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家分晋
一向被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到了春秋末期，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六家大夫把持。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一向把握国政的智伯瑶野心很大，想将其他三家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以使晋国强大为由逼迫各家交出土地归公家管理。三家大夫都清楚智伯瑶的狼子野心，但三家又各有想法。韩、魏因惧怕智家的势力无奈交出了土地，但赵家大夫赵襄子拒不交地。这让智伯瑶大为恼火，马上发兵攻打赵家，并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出兵伐赵。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率领韩、魏军队直攻赵家。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采纳了谋臣张孟谈的建议，选择具有良好百姓基础并有所准备的晋阳（山西太原）作为与智伯瑶对峙固守的阵地。赵襄子带着军队退守在晋阳。三个月内，智伯瑶就将晋阳团团围住，赵襄子命令士兵坚守不战，晋阳城头的利箭也使得三家联军动弹不得，双方对峙了两年之久。智伯瑶在久攻不下之际突然想出一条妙计，他看到晋阳城外的晋水，想到要是将晋水引入西南直接灌入晋阳城，那么自己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攻下晋阳。于是智伯瑶命令士兵在晋水旁挖出一道直抵晋阳的河道，在晋水上游筑起堤坝，拦住上游的水。恰逢雨季水势凶猛，智伯瑶凿开水坝引水经所挖河道直灌晋阳城。晋阳城内一片狼藉，房屋被浸，百姓只能在屋顶避难；灶台被淹，只能将锅悬挂起来做饭，但百姓拒不投降智伯瑶。可晋阳城遭到破坏，粮草不足，百姓贫病交加，情况十分危急。赵襄子深受百姓士气鼓舞，却又深知不断蔓延的水势定会使全城失守。无奈之下只能寄希望于劝说韩、魏，借助两家帮助摆脱窘境。赵襄子派张孟谈偷偷出城，约韩、魏两家大夫一起倒戈围攻智伯瑶。韩、魏大夫犹豫不决，既憎恨智伯瑶的专权跋扈，又担心自己实力不济，倒戈不成反被智伯瑶灭掉。两家大夫联想到此前智伯瑶约他们一起察看水势并得意地炫耀自己以水灭晋阳的举动，不由得担心将来智伯瑶也会用此举攻击自己，因为魏的安邑、韩的平阳两家城外均有河道。张孟谈趁机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游说两家大夫，终于成功获得了韩、魏的支持。
赵襄子与韩、魏两家约好里应外合，赵襄子派兵杀掉智伯瑶军队负责守护河堤的士兵，掘开河堤，将晋水引至智氏军营。此时的智伯瑶正在营内大睡，忽然听见吵闹声，起来一看发现军营之内早浸满了水，智伯瑶以为是所筑堤坝出现裂痕致使水漫军营，马上组织士兵赶往堤坝，可水势越来越大，军队乱成一团。此时赵襄子率领赵军出击智氏，韩、魏两家从两旁夹击，在三家的追击之下，智氏死伤士兵不计其数，智伯瑶也被三家所杀，智氏全军覆灭。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氏后，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被三家平分。以后，他们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也瓜分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同意了这一要求。至此，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三家分晋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进入战国时代。
（二）七国变革
经过了春秋时期激烈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形成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争雄的局面，被称为“战国七雄”。这七个大国为取得争权斗争的胜利，巩固和扩展地主阶级利益，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社会改革。
1.魏国
率先变革的是魏国，支持变法的是李悝。战国初年，魏文侯执政时期，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1）废除奴隶主官爵世袭制。提出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使得地主阶级能够牢牢掌握政权。
（2）提出“尽地力”的农业原则。目的在于挖掘土地的潜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增加田租的收入。规定一亩地的标准产量是一石五斗，要求农民勤于耕作，每亩地要增产三斗；同时杂种其他粮食以防止某种作物突然发生虫害；要勤于劳作不得偷懒，收获之时要加紧强收；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土地进行植树种桑，多种瓜果蔬菜。
（3）实行“平籴法”。封建社会一直有“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说法。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政府采取了平籴法，即：年成好时，政府平价收购粮食；遇到年成不好的灾年或者荒年，政府再将粮食以平价出售，以此来平衡粮食的价格。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小商人垄断市场，操控市场价格，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
（4）《法经》问世。李悝为确立封建法制，作《法经》六篇。这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盗法”顾名思义就是防止盗窃，主要是防范农民对私有财产的侵犯，以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贼法”主要是镇压破坏封建秩序的行为，以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权；“囚法”和“捕法”主要的针对盗贼；“杂法”主要是惩办议论国家法令、赌博、官吏贪污和一些超越等级制度的法律；“具法”是根据特殊状况减轻或加重刑罚的法律。从《法经》具体内容来看，都是以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为后代法律所效仿。
（5）武卒制。在军事改革方面，任用吴起为统帅，选拔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和考核。凡考核合格者，一律免除一家的徭役，并奖励田宅。如此一来，大大激发了士兵的训练热情。吴起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将他们分成不同组别，有适合长途奔袭的，有适合爬坡的，有身体强健适合近距离作战的。这样就可以根据战争发生时的地形特点有针对性的派出士兵，使每个人的力量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套军事制度被称为“武卒制”。
李悝变法有效地抨击了旧制度，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强盛的国家。变法同时掀起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各国纷纷变法强国，最终汇成了一股时代潮流，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显著的一场变法运动。
2.楚国
楚国是战国初年领土最大的国家，但由于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使得国力异常衰弱。公元前402年，楚悼王即位。刚刚即位的楚悼王就受到了来自赵、魏、韩等国的进攻，楚国自然无力抵抗。公元前391年，赵、魏、韩又再度伐楚，大败楚军于大梁，楚国丧失大片土地。万般无奈之下，楚悼王只得重金贿赂秦惠公。最终在秦国的帮助下，与赵、魏、韩讲和。这一事件给了楚悼王很大的打击，他认为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状况，必须改革，振兴国家。恰巧这时，吴起因在魏国受到排挤和猜测逃至楚国，吴起的才智得到楚悼王的赏识，于是楚悼王任命吴起为宛（河南南阳）守，把守北部边境，防止赵、魏、韩的进攻。公元前382年，吴起被任命为令尹，主持变法，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打击旧贵族。规定凡是封君传到第三代就收回其爵禄，废除公族中疏远者的特殊待遇，把一些旧贵族迁移至荒凉的地区，这样就从政治和经济双方面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
（2）精简官职。将现存官职中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废除，削减过高的官吏俸禄，省下的钱用于训练士兵，增强国家军事实力。
（3）整顿吏治。要求官吏一心为地主阶级效力，别无二心。
吴起的变法，沉重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使得楚国国力大增，也加速了楚国的封建化进程。
3.秦国
秦国的经济一直发展得比较缓慢，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决心大力改革，因此十分注重对人才的选拔，求贤若渴。商鞅就是这个时候走进秦国，用“强国之术”说服了秦孝公。秦孝公让商鞅主持变法，商鞅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350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主要有以下内容：
（1）废井田开阡陌。以法令的形式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把原来的小田界统统破除，变为两百四十步一亩，重新设置田界，不准擅自移动。把土地授给农民，允许其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2）建立军功爵制。规定了军功爵位的获得以在前线杀敌的多少来计算，杀敌越多奖励越厚，建立了一套军功爵制度，按照爵位的高低给予不同的特权。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君的宗族中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公族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这对旧贵族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但对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有下层士兵来说都是一个鼓励。
（3）重农抑商。商鞅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是“本业”，而其他的商业和手工业是辅助农业的副业，称为“末业”。为保证国家的财力，商鞅规定：凡努力耕作多缴纳租税者，可免去其徭役；反之，弃农经商或者因不思耕作而无法缴纳租税者一律没入官府为奴。积极招募无地农民来秦国开荒，加重关税迫使商人弃商务农。为增加劳动力积极鼓励生产，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的，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女子到一定年纪必须出嫁；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人口增加、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4）统一度量衡。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一尺约为今0.23米，标准量器为一升，约为今0.2公升。
（5）推行郡县制。将许多乡、邑合并成县，每个县设立令和丞等官职来掌管全县的大小事务，县直属于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6）什伍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有彼此监督互相纠察告发“奸人”的责任。如若发现“奸人”不告发，处以腰斩；如一家藏匿“奸人”，则什伍连坐受刑。
商鞅变法废除了奴隶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美好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秦国也一跃成为战国时代国富兵强、最有战斗力的国家，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4.赵国
赵国在赵烈侯（公元前481—公元前387年）时采纳牛畜的建议，提倡仁义，行使“王道”，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都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后赵烈侯又采纳荀欣和徐越的建议，在官吏选拔上选择贤人和能人，按照个人能力安排职位；在财政上主张节财俭用，避免浪费。经过这些有效的改革，赵国的封建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5.韩国
在各国变法都风起云涌之时，韩昭侯也认识本国在国力等方面尚处于落后状态，不变法就有可能亡国。在各国的变法中，魏国的变法影响较为深远，韩昭侯希望效仿魏国的李悝变法。因此，公元前355年，韩昭侯选用了与李悝同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申不害主持变法。
申不害建立了一套因功行赏的制度，强调“术”的重要性。所谓“术”就是专制君主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申不害主张国君应该“独断专权”掌控最高统治力，喜怒不形于色；要求官吏都能人尽其责，不越权；经常对官吏进行考核和监督。申不害的变法加强了中央集权。申不害在韩国十五年，诸侯不敢来伐，国家经济得到极大发展。
6.齐国
齐威王即位之初，终日沉迷酒色，不理朝政，齐国内政混乱，直至外敌入侵，齐威王才幡然悔悟，决心努力振兴齐国。齐威王善于纳谏，尤其是不同意见。平民邹忌鼓琴自荐，劝谏齐威王：任用贤臣，铲除奸佞之臣，体恤民情，休战养民方能成就霸业。齐威王觉得邹忌言之凿凿，认为他是个人才，封其为相国，改革政治，整顿朝政。
即墨大夫为人质朴，勤理政务，人民富裕，但不善于交际，故常遭人诽谤诋毁；与之相反的阿大夫，不思进取，所管辖之处田地荒芜，戒备松懈，但阿大夫用重金贿赂齐威王左右，终日为其美言。齐威王派人调查后，得知事实并非所耳闻的那样，立刻召回两位大夫。齐威王即位九年，即墨大夫因在政事方面极有成就，齐威王赏赐他万户食邑。同时，阿大夫不思朝政，百姓贫苦，又重金贿赂国君左右替他美言，被齐威王识破，将阿大夫处以烹刑，并下令全国：不论是谁能够当面指出君主过错的，都可以得到最高奖励；上书指出错误的，可以得到中赏；大庭广众议论君主过失的，可以得到下赏。由此一来，齐国上下进谏蔚然成风，很多弊端都被一举革除，政治昌明。
齐威王注重军事力量的培养，他以田忌为司马，孙膑为军师，刻苦训练，同时加强边境防守。齐威王末年，齐国一跃成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
7.燕国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听信佞臣之言让位给子之，收回三百石俸禄以上大官的官印，由子之重新任命。燕王哙效法尧舜的举动引起旧贵族的强烈不满。公元前314年，旧贵族发动叛乱，子之虽出兵平定了叛乱，但后遭到齐宣王的武力干涉，子之兵败被杀，燕国几近亡国。随后燕昭王即位（公元前311-公元前279在位），奋发图强，自身勤俭，重金招纳贤士，但很多人认为燕昭王只是叶公好龙，并不是真心想要招揽贤才，因此对于燕昭王招贤的举动都处于观望之势。燕昭王久招贤士未果很是苦恼，于是有人提议让燕昭王去找贤者郭隗。郭隗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求千里马但只得马骨”的故事，大意是说古时有个国君宠爱千里马，听闻某处有一良驹，于是派人去买。不料使者到达之时千里马早已病死，无奈之下使者用一半钱买了马骨。得到马骨的国君很生气，但使者却说现在有人知道国君用重金买了马骨，足以表明国君爱马的程度，日后自会有人源源不断地送马来的。最终的事实证明使者的话是正确的。郭隗又说自己愿意当马骨，来为燕昭王引出天下贤士。郭隗自言，如果像他这样才能不高的人都能得到敬重，那么天下有才之士都会前来归附的。燕昭王明白郭隗话中之意，想要求贤才就必须要体现出对贤才尊重的态度，这样才会吸引更多贤才前来投靠。燕昭王马上命人修建了一座精致的房子给郭隗居住，并把他当成老师来尊敬。各国有才之士看到燕昭王的举动，纷纷前来效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乐毅。乐毅深得燕昭王的赏识，被封为亚卿。乐毅训练军队，整顿国政，在时机成熟之际为燕昭王制订了“举天下而攻之”的伐齐策略，指挥联军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得到乐毅等人的帮助，燕国逐渐强大起来，气势一度胜过了齐国。
各国的变法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封建化的变革，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保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通过变法，各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形成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秦在西，齐在东，韩、魏居中的七雄并存的局面，七国交战的序幕自此正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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