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畜之间-男人的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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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脚,本应撑在底下,有了危险躲到旁边晾起来就是“跪”。

    有所祈求要跪。参禅拜佛,祭奠祖宗,求神灵保佑,以及感谢别人的大恩大德。

    男人下跪一般都没有好事。死了爹娘要跪,即所谓“孝子头遍地流”。谢罪要跪,被砍头要跪……这是不跪不行的。

    主动下跪的男人常不怀好心眼儿。正像黄鼠狼在吃鸡之前,前腿一躬,先要向鸡深深一拜,然后一扑一咬,大功告成。

    王允给貂婵一跪,是要她深入虎口,卖身使连环计,杀董卓害吕布。

    男人在外面拈花惹草,弄出麻烦,最常用的一招儿就是给老婆下跪。被欺负的女人都是“千金难买一笑”,正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一跪能博得女人一笑,岂不等于跪出了千金?

    据说现代医学证实:多跪是一种对身体大有好处的运动。

    如此说来,男儿膝下不仅有“黄金”,还有健康。反正现在的男人们已经让妇女界大为失望,失望多年了,不如索性调动膝下的“黄金”,来个大跪,多跪,三拜九叩,既有利于自身健康,又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

    何乐而不为呢?

    偷儿节

    春节前两天,一家大报的年轻记者,从报社领到了过大年的各种奖金,再加上提前发放的工资,共有六七千元,点清后塞进自己的长带多功能包,放到自行车后座旁边的铁筐里。他很清楚,城市的春节就是偷儿节,于是将多功能包的长皮带在车座下面绕了两圈儿,只要自己的屁股不离开车座子,任何人也无法将皮包拿走。他骑上自行车,满心高兴,悠哉悠哉地回家了。

    回到家下车一看,铁筐里的皮包不翼而飞。先是发呆发愣不相信眼前的事实,继而捶胸顿足,大骂大叫,心疼,后悔,愤怒,赶紧到派出所报案。然后冷静下来,却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从报社到家,他没有停过车,屁股始终没有离开过车座,没有穿过人群,没有看过热闹,没有撞过人或被人撞过,皮包是怎样被人偷走的呢?要想在他行进中偷走他的包必先割断皮带,什么样的圣手,什么样的快刀,一边跑着一边在他屁股底下割皮带能让他毫无觉察呢?他想来想去,中途只有过一次轻微的碰撞,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郎碰过一下他的车把,女郎穿着入时,粉面含娇,对他不好意思地一笑。他满眼生辉,报之一笑,一路兴奋不已……他昼夜想,越想越认定那女郎就是偷走他包的人。奇怪的是,他对那女郎不恨,不怨,只觉得她神,她奇,她俏。亍是他遍访女偷儿,虽然没有找到那个曾对他有过一笑的女郎,却跟另一年轻漂亮的女偷儿结婚,自己也学会了扒窃。后来被警察抓住,交代是体验生活,准备将来写一部反映偷儿的长篇小说。

    《共悟人生》序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却构成了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群体。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拒绝别人的智慧和经验而能独立存在。

    于是,人类创造了短句子——格言、警句——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文化现象。写作的人终生都在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没有文化的人,也能说几句他们自己创造的警句、格言,以安慰、警策和激励自己。

    差不多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有摘录警句或名人语录的习惯。许多人将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和积累的方法。

    所谓“学富五车”,不就是将能表达别人精彩思想的精彩句子记得多嘛!无论学养多么深厚的人,也不可能将前人和今人的所有著作都能一字不漏地倒背如流。警句记得多,才能触类旁通,旁征博引。人类的历史经验、生活知识全部概括在格言里,世界上没有排斥格言的粗人,也没有排斥警句的学者。

    梭罗有言:“最后一位哲人不得不重复第一位哲人所说的一切。”

    警句可贵,因为它得来不易。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豁然顿悟,是猝然间的奇思妙想,是人生智慧的结晶,是生活经验的凝聚。字字珠玑,句句精警,才称得上是警句。

    这些精警的短句子,却展现了浩大的思维天地,闪耀着哲理和思辨的光辉,非常自然,又极富个性特色。绝不是那种强呕的故作惊人之语。警句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人人都能得到、都能创作得出来的。有人终其一生,最后变成几则警句活在历史上,活在人们心间。有人著述颇丰,却没有留下一句格言。警句难求,因此,警句珍贵而招人们喜爱。警句知心,能让人茅塞顿开,举一反三,激发共鸣,心意相通。被指导,被启发,被感动,被惊醒,被慰藉,被逗笑。或如轻风拂面,或如醍醐灌顶……警句是人们的精神营养。

    人类的文化瑰宝中,有许多著作是用格言、警句的形式写成的。如:《论语》、《道德经》和许多的佛经。所以耐读,且能被历代人广为传诵和摘抄。即便是用警句形式写成的《魔鬼辞典》,一问世便风靡世界,其精妙的悖论,也同样给人启迪,如击一猛掌。

    辑录古人洋人之格言、警句的书很多,分门别类,洋洋大观。系统地辑录今人格言、警句的书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是零零散散,不成体系。这套丛书希望能编成“现代智慧集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展现今人的智慧之光。

    然而,今人的智慧如汪洋大海,无尽无休,再加上辑录者见仁见智,难免会有遗珠之憾。只要是珍句珠,你遗漏了别人还会把它拣起来,早晚都会发光的。

    这套丛书里收录的都是现代格言、警句。分为:爱情、人生、事业、友谊、风物、社会、艺术等诸卷,构成“七色月亮”。

    编辑这套书最大的快乐是:“格言不断迸发,会使你自己也变为一条读语”。

    读书和扔书

    前不久,我在美国一位朋友家里住过几天,每当晚上我们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信箱里都塞得满满的,朋友将这一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抱到屋里,码起来足有半尺多高——有报纸,有广告,有免费赠送的刊物,纸张优良,印刷精美。但他草草地一翻,随手就丢进了垃圾袋。

    我感到可惜,看到这样浪费文字和印刷术,总有一种特殊复杂的感受。我的朋友却说,你要想把这些东西都看过来,一天到晚就什么事也别想干了,没有那个必要。

    首先是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现代人最珍惜的是时间和空间,没有时间阅读对自己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没有空间存放没有用的东西。就只好将这些东西及时丢弃,印的快,丢的快,出的多,丢的多,问世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速成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我不免鸬到一阵恐惧: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化,会不会使印刷术毁了印刷术,用文字毁了文字?

    我每次走进书店,满眼满墙满地是书的积压,书的暴满,书的膨胀。每本书装帧设计得都很漂亮,什么样的书名都有,对人的视觉和心智构成一种诱惑,一种压迫,真的能让人对书生出一种恐惧。有时我不免也为自己是一个写书的感到悲哀。

    古人讲过两句话:“书有皆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凡是世上有的书我都得读过,自己干的事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现在谁还敢讲这样的大话呢?十年前,我是只买书不丢书,对刚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新书基本都能浏览一遍,粗读细读反正都要读一读,自信对当前的文坛动态有个大概的了解。现在,却也和那位美国朋友差不多了,对许多书和杂志边读边丢,有些也只是翻一翻就顺手丢掉了……为什么?

    书多了,书滥了;文字多了,文字的污染重了。有些名不副实的,哗众取宠的,故弄玄虚的,没有保留价值的,只能看过就扔,有的也用不着细看,翻一翻就可以丢掉。哪有地方存放废书啊!

    记得大仲马说过,读者就是陪审团。现在读书还真得有点陪审团意识,须快读,粗读,才能大量地读,只有读的多了才能淘汰一些废书,留下有用的书常读、精读。

    人类的知识每隔几年就要增加一倍,人脑怎么跟得上外界知识的爆炸?只能吞进对自己有用的和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部分。

    书毕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东西,式样万千,所表达的人生经历、情感信息更是五花八门。可随身携带,可放于桌边,可置于床头,何等方便。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好书永远是人们所渴求的。总的说来,我对书的前途并不悲观。

    土吃洋和洋吃土

    可口可乐是地道的洋饮料,被称做美国文化的代表,美国人喜欢加冰块或冷冻后饮用。中国人却把它和生姜放在一起煮沸后喝,说是能治感冒。能治感冒的一定不是坏东西,感冒的人喝,不感冒的人也喝,特别是在冬天的酒席宴上,热腾腾的生姜可乐成了抢手货。

    雪碧对醋,被称为“一号饮料”,普及中国。前不久我在珠海居然看到了罐装的“天地一号”,大小饭店都公开出售,打开来就是雪碧加醋。

    还有红酒里加雪碧……总之,土吃洋的花样很多。

    洋物土吃的结果,反使洋物大盛,大量吞吃了中国人的胃口。

    比如麦当劳、肯德基,你吃它的货,吃上瘾,吃成习惯,就变成了它吃你,吃你的文化,吃你的市场。

    土吃洋,洋吃土。洋吃土,土吃洋。地球从来就是一盘大菜,看你会吃不会吃。如今世界网络化,在因特网上又是谁吃谁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靠土吃洋又成了经济大国。被西方人骂作有技术,没有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偷来的。但他们偷来技术能够消化吸收,这叫会吃。

    最能土吃洋的还是美国人,他们不仅吃别人的东西,更注重吃人——“现代科学之父”爱因斯坦,他的祖国要杀他,美国把他抢了去,保护起来。俄国的文坛巨匠索尔仁尼琴,被自己的祖国赶了出来,又是美国把他收留下来,后来获得诺贝尔奖。这类事情多得很,所以全世界的精英都流向美国,创造出强大的美国经济和美国文化。美国并因此吃出了甜头,成了世界天才的集中地。

    这才叫大吃、精吃。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喜欢满足口腹之欲,不过是小儿科。

    也有人想拒绝土吃洋或洋吃土。但现在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想闭关也闭不住,想锁国也锁不牢,你不吃就只有被吃的份儿。或者大吃特吃之后,食洋不化、食土不化,造成恶果。

    人类非常聪明,又非常无知,永远不会“绝顶”。后来总还会有更聪明的人出现。

    市场已经饱和,又有很多空白。总还会有人发明出新鲜玩意儿让人购买,开辟市场,占领市场。

    我从报纸和电视新闻上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三手机大国——这不是指生产手机,而是指消费手机。我原以为手机的持有量应该是和国家的发达及社会的富裕程度成正比的——现在才知道这一想法太土了,没有手机,跟不上信息革命的时代,又怎么可能发达和富裕呢?

    天津有一家牛气轰轰的外资企业叫摩托罗拉,就是生产手机的。我想象美国自然是第一手机大国了。奇怪的是,在中国,你只要走出家门,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公共场所,不出十分钟,准能看到有人在使用手机,甚至满眼手机,满耳叫声。可我在美国的前十天里竟然没有看到过手机。要说明一下,这十天里我并非是呆在美国的玉米地或高粱地里,而是在纽约、麦狄逊、波士顿等几个东部城市穿梭,接触了一些大学的校长、教授、学者、学生、科学家、企业家、华尔街的老板,还有一些官员,他们似乎都没有手机——连我都不大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又不好意思询问这类的问题,只能猜测他们也许有手机,只是没有当着我的面使用。那要手机又有什么用呢?不是说“手机手机,手不离机”嘛!一位华尔街奥本海默基金公司的副总裁、基金经理,跟我在一起呆了一个下午,有位美国朋友告诉我,他的年薪绝不会少于百万美元。我们相互不停地问话、答话,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接过一个电话,真不知道他这个老板是怎么当的?他应该算是生活在信息爆炸的中心,他没有手机是怎样跟上这个信息时代的呢?

    直到这次访美结束,我好像总共就看到两个人使用手机,一个是在好莱坞环球影视公司的娱乐城里,见到一个人在举着手机说话。另一个是在拉斯维加斯希尔顿酒店的大门前,有个警察在使用手机。

    我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三所大学举行过赠书仪式,也做过讲演,在曼哈顿的伊甸园酒店举行过记者招待会,由于纽约的记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以及文学所面对的现实比较感兴趣,提的问题特别多,招待会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开到六点钟,七点钟又接上一个近百人的欢迎酒会,直到晚上十点钟,这期间没有听到手机或BP机响,也没有人举着手机说话。叫我怎么相信美国是世界第一手机大国呢?

    去年我在珠海参加一个小范围的战略研讨会,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在台上讲着话,会场上的手机和机的响声却像一片蛐蛐叫,此起彼伏。坐在前排有位小姐,举着手机不停地出出进进。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上台发言,他讲着讲着兜里的手机也响了,只好中断发言接电话。前不久我送一位老作家进火化场,见到两种很有意思的景观——一种是走进火化场大门就看到横空出世般一道大标语牌,上书四个大字:“公平公正”。为什么要在火化场格外强调这四个字?难道只有在死了之后才能享受到“公平公正”?还是在死亡之后仍有不公平和不公正?另一种景致是在祭奠区见到的,一中年男人面对骨灰盒,点燃香烛,摆上供品,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打手机,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认为那个人在给阴闾的死鬼打电话,通知死鬼来拿钱和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在我去美国之前,应一位企业界朋友的邀请参加一个聚会,在饭桌上发现,除我之外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手机。是一种炫耀,也是一种较量,看谁的手机最小,最精致。有个管公路的官员的手机最小,比打火机大不了多少,呈银白色,不知是不锈钢的,还是镀银的?令那些手机是黑色且像手掌或鞋后跟一般大的人汗颜耳赤。眼下有钱和有权的人凑在一起,有一个免不了的话题就是比手机。中国人关于手机的广告就是坐在马桶上用手机打电话,进厕所可以忘记带手纸,不可以不拿着手机。至于开着汽车打手机,骑着自行车举着手机说话;边走路边对着手机嚷嚷……更是司空见惯了。

    美国的人口不过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零头,而中国有手机的人又这么多,怎么还会排名第三呢?说不定又是外国人放的烟幕,诸如说我们的经济增长如何之快,国民生产总值如何之高等等。一种烟幕,可以是一种策略,也可以是一种麻痹。我们却不可昏昏然信了人家的恭维。

    我在洛杉矶请教一位美国朋友,他夫妻俩有两部汽车,拥有一栋两层的小楼,有自己的花园和游泳池,就是不买手机。他解释说,手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让人节省时间,谁想对许多人来说,一机在手反而更加浪费时间,自己完全被手机所左右,失去了某种自由。在一次民意调查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国人声明绝不打算使用手机。那次调查还证实,真正因为工作需要而使用手机的,只占全部手机用户的百分之十,大部分的手机持有者是在大街上或公共场所拿着手机大声嚷嚷,或窃窃私语,更有不知趣的在电影院、剧场、博物馆、会场也不关机,公众对这类“手机族”嗤之以鼻。

    有位我以前就熟识的天津人,在美国虽然获得了“绿卡”,但生活得并不得意,跟我打听了许多天津的情况,想在国内国外地来回跑,寻找发财机会。我回国没有多久他果然也回来了,到家里来看我,跟在美国见到他的样子大不一样,手机、机等全部行头装备齐全。我感到奇怪,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入乡随俗,我如果连手机都没有,大陆人还会瞧得起我吗?还会跟我做生意吗?

    看看,不管别人是怎么统计、怎么讲的,我绝对认为中国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手机大国。没有手机的正在千方百计地想拥有,已经有了手机的想不停地更新换代。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儿童般的模仿心理,学别人,一窝蜂。这是有传统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红海洋,绿军装,鸡血疗法,喇叭筒裤……直至今天女孩子们脚下尽着骆驼底子鞋。

    我在《美国文摘》上看到一篇资料,在瑞士和法国的一些高级餐馆及火车车厢里,已经开始禁止吸烟和使用手机。世界性的手机狂热肯定在降温,手机已不再是显示身份的东西,真正有身份的人反而羞于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机。美国交通安全研究人员还发表公报:“驾车时使用大哥大可使交通事故提高34%。”此外据英国《交通杂志》调查,“在十字路口闯红灯及撞车事件中,有13%的司机正在使用大哥大”。

    呜呼,时髦的手机!

    路和楼

    1998年秋末从美国归来,有做编辑工作的朋友约我写些随感之类的稿子。但我很快就恢复了因赴美中断的小说创作,却迟迟不想写访美的文章。朋友感到奇怪,198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回来后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过海日记》。这次为什么写不出东西来?是旧地重游对美国没有新鲜感了?还是厌烦了炮制出国游记之类的文字?

    我说都不是,美国不是我的“旧地”,这次重游比第一次感受更深,感到美国更陌生,更不可理解,一时难以整理出自己的感想。记得当年跟我一同赴美的冯牧读完《过海日记》后对我说了四个字:“真能写呀!”这即使不是贬,也算不得是恭维,只是感叹在美国区区只呆了一个半月,怎么就能写出这么多!现在琢磨这四个字,当时的“能写”其实是“敢写”,有一种乍开洋荤的新奇,还有一股可以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劲。尽管当时我也到了不惑之年。主观性比较强,多是以中国为镜子照美国。这次已经没有那么强的主观性,猎奇心也淡了,不自觉地以美国为镜照中国,忽然发现镜子里的东西变形了,不知是被照的东西有问题,还是镜子原本就是哈哈镜……美国变得看不懂了。朋友仍是一再怂恿,他说写看不懂的美国也许比写那些猎奇的或自以为对美国已经了解透彻的文字更有意思。

    有个房地产开发商将要兴建一个新的住宅小区,在报纸上做整版的广告,冠名为“美国小镇风情”——中间有六幢高层大楼,四周拥挤着一片高六层或八层、每幢有四个或六个门洞的长方形住宅楼。开发商在画图的时候当然也不会忘记在楼群中间恰到好处地点缀一些绿色。真不知美国哪个小镇具有这样的“风情”?在我的印象里,不要说美国小镇,就是一般的美国小城市里都没有这么多密集的高大住宅楼,那些长匣子式的住宅楼,似乎只有在美国大城市的贫民区和黑人住宅区里才见得到。为了验证这种印象,我把那张报纸带到了美国,空闲的时候拿出来请美国人辨认他们的小镇。从东部到西部,看到那份广告的美国朋友一眼就指出,这是经过美化的中国城市的一角,或者说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小镇。一个星期天,有位朋友拉着我在新英格兰地区看了几个美国小镇,从远处几乎看不到建筑物,只有一片片树林,镇里根本就没有高大成片的住宅区,多是一些式样各异的平房和二三层小楼,掩映在树木之中,松散而幽静。

    还有的开发商更敢说话:“我们要把XX区建成曼哈顿,超过曼哈顿!”这麻烦就来了,甚至不仅仅是麻烦,还要遗患无穷。谁有钱,或谁有关系弄到一块地方,就随心所欲地盖自己想盖的高楼。搞得城市里东一座摩天楼,西一座楼摩天,稀稀落落,不讲布局,没有章法,更无远见。再加上有些高楼由于设计品位低下,或者急于想出风头仓促上马,或者因资金不足,凑凑合合,只高而不美,甚至丑陋不堪。有的建筑质量低劣,刚盖成没有几年就变成爆皮儿开花的老玉米……实在是有碍观瞻,影响市容,破坏了城市的整体风格,污染了城市空间。更坏的是浪费能源、水源,造成诸多不便——零零散散的东一个高褛西一个高楼,不管他把髙楼盖在哪儿,你都得给他换大管道送气送水送电,你说费不费?烦不烦?

    难怪我们的城市里天天挖马路,一年四季尘土飞扬。我每天早晨都要经过的平山道,在1998这一年当中就挖开了三次,一会儿换小管儿,一会儿换大管儿,春天把北边刨开,到夏天刚把北边填上紧接着又将南边挖开了,到冬天几乎在接近中部的位置又下刀了……湿泥块洒落在路面上,结成硬疙瘩,把柏油路变成土坷垃地。我们辛辛苦苦地建设了半个世纪啦,老也不消停,老也不见干净。每当我骑着自行车在平山道上东躲西闪,磕磕绊绊,弄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就咒骂美国人,他们太坏了,给全世界带了个坏头儿!

    建摩天大楼就是美国人兴起来的。但他们的高楼往往都集中建在一个区,以中国人喜欢效仿的“国际大都市”纽约为例,摩天大楼都集中在曼哈顿,组成最奇妙的都市景观,尤其是到夜晚,纽约被公认拥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夜景。而且由于高楼集中,能源供应省事而节省。即使是在寸土寸金、高楼如林的曼哈顿,也还保留了一个阔大的中央公园,而建筑史家又都承认中央公园的规划布局显然是借鉴了中国的园林艺术。

    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是如此,西部的洛杉矶,城市规模铺陈得最厉害,城市显得极其松散和庞大,但多是二三层小楼,只有市中心矗立着几十座摩天大楼。美国人在几十年前建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大楼——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廈,似乎对高楼就不再感兴趣了。欧洲似乎从来就对高层建筑兴趣不大,有许多中等城市几乎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传统风貌,比如那不勒斯,城里是清一色的中世纪建筑,道路也不宽阔,有些还铺着石子或花砖。前几年有人在市外盖了一幢高楼,市民哗然,很是声讨了一阵子。一向时髦的欧洲人,为什么在城市建设上不追求时髦的摩天大楼呢?

    给我的感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发达和先进,体现在越来越乡村化、树林化,而不是城市化、大楼化。他们有些非常著名的大公司,却只有一个很小的门脸儿,比如老牌的IBM公司总部,不过是一栋两层小楼。世界著名的NBC广告公司,是一所很不起眼的一层平顶小白房子,坐落在好莱坞日落大道的边上。

    美国的高速公路网更是个奇迹,就傳人身上的血管一样,没有一个部位是不通的。而且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又是怎样维护的?我跑了那么多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实事求是地讲不大容易分得出城市和乡村,都是干干净净,就没有见到一处开膛破肚,灰沙满天的。在高速公路两旁是原始林带,橡树排空,枫树火红,那不是人工雕琢、绿化出来的小绿、嫩绿,而是自然和谐的大绿、粗绿。不是零零散散作为居民地点缀的小景点,而是让人工建筑物成为点缀的整体的绿。偶尔会看见在这为主的绿色树林中掩映着一座平房或小楼,那就是住宅,也许还是年产值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公司。我不能不感叹,越现代越原始,惟现代才能原始。这种原始,才是更高品位的现代。

    但是,美国人种下的高搂情结,却仍在世界蔓延。似乎越是不够发达的国家,越要追求最高、最大。几年前马来西亚就建造了超过芝加哥希尔斯大厦的摩天大楼——佩特罗纳斯大厦,高452米。我在吉隆坡还见到了世界最高的旗杆、世界最大的花盆——几年前,曹州有位农民企业家,开印刷厂起家,当时的资产不过百万元左右,却想要建一座中国最高的大楼。我向其大泼冷水,问他造这样一栋大楼干什么用?别说是他,就是再把曹州的银行卖了,也盖不起这样一栋大楼,即便盖成了也养不起。后来深圳建成了地王大厦,高380多米,是中国之最。到1998年,上海乂建造了高420米的金茂大厦,成为新的中国第一高楼。不知是不是有人正在准备超过上海。

    中国许多城市都喊过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城市长高了!”当做一种成就来夸耀,充满自豪。城市长高了就好吗?惟独不担心城市在下陷。中国人口那么多,又那么穷,地也那么少,别墅化是行不通的,楼不盖高盖大就住不下。有些城市确实在长高,可这个城市里的市民们却不愿意买高层住宅楼上的房子。我就是从高层住宅楼里逃出来的,建筑质量糊弄人,卫生间的顶子常年渗水,垃圾筒变成臭气筒,一天24小时向楼里散发臭酸气,墙壁和屋顶不隔音,高楼变成立体大杂院,管理随意而霸道,电梯随心所欲地停用,再加上信件丢失……一言以蔽之:“高处不胜烦。”

    高楼是人类虚荣心的象征,禁绝高楼是不可能的,却也不可滥盖。高楼并不简单的就是指把楼盖髙了,高楼所代表的是文化、科技、经济、人和社会素质综合的“高”。即使如此,高也不一定就好,经过长时间广泛评议选出的世界十大最佳建筑中,没有一栋是因其高而上榜的摩天楼。

    可是,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美国就是高楼,发达和现代化的标志就是高楼。高楼梦,梦高楼,什么时候能醒呢?

    有位朋友受“买房热”的感染,想倾其大半生的积蓄,再从银行贷一部分款子,给自己买一套到冬天无须再点煤球炉子的房子。他跑了几个地方,最后相中了一处住宅小区的房型,为慎重起见请我去帮着“参谋参谋”。

    我看了房子,也觉得地点不错,房子不错,四楼一套建筑面积为105平方米的房子,售价竟高达38万元,价格也不错!话说回来,既然想买房就要买个满意,这是关乎下半生养老的大事,价钱贵一点也只好认了。

    我这位朋友是一家杂志社的社长,他倾其所有大概只有20万元左右,咬了半天牙,还是狠心决定买下。就在要准备交订金的时候,我多了一句嘴,问那售房的负责人:“没有二三楼的吗?”那人摇摇头:“都叫计委买走了。”“计委也在这儿买房了?”——朋友掏钱的手停住了。

    “好的楼层,三室一厅和三室两厅的大房型,都叫报社和民舫局给买走了。这一套实际是给别人留的……”

    “谢谢……那就还是给别人留着吧。”朋友拉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售房部。我问他:“怎么又不买了?”他说:“心里不舒服。”

    我表示理解: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心里不可能舒服。说官话,大家都是“公务员”。说牢骚话,我的那位朋友论资历、论贡献说不定比那些白拿房的人还要更大些,却要自己掏钱借贷,买那些人挑剩下的房。那些人不仅自己一分钱不掏,分到一套大房子就等于从公家的口袋里一次性地白拿走三五十万元!凭什么?就凭单位不同?

    如果是企业,没有人会生气,你也生不着气。人家的效益好,钱是人家自己挣的,想买什么你都管不着。可眼下企业突击买房的倒真不是很多,他们的钱来之不易,必须留足发展生产的资金,只有花不心疼钱的国家机关,才会这么大方地买干部们的好。

    中央早就放出风来,从1998年7月1日起,废除福利分房制度。有些单位像疯了一样。只要弄到钱就买房给大家分下去,这个“大家”里当然也包括自己。买不到房子就买图纸给大家分,分到图纸也就等于分到了房子。总之是先把钱花出去,把房子占住,赶上最后一班便宜车。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

    谁都知道,分房子就等于分钱!这种“七一”之前大分房的举动,也是十足的中国特色。

    中国人早就习惯了不跟外国人比,不跟私营老板们比,不跟外企里的白领们比,不跟单位效益好的人比……总之,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富不均的商业社会,最好不跟任何人比。你自己不行,就自认倒霉。世界上原本就有得意人生和失意人生。你最好选择随意人生,随心随意,随遇而安。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那倒真有可能,因为幸运只是一种自己的感觉。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无论你多么地不幸,总会还有比你更不幸的人!

    就像我那位社长朋友——跟别人比不了,躲开你们总是可以吧。倘若住在一个楼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看见那些人就如同看见了不公正,岂不是给自己找病吗?

    ——中国人能修炼到这种地步,也是真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平均主义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从“不怕穷,就怕不均”,到“均田地”,到“大锅饭”。如今满眼都是“不均”,人们仍然能够把自己的呼吸调均匀,至少说明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

    破除平均主义实在是社会的进步。但嫉妒毕竟是人类一种绝对的情感,过多的不公平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而过度的不平等则会积蓄成恶的根源。不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就不会把追求“无产阶级平等”作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平等的内容是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过年的忌讳

    中国人过年是有许多规矩的。比如:只能说吉利的话,不可说晦气的话。也就是说只能“拜年”,不能“骂年”。因为春节这个年是“百节之首”,按习俗这个年是神、鬼、人同过的,人说什么话都可能会应验,祈福来福,招祸引灾。过年务必管好自己的嘴,所以要用无数的好东西塞住嘴,如果还留下一点缝隙就说些拜年的好话。

    过去在农村过年,凡是会说话的孩子都要一遍又一遍地接受过年的教育。这个教育就是反复地年复一年地听老人讲同一个故事,直到孩子们长大,把这个故事背得滚瓜烂熟,并真正理解了它的意思,再讲给自己的孩子听。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大年三十晚上,新过门不久的儿媳妇去煮饺子,煮着煮着,手里的笊篱变轻,发现满锅的饺子都不见了,只有一锅清水在滚沸。她吓得张口大叫:“妈呀,一锅饺子都没……”她婆婆一伸手捂住了她的嘴,接过她的话茬喊:“你说一锅饺子还没熟,是吧?”婆婆盖上锅盖大声对儿媳妇喊:“今天的饺子怎这么多啊,锅里快盛不下了,你快去多拿几个大碗大碟子来!”儿媳妇不解,瞪着眼睛望着婆婆,望望铁锅,只见锅盖真的被慢慢顶起来了,婆婆掀开锅盖——满锅的糨饺子,比刚才下到锅里的时候还要多出好多。如果不是婆婆有经验更正得快,他们一家有可能就真的吃不上饺子了。

    今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到了“世纪末”的缘故,过年最大的特点是人们大讲特讲不吉利的话,不论是总结1998年,还是瞻望1999年,什么败兴说什么。

    比如,说1998年,是“百年不遇”的事最多的一年:

    百年不遇的高温。

    百年不遇的水灾——暴露了百年不遇的“豆腐渣工程”,如九江防洪大提、北京西客站、浙江钱塘江标准堤塘等。特别是这外钱塘江标准堤塘,“按照百年一遇标准设计的标准海塘,在其关键部位的基础沉井中,竟然被施工单位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回填进去……”

    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

    百年不遇的城市大火——1998年1月3日,通化东珠宾馆因电暖气烤着附近易燃物引发大火,死24人,伤14人,烧毁建筑1680平方米;同月31日,佳木斯华联商厦因电热管加热器引起大火,死1人,伤5人,着火面积20000多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3638元万;2月13日,广州丁烷气大火……以后就“猴儿翻跟头一一连上啦!”陕西煤气爆炸、北京家具城燃烧……“据公安部消防局统计,去年共发生特大火灾78起,致死117人,伤237人,直接经济损失2.7亿元,多数发生在宾馆、商厦、家具城及易燃易爆单位等。”这诸多事实已经证明,我国进人了“热灾害”频繁期。即电、煤气、蒸汽等热动力源造成的灾害。光是“热灾害”这个词,就够“百年不遇”的了!

    还有,百年不遇的众多案件——尉健行在1999年初宣布,“去年仅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及举报电话161.2万多件(次),立案14.2万多件,结案12万多件,处分12.4万多人。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970人,地(厅)级以上干部3.4人。”(见1999年)月13日《人民日报》)——这又表现了“百年不遇的疯狂”和“百年不遇的愚蠢”。

    疯狂的愚蠢,或愚蠢的疯狂,又跟另一个在1998年使用率极高、今后两年使用率还会更高的词汇有关,叫“20世纪最后……”

    20世纪最后一次全国运动会、亚洲运动会,最后一届某某大会,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优惠,最后一次分房,最后一次升级,最后一次发奖……既然是最后,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豁出去最后再干一次,最后再拿一回,最后再享受一回,最后再疯狂一回……甚至把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平安夜”、“圣诞节”也变成“不平安的夜”、“狂欢的节”。国外在这种时候都是商店关门,人们在家里享受团聚的安静和欢乐,中国人却拥上大街、商店以及酒楼,有人大喝48小时,然后狂吐烂醉死睡。“世纪末”仿佛真的成了“世界末日”。

    再说对新一年的预测,除去“伟哥”效应几乎就没有别的好事了,“气候继续异常,金融继续动荡,经济继续低迷……”再加上“千年虫”的捣乱,诺查丹玛斯预言的威胁——他说1999年8月18日九大行星与太阳构成“恐怖十字架”,地球上的生命将在那一天化为灰烬!

    照此看来,人类还活个什么劲儿呢?但是,在所有灾祸中,惟有自杀的人数并没有明显地上升趋势。人类似乎活得就是这个浑浑噩噩的劲儿,对自己本身的许多事情并不了解,对已经逝去的一切和即将发生一切更是懵懵懂懂。作为人这种生物,其实是非常渺小的,生命有很大的局限性,地平线限制了人类直接的视线。不管有多少事情发生发展得有悖人意,甚至让人不寒而栗,变坏的不是世界,根源还是在人类自身。

    于是,把应该是快乐喜庆的新旧交替,变成一场空前的捞取,虎视眈眈,“败度坏礼”。把原本是对下个世纪的企盼、热望,变得神经兮兮,有今儿个没明儿个,表现出对时间的贪婪,对生命的贪婪。既然怀上了“世纪末症结”,知道世间万物都是来去匆匆的,人也不例外,匆匆地来到世上,又会匆匆地离开这个世界,万物最终都会离你而去,或者说你最终会离开你喜欢的所有东西撒手而去,为什么偏偏还要贪恋那注定会消亡的东西呢?

    爱默生说:“年”教给我们许多“日”所不懂的东西。那么,我们在世纪之交最主要的应该弄懂什么呢?由于历史和日常生活在许多时候是重复的,或近似重复,所以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才有价值。1998年“百年不遇的事情比较多,还不是很可怕,如果十年一遇、年年都遇,那才是大坏事。倘若“百年不遇”的事情越来越多,越积越大,酿成“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祸,那就不知道离万劫不复还有多远啦?

    “过年”就是让年过去。要想让年好好地“过去”,就得拜年。拜年就是拜人、拜希望、拜命运。让命运之神原谅现代人类的小聪明和那张讨嫌的臭嘴吧。在拥有三个“9”的1999,让人们多一些理智,多一些智慧和勇气,多一些百年不遇的好运和好事……跨越的想望天地变化而成四时,四时交替构成历史的跨越。

    跨越是漫长的,跨越一个世纪需要用比一个世纪更长的时间。然而完成跨越的一刹那又是极其短暂的——从20世纪的最后一秒钟进人21世纪的第一秒钟,是一种正常的时间过渡,不可能在世纪交替的一瞬会产生种种神话般的奇迹。但这确实又是神奇的一瞬,人类对这一瞬充满了种种幻想和企盼……人人都不愿意老,不愿意增加岁数,但临近年关,快到世纪交替的时候,都恨不得年快一点到,新世纪快一点到来。在年前很长的时间就开始心浮气躁,情绪松散,过了年很长时间心还收不回来……中国农村将农历腊月二十三称为“小年”,称正月初一为“大年”。

    从近一两年到本世纪末,西方人,或干脆说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早已成了西方人的代表,认为世纪之交的元旦才称得起是“大年”。其它元旦都是“小年”。他们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做“过大年”的准备了……芝加哥摩天大楼顶层2000年新年之夜的座位,巳提前三年就全部预订出去了,人们想置身在世界的最高处能最先看到下一个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美国还将在印第安地区搭建世界上最大的歌舞厅,从除夕夜开始连续举办三天三夜的“世纪音乐会”,全世界凡想亲耳聆听这场音乐会,想亲身经历这场世纪之交大狂欢的人,都可以得到满足。更有人准备到月球上去度过跨越世纪的一瞬间,想从另一个星球上观看地球进冬下一个世纪的过程。一些妇女还希望在月球上怀孕、生产,诞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超人”……美国人不愧是个多梦、擅梦的民族,难怪他们把能以美国文化影响全球的好莱坞称为“梦工场”,把最能代表美国体育精神的篮球队叫做“梦之队”。不管上述关于他们过“大年”的设想是否都能实现,能这样企盼,这样梦想不就已经是很愉快很美妙了吗?记得过去只有小孩子才盼着过年,现在负担过重的中国孩子们似乎对过年的热情也正在减退。难得美国整个民族都有童心。

    热望是人类的本质。多梦、擅梦的民族发展得快。如果连做梦都不敢想,还会有大出息吗?

    而现代人往往活得太过实际,或迫于生计,或耽于眼前得失,没有心思去考虑跟自己的现实生活无关的事情。今年不想明年,这个月不想下个月,哪还有情趣设想下个世纪怎么过?

    人们还对下个世纪作出种种预计:没有恐慌,像打电话一样拨号选择情绪,冷冻还魂术推广应用……人都是喜欢想望,而不容易绝望的。以事实看现实,以希望看未来,以精神预见秩序。

    能以自己的生命连接两个世纪,亲身经历两个世纪的交替,实在是一种大的幸运。在世纪的跨越之际进行设想和规划,是一种文化习惯。正是由于这种种的设想和规划,使下个世纪更具魅力了。从对下个世纪的设想和规划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心态、情态、自尊、自信和全部精神状况……有谁会愿意表现得太差劲呢?

    无庸讳言,中国企业家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騷三五载;明星忽然变流星,流言蜚语把人埋。”

    我们不用闭上眼就可以数出一大堆耳熟能详的名字:步鑫生、马胜利、史玉柱、牟其中、姜伟……还有,吴炳新的“三株”奇迹已成过去,广东的“太阳神”开始坠落西山,山东的秦池醉卧不起,四川的“希望”兄弟分家……有人作过统计:“1987年,我国权威机构评选出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用当时媒体的话说,第一支改革‘敢死队’宣告成立。仅仅过去了11年,已没有多少人还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更鲜有人知道他们的具体去向。只有冯根生、陈祥兴、汪海、朱毅仍在原企业,其余15人的去向为:1人病逝,1人叛逃,3人高升,5人离退休,6人辞职、免职、停职。”以前人们爱说“改革者纷纷中箭落马”。现在企业家的“纷纷落马”就不能简单地都归罪于是被冷箭、毒箭射下来的了。恐怕更多的是企业家们自己跌落下马来。和国外的“优秀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生涯”实在是太短促了。“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18%的老沃森,通用电器的韦尔奇,包括誉满全球的艾柯卡,都在企业干满了60岁,有的还干过了80岁!”

    由此我想到,中国企业的生命周期是多少呢?我曾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其前身是天津铸锻中心厂、天津铸锻件厂)工作过20多年,1982年离开后仍然经常回去看看,给我刺激最深刻的是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工厂一天比一天破旧,近两年几乎是‘清萧条得“惨不忍睹”了,有的车间(现在叫分厂)被卖掉,有的车间正在寻找买主……我亲身经历了“天重”从建厂到辉煌的过程,也亲眼目睹了它从辉煌到破败,不禁生出许多疑问,引起许多联想:是我的感觉有问题,还是工厂的确越来越破旧?是只有“天重”越来越旧,还是所有工厂都会越来越破旧?

    于是我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看企业,发现“沈重”、“太重”、“上重”等许多跟“天重”先后建起来的性质差不多规模差不多的企业,从外表看都比以前破旧多了。

    中国的企业大体分为两代:第一代,是解放后接收、改造和新建的,如几大钢厂、几大重机厂以及所谓“苏联援建的156工程”等等,可以称为“解放牌”企业;第二代企业是改革开放后建设起来的,应该叫做“开放牌”。第一代“解放牌”企业中,有许多已经气喘吁吁,老态龙钟,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大概多在这一代。“开放牌”的第二代企业中,有的也过早地现出老态,即便是如日中天的企业,如“海尔”、“长虹”等,好多多虑的人们也做这样的杞人之忧:等现在的老总退下来还能保持这种辉煌吗?

    实际上人们心里都有这样的疑虑,中国的企业似乎只能活跃一代……甚至说能够轰轰烈烈地活跃一代已经是很幸运的了,还有很多企业中途夭折,昙花一现,或者“各领风骚三五年”。

    但是,凡有生命的东西无不想长寿,企业也一样。何况世界上确有许多一百多年以上的老企业,仍能保持活力、金牌不倒,这里必有规律可寻——建立于1802年和1858年的杜邦和洛克菲洛公司,和其它八个百年以上的财团一起,至今仍被称为“能控制美国的十大财阀”。在全球大企业评比中多年雄踞榜首的通用汽车公司,由于“全球老大”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所带来的麻痹,和家大业大所负担的沉重,1997年竟亏损8600万美元——原来“亏损”这个词并不是专门青睐中国企业,而且这还不是个小数目。中国人爱说船大不好调头,大企业只要一开始亏损便会“溃不成军”,颓势难以逆转。我们的企业再大也大不过通用汽车吧?他们在1998年不光堵上了一年的亏空,“仅北美的汽车业务就盈利16亿美元,到1999年可望增至30亿美元。”

    如今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赚钱,为什么庞大的“通用帝国”扭亏增盈居然像变魔术一样轻巧?1999年2月1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介绍了45岁的通用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的诀窍:“瓦格纳改变通用汽车公司的核心战略是彻底更新其产品,向市场推出了20个令人兴奋的新车型,重新吸引顾客。”“理查德更新了全套产品,大大领先于竞争对手。他有先见之明。”

    美国人一再重复地使用了一个关键词句:“更新!”

    人类之所0能繁衍数千年,皆赖于生命的不断更新。每一代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次更新。因为每一个新生命都是一个“新产品”——尽管继承了家族的姓氏,也许在外貌上和前一辈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但遗传加进了新的基因,繁衍一次,便改变一次原有的遗传。虽然也有天才生白痴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后代都比前一代强,但人类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因此,人类在犯了那么多错误,甚至是造了那么多罪孽之后,至今仍未遭灭顶之灾。

    自然界所有有生命力的东西其生存规律莫不如此,能够更新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就存活了下来。不能更新自己的,便被地球运动和大气环境的变化淘汰了——所以人们才有物种越来越少的感叹!

    一个企业,一种产品,同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因此也就需要不断地更新,以保持自己的优势和信誉。企业和产品不同于人类的是,人终究是会死的,一个企业或一个驰名的品牌,如果经营管理得方,是可以比人的寿命要长得多!正所谓“变则通,通则久。”

    西安华山厂16街坊有一姓王的人,养着一只母京巴狗。有一次此狗陪主人外出受到一只公狗的非礼,回家后便足不出窝,拒绝进食,三天后饮恨含羞而死。

    人类常以“母狗”诟骂淫荡的女人,看来是冤枉了母狗。“你这个狗娘养的”也许成了一句褒奖的话。

    报纸在发表这一狗新闻的旁边配了一条人的新闻:新疆精河县82团基建公司周某夫妇进城采购,周某发现小偷拉开了妻子的挎包拉链,正欲行窃,他不敢阻止小偷却打了妻子一巴掌,以提醒她看好自己的包。周妻为丈夫的软弱、窝囊行为感到无地自容,很快就办妥了离婚手续。

    天津宝坻县王卜镇一王姓农民,养了两只下蛋很勤的母鸡,有一天其中的一只因下蛋脱肛,主人便把它杀掉炖着吃了。另一只母鸡为同伴愤愤不平,以绝食抗争,并“咯咯咯”地悲鸣不已,数日后气绝身亡。

    动物越来越有廉耻、越有志气,人却越来越卑鄙无耻。人类咒骂同类有一句很恶毒的话叫做“你这个畜生!:当为自己开脱时,则喜欢说“大家都是人嘛,克林顿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因为是人,无论干了什么缺德的事、龌龊的事,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今后再把人骂成畜生,实在是抬举人类了。骂动物中的败类,倒可以用这样的话:“你这个人!”四川野生动物专家发现母猴也搞同性恋。

    ——如此看来猴子真是人的祖宗!但是,如果有善良多情的动物恋上了人类这个恶魔,那就要遭殃了。俄罗斯大马戏团的驯虎员贝尔纳排练了一个“老虎和人相爱”的节目,久而久之,忠诚而单纯的雌虎苏尔塔娜真的爱上了男主人。每当这个节目一开始,贝尔纳无需用鞭子,雌虎就表现得缠绵妩媚,柔情万种,激得观众掌声不断,如痴如醉。男主人却利用雌虎的痴情大赚其钱,大抬自己的身价。一次在斯德哥尔摩表演“人虎相恋”时,惹得体重320公斤、曾咬死过驯兽员的雄虎雷克斯醋意大发,怒不可遏地扑倒贝尔纳,正要把他撕碎的时候,雌虎苏尔塔娜扑过来营救自己的恋人,和身躯庞大凶猛的雄虎打成一团,最后终因不敌被活活咬死。这只雌虎不惜以性命救护下来的恋人,却安然无恙,继续和别的雌虎表演假相恋。

    当今社会,骗婚骗色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人类不仅骗同类,又开始骗取动物的情感。动物保护协会应该赶快制定禁止人类对动物进行性骚扰的措施。

    居住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斯图尔迪夫妇,收留了一只在他们花园里吃浆果的雌性鸸鹋鸟。此鸟身高1.80米,不知是对他们表示感谢还是迷上了男主人,每天对他们亦步亦趋,并从喉头发出怪异的声音,像是歌唱,又像是求偶,令斯图尔迪夫妇惊慌不已。他们向天鸣枪,希图吓走鸟小姐。但这位鸟小姐却不为所动,照样追随着他们歌唱不巳。斯图尔迪只得打电话向动物管理部门求助,据动物管理部门的人讲,这只雌鸟显然是喜欢上了男主人。

    ——这只是人类的解释,是人类的一面之词。典型的“叶公好龙”。向大鸟表示友好在前,当大鸟回报他们的好意时又惊恐万状。怎知是雌鸸鹋爱上了男主人,而不是向他表示友好?人类一听到是雌的就很容易联想到性,联想到爱,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大鸟之腹!

    这还说明,人类的家庭巳经脆弱到怕一只雌鸟来插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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