己的部下能够时刻怀抱“忧勤”的心态，凡事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像左宗棠一样，懂得投领导所好，自然能够在大压力下显出大才能，最终平步青云。

    在这一点上，同一时期的名臣曾国藩也有着跟左宗棠类似的观点。曾国藩曾说：“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夺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意思是说，人的努力如果想要跟天运相抗争，没有比“忠勤”这两个字更有效的办法了。

    天下大乱时，人们崇尚奸巧虚伪，这时候只有“忠”才能改变这种坏风气；朝代末年，人们都趋向于偷懒，只有“勤”能够遏制这一潮流。看来，“忧勤”果然是升职最有效的“黄金马甲”！

    细想一番，这一道理的确是不可反驳的。世界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主角、有配角，自然也有人要跑龙套。

    放在官场、职场中，这一切往往取决于领导的喜好，领导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其中决定性的关键在于，当机会摆在你面前时，你是感叹自己如同沧海一粟，渺小卑微，还是全力以赴、兢兢业业，用“忧勤”创造出有目共睹的业绩，赢得领导喝彩？毫无疑问，左宗棠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2.用生命去尽忠，再爱施压的上司也能搞定

    左宗棠是一个善于表现忠诚的人，这是他的一大升职利器。事实上，忠诚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品质。一个忠诚的人，往往会受到周围人的喜爱。混职场、官场，这一真理都是无往而不胜的。

    晚晴时期，狼烟四起，这正给了左宗棠表现忠诚的机会。

    中俄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时，由于左宗棠和前线战士的决心，清王朝终于摒弃了投降派的意见，将使俄大臣崇厚召回治罪，改派曾纪泽赴俄国重行订约，同时命令左宗棠筹备新疆南北战守事宜。

    左宗棠接到诏令以后，丝毫不敢怠慢，马上调兵遣将，制定规复伊犁的策略。最终，左宗棠决定兵分三路：东路由伊犁将军金顺率领，一万人，严守精河一带，协同金运昌卓胜营，防止俄兵向东逃窜；中路由崇武军统领、提督张曜率领，五千人，从阿克苏穿越冰岭向东直取伊犁；西路由刘锦棠率领，一万人，经乌什，穿越冰岭、布鲁特游牧地至伊犁；此外，谭上连、谭拔萃等人填方后路。兵力部署结束，左宗棠却并不打算留在后方，而是准备亲自出关，指挥前线军事。

    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八日，左宗棠率领亲军一千多人从肃州大本营出发，浩浩荡荡地朝着新疆哈密行去。这支队伍并不算长，然而，队伍中散发出来的不获胜决不生还的决心和意志却空前绝后，令天地动容。

    所有看到这支队伍的人，都会忍不住心神震慑——因为在这支队伍中，左宗棠的乘舆后面，几名壮士抬着一口空棺材，缓缓而行。荒凉的戈壁滩上，旌旗招展，士饱马腾，带着神圣意志的战士们随着主帅缓缓地迎着苍凉的落日前行，何其悲壮！消息传出，左宗棠这一“用生命尽忠”的行为和决心，感动了他的老板——清王朝高层，感动了大江南北，也震惊了中外！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六十八岁了，从奉命西征至今，他已经在西北待了十余年。同事也好，老板也罢，都只看到他战功累累，政绩卓著，称赞他日理万机、精神矍铄，事实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体早已经大不如前，多年的戎马生涯和军政事务，让他积劳成疾。而西北天气又跟南方截然不同，气候严酷，风刀霜剑，刚来肃州大营时，他就因水土不服而全身长满风湿疹子，瘙痒不止，夜晚根本难以成眠。不仅如此，他本身就有咳血病，来西北以后病情不断加重，有次早晨起来甚至吐出十余口鲜血。

    考虑到自己的年纪，左宗棠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恐怕难以出玉门关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只怕要破灭了，却没想到这次为了对付俄国，他必须出关。不过，左宗棠也很清楚，如果双方谈判失败，一旦真的打起来，战争必然会持续数年甚至更久，以他的身体状况，能生出玉门关纵然是幸事，却不知道有没有命回来了。所以，他咬咬牙，干脆抬棺出征，以视死如归的决心鼓舞士气，同时让老板看到自己的“忠诚”！

    这与其说是一场赌博，倒不如说是一场华丽而悲壮的“忠诚秀”！

    左宗棠曾说：“为人臣子，当时局败坏时，一心为国家计算，不但置己之生死利害勿预，即所事之成败利钝亦不深较，亦可谓纯臣之用心矣。”在这里，左宗棠提出了一个作为部下的重要标准，即“纯臣”。何为纯臣呢？就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一心一意为公的人，即忠臣。

    不管在什么时代，老板、上司们都有一个“通病”：不仅要“利润”，更要“忠臣”。因为压在老板和上司身上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他要承担包括员工在内的“公司”事业的发展，这使得他们格外看重那些对自己忠诚的、有利于集体发展的部下。于是乎，忠诚就成了感动老板、搞定老板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毕竟，一个部下再有本事、才能再卓绝，若是有了异心，就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应付老板和上司们的这一点特质上，恐怕无人能出左宗棠之右。

    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行程，左宗棠在五月初八到达新疆哈密。哈密是著名的“大火炉”，在新疆，跟吐鲁番并称双雄。左宗棠到达的时候，正赶上哈密最炎热的季节，漫漫沙漠上，热浪一波波袭来，铺天盖地，几乎要把人榨干。虽然当地人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炎热，但外地人却很难受得住。

    左宗棠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这种火炉天气中烤着，身上各种疼痛此起彼伏，十分难受。即便如此，左宗棠仍然不顾旅途辛劳，虽疾病缠身，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当时，刘锦棠在乌鲁木齐建造了一座昭忠祠，以此来纪念为收复新疆而壮烈牺牲的战士们。他请左宗棠写对联，左宗棠二话不说，信手拈来：

    日暮乡关何处是？

    古来征战几人回！

    左宗棠题的是两句唐诗，上联出自崔颢的《黄鹤楼》，下联出自王翰的《凉州词》。左宗棠借这两句诗表达了沙场战士和自己忠心报国的决心，以及思念家乡、亲人的悲壮、凄凉之情。尤其是后一句，的确是左宗棠此次出征视死如归精神的真实反映！

    阿尔伯特·哈伯德曾说：“如果能捏得起来，一盎司忠诚相当于一磅智慧。”左宗棠若是听到这番言论，肯定拍案叫绝。他抬棺出征，用生命尽忠，这就是高超的智慧！

    忠诚，向来是一种宝贵且珍贵的东西，聪明人都懂得用它来博取老板或上司的好感。就拿清朝来说，如果说清王朝是一条船，那么身为老板的光绪帝和慈禧就是船长，左宗棠这些打工者就是水手，同乘一条船，只有当水手都赤胆忠心地围绕在船长周围，并忠诚地做好一切工作，才能够齐心协力地把船引领到更宽更远的海洋。

    这一次，左宗棠用视死如归表现了忠诚，清王朝高层因此大受震动和感动，坚定了不放弃伊犁地区的决心，最终实现了目的，这就是忠诚的力量。

    若是如今流行的各种针对世界五百强企业总裁的调查，能穿越时空调查调查左宗棠的老板光绪帝和慈禧，问问他们：“你认为一个员工，最应具备的品质是什么？”恐怕他们会无一例外地回答两个字——忠诚，并举例左宗棠加以详细说明。的确，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若是连生命都拿来献忠了，那些爱施压的老板和上司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施压？！可见，表现出忠诚这一美德是多么重要！

    3.“反调”唱得好，才是真正的高手

    一个好下属的必备素质之一，就是当自己与上司的意见不合时，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跟上司抗争。

    性格刚烈、善于直言的左宗棠，的确是把这一素质修炼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其中最明显的一次，自然就是对清朝“借师助剿”政策的抗议。

    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五日，左宗棠率军杀入浙西，开辟了浙江战场。浙江与天京、苏南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布有重兵防御。当时，浙江战场由李世贤负责，他以金陵为中心，布下二十多万大军防守，打算把左宗棠阻拦在浙西一带。

    我们知道，左宗棠出湘时手下只有五千人，后来陆续增加到八千多人，再加上一些调派而来的将领以及新招募的兵勇，兵力终于达到了1万余人，军事实力较以前大大提高了。但与拥有数十万之众的太平军比起来，清军仍然显得十分单薄。纵观整个中国局势，几乎到处都是同样的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左宗棠的策略自然就是步步为营，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力战到底。然而，就在左宗棠决定奋力一搏时，清王朝高层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借师助剿”。

    所谓“借师助剿”，就是借助外国人的势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早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南京时，两江总督杨文定等人就曾提出请求英、美、法派海军进入长江，帮助阻止太平军前进。咸丰四年（1854），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也主动表示，愿意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军，但咸丰帝明确拒绝了麦莲的好意。

    后来，“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上海，清军邀请法国海军陆战队协同作战，成功夺回上海县城，这是清王朝第一次“借师助剿”。不过，咸丰帝并不欣赏这种做法，所以在之后的谈判中，咸丰帝拒绝了英国的“助剿”好意。

    等到咸丰十年（1860），国内战争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两淮盐运使乔松年上奏建议向英军“借师助剿”，咸丰帝十分不爽，在奏折上批云：“若藉资夷力，后患无穷。”之后，英法侵略者终于坐不住了，再次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剿灭太平军。咸丰帝虽然表示可以考虑，但却始终没有行动，所以，直到咸丰帝驾鹤西去，“借师助剿”也没有被清王朝正式批准。

    慈禧太后掌权以后，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和奕都十分赞同借助外国势力剿灭太平军，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发布了一道上谕，正式批准“借师助剿”。

    上海的一些官员、乡绅等本来就十分推崇借助外国势力消灭太平军，得到上谕以后，简直欣喜若狂。以道员吴熙和杨坊为首，与美国人华尔合作，拼凑了一支四千五百人的洋枪队，后来改名为“常胜军”。这支军队是一支中外混合军，主要由中国人组成，但由一百多名外国领队官训练和指挥。

    此外，英法两国还派出军舰和陆军，开始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常安军”、“定胜军”、“常捷军”等五花八门的中外混合部队也纷纷成立，“借师助剿”政策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

    左宗棠对此始终持有异议，他认为“虽借外国兵力暂保孤城，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并在奏折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沿海各郡自五口通商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洋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以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多弃武籍投洋将，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抑，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左宗棠认为，利用洋兵，从长远来看，有极大的害处。因为耗费巨额军饷养洋兵，只会让洋兵日强，华兵日弱，这无异于养虎为患，必然后患无穷。

    左宗棠的奏折之意，马上引起了清王朝高层的重视和认可。

    然而，迫于当时的形势，急切希望尽快剿灭太平军的慈禧等人，也只能委曲求全，继续执行“借兵助剿”的政策。

    左宗棠力争之后，看到上司们心意已决，不好再继续抗争，但仍然坚守立场。慈禧命令他派兵前往宁波，协同“常胜军”作战时，他不好过分顶撞慈禧，就和颜悦色地表示宁波远在海边，路途遥远，暂时没法派兵前去。即便被迫与洋兵协同作战，他也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限制洋兵，时刻准备着遣散他们。

    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左宗棠命令魏喻义攻克严州后，沿钱塘江东下，同时另派一军攻取金华、诸暨、萧山一线，直指杭州。在此期间，攻克宁波的中外混合军也渡过曹娥江，向绍兴进攻。第二年正月，楚军一路攻城略地，拿下了汤溪、金华、龙游、兰溪、浦江、诸暨诸城。绍兴太平军陆顺德看到形势十分不利，仓皇地弃城而逃，法将德克碑率领混合军进入绍兴城。

    混合军进入绍兴城以后，酗酒闹事，大肆抢掠，洗劫居户、库银，甚至对先入城的清军遍身搜查。抢到财物以后，他们又强迫卖给当地百姓，当地百姓拿不出现钱，就必须立下借据，结果，当地居民共“欠”混合军十余万两银子。左宗棠得知以后，气得暴跳如雷，马上写奏折向总理衙门报告详情，请求“乘我军声势正盛，将洋兵陆续遣散”。当然，由于此时的清王朝高层仍然希望借助洋兵剿灭太平军，所以左宗棠的奏请最终石沉大海，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宗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奏请，充分显示了他对清王朝未来的担忧和忠诚，所以，虽然他不断地跟上司们抗争，却始终被重用！

    上司往往都喜欢认真做事，肯为整个集体殚精竭虑、筹划未来的部下，所以，哪怕你与他意见相左，只要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他看到你的态度，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左宗棠就是抓住了上司的这一特点。

    世人往往认为左宗棠不近人情、不懂世故，狂傲得有些非人类，肯定把上司得罪了很多遍，事实上，细细研究左宗棠对上司的态度，你就会发现，他很有分寸。

    就拿“借师助剿”这件事来说，左宗棠的确不满上司的决定，但是他始终很尊重上司，没有大肆批评指责，而是用详细真诚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表达出来，让上司了解到他为何反对。

    于是，左宗棠“唱反调”不但没有引起上司的反感，反而让他们更加敬佩他、更加信任他。与此同时，左宗棠虽然反对上司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拒绝执行上司的命令，而是始终以大局为重。毕竟没有哪个上司会喜欢不务实、不服从命令的部下。

    “敢于抗争，却绝对服从命令”，这是左宗棠教会我们的搞定“高气压上司”的一大铁律！

    4.注重细节，才能让自己无往不胜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曾经说过：“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这就是说，天下难事都是从容易的事情做起，天下大事都是从细节做起。

    可以说，这句话非常完美地总结了左宗棠做事的原则，升职的秘密！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在武汉、田家镇等地接连大败太平军，不久又进入江西。这一路打下来，简直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这让曾国藩十分得意，不知不觉间就露出了几分骄气。

    这时候，左宗棠正给曾国藩担任总后勤部长，时刻关注着湘军省外作战的动向。心细如发的他很快就发现了湘军的虚骄之风，于是，他连续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藩，劝他要慎重，不要轻易冒进。但曾国藩根本没有意识到军中逐渐盛行起来的虚骄之风，甚至他本人也正洋洋得意，所以完全没把左宗棠的话放在心上。

    所谓骄兵必败，若是曾国藩也像左宗棠一样再三运筹，不放过一个细枝末节，将军中的骄纵之风扼杀在摇篮里，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但曾国藩显然是当局者迷。所以，这年年底，他带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受到重创，他辛苦建起的水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曾国藩本人甚至都产生了寻死的念头。这件事让曾国藩更加看好左宗棠了，在他回家丁忧以后，就把入赣湘军的遥控指挥权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这样一个做事认真细心、运筹帷幄的人才，简直是千载难逢！所以，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不断向朝廷保荐左宗棠，终于，在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决定起用左宗棠，左宗棠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在曾国藩麾下效力。

    同年，太平军开始东征，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褔省。咸丰帝连忙命曾国藩督军救援苏杭，保全东南大局。但曾国藩却认为长江中游重镇安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得失关系着天下安危，所以把重点放在了争夺安庆上。所以，曾国藩对咸丰帝的命令一拖再拖，反而带领一队人马来到祁门，在这里设下总督衙门。祁门是安徽的一个县城，更是三省交会之地，贯通三省全局，曾国藩选择这里，就是看重这一点。在此地，既可以顾及皖南、江西，必要时还可以应援江浙等地。此外，这里可以通向湘军的总粮台南昌，距离较近，运输便利，实在是皖南和赣北的战略要地。

    曾国藩到达祁门以后，就命左宗棠率楚军进入江西，力保祁门大营的后路，确保补给线的安全。左宗棠进入江西以后，就赶上了皖南大战，太平军各路大军南北配合，以解安庆之围，南路军侍王李世贤占领了徽州，继而攻克休宁，石埭的太平军攻取羊栈岭、桐林岭，忠王李秀成的大军距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只有六十里。曾国藩以为这次必死无疑，连遗嘱都写好了。形势万分紧迫！

    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以后，震惊不已，但他毕竟不是莽夫，而是一个善于运筹帷幄的帅才，他没有火急火燎地带兵赶去解祁门之围，而是静下心来认真分析形势，梳理任何可能扭转乾坤的蛛丝马迹。

    他发现，祁门虽然战略地位重要，但却在丛山包围之中，只有一条官道从县城穿过，东连休宁、徽州，南通江西北部的景德镇。

    此外，就剩下通向两边小镇的一条羊肠小道，而城前虽然有河，河水却很浅，根本没法运输军需物品。所以，一旦太平军封锁官道，曾国藩必然会成为瓮中之鳖，必死无疑。

    左宗棠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改变计划，暂时不去祁门与曾国藩会合，而是从南昌经过乐平，进驻景德镇——景德镇正是湘军军需物资从南昌运往祁门大营的中转站，一旦丢失，就会切断湘军对外联络和军需物资供应的通道！

    保住了祁门大营的后路，左宗棠和曾国藩就开始了强势大反攻，对太平军发动反击，大败黄金文的太平军，将其逼退至芜湖。祁门之围总算解了！这一战，曾国藩对左宗棠这名部下的深思熟虑和缜密心思佩服不已，就为左宗棠上奏请赏，于是，左宗棠从四品京堂升为了三品京堂候补！

    不过，事态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此战之后，景德镇顿时成了两军争夺之地。太平军派出大部队进攻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几次交锋，左宗棠终于被迫放弃景德镇，退到了乐平。

    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粮草运输线路被切断，难道只能坐以待毙了吗？左宗棠明显不会这么轻易认输。他知道，乐平是一座小城，不得不多费点心思加强防御。所以，左宗棠细心观察乐平周围地势，仔细研究乐平防御工事，最终决定凭借乐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在城外挖筑掩壕，并引水塞堰，让太平军的骑兵寸步难行！

    乐平争夺战是一场惨烈的斗争，左宗棠以五千楚军抵抗李世贤十万大军。李世贤铁了心要拿下乐平，一次又一次发动猛烈进攻，乐平城墙终于逐渐坍塌，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面对如此困境，左宗棠决定来个背水一战。他果断下令反击，开始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太平军没料到眼看就要困死于城中的楚军会突然反击，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纷纷溃退。李世贤被迫领兵东撤。此后，清军趁机收复鄱河、景德镇等重要城镇，重新巩固了祁门后路。

    这一战，让刚刚打了败仗的曾国藩欣喜异常，他很快上奏朝廷，为左宗棠请赏，清王朝下令将左宗棠从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不久又授左宗棠为大常寺卿，左宗棠的官位升至了正三品！

    不得不说，这几次战争，既是用兵才能的较量，更是对做事态度的考验。湘军刚刚入赣时，曾国藩因没能及时发现军士态度的细小变化，结果吃了败仗。

    而在祁门之围、安庆之围时，左宗棠凭借对整个局势的认真分析和全面把握，把最细枝末节的地方也加以考虑，所以能够深谋远虑，接连取胜。最终，左宗棠凭借这一秘密武器，成功地拿出了“业绩”，开始步步高升。

    这就是细节的重要性。成功和失败的差别，有时候并不一定取决于天壤之别的实力差距，而在于那一点点细节。古人云：“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千里之堤，尚能溃于蚁穴，抵抗“高气压”这一千里之行，自然也要始于足下，从细节着手。

    左宗棠不就是以此为基准，在强大压力下，细心考虑，再三运筹，才顶住了压力，连跳数级吗？

    5.坚守原则，让自己的分量变得一言九鼎

    虽然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文化层次以及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绝对相同的，那就是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像左宗棠这样刚烈正直的人，其原则更是铁一般的坚定！

    左宗棠进入官场以后，坚持的一大原则就是清正廉明。

    晚清时期的官场，基本是“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论证范本。虽然清王朝为了防治腐败风气盛行，特别制定了一项“养廉金”政策，奖金丰厚，但仍然满足不了贪婪的腐败官员们的胃口。

    于是，整个清王朝中，从上到下，从南到北，贪污受贿、化公为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等各种“生财之道”纵横交错，善于敛财的官员们硬生生把这些歪门邪道开成了康庄大道，一路走来，毫无心虚之色。

    在这乌烟瘴气的晚清官场中，左宗棠就是个奇葩。他相信做人不能没有原则，否则，就会被各种高压低压的“潜规则”所左右，甚至可能因此去做坏人，去偷、去抢、去贪污受贿，不择手段地做出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所以，左宗棠坚守着内心的原则，无论遭受多少高压、低压，都不肯丢掉内心衡量对与错的尺度，明确地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对于别人“孝敬”给他的财物，他一概完璧归赵；对于想要他贿赂的人，他完全置之不理。为官数十载，左宗棠把清正廉明这一原则贯彻得淋漓尽致。

    在他西征之时，曾为了饷银之事跟朝中一些大臣展开辩论，最终他成功地击败了不断施压的反对派，说服了清王朝高层，借洋款支援西征。但是很快，朝中大臣就开始纷纷告他的御状，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指控说他袒护浙江富商胡雪岩套购军火，向洋行借款，从中渔利，让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外债。

    言外之意，自然就是说左宗棠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贪污了巨额公款。如果这条指控属实的话，那么左宗棠借助战争贪污受贿，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贪官，千刀万剐都不足以消除民愤！

    这马上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国内局势不稳，刚刚镇压了太平军，又要西征，还要加强海防，处处都需要钱，而且都需要大把大把的钱。尤其是陕西、甘肃和新疆那边，局势迟迟难以稳定，用钱简直成了个无底洞，让她不能不怀疑左宗棠中饱私囊。现在，既然大家都提出了质疑，干脆趁机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她命令户部和吏部抽出要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兵分两路，一路前往陕西和甘肃，一路前往浙江和福建，暗中联合调查左宗棠到底有无贪渎的罪行。

    前往甘肃的调查组来到部队以后，看到士兵们有的在屯垦，有的在帮回民刨地、挑粮、种庄稼，有的在全力修复毁弃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宁夏黄河两岸的新设回民聚居区，士兵们正忙着修葺房屋，安置回民。

    整个陕甘地区，完全处于战争创伤的迅速恢复期，因战争变得生灵涂炭的陕甘地区正在朝着“塞上江南”的目标前进！再看部队待遇，军粮匮乏，士兵饮食粗糙，衣服单薄，但就在这样饥寒交迫之下，士兵们仍然济贫帮困，拿出相当一部分军粮送给回民，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在各省军饷尚未到达时，军队所需的一切费用，都是由胡雪岩的钱庄支持的，如果没有胡雪岩和他的钱庄支援，恐怕西征之事早就胎死腹中了！

    这还不是最让调查组震惊的，最让他们震惊的是左宗棠把朝廷给他的养廉金也都用在了军需后勤上，还自己掏银子为地方修桥修路，开设书局，刊刻经典，修建庙宇，雕刻石碑。

    要知道，养廉金可是清王朝发给军队高级将领的巨额补贴，目的就是防止他们搞腐败、克扣士兵军饷，而左宗棠竟然没有把这笔钱用在自己身上，而是将累计数万两的银子全部充公了！这让调查组的成员十分纠结，原本他们是来挑毛病、找犯罪证据的，结果查来查去，竟然查出一笔朝廷亏欠左宗棠的“糊涂账”，不由得对左宗棠佩服万分。

    前往浙江、福建两省的调查员虽然没有遭遇这种“灵异事件”，但查来查去，也只查出左宗棠与红顶商人胡雪岩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没有任何私下的金钱往来！

    两组人马调查结束回京复命，详细地汇报了调查情况。慈禧感动得不得了，忍不住感叹：左宗棠都一把年纪了，还在西北征战，不但没有中饱私囊，还自己掏钱为朝廷做了这么多实事，其忠心真是天地可鉴、日月可昭啊！

    这时候，李鸿章等一些大臣又开始叫喊筹饷困难，指责左宗棠花公家的钱毫无节制、给朝廷造成巨大亏空云云。正为左宗棠的忠心感动不已的慈禧顿时怒了，严厉地斥责了他们，随即对满朝文武下了一道史无前例的口谕：“三十年不许奏左！”慈禧担心他们不信，还特意把这道上谕转为公文，下达到除西北左宗棠大营之外的全国各省、各州、各县！

    “三十年不许奏左”，这一句上谕不仅给足了左宗棠面子，更证明了左宗棠“坚持原则”这一作风的巨大杀伤力！试想，若是左宗棠没有将清正廉明的原则贯彻到底，恐怕一经查实，他的脑袋也就该搬家了。正是因为左宗棠坚持原则，才成功地顶住了各种压力，赢得了慈禧和正派人士的钦佩！

    原则，是一个人说话、做事所依据的最基本法则和标准。

    一个有原则的人，其人生就像有一座指引他前行的灯塔，任凭千锤百炼、霜欺雪压，也迷失不了方向，始终垮不了。

    可以说，原则是人生抵抗压力、顶住压力的强大武器！虽然我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真正穿越压力迈向成功的强者，大多都是有原则，不随波逐流，不受环境和他人所影响的。

    就像左宗棠，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是把工作做好，原则是清正廉明，所以他敢于跟腐败的官场“潜规则”抗争并撇清关系，最终在关键时刻，把那些带有“潜规则”意味的强压迫害一一粉碎，赢得了老板的敬佩和青睐，从此在清王朝有了一言九鼎的分量！

    6.做什么像什么，专业是压不垮的王道

    现代社会讲求“职业化”、“专业性”，专业已经成为人们做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实上，这并非新兴事物，早在一百多年前，左宗棠就开始了“专业性”的职业化生涯。

    且说左宗棠进入骆秉章幕府以后，开始协助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内清四境，不用说，得湖南自己掏腰包负责军饷和军械。而外援五省，事实上也不是派出兵去那么简单，各种军需消耗也要自己付账。

    我们都知道，战争基本就是一台烧钱的机器，而当时的湖南属于不发达省份，财政本来就很拮据，根本难以供应湘军的省外作战消耗，于是乎，巨额军饷需求就成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道难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左宗棠硬是凭着过硬的专业理财能力，顶住压力，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当时，为了筹集饷需，地方普遍开始设立厘金制度，又叫作捐厘，由官员胥吏管理。厘是值百抽一的意思，不过，实际上厘税往往超过百分之一。

    咸丰五年（1855），左宗棠也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向商贾征收税款。但他并不看好官员胥吏的管理方式，而是开天辟地地征召所谓廉洁朴实的士绅来管理。第二年，左宗棠在宜州、郴州设局抽取货厘、盐厘，随后又在各府遍设厘局。经过左宗棠这一系列政策，湖南的地方财政危机得到了大大的缓解。

    如果只做了这些，还无法体现左宗棠的专业水准，所以，左宗棠很快又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新的财政政策——罢大钱、剔漕弊。

    晚清时期，由于政府不作为和连年用兵，朝廷和地方财政危机十分严重。针对这一情况，清王朝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发放“当千”、“当五百”、“当百”、“当十”、“当五”等价值不等的大钱，期望能够缓解财政危机。这种大钱的含铜量远远低于流通多年的旧制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劣质品”。

    但一些不法官商为了谋利，不管三七二十一，争相私自铸造大钱，结果导致金融混乱，社会经济被搞得乌烟瘴气，百姓深受其害。左宗棠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建议骆秉章下令停用大钱，并按一定的比例回收湖南境内流通的大钱，湖南经济市场逐渐恢复了秩序。

    “漕粮”是一种粮食税。清代的时候，由于北方缺粮，每年都要从南方征粮经大运河北运，清王朝就以此为借口在地丁税之外加收“漕粮”。事实上，“漕粮”数目本来并不大，但由于地方官吏贪婪成性，大肆横征暴敛，不断增加数目，逐渐引起了百姓的抗争。于是，左宗棠下令湖南各州县淘汰陋规，并采用周焕南的建议，限定了漕粮数目，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充实了军饷，根除了漕粮征收中的弊端。

    专业，是左宗棠做事的一大标准！在湘幕理财，他凭借专业级的指导和政策，混得风生水起，不仅使湖南的社会经济逐渐稳定下来，而且使银库和官仓也得到了充实，为湘军的省外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备支援！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筹备军饷时，他再次凭借超乎寻常的专业水准，顶住了压力，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左宗棠认为，西征筹备军饷，关键在于购粮和转运。他根据当时采购粮食、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力量计算，最终得出结论：把粮食、马干转运到前进基地的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是一件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于是，征西大将左宗棠瞬间化身“注册会计师”，详细地计算了军官兵等所需积储的粮食：步兵每营多少人，每天需要多少粮食；骑兵每营多少人，每天需要多少粮食，战马每天需要多少草料；合计多少粮食、多少草料。

    在运输这件事情上，左宗棠又瞬间化身成了交通部长。他先详细计算了从各地运输的路程，每只骆驼的负重、来回时间、所需费用等，甚至连途中的难行路段、路上需要设立驼队往来休憩点都考虑到了，简直令专业人士拍案叫绝！就拿从肃州运到玉门来说，左宗棠经过精心计算和分析以后，发现期间路程三百六十里，按每只骆驼负重五百斤计算，一个月往返两次，运送全部官兵的粮草需要近千只骆驼、两百驼夫，其中还要扣除骆驼、驼夫的口粮。而路上，嘉峪关外是沙碛之地，缺乏水草，人烟稀少，必须选择好地方建立营哨，以备接应。

    此外，左宗棠对采粮地区也进行了一番专业性的研究和调查。当时，湖北、四川是十分重要的产粮地区，左宗棠就先考虑了这两个地区。假设从汉口采购粮食，需要顺汉水逆流而上运往陕西，然后经西安、兰州、肃州、哈密、巴里坤等地，路程长达万里，耗费之巨大可想而知。假设从四川购买，水路仍是逆水行舟，且水势湍急、险滩众多，陆路又是秦岭、大巴山等崇山峻岭，其间多是羊肠小道，可以说这条路是“难于上青天”的线路。

    所以，左宗棠很果断地否定了从湖北、四川购粮的线路。再看近一点的，甘肃连年遭受战乱，生产破坏，根本采购不到多少粮食，而且路程仍旧十分漫长，运价还是很昂贵。综上所述，左宗棠认为应该在甘州、凉州、肃州一带采购粮食。

    为了节约粮饷，左宗棠在采购粮食运往新疆前线的同时，又命令西征的前锋部队进驻哈密，开荒筹粮，且耕且战，俨然一个精打细算的“理财专家”！

    当时，筹饷可以说是西征的最大难题，也是压在左宗棠身上的一座大山。面对这样令人窒息的压力，左宗棠霸气十足地拿出了专业精神，瞬间化身理财专家、采购专家、运输专家三家合一，使原本无人敢仰望的压力大山弹指间灰飞烟灭！这就是专业的力量！这就是专业的“抗压王道”！

    专业是“抗压”的一大基本条件，更是“抗压”的秘密武器。左宗棠正是凭借这一大优势，在巨大压力中绝地重生。再看当今社会，很多所谓的高端人才，要么有着国外著名大学的标签，要么曾在名企待过，最后却落得个长期待业状态，迟迟找不到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缺乏专业性。不管你要做的是什么工作，你的雇主肯花高价购买的是你的专业技能，而非你这个人，你只有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卖给对方，才能够长期与对方合作下去，才能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生存。

    如此看来，左宗棠很有穿越者的潜质，否则怎能在百余年前大开“金手指”，成功地把自己培养成全方位“专家”，慷慨豪迈地上演一出“专业是压不垮的王道”的大戏呢？

    7.懂得审时度势，才是官场上的“不倒翁”

    左宗棠实在是一个善于寻找机遇、把握机遇的人。他一生能化解层层压力平步青云，跟机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什么左宗棠会有如此好的“运气”呢？这是因为左宗棠懂得审时度势，该出手的时候他绝不吝啬出手，该沉默的时候他就会迅速三缄其口！其中，最明显也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还是“樊燮事件”。

    当时，左宗棠由于受到樊燮的陷害，差点丢了性命，幸好胡林翼、骆秉章等人一再力保，才勉强逃脱一死。这件事对左宗棠打击极大，心灰意冷之下，他干脆辞去幕府职位，准备由长沙北上，名义上是赴京应试，实际上则是打算直接去京城为自己辩白。

    这时候的左宗棠跟普通“职场新人”没啥两样，还没有学会沉默的艺术。不过，不用担心，左宗棠有几个好“老师”，他本人又聪明伶俐，一点就通。

    左宗棠抵达襄阳以后，本想去见胡林翼，但此时胡林翼正隐居家中，概不会客，左宗棠只好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给胡林翼，说明来意。

    胡林翼得知左宗棠要进京为自己辩白，震惊不已，恨不得马上赶去襄阳，建一道“防火墙”，把左宗棠给拦截下来。还不等胡林翼动身，陶夫人就横空出现了，她对胡林翼说：“季高（即左宗棠）性子偏激，人所共知，此刻正遭横祸，如果你直接出面，只会让人怀疑你袒护他，到时候恐怕会惹出更多事端来！”胡林翼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就写了一封密函给毛鸿宾，让他转交给左宗棠。

    信中大意就是官文费尽心机陷害左宗棠，现在京都正因此闹得满城风雨，虽然左宗棠离开了湘幕，但奸人不会就此罢手，正在四处布置网罗，实在不能不防，所以，这时候，如果左宗棠贸然进京，无异于自投罗网，最好能够暂时容忍，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胡林翼的一番肺腑之言，犹如醍醐灌顶，让左宗棠幡然醒悟。没错！这时候他是众矢之的，而京都则是一个美丽却时时刻刻充满危机的地方，一旦踏入京都，即便他不惹祸，祸也会主动烧上身，实在不能不防！虽然左宗棠习惯了直言不讳，但此时静下心来细想，他也知道非常时期必须非常对待，适时保持沉默，才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与此同时，左宗棠的好友王柏心也来信劝他：“去岁闻贝锦之词，身为执事不平，然此不足以累执事也。功高为人所忌，铄金销骨，自古有之。谤书盈箧，乐羊所以流涕也。然策安三楚，勋赞一匡，有识者心服执事之算略，则固异口同词矣。度忿游词之相篾，必拂衣还山，绝口不谈世事，以自明其高蹈。但此乃浅之为丈夫，非所望于达节之士也。若柏心则愿执事行就胡、曾二公军中，为赞画兵谋，以成其灭贼之本怀。俟拔取建康，槛献元凶，然后角巾归里，长揖不收赏，使海内闻之，以为少伯、留侯复见于今，岂非英豪壮士志奇杰美谈乎？与夫悻悻去国者，不可同日语矣。”

    王柏心没有直接劝左宗棠不要进京，而是劝他投靠胡林翼或曾国藩麾下，做出一番事业来，用实际行动击垮京都里的“高气压”。实际上，王柏心这也是在变相地劝他不要跟奸人们针锋相对，而要保持沉默，等待机会。

    左宗棠听从了胡林翼和王柏心的劝告，随后来到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他在《与郭意城书》中曾记述这件事：

    三月三日始抵襄阳。比岁旱蝗。沿途见妇孺采野菜为食，而青青芥麦，叶多蔫萎，恐麦秋又将失望。宛、叶一带，捻匪出没。襄阳、随枣，民气难驯。廿余年磨牛重践，气象迥珠，良可喟也。抵襄阳后，毛寄耘观察出示润公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马首靡托也已。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休羁羽。

    这件事给左宗棠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此后，左宗棠的官职从巡抚到总督，继而成为军机大臣，封疆拜侯，虽然其狂傲脾性坚定不移，但这种命悬一线的危机状况却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左宗棠已经完全懂得了“该沉默时就沉默”的道理。

    有句谚语说：“雄辩如银，沉默是金。”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面对巨大压力，有时的确是沉默胜于雄辩。毕竟，停下脚步，吸收能量，恢复能力，并不意味着就被压垮了，相反，停下脚步是为了走得更快、更远。

    这时候，沉默就是一种智慧，可以让人想清楚前面的路要如何走才更合适，从而顶住压力，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左宗棠身受陷害，命悬一线，此时如果他执着地顶风而上，恐怕只会死无葬身之地，而沉默下来，不做无谓的争论，对方就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想法，更无法进一步抓他的“小辫子”，这样一来，左宗棠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趁机寻找机会，以图再起！

    在这一点上，左宗棠和韩剧《大长今》中的长今有些相像。在一般人看来，长今总是有着无敌好运，每次在生死关头，总有贵人相助，从而逢凶化吉。

    但如果仔细研究，你就会发现，长今的好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长今应对危机的策略——“三缄其口”。长今深谙沉默是金这一制胜法宝的强大。就拿长今学医后重返皇宫那段来说，她正赶上皇后小产后身体转差，可是治疗了一段时间，仍然毫无效果，内医院的医官和医女都一筹莫展。长今怀疑是第一医女阿烈的诊断错误，可是没有查明真正病因之前，她始终保持沉默，不对医女的医术横加批评，直到她确诊皇后腹中有死胎，才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询问左宗棠一句：“在职场、官场等环境中，最愚蠢的雷区是什么？”左宗棠肯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沉默！”沉默不仅仅是避开雷区那么简单，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智慧和容人之量。

    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如果能够灵活运用“沉默”这一制胜法宝，肯定能够攻破很多压力，给事业带来不少帮助。所以，学学左宗棠，在适合的时机到来之前，该沉默时一定要沉默！

    8.知己知彼，才能让自己百战不殆

    左宗棠的前半生失败数次，但后半生，他忽然开窍了，极少有败仗。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因太平天国内讧而分裂出来的石达开率领所部太平军经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石达开的太平军一路杀来，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迅速地拿下了郴州、桂阳州等地，随后进围衡阳。湖南的局势开始变得危急起来！

    多年来一直在大后方运筹帷幄的左宗棠十分想趁此机会亲临战场，锻炼下自己的实战能力，但骆秉章早已经习惯了依靠左宗棠，坚决拒绝让左宗棠离开。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继续遥控指挥。他详细分析太平军的进军动向，判断石达开下一步应该会进攻湘中宝庆，于是，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命在籍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召集旧部，重点在宝庆周围对太平军严加防堵。

    左宗棠凭借个人的判断调兵遣将，这无异于一场赌博，但却是一场有根据、有预谋、有计划的赌博！

    左宗棠平日最怕石达开，却也最了解石达开，他说：“（石达开）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傅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所以，当石达开率军进入湖南以后，左宗棠不敢掉以轻心，密切关注并仔细研究其太平军动向，争取做出最最正确的判断，提早加以防范。

    《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是说，在战争中，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就会百战百胜；不了解敌人而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性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只有每战必败的分儿了！左宗棠正是深刻领会了这一道理，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做出了最最正确的判断！他一做出判断，马上飞檄各郡县，拼凑军队，择隘设守。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确赌对了。石达开果然率军在祁阳强渡湘江，然后直奔宝庆而来。可惜，他虽然行军风驰电掣，左宗棠却未雨绸缪早有准备，结果，湘军以逸待劳，打了石达开的太平军一个落花流水。石达开围攻宝庆两个多月仍然没能得手，眼看攻占湘军老巢的道路被阻，只好率领部众撤出湖南，转战广西！湖南危机算是解除了。

    当时，朝中有人赞誉左宗棠：“不世之功，成于数月……设使他人处此，将有溃败决裂不可收拾者矣。”可见，当时左宗棠面临的压力有多大。但强压之下必出强人，左宗棠就是那压不垮的强人，凭借“知彼知己”的做事态度！

    后来，左宗棠正式出任朝廷命官，奉旨督办浙江军务，再一次运用了这一法则。当时，有人提议先增援衢州，然后再逐渐收复整个浙江，左宗棠得知以后，马上上奏疏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臣前奉谕旨督办浙江军务，甫三日即接徽防将杨辅清犯徽之禀。臣深恐徽婺疏虞，则江西饶广腹地，防不胜防，而衢州又成孤注。不得已派马步三千交刘典，为固婺援徽之计。拟此军由徽入浙，臣由玉山入浙。旋贼众数万，已由遂安踞开化，逼婺东，与徽郡贼相首尾，其势又出官军之后。频年东南贼踪，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自困而后陷之。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乃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州，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入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由婺入浙，先攻开化，以清徽郡后路，分军由白沙关扼华埠、收遂安，俾饶广西郡相庇以安，然后由遂安以援衢州，目前固不能舍衢前进也。

    在上面的奏疏中，左宗棠详细分析了浙江的局势。他纵观全局，指出太平军已经占领浙江绝大部分地区，而己方军队人数太少，正面交锋只会死得很惨，所以应该采取“蹈虚乘瑕，诱贼野战”的战术。

    同时，他又仔细研究分析了太平军的用兵风格，即经常采取远势包围、截其后路的战术，所以，进取浙江时，必须特别注意“逼长围、防后路”，做好“自固之计”，这样才能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性，不为太平军所牵制。

    左宗棠对敌人和己方的认识非常到位且深刻。他既看清了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也摸清了敌人的优势和劣势。这在任何战争和竞争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认识了自己，摸清了对方的优劣势，才能够占据优势地位，更逼近胜利。

    基于上述两点认识，左宗棠在实际用兵时，从不贪图攻城夺地之利，而是非常注意自己野战兵力的运用，随时捕捉时机，在运动战中痛击太平军主力！在整个浙江战场上，左宗棠凭借这一军事方针，所向披靡，不断取得胜利。清政府也很快认识到左宗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法则的强大，不断增加他统率的兵力，使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展开反攻战，同时巩固所占地区！

    不止左宗棠，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都极其推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法则，这是一种军事智慧，更是一种决策制胜方略。当然，这一制胜法宝不仅适用于军事，更适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当今的经济领域，与对手的竞争、办公室的相处，都大有裨益。

    有些人为了成为左宗棠一样“压不垮的巨人”，想尽千方百计“包装”自己，提升自己，结果事业仍旧不如意，甚至导致身心俱疲，乃至身败名裂。这是极其偏颇的成功之道。

    虽然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有哪些不足，也曾花费大力气弥补自己的不足，虚心向别人学习，但做再多的工作，如果不了解敌人，那都是徒劳。仅仅“知己”还不够，还要“知彼”。如果对敌人不甚了解或者了解不全面，就难以想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来！左宗棠应对石达开也罢，进取浙江也好，乃至日后的西征，之所以能够逢战必胜，都是因为他善于“知己知彼”。先“知己知彼”，再进行相应的战略部署，必然胜券在握，计日程功！

    诚然，我们不需要面对左宗棠九死一生的战场压力，但混迹职场、商场、官场，压力旋涡同样处处存在，各种明显的、潜在的“敌人”遍地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才能像左宗棠一样不惧压力、昂然前进呢？那就不得不学会左宗棠的抗压法则——知己知彼。

    先搞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摸清对方有多大筹码，分析出自己和对方各自的劣势和优势，也就明白了竞争结构，这样，你就能够建立一种最佳的防御机制，同时伺机而动，选择对方竞争力量最薄弱的环节各个击破，从而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让自己成为职场、商场、官场上压不垮的“左宗棠”！

    9.善于威逼利诱，才能巩固自己的江湖地位

    常言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言而喻，不管我们身处何种境地、身负何种职位，都难以避免会遇到“敌人”。

    对待强压敌人，有的人单纯地以硬碰硬，有的人无条件地选择一味屈服，结果往往都不甚理想。左宗棠就比较聪明，在面对强压敌人之时，他不单纯地选择一种策略，而是双管齐下，既威逼又利诱，其效果当然好上加好。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奉命率领大军进入陕甘平息回军叛乱，驻军甘肃平凉。这次跟以往不同，他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太平军那样单纯的起义军，也不是带有明显侵略倾向的外国列强，而是回军。这是一场复杂的民族纠纷，处理不好就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民族问题，所以任务十分艰巨。

    在进入陕甘之前，左宗棠就对回民情况和回汉纠纷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研究。回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也使用汉语，与汉族的本质区别就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回、汉、满三族大部分时期都能友好相处，在清代，回民更是跟其他民族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出仕为官。

    当时，西北的回汉民族经常混住在一处，由于两族宗教、风俗习惯等的不同，两族偶尔也发生一些纷争，但都是短时间或局部矛盾，很快就平息了。然而，清朝中后期开始，清朝官吏开始采取所谓“以汉制回”、“护汉抑回”政策，企图利用汉民压服回民，再加上汉回两族中一些比较有身份地位之人的煽动，回汉两族的矛盾愈演愈烈。

    进入同治年间以后，陕甘一带的回汉矛盾逐渐激化，两族百姓动辄就大打出手，相互仇杀。回族和汉、满两族的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恶劣阶段！

    左宗棠了解到回汉仇杀的残酷情形以后，认为“甘肃之军，不能保卫人民，反而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理人民，反而激起人民造反”，完全是“官逼民反”。所以，对于回汉仇杀，陕甘一带的官员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这种情况下，一味“剿洗”，只会让事态更加恶劣，“无论诛不胜诛，后患仍无了日”，更何况也不可能彻底斩草除根。

    同样，一味“招抚”也不合适，威慑不到回军首领，回军随时都可能重新反叛，这无异于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枕边。有鉴于此，左宗棠提出“剿抚兼施”的政策：“但分良莠，不分汉回，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剿”就是武力征讨，“抚”就是以和平方式安抚。这样既“威逼”又“利诱”，从此“汉回一视同仁”，那么回民反叛就会逐渐平息下去。

    左宗棠的“剿抚兼施”政策的确是十分高明，对待敌人，采用威逼利诱的战术，“威逼”让敌人产生畏惧感，从心理上威慑住敌人，而“利诱”又在强压下给对方以安抚，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宽宏大量和仁德之心，从而产生由衷的佩服，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己。这样双管齐下的应敌策略，相信再顽强的“高气压敌人”也坚持不了多久。

    在这里，你也许要问，左宗棠不是提倡“剿抚兼施”的政策吗？为什么仍对陕西回民大开杀戒？其实，左宗棠本来的确是打算“剿抚兼施”的，但一则由于陕西回民曾经阻挠他镇压捻军，致使他被清王朝高层大加指责，二则一些回军首领态度反复无常，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全力剿杀陕甘回军。

    进军陕甘时，左宗棠的大军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据守金积堡的马化漋。马化漋是一位才能出众、老谋深算的回军首领，他拥有大量枪械马匹，而金积堡又地处险要，易守难攻，当地官兵数次围剿都失败而归。再加上他跟河州、西宁、肃州等地的甘肃回民起义军有着密切联系，陕西回民起义军退入甘肃以后，他又在物质上不断给予帮助，所以马化漋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方霸主，而成为了陕甘回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拥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因此，左宗棠十分希望能够在马化漋身上验证“剿抚兼施”政策的可行性，他认为只要搞定了马化漋，后面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

    为了分解敌人力量，左宗棠命令出征的部下刘松山进行了“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忧”的宣传，期望能够动摇马化漋及其他回军军心，促使他们主动求“抚”。马化漋果然很快派人来向左宗棠请“抚”，左宗棠欣然同意，告诉他只要诚心求“抚”，就十分欢迎，并命部队暂停前进。事实上，左宗棠早就听说马化漋十分狡诈，善用两面手法，认为马化漋很有可能表面请“抚”，暗中磨刀霍霍，所以命令大军注意观察马化漋的动向。

    果不其然，向左宗棠求“抚”之后的马化漋仍然暗中支持陕西回军抗击清军，同时窥视清军强弱。等到刘松山在郭家桥大败回军以后，马化漋大为震动，马上向当地官吏穆图善、安定等求“抚”，称这次战争是刘松山挑起的。穆图善、安定等人原本就是主“抚”派，又加上收了马化漋的贿赂，就马上上奏朝廷告了刘松山一状，也就是间接地告了左宗棠一状。于是，清王朝命令左宗棠如实奏报，严肃处理。

    这件事之后，左宗棠也十分希望能和平解决回军起义问题，所以命令部下认真对待回军请“抚”的事情。很快，马化漋再次派人到刘松山营中求“抚”。刘松山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同意了马化漋的请求，并命他交出马械，以示诚意。

    毫无疑问，这次马化漋又是在做表面文章，只交出了少数瘦马、朽械，再明显不过的搪塞敷衍。与此同时，马化漋又命人赶工修固堡垒，挖掘壕堑，开掘秦渠，秘密督促陕西回军进攻清军，展开了积极的备战行动。这让左宗棠十分生气，他不再对和平解决金积堡抱有任何幻想，果断下令对马化漋全力围剿。

    最终，在清军的全力围剿之下，金积堡弹尽粮绝，马化漋被迫投降。左宗棠早就对反复无常的马化腾深恶痛绝，恨不得直接将他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

    但是，此时陕甘一带的局势尚未稳定，左宗棠仍需要以“剿抚兼施”的政策对付河州马占鳌、西宁马尕三等起义军，所以，他上奏朝廷暂时留下马化漋的性命，等彻底平定陕甘回军以后，再根据罪恶轻重处置马化漋。

    清王朝同意了左宗棠的请求，但要求“届时不得以收复各处代为乞恩，以伸国法，而快人心”。随着金积堡马化漋的投降，甘肃回军的形势急转直下，胜利开始向着左宗棠冲刺而来。

    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无情屠杀的确过分，但不得不说，他所施行的“剿抚并施”的威逼利诱策略还是十分有效的。即便放到当今社会，这一策略应用到对敌斗争、外交谈判或商业谈判中，仍然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在这一办法中，“剿”是关键所在，而“抚”是铺垫，既“剿”又“抚”，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生威立德，逼人就范。不过，在实际应用时，还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手，有选择地灵活运用这一策略，或先“剿”后“抚”，或先“抚”后“剿”，或“抚”中夹“剿”，或“剿”中带“抚”，这样才能使不同的对手同样地乖乖就范！

    左宗棠之所以在何种情况下都压不垮，这不是偶然，也绝非他单打独斗使之然也，而是靠他手下的精锐之师！如果没有“楚军”，没有“老湘军”，没有“西征军”，没有其手下各级官员，左宗棠很难顶得住不断砸下来的各种压力，又何谈功成名就，封疆拜侯？

    但左宗棠并不是神，又不擅长左右逢源，面对庞大的军队、繁杂的人事关系，他是如何处理得如此得心应手的呢？管理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技术！左宗棠就是艺术和技术的老祖宗！他谋智双修，轻而易举打造出一支强悍的精锐之师，并赢得了他们的誓死效忠。拥有这样一支所向披靡军队的誓死效忠，左宗棠就等于拥有了压不垮的脊梁，成功岂不就如囊中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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