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梁”正了，整体水平才会响当当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上梁不正下梁歪”。

    把它用到管理中，就是说下属的品行不端、违纪犯法，全在上司的督查不严，或上司本身就在这些不良行为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所以，左宗棠提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也就是说，想要整顿贪赃枉法的不良风气，振兴吏治，首先上司就要做到“精神贯注”。

    那么，何为“精神贯注”呢？是不是只要严厉督查，严格办理不法行为就行？当然不是。其关键是上司要起到表率作用，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多，而转移自速也”。

    在左宗棠一生带兵治军的过程中，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始终贯彻着“精神贯注”的原则，以身作则，打造出了一支震撼中外的精锐之师。而正是在这一方针下打造出的这支精锐之师，成为了左宗棠的强有力后盾，让他在晚清惊涛骇浪的巨大压力下，昂首前进，丝毫不曾动摇！

    初入官场时，左宗棠为了镇压太平军，率军进入浙江。在这片战场上，左宗棠第一次真真正正地以主帅身份开始战斗！左宗棠斗志昂扬，决定抓住机会，彻底摆脱前半生不堪的命运，在战争的危机压力中迅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凭他一个人的能力根本做不到，唯有依靠身后的部将，他才能够粉碎压在肩头的压力，取得最后的成功！

    于是，如何激发部下的斗志，让他们跟随自己义无反顾地征战沙场，就成了左宗棠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左宗棠不愧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他身先士卒，给部下树立了一个视死如归的榜样，每遇大战，都和僚佐一道头裹布巾，靴中别刀，一马当先地奋勇杀敌。

    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左宗棠也没闲着，仍旧不辞辛劳地亲力亲为处理公牍文书。这一切原本是左宗棠的分内之事，但落在部下军士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意味，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官员，而是一个可亲可敬、值得誓死追随的领导者，再去战场厮杀之时自然而然更加奋勇！

    咸丰十一年（1861）夏天，太平军攻占建德，进而逼近景德镇，左宗棠得知以后，马上调兵遣将赶去救援。他率军从兴安冒雨行军7天，刚一到达乐平，就立即投入战争，表现出高度的牺牲精神。左宗棠麾下的将士们深受感动，纷纷奋勇杀敌，终于在数次战争以后，夺回了景德镇、乐平等重要城镇，化解了一次严重危机。

    升为闽浙总督以后，左宗棠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闽浙总督3年，他只有12天住在总督府署，其余时间都跟将士们一同在军帐中度过。不仅如此，他生活俭朴，不许部下给他特殊待遇，总是跟将士们同甘共苦，只有在宴客的时候才会吃一点海菜。

    奉命出征新疆期间，军费开支巨大，国库供给有限，左宗棠不得不向洋行借款以充军资。虽然借款总数高达一千多万两白银，但对于旷日持久且兵多将广的西北战事来说，根本不够。但是由于这笔借款利息非常高，堪称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不能多借。所以，西北军营仍然十分艰辛，将士们时常忍饥挨饿，遇到生病负伤，更是苦不堪言。然而，将士们仍然毫无怨言，全都咬紧牙坚持着，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拼死厮杀。究其原因，仍然是左宗棠以身作则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时，有位叫福克的德国人，在上海开设洋行。他曾为左宗棠经办购买德国的织呢、开河等机器，运去甘肃应用。光绪六年（1880），福克与奥国人满德以及一位席姓翻译从上海来到哈密，专门去拜访左宗棠。由于他们曾帮忙购买过机器，德国又还没有跟中国动武，左宗棠对他们很有好感，不但把他们迎为上宾，请他们住在大营中，还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吃饭喝酒聊天。

    后来，福克写了一篇《西行琐录》，记载了左宗棠当时的一些生活情况：左宗棠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先到菜园里眺望一会儿，在菜地里走走，活动活动筋骨，顺便查看一下蔬菜的长势；然后回营房，马上接见部下，商谈工作；谈完工作以后，他就跟部下们一同吃饭；早饭结束以后，就开始批阅各方公事，草拟奏折，回复来往信件等，除了吃午饭，就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点钟；吃过晚饭就跟营务处人员谈天，直到深夜才就寝。

    在福克的记录中，左宗棠几乎是把一切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福克对此钦佩至极，他说：“左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其眷属家人多未带至任上，惟一人在塞。老臣蹇蹇，砥柱中流，不特清廉寡欲，硕辅朝廷，凡一切爱民敬事之诚，尤旷代所罕见也。”对于左宗棠为部下将士树立的爱国、爱人民的精神，福克也赞叹有加：“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爱民犹如赤子，属员禁绝奢华，居恒不衣华服，饮食不尚珍馐。如此丰功伟业，犹不改儒生气象！”

    事实上，左宗棠不仅仅在新疆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戎马生涯，他始终坚持以身作则的原则，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让家眷随行在侧。除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职福州时，周夫人曾去福州督署暂居过数月，其余时间他始终都是一人住在军营中，跟将士们同吃同睡。后来，周夫人去世，几个儿子轮流来到军营陪伴他，张夫人又携带幼子和孙儿前来照顾他，但也不过短短数月，之后左宗棠率军前往哈密，便让张夫人返回老家。

    在当时，朝廷腐败不堪，从大员到地方官员，无不奢侈淫靡，姬妾满堂，生活腐败，而左宗棠却偏偏“独辟蹊径”，生活俭朴、严格律己如斯。这种以身作则的管理方式，理所当然地培养出了一支精锐之师，成为左宗棠顶住压力的坚挺脊梁！

    孔老夫子曾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想要锻造出一支能帮助自己乘风破浪的精锐之师，作为管理者，就必须拥有以身作则的基本素质，要属下做到的事情，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样才能起到带头作用。

    希望你的属下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你就要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首先达到这一标准。压力面前，谁都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够给自己以支持，帮助自己顶住压力，铸就辉煌。但这不是单纯地祈祷就可以的。

    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左宗棠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他无时无刻不端正自身，做出表率，成功地提高了整支队伍的整体水平！身处“高气压”旋涡时，不妨学学左宗棠，这样，即便你不下命令，你的部下也会自觉地行动起来，跟你一起在压力中爆发！

    2.会管理，为自己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左宗棠带兵多年，在管理上很有一套！选用人才时，他颇为严格，宁缺毋滥，而在实际管理中，他又非常善于安抚人心，十分受部下爱戴。这种严格与安抚并行的管理方式，让他在带兵打仗、任职地方时毫无压力！

    左宗棠对人才的考核，曾概括为一句话：“吾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此中自谓稍有分寸也。”这句话完全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一流行用人原则的升级版，在用人管理上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所谓“察人颇严”，就是指对人才的考核要严格，不能草率地敷衍了事；“用人颇缓”则是“察人”的必然结果，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才能授以重任，这跟我们常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异曲同工之妙；“信人颇笃”就是选才的结果，既然已经考察结束，确认要任用他，那就应该对他笃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支持他，这也是左宗棠用才、容才的核心思想。

    晚清的官场沿袭了中国古代官场上的传统风气，大员和地方官员都大肆任用亲信，排除异己，培植势力，为“前途”为“后路”做好了一切准备，对于贪赃枉法之人，自己人就能包庇就包庇，不能包庇也要想办法包庇，从上到下一派乌烟瘴气。左宗棠最看不惯这种做派，他坚持着“凡属官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具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对原有官员“除贪鄙，吸烟（鸦片）及全无知觉运动之人断不宜用外，余皆随才器使”。

    在这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左宗棠将“察吏”与“课吏”结合起来，不但在接见部下时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还时常派遣密员明察暗访，了解基层人员的意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以后，左宗棠就会果断地革去那些贪庸之官的职位，同时大力举荐那些品行兼优、廉干朴勤、政绩卓越的官员。我们来看下左宗棠在考察官员后给出的评论和处理：

    淳化武生李振基因压回民而被“讯决”；库车阿奇木阿卜都拉，“勒索缠民一千两”，被“斩决枭首”。

    左宗棠以“才品猥鄙”参掉澧州知州吕裕安；以“心地糊涂”参掉芷江知县王士伦；以“才质昏庸”参掉黔阳知县张佐清；以“居心污鄙”参掉道州知州陈敬曾；以“舆情不协”参掉署桂阳知县陈济钧等人。

    同时，左宗棠称属湘乡知县朱孙诒“勤干廉明，民心畏慕”，武陵知县胡墉“守洁才长，政声素著”，署道州知州王揆一“颇有循声，民情爱戴”，前永州府知府嘉端“操守谨严，老诚朴实”，等等。

    可见，左宗棠对选才、用才的考察有多么严格。对于他认为昏庸无能的官员，他一概不用，就差直接找上门建议他们卷铺盖回家抱孩子去了。而对于他认为好的官员，他也是公证准确地给予评价，言之有据，丝毫没有夸大其词。

    左宗棠任用刘典是在楚军初办之际，这时候，左宗棠刚刚步入军政界，正处于最容易用人失误的时期，朝廷内外各界人士都紧盯着他。就在这样的镜头聚焦下，左宗棠淡定地把宁乡县候选训导刘典调入楚军任营务处副总领。

    副总领这个官并不小，让一个候选训导担任，大家忍不住猜测：左宗棠没吃错药吧？左宗棠完全不理会惊愕交加的目光，没过多久又上奏朝廷让刘典帮他筹划军务。敢如此重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左宗棠不可谓不大胆，但他却绝非毫无根据。事实上，正式起用刘典之前，左宗棠早就对刘典进行了漫长而精细的考察，这从他的奏折中就看得出来：

    其（刘典）为人刚明耐苦，廉干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气。然性稍偏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亦以此常见忤于人。

    从这份奏折里，我们能够了解到刘典的为人、性格、军事才能等，可见左宗棠对他的考察有多到位、多全面、多严格。在楚军的建立过程以及此后的军政生涯中，左宗棠始终贯彻这一原则，他手下的大将、官员几乎都是在经过严格的考核之后，才委以重任。

    至于安抚，毫无疑问，左宗棠纵横军政数十载，能够顶住无数巨大压力，创下令人惊叹的辉煌业绩，靠得不仅仅是对人才的严格考核，还有安抚这一强大的秘密武器！

    安抚，很多上司都会说，但却不一定会做。特别是在晚清时期，官场腐败成风，“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将领，其数量远远超过“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将领。即便有些将领善于作秀，时常在部下面前扮演爱民如子的好领导形象，但由于并非出自真心，往往无法成功地收买民心和军心。左宗棠则截然不同，在地方为政就真心关爱百姓疾苦，统兵打仗又是真诚爱兵的好统帅。

    左宗棠年轻时赴京会试南归经过扬州，在江边吃了一碗鸡汤面，当时旅途颠簸，他正饥肠辘辘，一碗面下肚顿时觉得精神饱满，鸡汤面的味道也就变得格外美妙了。此后他辗转各地，仍然时常想起扬州鸡汤面。西征之时，有次他去瓜州阅兵，特命犒赏所有将士每人两碗鸡汤面，并特别嘱咐由他私人“埋单”。

    他对将士们说：“古来名将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你们都多年跟随我南征北战，备尝艰苦。现在有好吃的，怎能不和你们共同分享呢？”两碗普通的鸡汤面虽然是小事，但左宗棠关爱将士、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作风，却让将士们感动不已。

    后来，左宗棠的爱妻身体不好，左宗棠得知她为了省钱而“不服补剂”，就叫儿子们“有所窥”，“省却闲钱”，给爱妻买药物，却也不肯多往家中寄银钱。他在家书中写道：“兵已缺饷七月，我岂可多寄银归耶？”他考虑的是士兵已经缺饷七个月了，他的薪银要拿来补贴军饷，而不是供养家人！

    当清军久攻金积堡不下，屡次受创，大将刘松山也阵亡，其侄刘锦棠接任之后，报仇心切，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叔父报仇。但左宗棠却不愿拿将士们的性命做赌注，毅然决然阻止了刘锦棠，命令刘锦棠由原来的进攻改为“先图自固”，“如实不能支，不能不做退军之计。则须通盘筹划，分先后、分去留，不可一并行动”。

    古往今来，这样真心关爱将士、与他们同甘共苦的上司有几个？也正因此，在收复新疆的艰难岁月里，军费开支巨大，国库难以支撑，拨下的饷银总是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军营粮草极度紧张，将士们时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却也没有一个将士对左宗棠有所怨言！不仅如此，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左宗棠冲锋陷阵，心甘情愿为他去死，成为帮助左宗棠撑起一方天空、顶住巨大压力的坚实脊梁！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核心都是人，想要管理人，就不能死板地一味坚持严格或者盲目安抚，而应该好好向左宗棠学习，严格考核，适当安抚。我们吸收人才、选用人才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帮助自己顶住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种种压力，所以在选用人才时必须严格把关，否则压力未至，内部先乱，岂不是得不偿失？而在之后的管理中，就不得不适当安抚，只有爱民如子、爱军如子，你的部下才能真正地为你所用，心甘情愿为你赴汤蹈火，帮你顶住八方压力！

    3.一碗水端平，大伙儿才会与你同心同力

    将一碗水端平，是左宗棠管理的一大秘诀。他很清楚，他手下的“员工”和老百姓对他的要求并不高，很容易得到满足，只要他这个管理者做到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准确客观地评价员工的表现，公允地处理各种纠纷和冲突，他们就会很愿意服从自己的管理。

    奉命西征之时，西北的道路崎岖不平，不便于运送军饷，左宗棠派人大力修筑道路、桥梁等，同时，又在道路两旁栽种杨柳树，以此来加固路基，供给夏时旅行的荫蔽。三千多里荒漠之地，在左宗棠的手中渐渐变成一片广阔的树林。左宗棠深知植树造林需要“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植树以后特派士兵严加管护，甚至每棵树上都挂上了植树士兵的牌子，晚上还要挂上灯笼，防止夜行马车碰到树木。

    尽管如此，由于老百姓的素质参差不齐，又没有左宗棠这样的真知灼见，并不怎么看重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事业，时常偷偷折损或毁坏树木，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立法护树，示众警戒。

    左宗棠平定阿古柏、返回酒泉以后，发现酒泉四大街的树木竟然死了一大半，更可恨的是大部分树木的树皮都被剥光了，也就是说，这些树很可能是死于“非命”。左宗棠十分恼火，严厉斥责了当地官府，并决心要根除这一恶习。

    一天，左宗棠微服出巡，终于发现了“谋杀”树木的“罪魁祸首”。原来当地乡民骑驴进城办事的时候，往往将毛驴拴在树上，任由毛驴兴致勃勃地大啃特啃树皮，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人肯出面过问。

    左宗棠对此十分愤怒，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树皮对一棵树来说至关重要，既是树木自我保护的“盔甲”，又是树木输送养料的通道。特别是后者，就像是人的血脉气路，关系着树木的生死存亡，一旦被剥被啃，树将必死无疑。左宗棠沉思良久，决定就拿眼前这头正啃树皮啃得津津有味的毛驴开刀，杀鸡儆猴！

    左宗棠解开缰绳，把毛驴拉到鼓楼前拴起来。鼓楼，顾名思义，其上放置一只大鼓，平时城中要发号施令、宣判罪犯或者因其他原因需要集中聚会时，官员就会敲响这只大鼓。

    左宗棠健步登楼，运足气力，挥臂击鼓。咚咚咚的鼓声顿时传遍四周，军民震撼不已，纷纷赶到鼓楼前翘首观看。与此同时，左宗棠又派人去请来肃州分巡道和审判官员，说要公审这头啃树的毛驴。

    等到衙门大员、仪仗士兵、施刑武士等都到来以后，左宗棠先向大家讲明了为何要“公审”这头毛驴，然后说原本驴主人也该一并处斩，但看在他不知规矩和后果的分上，姑且原谅他这一次，不过下不为例！接着，左宗棠让士兵和武士们摆开阵势，郑重其事地砍了毛驴的脑袋。

    左宗棠斩驴护树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而其公平处理杀死树木的“凶手”的做法，更让当地人称赞有加。公平，向来都是处理冲突、办理案件的最佳境界。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管理者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结果就容易导致部下心生不满，其管理工作难以进行，更别提打造什么精锐之师了。左宗棠深谙其中利弊，所以时刻将一碗水端平，靠着这一点，赢得了部下和百姓们的敬佩。

    据说，左宗棠有一个侄儿也在军中。这个侄儿从军以后，异常骁勇善战，因而不断升迁，于是他开始飘飘然起来，平时居功自傲，完全不把左宗棠植树护林的号令和定下的法规当回事，甚至当众拔刀砍倒一片树林。虽然随从和其他将领有意相劝，但他始终有恃无恐，这些人碍于他的特殊身份，生怕好事没做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只好放任不管。

    当然，更多人是想看热闹，毕竟他是左宗棠的侄儿，左宗棠会不会一如既往地秉公处理呢？众人在脑海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左宗棠得知以后，怒不可遏，没想到带头犯法的竟然是自己的侄儿，既心痛，又恨铁不成钢。他知道，这时候，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等着看他如何处置自己的侄儿，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影响他的信誉，让部下和百姓从此对他失去信任，那么他辛辛苦苦打造的公平公正之形象必然轰然倒塌，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于是，左宗棠毅然决然地按照法规，以“故意毁林”之罪将侄儿斩首示众。

    在这个事件里，被斩之人是左宗棠的亲戚，又是卓著功劳的将领，可是左宗棠仍然坚持公平断案，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正因公平合理，左宗棠才得到了部下和百姓的肯定和称赞。其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人们都十分渴望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他们希望上司不厚此薄彼，不存私心，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成绩，公平地处理每个人的错误。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奋力追求上进并尽力维护上司的权利，成为上司压不垮的脊梁。

    有人说：“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一碗水要端平。”简单的一句话，却完美地诠释了一种管理的智慧。左宗棠正是将一碗水端平，树木毁坏，就只对“罪魁祸首”毛驴问罪，宽恕其不知规矩和后果的主人；侄儿犯法，则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依法处置。左宗棠始终怀有一颗平等之心，自然而然会得到部下和百姓的信任和尊重，管理自然毫无压力可言。相反，若是左宗棠做不到这一点，总是将重心倒向某一端，那么他碗里的水迟早会完全流失，最后空空如也，左宗棠也会因此而遭到部下和百姓的离弃，众叛亲离，失道寡助，这样的左宗棠恐怕早在初出茅庐之际就被压垮了。

    “将一碗水端平”有时的确很难做到，但想要提高群体的凝聚力，获得部下的尊重和信赖，你就不得不像左宗棠一样公平公正。

    古往今来，大凡成功者往往都是左宗棠一样的高明的管理者，诸葛亮要以公平服众，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曹操曾规定无论何人之马只要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就格杀勿论，为了以公平服众，在自己的马进入田地以后，他也要“割发代首”。

    历览古今多少事，将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最不可缺，这不仅是一个人做人处世的必需，更是一个想要依靠团队顶住压力的管理者成功的前提条件！只要你手中的天平不倾斜，当你的队员们发现你公平地对待每个人时，他们自然会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战斗”中，成为你最坚实的脊梁！

    4.惩贪奖廉，别被“贪婪者”压垮

    左宗棠在官场纵横捭阖的岁月，正是清朝官场最腐败不堪、贪污受贿最严重的时期。

    左宗棠深知腐败贪污对于强军、强国的危害，他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受到这种腐败风气的感染，所以他始终在思考如何反腐倡廉。经过长期思考以后，左宗棠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先将义利之辨剖析清楚，而后正纲纪、清仕风；二是严惩贪污腐败行为，不让贪污者存有侥幸心理。

    左宗棠认为，见事贵在明理，不明道理就很难辨别是非，自然容易败坏风纪。

    就拿当官的人来说，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今天将就、明天将就、后天继续将就，事事苟且，必然养成贪污腐败的习气。

    他曾在《〈林文忠公政书〉叙》中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思乱之生由于民情之不靖，实由于吏治之不修。”

    在左宗棠看来，“吏治不修”是造成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一大原因，只有大力整饬吏事，根治腐败，彻底拔除管理中的“蛀牙”，才能避免整个管理系统瘫痪乃至被压垮！

    为了根治腐败，左宗棠提议严格按法律办事。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治标治本，避免贪婪者暂时收手，等风声过后再次继续贪污腐败，而且能够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左宗棠初入仕途之时，率军进入浙江，收复杭州以后，他发现浙江政府统治腐败，苛捐杂税重重，当地人民生活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为了惩处贪婪者，肃清吏治，左宗棠减漕粮浮收、停关税、行盐票，接着又大肆惩贪奖廉。

    当时，全国各地十分盛行买卖官职，浙江也不例外。当地很多官吏都是花钱捐来的，这些人把做官当成做生意，下了本钱，就大肆狂征暴敛，拼命地捞本取利。左宗棠看到浙江乌烟瘴气的官场，深恶痛绝，下定决心要严惩这些贪婪者。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左宗棠还要凭借手下的这个团队顶住强压重击，当然不能让这些“蛀虫”再增加他肩头的压力。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劾奏道府以下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例如：温处道支方廉，年老才庸，左宗棠奏请勒令休致；署玉环厅同知白让卿昏鄙不职，署常山县知县王兰心殊狡诈，开化县知县曹建春庸懦糊涂，试用知县江允中轻佻放纵，先用知县刘心濂工于作伪，升用知县王恩溥嗜好甚多，左宗棠统统上奏请旨将其革职，永不录用。而对于廉洁有才能的人，左宗棠理所当然地大力提拔，先后奏调二三十人。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调任福建。一安顿下来，他马上就开始研究当地的吏治，毫无疑问地发现当地吏治跟浙江一样腐败不堪，于是，左宗棠马上上奏清政府，历陈福建的困敝情形，指出：“问守令，则朴干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其作官也，俨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

    这样的现状让左宗棠纠结不已，他想要一支强大的队伍，一支能够帮他顶住压力、为他平步青云劈山开路的精锐之师，眼前的“贪婪者”们明显难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于是，左宗棠再次使用手中的权力，奏请将周开锡、吴大庭等人调至福建，以供差委，同时对福建的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在给福建巡抚徐树人的信里写道：“贪吏如某某，请挈弟衔劾办。此外尚有应参者，容再闻奏。”又特别强调：“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这是宋代贤臣范仲淹的名句，左宗棠在此引用，意在告诫徐树人：揪出一个大贪官，他的老婆孩子哭得伤心，天下百姓拍手称快，总比任由他们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使得天下百姓哭得伤心要好！

    左宗棠惩治贪官向来遵循这一原则，后来在甘肃查处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他说：“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然而，实际查办起来，事情却比想象中要混乱且困难得多，不仅杨国光的下属们纷纷为他弥补漏洞，提供虚假供词帮其开脱，就连杨国光的上司也对左宗棠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实事求是”，实际上却“随俗波靡”，该做的绝对不做，不该做的统统放任自主，对查办杨国光劣迹一事“漫不加察”。

    左宗棠对此十分无奈，最后感慨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于是，左宗棠果断地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等官员统统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要求自己的部下要记牢七个要诀，即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世。他本人也按照这一要求对部下进行惩贪奖廉。惩贪是主要的手段，而奖廉则是不可或缺的辅助方法。因为世上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总会千方百计地追逐名利，正如班固所言：“众人之逐世利，如青蝇之赴肉汁也。”一味地严惩，往往容易适得其反，相反，适当地奖廉，则会取得意外的效果。

    左宗棠相信，一个人想要升官自然是为了发财，名与利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严惩不贷，一方面适当奖励，让部下们在严格统治之下尝到甜头，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清王朝发放养廉金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惩贪奖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一个管理者，往往需要依靠他的团队才能顶住巨大的竞争压力，取得进一步成功。所以，很多管理者都对员工实行严格管理，不过，聪明的管理者肯定会学习左宗棠，在适当时机给予部下奖励，像如今一些单位丰厚的月奖金、季度奖、年终奖，就跟左宗棠的奖廉、清王朝的养廉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5.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才是胜利的根本

    韩信有句名言：“（兵）多多益善。”人们又常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到底哪一句更正确呢？相信左宗棠绝对会无条件选择后者。他向来相信，一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精锐之师，能胜过数倍于己的泛泛之辈。

    咸丰三年（1853），长沙城被太平军包围，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心急如焚，最后在胡林翼的建议下，便多次派人礼聘左宗棠，终于请得四十一岁的左宗棠出山入幕，为张亮基出谋划策，成功地保住了长沙城。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给女婿陶少云的信中写道：“用兵无他，只要训练得法，谋略总须先贼一招，自然得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凭借左宗棠出奇制胜的策略，长沙得以保住，然而，由于一些军队将领自身素质不行，其手下兵马也毫无斗志，使得左宗棠剿杀太平军的计谋未能实现，左宗棠对此甚感遗憾。他充分认识到训练对于用兵打仗的重要性。

    咸丰十年（1860），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开始在长沙组建自己的军队。

    左宗棠吸取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将“兵贵精”应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选用了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等人为将，让他们招募精装朴实的营勇，组成楚军。为了更好地训练和作战，在编制时，左宗棠不照搬楚军三百六十人一营的制度，而是前、右、左、后营每营五百人，而中营前、左、右、后哨每哨三百二十人。军队组建好以后，左宗棠带军从校场移驻金盆岭，晨夕训练，“渐有头绪”。

    楚军在长沙集中训练两个月以后，开始正式参与战斗。左宗棠率军从长沙向东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入江西，直奔曾国藩在皖南祁门的湘军大营。这是左宗棠自己训练军队后的首次出征，左宗棠踌躇满志，雄心勃勃。

    他相信这两个月的训练绝对拥有奇效，也相信凭借这支军队，自己一定能够顶住即将到来的各种压力，一路顺风顺水。他在家书中写道：“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当时，太平军的新任军事统帅李秀成、陈玉成等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重挫清军，解除了清军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直接威胁，继而率军反攻，开始分兵向长江南北并进。这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围困天京上游屏障安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愈演愈烈，左宗棠率军到来，正好可以援助曾国藩抵抗太平军。

    同年十月上旬，太平军南路西征军侍王李世贤的军队攻克了安徽徽州，直逼祁门。祁门是曾国藩湘军大营所在地，形势万分危急！左宗棠就在这时驾着彩云到来了！他带领楚军迎击北上的广东会党军，旗开得胜，左宗棠十分开心！接着，左宗棠带军赶往前线，成功地解了祁门之围。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左宗棠耗费数月精选勇士、晨夕训练，其效果果然可见一斑。只以区区数千人，就解了曾国藩坐以待毙的局势，其关键是什么？恐怕不仅仅是左宗棠的奇谋百出，还有楚军的训练精良。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办事效率也难敌众志成城，面对危机局势，左宗棠身上的压力前所未有的沉重。想要消除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就不得不依靠他手下的五千楚军。

    左宗棠很聪明，为了强化楚军的能力，事先在训练上下足了功夫，所以面对太平军的千军万马时，仍然游刃有余！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进军新疆之前，左宗棠再次把精力放在了整饬军队上。他严查吃空饷、体弱多病的情况，本着“择其壮者为兵，散其弱者为农，兵责以战，农责以耕”的原则整编队伍，使原本的西征大军一下子缩减了一半。

    例如，满人金顺部原本四十七营，缩编后只剩十九营；景廉部原本三十四营，缩编后成十九营；徐万福招募的四营湘勇缩编为三营。与此同时，左宗棠还购买了大量军火，对西征军队进行武装先进化，并专门训练士兵的射击、开炮等，做足了利用军火作战的准备。

    此外，左宗棠也加强了练兵的力度。左宗棠认为，练兵最重要的是练心，然后是练胆，最后才是练体力和格杀技巧。所谓“练心”，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思想教育工作，左宗棠先从思想上激发士兵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为朝廷去战斗，楚军和西征大军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秘密武器，因而特别强悍。

    “练胆”就是用我们常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理念给士兵们洗脑，让士兵们个个猛如豺狼。在左宗棠的特殊训练下，就连被公认为不能打仗的八旗兵、绿营兵也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左宗棠曾在家书中写道：

    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譬如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紧要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果于“节制”二字实有几分可恃，临阵复出以小心，则事无不济。

    在这里，左宗棠将打仗比作学习，读书、作诗文、习字都是平时练兵必不可少的功夫，而打仗就如同入场考试一样，虽然得失会在一日之内出现结果，但本领的大小却是平时训练出来的。所以，战场上，计谋、策略虽然重要，平时的训练仍然十分关键。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磨刀”就是修炼自己各方面的功力，提高自身硬件设施。古人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把工作上的挑战和压力当成左宗棠的战争，那么“磨刀”就是战争前的练兵和整饬军队，只有军队战斗力提高了，才能够在各种压力下像左宗棠一样顽强成长，最终取得成功。

    做一件工作也是如此，比如你拿到某个项目，应该先结合部门实际查找问题，制定解决措施，然后再抓住工作重点，确定工作的具体实施，这样虽然花了几分“训练”时间，但却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措施，工作开展起来就会有条不紊，效率反而更高。

    我们常说“厚积而薄发”，左宗棠隐居乡间数十年，虽然是由于落第不得已而为之，但他仍然抱着日后会“用兵打仗”的目标，不断自我训练，以至于初次出山入幕就让天下人刮目相看。真正用兵打仗之时，他又专门拿出时间训练军队，把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建立起一支上规模、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军队以后，才正式开进战场，从而使得将士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赢得了无数次胜利。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国家风雨飘摇，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起义军此起彼伏，老板、上司、同事乃至下属和百姓都密切关注着左宗棠的成败，左宗棠肩头的压力之大实在难以形容。但凭借事先的训练，打造出一支战斗力卓绝的军队，左宗棠理所当然地顶住了这些压力！这就是“练兵”的强大效果之所在！

    6.激发出斗志，才能顶着压力迎难而上

    在率领部下冲锋陷阵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高山险阻，这种强大的压力往往会令一些“士兵”士气低迷，影响整个队伍的斗志。对于这种情况，左宗棠有深刻的认识。

    左宗棠说：“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古往今来，大凡军事家都知道以士气的盛衰来判定兵事强弱胜败的道理，左宗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养气”与程朱理学结合在了一起，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用兵之中。

    激发士兵的斗志，促使士兵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有我无敌的气概，才能充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和坚定性，收到“克敌”的效果。如此一来，摆在面前的压力也就不再是压力了！

    光绪二年（1876）三月十三日，左宗棠抵达肃州，准备指挥大军出关，西征收复新疆。然而，就在左宗棠忙着召开军事会议，准备率军出发之际，却出现了一件怪事。

    当时驻在肃州的主力部队是刘锦棠的老湘军，这些士兵跟随左宗棠南征北战多年，向来勇猛无敌，所向披靡，但这次，不少人却出现了畏战、厌战、不愿出关的负面情绪。南方人来到西北，长期水土不服，已经让他们十分郁闷，听说又要去新疆，想想一路上沙漠戈壁、飞沙走石，夏天热气蒸腾，冬天朔风大雪，不用亲身经历，他们就已经彻底崩溃了。

    而其他各路兵马几乎就是看老湘军行事，要么不敢打先锋，要么即便敢做先锋，也在不断窥察主力部队老湘军的动静，看到老湘军一个个士气低落，他们自然也没什么斗志了。

    一开始，左宗棠十分纠结。所谓“打仗以胆气最贵”，这样下去，就算强行出关，真到了战场上，面对接踵而至的重重压力，大军也会不战自败。

    可是这种情况又不能单靠军法处置，若是个别人的问题，可以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但士兵普遍士气低落，只能正面教育，想办法激励、鼓励他们，促使他们变消极为积极。于是，左宗棠就和刘锦棠密商，决定效仿宋朝大将狄青用占卜之法激励将士的战斗情绪。

    他们定下计策以后，各自回去精心布置。第二天，大军启程缓缓向肃州城进发。当他们经过董字营前时，一名湘军老兵忽然从行列中跑了出来，高声大喊，直奔到左宗棠面前。

    亲兵见状，连忙拉住他，但他始终不肯离去，反而大喊道：“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可是好几个月不发军饷，无衣无食，如何打仗？请发给一个月军饷，让战士们吃饱了，一起出关杀敌！”听到这个老兵的话，将士们都大吃一惊。刘锦棠所率领的老湘军原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爱兵如子，深受部下爱戴，被称为老统领。刘松山战死以后，老湘军悲愤难当，统统化悲痛为力量，奋勇当先，为刘松山报仇雪恨。此时，忽然听到老统领英魂下凡，还口口声声要去新疆打仗，将士们顿时激动异常，满腔热血沸腾起来！

    左宗棠马上抓住时机，细数刘松山英魂不散、精神永在的崇高精神境界，并命令大家以十分虔诚之心向空遥拜，以表达对老统领的敬意，甚至亲自带头向空中顶礼膜拜！

    接着，左宗棠又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焚化了大量纸钱、车马、衣服、兵器等。这样一来，刘松山英魂显灵要带领湘军打先锋、收新疆的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军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这次刘松山显灵事件是左宗棠一手策划的，但效果非凡，等于为西征大军召开了一次誓师动员大会。当时的社会，上自皇室、官僚，下至士卒、百姓，无不迷信。左宗棠就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和将士们对刘松山的崇敬、怀念心理，导演了这出英魂显灵的好戏。

    对于激发将士们爱国杀敌的斗志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经此以后，部队中人人摩拳擦掌，个个奋勇当先，那种厌战畏难的负面情绪一扫而光，全都变得情绪激昂起来。于是，西征大军顺利地大举出发了。

    大军出关以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地带。大军所行之处，天空中时常有数万只乌鸦随着军队飞行。军队停下歇息时，这群乌鸦就在天空盘旋飞翔；军队拔营前行，鸦群就飞翔在前，时时不离左右。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乌鸦是不祥之鸟，“乌鸦当头叫，灾祸要来到”。将士们看到这么一大群乌鸦随军而行，不由得心头再起阴霾，议论纷纷。左宗棠也十分担心这会影响将士们的斗志，就灵机一动，宣称这些乌鸦都是老统领派来助战的神兵，来给西征大军引路，堪称最好的向导。

    玉门关外本就生物稀少，很难见到这种盛况，将士们不由得信以为真，认定这些“乌鸦兵”是老统领英灵派来助战的，顿时感奋不已！

    就这样，斗志高昂的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山险阻，进入了人烟罕见的大戈壁。戈壁气候异常，环境险恶，将士们不由得心生畏惧，军中更是传出谣言，说戈壁中有巨怪，专门偷吃活人、牲畜，听到人马声，就会刮起一阵飓风，顿时飞沙走石，天地昏暗，妖怪随风而至，把方圆百里内的人畜统统吃光。

    谣言不胫而走，军中人心惶惶，都不敢继续前行。左宗棠得知以后，知道将士们的斗志又受到了影响，忧心不已。原本远征就是冒险的行为，若是斗志受损，必然一败涂地。

    于是，他装作怒气冲冲地说：“哪来的妖魔？胆敢来侵犯我西征大军吗？只要它敢出来，我们就开炮轰它，让它死无全尸！”接着，左宗棠传令全军，一路上不时鸣炮。一路走来，没有见到半只妖怪的影子，将士们都认为左宗棠天威，有神灵相助，斗志由此大振，终于顶住了中外压力，成功地收复新疆！

    大凡战争，士气的作用十分重要，一支没有斗志的队伍肯定要吃败仗。左宗棠深知这一点。同样，他更知道“哀兵必胜”的道理，怀有哀悯之心的队伍由于符合了事物的正理，所以必然能够获胜。所以，当他发现将士斗志全无之时，就巧妙地安排了“刘松山显灵”的事情，借由已故刘松山的崇高精神和将士们对他的怀念、敬畏之情，激发全军斗志！

    虽然左宗棠使用的方法对于现代人而言很难奏效，但其目的却是值得肯定的。一旦燃起生命的斗志，每个人都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努力寻找成功的机会。越是巨大的压力，他们越会自告奋勇地迎难而上！人，最可怕的不是遭遇多大的生活、工作、竞争压力，而是缺乏斗志，缺乏战胜困难、抵抗压力的信念！左宗棠半生潦倒，深谙消除压力的方法，所以他总能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激发部下的斗志，将他们铸成帮自己顶住压力的铮铮铁骨。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济、精神、政治等方面的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相应地，追求利益过程中的压力也是必然存在的。

    其关键不是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而是如何激发斗志，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很少有人不会面临压力，想要成为新世纪的“左宗棠”，顶住压力，平步青云，首先要学会激发斗志！激发自己的斗志，激发自己团队中每个人的斗志，联合起来，组成“圣斗士”军团，迎面砸来的压力也就不攻自破了！

    7.危急时刻，淡定的人生压不垮

    面临风险时，大部分人都会变得悲观、退缩、害怕，这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了。

    作为压不垮的英雄楷模，左宗棠十分善于应对危机，更善于示范给团队看“局势是安全的”，淡定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压力，使得部下们信心十足地跟随自己前行。最明显的一次，莫过于景德镇之围。

    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刚刚步入仕途，奉命组织了楚军，开始接受作战任务。当时，太平军连打几个胜仗，解除了清军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直接威胁，开始分兵西征，并分三路大军分别从东、南、北三面进攻祁门，继而拿下了彭泽、都昌、鄱阳、浮梁等地，切断了祁门曾国藩湘军大营的粮道和文报。

    曾国藩顿时陷入了困境。这对左宗棠和曾国藩来说，都是一道重压。左宗棠得知以后，却丝毫不见慌乱，淡定从容地分析局势，继而派兵回防景德镇，以防祁门仅剩的这条补给线也被切断。丢掉这条补给线，祁门大营就将必丢无疑！此后，左宗棠向太平军发起反击，夺回了浮梁城，分兵驻守浮梁、婺源，他本人则督军驻守景德镇。

    与此同时，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江西，直奔武昌。李秀成知道左宗棠用兵如神，极富谋略，本不想跟左宗棠的楚军交锋，可是走到半路忽然改了主意，决定顺路拿下石门镇，夺取粮草。

    于是，李秀成率领大军向石门镇发起猛攻。李秀成采用的是太平军的惯常战术，一面攻城，一面令大军不停挥舞战旗，同时敲响数百面锣鼓，再加上枪炮声、呐喊声，气势十分雄伟。

    石门守将全克刚在城楼上看到太平军如此壮观的场面和浩大的攻势，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面命令将士们死守石门，一面派人向左宗棠求援。

    左宗棠初次率领自己的队伍出湘作战，本就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又接连获胜，更是欣喜若狂，信心倍增，正要寻找机会跟李秀成决战，一展楚军威风。

    得知石门的危急情况以后，他马上派遣王开琳、王开化率领驻扎在景德镇的五千楚军赶赴石门救援。我们都知道，此时的左宗棠手下总共也就五千楚军，倾巢出动，简直是在玩火自焚，万一被李秀成乘虚而入转攻景德镇，那形势将难以挽回。

    但左宗棠认为李秀成正全力攻打石门，根本没工夫顾及景德镇，而且他也不可能知道景德镇倾巢出动。为了以防万一，左宗棠命人在城墙上遍插旌旗刀矛，让留城人员，不论老弱病残，统统披挂上阵，轮流上城头巡逻。

    如果按照左宗棠的剧本发展，事情也就很容易搞定，左宗棠也就不会遭遇多大的压力，更别提危机事态了。

    但人生原本就是由各种意外组合而成的，更何况左宗棠这样一位英雄的人生呢！楚军派出去的第二天，景德镇里的两个太平军间谍就摸清了城里的一切。他们欣喜若狂，连忙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给了李秀成。李秀成简直是喜出望外，马上决定分兵攻打景德镇，命他的养子李容发率领三千兵马日夜兼程进攻景德镇。

    这是左宗棠始料不及的。当他得知李秀成分兵攻打景德镇时，李容发的兵马已经在五十公里外了，调军已经来不及了！形势十万火急！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压力！

    成败不仅关系着景德镇的存亡，更关系着祁门大营的存亡，乃至左宗棠本人的生死！左宗棠心急如焚，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兵，不能乱了方寸，在这种危急时刻，更要保持镇定，从容淡定，做好部下和全城百姓的“主心骨”。

    冷静分析以后，左宗棠认定城里有间谍，不然，何以楚军刚刚离城，李秀成就马上派人来打景德镇了呢？可是，如今景德镇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拿什么来应付？难道效仿诸葛亮再唱一次“空城计”吗？可“空城计”乃是千古绝唱，只能唱一次，不能唱第二次。左宗棠越想越纠结。

    但是，敌军正不断迫近，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尽快想出应对策略。左宗棠打定主意，决定利用城里的间谍，唱一出新版“空城计”。

    他一面火速派人通知王开琳率军返回救援景德镇，一面在城内散播消息，说王开琳率领的楚军大获全胜，大败太平军，活捉李秀成。为了把戏演得逼真，左宗棠更是派人在楚军总部衙门张灯结彩，大放鞭炮，召集景德镇的文武官员、商号老板以及社会名流来总部衙门庆贺，左宗棠本人则穿起朝服，在大门外笑容满面地迎接宾客。一时间，景德镇城内真如取得胜利一般，热闹非凡。

    城中的太平军间谍始终密切注视左宗棠的一举一动，得知这些情况，心急如焚，马上出城向李容发报告。李容发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心急火燎，顾不得攻城了，直接命令全军掉头往回走。不过，与诸葛亮退敌司马懿“一去不返”有所不同，李容发半路得知被骗，又率军杀了回来。

    左宗棠早就料到李容发会返回来，早已经披挂整齐，从容淡定地恭候在城楼上。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黑夜里光线昏暗视物不清，李容发看到城楼上号令严肃，井然有序，以为左宗棠已经调来了援军，不敢贸然进攻，只令部下向城楼射箭放炮，绑扎云梯，准备等次日天亮以后正式攻城，活捉左宗棠，以雪心头之恨！

    一夜的时间，已经足够左宗棠召回王开琳！第二天清晨，两军正式对阵，此时的左宗棠更加从容淡定，完全不把李容发放在眼里了！因为王开琳已经率部赶回。

    当李容发准备下令攻城时，左宗棠却率先擂起战鼓，下令前后夹攻。太平军顿时阵脚大乱，溃败而逃！

    危急时刻，左宗棠这种淡定气质，往往是为大局考虑、全面考虑的表现。他不是只考虑自己的情况，而是从大局入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周围人看到他的态度，自然而然会受到感染，镇定下来，在他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从而避免更多失误，力挽狂澜。这种领导者往往能够得到部下的认可，成为部下心甘情愿追随、为他赴汤蹈火的领袖！

    古今中外，像左宗棠这样面对危急时刻仍淡定沉着应对的人数不胜数。在遭遇突发事件时，他们总能处变不惊，冷静分析，从容应对。这种人，必然是任何压力都压不垮的！

    有人可能对此纠结不已，自己根本没有那种领袖气质，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呢？事实上，没有人天生就是领袖，左宗棠也不例外。他跟其他所有领袖一样，身上所具有的领袖气质，都是在一日日的锻炼中成就的，尤其是危急时刻。危急时刻往往最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能够冷静从容应对的人，往往能够顶住各种压力，成就一番事业。

    就像左宗棠，他身上的大将风范和从容气度，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经历了无数场血雨腥风、金戈铁马以后才修炼而成。现代生活中同样如此，想成为左宗棠一样压不垮的成功者，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份淡定从容也绝非一日所能成就的，必须时刻注意强化自己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学会事前多考虑，事后多反思，放宽眼界，把握全局，站在高一点的地方统筹全局！

    8.让人心悦诚服，才能稳坐“钓鱼台”

    左宗棠是个令人佩服的人，更是个善于令人佩服的人。几十载戎马岁月，他混得风生水起，哪怕面临再大的压力，他始终能够沉稳冷静应对，令敌人心胆俱裂，令部下心悦诚服，甚至连始终不待见他的同僚们也不由得佩服赞叹。

    这是左宗棠始终压不垮的一大原因，更是左宗棠轻松驾驭千军万马的秘密所在！

    对于领导者，古人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诚服也。”基于权力的压服始终难以肝胆相照，又何谈共同进退、生死与共？只有借用人格感染力，让部下和百姓敬佩、热爱、信服，才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感召力，塑造起受用终身的领导者形象。

    左宗棠深谙其中道理。他自比诸葛亮，早年就以“明将”自期，从事军事活动以后，用兵策略往往高人一筹，令敌人、部将无不佩服！

    咸丰十一年（1861）春的江西乐平之战，就是左宗棠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后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太平军大举西征，连克数城，李世贤大军更是奇袭拿下景德镇，切断了祁门湘军大营的生命线，四面包围祁门，湘军军心大乱，形势十万火急，曾国藩在绝望中甚至想到了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就完全寄托在了左宗棠身上。左宗棠正驻守在乐平，他迅速整顿军队，投入战斗。

    左宗棠手下只有数千之众，李世贤却有十余万的大军。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几乎没人对左宗棠抱以希望。但左宗棠毫无惧意，毅然决定主动出击，以吸引敌方的兵力，转移敌将的视线，牵制敌军，从而减轻祁门湘军的压力，保住祁门湘军大营。

    李世贤果然中计，马上回军进攻乐平，大军直抵乐平城下。祁门的危机解除了，但左宗棠却面临了重大的压力，乐平城久坍废，缺口甚多，根本没法凭借城墙坚守，形势仍旧十分危急。各方人马都密切注视着乐平，仿佛已经看到了乐平兵败城破，左宗棠战死军前。

    左宗棠当然没有给悲剧上演的机会，他在城东南挖掘外壕十余里，设置防御工事，又引长畈水塞堰，造成大片泥泽，以限制太平军骑兵的行动。一开始，双方互有伤亡，等到决战当天，天气骤变，风狂雨急，畈水暴涨，左宗棠顿时心花怒放，借着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虚张声势，突然对太平军发起反攻，大败太平军。

    消息传出，天下哗然，左宗棠以少胜多的精彩“演出”顿时成了经典案例，广受好评。原先对左宗棠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国藩更是钦佩不已，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在运筹指挥方面的才能是“深明将略”，已经远远超过“时贤”。

    左宗棠部下的楚军，看到左宗棠把握全局、运筹帷幄的能力以后，对其更是心悦诚服，更加死心塌地为其卖命，成为左宗棠日后在重重压力下昂首前行的坚实后盾！可以说，这一次心悦诚服，胜过了别人笼络人心的千方百计！

    西征新疆之际，同样发生过这样一段类似的小插曲。不过，这一次没有乐平之战那么凶险，只是有惊无险，但左宗棠的运筹帷幄同样让西征将领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进军哈密的途中，大军晓行夜宿，很快就走了将近过半路程。这天傍晚，大军到了一处山林茂密、有水有草的地方，并在此扎营安歇。将士们经过一天的行军，都已疲惫不堪，吃过晚饭就早早睡下了。

    左宗棠照例早睡，等到半夜三鼓再起床治理军书。那天他起床后刚披上衣服，就听到“笃笃”的击柝声，这是值勤将士巡夜打更的声音。但细听之下，左宗棠很快就发现了异样，那击柝声与往常不同，仿佛有回声。左宗棠立刻把将领们叫起来，命令连夜拔营，移军三十里！

    将士们正沉浸在睡梦中，忽然被叫起，还要移营，十分郁闷，一时间，军营中简直怨声载道。几位将官也不明所以，向左宗棠请求是不是应该等到天亮再走。左宗棠顿时火冒三丈，呵斥将官不许多说，赶紧拔营起寨。

    看到左宗棠如此大发脾气，将士们不敢多言，立刻收拾行装前进。军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只听一声巨响，原宿营地就完全沉陷了下去，埋伏在周围山林中的回兵残部突然杀出，可是左宗棠已经率军离开，他们完全扑了空。原来回军残部料到左宗棠会走这条路，就事先挖了一个大坑，虚掩土草木片，设下埋伏，准备来个瓮中捉鳖，只是没想到被左宗棠识破了。将士们受了一场虚惊，无不对左宗棠心悦诚服，纷纷感叹自己果然没有跟错上司。

    古代行军打仗，将领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如何凝聚军心、收服部下，又是将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否则，一旦你全面放权，让部下放开手脚，去按自己的部署行事，而恰恰这位部下怀有二心，岂不是等于自掘坟墓？

    所以，在众多压力下无往不胜的左宗棠提出：“凡将将，须先得其心，不必以权势相压。昭烈亲武侯，而关、张不悦，在昔豪杰，亦所不免。当统领之人，不患无权势，患在不能下人，而必欲强人以就我。”凡是统率将领，一定要让他们心悦诚服，这样才能获得他们全心全意地效忠。

    不管是像左宗棠一样行军打仗，还是混迹于现代职场、官场，威信都是一个领导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试想，若是左宗棠没有威信，无法让部下对自己心悦诚服，只是凭借单纯地“军令如山”来统率全军，他手下的精锐之师能为他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助他冲破太平军的压力，脱颖而出，继而又助他镇压回军，收复新疆吗？当然不能。

    威信不是靠空架子摆出来的，也不是拿小恩小惠收买来的，而是靠左宗棠自身过硬的专业技能、卓绝的大局观、超人的运筹帷幄树立起来的。可以说，左宗棠在军中的威信是靠他在部下面前、在对敌抗战之中的一言一行、方方面面以及精彩的用兵策略一点点经营起来的！

    美国成功心理学大师希尔博士说过：“真正的领导能力来自让人钦佩的人格。”这简直是对左宗棠收服部下的真实写照！左宗棠在统率团队时，不仅仅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更将各种高尚品德融入了自己的精神品质之中，做到修身养性、提高专业技能两不误，从而成为能够统御他人的人！部下们出征作战、处理行政事务，总是习惯于向上看，领导者的魅力和光彩能够折服他们，让他们心悦诚服，他们必然会死心塌地地出生入死，鞠躬尽瘁，帮助领导顶住一切压力。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我们就可以知道，作为领导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要承担各方各面施加的压力。

    这时候，你能依靠的人不是你的上司，更不是你的同级，而是你的部下！只有让你的部下对你心悦诚服，你才不至于被压力压垮！左宗棠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始终都在用心经营他的队伍，努力征服他的部下们！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领导者是不是内行，部下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想要收服你的部下，得到部下的认同，让你的部下成为你坚强的后盾，帮你顶住压力，铸就辉煌，你就应该学习一下左宗棠，不时显示一下你的才华，用事实威慑住心怀质疑的部下！这样，无论面对何种压力，你都能稳坐钓鱼台！

    9.注重实践，才能成为“常胜将军”

    孔老夫子曾曰：“我战则克。”又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其潜台词就是：任何事情都必须通过亲身实践才能确知，没有亲身实践过，就不能深信不疑，更难以找到最佳对策。对这一观点，左宗棠十分赞同。他曾经在家书中这样描述初到江西督战的情况：

    吾昔尝以未临前敌为恨。自到江西，往往策马督战。初犹皇戚，久则胆气愈壮，心志愈定，虽杀声震耳，矢石当前，而毫无怯惧之色。以是知凡事之不可不历练也，今而后可免纸上谈兵之诮矣。

    就连左宗棠这样的人物，在刚刚上战场时，都会感到害怕，时间久了，才逐渐觉得胆气越来越壮。可见，实践对于任何人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调任浙江巡抚，督办浙江军务，并在浙西战场上打开了局面。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摧毁了太平军在浙江的防线，连克数城，扫除了东进的障碍，将矛头指向浙江巡抚衙门杭州。当时的杭州已经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杭州东南的绍山、萧山已被清军占领，东北的嘉兴也正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

    不仅如此，在清军浩大攻势的压迫下，太平军军心已经开始动摇，不时发生开城投降事件。形势已经开始一边倒。

    但要攻下杭州仍非易事。左宗棠没有躲在大后方的军营中，对着地图指挥军队，而是亲自率轻骑来到杭州西边的余杭城察看地势。左宗棠发现余杭城依山傍水，地势辽阔，交通发达，即便清军此时控制了两面，杭州、湖州等地的太平军仍可往来自如。

    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左宗棠意识到余杭是杭州的重要枢纽，于是果断调派重兵围攻余杭城，同时派兵切断杭州与余杭的联系，随时准备进攻杭州。太平军果然中计，立即派兵支援余杭，把重点放在了余杭防御上。于是，左宗棠趁机派兵拿下杭州，进而夺取余杭。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纸上谈兵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很容易脱离实际。左宗棠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干脆亲自来到前线考察地势和督战。这一实践活动看起来简单至极，对于行军作战来说却意义非凡。

    战争往往讲求“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而地图再精确，也没有实地考察来得直接。所以，虽然看起来左宗棠只是象征性地实践一下，却对整个战争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实践出真知，说的就是左宗棠这种利用实践寻找抗压方法的行为！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奉命西征，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平捻。

    在前往前线的途中，左宗棠的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捻军声势浩大，湖北也为之震动，形势十分危急，必须得好好策划一番才行，然而他在福州时就已经心力交瘁，所以，这对他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压上加压。

    左宗棠冥思苦想，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对策。为此，他特地写信邀请老朋友王柏心在汉口会面，共商对敌之策。

    王柏心曾与左宗棠一同在张亮基幕府做事，此人工于心计，足智多谋。不仅如此，他还曾在林则徐和罗文俊手下做过幕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又悉心研究过陕甘的局势，了解捻军、回军以及流窜到西北的太平军余部的情况。

    左宗棠向他询问的确是找对了人。俩人会面以后，王柏心细数捻军和回军的情况，让左宗棠对西北局势有了进一步认识。此时，左宗棠虽然没有到达前线，可是王柏心的介绍给了他“战前预热”，他开始修订自己在西北的战略方针，提出“先捻后回”的进军政策。

    与王柏心的会面给了左宗棠很大帮助，但不得不说，这次会面仍是“纸上谈兵”，左宗棠还没有到达前线，就定下了完整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前者通筹全局，的确行之有效，但后者，由于前线局势风云变幻，没有亲身实践就妄下断言，实在非常不妥。这也为左宗棠初期平捻失利埋下了伏笔。

    当时，左宗棠奉命剿杀西捻，捻军虽然武器落后，但人多势众，转移迅速，很难轻易消灭，对此，左宗棠早就想好了策略。到达潼关以后，左宗棠开始实施已经酝酿好的剿捻计划，即专门对付西捻军流动作战的“兜剿”。

    那时捻军正在西安以北的富平一带活动。富平是个绝对的剿杀良地，北靠北山，南临渭河，东据洛水、黄河，西有泾水，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封闭圈。

    左宗棠决定利用富平的有利地形，来个“瓮中捉鳖”。他命一军封锁渭河的各处偷渡之路，同时命刘松山等人控制去往北山的道路，继而卡住渡口，封锁渭河，将西捻军围困在渭水以北、泾洛两河以东、北山以南、黄河以西的狭长地带中，加以歼灭。

    部署兵力时，左宗棠认为北山以北多是山地，又缺少粮草，捻军骑兵不会北进，而泾河水涨，难以西渡，捻军只能向东或向南突击，所以他将设防重点放在了黄、洛东线和渭水南线。

    这种兵力部署充分证明了左宗棠缺少对西捻军实际作战能力和作战风格的了解，注定了“兜剿”计划的失败！“兜剿”计划展开以后，西捻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北进，渡过白水，轻松突破了左宗棠的包围圈，进入北山。

    且说西捻军成功突围以后，转而联合附近回军，对清军展开猛烈攻击。虽然左宗棠立即调整方案，重新部署攻防，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实战经验做支撑，一时间，难以招架西捻军与回军的纵横攻战，几乎疲于奔命。他在写给陈湜的信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当时的颓丧情绪：“弟昼夜筹调军食，须发为白，究于大局无能为力，仇恨何言！”

    这是左宗棠自出山领兵以来受到的一次大挫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缺乏实战经验，对自己的“纸上谈兵”过于自信。再看跟他合作、负责剿杀东捻的李鸿章，由于实战经验较为丰富，逐渐掌握了捻军的作战风格，开始扭转乾坤，不断重创捻军。

    经此一战，左宗棠更加重视亲身实践。此后，征剿陕甘回军、收复新疆，他无时无刻不亲临战场，从实际战斗中总结经验，寻找应敌策略，成了战场的常胜将军。

    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实践才能出真知！左宗棠收复浙江、攻克杭州，是因为他与太平军作战时久，了解太平军的作战风格，所以虽然初入战场，压力巨大，他仍能轻易化解之。而奉命剿杀捻军，他虽然事先做了“预习”，但毕竟缺乏实战经验，只凭着“纸上谈兵”，自然难以应对，这就注定了“兜剿”计划的失败！可见，只有亲身实践，才能找到最佳对策！

    战场上如此，生活中亦是如此。

    就拿拍照来说，课本上详细介绍了构图、用光、选景等理论知识，但即便你把这些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没有亲身实践，仍然无法提高拍摄技能，只有当你将这些理论知识落实到拍摄实践中，才能够使自己的摄影水平有所提高。

    这跟左宗棠所说的“军旅之事，必亲历而后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左宗棠深知，作为一个管理者，在与团队一同前进的道路上，总是难免遭遇各种各样的压力袭击，这时候绝对不能害怕失败，更不能因为一点点小困难就退缩，只有多去实践，才能摸清其中道理，找到最佳对策。如此一来，成功不就在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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